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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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史的研究方法

读者手中的这本全球史研究的论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论文结集,而是一批原创性的学术研究(original research)的汇合,它是十几位学者花了几年时间,通力合作,集体劳动的结晶。全球史研究,首先要求学者开拓视野,跨越各自的学科藩篱,参照多语种的原始文献,并对现代学科本身的谱系作出全面的梳理和反省。本书所体现的如此规模的全球史研究,在国内学术界可能尚属首例,但这仍然是抛砖引玉,期待更多更好的全球史研究在未来出现,大家共同努力,来改变现存的学术格局。

作为编者,我需要对这本论文集的方法论做一点说明。

其一,本书从事的全球史研究,固然涉及“文明”概念的传播,但它既不是概念史,也不是关键词研究。 除少数例外,概念史研究经常将词汇(word)与概念(concept)混淆不清,这不能不说是思维上的误区。人类创造的大量视觉符号和书写符号,数码、色谱、地图、音符、手势、图表、绘画、摄影、电影剪辑等都属于概念的范畴,但不一定属于文字或语言的范畴。例如,本书姜靖的文章涉及万国博览会的有色人种展示,这种空间展示属于文明等级的概念范畴,但不能被当作词汇来处理。威廉姆斯的关键词(keyword)研究在方法上和概念史不谋而合,它也经常把词汇和概念混淆起来,类似这样的研究既不能严谨地处理字词,也不能构成严格意义的概念史。我在近期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这些误区有一些方法论上的辨析,故在此不赘,参见Lydia H. Liu,“Shadows of Universalism: The Untold Story of Human Rights around 1948”,Critical Inquiry 40(Summer 2014):385-417。严格地讲,本书的研究对象是跨国、跨地域、跨语际的话语实践,因此,其研究范围必然包括学术建制、媒体技术、地球版图、视觉展示、科学技术、国际法,以及形形色色的书写行为、翻译行为和学术行为。我们集中关心的问题是,这些跨国、跨地域、跨语际的话语实践如何创造了当今的世界秩序?

其二,全球史与世界史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世界史的思考往往将本国的历史排除在视野外,而国别史的研究者又通常只问本国史,鲜有涉及他国历史。这种知识上的分工一直都很流行,在世界各地大同小异,这给人们认识世界造成一些不可避免的盲区。排除国别史,仅仅是世界史写作的弊病之一。长期以来,世界史写作本身就是文明等级话语一再被生产、被复制的重要文类之一。详见本书程巍对世界史写作的分析。相比之下,全球史在研究方法上获得了重大的突破,它不分国别史和世界史,而是把本国的历史置于全球地缘政治的大范围中来进行互动研究,因此,本国的问题同时也是世界的问题,世界的问题也是本国的问题。这样的全球史研究,近些年在国际学术界也是新领域,也一直在探索之中。可以说,这部论集及时加入了全球史方法论的探索,力图为国内外的研究开出一条新路径。

其三,本书的研究强调话语实践,它与传统思想史的做法有着根本的区别。传统思想史以思想家的思想轨迹为对象,或选取概念与概念的关系,或着重于思想的沿革作为研究主线。与之相比,话语实践的研究对象不是对抽象思想的陈述和分析,而是把思想作为活生生的言说、书写和其他实践(包括数字图表、国际条约、图像、时空的组织方式等)来对待,目的是研究和分析这些行为实践如何进入社会、打造学科、感化人心、发动变革、创造历史等。也就是说,只有通过话语实践的研究,我们才可能同时考察以地球的空间和以地球上的人心为轴线的双重结构的地缘政治。

其四,在全球史的视野下展开话语实践的研究,必然要求跨学科的思维方式。跨学科不是一种时髦,而是由于成熟的学科日趋狭隘和封闭,已经阻碍了新鲜知识的发明和创造。这种状况需要大家共同去变革和突破,所以,一个学者究竟选择维护学科正统,充当卫道士,还是努力将现代学科向时间、向历史、向思想的追问敞开?这对今天的学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选择,本书选择的是后者。假若我们选择维护学科正统,那么就没有必要去质疑现存的知识结构及其合理性,也就无从深入了解知识与统治、知识与生存、知识与世界的种种历史和现实的复杂关系。

其五,当今的话语实践研究不能仅以母语或单一语言为媒介。全球史的视野,要求每个学者获得处理至少两种以上语言的原始文献或档案的能力,同时还必须把握国内外同类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包括外文著作和期刊)。这部论集的作者力所能及地使用了外语原始文献,并努力了解在中文学界之外,学术研究的前沿究竟在哪里。值得一提的是,在本书的作者所发掘的大批的第一手和第二手外文资料中,许多内容都是首次向中文学界披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