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根据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的说法，真正的艺术是拒绝的艺术、抗议的艺术，即对现存事物的拒绝和抗议。换言之，艺术即超越：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或艺术之所以有存在的价值，是因为它提供了另一个世界，即可能的世界；另一种向度，即诗性的向度。前者在庸常中追寻或发现意义并使之成为“陌生化”的精神世界，后者在人文关怀和终极思考中展示反庸俗、反功利的深层次的精神追求。[10]之二是文化批评家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的说法，他认为大众（通俗）文化即日常生活文化，其消费过程则是依靠文化经济自主性对意识形态霸权进行抵抗的过程。[11]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肯定了“严肃文化”和“通俗文化”的存在价值。另一方面，当代世界文艺的实际情况也为某些理论提供了依据。于是，那些倾向于作者本位，追求个人表现，注重形式的作品被称为“严肃电影”（或“文艺片”），而那些倾向于读者本位，追求市场效应、感官刺激的作品被认为是“通俗电影”（或商业片，甚至商业大片）。

我们心知肚明，人类文明的历史是取代性、颠覆性和不可逆性的。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而今跨国资本主义正在使人类价值、审美乃至语言向资本支配者趋同。于是，人类文明的生态危机必然显形，而且已然显形。一切悖逆只不过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是，存在不一定合理，必然不等于理想。于是，尽可能地守护美好的民族传统不仅是出于文化生态多样性的需要，更是重情重义的君子之道、人文之道。而文学在这中间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盖因文学艺术是加法，向着理想而在，而且不可再造。套用阿瑞提的话说，如果没有哥伦布，总会有人发现美洲；没有伽利略，也总会有人发现太阳黑子；但若没了莎士比亚或曹雪芹，又会有谁来创作《哈姆雷特》或《红楼梦》呢？这种不可替性和偶然性决定了文艺作为民族文化基因或染色体的重要地位。此外，文艺的伟大传统之一是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保守。孔子克己复礼是因为“礼崩乐坏”；王国维之死是基于“今不如昔”　（即“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反顾”）。当然，这并不是说只有传统的才是美好的，而是在于如何使传统获得升华与新生。瓦格纳的名言是“不要模仿任何人”。即使模仿也是为了创造的继承，而非简单复制。撒切尔夫人关于中国只产出商品、不输出思想的说法显然是指斥我们缺乏思想。

我们当然不缺思想，但伟大思想的形成并不能一蹴而就，文艺理论亦然。如今，我们并非没有可能，更不应坐以待毙。除了探寻和把握事物规律，我们拥有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及国际国内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等极为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遗憾的是目前充斥我国文艺界仍有不少山寨版产品，以至于某些精神垃圾较之有毒食品、伪劣货物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学术伪命题及去中心化现象比比皆是；文艺语言简单化（却美其名曰“生活化”）、卡通化（却美其名曰“图文化”）、杂交化（却美其名曰“国际化”）、低俗化（却美其名曰“大众化”）等，以及工具化、娱乐化等去传统化趋势在网络文化的裹挟下势不可当。进而言之，作为我们民族文化根脉和认同基础的母语正日益面临被肢解和淹没的危险。看看我们的文艺作品。首先是影视界英雄唱罢夜宴摆开；一边是十面埋伏，一边是太虚无极。一掷亿金的喧哗和骚动弄得众人眼花缭乱，但归根结底，除了骗得亿万票房，留下的多是形过饰非之憾：不是情节蹩脚，不知所云；就是主题陈腐，恍若隔世。即使拍人马屁，也拍错了地方。若是拿《泰坦尼克》或《拯救大兵瑞恩》比附，则差距洞若观火。我们的所谓“大片”，除了靠花哨赚足票房，大多没有灵魂，更没有过硬的情节、鲜活的人物，好不易拍了部“有血有肉有灵魂”的《金陵十三钗》，也必得由洋人前来支撑门面。比较极端的例子还有新近的《亲密敌人》。但凡敏感一点的、读过都德《最后一课》的人都会毛骨悚然，因为放弃母语才是真正的釜底抽薪。面对外邦入侵，都德借人物“老师”之口对同学们说：“只要法语不灭，法兰西将永远存在。”而当今世界，弱小民族（部落）的语言正以高于物种灭绝的速率迅速消亡。难道我们不应对自己的语言危机有所警觉吗？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的许多知识分子尚且缺乏意识和警觉，况乎少男少女！在同属西方体系的欧洲，譬如法国、德国、意大利或西班牙等，像《亲密敌人》这样的影片大抵不会有人去拍，且不说它所张扬的是那样一种浮世绘式的西化生活。

凡此种种所承载或导致的价值混乱和认知错乱愈演愈烈。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然而，危机是全人类的。用我们古人的话说，“城门失火，殃及鱼池”；“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如今，就连某些西方国家的知识精英也感到了来自资本主要支配者的话语压力。都德所谓“只要法语不亡，法兰西民族将永远存在”的著名论断有可能反转而成为箴言。强势的资本话语似黑洞，正在饕餮般吞噬各弱小民族赖以存在的基础。传统意义上的民族文学作为大到世界观，小至语言、风俗、情感等的重要载体，正在消亡。其症候之一便是日益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国际化”（主要是美国化）流行声色。

人类借人文以流传、创造和鼎新各种价值。民族语言作为人文核心，其肌理决定了它作为民族认同的基础和文化基因或精神染色体的功用而存在并不断发展。因此，民族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它也是民族的记忆平台、审美对象，而且还是民族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这就牵涉语言与民族之间分难解的亲缘关系。正因为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有人问及丘吉尔莎士比亚和印度孰轻孰重时，他说如果非要他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那么他宁要莎士比亚，不要印度。当然，他这是从卡莱尔那里学来的，关涉英国哲人对传统的理解。问题是，我们在做些什么？从幼儿到研究生，国人对英语的重视程度已然远甚于母语，以至于不少文科博士不擅用中文写作，罔论文采飞扬。于是，有家长愤而极之，居然将孩子关在家里并用《三字经》、《千字文》及四书五经等弘扬“国学”、恢复“私塾”。殊不知人类是群居动物，孩子更需要集体。

多么可怕的两难选择！但是，终究是西风浩荡，好莱坞、迪士尼、变形金刚等占据了全球儿童的共同记忆，而英语正在成为许多中国孩子的“母语”。这才是最糟糕的。

奇怪的是，同样作为好莱坞的“他者”，中国学术界，尤其是影评界却鲜有学者发出类似于美国女权主义者那样的铿锵声音。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外国商业片调研”有意弥补这个欠缺，以期引起相关人等的注意。然而，条件和学识所限，本调研只能是个粗陋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