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研究内容

本书以企业运营管理中的情报失察为主题，因此，首先需要厘清“何谓情报失察？”以及“企业情报工作机制及关键影响要素”等基本问题。

1.3.1 “情报失察”的概念与内涵

要理解“情报失察”的内涵，可以从分析学术文献中相应术语的定义开始。笔者在EBOSCO、ProQuest、WOK及中国期刊网等大型数据库中以“情报失察”为关键词进行了检索，并对搜索结果进行了分析汇总，以提取对“情报失察”的学术定义。

“情报失察”一词最早源于对国外文献中intelligencefailure的翻译。虽然有数百篇文章的主题与intelligencefailure相关，然而对于此术语的界定却少之又少，就仿佛它是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始终处于情报学研究前沿的美国学术界在涉及此概念时也多是匆匆带过，或一开始就明确指出某事件是典型的情报失察案例，却很少深入探讨其内涵和外延。究其原因，大致有两点：第一，情报价值观不同。国外对于情报失察的研究多集中于政治、军事领域，由于学者们对这些领域内情报的角色尚未达成共识，因此很难形成一致的情报失察概念的界定。例如，大部分学者认为，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调查中的失败属于情报失察范畴，反映了美国情报部门在搜集、分析情报诸环节的缺陷。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情报的终极目标是维护国家利益，从这个角度而言，该案例中的情报很好地支持了美国的既定战略和规划目标，应该视之为一种成功。第二，研究视角的差异。例如，决策与情报的关系始终是美国情报界热议的话题，对此持不同观点的专家学者形成两大阵营，一派认为情报应积极参与并影响决策的制定，另一派认为情报的职责是提供中立、客观的事实分析，而是否使用情报产品则是由决策者决定的，与情报无关。从这两个不同的视角分析同一事件，会产生对情报失察的不同观点。单纯从情报生产的视角而言，海湾战争中美国的情报工作是非常成功的。在伊拉克发动对科威特的攻击之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就做出了“伊拉克即将发起战争”的预测，并将情报及时提交给了美国总统。但是，出于对复杂国际形势的考虑以及从其他中东国家首脑那得到的保证，美国总统对于此条情报没有采信，也没有采取任何有针对性的行动。最后，战争还是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爆发。若从结果来看，情报未能改变决策，无疑又是失败的。由于这些原因，在对intelligencefailure进行研究时，大部分专家学者采用各取所需的方式进行“点状”研究，即根据文章主题或所选案例在某个层面划出部分研究范围，再进行深入的分析。这就使目前对于intelligencefailure的论述多种多样，侧重点和研究视角各不相同，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下。

简特里（John A.Gentry）在《情报失察重构》（Intelligence Failure Reframed）一文中指出，在国家层面上，intelligencefailure是指没有对重大事件做出预警或激发适当的反应，其分类如表1-1所示。

茂茨（Zeev Maoz）认为，intelligencefailure的形式多样，概念的边界模糊，因此对它的研究必须置于情报流程的框架之下，通过与成功的情报行为进行对比才能明确其含义。

约瑟夫和克鲁格兰斯基（UriBar-Joseph&ArieW.Kruglanski）指出，尽管情报机构得到了充分的信息，却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分析，这种现象可称为intelligencefailure。

RichardBetts提出，由于情报本身的局限性和缺陷，intelligencefailure具有先天的成因，无法避免。

维基百科中对于intelligencefailure的定义是情报循环中的缺陷引起的后果，并将情报循环分为需求、搜集、挖掘处理、分析生产、传播使用和反馈六大步骤。这种将情报生产与使用囊括在内的大流程观点也是目前分析情报失察的主流视角。

国内学术界对于intelligencefailure的翻译存在多种形式，目前的情况是“情报失察”、“情报障碍”和“情报失误”均被认为是intelligencefailure的等价中文表达，其中以“情报失误”的译法最为常见。与国外的情况类似，国内学术界和情报界也鲜有对该术语的明确界定。

刘肖岩在研究了俄罗斯反恐行动中的情报工作后提出，情报失误主要是指“没能提供足够的预警性情报”，并从搜集失误、情报交流失误与追捕行动失误三个环节探讨了情报失误的具体表现。

周玲将危机管理中的情报失误视为危机管理的四个阶段中情报服务与支持功能的缺失。

潘天飞指出，“情报失误可以发生在情报工作的各个环节，但主要发生在情报分析环节，有效控制分析的过程和提高分析人员技能有助于减少失误。”由此可见，他将情报分析失误作为情报失误研究的核心和重点。

沈固朝的《情报失察——西方情报研究的重要课题及其对我们的启示》是最早将intelligencefailure翻译为“情报失察”的学术论文，他认为，“情报失察曾过多地被归诸为高层决策者们‘不利用情报’或‘不相信情报’，实际上，对信息的过分过滤和诠释也造成了对危机信号的忽略和误判。因此，由于人而非信息系统的错误是造成情报失察的主因。”文中指出，对于探索情报人员和决策者的关系从认知学理论和情报文化的角度进行研究，能使情报分析更具洞察性。

缪其浩认为，对于重大国家安全事件应进行情报失察调查，调查包括两大部分，其一是审视情报工作是否失职；其二是调查决策者有没有忽略所获情报。根据缪其浩的观点，情报生产中的失察和情报使用中的失察都应该纳入情报失察的研究范畴。

孙守鹏提出“情报障碍”的概念来指代情报工作过程中的种种不利因素，并认为，情报与决策之间的关系是导致决策失误的关键原因。他认为，那些并非由情报本身缺失所造成的决策失误不能称为“情报失误”，用“情报障碍”的称谓更为妥当。

从不同角度看，上述各定义都能成立，只不过研究侧重点各异，往往反映的只是情报失察问题的某个或某些方面。综观这些定义，可以得出情报失察概念包含的主要内容。

第一，情报失察必然给组织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依据组织性质、规模的不同，对“重大损失”的定义各有不同，既可以是超过一定数额的经济损失，也可能是战役失败、负面社会影响或环境破坏等。但需仔细甄别情报与失败之间的关系，确定是由情报引起的重大损失才可归入情报失察的范畴。

第二，情报失察与“人”的错误有关。这也是本文倾向于将intelligencefailure翻译成“情报失察”的主要原因。“察”在现代汉语中有“观察、审视、分辨”之义，强调人对事物认识的主观能动性。无论现代科技如何发展，也无法替代情报工作中人的判断。因此，“人”始终是情报工作的核心要素。Intelligencefailure主要研究个人、群体和组织所产生的情报生产和使用中的错误，因此翻译成“情报失察”比“情报失误”或“情报障碍”更加贴切。无论是持有“情报应保持客观中立”的传统情报观，还是持有“情报应积极参与决策”的现代情报观，学者们普遍认为人的因素与情报失察密切相关，只不过传统情报观影响下的学者们更注重情报人员在“分析”过程中的失误，而现代情报观影响下的学者则认为“决策者未能有效使用情报”也属于情报失察的研究内容。

第三，对情报失察的研究往往以情报功能为基础或依据。情报失察是一种后果，也是组织情报工作的一种表现，这种表现的本质或起源是组织情报工作在功能上的失灵。情报失察会给组织带来损失，往往影响重大。美国的情报失察研究重视案例的选择和分析，我们注意到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是从组织的重大失败案例中剖析情报的失误。这一方面证明了情报对于组织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说明，情报失察应能体现在组织行为的结果上。由于现代决策环境的多变性与不确定性，也由于情报工作的依附性与隐蔽性，情报失察的研究必须依赖对组织的行为及其后果进行分析。但以决策是否成功来判定企业是否存在情报失察又显得过于武断，糟糕的情报未必造成失败的决策，而成功的情报往往由于种种原因也会带来失败的后果。因此，能够外显于组织行为的“情报功能”是考察组织情报失察的可行选择。

第四，情报失察的表现多种多样，现有研究主要涵盖了三种类型的情报失察：一是错失所需情报，如“9·11”事件；二是提供错误的情报，如珍珠港事件；三是谋略失当，如SARS初期多个地方政府错误的危机应对策略。“错失所需情报”是指由于组织对信息环境和早期信号的不敏感或不熟悉，导致错失本应获取的情报；“情报错误”是指由于各种原因，如分析师的能力不足、情报政治化倾向、交流不畅而向决策者传递了错误的情报；“谋略失当”是指基于情报分析所提出的决策建议是错误的，无法达到组织预定的目标。

1.3.2 企业情报工作的特征

将“情报失察”概念引入企业运营管理这一特定情境中，将赋予该概念更为具体化的内涵与意义。由于目前对于“情报失察”的定义，大部分来自政治军事情报领域，要准确把握企业情报失察的内涵，首先必须理解企业情报工作与政治军事情报工作的区别与联系。

企业情报工作与政治军事情报工作的主要区别包括三点。

第一，目的不同。政治军事情报的终极目的是为国家利益服务，国家利益的内容多种多样，包括经济利益、国家安全、外交关系和国际形象等。政治军事情报究竟为哪一种目的服务取决于具体事件、情境和国家的立场。企业情报工作的目的比较单一，即为企业赢得竞争优势，最终表现为企业创造的利润增加。

第二，手段不同。虽然政治军事情报工作也重视对公开信息的分析，但“机密”信息也是其关注的主要对象。为了获得必要的机密信息，政治军事情报工作会采取“隐蔽行动”作为手段，“隐蔽行动”可以是以技术为主的活动，如无人机侦查或信号拦截，也可以是以人力为主的活动，如间谍。这些活动往往会突破法律的界限、触碰伦理道德的底线或侵犯个人的权利，但只要情报活动是为了国家利益，就都是被默许的。企业情报工作则必须针对公开信息或半公开的“灰色信息”，而不能踏入“窃密”的禁区。进行信息收集的手段也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符合商业道德伦理。

第三，工作任务不同。政治情报工作主要为政府决策服务，其工作内容包括为政府的行动搜集所需的一切有关国外的信息，为国家政策制定提供支持，对政策执行效果进行评估，对国际形势的关键变化和冲突局势做出判断和预警，保障国家安全，防范威胁到本国利益的跨国行动等。军事情报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对敌方军事思想、战略方针、作战意图和计划进行分析判断并做出预测，对敌方的军队编制、装备和部署（特别是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配置）、指挥官和部队素养、作战特点深入研究，提供关于敌方的政治、经济、科技、天气和地理等客观情况的准确描述。企业情报工作则包括竞争环境监视、危机预警、对企业决策提供支持、为企业战略实施服务、对竞争对手进行跟踪分析、对本企业的机密信息实施保护、防止泄露等。

除去上述三点主要的不同，企业情报工作在工作的对象、可调动的资源等方面与政治军事情报也存在较大的差异。但同时，它们之间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由于政治军事情报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时间远远早于企业情报工作，因此后者借鉴了前者的理论和方法。政治军事情报工作与企业情报工作都以情报学、谋略学为理论基础，因此它们具有很多共同的性质，如对抗性、智谋性和保密性。战争游戏方法、竞争性假设分析法、决策人员分析法等政治军事情报工作中常用的方法也被移植到企业情报工作中，并得到广泛的应用。政治军事情报领域的精英人才直接参与企业情报工作，更是极大地促进了两者之间的交融，推动了企业情报工作的发展。

现代企业之所以需要情报是因为新技术层出不穷，竞争态势不断变化，经济全球化和企业重组快速发展，竞争对手更具有攻击性，商业信息超量过载，竞争环境日益复杂多变。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浪潮中，情报能力已经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构成元素。

1.3.3 企业情报失察

综合前文对情报失察和企业情报工作特性的分析，本书认为，企业情报失察是指在竞争·8·性的商业环境中，由于“人”的失误，企业情报工作未能发挥出应有的功能，从而造成情报产品或情报服务中的疏失，给企业的运营管理带来负面影响的现象。

概念的内涵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企业情报失察主要探讨企业情报工作中由“人”的因素导致的情报功能失灵，“人”包括企业的管理者、普通员工和情报分析人员。由于现有技术的缺陷和硬件条件不足造成的情报功能受限则不在本研究的范围内。第二，考察一个事件是否企业情报失察要从两个角度分析，其一是情报功能是否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其二是给企业的运营管理是否带来了负面影响，包括利润损失、效率降低等。第三，企业情报失察直接表现为企业的情报工作无法提供恰当的产品或服务，例如，无法提供决策者所需要的情报、提供错误的情报、未对危机事件发出预警、企业敏感数据泄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