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葡萄牙帝国的撤退

大量葡萄牙人从殖民地涌回母国是一段令人心碎的回忆，像一道血流不止的伤口，深刻地影响着这个民族在内政和外事上的心态。同时，这些变故还令这个国家长期处于难以挣脱的贫困之中。去殖民化历程在心理上和政治上均重创了葡萄牙，葡萄牙领导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与中国就澳门问题展开谈判的。帝国突然崩溃带来的影响逐步释放，笼罩着谈判的每一个阶段，整个谈判过程都波澜不惊，葡方表现乏善可陈。葡萄牙右翼（启动谈判的政治力量）此刻所秉持的策略完全是恐惧和不惜一切避免再受创伤的产物。如此重重束缚之下，葡萄牙在谈判中寸进尺退，得不偿失。恐惧心理使葡方代表自乱阵脚，裹足不前，只能小心翼翼地保守行事，避免冒险。而中方则大胆利用了葡萄牙的脆弱心理，确保在谈判中占据优势地位。

葡萄牙帝国崛起于15世纪，到20世纪中叶，它称得上是欧洲最古老的帝国，尽管它在东方建立的商业帝国早在17世纪初就已瓦解，但野心勃勃的政客和殖民狂热分子总渴望重振葡萄牙的往日雄风，像以往那样通过远征去开发异域领土、发掘财源。留住往昔辉煌的愿望，支撑着葡萄牙人尽力保留他们长期据居的印度、帝汶和澳门等地区。

除了东方，葡萄牙帝国的另一基业是巴西。尽管直到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之前葡萄牙对巴西还有一定程度的经济影响，但对巴西的直接的统治于1822年已告结束。包括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佛得角以及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等国家在内的非洲国家也曾是葡萄牙帝国的第三个中心，19世纪葡萄牙帝国早已势微，但在19世纪末欧洲列国瓜分非洲的混乱中，葡萄牙仍设法挽救了其在非洲的势力范围。

在被外来强权征服的殖民地上，被殖民的宿主和寄生的殖民者之间是共生关系。殖民地的定义是“被外来政治势力强占……这个拥有政治强权，或是在族群或文化上占据优势的人群，往往将依附地区的资源和机构置于其支配之下，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而去殖民化则是指“为了永久地终止政治强权控制殖民地的状况并与之建立新型关系而采取的措施”。包括葡萄牙在内的欧洲强国宣称欧洲人对“弱势”地区的民族负有帮助其进步的责任。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殖民主义有两种类型。欧洲殖民国家不是采取英国式的自治模式就是法国式的同化模式。同化的想法产生于法兰西人的民族共识，他们认为“土著人”势必仿效法国的文化和语言，直到他们成为法国公民，最终在法国议会获得议席。法国宣称自己持有教化使命，要将文明带到世人眼中无法自我治理但尚可教化的野蛮人中去。

英国则以放权的思路构建其帝国，寻求不干预当地事务的治理方式，而法国则秉承干涉主义，所以更容易被卷入因殖民地而起的战事。尽管倾向于集权式的治理，法国政府还是看重平等和公平，而英国政府则倾向于分散治理，扶植当地人承担治理的任务。与法国不同，英国人参透了帝国的短暂性，清楚地认识到独立是殖民地不可逃脱的命运，是由其本质决定的，所以几乎从来没有将殖民地臣民归化为英国公民的念头，而是致力于开发殖民地自治的潜力。

葡萄牙深受法国模式影响，这在1932年7月新任葡萄牙内阁总理萨拉查上台后达到顶峰。萨拉查的统治理想由他亲手炮制的“新国家”（Estado Novo）路线所体现，在模仿法国殖民典范的基础上，这套新的法则和目标成为葡萄牙海外政策的基础，确定了20世纪初葡萄牙殖民政策的取向。除澳门和帝汶外，葡萄牙殖民体系是集权、行政自治和文化同化的典型。葡萄牙声称，通过类似交叉授粉的方法，他们预见在殖民地上将出现一种新文明，它富有当地特色，葡萄牙公民和其他种族公民在其中将享受到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如同法国人一样，葡萄牙政府宣称他们与殖民地之间关系特殊，帝国政府在本质上是独裁的，它将各处殖民行政枢纽的统治机器统合起来。1930年发布的《殖民法案》（Acto Colonial）试图将“适度自治”与殖民集权结合起来，以掩盖独裁的事实。

二战后，欧洲列国普遍无法维系殖民地，开始半主动、半被迫地从殖民地撤离，导致非洲大陆的殖民主义在仓促间宣告终结，唯独葡萄牙没有顺应这个历史潮流。学者们对这一大趋势解释不一，一些将其归咎于欧洲军事力量的衰落，一些认为欧洲大多数殖民帝国的国内政策受本国舆论影响，舆论要求政府制定更加积极主动的殖民地政策。同时，新的价值体系在全世界兴起，该体系质疑殖民主义的合法性及其存续的可能性，强调殖民体系有剥削压迫的一面。

196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标志着反殖民主义成为时代的新口号，殖民属地人民的自决权得到声张，一切旨在拖延独立运动的借口都遭到谴责。

然而，葡萄牙对这些变化视而不见，决意保住被其划为海外省的殖民地。里斯本打出中立牌，拒不接受二战后国际形势演变的结果，对世界事务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态度，一些对其有利的局面更令葡萄牙有恃无恐，例如受邀加入马歇尔计划，葡英联盟，进入北约（由于二战期间及战后盟军使用亚速尔群岛作为空军基地）等。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葡萄牙政府得以维持相当的国际地位，因此葡属非洲殖民地得以存续，葡萄牙并未受到使其主动去殖民化的压力。

葡萄牙抗拒去殖民化，可以从许多方面得到解释。一些学术研究的作者认为，葡萄牙作为一个贫穷的资本主义国家，离不开海外市场和外汇（用以抗衡国际收支危机），因此不愿面对殖民地来日无多的现实。对葡萄牙来说，殖民地不仅是其权势的象征，而且有着相当重要的经济意义，是其能享受特惠待遇的市场和获取廉价原料的来源，还能帮助葡萄牙创造和储蓄外汇。如果事实的确如此，里斯本可以从开发殖民地的自然资源中获利良多。对葡萄牙而言，如果在当时改采新殖民主义政策，在经济和财政上都是毫无益处的。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是不合时宜的观念造就了葡萄牙与殖民地之间不合时宜的关系。例如，葡萄牙人认为某些殖民帝国可能因为殖民地治理成本过高而解除正式的殖民关系。当时的葡萄牙外交部部长弗兰科·诺盖拉（Franco Nogueira）就曾论及，在非洲去殖民化的混乱过后，葡萄牙的经济或意识形态可以占据更广阔的地域，然后以此为基础建立一种新型的殖民关系，毕竟，就算降下旗帜、削减经费，母国仍旧可以通过控制当地权贵达到开发利用前殖民地的目的。这种提法背后的心理是，假如20世纪50年代就完成去殖民化，葡萄牙还能通过非殖民的方式影响前殖民地并从中获取更大利益。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殖民地养活了殖民中心，而非殖民中心养活了殖民地。

从20世纪50年代起，国际经济局势出现了转变的迹象，葡萄牙国内经济环境也受到影响，上述理论的基础被动摇。到了60年代，葡萄牙开始将投资重心放在欧洲，葡萄牙移民也更倾向于前往法国和美国，而不是非洲，葡萄牙在非洲原本获利丰厚的商业也受到人口流向欧美的影响。实际上，由于帝国的财政呈现疲软的态势，殖民地成为母国公共财政的负担，也阻碍了葡萄牙与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到了70年代早期，葡萄牙的对外贸易向欧洲倾斜，超过了殖民地在贸易总额平衡中所占的比重，非洲殖民地也不再是外汇的唯一来源，旅游业和移民汇款带来的外汇迅速将其超越。

殖民地的经济价值倒在其次，它更多的是象征着葡萄牙的荣耀，承载着国家已然衰减的政治威望和国际地位。此前围绕殖民地的战事似乎也是“为政权而起，而不是为了拯救经济”。葡萄牙国内广泛认为“新国家”政策所指的帝国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追求而非经济目标，撤出殖民地给葡萄牙人带来的心灵冲击太大，相对来说，他们宁可背负维持一个继续萎缩的帝国的成本。葡萄牙民众对殖民地的象征意义的理解和心理影响的敏感程度，决定了葡方此后解决澳门问题的立足点，对葡萄牙政客来说，澳门问题的敏感性对其国内政治进程具有直接影响。

萨拉查利用民族主义和帝国伟业的神话所获取的社会和政治上的一致支持，成为他进而操控政权的基础。萨拉查精明地运用这些道具来加强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地位，从而进一步紧握权柄。葡萄牙人接受了由本土和殖民地共同构成“统一大葡萄牙”的理想格局。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葡萄牙国内才出现反对萨拉查政策的声音。

萨拉查还通过联合国巩固其在国际上的地位。“新国家”路线强调，葡萄牙的殖民主义与受经济利益驱动的英国或比利时殖民主义是不同的。葡萄牙政府强调，葡萄牙负有教化非洲葡语地区土著的神圣使命。在领土控制权方面与世无争，葡萄牙从事的是人道主义事业，是对殖民地人民履行职责，国际社会都应该热切关注。弗兰科·诺盖拉如是说：

如果没有来自葡萄牙本土的支持，如果海内外葡萄牙人不能团结一心，如果纽带断裂，非洲的多种族社会将很难维持，不能指望当地任何一个族群来维护和平和进步……当有人指责我们技术落后、财力匮乏、机构残缺时，我们可以告诉他们，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陆上，我们的非洲省份在所有方面都比任何一个新近独立的区域更进步、更发达。

“新国家”路线吸收了巴西社会学家吉尔伯托·弗莱勒（Gilberto Freyre）的“葡萄牙赤道”（lusotropic）理论，以此来加速其进程。弗莱勒认为：

其他欧洲人从未与任何赤道地区如此投入而持久地共存；葡萄牙人民对赤道地区的经历和了解比在这片热土上别的欧洲殖民者都“更深入、更密切、更长久，而且更坚决”。

葡萄牙赤道学（lusotropicology）旨在解释葡萄牙人如何通过交叉授粉的模式糅合被殖民的巴西各民族，从而以血统融合（mestiços）的形式创造出一个崭新的文明。这个学说被应用于非洲的葡语地区，却未囊括帝汶和澳门，甚至在1951年8月弗莱勒以“新国家”为题的葡萄牙殖民地巡访中，都没有踏足这两个地方。

这套欠严谨的学说似乎也能解释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状况，但为此举办的人口普查却无法证实超种族信条曾获实现。葡萄牙人进一步声称的赤道地区种族宽容和种族混合也不符合殖民地上无处不在的种族歧视的事实。然而，葡萄牙人坚信自己比英国等欧洲民族动机更为高尚、更少种族歧视，这种自我评价已融入了葡萄牙内政和大众文化，“反殖民”的葡萄牙人也相信葡萄牙赤道学说。

1951年修改的《殖民法案》不再使用“殖民帝国”一词，代之以“海外省”这一全新的表达法，以避免在唾弃殖民帝国的国际环境中给葡萄牙招来负面影响，再影响到国内舆论。葡萄牙人以为，海外帝国属于葡萄牙是一个永不磨灭的事实，因此当其继续留在非洲的提案于1956年被联合国否决时，葡萄牙政府直言相告：“葡萄牙所管治的领土都不属于《关于非自治领土声明》第73条所规定的范围。”该声明规定殖民政权要在殖民地扶植“自治”和“自由的政治制度”。简言之，葡政府认为“无论其省份的地理分布如何分散，（葡萄牙）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统一的国度”，所以第十一章不适用于葡萄牙，葡萄牙也不愿受其约束。

然而，葡萄牙非洲殖民地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现了社会动荡，60年代初因受殖民战争的冲击动荡加剧，到了70年代初，亚洲和非洲其他地方受民族主义情绪推动的骚乱达到顶点，“新国家体制”下的葡萄牙政府试图将它自己与葡属非洲的乱局划清界限，但是并没有奏效。“海外领地”的说法被灵活运用，以强化葡萄牙殖民地不会卷入这些抗争活动的信念，这使当局放松了对殖民地政治的警醒。无论以何等标准，葡萄牙都曾有机会去殖民化，举行民主选举，或及时地与解放运动领袖谈判，以避免从非洲仓皇逃离的命运。等到1968年推翻萨拉查政权的马塞洛·卡埃诺（Marcelo Caetano）上台之际，已为时太晚。

假若葡萄牙能接受结束殖民统治的必然性，通过谈判撤离或早些为殖民地自治做好准备，是有可能减轻殖民地独立带来的不良反应的。从经济和社会角度来看，从殖民地涌回本国的成百上千葡萄牙人，瞬间改变了葡萄牙的政治局势和生活水平，使国家、民族和民众的生活都遭受了破坏性的打击。这些身家全部遗弃在非洲的“归国者”（retornados）融入葡萄牙社会，给葡萄牙的经济带来了沉重负担，而如果撤离是有组织计划的，这些家庭还有可能留在殖民地。从政治角度来看，社会上的保守人士仍旧认为葡萄牙应该拥有一个帝国，将抛弃殖民地归咎于左翼。

1975年，非洲葡语国家已逐渐享受到独立带来的自由，而东帝汶反殖民运动则遭受印尼武装力量入侵的威胁。海外势态的发展令里斯本疲于应付，澳门这块“飞地”根本无力支撑葡萄牙的帝国精神，所以开始被漠然置之。被称为“独立地区司令部”（约1000名士兵）的葡萄牙军事力量撤离后，澳门的内部安全移交给了当地的警察部队，葡萄牙由此开始有步骤地抽离澳门。里斯本声称已“吸取教训”，要尽量避免在澳门重蹈覆辙，以此来补救在非洲表现出的无能。

1974年10月，葡萄牙领地协调部部长亚美达·桑托斯（Almeida Santos）正式访问澳门，本地华人精英“公开表示澳门地位问题的性质特殊，应由两国政府适时解决”。1975年（4月1日），《纽约时报》报道：“掌握葡萄牙政权的武装部队试图将澳门归还中国……但北京表示不希望改变该领地的状况”，类似《香港星报》（The Star－Hong Kong）发表的“China Does Not Want Macau”之类的文章陆续出现在国际媒体上，称如果香港和澳门“被并入中国，两地作为中国的信息、贸易和硬通货来源的价值将会大大降低”。但是，里斯本的政客强烈否认这类新闻，澳门总督李安道（Garcia Leandro）也斥其“绝对失实”：“澳门行政当局对这类有违新闻伦理的耸动言论面世的现状深表遗憾，这会严重影响澳门和香港的未来。”他在近期出版的书中解释道：

自去殖民化之始，一些记者就频繁发表有关葡萄牙建议将澳门归还给中国的文章。作为总督，我利用一切机会否认这种言论。回到里斯本后，一有类似报道出现，我就会联系文章作者，或是查询消息来源，但是从来没有得到过一个确切的答案。他们告诉我，他们复述了读到的内容，但没有经过调查证实……

不过，这一问题的研究者普遍认为，鉴于身处澳门的葡萄牙人在经济、金融、文化和政治等领域都相当沉寂，里斯本至少对放手澳门已有所准备。他们大多赞成里斯本主动提出将澳门归还中国，但北京回绝了这类提议。无论如何，鉴于葡萄牙正在实行的去殖民化政策和澳门与葡萄牙在经济关系上的疏离，葡萄牙总体上对澳门问题抱以漠然的态度，这对葡萄牙此后在澳门问题谈判中的作风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葡方的态度似乎正好符合中国的需要。中国政府解决澳门问题的步伐契合葡萄牙循序渐进的节奏，不过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宁可让澳门的状态维持下去。其原因有三。一是中国国内社会和政治局势尚不明朗。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重病缠身，给中国的未来投下了阴影，专注于内务似乎更为明智，而不是在澳门和香港问题上分散注意力。二是尽管中国仍旧封闭锁国，但清楚香港和澳门作为其与世界接触的信道和媒介的重要性，两者都是投资和外汇的重要来源，维持现状对北京有利。三是试图改变澳门的状况在当时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那只能令港英为难并在国际社会和当地社会引起对香港前途的忧虑。中国政府唯恐损害香港本身的对外联系和形象，而这关系到统一台湾这个首要目标。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在言辞上左右逢源，一面是革命热情高涨的反殖民主义者，而另一面是实用主义者，根据北京的利益需要，对葡萄牙的非洲去殖民政策忽而赞同、忽而批评，甚或维护葡萄牙对澳门的管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