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风口，钱、钥匙与手机|

在人类的发明当中，只有极少数物品会变得像人体的一部分一样而被人们忽略，然而，如果没有它，我们的生活又将变得难以想象。手机就是这样的物品之一，它已成为全世界成年人和大部分孩子的必备生活用具。从自拍到商业谈判，越来越多的全球通信都在手机上进行。人种学者扬·奇普切斯（Jan Chipchase）研究了手机在全球的使用情况，他指出，只有三件个人物品是不管哪个国家的人都会随时带在身上的。前两种是钱和钥匙，并且在以往的3000年里，只有这两种。直到不久前手机这个人类最新发明的加入，才打破了这种局面。

自20世纪70年代末在日本出现以来，手机已成为普及速度最快的消费类硬件产品，比汽车、固定电话甚至电视机都要快。因为不需要布设入户线路，设备成本也由消费者承担，移动电话业务因此比固定电话便宜，并让以往毫无联系的人相互连接。美国青少年一直声称无法离开手机而生活，但这种表达其实在发展中国家更名副其实。通过手机获得的信息会对那里的生活质量产生更广泛的影响：肯尼亚渔民利用手机获知去哪儿可以卖掉鱼；印度的家长们利用手机寻找其他城镇的医生，等等。移动电话是对固定电话的“重大”发展，但相对于没有电话的人群而言，它意味着“跳跃式”进步。

透过一个极为笼统的概念“手机普及率”（tele-density），我们发现，这种戏剧性的改变已是全球现象。2014年，手机用户的人数已经超过45亿，由于双卡模式的存在，手机号码的数字实际上已超过了世界人口的总数。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2014年的手机普及率约为66%，即每3人中就有2个手机号码。在这个区域，通信网络的覆盖程度已经超过电网，以至于一些小公司干脆干起了用汽车电池为其他人的手机充电的生意。

高负债国（HIPC）和极度贫困人群的手机渗透率达到了58%，这一水平仅略低于联合国成员国和尚未到达贫困线的人群。这意味着每5个人有3个手机号码，要知道在这些国家，经济仅仅只能勉强维持运转。同时，那些手机普及率最低的国家，并不是经济水平低下造成的，而是由于其他的原因。朝鲜、缅甸、厄立特里亚和古巴是仅有的人口众多、手机使用率却低于25%的国家。除了这些国家，手机几乎都已得到了迅速普及。

散布在全球各地的手机必然是由某个地方生产出来的，而那个最大的产地就是中国，就像很多其他商品一样。在中国制造的产品中，一部分因为文化特异性而不适合出口，例如国际消费者对毛笔的总体需求就未必如想象中那么大。另外一些则是全球通用的，没有哪个国家需要特别定制5毫米的螺钉或Hello Kitty铅笔。在中国特有商品和世界性通用商品之间，还有一些是两种皆可的，它们最初的目标是中国市场，但也成功出口到了别的国家。手机就属于后者。

大多数手机都是由中国制造的，当然，其中一些是为中国而制造，包括被称为“山寨”的廉价仿制品。“山寨”的中文本意是自给自足的小山村，在这里则是指廉价、质量粗劣、不看重专利和品牌的产品。有些仅仅是便宜，功能简单；也有一些看上去，至少从远处看很像某些高端手机。在上海广东路的露天电子市场，可以找到数十款这样的仿制品。三星手机是最受青睐的被模仿对象之一。以它为原型的山寨手机往往打着“San Song”或“Svmsmvg”字样的logo，主要在中国国内销售。不管是“San Song”还是“Svmsmvg”，都不可能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大量销售。廉价手机的营销噱头往往与当地的具体情况紧密相关，几年前在肯尼亚就出现过一种“奥巴马”牌手机，但这种策略并不是对所有市场都有效。

言归正传，这里有大量专门针对东亚人群的喜好而设计的手机。在这个发明了“自拍杆”的市场上，有一家名为OPPO的手机厂商，其产品的主要卖点包括高品质摄像头和可以自动美化照片中人物脸部画面的定制软件。它的产品广告女性味道十足，按下快门后，软件会推测照片中的人物性别。用它拍照，所有人都有光滑的皮肤，但只有女士唇部的红色会被深化。OPPO虽然在中国台湾和韩国市场获得了成功，但在东亚之外的市场则表现平平，在美国的发布甚至是失败的。

换言之，一直以来，中国手机和其他出口商品一样，都是尽可能压低生产成本，依靠低廉的价格大量销往较贫穷的国家。与此同时，以全球富人为目标用户的高端产品则由其他地区来设计，比如首尔或圣何塞。苹果标榜的就是这种模式，从一开始就将“加利福尼亚设计”印在其包装上。自19世纪初英国将中国南方变成自己的工厂以来，这种“别处设计，此处制造”的模式已成定式。不过，现在的情况已发生了改变。大量中国企业开始将所有环节搬到国内，努力让“中国设计”意味着“优质”，而不仅仅是“山寨”。这种路径在20世纪70年代由索尼采用，该公司的创建者决定不让“日本制造”继续成为一种羞辱。在这些以设计为导向的新型企业中，最成功也因此成为全球最重要手机制造商之一的，就是小米。小米是第一家能够在全球竞争中崭露头角的中国手机厂商，它依靠的不仅是价格实惠，还有设计与服务的创新。

小米全称是小米科技，但所有人都只喊小米，这与苹果的情况差不多。当年，苹果的全称其实是苹果电脑公司。将二者放在一起比较，是关心这家公司的人一直在讨论的话题，这也恰恰是小米创始人的痛点所在。小米是一种谷物的名字，英文直译是“Xiaomi”。小米所有产品系列的命名都遵从着粮食概念，其低端产品线被称为“红米”，英文是“red rice”。小米是低价粮食，当年中国的革命口号就是“小米加步枪”，它表明当时军队的饮食装备非常简陋。

2010年，雷军在北京创建了小米。这位计算机科学家和富有个人魅力的创业老兵当时已40多岁了，但他仅用5年就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从迅速蹿升的销售数字上可见一斑。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小米就击败三星，从一个专注于设计手机操作界面的公司，发展成全球最大手机市场的巨头之一。产品在中国市场所受到的热捧，还让它成为继阿里巴巴和京东之后的第三大电商企业，仅靠销售自己的产品，它就超过了亚马逊中国。

随着这家公司日益将目光投放到国际市场，其名字的缺陷开始体现出来。以英语为日常用语的人在朗读以字母X开头的单词时，都会感到很别扭，所以小米开始突出Mi作为其品牌形象。为此，它花360万美元购买了Mi.com的域名，这可是中国互联网产业史上最贵的域名之一。早期投资者刘芹回想起这次交易时不禁皱眉，他此前一直支持用小米这个名字，但这却成了小米在进军国际市场过程中所犯的为数不多的错误之一。小米认为“Mi”可以指“me”，英文意为“我”、手机界面（mobile interface）以及“不可能的任务”（Mission Impossible）。小米手机的发烧友被称为“米粉”，英文为“Mi Fans”。从小说《洛丽塔》（Humbert Humbert was chasing Quilty）开始，这种一语双关的文字游戏就大行其道。

2014年11月11日，“双十一”购物节成为席卷全球的最大在线购物节。当天，商业模式类似于eBay但规模要大得多的淘宝，卖出了大约190万部手机，其中将近120万部是小米。同一年，每8部在中国被激活的安卓手机中就有5部小米。2015年，小米公司推出了“平板手机”（phablet，业界用这个蹩脚词汇来形容介于手机和平板电脑之间的产品）小米Note，定价2300元（442美元），比三星S5要低，后者价格为600美元。这款产品在开售第一天的前3分钟就宣告售罄。小米在其2010年的第一轮融资中融得4100万美元，而到2014年快结束的时候，这家不满5岁的公司估值已达450亿美元。从某些角度来看，小米已是史上最具价值的创业公司。

一部手机就是一面透镜，帮助人们更好地看清现代中国的重要性和矛盾性。《经济学人》杂志每年都会计算巨无霸汉堡在不同国家的售价，以此来比较这些国家货币的相对强弱。“巨无霸指数”的理论依据在于，这样一个简单商品身上集合了一系列产品和服务，它可以反映出黄油、牛肉的成本，工资和税收成本，甚至房租、电费和安保的成本。我们所看到的往往只是一个复杂程序链条的终点，而这个链条包括采购、生产和销售等一系列的活动。

这只是一个汉堡，你可以依相同的思路想象一下有多少个链条才能汇聚成一部手机。硬件和软件、操作系统和应用，100多种部件的“性价比”组合，复杂到难以想象的国际分工链条，这些还只是构成了生产环节。随后还要进行推广、运输，在几十甚至几百个国家中销售，安装从约会软件到媒体工具等各种日益重要的应用程序；（用户）对自由的需求和（政府）对管制的需求也会产生冲突。同是由一系列产品和服务组合成的单一物件，智能手机比巨无霸汉堡的复杂程度高出1000倍。汉堡显示了全球经济的某些信息；手机不仅如此，还传达了很多地缘政治信息。

小米之道

小米崛起的双重风口

新国货趋势

手机作为一种体现个性的产品。存在着炫耀和实用这两方面的属性。围绕着这两种属性，分别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商业形态。第一种模式的核心是设计，第二种模式的核心是价格。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第一种模式和第二种模式之间无法覆盖的空白区域会变得越来越大。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的规模越来越大，他们要求产品在便宜、实用的同时，同样要求手机能凸显自身的身份。小米正是以此为基础，成功地推出了小米手机等爆品，制造了一种流行时尚。

物联网趋势

物联网的突飞猛进，使得手机逐渐演化为了人类身体的一部分。对于这个大趋势，雷军很早就意识到了，并开始在内心中规划起利用这一风口的方式。尽管是从操作系统切入，但小米没有像微软那样，选择和其他手机厂商合作，直接获取利润，而是以MIUI为切入点，介入到了手机的制造。这一点突显了小米的眼光和抱负，也为小米生态链奠定了一个牢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