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我母亲出过一次严重的交通事故，她被一辆闯红灯的汽车撞倒，之后她完全康复了，但两年后她开始出现记忆力衰退和行为怪异的症状。在几个月时间里，她还能继续在诺曼底伊沃托的老年寓所里独立生活，她在那里有一个单室套。1983年夏天，在暑热最难耐的日子里，她突感不适，住进了医院。人们发现她已经好几天不吃不喝了。她的冰箱里只有一包方糖。从此以后，已经不能让她再一个人住了。

我决定接她来我家，在塞尔吉，坚信在这个她熟悉的环境里，有两个她帮我一起拉扯大的儿子——埃里克和大卫的陪伴，她的症状会很快消失，她可以变回那个活跃独立的女人，恢复她不久前健康的样子。

结果什么作用都没有。她的记忆力继续恶化，医生提到了阿尔茨海默病。她不再认得地方和人，我的孩子，我的前夫，还有我。她成了一个神志不清的女人，要么在屋里四处走动，要么在走廊的楼梯台阶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1984年2月，因为她身体过于虚弱又拒绝进食，医生把她送到蓬图瓦兹医院。她在那里待了两个月，接着在一家私人养老机构短暂过渡，随后再次住进蓬图瓦兹医院老年部，1986年4月她在那里死于栓塞，享年79岁。

当她还住在我家的时候，我开始在纸片上记录母亲的言行举止，没有写日期，那时的她让我心里充满恐惧。我无法忍受这样的退化会发生在我母亲身上。一天，我做梦梦见自己生气地冲她嚷嚷：“别疯了！”从那以后，当我在蓬图瓦兹医院再次见到她时，我要竭尽全力去写她，她说过的话，她的身体，和我离得越来越近。我写得很快，感觉很强烈，不假思索也没有顺序。

在这个地方，每时每刻，到处，都有母亲的身影。

1985年末，我心怀歉疚，开始写一个关于她一生的叙事作品。我感觉把自己放在她不复存在的时空里。我内心充满了撕裂感，一边是在文字中想象她年轻时迈向人生的样子，另一边是现实生活中的一次次探望，把我带到她无法避免的日益衰退的现状。

母亲死后我把这个开了头的作品撕了，重新开始写另一个叙事作品，1988年出版，《一个女人的故事》。在我写这本书的整个期间，我都没有重读在母亲生病时我写的那些纸片。它们对我而言仿佛是不能触碰的：我记下了她生命最后的岁月，最后几天，甚至是去世的前一天，只是当时并不知道那是她最后的时日。那种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状态——或许是这一时期我写作的特点——从某个方面来看是很可怕的。这本探望日记以某种方式把我引向我母亲的死亡。

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自己永远都不会出版它。也许我想留下母亲的一个形象，我们母女关系的一个真相，那是我在《一个女人的故事》中试图触及的主题。现在我认为，一部作品的独特性和一致性都应该尽可能地受到挑战，不管你是否情愿使用那些最自相矛盾的素材。把这些纸片公布于众，我认为时机已到。

我把它们原封不动地公开，带着我写作当时感受到的震惊和不安。把那些我陪在她身边的时刻记录下来时我不想做任何修改，仿佛没有了时间概念——或许只有重现的孩提时光——，也没有任何想法，除了一个：“这是我母亲”。她不再是我这辈子认识的那个女人，但在她那张毫无表情的面容下，通过她的声音，她的手势，她的笑声，她是我母亲，比任何时候都更真切。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这些文字解读成是对在养老院“长期居住”的客观见证，更不能把它当成是揭露（大多数护工都是细心且敬业的），只能把它当作是一种痛苦的残留。

“我走不出我的黑夜”是母亲写下的最后一句话。

我经常梦见她，就像在她生病前一样。她还活着，但已经死了。当我一觉醒来，有那么一分钟，我确信她真的以这种双重形式存在，既生又死，就像那些两次越过冥河的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一样。

199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