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左顺门事件

嘉靖元年三月十五日（壬戌），嘉靖皇帝下诏：“大礼”议定，不得争论。⁽¹⁸⁰⁾并赏赐定策、迎立及兴藩随行诸臣，封阁臣杨廷和、蒋冕、毛纪为伯爵。⁽¹⁸¹⁾可是，杨廷和等人有感于“英主恩谊讵易消受，况群怨日眈眈其侧”⁽¹⁸²⁾，坚拒恩典，否则将辞官避位。⁽¹⁸³⁾嘉靖皇帝无奈，收回成命，改封赏为荫子。这时，“大礼议”似已圆满落幕，君臣关系又恢复融洽的状态。实则不然。“大礼”引发的风波还未结束，嘉靖初年的政局暗潮汹涌。从下列的事例来看，嘉靖君臣因“大礼议”留下的心结没有解开。⁽¹⁸⁴⁾

例一，嘉靖元年三月三日，礼部请求上兴献帝册宝时不用乐，以别皇帝谥册典礼。⁽¹⁸⁵⁾嘉靖皇帝答应礼部，但要求“兴献帝册文还宜称孝子”⁽¹⁸⁶⁾。杨廷和率阁臣上疏：册文已清楚表明嘉靖皇帝是兴献帝亲子，不须再特别指出。皇上已继统孝宗，不宜再对本生父亲称“孝子”，避免二父之嫌。嘉靖皇帝扣留此疏，不作回应。⁽¹⁸⁷⁾

例二，据《皇明嘉隆两朝闻见纪》记载，嘉靖皇帝曾私下派出太常寺丞周璧（原兴藩的典仪副）前往南京，转告张璁“诏虽下，圣心未慊也”⁽¹⁸⁸⁾，暗示张璁等待时机，再议“大礼”。史料阙漏，无从判定真伪，却显示嘉靖皇帝并非真心接受“濮议论”。同时，支持张璁论点的官员也越来越多。例如，巡抚湖广右副都御史席书、吏部员外郎方献夫（？—1544）皆曾具疏支持“人情论”⁽¹⁸⁹⁾，但担心被言官弹劾，只能静待“大礼”再起之时机。⁽¹⁹⁰⁾

例三，嘉靖元年十一月二十日，南京礼部尚书杨廉（1452—1525）等人上疏，劝嘉靖皇帝赶紧选择兴献帝的嗣子人选，主持兴献帝的祭祀典礼，申明“大礼”，平息众议。嘉靖皇帝不置可否，奏疏留中，命礼部商议。⁽¹⁹¹⁾

例四，嘉靖元年十一月十八日，寿安皇太后邵氏病死。为让祖母邵太后能风光入殓，嘉靖皇帝命礼部拟定徽号，举行隆重的丧礼，坚持让邵太后入葬茂陵，与宪宗成化皇帝合葬。礼部尚书毛澄不敢力争，交由内阁处理。杨廷和等人则大力反对，说明邵太后本是宪宗之妃，并非皇后身份，自然不得归葬茂陵。若欲归葬，将惊动宪宗神灵，破坏祖坟，应葬于皇太妃原葬地橡子岭。⁽¹⁹²⁾嘉靖皇帝不予理睬，无视明朝一帝二后墓葬礼制⁽¹⁹³⁾，坚持归葬茂陵，为祖母争一份死后的尊崇，使她拥有皇太后的实质身份，成为宪宗的第三位皇后，无形中让兴献王的政治身份升高到“皇后之子”和“宪宗嫡子”的地位。

例五，嘉靖二年（1523）四月，宦官蒋荣（原兴藩人马）奉命掌管兴献帝陵祭，上疏请礼部择定祭品及乐舞规格。礼部据凤阳祖陵之例，用笾豆十二，不设乐舞，并请选宗室亲王主祭。嘉靖皇帝四次驳回礼部方案⁽¹⁹⁴⁾，直接下诏让兴献帝家庙“乐用八佾”。“八佾”是天子专用的乐舞仪式。嘉靖皇帝亲定乐舞仪式的目的即排除礼部，直采八佾之乐，让兴献帝享用天子祭礼之殊荣。⁽¹⁹⁵⁾

嘉靖二年是言官交相攻击、风言闻事的一年。⁽¹⁹⁶⁾科道之风盛行，显示了内阁首辅杨廷和再也无法控制言路，言官们锋芒大露。⁽¹⁹⁷⁾科道之风，始于兵部给事中史道（正德十二年进士）私怨杨廷和，因而借“大礼”为由，上疏弹劾杨廷和欺罔，欲陷皇帝于不孝之名。⁽¹⁹⁸⁾这道弹劾奏疏引起众怒，“一时大小臣僚无不为杨疏辨”。⁽¹⁹⁹⁾嘉靖皇帝怀疑朝臣党附于杨廷和，开始猜忌杨廷和的忠诚。

兵部尚书彭泽（弘治三年进士）也挺身而出，为杨廷和辩驳，指责史道无的放矢。未料却引起言官们的不满，纷纷批评彭泽堵塞言路，企图遮蔽皇上的耳目。⁽²⁰⁰⁾御史曹嘉（正德十二年进士）也抨击杨廷和阁权太重⁽²⁰¹⁾，“能擅威权，以移主柄”⁽²⁰²⁾，揭露正德朝的施政过失⁽²⁰³⁾，让嘉靖皇帝更怀疑杨廷和实有私心，欲借“大礼”窃夺皇权。换言之，言官们展开了喋喋不休的批评，内阁与六部尚书纷纷称疾不出，以示清白，朝政顿时停摆，引起嘉靖皇帝的不满。不久后，言官们又把矛头转向皇帝，要求疏远佞臣崔文，立即罢斥；又指责嘉靖皇帝迷信方术，不应在宫中举行斋祀。⁽²⁰⁴⁾言官多有过激，嘉靖皇帝虽不加罪，但逐渐失去了包容言官的耐心。⁽²⁰⁵⁾

从这些冲突来看，嘉靖皇帝越来越不满杨廷和，也越来越厌烦言官们无止境的谏言⁽²⁰⁶⁾，于是对朝廷重臣们的态度大为转变。凡有人提出请辞⁽²⁰⁷⁾，嘉靖皇帝便准许他们退休回乡，不再苦苦挽留。杨廷和由于一直坚持“濮议论”，与嘉靖皇帝之间的芥蒂越来越深，又频劝嘉靖皇帝不可笃信斋醮，语多冲撞，让嘉靖皇帝“忽忽有所恨”。⁽²⁰⁸⁾事隔不久，杨廷和又因添派织造太监事，发动公论⁽²⁰⁹⁾，希望借舆论压力，让嘉靖皇帝再次撤销命令。但嘉靖皇帝坚持己见，不予理会。朝廷里的气氛转为紧张。

正在这敏感的时刻，南京刑部主事桂萼因常与张璁私下讨论“大礼”，揣测嘉靖皇帝的心意，实不愿接受“濮议论”，因而请求重议“大礼”。桂萼重申“人情论”，主张应称兴献帝为皇考，改兴献后为圣母，称孝宗为皇伯考，称昭圣皇太后为皇伯母，并在皇宫里为兴献帝立家庙祭祀，直接由嘉靖皇帝亲自祭祀，始符合人情。⁽²¹⁰⁾桂萼担心自己势单力薄，不足以撼动朝廷，于是将南京兵部右侍郎席书及兵部员外郎方献夫先前未上的奏疏，一并附于奏疏之末，希望得到嘉靖皇帝的重视。同时，“人情论”的提出者张璁，也跟着桂萼上疏，请求再议“大礼”。嘉靖皇帝十分高兴，越发想重议“大礼”，提高兴献帝的地位，于是将张璁、桂萼等人的奏疏交给礼部商议。

嘉靖皇帝重议“大礼”的举动，让杨廷和心灰意冷，不得不下台求去。⁽²¹¹⁾嘉靖皇帝不但不挽留，还召回张璁、桂萼、席书等人，希望借由他们的支持，驳倒“濮议论”。嘉靖皇帝为兴献后蒋氏祝寿时，特别把寿宴办得十分盛大，却对昭圣皇太后的寿辰不闻不问，甚至以懿旨有命为由，免除百官朝贺。嘉靖皇帝厚此薄彼的做法，引起言官的不满，言官屡有进谏。嘉靖皇帝大怒，下令锦衣卫逮捕这些言官，予以拷问，开嘉靖朝杖责言官之劣风。⁽²¹²⁾

杨廷和致仕后，蒋冕继任首辅，与礼部尚书汪俊、吏部尚书乔宇等人成为“濮议论”的中坚分子。⁽²¹³⁾嘉靖三年二月十三日（戊申），礼部尚书汪俊会同朝臣二百五十余人重申“濮议论”，抨击张璁、桂萼狂妄，“故继主于大义，所生存乎至情”。⁽²¹⁴⁾嘉靖皇帝不予理会，反而命张璁等人尽快进京，以便商议“大礼”。

综合嘉靖皇帝的举动及前后种种迹象，嘉靖皇帝非争“大礼”不可的意图显现。⁽²¹⁵⁾不久后（三月一日），嘉靖皇帝便以孝心未尽为由，重议“大礼”，要求礼部加称尊号，“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兴国太后为本生母章圣皇太后”⁽²¹⁶⁾，并命宦官前往安陆兴藩，迎兴献帝神主，欲在皇宫内院的奉先殿侧建观德殿，充当家庙，以便祭祀。⁽²¹⁷⁾这项命令一出，朝议哗然，众臣纷纷上谏劝诫。⁽²¹⁸⁾但嘉靖皇帝皆不理会，将上谏者停俸，同时也下令礼部，改兴献帝陵墓为“显陵”，祭祀仪制抬高为天子之祭。⁽²¹⁹⁾

礼部尚书汪俊为维护“濮议论”的基本立场，又见嘉靖皇帝将重议“大礼”，因而召集群臣，请与嘉靖皇帝妥协，让兴献帝尊号加称“皇”字，希望能满足嘉靖皇帝，不再坚持称兴献帝为“本生皇考”。⁽²²⁰⁾嘉靖皇帝本想作罢，不再多生事端，但此时又接获张璁的奏疏，疏中分析“加称不在皇不皇，实在考与不考”⁽²²¹⁾，表示不与“濮议论”妥协的立场，力劝嘉靖皇帝拒绝礼部的方案。对此，嘉靖皇帝深以为然，立刻表明不愿接受汪俊的提议，直接下诏决定“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兴国太后为本生母章圣皇太后”。⁽²²²⁾张璁、桂萼又上疏，请去“本生”字样：兴献帝的尊称虽有“本生皇考”，但仍无法表明兴献帝的身份，“曾有一人两考之礼乎”。⁽²²³⁾若不去掉“本生”二字，兴献帝仍会被视为“皇叔”，而非“皇考”。⁽²²⁴⁾礼部尚书汪俊受挫后，便因反对观德殿的兴建遭到罢免，使主张“濮议论”的一方元气大伤。

尤有甚者，嘉靖皇帝不理会吏部的廷推结果，特旨授命南京兵部右侍郎席书担任礼部尚书，使主张“人情论”的一派实力大增，可以左右礼部廷议的结果。尽管如此，持“濮议论”的人士，如吏部尚书乔宇、九卿与言官群体，批评张璁、桂萼等人的攻势仍旧猛烈，频频上疏论辩，并会同群臣上奏《建室议》，反对建观德殿，要求惩处张璁等人。面对众多朝臣的反对意见，嘉靖皇帝先是婉转述说自己只是想尽孝道，请言官们不要为难。但言官仍不为所动，继续弹劾张璁等人，让嘉靖皇帝越来越无法忍受，君臣关系恶化，冲突日益尖锐。

到了五月，首辅蒋冕以老病乞休为由，试图劝阻“大礼”之议。嘉靖皇帝大怒，立刻罢免蒋冕，还责骂他多次乞休的行为“非大臣事君之义”。⁽²²⁵⁾又亲下手诏，破格任命张璁、桂萼为翰林学士，方献夫为侍讲学士。这项特殊的任命，引起翰林院诸臣极度不满。特别是杨廷和之子、翰林院修撰杨慎更为愤怒，于是鼓动三十六名翰林学士，联名上奏，表示翰林院众官羞于与张、桂等人为伍，愿请辞官回乡。同时，翰林院修撰吕柟（1479—1542）、编修邹守益（1491—1562）亦上疏力谏，请罢兴献帝称考与大内立庙二事。⁽²²⁶⁾嘉靖皇帝十分气愤，令锦衣卫逮捕吕柟与邹守益二人，严刑拷打，谪降边地。⁽²²⁷⁾

吏科都给事中李学曾（弘治十五年进士）等二十九人、河南道监察御史吉棠（正德九年进士）等四十五人则代表言官意志，联合上疏“萼等皆曲学偏见，紊乱典章”⁽²²⁸⁾，请求嘉靖皇帝予以惩罚。御史段续（嘉靖二年进士）、陈相（正德十二年进士）“极论席书及萼等罪状，请正典刑”。⁽²²⁹⁾面对雪片般涌入的弹劾奏疏，嘉靖皇帝不再容忍，怒责言官，命他们申辩己罪，还以欺罔妒贤的名义，逮捕段续与陈相二人，交由北镇抚司拷问。吏部员外郎薛蕙（正德九年进士）更为激烈，上《为人后解》二篇，明言大宗小宗之别，再作《为人后辩》一篇，说明“大宗不可绝”的理由——“继祖体而承适统，合于为人后之义，坦然明白”⁽²³⁰⁾，规劝嘉靖皇帝接受自己的嗣子身份，不要再议“大礼”，破坏国家礼法。⁽²³¹⁾后又有鸿胪寺右少卿胡侍（正德十二年进士）等人弹劾张璁为奸邪小人，必须罢劾。嘉靖皇帝不听，反而处罚这些言官，皆予谪官夺俸。

从这一连串的冲突来看，可知嘉靖皇帝的态度日益固执，张璁、桂萼等人与“濮议论”的支持者之间，对立也越来越分明，让“大礼”日趋激烈，进而升级为君臣间的政治斗争。到了七月，“大礼议”已达白热化，进而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史称为左顺门事件。⁽²³²⁾

七月十二日（乙亥），嘉靖皇帝下谕礼部：“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更定尊号，曰圣母章圣皇太后，于七月十六日恭上册文遣官祭告天地、宗庙、社稷。”⁽²³³⁾内阁大学士毛纪、费宏接到诏令后，大惊失色，纷纷表示反对，并向皇帝谏言，“本生二字，上干宗庙，内干宫闱，事体重大”⁽²³⁴⁾，希望嘉靖皇帝收回诏令。朝廷官员也纷纷上疏，劝阻皇帝，甚至表示不愿参加册封典礼⁽²³⁵⁾，坚持去“本生”二字。但张璁和桂萼两人却一同上疏，列举礼官欺罔十三事⁽²³⁶⁾，批评支持“濮议论”的朝臣是朋党、是小人，应予以治罪。嘉靖皇帝不愿意引起朝政动荡，留中所有的奏疏。

七月十五日（戊寅），按例于奉天门召开早朝。吏部左侍郎何孟春（1474—1536）见嘉靖皇帝留中所有奏疏，惶惶不安，欲趁早朝议事的机会，袭用成化朝的故事⁽²³⁷⁾，制造舆论压力，让嘉靖皇帝收回旨意。于是翰林院检讨王元正（正德六年进士）及张翀（正德六年进士）等人在金水桥拦住刚下早朝的官员们，振臂大喊：“万世瞻仰，在此一举，今日有不力争者，当共击之。”⁽²³⁸⁾素有清望的杨慎也呼吁：“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²³⁹⁾在杨慎等人的鼓动下，共召集了二百二十多位大臣伏跪左顺门外，欲行哭谏，甚至还高呼“高皇帝”“孝宗皇帝”的名号，群情激动。嘉靖皇帝不得不软化态度，数次派出司礼监太监安抚伏阙诸臣的情绪，命他们先行退去，否则将处违反朝仪之罪。可是伏阙诸臣不听，还要求阁臣毛纪等人一同在左顺门跪伏。内阁首辅毛纪听到消息后，便带头跪伏，试图挽回皇帝的心意。直到中午，整个跪伏行动持续扩大，气氛更为昂扬，反而聚集了更多的官员。

被群臣拒绝的嘉靖皇帝感到非常难堪，认为朝臣的集体跪伏是要挟手段，也是对皇帝权威的反抗，于是改采强行镇压的手段。先命司礼监太监记下伏阙诸臣的姓名，再派遣锦衣卫逮捕伏阙行动的首谋者，翰林学士丰熙（弘治十二年进士），给事中张翀，御史余翱（正德六年进士），郎中余宽（正德六年进士）、黄待显、陶滋（正德九年进士）、相世芳（正德九年进士）及大理寺正毋德纯（正德十二年进士）等八人皆收押入狱。⁽²⁴⁰⁾杨慎等人见状，十分愤慨，不禁用力拍打左顺门的大门，放声大哭，哭声竟震动宫廷，场面失去控制。嘉靖皇帝听到杨慎等人的哭喊声，更加震怒，再命锦衣卫强制驱离左顺门的群臣，并逮捕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将之下狱，勒令四品以上的八十六名官员在家待罪、听候发落。

面对嘉靖皇帝的雷霆之怒，吏部左侍郎何孟春仍想挽回劣势，借助通政司官员的协助，再度上疏反驳张璁的《正典礼第七》⁽²⁴¹⁾，辨明自己和伏阙诸臣并非朋党，请嘉靖皇帝勿信谗言。何孟春求助通政司的举动，不只犯下偷窥奏疏之罪⁽²⁴²⁾，也让嘉靖皇帝怒责何孟春：“结众口为朋俦，因私忿而伤大体，岂大臣事君之道。”⁽²⁴³⁾他更怀疑伏阙诸臣的动机，认为朝廷之内必有朋党，企图干预皇权的独断。并申诫通政司，不得再让他人窥探奏疏，违者严惩不贷。⁽²⁴⁴⁾经过这次事件，嘉靖皇帝外放何孟春为南京工部左侍郎，切断其人事纽带，沦为赘员⁽²⁴⁵⁾，使其不得再争论“大礼”。七月二十日（癸未），嘉靖皇帝让锦衣卫立即审讯，指责伏阙诸臣“以忠爱为由，实为欺党，私朕冲年，任意妄为”⁽²⁴⁶⁾，并流放丰熙等八名伏阙领袖，四品以上官员停薪，其余一百八十多位官员遭杖刑，翰林修撰王相（正德三年进士）、王思（正德六年进士）等十七人惨遭杖死。⁽²⁴⁷⁾嘉靖皇帝仍没有消气，特别下令将杨慎、王元正及给事中刘济流放充军，安盘等人俱削籍为民，主张“濮议论”的骨干成员几乎被罢斥殆尽，奠下“人情论”获胜之基础。

何孟春等人被外放后，张璁、桂萼等人开始得势，一面大力鼓吹“人情论”，屡次建议改称孝宗皇帝为“皇伯考”，以正献皇帝“皇考”之名；一面寻求支持己方的势力，暗中结交武定侯郭勋，给事中陈洸、史道，以及御史曹嘉等人，借他们打击“濮议论”的势力。⁽²⁴⁸⁾同是“人情论”支持者的霍韬、席书及方献夫等人，也先后上言：“三代之法，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人无二本。孝宗，伯也，宜称曰皇伯考；昭圣，伯母也，宜称曰皇伯母；献皇帝主，别立祢室，不入太庙，尊尊亲亲，两不悖矣。”⁽²⁴⁹⁾

然而，朝堂上仍有不少“濮议论”的支持者，如吏部侍郎汪伟（弘治九年进士）、兵部右侍郎郑岳（1468—1539）、大理寺左少卿徐文华（正德三年进士）等人。同样主张“濮议论”，但立场较不明显者，如大学士费宏、石珤等人也公开反对嘉靖皇帝。⁽²⁵⁰⁾但“濮议论”已成强弩之末，发挥不了作用。武定侯郭勋则公开支持张璁等人，礼部尚书席书更加露骨地说“人臣事君，当将顺其美”⁽²⁵¹⁾，终于让“大礼”拍板定案。嘉靖三年九月五日（丙寅），嘉靖皇帝独断“大礼”，不顾反对舆论，直接下诏“称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昭圣皇太后曰皇伯母，恭穆献皇帝曰皇考，章圣皇太后曰圣母”。⁽²⁵²⁾九月十五日（丙子），颁布天下。⁽²⁵³⁾大礼议的第一阶段，即兴献王尊称之争，终画下句点，结束长达三年的“大礼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