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公元前16年至公元14年
公元前16年的执政官是年轻的贵族（在随后的几年间同样由年轻贵族出任，至少可以说在此期间，与贵族的“那种关系”完全归于正常）。这两位特别当选的执政官也是与奥古斯都有关系的人物：一位是普布利乌斯·科尔奈利乌斯·西庇阿（Publius Cornelius Scipio），他是奥古斯都前任妻子斯克利波尼娅（Scribonia）在一场更早的婚姻中生下的儿子，因而他是优利娅同母异父的哥哥；另一位是鲁奇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Lucius Domitius Ahenobarbus），他娶了奥古斯都的外甥女安东尼娅（即两位同名者中的一位）为妻，两位安东尼娅都是奥古斯都的姐妹屋大维娅与马可·安东尼的女儿，她们将这位伟大敌人的基因深深地植入“神圣家族”的核心集团之中。[122]在奥古斯都推行的所有革新运动中，这个“神圣家族”成为他用来协调并加强与上层贵族之间关联的最明显有效的手段。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观念上，“神圣家族”都展现出强大无比的威望。在实践中，它维系和确保了一支最高等级合作者的骨干力量；在民众的心理上，它是奥古斯都确立道德规范的楷模；在象征意义上，它成为取代选举制共和政体的王朝和宫廷的“平行语”（parallel language）（事实上，公元前16年下半年，平民出身的鲁奇乌斯·塔利乌斯·鲁弗斯取代了P.西庇阿；这恰好说明了历史学家自以为是地对这个时代的政治做出阐释的冒险行为，因为我们并不了解事情发生的原因。这一任命的原因，是不能拒绝给予鲁弗斯一项荣誉而必须让他取而代之吗？还是西庇阿生病了，或者他不能胜任这一官职，或者他是持不同政见者？很多故事情节到处传播，并制造了一个“公元前16年危机”的故事；但是，所有故事的推测都是毫无价值的）。
总之，奥古斯都在第二个十年中的政治主题出现了新变化。在公元前16年即将结束之际，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离开罗马，分别奔赴帝国的东西两端，他们各自履行职责的权限是三年——好像这是依照的范式一样。罗马留给了执政官负责，还有提图斯·斯塔提利乌斯·陶鲁斯，他作为“罗马城和意大利半岛的长官”来辅佐执政官。[123]在东方，阿格里帕扮演的角色并非军事性的：他是作为“统治者同僚”（collega imperii）在半个帝国中推行和落实帝国的方针政策，例如，处理克里米亚这个偏远的附属王国的事务，[124]并批准“大流散的犹太人”有权使用祖先的律法和习俗。[125]在这里，我们需要进一步阐明奥古斯都奔赴帝国西部的目的。由于莱茵河军团丧失一面军旗而引发了骚乱，对于奥古斯都来说，这种有损于罗马军威的事情是绝对无法容忍的，于是他匆忙地离开罗马。[126]据狄奥叙述，有些人说，他离开罗马是为了方便与麦凯那斯的妻子泰兰提娅来往，这样可以减少流言蜚语；另一些人说，这是为了避免出现普遍不受欢迎的局面的一个举动。但是，一个重要主题或许早已经显现出来：帝国在欧洲北部进行军事扩张的重任将落在奥古斯都的两位杰出继子的肩上。奥古斯都不遗余力地利用他随时占有的资源进行实验：3个世纪之后，在戴克里先及其继承人的统治下，罗马帝国将由两位“奥古斯都”和两位“恺撒”统治。奥古斯都在第二个十年里进行的实验，看上去似乎正是基于这种类似的理念——但是有一点不同，被培植为继承人的那两位“恺撒”与要分担目前责任的两个人，完全不是同一对儿兄弟，这令人感到尴尬和不祥。
某些做过的事情可以被视为一种准备工作。在亚克兴战役之后招募的那一代士兵面临退役，现在必须为他们支付退役金，于是，在高卢和西班牙地区出现了老兵殖民地建设的一个重要阶段；另外，把服役期限作为与老兵退役、新兵征募紧密相关的一个问题，我们并不感到吃惊，现在[127]的服役期限被正式确定为：军团战士的服役期至少16年；近卫军士兵的服役期至少12年。因而，出于当时的需要，罗马军队被正式组建为一支职业化的服役队伍（为“另有军衔的人”而非政府官员服役）。大约在同一时期，鲁格杜努姆（Lugdunum）好像开始成为一座拥有政府造币厂功能的重要城市，负责打造金币和银币；新钱币将被用来支付罗马军团在欧洲北部和西部作战的开销。在高卢，罗马强制性地开展了一次人口普查，所以高卢人痛恨税收和财务督察使（procurator）。
第一个重大的军事行动[128]是由提比略·尼禄和尼禄·德鲁苏斯兄弟二人指挥的对莱提亚人（Raetian）和瑞士的文戴利奇亚人（Vindelician）的军事征服（对他们进行了大规模的驱逐），还有对诺利库姆（Noricum）王国兵不血刃的合并。奥古斯都接受了“最高统帅”的欢呼与致意；而他的这两位继子既没有获得凯旋仪式的荣誉，也没有得到欢呼致意，因为，他们只是奥古斯都的副将（legati Augusti），可至少在贺拉斯的笔下，对他们的战绩给予了高度赞扬，就像他在公元前13年同样为奥古斯都返回罗马所给予的赞美一样。[129]与那次返回相关联的是，一种宣扬“神圣家族”的宏伟壮观的新方式被设计出来：公元前13年7月4日，依据元老院政令，宣布马尔斯原野的北部地带作为“一个神圣区域”，举行“奥古斯都和平”祭坛的落成典礼；可是，这场典礼直到公元前9年1月10日才举行。在祭坛最有名的雕带上，描述了由“神圣家族”成员和大祭司成员组成的出席落成典礼行进队伍的虚构场面；同时代的人大概都能认出其中的每一位成员。[130]在“和平祭坛”的雕带和独立嵌板上，都生动反映了奥古斯都时代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所有主题，非常醒目地强调，孩子们，这些“年轻的有志者”才是赢得未来荣誉的关键所在。[131]
现在说到“和平祭坛”，我们必须增加一个建筑元素——或许是很重要的建筑元素。在一组复杂的建筑群中，还有同样建在马尔斯原野北部的巨大的公共日晷和天文钟。[132]高达30米（连同基座）的日晷指时针，是从“被攻陷的埃及”带回来的两个方尖碑中的一个；[133]行人脚踩的，并铺设好的地面是这个日晷本身；而且地面上的二分线穿过“和平祭坛”与台伯河岸边的“奥古斯都陵墓”形成一个直角线。我们在这里已经充分地察觉到，奥古斯都创始并设计的革新与和平所具有的丰富的象征主义，这种象征主义使该时期最著名的一组铭文——亚洲总督的书信和亚洲行省联合议会（Joint Council）在奥古斯都诞辰这一天为该省举行新历法开启庆典的政令——具有重要意义，新历法“给予这个世界一种全新气象”，人们为此而欢呼庆祝。[134]
当然，两位统治者在公元前13年都返回了罗马，因为他们的权限已经到期，需要重新确认。不用说，他们的权限被慎重而及时地延长了5年，包括阿格里帕的保民官权在内。[135]根据狄奥的叙述，奥古斯都的“道德监督权”（cura morum）在公元前12年被延长了5年，这就给叙述罗马官职和权力增加了令人生厌的复杂因素；[136]因为，狄奥自认为，如果奥古斯都真正拥有了这一权力，那么，他从公元前19年起就已经开始了5年的权限期，所以，这一权力的续任应该是提早两年进行。据《奥古斯都功德录》声称，公元前11年，元老院与罗马人民再次提议授予他“道德监督”权，但被他拒绝了。然而，在公元前11年，他确实凭借“监察官权”（censoria potestas），完成了对元老院名单进行修订的工作；也许，狄奥有些混乱的叙述是那种临时授权的一个回声。一个更具有重大意义的宪法事实是，公元前13年阿格里帕的“统治权”（imperium）最终被确定为“统治大权”（maius）。[137]在一段不长的时期内，他和奥古斯都作为罗马世界的统治者，拥有平等的正式权威；这是两位同僚的联合统治，其中一位统治者只是在“权威”（auctoritas）上高于另一位统治者。我们注意到，这种实验实在谈不上有什么重大意义，因为，命运注定这一实验是转瞬即逝的；《奥古斯都功德录》强调，公元前12年3月，就在另一场盛大庆典，即在罗马人民的庄严大会上，奥古斯都才最终成为大祭司长（pontifex maximus）。[138]庆典后没几天，阿格里帕就去世了。[139]紧随胜利之后的那场大灾难是叙述这个时代的故事难以绕开的一个话题。
可是，罗马帝国主义的引擎已经发动，不允许犹豫和退缩：公元前12年至公元前9年期间，提比略·尼禄和尼禄·德鲁苏斯在北部联合展开了“彰显英雄品质”（aristeia）的重大军事行动，而奥古斯都本人则在阿奎莱亚（Aquileia）和其他北部城镇巡游，以便及时把握这个重大战略的进展情况。提比略在动身前往伊利里库姆（Illyricum）之前，就已经知道了自己不得不去做的事情：他必须与阿格里帕的女儿维普萨尼娅离婚，虽然他们已经生育了一个儿子，然后娶阿格里帕的遗孀优利娅为妻。这是一场发生在公元前11年、给所有当事人造成无尽痛苦的婚姻：为了责任被迫牺牲婚姻生活。在配合他的要求方面，奥古斯都向来是残酷无情的，无论是对高等阶层还是对低等阶层都是如此。还有一些看似琐碎却反映重要动向的事情值得一提，到了奥古斯都统治的中期，就连那些通常怀有好意的人也由于他的严苛条件而不愿意与他合作了。因此，促使元老院正常有效地运转，鼓励精英阶层积极参与公共服务事业等各种尝试都应归于这十年间的努力成果。[140]
德鲁苏斯作为奥古斯都年纪较小的继子，在北部战役中发挥了非常引人注目的作用，他不仅得到了这位统治者的喜爱，也得到了公众的爱戴，[141]为了庆祝北部战役的第二个年头，人们投票决定授予他和提比略举行小凯旋仪式（ovations）和获得“凯旋装饰”（ornamenta triumphalia）的荣誉，为了表示对他们二人的敬意，元老院给城内的每个人发放了400塞斯退斯的奖赏，还举办了竞技表演。[142]但是，不久后奥古斯都的姐姐、安东尼的遗孀屋大维娅去世了，她曾给予并鼓舞了罗马人的忠诚与奉献。德鲁苏斯作为她的女婿，在葬礼上致颂词。
公元前10年是北部战役的第三年，奥古斯都随同指挥部到了高卢。在罗纳河（Rhône）与阿拉尔河（Arar）汇合处奉献了一座祭坛，即“罗纳河与阿拉尔河汇合处祭坛”，它成为西部地区进行奥古斯都崇拜的一个中心，就在同一天，罗马未来的皇帝克劳狄诞生了，他是德鲁苏斯和小安东尼娅的儿子（目前占优势的观点是根据狄奥的叙述而做出的推断：这一祭坛的奉献发生在公元前12年。这就牵连苏维托尼乌斯所说的“同一天”的牵强解释；而且，奥古斯都不可能在那一年出现在鲁格杜努姆，然而，我们根据一份草纸文献确实证明了公元前10年奥古斯都就在那里）。[143]在冬天，德鲁苏斯没有返回罗马，他在缺席的情况下，开始出任公元前9年的执政官职；就在那一年，他将罗马的军事扩张推向易北河以远。人们为这些卓越的军事成就欢呼庆祝：奥古斯都和他的两位继子都接受了最高统帅的欢呼与致意，人们投票决定授予提比略举行小凯旋仪式的荣誉，而德鲁苏斯理应享受自己的凯旋庆典。可是，死神再次降临：德鲁苏斯，这位所有人的宠儿于9月24日去世，年仅29岁。当时正值他的执政官年，我们没有看到关于任命替代执政官来填补这个暂时空缺的相关记载。根据狄奥的记载，提比略正在快马加鞭，设法在弟弟去世之前见上一面。[144]对于提比略而言，弟弟的去世是一场重大灾难：他们总是亲密团结从而形成合力，他们屡获军功从而战绩辉煌。
奥古斯都不允许从此停止对日耳曼尼亚的军事扩张；他直接将提比略调到那条前线上去。不过，对他而言，在相继失去阿格里帕和屋大维娅之后，德鲁苏斯的离去使他再一次遭到沉重打击；既然奥古斯都在曾经给予他支持和忠告的人中失去了威望，那么，如果人们发现他的态度和行为变得越来越强硬严苛或许并不奇怪。但是，这里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描述更加深入的故事，需要读者做出自己的评价，因为在最近的报道中，这个故事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主张“共和主义”的反对派站在这两位继子一边。这一说法源自苏维托尼乌斯的记载，他提到，德鲁苏斯在某些时候，曾写信给提比略“他正迫使奥古斯都恢复共和党人的自由”；显然，当时是有一些为德鲁苏斯涂抹上共和色彩的史料来源。[145]狄奥在叙述公元前9年的事件结束时提到了几起阴谋，紧接着罗马在下一年就制定出一条新规则，即国家可以强制性购买奴隶，以便利用他们作为证人，来反对被卷入叛国罪案件中他们从前的主人。那么，我们因此就可以揭露“公元前9年的危机”的真相吗？有一些古典史家相信，是奥古斯都对德鲁苏斯产生了怀疑，才派人把他毒害了；他们也相信，不是别人而正是提比略向他的继父告发了这封具有叛国内容的信件。然而，苏维托尼乌斯所有的相关记载，为我们的疑虑提供了一个适当理由，那就是，有大量的证据可以表明，德鲁苏斯是奥古斯都特别中意的一个继子：例如，在这位当政统治者的遗嘱中，有他一席之地。古典作家非常喜好去描述那些与毒害有关的故事情节；我们不必苟同那些传说，而且狄奥提到的那些阴谋事件与其毫无关联。但是，关于这两位兄弟曾经讨论过他们愿意在“共和国”（res publica）政治体制下效力，还有提比略承诺在奥古斯都强烈依赖他们的时候，他便当面把他们的想法提交给奥古斯都的说法有可能是事实。我们可以想象到的唯一结果就是，随着德鲁苏斯去世，奥古斯都不得不勉强把事情交由提比略来处理。
公元前8年，也就是奥古斯都开始第六次担任执政官时将处理“共和国政务”的大权，交还给元老院和人民之后的第20个年头：它在以后的一个世纪中将被称为“第二十年”（vicennalia），即使这是默默无闻的一年，却还是举行了庆典活动（尽管与庆典相伴而来的是，死神再一次降临罗马：先是麦凯那斯，不久之后就是贺拉斯，这两人相继去世）。这一年，奥古斯都行使执政官“统治权”（imperium，这是值得庆贺的一项特殊授予），他完成了一次人口普查，以便保障修订元老院名单的工作顺利进行，还有一件稀奇古怪的事情——他对罗马城城郭进行了扩展。[146]现在，第六个月（Sextilis）也被正式更名为“奥古斯都月”了。[147]与这种周年纪念日相伴随的一定是对奥古斯都拥有的诸多权力进行再一次正式确认——令人惊讶的是，这种确认可能就是在庆典当中进行的，它使奥古斯都的统治权力延长了整整十年；与此同时，却没有对提比略作为“统治者同僚”给予任何确认：这里没有爱，没有信任，而其他的可能性也近在眼前了。
然而，在公元前7年，提比略指挥的战役大获成功，这迫使日耳曼地区“在实际上，即将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148]在接下来的几年间，大量的军团士兵解甲归田。[149]就在这一年，即提比略第二次担任执政官时，举行了一场盛大庄严的凯旋仪式，然后他将一座和谐女神神殿的建立地点选在了罗马广场，他的思绪或许还是沉浸在失去的合作关系当中。
还有政府的一些日常工作和各种问题，这些并非不重要的琐事。其中发生在大约公元前8年的一件事令人感到震惊，那是对“贿选”（ambitus）的一次控告，针对的是所有官员。虽然，奥古斯都对此事没有进行严密的关注和监控，但是，他确实制定了新规则，以便对将来执政官选举中的行贿受贿行为进行遏制。这一事件所表明的真实情况是，当时仍然存在公众的选举权，但这种选举权主要是用作其他目的的一个幌子而已。那种认为，20年来奥古斯都一直坚守一年只选出两位执政官的古老传统（除紧急情况外）的看法是错误的；而且，执政官官职作为社会生涯的荣誉顶点，仍然受到人们热切的追求和激烈的竞争，很快奥古斯都再次尝试改革：他将一年分为上半年和下半年，先由两位“正式”执政官（“ordinary” consuls），再由两位“代理”执政官（“suffect” consuls，或称“候补执政官”——译者注）轮流统治，从公元前5年起这一体制便固定下来。
自然灾害从未停止过对这座古代世界之都的历史进程的干扰，而罗马政府也从未展示出足够的能力去应对这些自然灾害。公元前7年，正值纪念阿格里帕的葬礼竞技会的前夕，罗马发生了一起重大火灾，奥古斯都乘机将这座城市的地区结构改组为14个正式的“行政区域”，下设265个“分区”（vici）或称“街区”（blocks），后者承担防火责任。事实证明，这是不够的。
与奥古斯都同时代的人相继离开了人世，他不得不提拔和信赖更年轻的一代人。对于希律大帝（Herod the Great）和其王朝所出现的问题，还有希律大帝对自己的儿子们所表现的残忍态度，奥古斯都根本不屑一顾，[150]可是，这一漠视变成了一种可怕的讽刺。在公元前6年，提比略·尼禄的“统治权”（imperium）得以续任，外加5年的保民官权，此举向世界宣告：他是“统治者的同僚”；而恰好在这一刻，提比略宣布了要从国家职责中退隐的愿望，并自顾自地离开罗马前往罗德岛。奥古斯都为了留住他，装出一副生病在身的样子，但是没起作用。善于奉承提比略的历史学家维雷乌斯，将提比略隐退的后果夸大为导致了“共和国政制”的某种瘫痪，[151]而狄奥对那些年所有事件的描述的遗失，可能也导致了一种不真实的历史图景；但是，提比略的隐退给政治顶层造成了严重麻烦，这一点是不争的事实。
现代的解释和古代一样，也同意这是王朝性质的麻烦。盖乌斯·恺撒和鲁奇乌斯·恺撒开始步入了万众瞩目的核心人物的年龄阶段（根据狄奥的记载，他们早已获得了“超越他们年龄的”诸多荣誉，他提到，公元前6年，人民“选定”盖乌斯为执政官，而奥古斯都不得不插手此事，并取消这一“选定”：或许这只是做做样子而已）。[152]公元前5年，盖乌斯被安排成为一名“祭司”（pontifex），公元1年被指派为执政官，而且专门为他量身订制了一个新头衔“青年领袖”（princeps iuventutis）或骑士阶层的荣誉首脑，为纪念这一荣誉，政府还向人们发放了一笔款项表示庆贺；公元前4年，在那次为解决希律死后的犹太王国命运所召集的“元老院重大会议”（the great consilium）上，他有一个席位。公元前2年，鲁奇乌斯获得了“占卜官”（augur）职位，并被指定担任公元4年的执政官，他与盖乌斯一起成为“青年领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期间把发行钱币作为媒介对这两位年轻人进行了大肆宣传，而这一点却是德鲁苏斯和提比略从来都没有享受过的荣誉。[153]所以，提比略当时退出了政治舞台，17年前围绕阿格里帕奔赴东部产生的种种问题，再次出现了。提比略这样做是出于谦虚的合作，还是怀揣愤怒和失望？学者们想象出两个对立党派的势力：一方是克劳狄党派，即李维娅·德鲁西拉代表她的儿子们（现在变成一个了）所领导的势力；另一方是优利娅党派，即优利娅代表她的儿子们所领导的势力。到奥古斯都去世以及在那之后，双方的对立斗争注定要成为分裂这个政体的致命因素。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认识，被勾勒出来的这一情景并非完全有误，而是过于简单化。首先，毫无疑问，奥古斯都从收养盖乌斯和鲁奇乌斯那一刻起，就认定他们将成为他所选定的继承人，假如奥古斯都活得长久能够看到他们长大成人，或者他们能够活到那个时期；对于提比略·尼禄和尼禄·德鲁苏斯，奥古斯都可能从未期望他们扮演比阿格里帕更重要的角色。其次，提比略是在公元前6年，也就是在这两位年轻人正式晋升之前开始隐退的；这种晋升看起来更像是奥古斯都的一种应急反应，而不是导致提比略隐退的原因。最后，为了赶走提比略才任命他为“统治者同僚”（Collega imperii），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恰恰相反，奥古斯都试图把他留住。提比略在罗德岛（Rhodes）上逗留的最终结果，确实是一种非官方性质的流放；而且关于他最初隐退还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即人们越来越不愿意与奥古斯都共事，不愿意为他工作，不愿意按照他编排的剧本在戏剧中扮演自己的角色。提比略·尼禄曾与自己的兄弟共同分享了一种独立自主和不受约束的精神（他也与自己的妻子——奥古斯都的女儿——分担了彼此所付出的代价），所以，当提比略·尼禄意识到自己被塑造成“统治者同僚”，即“新的阿格里帕”时，他开始反叛了。对于阿格里帕来说，他作为“统治者同僚”的地位，曾经为自己儿子们的继承权提供了保障，不管怎样，他的这种地位只是作为与奥古斯都终身合作的一个“附属角色”。可是，对于提比略来说什么都不是：因而，奥古斯都必须独掌大权。
关于产生一个政治停顿期的印象无疑是错误的。但是，为了抵消这一错误，我们能做的事情却不多。公元前4年所推行的一个重要尝试，有助于弥补这一缺憾：我们仅从一段碑铭上得知了这次尝试。[154]这一年，在奥古斯都提议召开的一次“元老院会议”（senatus consultam）上，制定了一套新的司法程序，以便保障行省司法审理的迅速执行，它适用于行省居民除重大案件（即死刑罪）之外，所有控告罗马长官勒索的案件审理。这一司法程序可能确实比以前快速有效多了；另一方面，这一司法程序对于元老级别的行省总督来说，包含了一个不宜宣扬的有利因素：他们的案件将由元老组成的委员会来审理，而不是由以非元老阶层为主体的对“贪污案进行审讯”（quaestio repetundarum）的陪审团来审理。
然而，公元前2年是一个危机之年——或者说，人们一直以来都是这样认为的。确实，在这一年里发生的怪事和矛盾丛生的事件，足以吸引和满足任何一位小说家的好奇心。刚进入公元前2年，就展开了一系列的盛大庆典、象征性宣传和欢庆活动。这一年，奥古斯都60岁了；他是“正式执政官”（consul ordinarius）（他曾在公元前5年接受了这一执政官职权，并主持了盖乌斯·恺撒首次登上政治舞台的仪式，现在，他在为鲁奇乌斯举行同样的仪式）；在2月5日这一天，他被正式授予“祖国之父”（pater patriae）称号。这一最高荣誉称号的获得，成为其《奥古斯都功德录》圆满完成的标志，苏维托尼乌斯真实地引证了授予他这一称号时的献辞和他接受这一称号时的答辞。[155]这既不是一项宪法声明（尽管近代以来的历史学家试图使它成为一项宪法声明），也不是这个国家最终被“国家权力”（patria potestas）观念所统治的象征，更不是为了把抨击“神圣家族”与背叛国家的罪行等同起来而巧妙设计出来的一项法律准则。[156]它是一种荣誉——是曾经授予马略、西塞罗和优利乌斯·恺撒“祖国之父”这一荣誉称号的延续，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公共勋章。
奥古斯都做出的“回报”（quid pro quo）（除了向人民发放一笔款项之外）是举行一些规模盛大的“执政官负责的竞技表演”——这是一组新设立的竞技项目，即“马尔斯竞技表演”（the ludi Martiales）。这个项目的名称并非偶然出现，因为在5月12日这一天，[157]两位年轻的恺撒，在新建的奥古斯都广场的尽头，奉献了一座“复仇者”马尔斯神殿（the temple of Mars Ultor），这是一座在奥古斯都时代所有的公共建筑中，最具“凯旋主义”与象征意义的代表性建筑，这些很久以前恢复的标准建筑物将会永久矗立在那里。奥古斯都广场与它的柱廊、雕带、女人像柱以及所有的罗马凯旋者（triumphatores）雕像一起，[158]成为今天最吸引人们注意并探究其故事的建筑成果。事实上，它的重点并不是要强调关于“神圣家族”的故事（我们或许更想猜测为什么不是这样？），而是宣扬罗马人的胜利以及罗马帝国主义的漫长而成功的故事：充满艰难险阻、英勇无畏、坚定果敢、信心十足的故事，而且这一广场被频繁地应用于公共目的，尤其是用作法庭。[159]此外，在一个接一个的庆典活动中，政府还为人们提供了另外一种精彩奇特的娱乐表演，即“希腊人与波斯人的海战表演”，在台伯河岸边特意挖掘了一个人工湖专供表演之用；《奥古斯都功德录》中也非常自豪地提到了这一点。
这是一个多重矛盾交织的年份。在那一年晚些时候，奥古斯都将自己的女儿优利娅流放到了潘达特里亚岛（Pandateria），其生母斯克利波尼娅陪同在她身边。优利娅被控告犯有多项通奸罪行，或者这是一个借口。[160]塔西佗说，奥古斯都决定把那些通奸行为作为叛国罪来处理，[161]这就意味着，他不认为优利娅的罪过原本是属于叛国罪行的；但是，在这里现代历史学家编织了一个精心策划的“政变”（a coup d'état）故事。无论如何，应该承认奥古斯都是想把“神圣家族”作为社会道德的典范，随着这个家族核心人物的道德败坏，这一愿望遭到了打击；同时也是对他这一年因获得“祖国之父”称号而产生的自豪感和乐观精神的一次打击；更深一层的含义是，优利娅就像提比略一样，犯下了在父亲设计的剧目中拒绝接受为她安排的那个角色的罪行。也许，单凭这一点就足以判她犯下大罪了。该事件还附带一个复杂因素，在优利娅所谓的情人们当中，有一位最重要的人物，那就是优鲁斯·安东尼（Iullus Antonius），他卷入其中对于那些善于侦探的人们来说，无疑增加了更多可以描述的情节。[162]他不是被处死就是被勒令自杀的：被控名单上的其他人只是遭到放逐而已，[163]假如这些人参与了谋反阴谋，这种判决是一种不合适的举动。这些人的确是来自贵族家庭的成员，[164]而且，其中一位还曾经出任过公元前9年的执政官，正如优鲁斯曾经出任过公元前10年的执政官一样；但是，除了优鲁斯这位有声望的杰出人物外，很难证明这是“贵族党派”反对“激进的”提比略的一个合理描述。优鲁斯确实是一位与众不同的人物：他是安东尼和弗尔维娅的儿子，亚克兴战役之后，他得到宽恕。他还是安东尼娅同父异母的兄弟，他曾经在法庭上成为一个受到特别优待的重要人物。公元前13年，他以大法官的名义，为奥古斯都的诞辰举办了竞技表演；公元前10年，他取得了执政官权力，狄奥在摘要中声称，他企图建立“君主专制”（monarchia）。推翻亚克兴战役的成果，为安东尼报仇：他是那样想的吗？
在这里，我们必须进行最冷静的判断。有一件要紧事需要停下来进行考虑，那就是我们将要推测：优鲁斯和优利娅所遭受的命运是否注定会殃及盖乌斯·恺撒和鲁奇乌斯·恺撒。他们将在大屠杀中死于非命吗？优利娅将牺牲她的儿子们吗？还是整个计划的设计是为了支持他们的继承权而反对提比略·尼禄的？但是，在目前形势下他们是安全的，反而是提比略显得黯然失色并处于危险之中。优鲁斯是否满足于只作为优利娅儿子们的守护人的名声，即一位可以替代提比略的人物？当然，这个提议的疯狂性并不能证明人们不接受它。
公元前2年，罗马首次任命了近卫军长官。一些学者饶有兴趣地将这一创新与当时所谓的紧急状况联系起来；可是，小心谨慎的心态将使我们对此产生疑虑。首先，近卫军长官一职由两人担任，仅限于“骑士”阶层；其次，近卫军早就存在了，公元前2年肯定不是它的创建时刻。关于这一年之前，近卫军是否有指挥官，我们不得而知——很可能，奥古斯都亲自担任近卫军统帅，在统帅和近卫军士兵之间没有中间者；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把两名骑士阶层的近卫军长官的设立，视为统治者在危机面前强化统治的一项举措。
学界通常认为，奥维德《爱的艺术》（Ars Amatoria）正是在这一时期盛行的。尽管在年代学上受到了挑战，[165]但是狄奥记载了，由一群“时尚人士”（smart set）发起的一些其他活动，足以使奥古斯都怒火中烧。[166]因此，这种单纯的人物替代仍然是对这个故事所做的最好描述：这位统治者在为胜利的罗马所制定的严苛计划中，道德被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人们对一群放荡不羁的人进行了揭露——有可能这些揭露的确属于政敌们的所作所为，然而，优利娅和优鲁斯却是这群人中的核心人物；这位统治者因此而蒙受的耻辱和愤怒与抵制他的冷酷无情的命令的心理思潮，旗鼓相当。
制定社会规则显然是那一年中的另一背景下的产物。代理执政官鲁奇乌斯·坎尼尼乌斯·加鲁斯（Lucius Caninius Gallus）和盖乌斯·弗菲乌斯·盖米努斯（Gaius Fufius Geminus）经公民大会通过了一项法令，限定奴隶主人根据遗嘱释放奴隶的数量；这一法令很可能与公元前2年发生的另一个变化有关联，即接受免费谷物的人数被削减到20万人。要知道，在罗马公民团体中，有太多非罗马血统的人和太多的游手好闲者！
恰在此时，帕提亚国王弗拉特斯四世（Phraates IV）在历经了长期统治之后被谋杀，其王位由他最钟爱的儿子接替，此人具有强烈的反罗马倾向，并在驱逐亚美尼亚国王——一直由罗马任命的国王——的过程中，提供过帮助。一封国际信件使人焦躁不安，当时罗马城出现了一种帕提亚战争迫在眉睫的气氛；但是，奥古斯都几乎精确地再现了20年前的成功方案。[167]当时，提比略·尼禄是他的特使，本来他可以再做一次特使，可是他却隐退了：实际上，由于他所有正式权力都已期满，他又没有做任何努力使这些权力再度重申，所以，他就是一个被放逐者——如同他的妻子一样。无论如何，这就为盖乌斯·恺撒在官场舞台上首次登场亮相、扮演令人印象深刻的政治角色，提供了重要机遇；于是，在公元前1年，他被授予统领整个东部地区的“统治大权”，他开始去东方走马上任，其随行人员中不仅有大批的外交顾问，还有一些紧追不舍的热情洋溢的蹩脚诗人。[168]东部没有处在战争状态，所以他不必仓促行军；公元1年，[169]他在缺席（in absentia）的情况下，开始进入早已安排好的执政官任职期限，当时他正在纳巴泰的阿拉伯（Nabatean Arabia）地区进行某场战役。[170]盖乌斯所承载的希望（连同他兄弟的希望，但他的兄弟在公元2年由于某种非险恶原因死于马西利亚），在奥古斯都于公元2年9月写给他的一封信中得以透露：“……随着你们两个像真正的男子汉那样，尽你们的本分并接替我承担了守卫国家的重担。”[171]在幼发拉底河中的一个岛上，他适时地举行了重要的、礼节性的外事交流活动，[172]接下来，可以说这是一个合适时机，他向亚美尼亚进军去扶植又一位受罗马保护的人登上王位，这不是一次形式上的扶植。在阿尔塔盖拉（Artagera）这个鲜为人知的地方，盖乌斯被刺伤了，似乎他很快就痊愈了，他和奥古斯都两人都接受了“最高统帅”的欢呼与致意。[173]接下来发生了整个故事中最奇怪的事情。提比略·尼禄刚好得到允许返回罗马，他的身份仅仅是一个普通公民，他的未来难以预定；[174]现在，盖乌斯在给家人的信中提到，“他”打算隐退，去过自己的私人生活和沉思冥想一些问题。[175]当时，人们盛传，23岁的盖乌斯病得很重，他们的传说很可能是对的，公元4年他去世了，这让奥古斯都极度悲伤和绝望；在这样短的时间里，两个年轻有为的人就这样相继离开了人世。但是，甚至在那之前，人们就猜到了这封辞职信产生的后果，奥古斯都会感到失望：“儿子，连你也要这样做。”就像提比略和优利娅那样：这就是腐蚀奥古斯都第三个十年的脓包，即他选定的人都不想沿着他指引的路线去尽职尽责。当公元3年他的宪法权力被再次延期（一个完整的10年执政期）的时候，根本听不到任何关于提比略·尼禄或盖乌斯·恺撒的消息，因为两人都在他们的住所里生着闷气；罗马没有“统治者同僚”了。
然而，在公元4年，奥古斯都为了继续推行他谋划的帝制和社会改革的各项议程，这位孤独的、毫不留情面的、[176]不知疲倦的统治者，出于政治需要而做出了让步。他在“不得已而求其次”（faute de mieux）的情况下，让提比略·尼禄复职，授予他10年权限的保民官权力，[177]并任命他为日耳曼地区罗马军团的军事统帅，[178]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奥古斯都也没有明显地授予他通常意义上的“统治大权”。奥古斯都王朝的守门人仍然是这位老人。与他血缘最近的亲人，除了他的女儿优利娅之外，就是她现在依然健在的三个孩子：女儿优利娅、阿格里皮娜和被称为“波斯图穆斯”（Postumus）的儿子阿格里帕；这位王朝守门人决定采取行动。公元4年6月26日，奥古斯都收养了提比略和阿格里帕作为他的儿子——这是“为了国家利益”，据推测这是他在收养提比略时说过的话[179]（尽管我们无法重温那句话的语气是一种顺从的凄凉语气，还是一种坚定自信的语气）。对于提比略而言，被选定为养子，无疑是拥有权力和赢取新的军事荣誉的重要机会，即使他仍然只是作为王朝的一个看门人，但是对比他此前的黯然失色以及或许更糟糕的处境，不知要好多少倍。对于阿格里帕而言，他可不是故事描述中的一个无关紧要的人物。[180]所有的古典作家都把他描述成一个脾气暴躁、智力迟钝的人；[181]他可能是逐渐变成了这样的人，或者这只是官方说法，以便证明后来对他的放逐和铲除是合理的。可是，在公元4年的时候，如果出现危机，他仍然是一位取代他已故兄弟的合适人选。总而言之，那不是这位统治者计划的全部内容。因为，就在同一时间，提比略收养了自己的侄子尼禄·克劳狄·日耳曼尼库斯（Nero Claudius Germanicus），他是那位受到人们敬爱的德鲁苏斯之子，提比略将他作为自己儿子——又一个名叫“德鲁苏斯”的人——的兄弟。日耳曼尼库斯娶了阿格里皮娜，这样，他们的孩子将传递优利亚家族的血统——这是对遭受严重损害的“神圣家族”进行修复的一种极其有效的方法。
在立法上，公元4年[182]是《埃利亚·森提亚法》（Lex Aelia Sentia）颁布之年，这是一项调整奴隶制度和规范奴隶释放的最具深远影响力的法令；[183]也是一次罗马司法管理制度的重大改良，特别是增加了第四个“十人团”（decuria）组成的陪审团。[184]在军事上，提比略于公元4年、5年和6年所进行的日耳曼战争，就像12年前那样获得了重大胜利：[185]公元5年，罗马军队再次抵达易北河沿岸；公元6年，逼近马罗波杜斯的波希米亚王国（the Bohemian kingdom of Maroboduus）——一个巨大的战利品，并对其形成钳形攻势。
这是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充满乐观的帝国主义扩张的最后一刻。经过仔细观察，余留下来的事情还是呈现出灾难性和幻想破灭的色彩，特别是——尽管不仅仅是这样——在遭受最严重损失的军事方面：那封写给盖乌斯·恺撒的信件所具有的历史讽刺意味变得极其强烈。因此，这也同样在提示我们，在陷入沮丧以前，奥古斯都就已经成功地确立了政治秩序，这一秩序经过修正与改革一直存在了几个世纪之久；奥古斯都已经成功地确立了领土霸权，这一霸权一直延伸到他之后的一百年，而且在他去世时罗马所囊括的领土，在两百年间没有任何损失。
正当军队泰然自若地做好了围攻波希米亚王国的战斗准备时，突然传来了整个伊利里库姆地区陷入叛乱的消息，这一消息令人十分震惊。实践证明，提比略在15年前所取得的军事成果无法继续维持下去。提比略被迫放弃进攻波希米亚王国的军事行动，火速返回到他所熟悉的前线上，对那里爆发的民族大起义进行艰难镇压，耗时整整三年。[186]这场镇压战争并非是那些年间所遭遇的唯一麻烦。[187]其间，我们还听说，一些城市发生了反叛，地方总督不得不被任命而不是像通常那样由抽签选举产生，他们的任期也不得不延长。在小亚细亚，狂野的伊索里亚人（Isaurians）处于暴乱之中；在非洲，科苏斯·科尔奈利乌斯·兰图鲁斯（Cossus Cornelius Lentulus）成功地镇压了盖图利亚人（Gaetulians）的叛乱，而赢得“凯旋装饰”的荣誉；在撒丁尼亚（Sardinia），海盗再次猖獗肆虐，罗马不得不将其重新指定为“恺撒行省”的一个部分。犹太问题再一次摆在罗马人面前：在希律王去世时，获得最大份额的阿凯劳斯（Archelaus）遭到其臣民们的强烈谴责，并被放逐到高卢，罗马不得不接管了犹太，并将其作为一个骑士行省。[188]
国家财力很紧张。关于职业化军队的基本性质成为值得讨论的问题，例如，招募新兵和军费开支，尤其是为服役期满的士兵提供退役费等。奥古斯都试图通过延长服役期限来削减军费开支。[189]他还将这一难题抛给了元老院，让其为全面增加国家总收入而储备基金，[190]但是元老们无情地回以沉默。于是，在公元6年，奥古斯都将一笔遗产税强加到罗马公民头上，即对于中等以上的富裕家庭来说，如果将财产遗赠给除家人以外的任何人，国家将对他们征收5%的遗产继承税。[191]征收这笔遗产税是为新建的军人金库（Military Treasury）提供基金，用来支付士兵的退役金。奥古斯都预先为金库提供了1.7亿塞斯退斯的个人资金，作为该金库的基础资金。[192]但是，这笔遗产税是自公元前167年以来，罗马公民缴纳的第一笔直接税，所以，支付这笔遗产税的富人们深怀愤怒与不满。
在奥古斯都统治的所有年份中，公元6年和公元7年具备了被称为“危机年份”最直接的特点，例如，令人焦虑不安的军事问题和财政问题，普遍存在的怨声载道，再加上自然灾害和王朝纷争等。大自然竭力地证明，这座伟大的城市所遇到的诸多难题没有一个得到了解决，哪怕是不彻底的解决：粮食短缺导致了定量发放制；罗马城发生了另一场重大火灾。既然经过实践验证，授权解决方案没有效果，于是，罗马建立起一支新的消防队：这就是由一位骑士长官统领的帝国时期的“消防警卫”（vigiles）大队的诞生。[193]但是，平民们却愤愤不平：罗马城里到处都是革命性的演讲，演讲传单也在晚上迅速传播。[194]据狄奥记载，一位叫普布利乌斯·鲁弗斯（Publius Rufus）的人，被认为是煽动这些演讲的教唆犯，但是，此人背后隐蔽着势力更强大的支持者：这是一个即将出现的并具有反响力的故事。
日耳曼尼库斯（Germanicus）是公元7年的财务长官，他被派往伊利里库姆，与其随行的是增援提比略的军队。在这支增援部队中不仅有十分罕见的从罗马城公民那里征集来的产品，[195]还包括由政府出资购买的奴隶和出于募兵需要所释放的奴隶。[196]狄奥传递给我们一种说法，奥古斯都怀疑提比略是故意拖延战事，所以才派遣日耳曼尼库斯前去鼓动一些事端：实际上，提比略曾经说过他有充足的兵力，他甚至将一些士兵遣回罗马。[197]或许，我们会怀疑在这些事实背后存在着政治手腕，但是，这些政治手腕至今仍然模糊不清。在各项官职的选举中发生了骚乱，对选举规矩失去耐心的奥古斯都亲自任命了所有官职——这是仅有的一次：他已经殚精竭虑地工作了50个年头，现在危机正在造成损失。他开始停止公开露面，并任命一个由德高望重的元老组成的委员会，来负责接待使臣。
在历史学家中流行这样一种观点，[198]在奥古斯都统治的最后10年里，所有的事情都是围绕提比略的曲调来进行的，他在每一年战役之后都返回罗马。尽管相关的论据是间接迂回的，但这并非不可能，而且军事统帅在战季之间返回罗马是常有之事。提比略的主题曲是否正在演奏的这个问题，肯定与下一个“激情与政治”故事中的主题密切相关。毫无疑问，小阿格里帕理应被赋予特权成为财务长官，并带领军队前往日耳曼地区；可能是在公元6年，[199]他反而被调离罗马来到了苏兰图姆（Surrentum），在公元7年，奥古斯都声称与他断绝关系，并把他放逐到普拉那西亚岛（Planasia）。公元8年，他的姐姐小优利娅也遭到了放逐，并且永远不准返回罗马。[200]学者们再一次做出推断，“神圣家族”的核心人物犯有叛国罪：这是一个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3年的故事，一个30年来充满“党派”危机的故事，一个关于优利娅党派正在做最后挣扎、试图阻挡令人痛恨的、冷酷无情的克劳狄党派即位的故事。这些模棱两可的推测几乎都是虚构的，可是，这里有一个实例。为什么要放逐阿格里帕？借口是，他患有白痴病，或者，他被变成了一个患白痴病的暴徒；但是，日耳曼尼库斯的兄弟克劳狄却是一个大脑麻痹、行为古怪的人，就是这样一个被认为远离公众关注的人，不但没有被奥古斯都宣布断绝关系也没有被放逐：他的命运之星迟早会升起来的。奥古斯都还始终不允许阿格里帕接受公众的关注，没有授予他“青年元首”的称号与头衔，不允许他提早担任官职候选人。那是在提比略的请求下才这样做的吗？阿格里帕是否曾不太适宜地暗示，这样做不太好？苏维托尼乌斯传递给我们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地位低下的）人以小阿格里帕的名义，向公众传播一封使用十分尖酸刻薄的语言诋毁他（奥古斯都）的信”。[201]但那些急于利用这个故事的人，未能注意到故事本身的含糊不清：目前，我们不清楚，这位传记作家的意思是“以阿格里帕的名义”，还是“伪造阿格里帕的笔迹”；我们也不清楚，这封信是否可以假设为一封被错误公开了的私人信件——如果是这样，它是写给谁的——或是一封实际上写给公众的信。
至于优利娅，官方又一次将其说成犯有通奸罪，尽管她只有一个情人，即戴奇穆斯·优尼乌斯·西拉努斯（Decimus Iunius Silanus）。对此人的惩罚只是告知他不再是皇帝的朋友了，这就意味着，他被罗马遗弃了。[202]相比之下，优利娅被无情地判处终身放逐（经证明是20年）；在财政上，优利娅得到了李维娅·德鲁西拉（Livia Drusilla）的资助——这一点我们必须加以考虑。[203]同样还要考虑优利娅丈夫的身份问题：他是鲁奇乌斯·埃米利乌斯·保鲁斯（Lucius Aemilius Paullus），他的名字出现在苏维托尼乌斯列举的反对奥古斯都的阴谋者的正式名单上。[204]在那上面，他与一个叫普劳提乌斯·鲁弗斯（Plautius Rufus）的人联系在一起，这个人让历史学家想起了（尽管这是一个没有根据的想法）据推测在公元6年散布革命宣传册的那位普布利乌斯·鲁弗斯。那么，丈夫和妻子都被判处犯有阴谋罪吗？是夫妻合伙制造的阴谋？还是他们分别制造的阴谋？按照通常推断，保鲁斯被处决了，但是一个很有力的根据却反对这一推断。[205]假如保鲁斯只是遭到放逐，那么就阴谋罪而论，这样的惩罚力度并不够；而关于优利娅的罪行，我们最好将其看作据说的那样。奥古斯都坚持，她生的孩子绝不能活下去，目光敏锐的塔西佗发现，没有其他的漏网之鱼。在苏维托尼乌斯提供的阴谋者正式名单上，没有提到任何一个优利娅的名字。
但是，另外一些神秘事件还是对这一阴谋的假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两个——或者，在讽刺的意义上也许有三个——企图帮助阿格里帕逃走的故事。在苏维托尼乌斯列举的阴谋集团的名单中，“奥达西乌斯和埃皮卡杜斯（Audasius and Epicadus）曾经试图把‘女儿优利娅’和‘外孙阿格里帕’从他们被幽禁的岛上偷偷带到军队中”[206]。这个故事出现了一些差错，因为当阿格里帕被派到他所流放的岛屿时，“女儿优利娅”已经离开了她所流放的岛屿。或许，这只是“外孙女优利娅”的笔误；但是，此时大优利娅仍然处在流放之中，这仍然是存有争议的潜在的焦点问题，所以，可能是其他地方出现了差错。无论如何，这个故事强化了由于阿格里帕是危险人物所以遭到流放的观点；而这种危险将是针对提比略而言的。第二个故事是这样传说的，阿格里帕的奴隶克莱门斯（Clemens）一听到奥古斯都去世的消息，如何立即飞奔到普拉那西亚岛，但他还是来迟了，“新元首犯下的第一件罪行”（primum facinus novi principatus）已经发生了；两年后，他又如何通过冒充阿格里帕获得了一批追随者，如何被逮捕并被处死。人们猜测他在“元首家族中”以及元老和骑士中间有强大的支持者，所以对这一事件并没有进行深入追究。[207]在历史学家那里，那个故事是可信的。第三个故事，如果这个故事是真实的，却具有讽刺意味，历史学家们对此的确存在分歧意见。这个故事提到，奥古斯都在去世前不久，前去看望了放逐中的阿格里帕而且两人和解了。[208]不论这个说法真实与否，这个故事本身还是始终如一地指向一点：阿格里帕是一位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很有可能，历史学家在一场虚构的从公元6年持续到公元8年的反对奥古斯都（或反对提比略）的阴谋中，设法使自己变得聪明过头了。清除优利娅的孩子们，最受益的人是提比略，或许，他们应该是一场你死我活的王朝纷争的受害者，而不是发起者。
当公元9年年初提比略从伊利里库姆返回罗马时，人们立刻在选举会场（Saepta）举行了一场向他致敬的“返回庆典”（reditus）；接着是骑士阶层而不是平民爆发了不满：骑士的不满主要针对《关于等级通婚的优利亚法》，他们反对该法对无子嗣者惩罚的规定。年迈的奥古斯都向集合在广场上的民众朗读了一篇关于强烈谴责无子嗣者的讲演稿；[209]正当提比略返回前线，从而证明这将是他平定达尔马提亚叛乱的决定性战役之时，代理执政官将《帕皮亚-波派亚法》（Lex Papia Poppaea）法案提交给了公民大会。该法对25年前的条令进行了修改：无论狄奥和苏维托尼乌斯的叙述是何等混乱和矛盾，但都给人留下了一种奥古斯都做出让步的印象。然而，塔西佗却明确持有相反意见。[210]无论如何，对于未婚者来说，立法试图将他们置于公众羞辱之中，这一点我们不应低估：假如骑士阶层[据推测，他们是由富有的“单身汉”（caelibes）所构成的最大规模的集合体]认为，他们能对这位年迈的统治者施加一些影响的话，那么，他们肯定遭到了严厉拒绝。
公元9年下半年，随着大叛乱被镇压，提比略和日耳曼尼库斯返回罗马，人们投票表决为奥古斯都和提比略举行盛大的凯旋仪式，还投票决定授予日耳曼尼库斯“凯旋装饰”的荣誉，并授予他大法官资格，以及允许他提前获得担任执政官候选人的资格。[211]但是，凯旋仪式没有如期举行，五天后，庆贺的气氛被突如其来的“瓦鲁斯灾难”（disaster of Varus）破坏了；[212]罗马损失了三个军团的兵力，越过莱茵河的一切军事努力也付之东流了。罗马人充满乐观的军事征服，如同在伊利里库姆那样被证明是不正当的，“无限的帝国统治权”（imperium sine fine）是难以实现的。奥古斯都的神经几乎崩溃了，我们甚至得知，他曾经想自杀。这次失败暴露了帝国所依赖的军事基础的脆弱性；在伊利里库姆战争中，士兵的服役期早已拖至极限。强制性征募士兵正在加紧进行，甚至出现了关于有人拒绝征兵而被处决的传言。所有的老兵都被召回军队，被释奴隶再一次应征入伍。罗马人民是否会接受这一点，则是一个问题：罗马在一场灾难的恐惧当中，开始征集一支非正常的军事力量，而且，统治者个人的日耳曼护卫兵也不再是安全的了。[213]
提比略必须承担起平叛日耳曼地区的重任。他艰苦卓绝地奋战了三年多，[214]他的这些军事活动，却没有取得可以举行凯旋仪式的成就；当他的“返回庆典”最终举行的时候，[215]一场盛大的凯旋仪式才随之为他举行了，但是这场凯旋仪式并没有被冠以“征服日耳曼尼亚”的荣耀，而是被称为“征服伊利里库姆”延期举行的凯旋仪式。“日耳曼行省”将不复存在了。
公元12年，日耳曼尼库斯是这一年的执政官。他作为新的“举世瞩目的人物”出现：狄奥出人意外地花费大量笔墨记载了关于日耳曼尼库斯在伊利里亚和日耳曼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这表明，一定有人详细地记叙了这些史实。[216]然而，他的执政官年绝对不是令人愉悦的年份。自然灾害再一次冲击罗马：台伯河河水大肆泛滥，圆形大剧场被洪水淹没，而“马尔斯竞技会”也被迫转移了地点。我们获悉了一个新的、带有灾难性的记录，即对那些具有煽动性的文学作品进行了焚毁，对它们的作者也进行了惩处。事件发生的具体日期尚不明确，但是这一年恰好是对机智诙谐的演说家卡西乌斯·塞维鲁（Cassius Severus）放逐的年份，[217]原因是他“那些肆无忌惮的作品诽谤了地位显要的男人和女人”——我们根据塔西佗这样的措辞来判断，这不是统治者本人的问题；而是罗马第一次将诽谤作为叛国大罪来处理。卡西乌斯讽刺挖苦的一件事情，与元老院下令焚烧他的同伴演说家提图斯·拉比埃努斯（Titus Labienus）的作品有关，提图斯·拉比埃努斯写的是历史著作，似乎有些“共和主义的”倾向：他自杀了。[218]奥维德的书也从图书馆里撤出来。腐败堕落的局面显而易见：一个焦躁敏感的政府和一个奉迎恭顺的元老院。
公元13年，奥古斯都和提比略的宪法权力被再次延长了10年，而且提比略的“统治权”终于得以宣告，他拥有了与奥古斯都相等的权力：[219]他是“统治者同僚”了。他曾经两次拯救了公共利益，他56岁了，现在他的职责是与他的养子日耳曼尼库斯和他自己的儿子德鲁苏斯一起，平稳地接管政权，以证明他们是充满希望的继承人。一直被奥古斯都当作“传声筒”、为整个元老院准备预案的元老小组委员会，被赋予了一种经修正的成员资格和新的权力，使其可以通过与正式的元老院决议相当的决议；提比略、日耳曼尼库斯和德鲁苏斯作为正式成员加入到这个小组委员会中。[220]据称，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解除奥古斯都定期出席元老院的负担，但是，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委员会是如何成为一个平稳过渡的机构的。这并不意味着，奥古斯都“每况愈下了”：狄奥接下来叙述的事情与此相矛盾。当贵族阶层认为遗产税对他们很不公正，他们的焦躁不满再次喷发的时候，就显示了这位年迈的舵手仍然在操控罗马大政方针的前进航向。奥古斯都以个人力量向元老们发起了挑战，他要求元老们提出更好的方案，来提高必要的国库收入；接着，他显然准备创设一种甚至更加强硬的方案（对意大利土地征税）。于是，元老们还是决定与他们所了解的这位魔鬼般统治者保持合作。[221]
奥古斯都和提比略被特别授予了一项执政官“统治权”（consular imperium），开始进行一次人口普查，并于第二年的5月11日完成了祓除仪式。在提比略奔赴伊利里库姆的旅程中，奥古斯都与他一起巡行到贝奈文图姆（Beneventum）。维雷乌斯（Velleius）认为，提比略的行程是“为了巩固他在战争中所征服的地区的和平”，[222]这就等于承认，在伊利里库姆没有任何需要提比略担忧的事情；但两位“统治者同僚”不能一起留在罗马。就像在遥远的马尔库斯·阿格里帕时代一样，他们必须单独工作；然而对提比略而言，长期在外巡游显然不再是明智之举。在返回罗马的路上，奥古斯都在卡普里岛逗留了几天，这个岛屿是他从那不勒斯城那里，用伊斯基亚岛（Ischia）交换而来的，因为他和提比略都喜欢卡普里岛。[223]他在那不勒斯出席了当地的竞技赛，然后挣扎着前往远在诺拉的一处古老的家族地产，在那里，他于8月19日去世。
关于宪法传递和王朝继承两大问题都已经得到解决。这里有一位正在履行职责的“统治者同僚”，他应该不会遇到太多难题，因为“神圣家族”的三名成员、奥古斯都血缘最近的亲人，都在流放之中——他们中一个可怜的人，因为太危险而无法活命。[224]实际权力将取决于这种体制是否已经在罗马政治生活中变得根深蒂固，并得以延续下去，无须去做严肃的可能性选择，与奥古斯都相比，这些继任的统治者在统治上不仅缺少权术的技巧，也缺乏冷酷无情的性格；就此而言，奥古斯都长期执政可能更有助于这种体制的成功确立和延续。尽管在亚克兴战役之后40余年的历史进程中，欧洲历史实际上已在奋力实现一个崭新时代，但我们的叙述至少表明了，这一时代的起源与任何一种蓝图相距多远。
（王阳译 宫秀华校）
[1] 可以结合第四章所讲述的军事故事进行阅读。
[2] 关于主要的文学资料，CAH X1 866-76；铭文文献：参见Ehrenberg and Jones，2nd edn 1955（B 227）（1976年和1979年平装本的再版含有重要的附录）（EJ2）；译本：参见AN；英文资料精选：参见Chisholm and Ferguson 1981（A 16）.
[3] Millar 1964（B 128）；Manuwald 1979（B 121）.
[4] 公元前6—前5年只有摘录；公元前4—前3年完全没有狄奥的叙事；公元前2年以摘录开始，内容逐渐变得完整起来，但还是以摘录结尾；公元前1年、公元1年和3年，只有摘录；公元8年，除了结尾的少量摘录外，没有其他的内容；公元9年，在“瓦鲁斯灾难”（Varian disaster）后只有摘录，除了这一缺憾外，其他部分都有狄奥的完整叙事；公元13年夏至公元14年夏，只有摘录。
[5] Millar 1964（B 128）102-18；McKechnie 1981（B 116）；Espinosa Ruiz 1982（C 84）.
[6] Wallace-Hadrill 1983（B 190）10-15；Gascou 1984（B 59）390-6.
[7] Vell.Pat.II.88-123，ed.Woodman 1983（B 203），with commentary.
[8] 比如Aufidius Bassus；Servilius Nonianus（on whom Syme in Hermes92（1964）408-14=Syme 1970（B 178）91-109）.
[9] Manuwald 1979（B 121）.
[10] Texts in EJ2；edition，Degrassi 1947 and 1963（B 224）XIII，fascs.1 and 2.
[11] 最新的论点参见Coarelli 1985（E 19）II 263-308.
[12] 奥维德的《岁时记》（Fasti）是以半年的日历素材为基础而创作的一部诗作。
[13] Hölscher 1984（F 424）；Hannestad 1986（F 409）；Simon 1986（F 577）；Zanker 1987（F 632）.
[14] 在下述第十九章中所讨论的该时期的文学作品。
[15] Dio LI.1.2.
[16] 前述第一章，原文第59—65页。
[17] 在本章中将会一直如此称呼他，直到他成为奥古斯都为止。
[18] Especially Sattler 1960（D 63）and Schmitthenner 1962（C 305）.
[19] 一个重要的政治与土地问题；参见Brunt 1971（A 9）332-42.
[20] N.Purcell，CAH IX 2，ch.17.
[21] Boucher 1966（C 37）.
[22] Dio LI.17.1；Tac.Ann.II.59.3.
[23] Tac.Ann.III.28.1.
[24] Jones 1960（A 47）95.
[25] 狄奥说的是一位终身平民保民官的所有权力，见Dio LI.19.6.这种权力也许提供给了恺撒；但他（只）接受了所提供的“大部分权力”，参见Dio LI.20.4.
[26] εκκλητον δικαζειν.
[27] 在这些城市中，他的拥护者们可能一直为他摇旗呐喊。
[28] Habicht 1973（F 154）55-64.
[29] Dio LI.20.6-9.
[30] 实际上在三头时期已经在钱币上使用了。
[31] Dio LI.20.5.
[32] Donatus，Life of Virgil，from Suetonius' Lives of the Poets （ed.Rostagni 1956（B 153）89）.
[33] 关于罗马广场的变化情况，参见Simon 1986（F 577）84-91.
[34] Crook 1955（D 10）11.
[35] Dio LII.42.6；Mommsen 1888（A 65）III 912-13.
[36] RG34.1.
[37] 并参见Tac.Ann.III.28，sexto demum consulatu.
[38] Dio LIII.2.5.格莱内德（Grenade）把这一通告与苏维托尼乌斯的书中所引用的法令等同起来了，这种做法令人难以信服，参见Suetonius，Aug.28.2.
[39] App.BCiv.V.73.313.
[40] Propertius II.31；Simon 1986（F 577）19-25；Zanker 1987（F 632）52-73 and 242-5.
[41] 这是借自尼科莱特的书中的概念，即 “les langages paralleles”。参见C.Nicolet 1976（A 66）ch.9.
[42] 依据是Suet.Aug.100.4；但是在维吉尔写作《埃涅阿斯纪》（VI.873）时它才刚刚开始修建，并且在马凯鲁斯入葬时还没有完工，参见Virgil，Aen.VI.873.
[43] 关于这种竞争的情况，参见Zanker 1987（F 632）27.
[44] 尽管他毕生都在忧心于自己的健康，并且经常患有咽喉感染。
[45] Syme 1986（A 95）20-5.
[46] Cic.Att.VIII.2.3.
[47] Contra，Dio LIII.11.
[48] Strab.XVII.3.25（840C）.
[49] Suet.Aug.7.2；Dio LIII.16.6-8.
[50] 关于来自阿尔勒（Arles）文本的副本，参见EJ2 22；相关图片参见Earl 1968（C 81）pl.38.
[51] 李维还记载了将第六个月（Sextilis）的名称变为“Augustus”的情况，参见Livy，Per.134.但其他证据提出这一变化是在更晚的时候发生的。
[52] Gardthausen 1891（C 95）I 806.
[53] Suet.Aug.47.
[54] Livy，IV.20.5[他明显（32.4）不相信奥古斯都给出的理由]。
[55] Dio LI.23.2-27；并注意参照Livy Per.134-5.
[56] Dio LIII.23.4-7.Syme 1986（A 95），32，他赞同哲罗姆（Jerome）的观点，坚持认为此事发生于公元前27年。
[57] Hartmann 1965（B 241）；Volkmann 1965（B 295）；Boucher 1966（C 37）；Daly and Reiter 1979（C 74）；Hermes 1977（B 82）.
[58] Suet.Aug.66.2.
[59] Schmitthenner 1962（C 305）.也可参见上述第一章和下述第四章内容。
[60] Syme 1986（A 95），chs.15 and 16，另外，关于该城市的行政长官的情况，请特别参见第211—212页。
[61] “宣称他不理解该工作说明”，参见Tac.Ann.VI.11；“因为该工作而感到尴尬”，参见Sen.Apocol.10；“不符合宪法规定的地位”，参见Jerome，chron.sub ann.26.
[62] Zanker 1987（F 632）144-8.
[63] 与今天见到的哈德良的圆形建筑物不同，而且是朝着相反方向的。参见Coarelli 1983（F 116）.
[64] 狄奥把这次关闭的日期定在公元前25年，参见Dio LIII.27.1；这一定是在奥古斯都回到罗马之前发生的。
[65] The vela，Prop.III.18.13.Crinagoras，Poems x and xi，ed.Gow and Page 1968（B 65）.
[66] Dio LIII.28.2.
[67] Dio LIII.18.1.
[68] 见下述第三章第118—120页。
[69] 如果狄奥以后的历史学家们认为这两条原则“差不多是一回事”，那他们就错了。
[70] Dio LIV.3.
[71] 巴狄安中肯地提出理由予以反驳，参见Badian 1982（C 14）.
[72] Dio LIII.31.1.
[73] 罗达兹有一段完整的论述，参见Roddaz 1984（C 200）339-51；狄奥的作品中没有这一论述。现在主要的参考文献是EJ2 366，这是奥古斯都为阿格里帕所做的葬礼演说的希腊文残篇，并附有格罗奈沃德发表的附加的残篇，参见Gronewald 1983（B 370）61-2.
[74] Dio LIII.32.3.
[75] 阿格里帕在公元前23年后再没有取得执政官职位。
[76] Suet.Aug.37.
[77] Dio LIII.32.5；Talbert 1984（D 77）165.
[78] Tac.Ann.III.56.2.“至高无上权力的头衔”一定是对一种官职描述的模仿；它的希腊语可以在为阿格里帕所做的演说中看到，参见EJ2 366，lines 11-12.
[79] 尽管不是直接地：参见Lacey 1979（C 147）.
[80] Dio LIII.32.5.
[81] 见CAH IX2，ch.17.
[82] 注意《奥古斯都功德录》中所记载的frumentatio.参见RG15.1.
[83] 该法庭的组成成员大概至少有一半是非元老出身的人。
[84] Dio LIV.3.1-3.
[85] Plut.Per.23.1.
[86] Dio LIV.3.4-8；Vell.Pat.II.91.2.
[87] Syme 1986（A 95）40，n.47.
[88] 在不同的资料中被称作李锡尼乌斯·穆莱那和瓦罗·穆莱那；无疑他也是一位泰兰提乌斯，但他不是公元前23年执政官年表中的神秘人物。参见Syme 1986（A 95）387-9.
[89] 一般认为，奥古斯都和她有奸情。
[90] 参见Suet.Aug.56.4，其中所记载的故事表明这件事令他大为震惊。
[91] 审判可能是分开进行的：年轻的提比略是凯皮奥的起诉人。
[92] 狄奥记载：“……由于他们打算逃跑”，这可能恰好是他那个时代常犯的一个错误。
[93] Suet.Aug.66.3.
[94] 他在《奥古斯都功德录》（Res Gestae）中说是两次。
[95] Dio LIV.1.4-5；Suet.Aug.52.
[96] 奥古斯都可能只是严重地依赖于囤积者：关于lex Iulia de annona，参见Dig.48.12.2.
[97] 相关资料很混乱，尤其是在时间顺序上：参见Dio LIII.24.4-6（under 26 B.C.）；Vell.Pat.II.91.3-4，with the notes of Woodman 1983（B 203）.
[98] 是公元前19年的一个空缺吗？相反，听起来好像是该执政官负责那些为公元前18年而举行的正规选举。
[99] Suet.Aug.19.1.
[100] 阿格里帕修建的“维尔格水道”（Aqua Virgo）于6月9日开始启用，但是，他不能迅速地结束即将取得胜利的西班牙战争前来出席启用仪式。
[101] 第158—163页。
[102] Virg.Aen.VI.853.参见Prop.IV.6.83，Horace's Carmen Saeculare，关于来自第一城门（Prima Porta）的奥古斯都雕像的护胸甲，参见Simon 1986（F 577）52-7.
[103] Dio LIV.7.4-5.
[104] Dio LIV.9.1.
[105] 实际上，第一次是在公元前30年，参见Dio LI.4.5.
[106] RG11；Fasti Amiternini and Oppiani也记载了此事，并把时间定于10月12日。
[107] 狄奥说他举行了一场小凯旋仪式，还可参见Abaecherli Boyce 1942（A 1）.
[108] 关于这一日期以及关于年表在“帕提亚拱门”（Parthian arch）上的论证，参见Coarelli 1985（E 19）11.
[109] Dio LIV.10.5-6.
[110] 关于拒绝接受道德监督（curator morum）长官的情况，参见RG6.1（只有希腊语版本）；关于拒绝接受监察权力的情况，隐含在《奥古斯都功德录》中，参见RG8；只有狄奥提到了《奥古斯都法令》，而奥古斯都虽然在《奥古斯都功德录》中谈到了他的法律，却没有给出进一步的线索，参见RG8.5.所以，苏维托尼乌斯被误导了：参见Suet.Aug.27.5.
[111] Following Jones 1960（A 47）13-15.
[112] Dio LIV.10.5，exactly analogous to ‘...for life，to the extent of not having to relinquish...’at LIII..32.5；见上述第86页。
[113] Dio LIV.12.4.阿格里帕的统治权直到公元前13年才成为统治大权（maius），参见Dio LIV.28.1（而且这是根据laudatio 得出的正确推断，EJ2 366）。
[114] 第732—733、883—893页。
[115] 我们是否在Tabula Irnitana （Gonzalez 1986（B 235）150）的基础上，增加一部使意大利自治城市宪法标准化的《优利亚自治城市法》（lex Iulia municipalis），这是一个持续争论的问题。
[116] 文献中的记载并不一致：苏维托尼乌斯指出的数额为120万塞斯退斯，参见Suet.Aug.41.1.狄奥认为是100万塞斯退斯，参见Dio LIV.17.3.
[117] 狄克逊低估了这一点，参见Dixon 1988（F 26A）71.
[118] RG6.2（希腊语文本）.
[119] Pighi 1965（B 263）107-30，plus 131-6，卡瓦莱罗的著作表明这属于奥古斯都庆典（rhe Augustan ludi）的一部分，参见Cavallaro 1979（B 217）.
[120] Dio LIV.15.1.
[121] Syme 1986（A 95）53-63.
[122] 现在关于所有这些人，参见Syme 1986（A 95），可查阅本书的索引。
[123] Dio LIV.19.6：狄奥的希腊语文本中表明了这一头衔的性质：它虽然不是常设的，但可能是正式的官职。
[124] Dio LIV.24.4-6.
[125] 拉杰克赞同约瑟夫引用的文献的可靠性，但是对它们的范围作了最低估计，参见Rajak 1984（E 1194）.
[126] 指公元前16年的“罗利亚灾难”（Lollian Disaster）[或者像塞姆坚持认为的那样，这场灾难是发生在公元前17年，参见Syme 1986（A 95）402，n.116].
[127] 狄奥将之定为公元前13年，参见Dio LIV.25.5.
[128] 由普布利乌斯·西利乌斯在阿尔卑斯山脚下指挥的战役所组成的前奏。
[129] Hor.Carm.IV.4 and 14；IV.5 and 2，lines 41-60.
[130] 但是有关相反的观点（contra），参见Zanker 1987（F 632）128.关于个别人物的身份还有许多争议：比如，见下一条注释。
[131] 参见Zanker 1987（F 632）219，他对其中的两个小男孩是蛮族俘虏的观点提出疑问，并认为他们肯定是盖乌斯·恺撒和鲁奇乌斯·恺撒。
[132] Buchner 1982（F 306）；Zanker 1987（F 632）149-50.在《奥古斯都功德录》中没有提及：人们是否早已发现了这个“天文钟有误”？（Pliny，HNXXXVI.72-3）
[133] EJ2 14.另一个被放在大竞技场（Circus Maximus）的spina 上。把它们运输到罗马并成功地竖立起来，这是一项巨大的技术成就。
[134] EJ2 98.
[135] Dio LIV.28.1.
[136] Dio LIV.30.1.
[137] Dio LIV.28.1；见前述第113条注释。
[138] RG10.以前的三头之一雷必达（Lepidus）从未被剥夺这一祭司长职位，尽管他不被允许在罗马城生活，但直到去世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位元老。
[139] 公元前12年的执政官年表有些奇怪：塞姆从中推断出当时发生了瘟疫。
[140] 见下述第三章第124—125页。
[141] Tac.Ann.II.41.3，favor vulgi.
[142] L.皮索（L.Piso）因为一场色雷斯战役（Bellum Thracicum）也拥有了获得凯旋装饰的荣誉，这可能发生在公元前11年。
[143] Dio LIV.32.1；Suet.Claud.2.1；POxy3020，col.1，line 4.必须承认，奥古斯都的缺席是可能的：例如，公元前9年他在提奇努姆（Ticinum），无法出席和平祭坛的奉献仪式。
[144] Dio LV.2.1.
[145] Suet.Tib.50.1；Claud.1.4.
[146] Boatwright 1986（C 33）.
[147] Dio LV.6.6.见前述第51条注释。
[148] Vell.Pat.II.97.4；还可参见下述第四章第181—183页。
[149] 《奥古斯都功德录》（Res Gestae）记载了公元前7年、前6年、前4年、前3年和前2年军队遣散的情况。
[150] Macrob.Sat.II.4.11.
[151] Vell.Pat.II.100.1.
[152] Dio LV.9.1-2.
[153] Zanker 1987（F 632）218-26.
[154] EJ2 311，v.
[155] Suet.Aug.58.2.
[156] 关于相反的观点（Contra）参见：Salmon 1956（C 204）；Lacey ‘Patria Potestas’，in Rawson 1986（F 54）121-44；Bauman 1967（F 640）235-9.
[157] 为何是这一天而不是在8月的原因，参见Simpson 1977（F 578）.
[158] Zanker n.d.[c.1968]（F 625）；Zanker 1987（F 632）215.它长期处于修建之中：参见Macrob.Sat.II 4.9.广场比神殿更早落成：参见Degrassi 1945（F 346）.
[159] Suet.Aug.29.1-2；出自普特约利的碑铭，参见Camodeca 1986（F 311）.
[160] Dio LV.12.10-16.
[161] Tac.Ann.III.24.2.
[162] 这不仅可以参考塔西佗的记叙，Tac.Ann.IV.44.5；还可以参见Sen.De Brev.Vit.4.5.
[163] 狄奥在摘要（epitome）中提到，其他人被处决了，并且是以阴谋罪处决的，但是没有说出他们的名字。
[164] Syme 1986（A 95）91.
[165] Syme 1978（B 179）.
[166] Dio LV.10.11.
[167] 见上述第90页。
[168] A propemptic effusion：Antipater，Poem 47（Gow and Page 1968（B 65））.Cf.Ov.Ars Am.1.171.
[169] 紧接着公元前1年的年份。
[170] Romer 1979（C 301）.
[171] Gell.NA xv.7.3（这里有一部奥古斯都“给他外孙的信”的书信集）。他在比萨（Pisa）去世之后，在一块碑铭（elogium）中（EJ2 69）提到“他已经被任命为元首了（princeps）”。
[172] 维雷乌斯（Velleius）当时在场，并对它做了描述，参见Vell.Pat.II.201.
[173] 根据塞姆的估计，是在公元3年，参见Syme（1979（C 230））.
[174] 鲍威尔索克对提比略和盖乌斯·恺撒各自在东方的拥护者进行了推测，参见Bowersock 1984（C 40）.
[175] Dio LV.10a.8.
[176] 在公众的压力下，他准予将其女儿的流放地改到了遥远的莱吉乌姆（Rhegium）。
[177] 狄奥也是这样记载的，参见Dio LV.13.2.而苏维托尼乌斯的记载有误。
[178] 见下述第四章；Wells 1972（E 601）158-61.这不是一场新战争：这里始终是活跃的地区。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到达了易北河，并与马尔库斯·维尼奇乌斯赢得了凯旋装饰的荣誉。
[179] Vell.Pat.II.104.1；Suet.Tib.21.3.
[180] Levick 1976（C 366）ch.4.
[181] Vell.Pat.II.112.7；Tac.Ann.1.5；Suet.Aug.65.1；Dio LV.32.1-2.
[182] 被狄奥确定为这一年发生的“格奈乌斯·科尔奈利乌斯·秦那·马格努斯的阴谋”是伦理道德方面的虚构，参见Dio LV.14-22.1（Sen.Clem.1.9.）公元5年的《瓦莱利亚·科尔奈利亚法》在下文第三章第127页中有所描述。
[183] 见下述第十八章第893—897页。
[184] Suet.Aug.32.3；Bringmann 1973（D 249）.
[185] Vell.Pat.II.105-7；见下述第四章第183—184页。
[186] 在公元7年有5个军团几乎被消灭，而且低级军官的损失也很严重：参见Vell.Pat.II.112.6.
[187] Dio LV.28.1-4.
[188] Dio LV.27.6；Joseph.BJII.111 and 117.
[189] Dio LV.23.1.
[190] 他还设立了一个由元老（拥有执政官级别）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审核公共部门中的花销。Plus ca change...
[191] Dio LV.25.5.
[192] RG17.
[193] Dio LV.26.4-5.制定了一项针对贩卖奴隶征收2%的新税款，以便为这支新的消防队提供基金。
[194] Dio LV.27.2-3.
[195] EJ2 368.
[196] Dio LV.31.1.
[197] Vell.Pat.II.113.
[198] 已经由狄奥做了陈述，参见Dio LV.27.5.
[199] Vell.Pat.II.112.7.
[200] 奥维德也不得不离开，而且永远不许他返回罗马。
[201] Suet.Aug.51.1.
[202] 与奥维德不同，提比略允许他回来，参见Tac.Ann.III.24.
[203] Tac.Ann.IV.71.4.
[204] Suet.Aug.19.1；Syme 1986（A 95）ch.9.
[205] Syme 1986（A 95）123-5.
[206] Suet.Aug.19.2.
[207] Tac.Ann.II.39-40.
[208] Tac.Ann.1.5.1（指出这是一个“谣传”）；Dio LVI.30.1.这种说法被塞姆摒弃了，参见Syme 1986（A 95）415.这或许是反对提比略和李维娅的宣传运动的一部分。
[209] 狄奥编造了两篇演讲，参见Dio LVI.1-9；Suet.Aug.34 with 89，2 and Livy，Per.59.
[210] Dio LVI.10；Suet.Aug.34；Tac.Ann.III.28.3-4.
[211] 许多下级指挥官因为他们在重要战役中的表现而获得了“凯旋装饰”的荣誉：麦萨拉·麦萨利努斯、M.莱皮杜斯、C.维比乌斯·波斯图穆斯、M.普劳提乌斯·西尔瓦努斯。
[212] 一个“精心部署的行动”（a“set piece”）参见Velleius，II.117.2-119；另一个行动参见Dio，LVI.18-22.2.
[213] Dio LVI.23.
[214] 几年来，关于年代学的一个棘手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即主要围绕着提比略的凯旋仪式是在公元12年还是13年举行（我们至少知道是在哪一天举行的：10月23日）。
[215] 其中Gemma Augustea是它的视觉纪念物：参见Simon 1986（F 577）156-61 and Pl.11.
[216] Dio LVI.11 and 15.
[217] Tac.Ann.1.72.3 with the notes of Goodyear 1981（B 62）.
[218] Sen.Controv.x Praef.4-8.
[219] Vell.Pat.II.121.1 with the note of Woodman 1983（B 203）；Suet.Tib.20-21.1.我们不能确定提比略在何时接受了这项授予。
[220] Dio LVI.28.2-3；Crook 1955（D 10）14-15.参见EJ2 379，它可能有一些真实的文献基础。
[221] Dio LVI.28.4-6.
[222] Vell.Pat.II.123.1.
[223] Suet.Aug.92.2 Dio LII.43.2.
[224] 帕尼对王朝处境的分析，即使没有夸大，仍显得有些敏感，参见Pani 1979（C 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