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三头同盟

公元前43年11月27日，《提提亚法》（Lex Titia）的颁布在罗马开启了一个专权统治的历史时期。安东尼、雷必达和屋大维担负起“复兴国家”[重建共和国的“三头同盟”（triumviri rei publicae constituendae）]的重任：但他们有权在不与元老院和人民协商的情况下制定或废除法律，在没有任何上诉权的情况下行使司法权，并有权提名他们挑选的行政长官；他们将罗马世界分割为三部分：安东尼领有山南高卢（Cisalpine）和外高卢（Further Gaul，即山北高卢——译者注），雷必达领有那波嫩西斯（Narbonensis）和西班牙，屋大维领有西西里、撒丁和科西嘉。实际上，他们三人都是统治者。不久，三头统治将会成为两雄相争，然后就是一人专权；共和国已经灭亡了。

但在当时，这种变化的持久性可能并不明显。正如塔西佗在《编年史》（Annals）开篇中所指出的那样，专制权力深深地根植于共和国本身：在此之前也曾出现过独裁统治——苏拉、恺撒以及庞培（在某种程度上）——但他们已经成为历史；布鲁图和卡西乌斯在东方进行的事业并不是毫无希望的。然而，有一点很确切，那就是罗马的历史与政治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变化仍在继续。三头同盟时期正是这些伟大人物摸索探路的一个时期，他们不清楚能走多远，（例如）一个军团的忠诚能否仅仅靠收买而获得，能否将罗马和意大利的富有阶层或心怀不满的贫穷阶层作为可以利用的一种真正的力量源泉，那些古老的家族及其保护关系还有多大的影响力。最初，出现过一个五头政治（quinquevirate），因为普兰库斯（Plancus）和波利奥（Pollio）在公元前43年中期的部署中扮演着与雷必达同样重要的角色。然而，最终雷必达进入了三头同盟，普兰库斯和波利奥却被排除在外；雷必达的成功，与其说归功于他的军队，不如说是他的宗亲和姻亲发挥了更大作用。在公元前43年，那些宗亲和姻亲关系似乎非常重要；但是几年之后，他们变得无关紧要了，甚至雷必达本人也是如此。当然，钱财也是一个新的、无法估量的因素。公元前44年至前43年，三头同盟对军队的承诺达到了新的高度。当时罗马确实有几笔财富：一笔是恺撒本人留下来的遗产；一笔是来自这位独裁者生前好友巴尔布斯和马提乌斯等人的财产；还有整个罗马世界将要打造出来的充足钱币——难怪已经发现了该时期这么多的藏金地，其中有一些藏金数量还很巨大。[1]但问题是，如何找到一条途径将这些财富 用到军团士兵身上？三头不知道，其他人也不知道。宣传的作用也在发生变化。西塞罗是一位技艺高超的宣传大师——举例来说，我们还不能假定他的《反腓力辞》（Philippics）只是单纯地针对元老院听众；当人们在意大利的军营和各个集市上读到这些演说辞的时候，它们将会产生影响力。可是，什么样的支持者才是宣传者认为有价值的宣传目标呢？无疑是军队：在公元前44年至前43年，军队是优先考虑的对象。然而，自治城市中的意大利人又如何？他们能够被争取过来并成为决定性因素吗？在公元前30年代，宣传渐渐朝着他们的方向发展，他们适时地倒向屋大维一边。但是屋大维是否明智地将他们放在了优先考虑的位置上——他们在最后的战争中有那么重要吗？这一点有些让人怀疑，虽然他们确实在随之而来的和平中非常重要，但这可以说是时间问题。无人知道，究竟能够发掘出何种力量来源，或者如何估算这些力量来源。摆在人们面前最突出的一件事就是：统治规则更新了。

地图2 意大利与东地中海

对于只能凭借所掌握的史料来源的我们来说，判断这种变化要比当时的人们更加艰难。我们不再有西塞罗的演讲、对话和书信来阐明所有的事件；相反，我们只有那个时代极其稀少的文学和铭文材料，而且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于后来的叙述，例如，在阿庇安（Appian）现存的《内战史》（Civil Wars）中，他将故事叙述到绥克斯图·庞培（Sextus Pompeius）之死[在其已经遗失的《埃及历史》（Egyptian History）中，提到了亚克兴战役和亚历山大里亚战役]；卡西乌斯·狄奥（Cassius Dio）比较详尽地记载了三头同盟时期的史实（Books XLVII-L）；还有普鲁塔克（Plutarch）精彩的《布鲁图传》（Brutus）和《安东尼传》（Antony）；苏维托尼乌斯的《奥古斯都传》（Augustus）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史料；约瑟夫斯（Josephus）的记载也有助于了解这段历史。被这些作家引用的史料来源很少是清楚的，尽管阿西尼乌斯·波利奥（Asinius Pollio）明显地对传统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就像李维（Livy）和德利乌斯（Q.Dellius）极其生动的记载一样。但是，所有后来的作家也许很好地利用了更罕见的其他史料。不过，他们仍然经常出现明显不实的说法，传统史料中确实存在着大量想象虚构的成分。屋大维的同时代宣传无疑在其《自传》（Autobiography）中得到了重申和强化，当《自传》出现于20年代时，通篇散播着安东尼与克莱奥帕特拉的放纵与胡作非为的故事；然后就是后来的作家们，特别是普鲁塔克精心展开的浪漫描述，并时时地流露出他对这一对儿恋人的同情，几乎谈不上精确。所有这些古典作家都很自然地将注意力集中在主要人物的身上——布鲁图、卡西乌斯、屋大维、绥克斯图、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而罗马城的日常政治生活是什么样子，这些大人物的出现在何种程度上抑制了元老院、法庭、公民大会和大街上的日常活动以及辩论？古典作家告诉我们的甚少。三头控制了对执政官和许多较低官职的任命权，但是一些选举还在进行；我们只是不知道有多少选举还在进行，也不知道竞选的激烈程度和真实性。[2]罗马平民和意大利城市居民并非总是唯命是从地执行三头同盟的决议，可是，我们并不知道，三头同盟在元老院遭遇反对的频率和效果如何，或者元老们在特定场合中发表演讲和活动的自由程度如何。我们几乎听不到“骑士阶层”（equites）的声音：我们不能确定他们是否消极被动或者根本没有影响力。我们不再听到关于政治审判的范例，但并不代表这期间没有继续进行政治审判。史料记载的所有事情都以这些伟大人物的行动与雄心为中心，于是史料被涂抹得如此僵化刻板。我们从彩色世界中被赶到了黑白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