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本册为《地图学史》第三卷《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地图学史》的第二册，即具体的地区研究的一部分，分别为：德意志诸地、低地国家、法国、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斯堪的纳维亚、东-中欧以及俄罗斯等地区的地图学史，与第一册中的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地区共同构成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地图学史的完整图景。

与第一卷和第三卷第一册中诸多的理论思考、探讨不同，这一册所研讨的是各地区具体的地图绘制、地图使用，各地区地图学发展的社会基础、推动因素，以及地图学发展对于不同社会的作用等内容。各地区之间篇幅并不均一，如果按原书页数来简单计算排序的话，低地国家（216）、英格兰（193）、法国（126）是篇幅最多的三个区域，之后依次为德意志诸地（74）、俄罗斯（53）、东—中欧（46）、斯堪的纳维亚（25）、爱尔兰（14）和苏格兰（9），从中也可一窥不同地区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地图学发展的状况及其地图学史研究积累情况。

与第一册相同，本册的主编依然是已故的威斯康星大学大学麦迪逊分校亚瑟·罗宾逊地理学教授戴维·伍德沃德（David Woodward，1942-2004），他的事迹和成就详见总序，本册不再赘述。由于本册覆盖了欧洲的多个地区，关心的问题也突破了单纯的地理学和地图学发展历史，所以作者的职业背景也颇为多元化，既有在高校或科研机构供职的学者，也有在各收藏单位供职的管理、研究人员，还有若干独立研究人员。作者的专业研究领域既有地理学、地图学、地图史，也包括了文学等学科。其工作地点也覆盖了中欧、西欧和东欧诸多地区。多元化的学科交融与地域背景，催生出内容非常丰富的这一分册。

本册的内容，对于当代中国地图学史学科更好地了解欧洲近代地图学发展历程，更好地了解当代欧洲地图学史学科发展情况，从而更好地把握中国传统地图发展历史及其近代转型，有着重要的意义。具体的内容，我想读者完全可以通过阅读本书，以及书中所附的数量众多的注释和地图来了解，下面我从三个方面来谈一下我从本书的翻译工作所得到的启发和认识，以及中国传统地图与本册所讨论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地图发展情况比较研究的若干前景。

一 内容的丰富性

本书内容的丰富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第三卷的两册是此次所翻译的《地图学史》三卷中卷帙最为浩繁的部分，正因为有如此丰富的甚至是细致入微的具体内容与研究成果，我们才能更清晰地了解到欧洲地图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地图作品（包括地图、海图、球仪、地图集等）和地图绘制活动，廓清以往蒙在欧洲地图学史上空的迷雾，改变只了解少数制图师和地图作品的节点式认识，全面把握欧洲地图学发展的图景。即使是我们以往所知的马丁·瓦尔德泽米勒、赫拉尔杜斯·墨卡托、亚伯拉罕·奥特柳斯、洪迪厄斯家族、布劳家族、尼古拉斯·桑松等著名制图师，其作品和工作细节也比以往引介入中文世界的要丰富得多，而这些制图师之间的合作、联姻与竞争更是我们以往所不了解的。

第二，在本书地图学史的叙事中，并非单纯的以制图师和地图作品为内容，而是广泛地触及影响地图制作发展的诸多因素，既有科学技术方面的变化，也有政治、军事等社会演进，以及水利建设、城市规划、航海等方面的推动因素，视野非常广阔。

第三，中国学术界以往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地图学成就的引介，大多集中于南欧德意志地区、低地国家、法国以及英格兰的制图师和地图作品，对其他地区的地图学发展脉络则相对隔膜。而本卷则尽可能详细地表现了以往鲜少进入中文世界视野的爱尔兰、苏格兰、丹麦、瑞典、匈牙利、波兰、俄罗斯等地的地图绘制与使用历史。我们通读全书，一方面可以看到欧洲的地图学发展历史有其共同背景，如托勒密等古典传统的影响，以及文艺复兴时期各地区之间地理知识和地图绘制的互相影响。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地图制作工作在各个不同国家、地区发展并不同步，同一时期，既有利用三角测量进行小区域的精确制图，利用经纬线和投影法制作大区域地图，也依然存在利用地物相对位置关系进行较粗略的地图绘制。这种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地图学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在科学测绘方法推广前的地图绘制情况，从而有助于理解人类各地区地图绘制与地理知识建构、传递、接受方面的共性与特性。

二 地图所呈现的地理知识形成

我本人主要从事中国地图学史研究工作，但在研究过程中，常常因只就中国传统地图及其近代转型而论而深感困惑，在总结中国地图发展的“规律”或“特点”时往往不敢遽断。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我深刻感受到，我们对世界各地地图学发展的脉络和细节越清楚，就越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把握中国传统地图和地图学史的特点，究竟哪些是中国传统地图的独特之处，哪些属于人类地图学发展的共性。虽然衡量中国地图学史，应该是在包括欧洲等全世界各地区地图学史的背景下进行（这也是本套丛书的重要价值所在），但仅就欧洲近代地图学史而言，就已经足以说明很多问题，尤其是本书所提供的欧洲地图学发展的丰富细节，通过与我所研究的中国古代地图互相印证，对于我们了解地图所呈现的地理知识的形成与不同使用群体，有着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

以往的历史叙事，无论是中国地图学史，还是对西方地图学史的介绍，大多是以地图或者制图师为内容与单位的，其中大多介绍某些重要地图对于地图学史的价值与意义，尤其是在推动地图制作与测绘、地理知识的积累以及地理环境的认知方面的贡献（自然也是其制图师的贡献与历史重要性），当然这种线性的联系的历史叙事体系在今天已经日益受到学术界的质疑，因为历史发展未必是直线发展，而且现存的地图决不能等同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流通过、被人使用过的地图全貌，我们认为重要的、代表进步方向的地图在当时未必是最受时人重视，甚至未必是流传甚广的地图。现存地图彼此之间未必存在继承关系，即使是非常相似的地图，彼此之间也未必存在直接的继承关系。

但对地图的制作过程，现在谈论依然不多，在进行地图叙述与研究时，往往会将其标注的作者等同于地图的绘制者，甚至会等同于地理信息的收集者，也很少会仔细分析地图制作的程序与环节，仿佛这些地图都是由其标注的作者独自绘制而成，比如著名的明代图籍《筹海图编》，究竟其作者是胡宗宪还是郑若曾，著作权的纷争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才最后确定为郑若曾，但郑若曾本人亦非制图师，其编撰《江南经略》的经历是“携二子应龙、一鸾，分方祗役，更互往复，各操小舟，遨游于三江五湖间。所至辨其道里、通塞，录而识之。形势险阻、斥堠要津，令工图之”。也就是说，地图是由“画工”所绘，而非他自己绘制。当然，《江南经略》所表现的苏州、松江、常州和镇江四府之地，郑若曾父子可以在短期内分别进行踏勘、记录，但《筹海图编》所记延袤的沿海七边信息，绝非郑若曾短期内可以勘测搜集、绘制。事实上，《筹海图编》中所附录的大量“参过图籍”就能证明此书为郑若曾所主持的团队（所以胡宗宪的功劳亦不应埋没，因为没有他就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搜集这么多资料）参考各种图籍资料综合而成，而郑若曾所依据的资料来源的形成与编绘取舍，应该是围绕其系列地图所进行研究的重点问题。

而这些地图，与水手实际航行所使用的地图，在形式与描绘重点方面，存在较大不同，但后者存世数量较少，传播范围狭窄，所以往往甚少进入后世研究视野。正如黄叔璥在《台海使槎录》中所指出的一样：“舟子各洋皆有秘本”，中国的水手所使用的是可能很简陋的“山形水势地图”（如章巽《古地图集》中海图和近年发现的耶鲁大学所藏古海图）或者更路簿，而非士人所喜爱的长卷式海图。将不同绘制、使用群体的地图作品混为一谈，导致我们忽略了传统时代或者转型时期地图绘制的“个别性”与“不一致性”。

中国地图学史的这一问题，在欧洲地图学史中完全可以找到相应的大量案例。比如，十六、十七世纪的低地国家是欧洲商业制图、海图绘制的重要中心，其官方主导的地方调查和测绘也非常发达，涌现出诸多的著名制图师和地图作品，如著名的墨卡托家族、亚伯拉罕·奥特柳斯、科内利斯·安东尼松、德约德家族、范多特屈姆家族、洪迪厄斯家族、扬松尼乌斯家族、卢卡斯·杨松·瓦赫纳、布劳家族等制图师，以及《墨卡托地图集》、《世界之镜》（Speculum orbis terrarum）、《寰宇概观》（Theatrum orbis terrarum）、《航海之镜》（Spieghel der zeevaerdt）、《大地图集》（Atlas maior）等著名的卷帙浩繁的地图作品，成为后世地图学史叙事所描绘的重点内容。

但是，我们知道，这些著名制图师（包括不同国家的著名制图师，如法国的尼古拉·桑松等），很多是“扶手椅地理学家”（arm-chair geographer），本身并未从事大规模的实地测绘工作，更不用说远洋航行了，他们的区域地图、大型壁挂地图、世界地图乃至地图集，都是根据不同来源的地图或者文字描述综合编绘而成，其中就有来自第一线的实地测绘成果，与中国古代地图情况相似，这些实地测绘成果往往是绘本，保存与传播情况都远逊于上文所述的著名印本地图，今日难得一见，但不应先验地认为这些存世数量较多的著名地图代表了当时地图绘制与使用的全部图景。

很多欧洲地图会标明资料来源，这种资料汇集的过程就相对清晰一些，比如本册中所述及的1592年科内利斯·克拉松和约翰·巴普蒂斯塔·弗林茨出版的普兰齐乌斯地图（这是低地国家北部出现的第一部大型世界地图）中，就在说明中提到了：“在比较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向美洲和印度航行中所使用的水文地图时，我们最仔细地并最精确地比较他们在航行到美国和印度时使用的地图，彼此之间比较，并与其他地图比较。我们已经获得了一份非常精确的葡萄牙来源的航海地图，以及14幅详细的水文地图……我们根据地理学家和经验丰富的船长的观察，对陆地、大洋和海进行精确的测量和定位”。

上文所述的情况，说明了无论是一些著名制图师，还是地图绘制机构，都有意识地搜集来自第一线的测绘资料及其信息，以便整合，绘制到地图上。如十七世纪尼德兰海洋地图制作的一位代表性人物科内利斯·克拉松在其1609年出版的《技艺与地图登记》一书中，提供了其信息来源，其中就包括他从已故领航员的家庭中购买到的手稿资料。欧洲以外海域的航海地图的传递、汇总及其地理信息的总结更能说明问题，同样以低地国家为例，尼德兰共和国时期，成立了荷兰东印度公司（VOC）和荷兰西印度公司（WIC），出于航海安全和探索的需要，特别重视征集船长、领航员和水手的资料，荷兰西印度公司甚至规定，“船长和导航员受命制作锚地、海岸和港口的地图，并将这些地图交给公司的十九绅士董事会，否则将被处以3个月工资的罚款”。都充分说明了地理知识汇集与整合的复杂过程。

三 基于不同需要而产生的地图绘制、使用的不同群体

如前所述，我们不能先入为主地认为在近代以前，存在统一的地图绘制与使用规范，也不宜一厢情愿地认为越精准、越科学、越美观的地图，就一定会在所有场合下取代那些看起来简单粗略的地图，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中国水手更依赖看似稚拙的山形水势地图，而非绘制精美的青绿山水海域地图。这种情况在本册所讲述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同样存在。

前面提到，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都聘请著名制图师来绘制海图，代表人物有黑塞尔·赫里松和布劳家族等，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图集的购买者和收藏者通常是陆地上的富裕市民、科学家和图书馆，而非实际航海的船长、领航员、水手。尽管《大地图集》里面的地图绘制精美，而且使用了最新的投影、经纬度等技术，但对于水手来说并不一定实用。而且著名制图师专门制作的海图在实际航海中的应用情况也并不一定非常乐观，比如《东方地图》（Caerte van Oostlant）的制图师科内利斯·安东尼松在1558年谈到，“我们来自荷兰和泽兰的尼德兰人没有对北海、丹麦和东方（波罗的海）海域的水域进行描述”，这是“因为大多数导航员都蔑视这些地区的海图，而且仍然有许多人拒绝它们”。当然，后来的发展使得这一情况有所概观，但不能先验地认为地图绘制的精美程度与科学成份和实际航海中的实用性成正比关系。

很多水手并不能理解或者熟练掌握具有科学背景的制图师所制作的海图，如书中提到，老派水手阿尔贝特·哈延（Albert Haeyen）对从来没有去过大海的普兰齐乌斯的海图相当蔑视和不信任，他批评了普兰齐乌斯在1595年第二次探索东北通道时给领航员的海图材料。哈延显然不理解海图的平行线之间宽度逐渐增加是怎么回事，他指责普兰齐乌斯故意伪造海图，使东北海域的航行看起来比实际要近得多。布劳也曾经指出了这一认识上的差异，他的领航员指南《航海之光》（1608年）和《海洋之镜》（1623年）在海员中得到了广泛使用，但他也清楚地了解到“普通平面海图很多时候在一些地方是不真实的，尤其是那些远离赤道的重大航程：但这里经常使用的东方和西方的航海所使用的海图，它们是很真实的，或者说它们的错误很小，以至于它们不会造成任何阻滞：它们是海上使用的最适合的仪器”。布劳指出，领航员们普遍更愿意接受手绘的地图，船员们经常在上面修改，他激烈地批评了这种习惯。尼德兰制图师科内利斯·克拉松在其出版的《旧风格定位手册》（Graetboeck nae den ouden stijl）中，也提到当时很先进的瓦赫纳的《航海之镜》（Spieghel der zeevaerdt），实际上并没有得到水手的普遍接受和使用：“我听说，在这段时间，关于著名的领航员和舵手卢卡斯·扬松·瓦赫纳的领航员指南中所出版的纠正过的‘手册’，并不是所有的海员都理解，也是因为他们星盘并没有全部纠正，舵手还遵循同样的老方法”。

甚至直到16世纪中后期，很多水手更愿意使用铅垂线这样传统的导航工具，而不是海图。英格兰的埃德蒙·哈利（Edmond Halley）试图劝说水手，墨卡托海图有很多优点：1696年，他满怀绝望地写信给佩皮斯，抱怨他们固执地使用“普通的平面海图，好像地球是平的”和他们“依靠平面海图来进行估算，这方法实在太荒谬了。”船员对平面海图的偏好，在欧洲其他地区依然如此，书中提到，法国的“制图师似乎在这两种类型的投影之间犹豫不定：他们很清楚地意识到对墨卡托投影的兴趣，但是也知道水手们更喜欢平面海图，因为这样令他们测量距离更加容易”。

在欧洲附近海域的航行中，沿岸的侧面图（profile）对于水手来说更加实用，瓦赫纳在其《航海之镜》中广泛使用这种方法，其“最初贡献是在一系列连续的沿岸海图中一致地应用这一原则。一个水手一眼就能看出他要对付的是什么样的海岸（如：沙丘还是悬崖）。此外，沿着海岸的引人注目的建筑物，以及向内陆延伸的地平线（教堂塔、城堡、风车、树木和灯塔）都被绘入”。这种侧面图与中国航海中所使用的山形水势地图，虽然绘制与表现方法上存在明显差异，但视角与出发点明显是有相通之处的。

以上都提醒我们，统一的科学规范的形成，是比较晚的事情，无论是欧洲还是中国，地理知识、地图绘制还处于多线并存的状态。不同层级、不同来源和不同使用场合的地图存在相当程度的差异。但因为在实践中所使用的地图大多因其过时，或者载体并不经久耐用而损耗或者被废弃，而保留下来的更多可能是知识分子根据实用地图或者其他地理信息绘制而成，不能代表当时地图绘制与所呈现的地理知识的普遍面貌。

这种地图的综合、转绘和地理知识的传递、整合，应该是下一步地图学史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近三十年以来，随着《中国古代地图集》《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录》《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叙录》等地图图录的陆续公布，中国地图学史和古旧地图研究发展日益兴旺，但依然存在就图论图、关注重点局限于中国古旧地图等问题，限制了古旧地图这一独特文献的史料价值的发挥。期待包括本人工作在内的《地图学史》的翻译，能够对中国地图学史的研究起到促进作用，也期待着中国地图学史研究的深入与广泛，其成果能更好地丰富与推动世界地图学史的进一步发展。期待着古旧地图能够在历史学、地理学、科技史、文化、思想等广阔学术领域发挥其独有的文献价值，从诸多维度为读者提供启迪。

孙靖国

2021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