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地区

第四十二章 德意志诸地的地图制作，1450—1650年[1]

彼得·H.莫伊雷尔（Peter H.Meurer）

审读人：刘林海

提要

中欧核心地区的政治结构由一群互不统属的地区组成，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地区在政治和文化上是非常独立的。此外，从1450年前后到1650年这动荡的两个多世纪内，诸多发展变动对这些地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地图绘制历史上，这种高度复杂的情况得到了非同一般的清晰反映。[2]只有通过少数情况，我们才能确认空间、时间上的平行事件和连续性。作为一个整体，该地区文艺复兴时期的地图制作像一块马赛克，每个独立的组成部分的类型和重要性都有所不同，而且应用于此的系统结构只是若干逻辑上的可能性之一。

在踏入近代大门之时，“德意志”是由六百多个小邦组成的联合体，这种小邦林立的局面已经维持了七百多年的时间。[3]它覆盖了今天的德国、奥地利、瑞士、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以及法国、波兰、意大利和捷克的部分地区。在中世纪，用拉丁语表述为阿勒曼尼亚（Alemania）、日耳曼尼亚（Germania）和条顿托尼亚（Teutonia），而德语的通用专名“德意志”（Teutschlandt）则只是在15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才出现。所有早期的方言资料都使用复数形式“德意志诸地”（teutsche lant）。这反映了德意志民族把自身看作一个由共同的语言和文化联结而成的共同体的非政治性方式。到1450年，史料中使用“德意志民族和国度”这样的习语，强调一种介于王国和民族之间的精神区别。

政权结构

存在于15世纪末的德意志的这种国家政治结构是很难定义的（图42.1）。其宪法的基础是德意志王国（Regnum Teutonicum）。德意志王权在法律上不能世袭；每个候选人必须由七位选侯（Kurfürsten）组成的委员会选出。[4]这一王国是由服从于国王的采邑按等级组合而成的联合体。这些帝国领地（Reichsstände）的具体等级、形式和对王权的服从程度差别很大。这些领地包括作为直接和间接采邑的世俗领地（公爵领地、伯爵领地和男爵领地）、某种程度上脱离于直接封建结构的教会领地（教区和皇家修道院）、帝国城市，以及作为特例的波西米亚王国，它从1198年开始隶属于德意志王权，但其王室并非德意志裔。是否有权参加联合帝国议会（Reichstag）会议，是判断其是否归属德意志王国的主要标准。

在德意志诸地附近，是两个“边地”（Nebenländer），它们从中世纪以来就与德意志王权联系紧密：一个是意大利王国，1454年之后，由萨伏依（Savoy）、皮埃蒙特（Piedmont）、米兰（Milan）、托斯卡纳（Tuscany）以及一些城市共和国，一直延伸到南部的锡耶纳（Siena）。另一个是在15世纪只统治弗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的勃艮第王国。这三个地区组成了真正的神圣罗马帝国（德文表述为：Heiliges Römisches Reich或Römisch-Deutsches Reich；拉丁文表述为：Sacrum Imperium Romanum）。部分皇权精神尊严在原则上包括对全部西方基督教的主权。这一地位在中世纪后期发生了变化。罗马—德意志国王有权由教皇加冕为皇帝（但未宣称）。引申的头衔“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作为一种政治宣传的工具，由哈布斯堡（Habsburg）家族提出，他们于1452年取得德意志王位。

第一个未经教皇加冕、自封为“当选罗马皇帝”（从1508年开始）的，是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Ⅰ），他从1486年开始担任罗马—德意志国王，是第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5] 他通过王室通婚的方法成功地获得了勃艮第和西班牙，建立了一个哈布斯堡统治下的有形的欧洲帝国。马克西米利安对帝国进行改革，内容包括引进帝国税收制度和建立帝国法院（Reichskammergericht），这是通向宪法和政治整合的重要步骤。一种新的地域结构导致将德意志核心地带细分为10个帝国政区（Reichskreise），第一次带来一种确定的德意志民族帝国领土认同。瑞士各州仍自外于这一结构，它们于1499年宣布脱离德意志王权统治而独立。

图42.1 16、17世纪德意志诸地政治结构参考地图

根据Peter H.Meurer，Corpus der älteren GermaniaKarten：Ein annotierter Katalog der gedruckten Gesamtkarten des deutschen Raumes von den Anfängen bis um1650，text and portfolio（Alphen aan den Rijn：Canaletto，2001），4（fig.0-1）。

马克西米利安的继承者们做了很多破坏这一认同的事情。他的孙子——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Ⅴ）凭借其西班牙国王的身份将尼德兰诸省纳入其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6]他还将意大利王国的剩余部分置于西班牙王国的统治之下。总之，他的兴趣都集中在欧洲南部和西班牙的海外财产上。

查理在德意志诸地的统治以惨败而告终。在宗教改革思想的刺激下，从1523年开始，农民和骑士的起义一直动摇着帝国的稳定。众多领地的统治者——包括全部三名世俗选侯——和他们的臣民一起接受了新的信仰。1531年，新教诸侯组建了施马尔卡尔登（Schmalkalden）联盟，几次试图与法国结盟对抗皇帝。1555年的奥格斯堡（Augsburg）宗教和约结束了这种教派和政治上的分裂局面，该和约宣布新旧教派拥有同等权利。

一年之后，查理退位。他把权力和财富分配给弟弟斐迪南一世（Ferdinand Ⅰ）和儿子腓力二世（Philip Ⅱ），这一分配方式具有深远的影响。统治德意志诸地的皇位传给斐迪南，后者在1531年就已当选为德意志国王。腓力则即位西班牙国王，并获得哈布斯堡家族在勃艮第的财富，包括尼德兰（Netherlands）。腓力是一个坚定的天主教徒，他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推行反对动乱和异端的政策，其反宗教改革的程度远比帝国的其他地区要严格得多。结果导致了1568年开始的尼德兰反抗西班牙王权统治的八十年战争，战争起因包括宗教、政治和经济等因素。[7]1579年，北部的七个省份宣布建立“乌得勒支（Utrecht）联盟”，宣告尼德兰共和国从西班牙独立。

历史学的梳理

18世纪在地图档案领域的研究，是德语地区地图制作历史上第一次常规化的研究。[8]继1711年卡斯帕·戈特施林（Caspar Gottschling）和1713年约翰·戈特弗里德·格雷戈里（Johann Gottfried Gregorii）的先驱作品之后，1724年，施瓦本（Swabia）地区的神学家、地理学家埃伯哈德·达维德·豪贝尔（Eberhard David Hauber）编写出古代与当时地图带注释的目录，此目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9]豪贝尔的著作按主题和地区编排，至今仍是丰富的资料。18世纪末，瑞士的冯·哈勒尔（von Haller）以特殊的形式继承了这一传统。[10]

现代学科在19世纪中期形成，在其中，德意志学者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通过新大陆早期地图的研究和原始材料版本。[11]在地理学史的更大框架中，一个清晰明显的学术—科学专业环境稍后在德国发展起来。莱比锡地理学教授奥斯卡·佩舍尔（Oscar Peschel）于1865年出版的《地理学史》（Geschichte der Erdkunde）是一座里程碑。[12]之后，德意志各大学很快确立了非常广泛的研究范围，包括数学科目、[13]传记专著，以及整个学科的初步概述。这个阶段，通过整理材料，对学科进行了定义，一直持续到1900年前后。在第一代学术研究人员和教师中，有慕尼黑的西格蒙德·贡特尔（Siegmund Günther）、柏林的康拉德·克雷奇默（Konrad Kretschmer）、维也纳的欧根·奥伯胡默（Eugen Oberhummer）、格丁根（Göttingen）的赫尔曼·瓦格纳（Hermann Wagner）等地理学教授，以及一位早期的博学者，不来梅（Bremen）的航海教师威廉·沃尔肯豪尔（Wilhelm Wolkenhauer）。[14]在这一阶段，对地图进行历史研究的，已经不仅限于大学。受过地理学和语言学训练的神学家，比如约瑟夫·菲舍尔（Joseph Fischer）和康拉德·米勒（Konrad Miller），在编辑方面也有杰出的成就。[15]

格丁根的地理学家奥古斯特·沃尔肯豪尔（August Wolkenhauer）很可能会成为20世纪地图学史领域举足轻重的人物，可惜他很年轻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去世了。[16]亚琛（Aachen）的地理学教授马克斯·埃克特（Max Eckert）应该得到这份迟来的声望，他的著作《地图科学》（Die Kartenwissenschaft）（1921—1922年间出版）使得地图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7]20世纪初，我们也看到了撰写个别地区地图学史的初次尝试，很多是博士论文。[18]大约在同一时间，图书馆员对地图制作兴趣增加，比如维克托·汉奇（Viktor Hantzsch），他编写了前德累斯顿（Dresden）皇家图书馆的旧地图目录。[19]另外，瓦尔特·鲁格（Walther Ruge）在德意志收藏的1600年以前地图学资料目录方面的杰出工作很值得注意。[20]非专业人士，教师康斯坦丁·赛布里安（Constantin Cebrian）第一次尝试编写地图学通史，但他只完成了第一卷。[21]1918年以后居住在柏林的俄罗斯人列奥·巴格罗（Leo Bagrow）成为德意志专业图景杰出的博学者。他编撰的亚伯拉罕·奥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的制图师名录是地图学史著作中一部杰出的经典之作。[22]1935年，他与出版商汉斯·韦特海姆（Hans Wertheim）共同创办了《国际地图史杂志》（Imago Mundi）。其直到1951年才问世的世界地图学史，在几十年内都具有开创性意义。[23]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各州、奥地利和瑞士等地纷纷成立地图学史学术团体，主要是作为地图学社团的组成部分，而奥地利发挥了主导作用。只有在维也纳，大学的传统得到了延续，由地理学家恩斯特·贝恩莱特纳（Ernst Bernleithner）和著名的地图学史派别学术之父历史学家冈特·哈曼（Günter Hamann），在1952年创立的旧球仪和相关仪器研究社团——科罗内利协会（Coronelli-Gesellschaft）凸显出奥地利在球仪制作的地图学史领域的领先地位。[24]一部地图学史基础辞典（1986年）和一部奥地利地图集目录（1995年）是该国近来仅有的两项成果。[25]

非常著名的瑞士地图学史学者弗朗茨·格雷纳希尔（Franz Grenacher），是一位来自巴塞尔（Basel）的商人。[26]专业教育则是由伯尔尼大学的地理学家乔治斯·格罗让（Georges Grosjean）建立起来的。而高质量摹写版本的出版则成为瑞士的一项优势产业。

1945年以后，德国大学的地图学史研究出现了一个时期的中断。研究医学的阿伦德·W.朗（Arend W.Lang）在格丁根和柏林举办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仅有的讲席。[27]作为新兴学科，它的承担者来自截然不同的行业。其中，除了朗，还有制图师威廉·博纳克（Wilhelm Bonacker）、图书馆员鲁特哈特·厄梅（Ruthardt Oehme），以及天文学家恩斯特·青纳（Ernst Zinner）。[28]德国日报《世界镜报》（Speculum Orbis，1985—1987年）发行五期后停刊，取而代之的是1990年创刊的《瑞士地图学》（Cartographica Helvetica）。高度创新的“IKAR数据库”，是一个1985年开始使用的关于德国图书馆所藏1850年之前的地图目录学数据库。[29]但是尽管授课和课程很突出，但德国大学的地图学史在战后所获得的学术支持要少于20世纪早期。

在德语区，阿图尔·杜尔斯特（Arthur Durst，苏黎世）、英格丽德·克雷奇默（Ingrid Kretschmer，维也纳），以及沃尔夫冈·沙尔夫（Wolfgang Scharfe，柏林）在过去的20年内从事地图学史研究。他们密切的合作催生了系列的“地图学史研讨会”（Kartographiehistorisches Colloquium），从1982年开始，这一研讨会每两年在不同的城市举办，也是关于德语国家地区出版的首部地图学史的调查。[30]1996年，D-A-CH工作组成立，关注德国、奥地利和瑞士地图学家的共同兴趣。

近代地图学早期的黎明

在15世纪下半叶，是否采用托勒密技术和数据，并不能作为界定近代早期德国地图学的唯一标准。这个国家还有来源各异的其他传统。目前所知，至少到12世纪，已经开始对特定地点纬度进行测定，其主要目的是占星术计算。从13世纪早期开始，就有关于小块土地选择性测量的持续记录，一个世纪以后，这种工作变得司空见惯。例如，莱茵河下游地区的盖尔登（Geldern）公爵在1346—1356年间派遣了永久服务的宣誓测量员（ghesworen landmeter）约翰·瓦尔德利文（Johann Werderlieven）。他的一项工作是1349年的“戈彻尔地籍册”（Gocher Landrolle），对新开垦土地进行测量并将其精确细分为均等的地段，将这一工作登记在册。[31]这份记录可能附有图像描绘，但是很不幸的是，它亡佚了。在荷兰，一份类似的同时代地产地图一直保存至今。[32]

保存至今最早的早期大比例尺地图制作的样本同样来自这一地区，包括1357年马斯河（Maas）和莱茵河下游支流地区土地草图，以及最新发现的1452年佛兰德（Flanders）地区地图。[33]无论是草图还是地图都很少基于准确的测量数据，而更多地凭借对各自地区的观测见闻和一般知识。然后，它们引发了15世纪中期已经很丰富的制作地图传统和经验；而且，也留下了那些已经失去的东西的一些模糊印象。应用更精确的天文和地面测量来制作更大地区的地图的时间和地点，现在已经很难可靠地表述。从大约1421年开始，维也纳及其周边地区有阿尔贝廷（Albertinische）平面图，这是阿尔卑斯山以北现存最早的城市平面图，但并不是像比例尺所显示的那样准确，而且比例尺很可能是后来加上去的。[34]

美国历史学家达纳·本内特·杜兰德（Dana Bennett Durand）详细阐述了德意志诸地早期的地图学知识和制图活动。他研究了一批收藏手稿中关于天文学和地理学的文本和表格，该手稿被称为“克洛斯特新堡文集”（klosterneuburg corpus）。它于1447—1455年由一位雷根斯堡（Regensburg）圣埃梅兰（Saint Emnieran）修道院的修士弗里德里库斯（Fridericus）编撰而成。弗里德里库斯谦虚地称自己是一个“不熟练的天文学家”（astronomunculus）。[35]最近的研究已经确定了此人是弗雷德里克·格哈特（Friedrich Gerhart，死于1463年），他是一位非常多产的作家，后来成为圣埃梅兰修道院院长。[36]

维也纳最早的数学学派

14世纪末，维也纳大学的文学院形成了早期的宇宙志科学中心。[37]天文学和数学的课程由最早的两位校长阿尔贝特·冯·萨克森南德（Albert von Sachsenand）和海因里希·冯·朗根施泰因（Heinrich von Langenstein）所讲授。波西米亚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约翰·申德尔（Johann Schindel）1407—1409年避难于此，他在学术上非常活跃，后来又在布拉格大学讲授过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Almagest）。[38]他的奥地利学生约翰内斯·冯·格蒙登（Johannes von Gmunden）1420—1433年在维也纳从事教学，并介绍了托莱多（Toledo）天文表的用法。[39]博学的格奥尔格·冯·波伊尔巴赫（Georg von Peuerbach，又作Georg Aunpeck）是冯·格蒙登的继承者，1448—1451年曾旅居意大利，在博洛尼亚（Bologna）和帕多瓦（Padua）的大学里授课。[40]波伊尔巴赫回到维也纳后，接触到了以埃内亚·西尔维奥·德皮科洛米尼（Enea Silvio de Piccolomini）为核心的维也纳人文学者圈子，并成为翻译和讲授行星活动（基于托勒密学说）与日晷领域的活跃分子。1457年，波伊尔巴赫被皇帝腓特烈三世（Friedrich Ⅲ）任命为宫廷天文学家。

波伊尔巴赫的得意门生是约翰内斯·雷吉奥蒙塔努斯（Johannes Regiomontanus），他曾在莱比锡城（从1447年开始）和维也纳（从1450年开始）从事研究。[41]1460年，希腊的人文主义者、红衣主教约翰内斯·贝萨里翁（Johannes Bessarion）以教皇使者的身份造访维也纳，雷吉奥蒙塔努斯跟随他回到意大利，在罗马、威尼斯、帕多瓦继续其研究。从1468—1471年，雷吉奥蒙塔努斯作为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在布达佩斯为博学的匈牙利国王马提亚一世（Matthias Corvinus）的宫廷工作。接下来的四年，在爱好天文学的商人伯恩哈德·瓦尔特（Bernhard Walther）的资助下，雷吉奥蒙塔努斯以学者的身份在纽伦堡（Nuremberg）度过了四年的时光，在这四年中，他著作颇丰。[42]雷吉奥蒙塔努斯发表了一些天文日历，以及他那划时代的《星历表》[（Ephemerides）纽伦堡，1474年]，他还列出了1475—1506年间每年的星象位置。[43]这些星表对于航海导航有极重大的意义，哥伦布在他的第一次航行中，就是使用了这些星表的1481年威尼斯翻印版。[44]雷吉奥蒙塔努斯用自己在纽伦堡经营的出版社，印刷了自己的著作。[45]全套的出版计划里，本应包含自1474年以来他本人的22部著作，以及应该是由他的出版社制作的其他人的29部著作。[46]但是雷吉奥蒙塔努斯的计划并没有全部实现。1475年，他被罗马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Sixtus Ⅳ）传召去罗马参与改革历法工作，次年他因瘟疫死于罗马。

克洛斯特新堡附近的奥古斯丁修士团是维也纳最早的数学学派的某种科学前哨。从1418年开始，它成了一个学术中心，且拥有一所中学（Gy mnasium）和一间在博学的长老格奥尔格·米斯廷格尔（Georg Müstinger）领导下的缮写室。[47]1421年，米斯廷格尔获得了一些意大利古代作品的副本，其中可能就有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Geography）。由克洛斯特新堡缮写室分别于1437年和1442年制作的两部副本保存至今，但很不幸的是，没有地图。[48]

克洛斯特新堡的弗里德里库斯地图

克洛斯特新堡文集包括未标明日期的地图注释，包含有703处标有极坐标的地点和6页附有河流草图的图幅。[49]这些数据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地图制作表示方式的基础，在一部名为克洛斯特新堡弗里德里库斯地图（Klosterneuburg Fridericus map）的文献中，这一表示法流传下来。这些材料经过重组，形成了一幅半圆的地图，以南方为正方向，以哈莱因（Hallein，奥地利）为中心。[50]这幅地图描绘了介于洛林（西）、科隆（北）、西里西亚（东）和米兰（南）之间的欧洲中部地区；进一步的计算表明其半径大约为110厘米，比例尺至少为1∶500000左右。[51]这张地图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把相当精确的描绘地形，与表现形式、地图制作技术的中世纪传统结合起来。因为没有体现出托勒密的影响，这就促使我们推测它的编撰日期应该很早。这与克洛斯特新堡修道院1420—1423年的账簿中的注释相符，里面提到支付酬劳给一位名叫“弗里德里库斯”的僧侣，让他绘制一幅地图（mappa）；支付酬劳给一位名叫“乌达拉里库斯”（Udalricus）的金属工人，让他制作一个框子。[52]很有可能这位抄写员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那位雷根斯堡的弗里德里克·格哈特，但没有得到绝对的证实。这部慕尼黑抄本的目录和草图可能被视为一种基本材料的便携性副本，这样不用绘制大尺寸地图就能制作副本了。

赖因哈德·根斯费尔德

德意志南部地区的另一个学术中心是本笃会的赖兴巴赫（Reichenbach）修道院[位于上普法尔茨（Palatinate）地区]，这座修道院创建于1118年，经过1440年的一次改革后重新繁荣兴盛起来。[53]作为尼古劳斯·格尔曼努斯（Nicolaus Germanus）的家庭修道院，它在地图学史上非常著名，但另一个有趣的人物是天文学家赖因哈德·根斯费尔德（Reinhard Gensfelder）。[54]根斯费尔德于大约1380—1385年出生于纽伦堡，1400—1408年，他在布拉格从事研究，随后去了意大利。1427年，他住在纽伦堡，1433年前后，居住在维也纳，1434—1436年，居住在萨尔茨堡。1436年，他加入了赖兴巴赫修道院，于是他再次前往维也纳和克洛斯特新堡进行研究。1444年，他成为泰根海姆（Tegernheim）附近村庄堂区的神父，并于15世纪50年代早期在那里去世。

正因为根斯费尔德的生活漂泊不定，有许多著作被认为是他创作的，包括对日晷的描述、一部纽伦堡编年史（1433年）、一架天文地动仪，以及一部被称为“赖因哈德表”的清单：表A，包含中欧地区80个城镇的坐标和多瑙河航线的11个方位点；表B，包含欧洲中部和西部的213个城镇及33个地区的坐标。[55]这份表单目前已知有8种版本，其中克洛斯特新堡文集中收藏的版本上有作者的标识“再版自赖因哈德大师”。

弗里德里库斯和根斯费尔德的数据的本质区别在于，根斯费尔德使用了坐标，这昭示出托勒密理论的影响力。由列表清单向制图的形式转变，揭示出最早的绘制中欧地区的“现代”地图。[56]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尽管根斯费尔德的大部分坐标仍然基于当时的测量和计算水平，但他显然已经接受了托勒密地理学的基本价值观。[57]

科布伦茨地图

所谓的“特里尔（Trier）—科布伦茨（Koblenz）残片”是由五张羊皮碎片拼成的两幅地图：一张完整的图幅（56×40厘米），表现的是西班牙（右侧）和高卢（左侧的托勒密地图）；另一张是由一张4开的和两张8开的羊皮纸拼成的对开图（约55×80厘米），右侧绘制的是圆锥投影的中欧地图，左侧绘制的是梯形投影的欧洲全图，但字迹已几乎难以辨认（图版43）。[58]于是，我们似乎有了两幅很有趣的托勒密地理学样式的地图手稿。关于科布伦茨图的来源，有很多种猜测，从克洛斯特新堡到尼古劳斯·库萨努斯（Nicolaus Cusanus）。然而，迄今为止，这些猜测都没有得到确凿证据的支持。

那幅圆锥投影的中欧地图，在德意志诸地地图学史上，具有非同一般的地位。尽管弗里德里库斯和根斯费尔德保存下来的作品只是一些坐标的清单，但这是现存的德意志部分地区最早的地图。虽然它带有托勒密式的方格，有经线和纬线，但图上的地形条目和坐标与《地理学指南》里的数据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此外，详细的计算表明，它的数学基础来自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所计算的地球周长[250000斯塔德（stades）]——这比托勒密计算的（180000斯塔德）要精确得多。

因为地图太过粗浅，导致很难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从语言上的细节看，它可能绘制于法兰克尼亚地区。图上一连串的城镇，从科隆（Cologne）到布鲁日（Bruges），可以证明这些是用于编制地图的旅行路线。如霍内克（Horneck）和梅尔根泰姆（Mergentheim）这样细微地方的列入，说明该图的作者与条顿骑士团有一定关系。标注出来的一些较小领土，如卡岑埃尔恩博根（Katzenelnbogen，黑森）和利希滕贝格（Lichtenberg，阿尔萨斯），其土地的领主在1479—1480年间均有变化，这能为确定制图时间提供一些线索。但图上有一些不同手迹的修改和补充，说明该地图在1500年前后有过修订。

持久的中世纪传统

本笃会的修士安德烈亚斯·瓦尔斯波格（Andreas Walsperger）制作了一幅绘本世界地图，是一份传统元素和革新方法完美结合的范例。[59]这幅地图于1448年在瓦尔斯波格的出生地——奥地利的巴特拉德克斯堡（Radkersburg）绘制，1434—1442年，他生活在萨尔茨堡（Salzburg）圣彼得修道院。瓦尔斯波格的工作及其他背景均不明确，但在地图材料上，与维也纳—克洛斯特新堡地图集有一些相似之处。[60]在一份托勒密《地理学指南》的手抄稿——1470年的“蔡茨抄本”（Codex Zeitz）中，发现了一幅与瓦尔斯波格相关性极强的地图，可以称为《现代地图》（tabula moderna）。[61]瓦尔斯波格的地图作品至少有四个影响：第一，它的外观显示出中世纪制图的功能和特点，例如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圆球格式，外边界由7个球形构成，以远东的一个城镇的形式来描绘天堂；第二，空白处有360°刻度，还有一个表示1800英里的刻度条，这表明此地图是以极坐标系统来构造的，这一点与弗里德里库斯的地图非常相似；第三，尽管下方图廓的文本中提到了托勒密，但并没有关于托勒密制图技术的痕迹，只是暗示使用了托勒密的数据；第四，图中对非洲的描述，体现了葡萄牙第一次航海发现的结果。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地图还区分了基督教城镇（红点）和异教城镇（黑点）。

1475年，卢卡斯·布兰迪斯（Lucas Brandis）在吕贝克（Lübeck）出版了一部历史百科全书，名为《初学者手册》（Rudimentum novitorum），该书中有两幅地图。[62]如文中所述，这两幅图仍完全根植于中世纪传统。圆形的世界地图以东为正方向。[63]T-O（将世界分成三部分）的格局清晰可辨，四条来自天堂的河流由东方流入人类居住的世界。诸多国家以山丘的形式呈现，并有微缩的城市画在国家上面，“文兰”（vinland）就在其中的西北部。矩形的圣地地图，描绘了从大马士革到红海的区域。[64]关于中世纪后期朝圣的报道，使该地图无法隐藏它的起源，其中一份报道就在该书的一节附录中，附录的作者是德意志的多明我会修士布尔夏德·冯·蒙特·西翁（Burchard de Monte Sion，又作Burkhard von Balby）。有一个细节非常引人注目，文中非常精确地强调了阿科（Acre）附近的海湾，那是大多数欧洲朝圣者从海上抵达圣地的港口。地名旁边写下的数字表示此处到阿科的距离。在世界地图中，地区和主要城镇被表述为山丘形状及其上的缩影。耶路撒冷在它的中心，并且用透视图夸张地强调出来。另外，主要道路上标注了描述行人的数字，以及一些圣经中重大事件的发生地，同样用微缩图的方式呈现。比如，摩西受到神的启示燃烧灌木丛之地，移交刻有十诫的石板之地，以及耶稣洗礼、受难之地。

《初学者手册》一书以拉丁语出版，本来是仅面向学术界的。但有两幅相似的世界地图却是以完全不同的目的来绘制的。它们由德意志南部的印刷商汉斯·鲁斯特（Hans Rüst）和木刻师汉斯·施波雷尔（Hans Sporer）在大约1480—1500年制作出来，两幅地图均是单页木刻版印刷而成。[65]天堂的四条河流和T-O结构依然清晰可辨。但是众多的国家、岛屿和单个城市的名称太多，给T-O结构造成了一些破坏。就像《初学者手册》中的地图一样，这两幅地图对真实地形的描述并不算接近，但因为鲁斯特和施波雷尔的工作，使该地图得以出版在德意志，让更多普通人能够了解这些图形符号，了解怎样阅读这样的地图。

《上德意志联邦图》（Superioris Germaniae Confoederationis descriptio）中有一个关于中世界传统的出色例证，四幅系列的分级圆形地图草图，内容为描述瑞士联邦：一份宇宙志草图，附有一个以地球为心脏的巨人阿特拉斯；一份描绘亚洲、欧洲、非洲的经典T-O地图；一份欧洲区域的T-O地图，描绘的是被莱茵河、利马特河（Limmat）、阿尔卑斯山分隔开的高卢、日耳曼尼亚、意大利地区；一份瑞士的分区地图，以里吉山（Mount Rigi）为中心，周边标注了各州名字。[66]这些地图的作者是瑞士人文主义者阿尔布雷希特·冯·邦施泰滕（Albrecht von Bonstetten），他是艾因西德伦（Einsiedeln）修道院的修士，于1471—1474年在帕多瓦大学修习教会法。

《圣地朝圣》（Peregrinatio in Terram Sanctam）可作为本次列举的结尾，这是第一部得以出版的插图游记。它描述了美因茨（Mainz）的牧师贝尔纳德·冯·布赖登巴赫（Bernard von Breydenbach）前往巴勒斯坦的旅程。最初的版本于1486年发表于美因茨。[67]来自低地国家的艺术家埃哈德·罗伊维希（Erhard Reuwich）是本书的木刻版插图的作者，他也是布赖登巴赫的旅伴。除了6幅黎凡特（Levant）港口的风景画之外，还有一幅绘画式的圣经之地的地图，揭示出其作者是一位画家。[68]该图以非测量的绘制方式，以面向东方的视角，展现大马士革、亚历山大和麦加。朝圣者在阿科离开桨帆船，然后步行一小段距离去耶路撒冷，描绘这一场景的巨大透视图，占据了整张地图的1/3。就城市的角度来讲，图中一些细节的描绘是非常现实主义的，例如，表现圆顶清真寺（所罗门神庙）。它被印在两张图幅上，组成一幅地图。因为希赖登巴赫和罗伊维希没有去过加利利（Galilee），所以对此地的表现，是从其他资料上编译过来的。以大尺寸画幅、极具细节地表现开罗、亚历山大和西奈（Sinai）地块，这可能是出自罗伊维希的素描写生。

地图印刷的开端

最晚在15世纪中叶，德意志南部的木刻版印刷业建立起来。在1450年前后，约翰内斯·谷登堡（Johannes Gutenberg）在美因茨建立了第一间活铅字印刷工作坊。[69]所以，在德意志诸地出现早期的地图印刷，就并不令人惊讶了。例如：冈特·蔡纳（Günter Zainer）于1472年出版的小幅木刻版T-O世界地图、[70]分别由鲁斯特和施波雷尔在《初学者手册》（1475年）中绘制的两幅木刻版地图、林哈特·霍尔（Lienhart Holl）印刷厂在1482年出版了乌尔姆版的托勒密《地理学指南》。[71]最后一份是在意大利之外出版的第一版本：它的世界地图是第一幅由艺术家约翰·施尼策尔（Johann Schnitzer）署名的世界地图印本；[72]其第一版附有《现代地图》（tabulae modernae）（关于意大利、高卢、伊比利亚半岛、北欧和巴勒斯坦），同年在佛罗伦萨出版的其他几个版本也是如此。借助乌尔姆版，德意志学术界很容易获取这些标志着近代地图学革命的新技术和数据。1462年，在罗马海港的海关，一个德意志商人的报关单有：“50张彩绘图幅，组成15幅世界地图”。[73]50张和15幅世界地图如何组合，令人困惑，但是装载方式明确显示它们属于木刻版。

约翰内斯·雷吉奥蒙塔努斯在纽伦堡的时候成立了他的第一家出版社。1474年他出版制作了一套作品。除了托勒密《地理学指南》的两个不同注释版本以外，其他地图中全都提到：“有一种是描述所有已知的人类居住区域，一般被称之为‘世界地图’（Mappam mundi），还有一种是关于德国，甚至是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整个希腊的专门地图。”[74]所以结论很清晰：在1477年博洛尼亚版《地理学指南》出版前的至少三年，雷吉奥蒙塔努斯显然已经具备了印制这类大幅地图所需要的全部技术知识和设备——尽管这套《现代地图》并未出现过。有一个在注解里的有趣细节：描述世界地图时，用“一般地被称作”mappaemundi（世界地图）来表达。这说明尽管并没有大量的保存下来的例证来使我们确信，但世界地图在当时已经成为科学生活的常见媒介。

还值得注意的是，单张木刻版地图的出现，表明了与中世纪圆形世界地图的分割界限。[75]环绕地图的四周，画了一个有三栏日历的圆环，上面标出了日期，从3月5日到3月31日。地图的残片表明，在中世纪神话中，遥远的北方和东方有岛屿和部分大陆，居住着外国的部落和传说中的人们（图42.2）。通过十分小心的复原，可见这幅图的直径是80—90厘米，即需要使用20—24块木版。毫无疑问，这幅图是以印刷品的形式存在，并且很可能是14世纪最大尺寸的地图印刷品。据日历上的名字显示，此图于1470年出版于德意志南部。

图42.2 一幅15世纪的多图幅印本壁挂世界地图的残片

一幅1470年前后（可能在德意志南部）制作的多图幅圆形世界地图（其外环境一部日历）中保存下来的唯一一块木刻版的现代抽页。地图所描绘的土地显示为由神话中的部落所居住，同时代的科学将这些部落定位于欧洲和亚洲的北部地区。

残片尺寸：11.5×20厘米。摘自Hans Albrecht Derschau，Holzschnitte alter deutscher Meister in den Originalplatten，3 vols.，ed.Rudolph Zacharias Becker（Gotha：R.Z.Becker，1808-1816），vol.1，entry a2。由Art Department，Free Library of Philadelphia提供照片。

一个意大利插曲

阿尔卑斯山两麓的文化交流是双向的。德意志对早期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一项重大贡献，是活字印刷术。它由莱茵兰地区的两个教士引介过去，他们是康拉德·斯韦因黑伊姆（Konrad Sweynheym）和阿诺尔德·潘纳茨（Arnold Pannartz）。[76]也许是谷登堡在美因茨的富思特—朔费尔（Fust-Schöffer）工作坊的继承者们，于1465年，在苏比亚科（Subiaco，罗马东部）的本笃会圣斯科拉斯蒂卡（Santa，Scholastica）修道院建立了一家出版社。1467年，他们迁往罗马，在那里一起工作到1473年。斯韦因黑伊姆也尝试了铜版印刷，造就了杰出的1478年罗马版托勒密《地理学指南》中的地图。

尼古劳斯·格尔曼努斯

关于尼古劳斯修士最早出现在赖兴巴赫修道院的记载，是在1442年以前。[77]1460年前后，已受过宇宙志科学训练的他前往意大利，并将自己命名为尼古劳斯·格尔曼努斯。[78]他先是居住在佛罗伦萨，在那里编制星表（1464年前后），并第一次修订了托勒密《地理学指南》中过时的数例。几年以后，他进入了罗马教皇的宫廷，制作了星象图（1471年）、一对球仪，并为梵蒂冈图书馆制作了一张世界地图（1477年）。他最晚的活动痕迹是在1488年，康拉德·策尔蒂斯（Conrad Celtis）于佛罗伦萨谈到他与尼古劳斯的会面：“来自赖兴巴赫的本笃会修士尼古劳斯”。[79]在策尔蒂斯的记录中，那个老人痛苦地控诉，他著作的荣耀和利益被别人攫取了。[80]

1451—1475年，尼古劳斯·格尔曼努斯是接受托勒密理论的代表人物。是他揭示出了《地理学指南》的全貌，使我们能将托勒密与欧洲人文主义联系起来。使用点和圆来标记地点的位置，以及26个地区地图的梯形投影，是他的两项重要创新。现存的总共15份《地理学指南》手绘稿，要么是尼古劳斯亲手画的，要么是他人在尼古劳斯画完后紧接着复制的。它们可以细分为三种校订版：校订版A（约1460—1466年），有27幅托勒密式的古代地图（tabulae antiquae）；校订版B（1466—1468年），有27幅托勒密式的古代地图（tabulae antiquae）和三幅现代地图（tabulae modernae）（北欧、西班牙和法国）；校订版C（1468—1482年），有27幅托勒密式的古代地图（tabulae antiquae）和5幅现代地图（tabulae modernae）（北欧、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和巴勒斯坦）。除了1482年佛罗伦萨版，整个15世纪印刷的《地理学指南》全部直接以尼古劳斯·格尔曼努斯的手绘稿为基准。

亨里克斯·马特鲁斯（Henricus Martellus）

我们没有很多关于亨里克斯·马特鲁斯具体的信息。[81]他有德意志血统，原名可能是海因里克·哈默（Heinrich Hammer）。在1480—1496年间，他是佛罗伦萨一名活跃的制图师，他的手绘图稿可以分成三组：两个版本的托勒密《地理学指南》，现在有两份副本留存[1496年以前的手绘版，含有12幅非常重要的现代地图（tabulae modernae），现存佛罗伦萨，还有一幅手绘图的制图日期不明确，现存梵蒂冈图书馆]；[82]《图解岛屿》（Insularium illustratum），是一套爱琴海地图集，有些副本里还含有增补的各地区地图；[83]一幅1490年（？）的壁挂世界地图。[84]

在文艺复兴早期地图史中，亨里克斯·马特鲁斯始终是位被低估的人物。他创作的革新性世界地图，结合了西班牙和葡萄牙航海探险的最新数据。在欧洲的区域制图方面，他的重要性基于这样的事实：一些我们今天已经丢失的原始地图上的信息，因在他的作品中被使用，而得以保存至今。马特鲁斯的很多地图设计，成为佛罗伦萨地图出版商弗朗切斯科·罗塞利（Francesco Rosselli）的印刷模板。马丁·瓦尔德泽米勒（Martin Waldseemüller）在1507年制作了一幅世界地图，而马特鲁斯亲手绘制的一份手稿，被认为是这幅划时代作品的主要来源。

尼古劳斯·库萨努斯和他的中欧地图

尼古劳斯·库萨努斯[Nicolaus Cusanus，又作库斯的尼古劳斯（Nikolaus of Kues），库萨的尼古劳斯（Nicolaus de Cusa）]，他的原名是尼古劳斯·克里夫茨（Nicolaus Kryffts），于1401年出生在摩泽尔河（Mosel）畔的库斯（Kues）。[85]他早期在共同生活兄弟会的学校里接受教育，可能是在代芬特尔（Deventer）。1416年，他在海德堡研究哲学。1417—1423年，他在帕多瓦研究教会法规，[86]1425年，他在科隆研究神学，并且被授予神职。1432年，他成了巴塞尔议会的成员，1436年，他开始为罗马教廷服务。[87]他担任教皇特使，积极参与了罗马教廷与拜占庭皇帝、德意志君主之间的艰难谈判。他在1448年被任命为红衣主教，1450年被任命为布雷萨诺内[Bressanone，位于蒂罗尔（Tyrol）]的大主教，但仍然继续他在外交上的事业。1464年，库萨努斯逝世于托迪[Tody，位于翁布里亚（Umbria）]；他的遗体安葬在罗马，心脏保存在库斯的圣灵（Heilig-Geisty）医院。

除了他的神职工作之外，尼古劳斯·库萨努斯还是一位博识者，从哲学到天文学，从政治学到伊斯兰研究，他积极而广泛地学习人文主义。他的主要哲学著作，1440年出版的《论有学识的无知》（De docta ignorantia），其核心理论是：分歧无限大的结合就是统一，即神。[88]而这个终极真理对人类认识来讲是不可知的。举例来讲，他的推论是革命性的宇宙概念。因为宇宙是无限的，那么除了神，它不可能有中心，因此地球不可能是宇宙的中心。然而，这种哥白尼理论的预言，是基于对形而上学的沉思，而非更多的基于天文观测和数学计算。[89]

库萨努斯对自然科学也有很全面的了解。[90]在1434年，他向巴塞尔议会提交了一份关于改良儒略历的巧妙建议。[91]1444年，当他访问纽伦堡帝国议会时，他带去了一些天文学手稿和三件可能是在布拉格制造的天文仪器。[92]他的文库也包含了托勒密《地理学指南》和《安东尼旅行记》（Itinerarium Antoninum）的手稿。[93]他的亲笔专著，约1463年出版的《世界图景》（De figura mundi），不幸已经亡佚。他的另一部主要著作，1450年出版的《白痴对话》（Idiota dialogs），在物理学方法论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例如，它描述了在特定的重量和大气湿度下，观测羊毛球热度和跳动的试验。在该对话的结尾，库萨努斯提出系统地收集各个国家的物理度量衡，并且认为应该将其“合而为一”，可使很多疑云变得清晰。[94]

库萨努斯在西方地图史上，也具有令人瞩目的地位，他是第一幅中欧现代地图的作者。库萨努斯地图的特点是，描绘了佛兰德和多瑙河口之间、日德兰半岛（Jutland）和波河（Po）之间的整个区域。这种区域观念可能是受到了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博（Strabo）的影响，他曾写道：“凯尔特人的部落曾定居在多瑙河北部，从莱茵河到第聂伯河（Dniepr）的地区。”而更有可能的是，库萨努斯拥有那部分地区的地理学新资料，所以他的地图中才包含了波兰和乌克兰的土地。[95]

图42.3 亨里克斯·马特鲁斯绘制的库萨努斯地图，修订本A

尼古劳斯·库萨努斯绘制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欧地图的较旧版本，通过亨里克斯·马特鲁斯在他的《图解岛屿》（Insularium illustratum）（佛罗伦萨，约1490年）中的改编版本保存下来。用墨水和水彩画在羊皮纸上。

原图尺寸：33.5×51厘米。Musée Condé，Chantilly（MS.698/483，fols.127v-128r）.由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Art Resource，New York提供照片。

无论是库萨努斯的地图原本还是他的其他史料，现在都已不可考了。但是对地图内容的具体分析，以及其他相关的资料，仍然能为我们带来确定的结论。如果认同以下A和B两个中欧地图原始版本的存在，则可以让欧洲中部地图的相关谱系变得清晰起来：修订本A（或称马特鲁斯版，图42.3），来源于三幅由亨里克斯·马特鲁斯修订的托勒密手绘稿，这三幅图之间有细微的差别，被收录于佛罗伦萨版的《现代地图》和马特鲁斯的“图解岛屿”[出版于尚蒂伊（Chantilly）和莱顿（Leiden）]；修订本B（或称格尔曼努斯版），由已亡佚的绘本地图组成，而这些地图曾被作为“艾希施泰特（Eichstätt）地图”的模板（图42.4）。

图42.4 尼古劳斯·格尔曼努斯绘制的库萨努斯地图，修订本B（艾希施泰特地图）

库萨努斯的中欧地图的第二版，也是最终的版本。它由尼古劳斯·格尔曼努斯进行了修订，并根据红衣主教的随行人员的信息进行了订正（特别是在北方地区）。铜版的雕刻（刻上了所有的铭文）始于17世纪70年代的罗马，有几个后续阶段（见图42.6）。现存的副本从1530年开始在巴塞尔印刷。

原图版尺寸：约40.3×55.2厘米。由BL（Maps C.2.a.1）提供照片。

排除马特鲁斯的一些增补，修订版A的年代要稍微早一点。[96]库萨努斯可能最晚在1450年前后开始汇编，地点大概是在罗马。有证据表明，对波兰地区的描绘主要是基于人文学者扬·德乌戈什（Jan Diugosz）记录的信息，他曾于1449年访问教廷。[97]库萨努斯绘制此图，很可能是受教廷之命，于1450年12月到1452年4月巡视上下德意志诸地所用。地图对荷尔斯泰因（Holsatia）和波罗的海的描绘相当出色，可能是出自吕贝克的海因里希·波梅尔特（Heinrich Pomert）之手，他在此次巡视期间担任了库萨努斯的秘书。[98]这幅地图包括勃兰登堡的“圣血的维尔斯纳克”（Wilsnack ad sanctum sanguinem），1453年，维尔斯纳克（Wilsnack）的流血的“圣饼”的奇迹得到了教皇的承认。还有语言学方面的证据：图上的首字母用“b”取代“w”（如用“bormatia”和“bestfalia”来表示“Worms”和“Westphalia”），这种现象在巴伐利亚和蒂罗尔方言中最常见。1452年以后，库萨努斯居住在蒂罗尔，一位当地抄写员可能在1455—1460年完成了修订版A的最初绘制工作。[99]具体地形的主要部分无疑是基于曾在神圣罗马帝国旅行过的库萨努斯的个人知识。他的出生地摩泽尔河畔的库萨和圣神大殿（海德堡大学圣灵学院所在地）都直接和他的传记联系起来，在那里的圣神大殿，尼古拉获准免修他大学课程的第一学年。

修订版B也是由其他资料汇编而成。在第一维也纳学派的地图并没有具体的相似之处，但是格奥尔格·冯·波伊尔巴赫在1448—1451年间旅居于意大利，在他访问罗马的时候，可能提供了关于奥地利地区的信息。主要的地理信息可能来自其他，例如，豪达（Gouda）的一位名叫瓦尔特（Walter）的人被提及曾于1451年在库萨努斯身边活动，他可能提供了关于低地国家的非常精细的信息。[100]关于条顿骑士团领地的详细甚至有些过于详细的描述，使得人们推测库萨努斯可能拥有该地区的地图并加以利用。[101]其他证据是使用罕见的教会职能而不是地名（比如，Königsberg被标记为“Sambiensis ecclesia”）。库萨努斯关于多瑙河下游和黑海地区的图像与同一时期的意大利波特兰海图相似。一个变形的表格表明，这一可能是由于不相关的来源组成的汇编是相当成功的（图42.5）。

图42.5 变形网格，库萨努斯地图的修订本B

在艾希施泰特地图的地形图像中标记现代经线和纬线，可以用来了解库萨努斯地图的不同精度。理想的形式是直的经线和规则弯曲的纬线。特别是在西部和东部地区发现了严重的变形。这是由不同来源组成地图的证据。

根据Peter H.Meurer，Corpus der？lteren Germania-Karten：Ein annotierter Katalog der gedruckten Gesamtkarten des deutschen Raumes vondenAnf？ngenbisum 1650，text and portfolio（Alphen aan den Rijn：Canaletto，2001），85（fig.1-7）提供照片。

1490年前后，亨里克斯·马特鲁斯把他的《图解岛屿》中的地图版本送到佛罗伦萨出版商弗朗切斯科·罗塞利处印刷。[102]这一罗塞利版本是舍德尔（Schedel）地图和17世纪印刷的几种意大利版本的典范。[103]其重要的衍生物是马尔科·贝内文塔诺（Marco Beneventano）的托勒密《地理学指南》1507年罗马版中的《现代地图》，其东部部分由杰出的波兰制图师贝纳德·瓦多夫斯基（Bernard Wapowski）进行校订。[104]

修订版B只以艾希施泰特地图的印刷形式保存下来。如梯形投影和方格线等特征显示出其原型设计受到尼古劳斯·格尔曼努斯的影响，我们可以很容易想象其与库萨努斯在意大利[或者可能就是在赖兴巴赫（Reichenbach）]的个人接触。修订版B是修订版A的发展，曾使用了原始信息。其中大部分也许是库萨努斯在其1450—1452年间的旅途中所收集得来的。其他来源一定包括他的周围环境。[105]对斯堪的纳维亚的扩展描述受到《现代地图》的影响，后者基于克劳迪乌斯·克拉武斯（Claudius Clavus）在格尔曼努斯对《地理学指南》的修订。海因里希·波默特可能添加了更多的细节。图上所描绘的苏格兰部分地区与邓凯尔德（Dunkeld）教区相符合，而且，当选的邓凯尔德主教托马斯·莱温斯通（Thomas Levingston），于1451—1459年一直跟随在库萨努斯身边。一张维斯图拉河（Vistula）河口地区经过修正的很详细的图像，可能来自索波特（Zoppot）的瓦尔特（Walter），他曾任德皇腓特烈三世的秘书，据记载曾担任库萨努斯手下的牧师。在莱茵河的下游，有一个小镇，名叫埃克伦茨（Erkelenz），1450—1464年，库萨努斯的私人秘书彼得·维玛斯（Peter Wymars）就住在那里。修订版B的完成可以追溯到15世纪60年代上半叶。

神秘的艾希施泰特地图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德意志古地图印刷的标志。[106]只有最近的研究才澄清了铜版真实而又非常复杂的历史，它由以下5个部分组成：（1）注记表明，来自奥格斯堡的学者康拉德·波伊廷格（konrad Peutinger）买下了图版，并委托汉斯·布克迈尔（Hans Burgkmair）进行印刷；（2）一篇六步格的文字对此地图进行描述，其从北部地区延伸至罗纳河（Rhone）河口和伯罗奔尼撒半岛，并陈述库萨努斯本人已命令雕刻此图版；[107]（3）一则1491年7月21日的标注，关于“艾希施泰特的尽善尽美”；[108]（4）方格内的地图很正确；（5）地图表面延伸到图版的下方边缘（图42.6）。

图42.6 艾希施泰特地图的组成部分

说明：可以将艾希施泰特地图（图42.4）区分为4或5个雕版阶段：原始梯形地图（15世纪70年代）（4）；地图的图像向南延伸，超出了刻度（15世纪70年代）（5）；一篇六韵步的诗作，暗示着库萨努斯是地图的绘制者（连同4）（2）；关于1491年“艾希施泰特的完美作品”的铭文（3）；提到波伊廷格购买该图版的铭文（约1507年），这段铭文在1530年的最后图像中删除（1）。

根据Peter H.Meurer，Corpus der älteren Germania-Karten：Ein annotierter Katalog der gedruckten Gesamtkarten des deutschen Raumes von den Anfängen bis um1650，text and portfolio（Alphen aan den Rijn：Canaletto，2001），91（fig.1-8）提供照片。

铜版的制作可能是1475年康拉德·斯韦因黑伊姆在罗马进行的试验的一部分。使用了与托勒密《地理学指南》1478年罗马版的同样的地图技术：刻上了线性元素，城镇的名称和所有的题字都被压出。总之，五种版本形态可以被重建出来。[109]第一种形态只显示了第2和第4部分，在向南延伸向希腊的部分的题字和在分度仪中的地图，那就是，只是向南向日内瓦湖和亚得里亚海方向延伸。很多城镇符号的名字磨灭了。第二个版本加上了第5部分，如果留意到2和4的区别，图上所描绘的地域向南大大延伸到科西嘉岛和达达尼尔海峡。[110]1491年，还是在罗马，形成第3部分的题字和在艾希施泰特地区的一些需要填地名的空白线上的首字母，被加到第三个版本上。特别版本上的更深入的细节目前尚未得知。可能与艾希施泰特地区的印刷工格奥尔格·赖赛尔（Georg Reyser），或艾希施泰特地区的主教威廉·冯·赖歇瑙（Wilhelm von Reichenau）有关，后者是人文主义者及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的顾问。[111]第四个版本大概问世于1507年，在1491年铜版被从意大利送到奥格斯堡之前，送铜版的人可能是人文主义者康拉德·波伊廷格，也可能是艺术家汉斯·布克迈尔。[112]在1513—1514年，波伊廷格和布克迈尔制作出最早的德意志版本，包括少数的印本，作为送给人文主义者朋友们的礼物，他们的名字记载于1514年的史料中。在此，构成第1部分的题字被加上。1530年，第五个版本，即波伊廷格的版本（这一题字再次被除去），由巴塞尔印刷商安德列亚斯·克拉坦德（Andreas Cratander）重印。这一版本附在塞巴斯蒂安·明斯特尔（Sebastian Münster）的一部文献《库萨的尼古拉的德意志及其他地区地图》（Germaniae atque aliarum regionum...descriptio...pro tabula Nicolai Cusae intelligenda excerpta）中。1547年，波伊廷格去世，之后这一铜版的经历不是很清楚。但有证据表明这幅地图在1560年前后仍在坊间销售。

约翰内斯·勒伊斯

一个稍晚但著名的人物是约翰内斯·勒伊斯。[113]他于1470—1475年间出生在乌得勒支的一个贵族家庭，其家族是皮伊尔斯韦尔德（Pijlsweerd）地区的领主。1486—1489年，他在科隆大学学习。他担任神父之职，成为科隆大圣马丁本笃会修道院的一名僧侣，并于1494年回到那里。在那里，他成为一名活跃的作家和微型画画家。他最后一部为人所知的手稿的年代是1500年。[114]此后，勒伊斯离开科隆修道院。某些史料记载他成为罗马梵蒂冈的一名画家。他与拉斐尔共同装饰拉斐尔客房（Stanze della Segnatura）。1508年和1509年，勒伊斯受雇为教皇图书馆和其他房间绘制壁画。[115]

与此同时，托勒密《地理学指南》的1507年罗马版本的第二版出现在1508年，出自马尔科·贝内文塔诺（Marco Beneventano）之手。它在一个扇形的等距圆锥投影中添加了一幅世界地图，作为一幅改进的《现代地图》（tabula moderna）。[116]在其创新的特征中，包括了首次绘制的北美东海岸的众多入口，如新大陆（Terra Nova）、巴卡留岛（Insula Baccalauras）以及洛卡斯湾（Baia de Roccas），它仍然显示为亚洲的一部分（图42.7）。根据书名，这张地图是由“约安内斯·勒伊斯·格尔曼努斯”（Joannes Ruysch Germanus）精心制作的。它包括了最近的英格兰人和葡萄牙人探险的结果，以及勒伊斯自己沿着53°纬线从英格兰到西方的旅程。

图42.7 勒伊斯地图

来自托勒密《地理学指南》的1508年罗马版本，这幅具有创新性的世界地图显示了葡萄牙在亚洲和南美洲的最新发现成果。对纽芬兰的相当详细的描绘是基于几年前作者自己的旅行。

原图尺寸：约41.7×54.1厘米。由BL（Maps C.1.d.6）提供照片。

回想起来，勒伊斯一定是从科隆到英格兰。在那里他似乎参加了在北大西洋的一种神秘的布里斯托尔的探险活动，这一活动在16世纪的头几年里由英格兰和葡萄牙商人发起。[117]在葡萄牙的短暂逗留可能给勒伊斯提供了在地图上收集更多信息的机会。

勒伊斯在意大利之后的经历尚不清楚。据说他又一次在葡萄牙生活，给航海家进行了天文学的指导。当他“厌倦了旅行”时，他回到乌得勒支，后来（1520—1525年）去了科隆，在那里他重新进入了大圣马丁修道院。他太过虚弱，无法正常地生活，他建造了“许多艺术作品”，比如一个行星的钟表装置供修道院饭厅使用。[118]勒伊斯于1533年去世。在科隆，他的“装有仪器的小屋”很长一段时间都还是“勒伊斯的房间”。18世纪，他的世界地图的两份副本仍然由大圣马丁修道院管理。

德意志人文主义鼎盛时期的地图学

在博伊尔巴赫去世和雷吉奥蒙塔努斯离开之后，维也纳大学的天文工作出现了某种停滞。这所学校的德意志诸地学术研究中心的角色，被成立于1472年的英戈尔施塔特（Ingolstadt）大学临时取代，并于1489年设立了德意志大学中第一个永久性的讲师职位。[119]通过对入学考试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把许多子中心的起源追溯到英戈尔施塔特。

最重要的十年，是康拉德·策尔蒂斯（Conrad Celtis，又作Konrad Pickel）在英戈尔施塔特任教的那段时间。[120]策尔蒂斯在科隆和海德堡大学学习，并在爱尔福特（Erfurt）、罗斯托克（Rostock）和莱比锡（Leipzig）教授诗歌。1487年，他是第一位获皇帝册封的德意志诗人。1487—1489年，他前往意大利，后来，在克拉科夫大学完成了数学和天文方面的研究。在1492年，策尔蒂斯担任英戈尔施塔特大学的诗歌和修辞教授。他的就职演讲的印刷版本是德国思想史的杰出文献之一。[121]他提出了一项全面的国家研究和教育计划，包括一份“图解德意志”（Germania illustrata）的大纲，这是一种历史地理描述，是弗拉维奥·比翁多（Flavio Biondo）的“图解意大利”的延续。[122]这一计划的唯一成果，是在1502年出版、在纽伦堡的“策尔蒂斯社团”（Sodalitas Celtica）印刷的。它包括了对纽伦堡的诗意描述《纽伦堡》（Norimberga）；总结性的《德意志概况》（Germania generalis）；《爱之四书》（Qvatvor libri amorvm），包含了一种地理哲学的模式，并以四种欧洲中部的全景图（图42.8）为例。[123]这些残片使得重建“图解德意志”项目成为可能。它的主题是民族定义的“新德意志”，这是一个由德意志人民定居的地区。这个项目的目标是一个综合的历史、地形和民族志的描述，其四个部分按照罗盘的四个方位来安排。

图42.8 康拉德·策尔蒂斯爱诗集中的插页地图

这张木刻版素描图是他的《爱之四书》（纽伦堡，1502年）中的插图，展示了从多瑙河（底部）到北冰洋（北部）的莱茵河（左）和维斯瓦河（右）之间区域的全景。

原图尺寸：22×15厘米。由Bildarchiv，O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Vienna（c.p.2.c.18，fol.57）提供照片。

1495年，继与其奥格斯堡的人文主义者朋友康拉德·波伊廷格成立的“奥格斯堡社团”（Sodalitas Augustana）之后，策尔蒂斯仿照佛罗伦萨学院，在海德堡成立了“文学社团”（Sodalitas Litteraria）。[124]这两个学术社团和之后延伸的社团被认为是“德意志社团”（Sodalitas Germaniae）的一部分。[125]在策尔蒂斯死后，“图解德意志”这一概念仍然存在于德意志人文主义中。教师约翰内斯·科赫洛伊斯（Johannes Cochlaeus，又作Johann Dobneck）的《德意志简图》（Brevis Germaniae descriptio）（纽伦堡，1512年），可以认为是一个高度浓缩的版本。[126]这个理念和部分的概念被塞巴斯蒂安·明斯特尔完全采纳了。[127]

维也纳：洛奇乌什的第二个数学圈子

1497年，策尔蒂斯被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任命为维也纳大学的诗歌和修辞学教授。当他离开英戈尔施塔特时，他带走了一些最有能力的学生和合作者。其中有约翰内斯·斯塔比乌斯（Johannes Stabius），他在英戈尔施塔特上学（从1482年起）和任教，在1503年被任命为维也纳的数学教授；[128]格奥尔格·坦恩施泰特（Georg Tannstetter，又作Collimitius），是策尔蒂斯和斯塔比乌斯在英戈尔施塔特的学生（从1497年起），1503年，成为维也纳大学的天文学教授；[129]约翰内斯·阿文蒂努斯（Johannes Aventinus），曾在英戈尔施塔特（1495年）和维也纳（1498年）学习，后来成为巴伐利亚宫廷的历史学家，并绘制了第一幅巴伐利亚地图，而且塞巴斯蒂安·冯·罗滕汉（Sebastian von Rotenhan），曾在英戈尔施塔特（1502年）和维也纳（1533年）求学，成为一名法学家，并绘制了第一幅弗朗科尼亚（Franconia）的地图。[130]

1501年，策尔蒂斯在大学建立了“诗学与数学学院”（Collegium Poetarum et Mathematicorum），这是德国第一所科学学院，也是第二维也纳数学学派的核心。[131]斯塔比乌斯本人是语言学和诗歌课的负责人；数学课程是由策尔蒂斯指导的。历史学家约翰内斯·库斯皮尼阿努斯（Johannes Cuspinianus），作为一名学生（1491年）和教授（1496年），成为第三位志趣相投的领导人。[132]1512年，他被任命为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王室顾问和历史学家

在16世纪的最初十年中，在维也纳，这个策尔蒂斯圈子的成员在地图绘制方面并不十分活跃。[133]策尔蒂斯在国外度过了很多时间，斯塔比乌斯的重要作品只在他在纽伦堡的岁月中出现。但是其他的学生和学者主要是被坦恩施泰特的参与所吸引和教育的。进入维也纳大学求学的几名学生后来以制图师的身份获得声誉。1512年，洛佐鲁什·德施图尔韦森堡（Lazarus de Stuhlweissenburg）入学，他可能就是洛佐鲁什·谢茨赖塔里乌斯（Lazarus Secretarius），也就是第一个与库斯皮尼阿努斯和坦恩施泰特合作（1528年）的匈牙利地图的作者。1513年，约翰·朔伊贝尔（Johann Scheubel）加入他们的行列，从1549年开始，他担任蒂宾根（Tübingen）的数学教授，也是符腾堡（Württemberg）地图（蒂宾根，1559年）的作者。[134]约翰内斯·洪特（Johannes Honter）于1515年进入特兰西诺斯学习，他是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巴塞尔（Basel），1532年]的第一张地图的作者，也撰写了经常出版的教科书《宇宙学基础》（Rudimenta Cosmographica），书中有13张地图[首版于克拉科夫（Cracow），1530年]。[135]1519年，彼得·阿庇安（Peter Apian）获得了职位，他后来在英戈尔施塔特担任了印制师和数学教授。

第二维也纳学派的终结是很难确定的。如果其中一个包含了“由坦恩施泰特形成的圈子”（Societas Collimitiana），它的直接影响可以追溯到16世纪60年代。有四位制图师可以和下一代联系在一起。出生于蒂罗尔的约翰·普奇（Johann Putsch，又作Johannes Bucius），他曾在意大利学习，之后成为后来的皇帝斐迪南一世（Ferdinand Ⅰ）的秘书，他绘制了著名的女王形状的欧洲地图（1537年）（图42.9）。[136]雕刻师和测量师奥古斯丁·希尔施福格尔（Augustin Hirschvogel）出生在纽伦堡，于1544年在维也纳定居。他的作品包括一幅上奥地利的地图（1542年，仅出版于1584年）、一幅维也纳城镇平面图（1547年，出版于1552年），还有一张匈牙利地图（在其1565年去世后出版）。[137]匈牙利人约翰内斯·桑布库斯（Johannes Sambucus，又作Janos Zsámboki）于1543年在维也纳开始研究工作，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漂泊之后，他在1564年回到了那里。他在维也纳出版了特里西瓦尼亚（1566年）和匈牙利（1566年和1571年）的地图，他的弗留利（Friuli）和伊利里亚（Illyria）的地图出现在亚伯拉罕·奥特柳斯的地图集中。[138]保罗·法布里修斯（Paul Fabricius，又作Paul Schmid）来自卢萨蒂亚（Lusatia），在维也纳学习医学。1551年在纽伦堡的投影地图集是他早期对地图学的兴趣。1553年，法布里修斯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学的数学教授。在他后来的许多作品中，主要是天文学作品，是摩拉维亚（Moravia）的原型地图，最早于1569年在维也纳出版。[139]

图42.9 女王形状的欧洲地图，1537年

约翰·普奇的这一不同寻常的地图设计可能具有教育方面的目的。这种拟人地图可以帮助学生记住不同国家的情况。西班牙（查理五世的故乡）形成了带着冠冕的头颅，意大利和丹麦这两个半岛是两条手臂，波希米亚（被群山环绕）是欧洲的心脏。

原图尺寸：63×42厘米。由Tiroler Landesmuseum Ferdinandeum，Innsbruck提供照片。

沃尔夫冈·洛齐乌什（Wolfgang Lazius，又作Latz）于1528年在维也纳大学开始学习，并于1538年在英戈尔施塔特完成了医学博士的学业。[140]1541年，他被任命为维也纳的医学教授，几年后又成为斐迪南一世的私人医生。这些职位使他过着古典人文主义的生活，广泛地去收集材料，主要用于奥地利和哈布斯堡王朝领土的历史地理描绘。他绘制了一张1545年奥地利的地图，可能是一张由8张图幅构成的地图，[141]之后是两张未注明日期的地图，显示松德高（Sundgau）和巴伐利亚（Bavaria）的哈布斯堡王室土地、[142]一幅1556年的匈牙利地图。[143]他的主要作品是：《其他类型的各省地理：奥地利》（Typi chorographici Provinciarum：Austriae）（维也纳，1561年），这本地图集配有相应的书：《论奥地利》（Commentarii rerum Austriacarum），但尚未完成。[144]这张地图包括了11张洛齐乌什本人蚀刻的地图。尽管它们是基于他自己的区域知识，但肯定不是精确调查的结果。绘画的风格仍然是非常形象化的。

地图绘制中心纽伦堡和埃茨劳布地图

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商业和文化大都市之一，纽伦堡并不是人文主义时代的学术中心。[145]然而，这座城市在德国文艺复兴早期就成了一个伟大的地图中心，这有三个原因。[146]首先，有资格的仪器制造者住在那里，实践着一种悠久而又高度发达的工匠传统。因此，人们有收集和计算天文数据的经验，例如确定纬度。自14世纪中叶以来，纽伦堡的天体观测资料已被记录在案。其次，由于纽伦堡作为一个商业中心的地位和联系，许多地理信息汇集到这个城市。这些商业活动也需要大量的信息和规划媒体。再次，富有的、受过教育的商人对人文科学感兴趣，并赞助艺术家和学者的作品。

因此，一种独立的地图制作环境，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纽伦堡当地传统的基础上的。当然，这并不是完全孤立的；1444年，尼古劳斯·库萨努斯所购买的手稿和仪器，是中世纪晚期高水准和广泛传播的宇宙学研究的证据。例如，约翰内斯·雷吉奥蒙塔努斯与伯恩哈德·瓦尔特在1471—1475年间的逗留，证明了纽伦堡和维也纳之间的联系。16世纪初，在西方，可能没有其他地方的研究和出版活动覆盖了整个当时地图绘制的范围。

纽伦堡对托勒密《地理学指南》的接受，最迟可以追溯到1474年由雷吉奥蒙塔努斯印刷的版本。稍晚一些的例子是相当神秘的“德意志托勒密”（纽伦堡，约1493年？），这是一组不同古典作家的摘录集。[147]其中有一幅早期的现代地图作为插图，这是第一张根据球状投影印刷的地图。[148]纽伦堡的神父和天文学家约翰内斯·维尔纳（Johannes Werner）在1484—1492年间在因戈尔施塔特学习，他发表了一部关于《地理学指南》的注释版本，其中没有地图，是一部文集的一部分[纽伦堡：约翰内斯·斯图赫斯（Johannes Stuchs），1514年]。[149]纽伦堡的商人、博学的维利巴尔德·皮克海默（Willibald Pirckheimer）——他是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的赞助人之一——在希腊文的《地理学指南》的新译本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一译本是1525年斯特拉斯堡版本的基础。[150]

15世纪晚期，在十年间，纽伦堡在对世界的描绘方面，做出了三项杰出的、创新性的贡献。商人马丁·贝海姆（Martin Behaim）是一个纽伦堡贵族家庭的儿子，从1484年起，他住在葡萄牙，在那里，他与数学家委员会建立了联系，他也参加了几次海上航行。[151]1492—1494年，他在家乡逗留期间，遵从纽伦堡议会的命令，制造了第一架保存下来的地球仪。这一插图是由画家、木刻工和出版商老格奥尔格·格洛肯东（Georg Glockendon the Elder）完成的。[152]贝海姆的前哥伦布时代的世界基于一幅托勒密式的世界地图（可能是1482年的乌尔姆版本），并补充了更近期的资料。对中部欧洲的描绘遵循了库萨努斯的地图，亚洲的细节则来自马可·波罗和约翰·曼德维利（John Mandeville），而非洲西海岸的条目则反映了葡萄牙的第一手信息。

1493年，《纽伦堡编年史》（Liber chronicarum）出版，它被称为“丢勒时代最伟大的图书项目”。[153]这是德国科学与印刷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世界上第一部对整个世界的历史地理描述，是人文主义时代进行的新的完善工作。它的资料来源从圣经延伸到当代的宣传单。版面和印刷方面的问题——结合了凸版印刷和在同一图幅上的木刻——第一次被克服了。在这些插图中，有32张双图幅的城镇景观图，这是相当写实的，另外还有84幅其他城镇的小景观图，这些景观图更棒。[154]这一作品包括两份两图幅地图：一幅从波姆波尼乌斯·梅拉（Pomponius Mela）1482年威尼斯版复制而来的托勒密世界地图，一幅欧洲中部的地图（图42.10），后者基于罗塞利地图，这幅地图系模仿自库萨努斯和马特鲁斯，在北部和西部放大，来自《地理学指南》的1482年乌尔姆版本中的《古代地图》（tabulae antiquae）和《现代地图》（tabulae modernae）。[155]

图42.10 《纽伦堡编年史》中的中欧地图

哈特曼·舍德尔（Hartmann Schedel）的编年史中的这张木刻地图的作者被认为是希罗尼穆斯·闵采尔（Hieronymus Münzer）。这幅地图的中心区域是从库萨努斯地图修订本A的一个早期的意大利早期印本中复制而来的。其外部各区域是根据托勒密《地理学指南》的1482年乌尔姆版本的模本绘制的。

原图尺寸：约39.4×58.4厘米。由Special Collections and Rare Books，Wilson Library，University of Minnesota，Minneapolis提供照片。

《纽伦堡编年史》是一群志趣相投的纽伦堡人文主义者的集体成就。这个项目是由商人塞巴斯蒂安·卡默迈斯特（Sebastian Kammermeister）和泽巴尔德·施赖尔（Sebald Schreyer）资助的。这本书的总编辑和主要作者是内科医生和藏书家哈特曼·舍德尔（Hartmann Schedel），[156]而游历广泛的医生希罗尼穆斯·闵采尔（Hieronymus Münzer）被认为是这两幅地图的作者。[157]这些木刻版是在安东·科伯格尔（Anton Koberger）的工作室里制作的，很可能是与年轻的阿尔布雷希特·丢勒合作完成的，这幅作品在米夏埃尔·沃尔格穆特（Michael Wolgemut）的著名商店里印刷而成。这本奢华的书在同年发行了拉丁语和德语的版本。此外，1496年之后，由奥格斯堡的印刷商约翰·雄斯佩格（Johann Schönsperger）发行了一些盗版的缩略版本。[158]

推动地图绘制普及的另一个重要步骤与埃哈德·埃茨劳布（Erhard Etzlaub）有关。[159]埃茨劳布于1460年出生在爱尔福特（Erfurt），并在那里的大学接受了教育，从1484年开始，他居住在纽伦堡。埃茨劳布在许多行业都很活跃，他制作了便携式太阳罗盘，[160]也是测量师和医生，还编撰了历法和占星术。只有二手资料提到了埃茨劳布，他是印刷商和出版商格奥尔格·格洛肯东发行的印刷路线图的地图作者。他们的合作始于一幅纽伦堡的地图，这是德意志地区第一部印刷的区域地图。[161]然而，它对城镇的选择却与弗里德里库斯地图的数据惊人地相似。[162]接下来是两幅创新的和有影响力的欧洲中部的地图：《罗马路线地图》（Rom Weg map），为1500年圣年而首次出版，表现了从欧洲中部到罗马的主要路线（图版44），[163]以及路线（Lantstrassen）地图，这幅地图首次出版于1501年，显示了中欧的主要贸易路线（图42.11）。[164]

图42.11 埃哈德·埃茨劳布的《路线》地图，1501年

埃茨劳布的第二张路线图比罗马路程地图更广泛使用。它显示了中欧所有重要的贸易路线。德意志的地图绘制中，经常复制其地形图图像，一直到16世纪中叶。木刻本。

原图尺寸：55.5×41厘米。Houghton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51-2478PF）许可使用。

变形的网格显示，这两幅埃茨劳布地图都是基于一个等矩形的投影构建的（关于《罗马路线地图》，参见图42.12）。[165]此外，可以区分两种不同级别的精确度。意大利、法国和北欧都是根据托勒密《地理学指南》的1482年乌尔姆版本中各自相应的《现代地图》复制而来的。这两种地图的中心部分都是同一种基础材料的不同通行版本，而这些材料的来源是未知的。它们代表了多年来在纽伦堡贸易中心聚集的地形和道路知识的总和。纬度的横向尺度显示了在托勒密坐标和当代观察之间的有趣的插值。该地图是多功能的，在地图上的文字和单独的纸张上都可以解释多种功能。[166]地图上有700多个位置是由圆圈标记的。附加的程式化的剪影表明了首都和朝圣之旅（只是在《罗马路线地图》上）。道路的路线用虚线标出，在这两个点之间的每一段间隔代表一英里。公路系统之外的距离可以用除数和一英里的距离来测量。在太阳罗盘（涉及磁偏）和一个真正的太阳罗盘的帮助下，每一张地图都可以精确地指向南方，以确定旅行的方向。这种与太阳罗盘结合的用法，是埃茨劳布地图和一些其他16世纪早期的德国地图印刷品都以南为正方向的原因。右边的比例尺表示盛夏时候日照的持续时间。地图的着色遵循语言区域；而忽视了疆域边界。

图42.12 变形网格，埃茨劳布的罗马路程（ROM WEG）地图

以南为上方（请参阅图版44）。不同的精度揭示了埃茨劳布的一部分编辑工作。中心区域的描绘基于相当好的原始数据（距离和纬度），而外部各区域主要是从托勒密《地理学指南》的1482年乌尔姆版本中的地图复制而来。

根据Peter H.Meurer，Corpus der älteren Germania-Karten：Ein annotierter Katalog der gedruckten Gesamtkarten des deutschen Raumes von den Anfängen bis um 1650，text and portfolio（Alphen aan den Rijn：Canaletto，2001），137（fig.2-4）提供照片。

原本的埃茨劳布地图完全没有政治色彩，这一特点被一些后来的制图师放弃了。例如，奥格斯堡的出版商和木刻师格奥尔格·埃林格（Georg Erlinger）发行了路线（Lantstrassen）地图，但其周围环绕着帝国地产的纹章。[167]地图绘制的各种趋势有一个有趣的组合，是《地理学指南》的1513年瓦尔德泽米勒版本中的德文的《现代地图》。它的地形细节来自埃茨劳布，而纬度、以北为正方向和区域的严格划分[由北海和波罗的海、阿尔卑斯山和马斯河（Maas）及维斯瓦河（Vistula）进行划分都是托勒密之后的学院派人文主义地图学的元素]。

纽伦堡的科学工作在约翰内斯·斯塔比乌斯那里获得了新的推动力，他从1512—1518年期间住在纽伦堡，并与阿尔布雷希特·丢勒和约翰内斯·维尔纳合作。[168]1515年，丢勒和斯塔比乌斯出版了第一幅已知的西方印本天体地图。[169]这两张图幅显示了极地立体投影中的北部和南部这两个黄道半球。这些模型是在1503年由纽伦堡神父和天文学家康拉德·海因福格尔（Conrad Heinfogel）绘制的，基于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和各种15世纪的资料。[170]同样是在1515年，丢勒和斯塔比乌斯发表了一幅附带的扭曲的球形水平投影世界地图，这幅地图的图像实质上是贝海姆球仪的副本。[171]在1514年的一本选集中，维尔纳在他的著作《托勒密〈地理学指南〉第一版的最新译本》（Noua translatio primi libri Geographiœ Cl.Ptolemœi …）中发表了《在平面的世界上的四点》（Libellus de quatuor terrarum orbis in plano figurationibus），除方面的内容以外，它还包含了对三种不同形式的装饰用的心形的圆锥投影的描述。[172]这些原则是斯塔比乌斯根据托勒密的二次投影法计算出来的。[173]在16世纪上半叶，它被用于许多世界地图。[174]

纽伦堡制作球仪的传统是由约翰内斯·舍纳（Johannes Schöner）延续下来的。[175]他原本是弗朗科尼亚（Franconia）的一名天主教神父。1515年，他亲手雕刻和印刷出了自己的第一对球仪。其中地球仪基于瓦尔德泽米勒的地球观，但在环绕南极的大陆方面则丰富了很多。1526年，舍纳皈依了新教，并在纽伦堡的高等中学担任数学教师。在那里，他编辑了雷吉奥蒙塔努斯的尚未出版的作品，并可能继续出版球仪。[176]格奥尔格·哈特曼的经历也与他类似。1526年，离开天主教堂后，他以天文学家、机械技师、木刻师和印刷商的身份住在纽伦堡。出自他手的许多仪器和印刷品都保存了下来，其中包括两架天球仪（1538年和1547年）。[177]几架未署名球仪的贴面条带是不是他的作品，目前尚不确定。[178]一般也认为哈特曼是第一个观察到磁针的倾角的人。

1518年，纽伦堡的印刷商，也是宗教改革的早期支持者希罗尼穆斯·霍尔策尔（Hieronymus Höltzel），制作了一份政治传单，其中包括波西米亚的第一张地图。[179]它的作者是捷克医生和人文主义者尼古劳斯·克劳迪阿努斯（Nicolaus Claudianus）[米科拉斯·库尔哈（Mikolas Kulha）]，他是波西米亚兄弟会的成员。地形丰富而精确的地图完全是基于作者的个人知识；地图以南为正方向，很明显是受到了埃茨劳布地图技术的影响。特别强调了皇室与封建领地，天主教和圣杯派聚落之间的具体区别。[180]

同样在纽伦堡（1524年）印刷的是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的第二封信的一个版本。这封信用一张木刻的墨西哥海湾和加勒比海的地图来做插图，这是新大陆这一区域的第一幅区域地图。[181]目前还没有确定它的绘本是如何在纽伦堡发现的。

英戈尔施塔特的彼得·阿庇安

彼得·阿庇安（Peter Apian，又作Bienewitz）于1495年出生于萨克森（Saxony）的莱斯尼希（Leisnig）。[182]他在莱比锡（1516—1519年）和维也纳学习，在那里他成为坦恩施泰特身边的群体中一名年轻的成员。1522年秋天，当瘟疫在维也纳暴发时，阿庇安去了雷根斯堡（Regensburg），然后在1523年，带着他的兄弟印刷商和木刻工格奥尔格（Georg），一起去了兰茨胡特（Landshut）。1524年，在兰茨胡特，阿庇安的第一版标准著作问世了：教科书《宇宙志》（Cosmographicus liber），书中特别强调了地图学，在附录中包含1417个地方最新确定的坐标。[183]

阿庇安的一个重要联系人是约翰内斯·阿文蒂努斯（Johannes Aventinus，又作Johann Turmair），他是策尔蒂斯在维也纳的学生。[184]他（从1508年开始）已经成为巴伐利亚公爵的王子教师和宫廷历史学家（1517年）。他的主要作品是编年体史著《巴伐利亚编年史》（Annales Boiorum），在其去世将近20年以后，该书于1554年以拉丁文印刷出版。他的《简明巴伐利亚编年史》（Bayrischer Chronicon kurtzer Auszug）（纽伦堡，1522年）中附有巴伐利亚的第一幅地图，由格奥尔格·阿庇安雕刻木版，并于1523年在兰茨胡特印刷（图42.13）。[185] 这幅地图结合了几种影响。太阳罗盘的印记让人联想到埃哈德·埃茨劳布的地图。以北为正方向和梯形投影显示出了托勒密的影响。用黑点来描绘前罗马人定居点，揭示了作者的人文主义背景；现存的定居点用圆形或轮廓来描绘。这幅地图生动地描绘了阿尔卑斯山麓的丘陵地貌、多瑙河平原和阿尔卑斯高山地区之间的地形差异。湖泊和河流的表现相当不错，但所描绘的定居点数量相对较少。地图构建的一个基本要素是距离，这些距离可能是由阿文蒂努斯通过计算他旅行期间的步数收集而来的。另一方面，许多地方的坐标与之前在《宇宙志》中所列出的值相同，这意味着阿庇安在这张地图的精细描绘中起了作用。

图42.13 约翰内斯·阿文蒂努斯的巴伐利亚地图，1523年

地图表现了上、下巴伐利亚，此地在罗马时代命名为Vindelicia。边缘包括了巴伐利亚各城镇的纹章。木刻与活版印刷（摹写本；原件在1945年被销毁）。

原图尺寸：40×48厘米。由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Munich（K2.4）提供照片。

在阿文蒂努斯的推荐下，彼得·阿庇安于1525年被任命为英戈尔施塔特大学的印刷商，并在1527年担任数学教授。[186]阿庇安的主要活动是出版地图，包括他自己和其他人的地图。在英戈尔施塔特制作的地图包括库斯皮尼阿努斯和坦恩施泰特于1528年在维也纳绘制的匈牙利地图，这幅地图的绘制是建立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的：洛佐鲁什的著作；阿庇安自己的绘制于1530年的心形投影世界地图（图42.14）；所谓的英戈尔施塔特球仪贴面条带，它可能在大约同一时期完成；[187]由塞巴斯蒂安·冯·罗滕汉（Sebastian von Rotenhan）于1533年绘制的弗朗科尼亚（Franconia）地图。1535年，在兰茨胡特，格奥尔格·阿庇安印刷了一份修订后的巴伐利亚的地图。

图42.14 阿庇安的心形投影世界地图，1530年

阿庇安以装饰性的心形图形制作的地图是最早将北美洲和南美洲表现为一块大陆的地图之一。图上包括从欧洲到印度的葡萄牙航线，这一细节非常有趣。木刻凸版印刷。

原图尺寸：约55×39.4厘米。由BL（Maps C.7.c.16）提供照片。

彼得·阿庇安作为一名学术教师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很难确定。他的年轻学生中只有几位是制图师，但有一些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已经有所成就的人文主义学者来到英戈尔施塔特，向阿庇安学习。在那里学习的学生包括洛齐乌什，他于1538年入学，当时已经是他学术研究的末期；格奥尔格·加德纳（Georg Gadner），一幅重要的符腾堡地图（约1572年）的作者，1539年注册成为法学专业的学生；马库斯·茨纳格尔塞（Marcus Secznagel），是萨尔茨堡大主教区第一幅地图（1554年）的作者，他于1542年注册入学；约翰内斯·桑布库斯（Johannes Sambucus）于1548年注册入学；保罗·法布里修斯（Paul Fabricius），他在1554年被维也纳大学任命任职前几个月抵达此处。人们可能还会提到菲赫利于斯·范艾塔（Viglius van Aytta），他从1537—1541年在英戈尔施塔特担任法学教授，后来成为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所统治尼德兰的一名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他是一位重要的地图收藏家和制图师的赞助人，在地图学史上享有名声。[188]

阿庇安在英戈尔施塔特的25年里著述颇丰。其诸多著作包括：一本经常出版的关于商人算术的教科书[《商人的账单》（Kaufmanns Rechnung），1527年]、波伊尔巴赫的《行星的新理论》（Novae theoriae planetarum）（1528年）的一个版本、一本宇宙学教科书[《宇宙学简介》（Cosmographiae introductio），1528年]，以及一部插图丰富的关于测量和制造天文观测的工具和方法的概述书——《仪器书》（Instrument Buch），1533年。[189]他的天文学著作介绍了恒星和星座的几个阿拉伯名称。[190]他的出版活动的巅峰是于1540年在英戈尔施塔特出版的《皇帝的天文学》（Astronomicum Caesareum），并将该书献给皇帝查理五世和国王斐迪南。[191]这本书是一种以对开本形式印刷的奇迹：大多数天文示意图和仪器都有多达六个可移动的部件。阿庇安从得到献词的人那里获得了3000枚金弗洛林，其本人被任命为宫廷数学家，而且他兄弟二人于1541年被授予神圣罗马帝国的骑士。在政治和科学世界的尊敬下，彼得·阿庇安于1552年在英戈尔施塔特去世。他的儿子菲利普·阿庇安（Philipp Apian）继他之后担任英戈尔施塔特的数学教授之职。

德意志西南部和瑞士

中世纪后期地图学的早期步伐也可以追溯到德意志诸地的西南部地区。海德堡（Heidelberg）大学的讲师康拉德·冯·迪芬巴赫（Conrad von Diefenbach）于1426年复制了一组天文学论文（附有坐标表），其中有一批保存至今的用不同的投影绘制的地球和天球地图的草图。这些草图可能是在1397—1422年，由约翰内斯·冯·瓦亨海姆（Johannes von Wachenheim）编撰而成，他是一位来自布拉格（Prague）的学生（1377年），1387年，担任了新成立的海德堡大学的校长。[192]但是，这些开端是孤立的。后来，在巴塞尔大学、弗赖堡（Freiburg）大学和蒂宾根大学的活动也有其他的资料来源。

区域地图制作的一个早期里程碑是一份瑞士的绘本地图（比例尺约为1：500000）（图42.15），由康拉德·蒂尔斯特（Conrad Türst）在1495—1497年绘制。[193]蒂尔斯特在巴塞尔（1470年）、帕维亚（Pavia）（1482年）和英戈尔施塔特（1484年）学习。1498年，他在苏黎世当了一名城镇医生，1499年，他担任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私人医生，这幅地图是早期人文主义的经典产物。它是由蒂尔斯特在自己的旅行中收集的历史地理描述所编撰的《盟邦地理位置的描述》（De situ confœderatorum descriptio）的一部分。这一“描述”的文本包含蒂尔斯特所走路线的详细记录，以及他所到过的地点之间的距离。这张地图主要是根据这些距离绘制的。此外，蒂尔斯特还进行了天文观测，以确定地理位置；例如，他将伯尔尼（Bern）的纬度计算到6分之内。他还试图用数学方法来绘制地图。通过分级的边界，形成梯形投影（1°分为9段，每段为6°40′），但是地图网格的正方向偏离北方大约28°。定居点的标志和山脉的轮廓都是单独设计的，非常逼真。可以设想，蒂尔斯特使用了他在旅行中所完成的大量的详细草图。当时在德意志诸地还没有其他的描述可以与这幅地图相比较。蒂尔斯特可能使用了类似于列奥纳多·达·芬奇的地图作品的意大利模本。不幸的是，这张地图从来没有以这种形式印刷出来，尽管它是托勒密《地理学指南》的1513年斯特拉斯堡版本中《现代地图》的基础。然而，这个略带示意图式样的木刻版本并没有接近原始版本的丰富细节。

图42.15 康拉德·蒂尔斯特的瑞士地图，约1497年

用墨水和水彩绘在羊皮纸上。

原图尺寸：42×57厘米。由Zentralbibliothek，Zurich（4 Hb O1：2）提供照片。

将蒂尔斯特的瑞士地图与当时的出版物——匿名大师PPW绘制的所谓的《博登湖地图》（Bodenseekarte）——进行对比，其高超的制图水平非常明显。[194]《博登湖地图》在1500年之后不久于纽伦堡问世，描绘了博登湖（Lake Constance）周围的地区。据推测，它可能是斯瓦比亚（Swabian War）战争的一种图像式的描述，或者是纪念地图，例如，纽伦堡的人文主义者维利巴尔德·皮克海默担任上尉参与了战争，他陪同在皇帝的身边，并就此撰写了一份报告。[195]这幅地图由许多独立的场景和单独的微缩画组成，每一幅都有各自的地平线，而不是按照比例绘制的，更接近于风景画，而不是地图绘制。

西南地区的学术人文主义传统始于格雷戈尔·赖施（Gregor Reisch）。[196]1487年，他在弗赖堡大学学习和授课，1494年，他作为年轻的索伦（Zollern）公爵的教师在英戈尔施塔特求学。大约在1500年，他成为弗赖堡的一名加尔都西会僧侣，但他仍继续自己的教学和学术工作。1510年，他被任命为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顾问和私人神父。[197]赖施的主要著作是《哲学撷珍》（Margarita philosophica），这是一本教科书，涵盖大学文学院的所有学科。[198]这本书是在1489—1494年，以问答体的形式编撰的。书中相当重要的地理部分基于各种资料来源。用一些有趣的尝试将圣经—中世纪、古典和现代的思想结合在一起。例如，赖施的宇宙学将世界描述为一个在水球中游动的陆地球体。《哲学之珠》的第一版（弗赖堡，1503年）用一张世界地图作为插图，其直接原型可在《地理学指南》的1482年乌尔姆版本中找到。[199]然而，在下方的书页边缘处，有两条注释显示，赖施有更多的最新信息。他写到，非洲的南部越过了40°，印度洋的南部没有大陆，而是拥有大量岛屿的海洋。后来的版本，从1508年开始，包括基于他们的编辑——瓦尔德泽米勒所制作的模本的新世界地图。[200]1508年的修订本还描绘了多位测量仪（polimetrum），它是经纬仪的前身，可以从一个固定的角度测量360°的水平和垂直角度。

约翰内斯·施特夫勒（Johannes Stöffler）出自符腾堡所辖尤斯廷根（Justingen）的一个贵族家庭，1472年，他成为英戈尔施塔特大学的第一批学生。[201]他的科学生涯的前三十年是在家乡度过的，担任一名神父和天文学、占星术方面的私人学者。在这段时期，他的主要作品是一份绘本的天球仪[由康斯坦茨（Constance）的主教于1493年制作]，[202]以及继1474年雷吉奥蒙塔努斯《星历表》之后的《新历书》（Almanach nova）（乌尔姆，1499年）；这部论著一处著名的细节，是预言1524年会发生一场新的世界范围的洪水。1507年，斯特夫勒成为蒂宾根（Tübingen）的天文学教授。他后来的著作中最有影响力的是《星盘的构建与使用》（Elvcidatio fabricœ vsvsqve astrolabii），这是对星盘的构造和使用的介绍。这本书于1513年首次在奥彭海姆（Oppenheim）出版，在1620年之前，有16个版本。他的一些日历和天文作品可以作为印刷品出售和使用。斯特夫勒是一位著名的学术教师，在他的学生中，有菲利普·梅兰希通（Philipp Melanchthon）和塞巴斯蒂安·明斯特尔。有一份关于托勒密《地理学指南》的第一卷和第二卷的详尽的手稿评论（以课堂笔记的形式）保存了下来，其中包括一张地图草图，显示了从蒂宾根到罗马的道路。[203]斯特夫勒演讲的其他内容也被明斯特尔的《大学指南》（Kollegienbuch）以及斯特夫勒在自己收集的数据基础上所绘制的西南德意志地图的残片所揭示，这些残片今天已经亡佚。

在德意志北部诸地，中世纪晚期和现代的地图绘制传统并不像南部各地那样丰富。与科学中心的情况相同，南方在与更大区域的地图绘制项目相关方面也处于领导地位。只有一幅1540年之前的地图聚焦在美因河以北的一个地区：由安特卫普的木刻师扬·范霍恩（Jan van Hoirne）在1525年出版的低地国家地图。[204]在1543年首次出版的阿姆斯特丹艺术家和制图师科内利斯·安东尼松的作品《东方地图》（一幅关于北方和波罗的海一带地区的地图）中，发现了对北德意志的相当不错的描述。这些可能是早期地图的残片，没有原本的痕迹保存下来。[205]

南方与北方的这一对比的鲜明例子是，我们可以直接比较城市的两种大型形式的表现，它们几乎同时被当作城市的重要性和力量的装饰展示。1521年，奥格斯堡的金匠约尔格·赛尔德（Jörg Seld）绘制了他的家乡的透视平面图（图42.16），通过乌尔里希·富格尔（Ulrich Fugger）和马库斯·韦尔泽（Marcus Welser）的活动，这里已经成为与意大利进行商业贸易的中心。[206]这幅地图是献给查理五世的，是作者出于“对祖国的非凡热爱”而创作的。它展示了这座城市的建筑和人群熙熙攘攘的街道。意大利的透视平面图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比如雅各布·德巴尔巴里（Jacopo de’ Barbari）的1500年威尼斯平面图。就在短短几年以后，这位木刻师安东·韦恩萨姆·冯·沃姆斯（Anton Woensam von Worms）在1531年查理五世造访科隆时，向他进献了科隆的平面图。[207]尽管附带的文字包含人文主义元素，但它的表现形式仍然完全植根于晚期哥特式的传统。它以平行的视角描绘了科隆的莱茵河岸地区的概况。它的表现非常详细；铭牌标示出主要建筑，尤其是教堂。城市的守护神在城市上空的云层中盘旋。

图42.16 约尔格·赛尔德的奥格斯堡景观图，1521年

这是基于更详细的调查，从西边俯瞰奥格斯堡商业中心的鸟瞰景观图。木刻版，12块图版。

原图尺寸：82×191厘米。由BL [*Maps 30415（6）]提供照片。

伟大的博学者：马丁·瓦尔德泽米勒

尽管马丁·瓦尔德泽米勒（Martin Waldseemüller，Hylacomylus）在地图史上拥有显著的地位，但关于他的生平却很少有具体的数据。[208]他出生在沃尔夫韦勒（Wolfenweiler），是一个屠夫的儿子，他父亲在1480年前后搬到了易北河畔弗赖堡。1490年，瓦尔德泽米勒进入弗莱堡大学学习，格雷戈尔·赖施可能是对他最有影响力的老师。大约在1500年前后，在不明的情况下，瓦尔德泽米勒成为位于洛林（Lorraine）的圣迪耶（Saint-Dié）的沃萨根塞学院（Gymnasium Vosagense）的成员。[209]这一人文学院是由洛林公爵勒内二世（René Ⅱ，于1473—1508年在位）赞助的，由他的秘书瓦尔特·卢德（Walter Lud，又作Vautrien Lud）领导，其成员包括了语言学家马蒂亚斯·林格曼（Matthias Ringmann，又作Philesius）。[210]这个学术社团只繁荣了几年，当它的赞助者去世时，它就结束了。下一个确定的日期是1514年，这一年，瓦尔德泽米勒成为圣迪耶教士团的成员。他死于1522年之前；在那一年的三月，他的圣职刚刚任满。

在沃萨根塞学院里，最强调的（也是唯一的）工作领域是基础的地理研究及其以地图和书籍的形式出现的文件。第一个项目是对整个世界的描述。它包括三个部分，于1507年全部出版：一为划时代的世界地图，根据其标题，是基于“托勒密传统以及亚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和其他人的航行”，并根据托勒密的二次投影绘制（参见图9.9）；[211]二为第一架印刷地球仪（参见图6.5）；[212]三为一篇附加的文本：《宇宙学入门》（Cosmographiae introductio）。[213]瓦尔特·卢德似乎是一名总管；他个人能力的证据是其1507年印刷的《世界之镜》（Speculi orbis）。[214]马蒂亚斯·林格曼被认为是这篇文本的主要作者，他可能和瓦尔德泽米勒一起，而后者担任制图师。[215]这段文字是由卢德在圣迪耶所装备的印刷机上印刷出来的。[216]到大约1509年，他的合作者可能是约翰内斯·肖特（Johannes Schott），他是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的古籍印刷商马丁·肖特（Martin Schott）的儿子。[217]他在圣迪耶之外的合作伙伴是乌尔斯·格拉夫（Urs Graf）和斯特拉斯堡的印刷商和出版商约翰·格吕宁格尔（Johann Grüninger）。[218]他们很可能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制作了地图和球仪的印刷品。

瓦尔德泽米勒的世界地图，也是西方第一份印刷的壁挂地图，是各种不同资料来源的集合体。欧洲、近东和北非的表现主要是基于托勒密《地理学指南》的1482年乌尔姆版本中的《古代地图》和《现代地图》。对东亚和南亚的表现，并没有印刷模本可以参考。对它们来说，瓦尔德泽米勒最可能使用的是亨里克斯·马特鲁斯在1490年绘制的绘本地图——或者是相同的资料来源——的副本。其相似之处是显而易见的：第二种托勒密投影的修订版本的表示法；日本的轮廓和周围大量的小岛；把东南亚描绘成龙的尾巴的形状；（模仿托勒密）缺少印度半岛，并将锡兰（Ceylon）画得太大。瓦尔德泽米勒可能从另一个主要资料来源获得了改进的印度的表现方法，这一来源他十有八九也使用了：一份15世纪最初几年的绘本世界地图，这幅地图与阿尔贝托·坎蒂诺（Alberto Cantino）和尼科洛·德卡韦里奥（Nicolo de Caverio）的旋转星图是同一类型，它们可能起源于意大利。[219]非洲沿海地区的轮廓和定居点，以及主要对新世界的描绘，都是从这个模本中获取的，在1507年的世界地图中得到了表现。

对于大西洋西部的那些新发现的国家，瓦尔德泽米勒展示了佛罗里达、加勒比群岛和南美洲东北海岸的地区。在东部，这片新的土地被山脉（在北美）和一条陡峭的直线（南美洲）包围，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有标注“未知的土地”（Terra ultra incognita）的文字。然而，很明显，瓦尔德泽米勒并没有假设这片新大陆与亚洲有联系。相比之下，瓦尔德泽米勒对南北美洲之间的联系并不确定。就像坎蒂诺和卡韦里奥的地图一样，瓦尔德泽米勒使用的模型可能没有显示出这一地区的任何地形特征；森特·亚涅斯·平松（Vicente Yáñez Pinzón）在1507年到达了尤卡坦（Yucatan）海岸。瓦尔德泽米勒以自己的方式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在大型主要地图上，南北美洲被一条小通道隔开。然而，在画有两大半球的附属地图上，他正确地描述了与一处地峡的联系。地图上最著名的细节可以在巴西找到，在南回归线的上方：第一次使用亚美利加这个地名。[220]瓦尔德泽米勒通过阅读和研究亚美利哥·韦斯普奇的印本游记而获得灵感。瓦尔德泽米勒恰好给韦斯普奇所描述的国家起了“亚美利加”这个名称。而相对应地，帕里亚斯（Parias）这个名称，被用来表示北部大陆的碎片，在特立尼达（Trinidad）附近的一处旋涡纹中，也引用了哥伦布。在附属地图上，使用了不确定的术语“未知的土地”（Terra ultra incognita）。在瓦尔德泽米勒的地图上，亚美利加只是表示巴西的一个区域的名称。仅仅几年之后，在抄写员的笔下，成了整块大陆的名称。[221]

这张地图及其作者的重要性如何？1507年的大型世界地图是来自不同资料来源的汇编，年轻的瓦尔德泽米勒是一位伏案工作的学者。研究中心圣迪耶的科学和学术组织，拥有非常好的资金支持和最新的来源材料（不幸的是，这些没有保存下来），这当然是令人钦佩的。作品和作者的真正重要性在于其出版的事实。瓦尔德泽米勒的世界地图出现在一种版本中，这一版本有一千部副本。因此，第一次，有大量的学者了解到了突破性的地理知识，这些知识很可能也被用于教育。1507年地球仪的图像是同年的世界地图的简化版本。它还使用了地理术语“亚美利加”，并将北部和南部大陆分开。

瓦尔德泽米勒的第二份世界地图——《航海地图》（Carta marina navigatoria），于1516年在斯特拉斯堡问世。[222]这张装饰性的壁挂地图是用波特兰海图（portolan chart）的风格设计的，用的是带有斜航线的矩形投影，尽管它可能不适合在海上的实际应用。这张地图比1507年的地图更接近于卡韦里奥地图。[223]例如，印度部分得到改进，没有绘出日本，人们可以看出不同之处。对美洲中部和南部的西海岸的描绘更加详细，巴西处标有名称“新大陆”（Terra nova）。北美被命名为“古巴和亚洲部分地区”（Terra di Cuba Asie partis），也就是说，至少美洲大陆的北部被认为是亚洲的一部分，而“亚美利加”这个词就不再出现了。

1508年，瓦尔德泽米勒发表了一篇关于格雷戈尔·赖施的《哲学撷珍》的修订版本的调查和观点的论文。[224]接踵而来的是1511年的《欧洲路程图》（Carta itineraria Europae）（图42.17），这是一幅除了极北地区之外的欧洲的路线图。[225]此图是来自不同来源的汇编：《地理学指南》的两个版本（1482年乌尔姆版本和1507年罗马版本）中的《现代地图》、埃茨劳布的路线地图，以及今天未知的许多主要资料来源。[226]从欧洲中部到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Santiago de Compostela）的朝圣路线，很明显是采用了德意志僧侣赫尔曼·库尼格（Hermann Kunig）的旅行指南《到圣雅各布的朝圣和路线（Die walfart und straß zu sant Jacob）》（斯特拉斯堡，约1501年？）。1520年出版的第二版中唯一保存下来的版本是在查理五世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加冕典礼之际发表的，装饰性的边界展示了145枚服从于德意志和西班牙王权统治的纹章。

图42.17 摘自瓦尔德泽米勒《欧洲路程图》的德意志地区的细部

其 地形基于埃茨劳布的路线地图（图42.11），但根据其他来源进行了修正。此处摘自1520年的第二版，4幅木刻图幅。

完整原图尺寸：79×116厘米。由Tiroler Landesmuseum Ferdinandeum，Innsbruck提供照片。

沃萨根塞学院另一个长期的项目，是托勒密《地理学指南》的新版本。[227]1505年和1508年，林格曼前往意大利，寻找一份可靠的手稿。有两则1507年的资料表明，地图是瓦尔德泽米勒在当时绘制的。当勒内二世伯爵于1508年去世时，这项工作就停滞不前了。这本书于1513年出版，由约翰内斯·肖特在斯特拉斯堡印刷。它的编辑是雅各布·埃茨勒（Jacob Aeszler）和格奥尔格·乌贝林（Georg Übelin），他们两人是斯特拉斯堡的大主教府的拥护者。林格曼被任命为文字编辑，但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提到瓦尔德泽米勒。只凭修道院的谦逊是不能解释这一点的。有证据表明，瓦尔德泽米勒和围绕在埃茨勒及肖特周围的团体之间存在某种分歧，这段时间内，在肖特看来，似乎已经无法获得这些材料。因此，瓦尔德泽米勒与约翰·格吕宁格尔合作出版了他后期的著作。

1513年的这一斯特拉斯堡版本在托勒密地图集的历史上很重要。因为同时代的制图师充分认识到，由于新发现的原因，《地理学指南》已经过时了，所以他们将《现代地图》的数量增加到了20幅。此外，这些现代地图被合并到一个单独的附录《克劳迪乌斯·托勒密增补》（Claudii Ptolemaei supplementem）中，这是现代历史上的第一部地图集。出于几个原因，在《现代地图》中最有趣的是洛林的地图（图42.18）。[228]就像莱茵河上游地区的地图一样，这可能是基于瓦尔德泽米勒本人的调查。[229]纹章边缘的混合表明，它的设计初衷是为了推进勒内二世的领土主张。诸如镜面玻璃、铜和盐的生产等经济细节都是用特殊的符号来表示的。这张地图最初印在一张单独的图幅上，显然是在1513年之前的几年，该图反映了印刷技术的实验。它是西方地图学中最早的多色木刻版印刷的例子之一（见图15）。三种颜色是由三块不同的木版印刷的。[230]

图42.18 托勒密《地理学指南》的瓦尔德泽米勒版本中的洛林地图

这幅粗略的地图以南为正方向，显示了萨尔河（Saar）、默尔特河（Meurthe）和摩泽尔河（Mosel）上游的区域。许多纹章反映了帝国与法国之间边境地区的复杂领土局势。

原图尺寸：36×26厘米。由Lessing J.Rosenwald Collection，Library of Congress，Washington，D.C.（G113.P7 1513）提供照片。

总的来说，这20幅《现代地图》是由许多一手和二手的资料来源编绘而成的。例如，瑞士联邦的第一幅地图，《瑞士边地新地图》（Tabula nova Heremi Helvetiorum），是由康拉德·蒂尔斯特绘制的地图的印刷版本。《现代德意志地图》（Tabula moderna Germanie）是各种各样的传统的完美结合。它以北为正方向，以及它局限于马斯河、维斯图拉河、海岸线和阿尔卑斯山之间的区域，都显示出托勒密的影响。地形的表现是埃茨劳布的路线地图的增强版本。[231]

1520年，约翰内斯·肖特重新发行了1513年斯特拉斯堡版本的《地理学指南》。与此同时，格吕宁格尔和瓦尔德泽米勒的团队也制作了一份有竞争力的版本，现在以它的编辑、阿尔萨斯的医生和占星家洛伦茨·弗里斯（Lorenz Fries）的名字而知名。[232]第一版于1522年出版，有23幅《现代地图》。这组新地图在1518年前后已经部分刻版了。它被绘制以展示瓦尔德泽米勒在1517年之前一直编写的《世界编年史》（Chronica mundi）。弗里斯的1522年版有很多错误。格吕宁格尔的第二部版本在1525年问世，其文字由纽伦堡的人文主义者维利巴尔德·皮克海默修订。这些木刻版后来被卖给了里昂（Lyons）的印刷家族特雷希塞尔（Trechsel），并在1535年和1541年被重新发行。

宗教改革时期的德意志地图学

1517年，当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把他的95条论纲张贴在威滕伯格（Wittenberg）教堂的门上时，他的动机完全是宗教的。但在短短几年内，宗教改革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宗教现象。在地下暗中燃烧的冲突几乎在所有地区爆发。然而，对于德意志的文化生活而言，宗教改革创造了一种富有成效的氛围。作为保守权威的天主教会的力量有所减弱。至少在最初的几十年里，自由主义思想、写作和教学都有所发展。

宗教改革的思想也为地理学及其相关学科带来了全新的自我形象。“新教”融合了尽可能多的资料来源，其地理学寻找着圣经的创世理论和从亚里士多德到托勒密的古典作家的教导之间的对应关系。其目的是在对自然的观察中解释神工与天意。对于普通人来说，要理解圣典，他需要很容易地理解关于宇宙的信息，包括整个宇宙及其功能、地球、各个不同的国家乃至各个城镇、自然条件、人民、他们的历史以及日常生活。在地理学理论的历史上，这是将“普通地理学”和“专业地理学”以及将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分离开，同时也是有目的地结合起来的根源。

这一改革思想对德意志同时代地图绘制的影响是巨大的。这在纯粹的制图技术问题上并不明显，比如测量和绘图的样式。这些几乎没有改变，如果有的话，那就是独立于新的思维方式。地图学改革的真正激进的创新是改变了对地图和地图绘制的态度。除了加强古典人文主义的学术研究，并为即时的实际应用提供指导，地图学发现了在这一新的学术氛围中的第三种用途：作为通识教育的工具。这样做的根本后果是地图绘制进一步世俗化，以及区域地图学蓬勃发展。

威滕伯格的菲利普·梅兰希通圈子

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基于宗教改革思想的学术教学中心，是在1502年创立的威滕伯格大学。[233]其中心人物是菲利普·梅兰希通。[234]他曾经在蒂宾根学习，约翰内斯·斯特夫勒是他的老师之一。1518年，他在威滕伯格担任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的教授，在路德的影响下，接受了新的宗教。作为“德意志教师”（Praeceptor Germaniae），即教育系统的改革者，梅兰希通在德国思想史上取得了卓越的地位。[235]他在1518年的就职演讲中提出了其思想的大致轮廓，他的新地理概念在萨克罗博斯科（Sacrobosco）的《世界球体》（Sphaera mundi）1531年版本的前言中得以阐释。[236]

然而，梅兰希通本人并不是一个自然科学家。[237]为了保证威滕伯格的宇宙学学科的高水平教学，1536年，他任命了两名志同道合的人：天文学家伊拉斯谟·赖因霍尔德（Erasmus Reinhold）和数学家格奥尔格·约阿希姆·雷蒂库斯（Georg Joachim Rheticus）。[238]他们对日心说世界观的发表的共同贡献，说明了其重要性，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明显参与了自然科学的改革。[239]1539—1541年，雷蒂库斯住在弗拉姆博克（Frambork），离尼古劳斯·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很近。日心说的提法似乎是在雷蒂库斯所撰写的《普鲁士颂》[Encomium Prussiae（但泽，1540年）]中首次出现的。哥白尼于1543年去世后，正是雷蒂库斯将哥白尼的完整手稿（1543年）《天体运行论六卷》（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 libri Ⅵ）（纽伦堡，1543年）印刷出来。赖因霍尔德确保了新理论得到进一步证实。他的主要作品的数字，是一组新的星历表[Tabulae prutenicae（蒂宾根，1551年）]，是在哥白尼的假设的基础上来计算的。在梅兰希通、赖因霍尔德和雷蒂库斯的领导下，威滕伯格大学在早期的时候就发展得像维也纳和英戈尔施塔特的学校一样重要。在1560年前后，许多学生组成了威滕伯格学派，他们在后来的职业生涯中也积极从事地图绘制活动。[240]这些进入威滕伯格大学学习的人包括：1538年，海因里希·策尔（Heinrich Zell）、海因里希·冯·兰曹（Heinrich von Rantzau）以及约翰内斯·克里金格（Johannes Criginger）；1539年，希奥布·马格德博格（Hiob Magdeburg）和约翰内斯·霍梅尔（Johannes Hommel）；1542年，蒂勒曼·施特拉（Tilemann Stella）；1544年，托马斯·舍普夫（Thomas Schoepf）；1545年，约翰内斯·桑布库斯；1546年，马库斯·约尔达努斯（Marcus Jordanus）；1547年，埃利亚斯·卡梅拉留斯（Elias Camerarius）；1549年，卡罗吕斯·克卢西乌斯[夏尔·德勒埃斯克吕斯（Charles de l 'Escluse）]；1555年，约翰内斯·梅林格（Johannes Mellinger）；1557年，巴尔托洛毛斯·斯库尔特图斯（Bartholomaus Scultetus）。[241]

威滕伯格的学生中，第一个活跃于地图制作领域的是海因里希·策尔。[242]他出生于科隆，于1533年在巴塞尔开始了研究，在那里他也找到了新教。在斯特拉斯堡工作了几年之后，他于1538年进入了威滕伯格大学。1539—1541年，他陪同雷蒂库斯造访哥白尼。1542年，第一幅极具影响力的普鲁士地图出现在纽伦堡。这幅四图幅的木刻版地图上有一份献词的署名是“科隆的亨里克斯·策里乌斯”（Henricus Cellius Coloniensis）。然而，策尔更有可能只是对此图做了编辑或修订的工作。真正的作者可能是雷蒂库斯，他有可能使用了其他人的早期作品（也许是哥白尼本人）。[243]在1544年前后，可能是在纽伦堡，策尔的德意志诸地地图问世了，这是40多年来这一地区首次新绘制的地图（图42.19）。[244]它是根据1542年以前的印刷地图和原始资料来源编撰而成的。非常有意思的装饰使得这一木刻版成为同时代新教反对哈布斯堡王朝氛围的一份宏伟的文献。从1543年前后开始，策尔住在斯特拉斯堡，担任教师和印刷商。后来，他又回到普鲁士，从1557年前后开始，他一直是柯尼斯堡（Königsberg）的图书管理员，直到去世。

图42.19 海因里希·策尔的德意志诸地图，约1544年（1560年）

这幅形象化的地图在装饰中充满了政治性的暗示。策尔在右边增加了第二只狮子，代表德意志国王（左边还有一只狮子象征皇帝），针对查理五世。在北方和波罗的海上骑着鱼的骑士代表英格兰和丹麦的国王，德意志的新教徒希望从他们那里获得军事帮助。这是一幅摹写本；1544年出版的原版现在已经不存，1560年第二版的唯一已知原本于1945年在德累斯顿被毁掉了。

原图尺寸：56×73厘米。摘自Albert Herrmann，Die ältesten Karten von Deutschland bis Gerhard Mercator（Leipzig：K.F.Koehler，1940）。由Newberry Library，Chicago提供照片。

塞巴斯蒂安·明斯特尔：他的角色和工作

塞巴斯蒂安·明斯特尔是这些变革时期德意志地理学和地图学的核心人物之一，他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国界。[245]1488年，他出生在美因茨附近的英格尔海姆（Ingelheim），1506年前后，加入了方济各会，并于1512年担任圣职。他的早期教育（特别重视神学和希伯来语研究）是在海德堡、弗赖堡和鲁法克（Rouffach）的方济各会的学校中接受的。[246]1514—1518年，他在蒂宾根开设希伯来语课程。在那里，他还听了约翰内斯·斯特夫勒的地理和天文学课程；菲利普·梅兰希通是他的同学。明斯特尔在蒂宾根的学习用书包括44幅地图草图，这些草图都是根据埃茨劳布、瓦尔德泽米勒以及乌尔姆版托勒密《地理学指南》的模本复制而来的。[247]紧接着他在巴塞尔担任了多年的希伯来语讲师（1518—1521年），并担任亚当·彼得里（Adam Petri）的印刷办公室的校对员。[248]他在大学中的希伯来语研究的教席位置上继续其教学生涯，从1524年开始，在海德堡；从1529年开始，在巴塞尔。1530年，明斯特尔皈依了新教，并与彼得里的遗孀结婚。1542年，他接任了巴塞尔的《旧约》神学教授职位。明斯特尔住在巴塞尔，是人文主义和改革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直到1552年去世。

神学教学和希伯来语研究是明斯特尔的职业，但是宇宙科学是他一生的激情所在。[249]到了1524年，他在这一领域享有盛誉，并与阿尔萨斯的人文主义者比亚图斯·雷纳努斯（Beatus Rhenanus）取得了联系，当时他负责“图解德意志”项目。[250]该项目转给明斯特尔，并以最新的知识为基础，发展成为一种全新的宇宙志，主要强调用文字和插图来表现德意志地区。

明斯特尔的第一部地理出版物是1525年的“太阳仪器”。这张单幅印刷品是一幅基于埃茨劳布和瓦尔德泽米勒的德意志诸地的地图，它的地图是在一个日历环内，有四个环形刻度，用来计算角落里的天文数据。在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和德语的主要方向上，有一个压印的太阳罗盘帮助指示方向。一份详细的解释文本——《新太阳仪器解释》（Erklerung des newen Instruments der Sůnnen），于三年后问世。[251]它有一个附录，其中包括呼吁学术界和感兴趣的人，为计划中的宇宙志，向明斯特尔发送插图和文字材料，特别是启动各个地区的地图绘制；[252]一份简短的地形测绘技术的介绍；[253]一个半圆形角度测量仪器[测角仪（goniometer）]的印模，读者可以将其切断，并粘贴到其纸板上；明斯特尔自己进行调查绘制的海德堡地区地图，作为工作样本（图42.20）。[254]

图42.20 塞巴斯蒂安·明斯特尔的海德堡地区图，1528年

木刻版摘自明斯特尔的《新太阳仪器解释……》，作为通过测量距离和角度来绘制区域的示例而绘制。

原图尺寸：14×13厘米。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Munich（Hbks/Hbks R 1 c）提供照片。

这个大项目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才完成。观察明斯特尔在古典—人文主义传统与新方法之间的交替是很有趣的。除了很多关于希伯来语和迦勒底语（Chaldaic）的研究，他还发表了以下地图学著作：[255]尼古劳斯·库萨努斯的艾希施泰特地图的注释版（1530年）、小册子《欧洲地图》（Mappa Europae）（1536年）、[256]黑高（Hegau）地区和黑森林（Black Forest）地区的地图，为呼吁进一步合作而绘制（1537年）、[257]庞波尼乌斯·麦拉的《地理学》（De situ orbis）的一个版本（1538年）、[258]埃吉迪乌斯·楚迪（Aegidius Tschudi）的壁挂瑞士地图（1538年，稍后讨论）、单图幅印刷的巴塞尔透视图和巴塞尔地区的地图（1538年）、[259]其版本的托勒密《地理学指南》的第一次发行（1540年）。[260]

和明斯特尔的大多数作品一样，这本《地理学指南》的巴塞尔版本是由他的继子海因里希·彼得里（Heinrich Petri）印刷的。它有21种“现代地图”，其中有多达10种是德意志区域的地图。[261]木刻版是由巴塞尔艺术家康拉德·施尼特（Conrad Schnitt）制作的。所有的题字和名字都是用插入式印刷的；明斯特尔铅版的实验可以追溯到1538年前后。

1544年，塞巴斯蒂安·明斯特尔的宇宙学的第一个版本问世——用拉丁文写就。该作品的最终形式是1550年的拉丁文和德文两个版本。[262]它包括一部带有双图幅地图的地图集，其后是6本文字书籍，[263]其中有较小的地图以及不同格式的城镇景观图（图42.21）。总之，大约有120名信息提供者参与了主要文字、插图和地图资料来源的工作。明斯特尔呼吁的印刷品和个人信件中表达的要求鼓励了他们。[264]明斯特尔自己设计了地图，其中一些是德意志地区的第一批区域地图。其来源以及内容的质量有很大的差异。[265]

图42.21 明斯特尔《宇宙学》（COSMOGRAPHY）中的特里尔景观图

巴塞尔版《宇宙学》中的大多数地图和景观图基于主要资料来源，而明斯特尔通过他的广泛联系获得了这些资料来源。这幅从摩泽尔北部俯视的特里尔鸟瞰图即为一例。它是由当地一位不知名的艺术家绘制的，由特里尔大主教的博学的宫廷医生Simon Reichwein提供。木刻版附凸版印刷（铅版）。（对于同一作品中的仪器，请参阅图19.4和图19.13。）

原图尺寸：19×32厘米。Houghton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Typ 565.50.584 F）许可使用。

明斯特尔的宇宙学是16世纪伟大的出版成就之一。在他的诸位继任者的领导下，文字和插图不断地得到更新和完善。这项工作经受住了奥特柳斯、德约德和墨卡托的竞争。在地图集部分，1588年，巴塞尔的编辑们用一套新的26种双图幅地图取代了明斯特尔过时的原版本，这套地图依然是木刻版，但是根据更现代的资料来源绘制的。[266]

如果捷克人、德意志人、法兰西人和意大利人能读懂他们本国的语言，就可以学会《宇宙学》。因此，这是第一次有更广泛的公众通过相对容易阅读的地图的方式认识到地球的样子。这与梅兰希通的教育理念和宗教改革的理念相符合。明斯特尔在地理学和地图学上实现了这一理想。

蒂勒曼·施特拉

在德国的宗教改革地图史中，有一个重要但不太出名的人物，是蒂勒曼·施特拉。[267]从1542—1552年，他在威滕伯格大学读书，是梅兰希通最喜欢的学生之一。1552年，此二人提出了一个地图绘制的计划，来详细描述和出版5幅地图：《圣经》的一部分将会包括这些地图：巴勒斯坦、《出埃及记》的路线，以及圣保罗的旅程，而一个世俗的部分将会有欧洲和德意志的地图。不幸的是，这个伟大的愿景只是实现了一部分。巴勒斯坦的地图和《出埃及记》的路线地图问世于1552年和1557年（关于它们，稍后会说更多）。1560年，一幅德意志的总图模仿了塞巴斯蒂安·明斯特尔1525年的《太阳仪器》，但其在更现代的基础上，对地形的描述进行了修改。[268]圣保罗和欧洲旅行的地图则从未制作。

图42.22 蒂勒曼·施特拉的茨韦布吕肯-科克尔地图的细部，1564年。用墨水和水彩绘在纸上（图幅11的一部分）

完整原图尺寸：162×160厘米；细部尺寸：约40.5×20厘米。由Kungliga Biblioteket，Sveriges Nationalbiblioteket，Stockholm（KoB H.vol.1_11）提供照片。

从1552年开始，梅克伦堡—什未林（Mecklenburg-Schwerin）的约翰·阿尔布雷希特（Johann Albrecht）一世伯爵（1547—1576年）对施特拉进行了赞助。直到1560年，他被聘为一名正式的宫廷数学家和公爵图书馆的负责人。他制作了球仪、[269]运河地图、一幅梅克伦堡的绘本地图，[270]以及几本关于测量[271]和家谱的绘本插图。但他也曾在其他地区工作过，比如曼斯费尔德（Mansfeld）县和卢森堡公国。[272]1563—1564年，他对茨韦布吕肯伯爵（pfalz-Zweibrücken）公国的茨韦布吕肯（Zweibrücken）和科克尔（Kirkel）等地区进行了调查。[273]其成果是以1∶25000的比例绘制的17幅地图。其地形是相当精确和详细的，并有复杂的符号体系（图42.22）。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施特拉在多次旅行中，为不同的统治者工作过。

1560年的德意志地图仅仅是施特拉生命下半部分的主要项目的开始：对神圣罗马帝国全境的调查。[274]1560年，施特拉获得了皇帝授予的出版特许权，并于1569年得以延续。[275]其申请把这个项目的目标描述为：赞美上帝和上帝的创造，赞美德意志作为基督教的领袖和许多英雄和工匠的家园，以及帮助理解德意志历史。更多的详细信息可以在一篇印刷的论文中找到。[276]结合各种不同的资料来源，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项目的后续细节。该项目要求出版一幅总图，以及近100幅不同尺寸和不同比例尺的区域地图。地形被描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所有的图画元素和文字都可以被区分出来。此外，所有的地图都有精确的坐标和多重比例尺，可以用来比较不同种类的里程。不同的符号用于大城镇、小城镇（对帝国城镇，汉萨城镇，统治者和主教的治所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村庄、城堡、浴室和矿山。用线性的签名来标记世俗的和教会的分支区域，通过纹章的条目来进行识别。地图增补了一个文本资料库，其中包含9个章节，包括旧地图及其价值，整个地区的“地理概况”，不同部分的“特殊地理情况”，[277]以及对该地区的山脉、河流与历史的专门检查。附录中还包括军事历史和科学，德意志的专有名称和它们的词源，德语谚语和其他语言的相似之处，以及来自希伯来语、希腊语、拉丁语和法语的德语单词。

和明斯特尔一样，施特拉与众多的贡献者合作开展其大型项目。但是任何内容都没有发表。施特拉在他的赞助者去世后离开了梅克伦堡宫廷，回去为茨韦布吕肯伯爵服务。宫廷提出给他津贴，但他从未答复。施特拉一直致力于这个项目，直到1589年去世。他的遗产中有一份文件显示，这一项目从未接近完成。[278]

16世纪早期瑞士的地图绘制

塞巴斯蒂安·明斯特尔的作品和努力只是同时代瑞士人文环境中相当大规模的地图绘制活动的一部分，瑞士是宗教改革早期的据点。然而，尽管他们对新运动表示同情，但一些重要人物却没有改宗。例如，在宗教改革之后，亨里克斯·格拉雷亚努斯（Henricus Glareanus，又作Heinrich Loriti）于1529年离开了弗赖堡大学。[279]他以一些绘本世界地图而闻名，其中包括第一幅等距的极投影地图。[280]他多次出版的《地理学指南》（1527年首次在巴塞尔出版），将托勒密和斯特拉博的理论概念与阿庇安、瓦尔德泽米勒以及其他人的新数据结合起来。[281]这项工作很有趣，因为它很早就对磁偏角和地球贴面条带的构造进行了描述。

埃吉迪乌斯·楚迪是改革家乌尔里希·茨温利（Ulrich Zwingli）的学生，也是塞巴斯蒂安·明斯特尔的朋友，还保持着天主教的信仰。[282]他是一位政治家和富有的私人学者，于1524年开始搜集与瑞士有关的历史和地理资料。这一工作在地图绘制方面的成果，是1538年在明斯特尔的帮助下在巴塞尔发表的。《蒂罗尔和瑞士全境新图》（Nova Rhaetia atque totius Helvetiae descriptio），楚迪的九图幅壁挂地图成为16世纪瑞士联邦最具影响力的地图。[283]它主要是建立在路线调查基础上，显然没有使用值得注意的三角测量和天文测量。因此，变形是巨大的。楚迪在他的余生中一直致力于撰写一个修订版本，但没有印刷出来。[284]

在这一时期，巴塞尔是欧洲地图印刷最重要的中心之一。除了明斯特尔和他的圈子之外，还出版了其他地图：约翰内斯·洪特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图（1532年）、尼古劳斯·索菲阿诺斯（Nikolaos Sophianos）的希腊地图（1545年），以及瓦茨瓦夫·格罗代基（Wacttaw Grodecki）的波兰—立陶宛地图（大约1560年）。[285]然而，明斯特尔死后巴塞尔地图印刷业的衰落是不可忽视的。

瑞士的第二家地图出版中心是苏黎世，它的著名印刷机构是新教徒（老）克里斯托夫·弗罗绍尔（Christoph Froschauer）的印刷厂。[286]他的出版物包括弗罗绍尔《圣经》、1525年《旧约》的路德德文翻译版本以及第一部配有地图的印刷本《圣经》；[287]《地球三部分的摘要》（Epitome trium terrae partium）（1534年首次发布），由圣加伦（St.Gallen）的医生、改革者和人文主义者约阿希姆·瓦迪亚努斯（Joachim Vadianus，又作Joachim von Watt）所做的对圣保罗的旅行进行解释的地理，此人曾在维也纳大学求学（从1501年开始），也是策尔蒂斯的后继者，后来担任诗歌和修辞学教席（1512—1518年），[288]以及附有约翰内斯·洪特所绘制的13幅地图的教科书《宇宙学基础》（Rudimenta cosmographica）的最重要的版本，该书在1546年和1602年间发行了16次。[289]弗罗绍尔的继任者，（小）克里斯托夫·弗罗绍尔，出版了若斯·米雷（Jos Murer）绘制的苏黎世州（1568年）和苏黎世城市（1576年）的大幅绘画地图。[290]

弗罗绍尔作品的另一位作者是历史学家和宗教改革派牧师约翰内斯·施通普夫（Johannes Stumpf），他是楚迪的朋友，也是明斯特尔的竞争对手。[291]他的主要作品是编年史《瑞士联邦值得编年史记录的地区、州和人民》（Gemeiner loblicher Eydgnoschafft Stetten，Landen vnd Völckeren Chronick），于1548年第一次印刷。书中有3000多幅插图，是一幅罗马时期的瑞士地图——德意志地区最古老的考古地图——和其后的12幅对开页地图：欧洲地图、法兰西地图、德意志地图、瑞士地图以及瑞士地区的8幅地图（图42.23），这些地图主要是基于明斯特尔和楚迪，并由施通普夫自己的知识进行补充。[292]这12幅地图也出现在1548年的另一幅单独的印刷品中，标题是《土地地图》（Landtafeln）。[293]考虑到瑞士与神圣罗马帝国在实际上的分离状态，施通普夫的工作必须被视为一种原始意义的民族情感的表达。[294]关于地图学历史的早期文献将《土地地图》看作第一部国家地图集，这是正确的。

图42.23 约翰内斯·施通普夫的《瑞士地图集》中的苏黎世地区图，1548年

对苏黎世地区（Das Zürychgow）的描绘以南为正方向，给出了四森林州湖（Vierwaldstätter See）和苏黎世湖（Zürich See）周围湖泊区域的相当正确的地图图像。木刻凸版印刷。

原图尺寸：28×41厘米。摘自施通普夫的Gemeiner loblicher Eydgenoschafft Stetten，Landen vnd Völckeren Chronick（Zurich，1548）。由Zentralbibliothek，Zurich（PAS 1064）提供照片。

早期的德意志圣地地图

研读《圣经》是改宗的基督教徒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的地位远比在曾经的信仰天主教时期重要。使用地图来辅助和阐释圣经阅读，带来了一种新的宗教主题地图的繁荣。在这一领域中，德意志的一个主流传统——也是许多旅行和朝圣的结果——可以追溯到古籍印刷时代。[295]早期宗教题材的地图的三个例子是1475年《初学者手册》（Rudimentum novitiorum）中对巴勒斯坦的描述、托勒密《地理学指南》的1482年乌尔姆版本中的《现代地图》[马里诺·萨努托（Marino Sanuto）和彼得罗·维斯孔特（Pietro Vesconte）绘制地图的印刷版本]，以及由埃哈德·罗伊维希绘制的在布赖登巴赫的1486年《圣地朝圣》（Peregrinatio Terram Sanctam）中的巴基斯坦朝圣地图和耶路撒冷的景观地图。[296]这三幅地图，虽然是示意图，但都是基于对圣地的个人知识而绘制的。

所谓的《克拉纳赫地图》（Cranach map），即一份六图幅壁挂地图（图42.24），是绘制圣地和早期德国人文主义历史上的一个杰出的里程碑。[297]这一地理信息可能是在1493年通过萨克森的选侯腓特烈三世（Friedrich Ⅲ）（1486—1525年在位）的一次朝圣之旅收集的。木刻版的作者是老卢卡斯·克拉纳赫（Lucas Cranach the Elder），他于1505年进入了萨克森的宫廷为其服务。[298]出版的确切日期——大约在1510—1525年的某个时间点——以及制图者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未知的。[299]这幅图的表现范围仅限于西奈（Sinai）地区的全景，以及雅法（Jaffa）港口的航运交通。这一时期引人注目的是地形测量精度的程度。海岸线和约旦河的轴线上的明显的偏离，显然是来自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中的《亚洲地图四》（Tabula Asiae Ⅳ）：巴勒斯坦的地图。其中包括了边界、部落的名称，《出埃及记》的路线，而且坚决地没有强调耶路撒冷。

图42.24 卢卡斯·克拉纳赫的圣地地图，约1515年

这是保存下来的唯一一幅完整副本。木刻本，六图幅。

原图尺寸：54×60.5厘米。由Eran Laor Cartographic Collection，Jewish National and University Library，Jerusalem（Pal 1059）提供照片。

与宗教改革相关的圣地地图的第一位作者是地理学家雅各布·齐格勒（Jacob Ziegler），他是一个相当不安分的人。[300]他的研究始于在英戈尔施塔特（1491年）和维也纳（1504年）的策尔蒂斯。在经历了二十年的流浪之后，他从1531年开始在宗教改革后的斯特拉斯堡生活。1532年，他关于近东和北欧地理的作品选集问世。[301]这是齐格勒一生伟大计划中唯一的印刷部分：一个从未完成的“新托勒密”。[302]这部选集包括一系列的7幅地图，其中展示了圣地及其部分。[303]它们的数学结构是以托勒密为基础的，其地形是以各种古典和圣经的资料来源为基础。其独特的特征是死海的狗腿形状和表示从巴勒斯坦到欧洲和中东的各个城市的方向及距离的斜航线。然而，齐格勒与宗教改革决裂了，并在维也纳（1541—1543年）生活，担任一名《旧约》神学教授，并成为帕绍（Passau）的主教法庭的一名私人学者。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齐格勒成为一些重要地图的资料来源。第一份是赫拉尔杜斯·墨卡托的《圣地每份圣约图》（Amplissima Terrae Sanctae descriptio ad vtrivsqve testamenti intelligentiam）。[304]在这幅1537年的壁挂地图中，半新教的墨卡托将齐格勒的单独地图积累成一幅总图，并根据其他资料略做修正。由改革派的传教士和神学教授巴塞尔的沃尔夫冈·维森堡（Wolfgang Wissenburg）（他是格拉雷亚努斯的学生）绘制的壁挂地图《巴勒斯坦新图》（Descriptio Palestinœ nova）于1538年在斯特拉斯堡问世（图42.25）。[305]这一作品是由齐格勒的单独地图组装而成的，可能是在作者作为私人朋友的情况下知情与许可之下完成的。[306]该图一项创新的元素是包含了许多道路。其他鲜明的特征是死海形状的调整，以及在一系列连续的营地场景中对《出埃及记》的描绘。这幅地图献给坎特伯雷（Canterbury）大主教和英国新宗教思想的推广者托马斯·克兰麦（Thomas Cranmer），这是欧洲宗教改革者之间密切联系的一个例证。作为梅兰希通和施特拉出版计划的一部分，《圣地》（1552年）和《出埃及记》路线（1557年）的壁挂地图维滕贝尔格问世。[307]这两幅地图都采用了齐格勒的地形图，并利用书面材料做了修改。施特拉的设计的重要性体现在奥特柳斯和德约德早期的地图集中对其的应用。

图42.25 沃尔夫冈·维森堡的圣地地图

其标题为《巴勒斯坦新图》（Descriptio Palestinœ nova）。木刻版，印在八图幅上，并有用凸版印刷的插入的文字。

原图尺寸：74.5×105厘米。由BNF（Rés.Ge DD 2987[10402]B）提供照片。

从齐格勒到施特拉的所有地图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不是基于任何第一手的经验或者是观察。事实上，16世纪第一幅德国人文主义地图是在天主教的环境下绘制的，它可以充分使用原始信息。1570年，安特卫普的出版商希罗尼穆斯·科克（Hieronymus Cock）出版了克里斯蒂安·斯格罗滕（Christiaan Sgrooten）的《圣地新大图》（Nova descriptio amplissimae Terrae Sanctae），他是统治尼德兰的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宫廷地理学家。[308]它主要基于一位相对不知名的“天文学家”彼得·拉克斯廷（Peter Laicksteen）在1556年的旅行中所收集的材料。[309]这张地图的突出特点是对许多同时代的地名和河流系统做了很好的描绘；然而，基尼烈（Gennesaret）湖和死海的规模被夸大了。《圣经》中的和古代的名称可能是由斯格罗滕加上去的。

宗教改革时期的“天主教地图学”

虽然我们强调了宗教改革思想对同时代地图绘制的强烈和刺激性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此期间，天主教徒在德意志土地上不活跃。然而，从整体来看，天主教徒学者似乎仍然植根于传统的人文主义传统，比他们的新教徒同行要长得多。也许最重要的区别是，许多新教的制图师彼此之间有着密切的私人关系。16世纪晚期，在天主教的制图师中，没有像围绕明斯特尔和梅兰希通这样的人的活跃的圈子。天主教徒的地图绘制环境是由独立工作的不同学者组成的。

政治性的天主教地图学的一个亮点——以及海因里希·策尔在1544年出版的对应地图——是一幅1547年出版的标题为《日耳曼尼亚》（Germania）的壁挂地图，最可能是在安特卫普制作的，带有一份在布鲁塞尔署名的献词。[310]它是根据1545年以前的印刷地图编制的，但也使用了绘本材料，特别是在西部和北部地区。总之，这张地图不过是对神圣罗马帝国和皇帝查理五世（1547年，他获得了施马尔卡尔登战役的胜利，标志着他的权力到达巅峰）的颂扬。这并不奇怪，因为撰写了序言和献词的奥地利的克里斯托福鲁斯·皮拉米乌斯（Christophorus Pyramius，Christoph Kegel），在他年轻的时候就担任了查理的士兵和秘书。

在16世纪中期，德意志地图学一个完全独立的人物是卡斯帕·福佩尔（Caspar Vopel），他是天主教氛围浓厚的科隆大学文学院的一名数学教授。[311]他在1530年之后不久就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其作品是球仪和天文仪器。[312]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他的传记中存在一些空白；我们知道他的岳父——来自科隆的印刷商阿伦德·范艾希（Arend van Aich），与宗教改革的圈子有一些联系。1545年，福佩尔发表了一幅壁挂世界地图。[313]它的内容是由不同的文本和地图资料来源所提供（并非总是特别仔细）。例如，福佩尔不确定美洲和亚洲是否有一个陆地桥，因此，我们在北美大陆上找到了诸如“Sinarum R”、“Thebeth”和“Asia Magna”这样的名称。其心形投影，尤其是装饰性的元素，比如托勒密和韦斯普奇的形象，清楚地表明它完全根植于瓦尔德泽米勒的1507年世界地图的人文主义传统。1555年，福佩尔发表了一份欧洲的壁挂地图，该地图也是从二手资料中编制的。[314]同样是在1555年，其莱茵地区的原型地图的第一个版本也问世了，这幅地图以西为正方向（图42.26）。[315]在这项工作中，福佩尔还使用了现有的地图，例如，可以识别出楚迪的瑞士地图和雅各布·范德芬特的低地国家地图的影响。然而，整个地图的中间部分都是基于原始资料，河流的表现特别好，而且非常详细。可以假定福佩尔做了自己的调查。这张福佩尔地图被多次复制——经过一些修改——直到17世纪末。[316]

图42.26 卡斯帕·福佩尔的莱茵河地图的细部，1555年

标题为《德意志所有河流中最著名莱茵河最新全图，从其双河口始绘制》（Recens et germana bicornis a vvidi Rheni omnium Germaniae amnium celeberrimi descriptio）。木刻本，印在三图幅上。

完整原图尺寸：37.5×150厘米。由Herzog August Bibliothek，Wolfenbüttel（Map Collection R 9）提供照片。

第一次调查时期

16世纪中叶后不久，德意志地图史的一个新阶段开始了。虽然它可以被清楚地认识到，但它的结束却不能被精确地确定。在这个时代有三个决定性的因素：地区统治者的政治权力日益增强，从而导致神圣罗马帝国内各疆域的日益定型；区域行政管理部门对关于财政、法律和军事用途的财产问题的准确数据的日益增长的需要；那些受过专门训练的测量师越来越多地从事全职工作。正是在此基础上，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在几个德意志诸侯领地内进行了第一次或多或少可靠的地形调查，尽管并不是所有的地区统治者都认识到精确的地图和数据对其行政管理的价值。在其他领地，认为非地图形式的统计和描述性数据的收集是充分的。

大约在1550年，在德意志地区有足够的技术知识来绘制地图。到那时，已经有了足够多的用德语写作的测量教科书，写得相对简单。[317]测量距离和角度的简单的几何程序，以及将所收集到的数据转换为图形，都是建筑师或画家等工匠教育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假定这些技能在当地的地图绘制中都是广为人知的；从16世纪中叶开始，在德意志的几乎所有地区都有记录在案的范例。[318]然而，在这一时期，没有地产地图测绘的永久传统。在德意志地区，16世纪的大比例尺绘本地图主要是用于解决法律纠纷或作为规划的基础而绘制的。[319]城镇地图是一个例外，其中大部分被官方委托绘制来展示一个城镇的荣耀和重要性。[320]三维世界被转换成二维的地图图像的方式也存在着巨大的变化。所有类型的表现方式——正交投影地图、透视表示法和斜向素描——都在继续共存。《土地地图》（Landtafeln）是一幅大尺寸的图像式地图，主要是由相对较小的地区组成的（图版45），是由画家们在特定场合下以及出于纯粹的装饰目的而绘制的单独特定的作品。[321]

与此同时，制图师的专业形象也发生了变化。人文主义的博学者几乎完全从圈子中消失了。地方和区域调查成为具有非学术背景的专业人士的工作。1540年在纽伦堡印刷的巴伐利亚领地地图，代表了学术地图绘制的人文主义传统和新的制图工艺之间的分界线。这幅地图是由埃哈德·赖希（Erhard Reich）绘制的，他是蒂罗尔的建筑大师，为艾希施泰特的主教和伯爵宫廷服务。[322]要对一个更大范围内的领土进行相当精确的调查，就要求专家可能除了其他相关的任务外，还可能要全职承担这一项目。因此，在德意志的宫廷中发展了早期的数学、几何学和宇宙学。蒂勒曼·施特拉可能是这一新流派的第一个制图师。

这些合适的专家的资格和实用性通常决定了是否在德意志疆域内进行地形调查。一个有说明性的例子是霍德弗里德·马斯科普（Godfried Mascop），他来自位于莱茵河下游河畔的埃默里希（Emmerich）。[323]他以一幅156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地图而闻名，于1572年为位于沃尔芬比特尔（Wolfenbüttel）的不伦瑞克（Braunschweig）的尤利乌斯（Julius）公爵服务。[324]他承担许多职责，包括每天在位于甘德斯海姆（Gandersheim）的公爵学校授课两小时，为位于沃尔芬比特尔的公爵图书馆制作球仪和仪器，绘制一幅不伦瑞克公国的地图，以及完成他自己的项目《德意志描绘作品》（Opus descriptionis Germaniae）。[325]然而，马斯科普在一年之后就离开了这个职位；第一次对不伦瑞克公国的精确调查，不得不留待将近五十年之后。[326]从1575—1577年，马斯科普担任了为美因茨的大主教服务的宇宙志学者。可能是由于作者的死亡，他对那片土地进行调查的大比例尺地图仍是片段。[327]直到一个世纪后，才完成了对美因茨大主教区的完整测绘制图。[328]

一般来说，地形测量的执行和质量取决于特定当局亲自参与的程度。当德意志统治者认识到地图学的价值和益处，并成为思想开放的赞助人时，优秀的作品就可能出现。一些最重要的项目会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单独呈现。这些描述说明，官方执行的调查结果是执政当局所控制的知识的一部分。只有统治者来决定是否出版这类地图。

菲利普·阿庇安对巴伐利亚的调查

菲利普·阿庇安是彼得·阿庇安的儿子，他于1542年在英戈尔施塔特大学开始学习数学。[329]他在斯特拉斯堡、巴黎和布鲁日学习法律和数学，完成了学业。1552年回到英戈尔施塔特后，他接替父亲担任大学的数学教授。两年后，他接到了公爵阿尔布雷希特五世（Albrecht Ⅴ）的一份命令，对巴伐利亚进行了全面的地形测量。阿庇安在1554—1561年的七个夏季期间和两个助理进行了实地考察。调查的比例尺约为1∶45000。第一部作品是1563年的一份绘本，是一幅尺寸为大约5×5米的土地地图。[330]借助公爵的汇票，阿庇安为印刷工作进行了准备。1566年，完成了比例尺约为1∶135000的重新绘制。这些木版是由艺术家约斯特·安曼（Jost Amman）雕刻的，他是苏黎世本地人。[331]1568年，首次印刷的《巴伐利亚土地地图二十四幅》（Bairische Landtafeln ⅩⅩⅣ）是在英戈尔施塔特的阿庇安的印刷厂进行的。它是一部包含书名页、总概览图的地图集，以及一幅由24个部分组成的主地图，这些部分可以组成一幅约171×169厘米（图42.27）的壁挂地图。[332]

图42.27 摘自菲利普·阿庇安的巴伐利亚调查报告的一页图幅，1568年

纸页尺寸：39×51厘米。由Newberry Library，Chicago（Ayer *f7 A71 1568，sheet 11）提供照片。

菲利普·阿庇安的作品是这类工作第一次因官方需求而最后制作而成的任务。从数学和地图学角度来看，它比这一时期的任何区域地图都更准确。纬度的平均误差仅为1.5′，而经度的平均误差约为1.4′。这幅地图是地点的天文计算、角度的测量、运用行程测量距离以及详细的现场地图绘制的结果。它可能是德意志地区第一部使用了基于杰玛·弗里修斯的新技术的三角测量的地图作品，这对阿庇安家族来说应该是特别熟悉的。地图上的地形内容极其丰富。总共绘出了1000多个定居点。这幅地图的表现方式是严格的正交，用写实的设计来描绘定居点的轮廓，以及同样写实地描绘山脉、森林、河流草甸。即使是一些独特的元素，如盐田、温泉、道路交叉口和战斗地点，也被展示出来。然而，图中没有道路，哪怕是小路。

菲利普·阿庇安对巴伐利亚的地形调查印刷出来了。显然，其他地区实行的保密措施——可能是出于军事上的原因——在巴伐利亚没有实行。公爵阿尔布雷希特五世是一位自由主义的、开明的文艺复兴诸侯。他认为该调查的广泛传播并在领地内所有地区开展实际应用是更大的资产。这幅地图也是一件艺术作品，由当时最优秀的一位木刻师精心设计，因此展示了该地区和公爵的伟大和财富。菲利普·阿庇安还撰写了一份相应的区域描述，《巴伐利亚的声明或描述》（Declaratio sive descriptione Bavariae）。它本应该作为一本附书出版，而约斯特·安曼也完成了那些打算被囊括在内的城镇景观图。但由于同情宗教改革，阿庇安与天主教宫廷发生冲突，所以此书并没有出版。1569年，他被任命为经历了宗教改革的位于蒂宾根的符腾堡公国的区域大学的几何学和天文学教授，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余生。当他离开英戈尔施塔特的时候，他带上了自己的私人财产——包括土地地图的木刻版。为了在未来不再受阿庇安的影响，阿尔布雷希特五世在1579年制作了此地图的一个铜雕版。这两种版本都有很多衍生版本。直到18世纪末，几乎所有的巴伐利亚的地图都或多或少地基于阿庇安的杰出原型。

符腾堡调查

可能是出于对巴伐利亚的阿尔布雷希特公爵的忠诚，菲利普·阿庇安并没有在符腾堡公国里担任过制图师。但即使没有他，这片土地也成为16世纪晚期德意志地图绘制得最好的地区之一。[333]其推动力量主要是区域统治者有兴趣去获取可靠的地理数据，特别是为了商业目的。在这一背景下，制作了三部地图作品。第一幅是一部1575年的地图集，其中包括51幅分区地图，比例尺为1∶150000，是由公爵的公证人海因里希·施韦克（Heinrich Schweickher）制作的。[334]第二幅是在1572—1596年，由彼得·阿庇安在英戈尔施塔特的一个学生——法学家和工程师格奥尔格·加德纳（Georg Gadner）所绘制的符腾堡的行政区域地图集《符滕堡公国图绘》（Chorographia Ducatus Wirtenbergic），包括20幅地图，比例尺为大约1∶80000（图42.28）。[335]第三幅是由测量师雅各布·拉明格（Jakob Ramminger）在1596年编制的一幅包含有符腾堡30个湖泊和池塘的地图。[336]从技术角度看，这三部作品都比不上阿庇安的巴伐利亚地图。他们所依据的方法可能仅限于简单的步测和现场测绘。绘画的风格似乎也过时了；在正交透视的表现下，地图与山水画的密切关系仍然很明显。

这三个项目都没有正式出版。然而，从1572年以来，加德纳的材料成为亚伯拉罕·奥特柳斯在他的《寰宇概观》中所发表的一幅非常有影响力的符腾堡地图的基础。这是16世纪的德国地图学中一个盗版的例子，因为加德纳终其一生都在坚称，这本书是在未经他同意的情况下出版的。

图42.28 摘自格奥尔格·加德纳的符腾堡调查报告中的一页图幅

用墨水和水彩绘在羊皮纸上；图幅14，标题为：《斯图加特图，附带斯图加特全部政府部门》（Stvetgarder Vorst.Sambt dem gantzen Stuetgarder Ambt）。

原图尺寸：40.5×41.5厘米。由Hauptstaatsarchiv Stuttgart（N 3 Nr.1，Blatt 14）提供照片。

阿诺尔德斯·墨卡托对特里尔大主教区的调查

赫拉尔杜斯·墨卡托的长子阿诺尔德斯·墨卡托（Arnoldus Mercator），在地图学历史上是一个被低估的人物。[337]其中一个原因是他的杰作是以一种非常复杂的方式保存下来的。1558年，普吕姆（Prüm）修道院[位于艾费尔高原（Eifel）南部]的领土被纳入特里尔（Trier）大主教和选侯区。为了调查这一新的收获，大主教约翰·范德雷延（Johann von der Leyen）（1556—1567年）雇用了年轻的阿诺尔德斯·墨卡托。当这项任务在1560年完成时，[338]该命令被扩展到对整个特里尔地区的调查。不幸的是，这个项目几乎所有的辅助资料都亡佚了。我们必须假设，开明的选侯突然意识到详细的地图对于他的政府的各项目标来说都是有用的。其直接的背景可能是在加尔文主义的福音传道者卡斯帕·奥雷维安（Caspar Olevian）的努力下，在1559年之后开始尝试在特里尔推行宗教改革。这一任务的成功将会对神圣罗马帝国的平衡产生持久的影响。

阿诺尔德斯·墨卡托对特里尔的调查，比例尺在1∶55000—1∶87000，大约在1567年完成。[339]最初的1567年奥伯斯蒂夫特（Oberstift）（即特里尔的东北部分）绘本保存了下来（图版46）；南部的地图只存在于一份18世纪的绘本中，这部绘本是由测量师彼得·巴尔塔扎（Peter Balthasar）在1776年根据1566年的墨卡托原本复制而来的，[340]而在一幅带有尼古拉斯·佩尔松（Nicolas Person）于1669年的日期印记的雕版壁挂地图上，显示了尼德斯蒂夫特（Niederstift）（也就是东北部分）。[341] 研究显示，这幅雕版是受当选的大主教洛塔尔·冯·梅特涅（Lothar von Metternich）（1599—1623年在位）之托，于1602年由科隆制图师马蒂亚斯·奎德（Matthias Quad）完成的。官方出版物从未发行过，但阿诺尔德斯·墨卡托的作品却得以印刷制图。一项详细的研究表明，它在1570年前后被用于编撰克里斯蒂安·斯格罗滕的第一部绘本地图集。可能也是斯格罗滕把这些材料交给了安特卫普的出版商赫拉德·德约德，他的1578年地图集中有特里尔大主教区的第一幅地图，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是由工程师兼测量师扬·范席尔德（Jan van Schilde）签署的。[342]

墨卡托七年的实地考察，其成果在各方面都可以与阿庇安的巴伐利亚地图媲美。其测量的精度很好，而且其测量结果肯定是基于现代三角测量的。用传统的标志区分城镇和村庄，有城堡、修道院、磨坊、熔铁炉以及执行死刑的地方等；在许多情况下，单独设计的微缩模型代表了当地的特色。不同的线性符号标志着地区的边界和主要的道路。虽然森林、河流和溪流都被详细地描绘出来，但山地要素几乎都被忽视了。

在1567年的原本中，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对所谓的“伊格尔柱”（Column of Igel）的装饰性描绘，伊格尔柱是阿尔卑斯山以北最大的现存的罗马纪念碑。[343]这说明，尽管阿诺尔德斯·墨卡托是一位受过技术教育的测量师，但他也深深植根于人文主义传统。这样的兴趣在他的下一项重大任务中变得更加明显：在科隆城的大比例尺地图绘制中，详细地等距表现了所有建筑，再次从广泛的调查中获得了成果。[344]商业大都市的整个真实和理想化的规模，以及对其自身悠久历史的自豪，都在装饰的边缘显露出来。它们展示的是来自旧的科隆尼亚殖民地（Kassel）城区的罗马古文物。阿诺尔德斯·墨卡托还研究了“银抄本”（Codex Argenteus），这是一种独特的哥特式《圣经》手稿，于1554年在杜伊斯堡附近的韦尔登（Werden）修道院发现。[345]

卡塞尔的黑森宫廷地图学

在位于卡塞尔（Kassel）的黑森宫廷中，很早就意识到了好的区域地图的价值。[346]到1528年，伯爵领主菲利普（Philipp）已经为这一地区的概览地图的绘制支付了工具和材料的费用。[347]在伯爵领主（智者）威廉四世（Wilhelm Ⅳ，1567—1592年在位）的资助下，地图学和它的相关学科，如天文学和数学，在黑森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他自己也曾接受过天文学家和建筑师的教育。1560年，他在位于卡塞尔的城堡建立了一个天文台，在那里，第谷和其他学者进行了一次工作访问。[348]出生于瑞士的约斯特·比尔吉（Jost Bürgi）是一位数学家、天文学家和仪器制造商，于1579年被任命为天文台的主管。比尔吉在卡塞尔制造了大量的天文仪器，其中包括机械天球仪。他开始创建一份卡塞尔星表，但从未完成。比尔吉也很重要，他是对数的共同发明人，是与约翰·纳皮耶（John Napier）同时分别独立发明的。

1567年，在卡塞尔的宫廷中，永久雇用的测量师被记录在案。其中最多产的是约伊斯特·默尔斯（Joist Moers）。[349]他绘制了许多黑森地区的绘本地图，除了瓦尔代克（Waldeck）地图外，这些地图从未印刷过。1585年，威廉四世委托阿诺尔德斯·墨卡托对黑森地区全境进行了第一次完整的地形测量。[350]在墨卡托死后，他的儿子约翰内斯·墨卡托（Johannes Mercator）一直继续其工作，直到1592年，但这个项目并未完成。只有黑森南部地区的地图被保存了下来；它的质量和墨卡托对特里尔所进行的调查一样。[351]

1593年，伯爵领主莫里茨（Moritz）雇用了威廉·迪利希（Wilhelm Dilich），他是当时最具能力的区域制图师之一。1607年，迪利希开始对黑森进行一项新的地形测量。该计划的目的是制作一份地图，共计170页，比例尺约在1∶8000—1∶22000。然而，迪利希低估了这一任务的规模。他在1617年之前根据非常精确的三角测量，完成了30幅绘本地图。[352]由于大比例尺的缘故，这种表现形式非常详细，而且是正交的，但其巧妙的着色仍然产生了一种真实的形象。在与莫里茨争吵之后，迪利希于1627年为萨克森的选侯服务。从他在那里的活动中保存了许多关于萨克森地区防御工事的城镇景观图和平面图。[353]

在领土局势相当复杂的黑森地区，广泛的测绘活动有其独特的背景。这个王朝的家族被分割成不同的分支，并且关于该地区各个地区的法律地位存在争议。因此，威廉四世可能在他所追求的地图项目背后只有一个意图：解决领土问题。将地图用于商业或军事目的可能没有起到显著的作用；因此，没有一个地图项目得以出版。

萨克森州选侯国的地形调查

德意志地区最广泛的测绘实体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6世纪中叶，一直持续到18世纪中叶。[354]在信奉新教的萨克森，在选侯奥古斯特一世（1553—1586年在位）的统治下，地图学经历了巨大的进展。他可以依靠一种区域性的矿山调查传统；从16世纪早期开始，萨克森州就已经了解到采矿地图。奥古斯特自己发起了所有的倡议。他有测量师和制图师的经验；1575年，他在一卷羊皮纸上画了一张自己赶赴雷根斯堡（Regensburg）参加选侯会议的旅行路线的草图，在羊皮纸上粘了一张铜版图。约翰内斯·霍梅尔是莱比锡大学的数学教授，也是在梅兰希通周围的威滕伯格圈子的另一名学生，1551年，在奥古斯特的要求下，他对萨克森选侯国进行了一项地形调查。这部著作只有一些残片保存下来；它们是带有透视元素的平面地图。希奥布·马格德贝格（Hiob Magdeburg）是一位神学家和王室教育家，他在1566年绘制了一幅萨克森和图林根（Thuringia）的大地图。[355]它的设计模式和风格都是“土地地图”（Landtafel）式的，并不是基于精确的调查。

萨克森的系统地形调查仅是在奥古斯特的继任者克里斯蒂安一世（Christian Ⅰ）（1586—1591年在位）统治时期开始的。[356]自1560年以来，矿业测量师格奥尔格·厄德尔（Georg Öder）和他的儿子马蒂亚斯（Matthias）一直在为选侯服务。从1586年开始，马蒂亚斯在他的外甥巴尔塔扎·齐默尔曼（Balthasar Zimmermann）的陪同下，按照官方的命令对萨克森选侯国进行了调查。最初的调查地图以1∶13333的比例尺绘制，副本削减到1∶53333，专门地图的比例在1∶3333和1∶213000之间。齐默尔曼和厄德尔的地图都是以南为正方向的；图幅的横向边缘沿着地磁北极。其测量是基于借助罗盘和测量绳进行的线性测量，没有大网格三角测量，也没有天文位置的确定。地图显示了定居点（在写实的缩微模型中）、道路、土地覆盖和土地使用、界址线、河流以及无数的地理特征，包括旅馆、矿山、砖厂、桥梁、磨坊（附有磨坊水渠的数量）和绞刑架（图42.29）。文字中列出了地方和村庄的名称、定居点的居民数量、业主的名字等。

图42.29 摘自厄德尔和齐默尔曼的萨克森调查报告中的德累斯顿周边地区

用墨水和水彩绘在纸上。

由Hauptstaatsarchiv Dresden [Schr.R，F.1，Nr.803（Ur-？der）]提供照片。

在这段时间里，德意志地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厄德尔和齐默尔曼对萨克森选侯国的地形调查相比。他们的整个设计完全不同于其他的作品，比如阿庇安的巴伐利亚地图或者墨卡托对特里尔和黑森的调查。它们是早期版本的地籍测绘，与地产地图非常接近。在他们的构想中，萨克森选侯国的地形调查地图从未打算出版，而是出于行政目的。它们被锁在德累斯顿，直到18世纪才得以使用。

佛兰德学派在德意志地区的影响

自中世纪以来，今天的比利时和荷兰地区的领土一直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在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和查理五世的领导下，各种各样的公爵领地和郡都被哈布斯堡家族吞并了。宪法问题始于1556年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占领。菲利普二世的僵化政治导致了低地国家的分裂，以及它们与帝国的部分分离。地图史上的类似事件包括从1525年开始的鲁汶地图学学派的繁荣发展，从1550年起，安特卫普崛起，成为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地图主要的绘制中心，大约1600年，这一领导角色从安特卫普转移到阿姆斯特丹。然而，这些新中心与德意志其他地区在同时代地图学中的关系很接近。例如，彼得·阿庇安和约翰内斯·洪特的教科书的重印，以及施特拉和福佩尔的地图版本的出版都是在安特卫普。德意志的几个地区的地图的第一个版本，如符腾堡（1575年）、黑森（1579年）和奥尔登堡（Oldenburg）（1583年），都出现在奥特柳斯的《寰宇概观》中。德意志其他地区地图的流通是通过奥特柳斯的著作的各种副本，而不可能通过它们的原始版本来实现。翻译的版本：《大地概观》（Theatrum oder Schawplatz des Erdbodens）（1572年及以后），是第一部德语的现代世界地图集。[357]

佛兰德地图制作的进步对神圣罗马帝国的其他部分地区的地图学产生了影响。技术和出版的创新通过思想的传播和直接移民的方式间接地实现了。[358]这对德意志西部来说尤其如此，它与地图历史上的三个重要人物有关：赫拉尔杜斯·墨卡托、克里斯蒂安·斯格罗滕和弗兰斯·霍亨贝赫（Frans Hogenberg）。

赫拉尔杜斯·墨卡托在杜伊斯堡

对国家遗产的过度主张，已经决定了一个世纪以来比利时和德意志对于赫拉尔杜斯·墨卡托（Gerhard Kremer）的研究。[359]墨卡托作为一个制图师和工具制造师的训练和活动，完全扎根于佛兰德学派。他的首批作品出现在鲁汶：圣地的地图（1537年）、世界地图（1538），佛兰德地图（1540年）；一篇关于在地图上使用斜体字的论文（1540年）；一对球仪（1541/1551年）；以及一种用于天文计算的磁盘仪器（1552年）。墨卡托是一位经验丰富、备受推崇的科学家，他于1552年离开鲁汶去杜伊斯堡。

墨卡托离开天主教氛围浓重的鲁汶，迁徙到自由派的于利希—克莱沃—贝格（Jülich-Kleve-Berg）的威廉五世公爵（1539—1592年在位）的土地，后来引起了诸多猜测。最近重新发现的他在1554年写给菲利普·梅兰希通的信，进一步证明了墨卡托暗中对宗教改革的同情。[360]当时，克莱沃（Kleve）的宫廷正在为在杜伊斯堡创立一所宗教改革的大学做准备。[361]在公爵的顾问中，有一些是墨卡托的朋友。可能有人会建议他改变住所，希望他能参与这一计划，并获得数学或宇宙学的教授职位。

在杜伊斯堡并未成立大学，但墨卡托仍留在莱茵河下游地区。他在杜伊斯堡学院教数学。大约在1560年，公爵威廉五世任命他为宫廷的宇宙学家；这只是一个荣誉头衔，没有引人注目的收入或职责。在杜伊斯堡，赫拉尔杜斯·墨卡托像他在鲁汶一样，做一名独立的企业家来谋生。他是其地图的作者、设计师、雕刻师、印刷商和出版商。在杜伊斯堡的20年中，他的作品包括多图幅的欧洲地图（1554年，于1572年重新发行）和不列颠群岛地图（1564年）以及一幅划时代的世界航海壁挂地图（1569年），墨卡托用圆柱投影绘制。[362]他还在洛林（1563—1564年）[363]和于利希—克莱沃—贝格的几个地方担任测量员。

最晚从16世纪60年代早期开始，墨卡托就开始了他一生中的伟大事业：包括地理、历史、哲学和神学在内的包罗万象的宇宙志。《编年史》（Chronologia）（1569年）和托勒密《地理学指南》的一个版本（1578年）的出版，是早期的成果。在1585年，出版了关于现代地理学的第一部分，这一卷包括三个部分：《法兰西地理图》（Galliae tabulae geographicae）（16幅地图），《低地地理图》（Belgii inferioris geographicae tabulae）（9幅地图），以及《德意志地理图》（Germaniae tabulae geographicae）（26幅地图）——第一套现代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地图。这些地图是来自众多来源的关键和创造性的汇编：印刷的地图、来自各个作者的未出版的材料、坐标表、历史书籍以及其他一手信息。其成果是具有高度创新性的。[364]所有的地图都是用非图形的方式设计的，有标准化的符号和统一的坐标系统。借助这种风格，墨卡托设定了几十年的标准（图42.30）。

图42.30 赫拉尔杜斯·墨卡托的《地图集》中的下萨克森地图

墨卡托地图集中地图的特征是它们在常规符号、坐标和比例尺方面的一致性和平衡性。《德意志地理图》（Germaniae tabulae geographicae）一卷首次出版于杜伊斯堡，1585年，这是第一套以这种方式覆盖整个德意志地区的地图。此图表现了沿易北河下游两岸的地区，比例尺大约为1∶750000。雕版。

原图尺寸：34×43.5厘米。摘自Gerardus Mercator，Atlas sive Cosmographicœ meditationes de fabrica mvndi et fabricati figvra（Duisburg，1595）。Houghton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42-1986 F）许可使用。

总而言之，墨卡托关于全面的新宇宙论的思想与古典的德意志人文主义传统相接近。在他的基本概念中，其项目与塞巴斯蒂安·明斯特尔的项目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但墨卡托的工作是对学术的更充分的贡献，缺乏对普通人进行教育的意图。墨卡托的《地图集》是面向许多国家的来自受过教育的阶级的客户的精英产品；墨卡托本人可能从未打算用拉丁语以外的任何语言出版这套地图集。[365]正如一些被保存下来的副本的出处所证明的那样，在这一时期的高等学校里，它也被用作教学辅助工具。由于地图中缺乏道路，所以只有在与行程表等附加工具一起使用时，它们才可以作为规划旅行的辅助工具。[366]

除了科学的重要性之外，赫拉尔杜斯·墨卡托在杜伊斯堡的研讨会是以传统贸易形式组织的。他的三个儿子也参与其中。多才多艺的阿诺尔德斯·墨卡托是按照他父亲的科学接班人有意识地进行教育的。巴托罗缪·墨卡托（Bartholomäus Mercator）在杜伊斯堡担任数学教师，并在洛林担任测量师，协助他的父亲。他在海德堡开始学术研究后不久，就英年早逝了（1568年）。[367]鲁莫尔杜斯·墨卡托（Rumoldus Mercator）曾在科隆、安特卫普和伦敦接受过出版商和书商的培训。[368]1587年，巴托罗缪突然去世后，正是鲁莫尔杜斯接掌了墨卡托公司。第一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出版物是1587年的原型世界地图，绘以赤道立体投影的两个半球。1590年，根据1585年出版的区域地图和进一步描绘北部和东部的绘本材料，绘制了一幅十二图幅的德意志诸地的壁挂地图。[369]在1595年的春天，所有的墨卡托对开页地图的第一个累积版本已经制作好了，其标题为《地图集》（Atlas）。[370]而就在几个月前，1594年12月2日，赫拉尔杜斯·墨卡托与世长辞。

在杜伊斯堡的伟大工程从未完成；关于西班牙和新世界的区域地图，更多的部分已经公布，但从未出版。对于书商鲁莫尔杜斯·墨卡托来说，这实在是太过分了，他是墨卡托家的科学家。此外，鲁莫尔杜斯似乎与阿诺尔德斯的三个儿子之间存在分歧，[371]他们分别是：约翰内斯·墨卡托，一个熟练的测量师和雕刻师，他在1595年之后不久就去世了（或是离开了杜伊斯堡）；小赫拉尔杜斯·墨卡托（Gerardus Mercator Jr.），他后来成为一名商人；米哈埃尔·墨卡托（Michael Mercator），他试图建立自己的出版公司，在1605年之前，他一直是一名活跃的自由测量师，后来成为葡萄酒经销商。

1595年之后，墨卡托家族唯一的新出版物是一幅单独的地图，上面只印着鲁莫尔杜斯·墨卡托的印记，并在1599年展示了威斯特伐利亚的区域战役的地点。[372]这一版本有一个变体是把一张纸贴在拉丁文原文上，并盖上荷兰文的新标题，以及阿姆斯特丹的书商和出版商科内利斯·克拉松（Cornelis Claesz.）的第二个戳记。值得注意的是，这块图版不是在杜伊斯堡雕刻的，而是在阿姆斯特丹，由巴普蒂斯塔·范多特屈姆（Baptista van Doetecum）雕刻的。

1602年，“墨卡托的继承人”（显然是小赫拉尔杜斯和米哈埃尔）出版了最后一期杜伊斯堡地图集；它与1595年的版本没有任何变化。从现实的角度看，他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可能保留祖父在杜伊斯堡的生意。1604年春天，他们把所有的墨卡托铜版都卖给了科内利斯·克拉松。[373]他与老约道库斯·洪迪厄斯（Jodocus Hondius）合作，在不断崛起的地图绘制中心——阿姆斯特丹发扬了墨卡托的遗产。

克里斯蒂安·斯格罗滕

克里斯蒂安·斯格罗滕（Christiaan Sgrooten，也作s'Grooten、Sgroeth或Schrot）是莱茵河畔的松斯贝克（Sonsbeck）地方的人，从1548年开始，直到去世，他都住在克莱沃（Kleve）公国的卡尔卡尔（Kalkar）。[374]关于他的教育和早期活动的细节非常稀少。他的地图的装饰设计表明他是当时卡尔卡尔盛极一时的绘画学校的学生。有一些证据表明他在1540年前后对地图学感兴趣。[375]大概是在16世纪50年代的前半叶，他可能是在杜伊斯堡接受过墨卡托的调查和地图制图方面的训练。他的第一部作品是一幅现在已经亡佚的克莱沃公国和莱茵河下游沿岸国家的地图，在1558年由贝尔纳德·范登普特（Bernard van den Putte）出版。[376]

1557年12月，斯格罗滕被任命为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地理学家。这一直是一个报酬丰厚的职位，直到1578年西班牙国家破产。有关斯格罗滕职责的具体细节的文件丢失了。在他工作的第一个十年里，他的主要项目可能是绘制菲利普在尼德兰以及法国和德意志北部地区所拥有的地产的新地图。

斯格罗滕的调查结果第一次为世人所见，是一幅他绘制的日耳曼尼亚壁挂地图，这幅地图于1566年前后由希罗尼穆斯·科克第一次在安特卫普出版（图42.31）。[377]这幅地图使用了圆锥投影，比例尺为大约1∶1300000，其最新计算出来的坐标精度各不相同。它是根据1560年之前出现的许多印刷模本而绘制的。斯格罗滕的壁挂地图是两种重要区域地图的传统的一个基本来源，而这两种区域地图的原始版本今天已经亡佚了：贝尔纳德·瓦多夫斯基的1526年波兰地图和马库斯·约尔达努斯的1552年丹麦地图。[378]此外，德意志北部、勃兰登堡（Brandenburg）和萨克森州部分地区的形象，也遵循了斯格罗滕和其他不知名的作家的未发表的调查。总而言之，这幅壁挂地图是对神圣罗马帝国的颂扬。标题的旋涡纹饰中有一句格言：“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引自圣保罗的这句话（罗马书13∶1）必须被解读为反映了斯格罗滕对他的庇护者的党派偏见。没有继承德意志皇位的腓力二世，认为在自己的强大的天主教领导下，自己是这个古老帝国思想的唯一和真正的守护者。

图42.31 克里斯蒂安·斯格罗滕的神圣罗马帝国壁挂地图

这是一幅爱国主义的地图，标题为《新的德意志全境，我们国家的全新甜美描绘》（Nova totivs Germaniæ，clarissimæ et dvlcissimæ nostræ patriæ descriptio），相较于神圣罗马帝国，此图更集中于表现“德意志祖国”。两侧的皇帝列表是由不同的图版印刷的。这幅插图显示了唯一存世的严重损坏的第一版（安特卫普，约1566）的副本。对于北部地区，斯格罗滕使用了自己的广泛调查的结果。雕刻9张地图图幅和边界（分切成14部分）。

裱好的版本尺寸：约132.5×160厘米。由Universitätsbibliothek，Innsbruck提供照片。

在斯格罗滕的作品中有三幅《圣经》主题的地图。1570年，他编辑了彼得·拉克斯廷收集的材料，并以一幅圣地地图的形式出版（1570年），并画了一幅展示了古代和现代耶路撒冷的对开平面图（1572年）。1572年，还出现了一幅地中海地区的地图，这是为了显示《旧约》和《新约》中提到的地点。1572年之后，斯格罗滕从根本上减少了他的出版活动。他为奥特柳斯和德约德的多部安特卫普地图集提供了一些地图，而且墨卡托在他的地图集中承认了斯格罗滕为他提供了很多材料（尤其是关于法国和德意志北部）供其使用。

斯格罗滕工作的巅峰之作是于1568年首次提到的一个项目，是“对各种各样的乡村和城镇的描绘”。1575年，斯格罗滕交给位于布鲁塞尔的西班牙当局所谓的布鲁塞尔地图集，这是一套不完整的37份绘本地图，其绘制范围覆盖了神圣罗马帝国，比例尺在1∶80000—1∶800000。[379]展示了西班牙在尼德兰将近一半的领地，比例尺在1∶80000—1∶240000。这些地图非常详细，被设计为军事规划的辅助工具；根据印刷的模型和斯格罗滕自己的调查，许多小地方第一次出现。代表定居点的微缩模型单独绘出，并是以写实风格描绘的。

由于在尼德兰和莱茵河下游地区的战争，在接下来的15年里，斯格罗滕的生活和工作的许多细节都不清楚。1592年，他完成了布鲁塞尔地图集的第二版，标题为：“地球地理与年代学地图”（Orbis terrestris tam geographica quam chorographica descriptio）。这张所谓的马德里地图包括38幅绘本地图：3幅世界地图、2幅近东地图以及33幅欧洲中部的地图（图版47）。[380]它们再次建立在大量的资料来源基础上。与布鲁塞尔地图集中的地图上的地形进行详细对比后可以发现，斯格罗滕自1575年以来对很多地区进行了重新审视调查。马德里地图集中的地图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那就是它们的装饰图案非常华丽，色彩鲜艳。斯格罗滕的地图集从未出版过，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都不为人所知。

弗兰斯·霍亨贝赫和科隆学派

弗兰斯·霍亨贝赫于1538年前后出生在梅赫伦（Mechelen），接受了父亲——出生于慕尼黑的雕刻师尼克劳斯·霍亨贝赫（Nikolaus Hogenberg）的训练。[381]作为加尔文主义的追随者，弗兰斯离开了他在佛兰德的家乡，来到了莱茵兰。1562年，他居住在威塞尔（Wesel），1565年前后，在科隆定居。[382]他的兄弟雷米吉乌斯·霍亨贝赫（Remigius Hogenberg）先是在埃默里希（Emmerich）（1566—1570年），后来在伦敦工作。[383]弗兰斯·霍亨贝赫在科隆创建了一个兴旺的雕刻工作室和出版社；然而，他仍与佛兰德保持着密切的联系。[384]在他去世后，他的第二任妻子仍在继续经营业务，直到她的儿子亚伯拉罕·霍亨贝赫在1610年接管了管理工作。弗兰斯第一次婚姻的儿子叫约翰，1591年，他的继母给了他一笔钱，于是开始了自己的雕刻师事业。[385]他最有趣的作品是9幅历史地图和平面图，是斯特凡·布罗埃尔曼（Stephan Broelmann）的《成就》（Epideigma）（下文讨论）的插图。

科隆的霍亨贝赫家族专门从事地图学和地形学研究，在区域市场之外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除了单页地图和书籍插图地图之外，还制作一些大型和长期项目，如“史叶”（Geschichtsblätter），这是一个大约470幅同时代历史插图构成的系列（截至1634年）（图42.32）；[386]《基督教世界行程》（Itinerarium orbis christiani）（1579年），是一份八开纸的路线地图集，有84幅地图；[387]一幅未注明日期、无标题的低地国家地图集（约1588年），有20幅对开本的地图。

图42.32 摘自霍亨贝赫的《史叶》中对攻占盖尔登（GELDERN）的描绘

与图42.33对比，展示了霍亨贝赫的两部主要作品的不同风格。地形细节来自同一资料来源，但这一来自《史叶》的版本绘画风格更加浓郁。用全景图取代了正投影地图。雕版。

原图尺寸：20×28厘米。由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Munich（4 Mapp.54-214）提供照片。

霍亨贝赫最著名和传播最广泛的出版物是《世界城市图》（Civitates orbis terrarum）（6卷，1572—1617年），这是地图学史上第一部印刷的城镇地图集，它与奥特柳斯的安特卫普世界地图集《寰宇概观》构思相似。[388]总的来说，《世界城市图》包含了543幅平面图和景观图（图42.33），它们基于不同起源的印刷和绘本模型。这些文字的编辑和作者是科隆人文主义者和神学家格奥尔格·布劳恩（Georg Braun）。

图42.33 霍亨贝赫《世界城市图》中的盖尔登地图，1581年

霍亨贝赫的城镇集中的许多地图和景观图都是从印刷模本中复制而来的；其他则基于未发表的主要资料来源。这幅盖尔登（位于下莱茵兰）的要塞雕刻图摘自第3卷（科隆，1581年），使用了16世纪60年代由为菲利普二世国王服务的制图师雅各布·范德芬特（Jacob van Deventer）进行的一项调查的绘本地图。印刷版本在各方面都采用了模本的高等级地形精度。

原图尺寸：17×26.5厘米。由Beinecke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Yale University，New Haven（1975，fol.41）提供照片。

在亚伯拉罕·霍亨贝赫（Abraham Hogenberg）印刷的作品中，有一张科隆近郊地区的四图幅地图（1615年），以及《普罗卓摩地理学》（Prodromus geographicus）（1620年），一幅科隆大主教区（包括威斯特伐利亚）的地图，其中数学家和医生约翰内斯·米夏埃尔·吉加斯（Johannes Michael Gigas）提供了7幅地图。[389]在16世纪40年代初，霍亨贝赫与阿姆斯特丹的布劳（Blaeu）家族进行了谈判，以出售《世界城市图》的铜版。[390]然而，谈判失败了，几年后，这些铜版被卖给了布劳的竞争对手约翰内斯·扬松尼乌斯（Johannes Janssonius）。

围绕着霍亨贝赫的工作室，发展起来一个学派，被称作科隆地图学学派。[391]它主要由逃离了低地国家的宗教和政治动乱的艺术家和学者（包括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组成。德尔夫（Delf）出生的神父克里斯蒂安·范阿德里歇姆（Christiaan van Adrichem）是《圣地概观》（Theatrum Terrae Sanctae）（科隆，1590年）的作者，这本书是圣地地名的历史词典。此书以耶路撒冷的平面图、巴勒斯坦的概览图和以色列各部落定居点的10幅详细地图作为插图进行阐释；它们组成了第一部以圣地为主要内容的地图集。[392]米夏埃尔·冯·艾青（Michael von Eitzing，又作Michael Eytzinger），是一位奥地利出生的法学家，为在尼德兰的不幸的哈布斯堡王朝服务，在1581年之后生活在科隆。[393]他的许多历史著作包括定期出版的《关系》（Relationes）（1583年），是现代期刊的前身。在他的地图作品中，有著名的《低地雄狮》（Leo Belgicus）（1587年），这是一幅以狮子的形式出现的低地国家的讽喻地图。[394]

在1590年之后，霍亨贝赫印刷厂的暂时衰落，为约翰·布塞马歇尔（Johann Bussemacher）和彼得·奥费拉特（Peter Overadt）等一些小型地图出版商腾出了空间。[395]在后来的环境中，地理学家和雕刻师马蒂亚斯·奎德是一个中心人物，他在尼德兰接受过训练，从1587—1604年在科隆生活。[396] 除了制作一系列的单页地图外，他还开启了一系列小型的袖珍地图集和配有插图的行程纪。它们被认为主要是旅行者的辅助工具，也代表了德约德、墨卡托、奥特柳斯等人制作的相对昂贵的对开本地图集的替代品，这些地图集都是这些科隆印刷品的模本。布塞马歇尔和奎德的一个地图集项目始于1592年的《欧洲地图……》（Europae...descriptio）；后来出版的《地理手册》（Geographisch Handtbuch）（1600年）是第一部用德语撰写的地图集。[397]《美洲广阔景观的地理和历史描述》（Geographische und historische Beschreibung der uberauß grosser Landschafft America）（科隆，1598年）的文本是《印度的自然和道德历史》（Historia natural y moral de las India）的德文译本，由何塞·德阿科斯塔（José de Acosta）[塞维利亚（Seville），1590年]撰写。[398]这本书配有20幅地图，这些地图基于《托勒密说明的扩充》（Descriptionis Ptolemaicae augmentum），这是一部由科内利斯·范维特弗利特（Cornelis van Wytfliet）编绘的美洲地图集（鲁汶，1597年）。在意大利和比利时逗留了很长时间之后，出生于勃艮第的博学家让·马塔尔（Jean Matal，又作Johannes Metellus）于1563年在科隆定居。[399]他的四开本地图集是从1594年开始分别在不同的国家和大洲出版的。[400]1602年的完整版，拥有261张地图的《世界之镜》，是世界上最大的单卷地图集之一。

人文主义晚期的德意志地图学：概况

从大约1570年开始，德意志许多地区的公共和科学生活陷入了昏睡状态，这主要是由于新教和反宗教改革之间的持续冲突造成的。这一巨大的碎片化和德意志地图学在这一时期相对不重要，再加上缺乏现代研究，使得构建人文主义晚期的德意志地图学的历史变得困难重重。我在这里列出一个大纲，重点放在一些亮点上，在30年战争（1618—1648年）的灾难之后的1650年前后结束。只有到了大约1670年，德意志地图学的新传统的根基才会出现。

若干帝国总图

有些人曾试图绘制神圣罗马帝国全境的地图。来自乌尔姆的数学教师达维德·塞尔茨林（David Seltzlin）计划绘制帝国所有12个地区的木刻版地图，但他的项目从未超出斯瓦比亚地区（1572年）和法兰克尼亚地区（1576年）的地图（图42.34）。[401]然而，这个项目因为财务和专业原因而失败，并不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地图的准确性及其工艺最多可以算作平均水平，其图形设计是一个不成功的正交和图形表示的结合的例子。[402]

图42.34 达维德·塞尔茨林的弗兰肯（FRANCONIA）地图，1576年

这是塞尔茨林未完成的地图系列中的第二张，也是最后一张，展示了德意志帝国的所有地区。对于其他同时代的地图作品而言，其风格和地形质量相当旧式。有趣的细节是四个角落中的距离三角表。木刻（旁侧用凸版印刷文本），四图幅。

原图尺寸：38.5×51.1厘米。由Öffentliche Bibliothek der Universität，Basel（Kartensammlung AA 51）提供照片。

继前面提到过的斯格罗滕和墨卡托绘制的壁挂帝国地图之后，是一幅有趣的壁挂地图，它是由马蒂亚斯·奎德设计的三图幅地图，标题为《德意志的荣耀》（Gloriae Germanicae typus），这幅地图于1600年由彼得·奥费拉特在科隆首次出版（图42.35）。[403]其丰富的装饰边框清楚地说明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等级结构以及它在1600年的样子。这些图像包括一系列肖像，其中有神话中的日耳曼祖先和从查理曼（Charlemagne）到鲁道夫二世（Rudolf Ⅱ）的诸位皇帝、七名选侯（“帝国的支柱”）的肖像和纹章，以及所谓的帝国领地的四元组（“帝国的基础”）。具有煽动性的反哈布斯堡王朝的详细信息被一段文字所覆盖，这段文字颂扬了一种由在理论上并非世袭的统治者所领导的政治体制的优越性。

图42.35 马蒂亚斯·奎德的神圣罗马帝国地图，1600年

这种极具装饰性地图——《德意志的荣耀》（Gloriae Germanicae typvs）——的目的，是传播帝国的荣耀和最理想的（非性的）结构。沿上边框两边都是君主的肖像，从神话中的日耳曼人祖先突伊斯科（Tuiscon）到凯撒和查理曼大帝再到鲁道夫二世（Rudolf Ⅱ）。在地图的侧边上则是七位选侯的肖像和纹章，在底部则是帝国庄园的纹章。雕刻在3张图幅上，文字在下，凸版印刷。

原图尺寸：64×112厘米。由Bildarchiv，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Vienna（NB 204.626）提供照片。

从1630年开始，由国王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二世（Gustavus Adolphus Ⅱ）（1611—1632年）领导的瑞典军队发起的新教徒党所取得的短暂的军事胜利之际，出现了一些“反哈布斯堡王朝”的地图宣传活动的引人注目的例子。1632年，亨里克斯·洪迪厄斯（Henricus Hondius）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1590年的墨卡托壁挂地图再版了，其上有献给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的献词，称颂他是“德意志信仰的捍卫者和饱受压迫的自由的保护者”。[404]1633年，信奉新教的斯特拉斯堡的雕刻家伊萨克·布伦（Isaac Brun）出版了一幅1600年之后在德意志地区制作的为数不多的神圣罗马帝国地图（图42.36）。[405]在其图缘的城镇景观图中，包括法兰克福、纽伦堡、斯特拉斯堡和乌尔姆等信奉新教的帝国城市，而布拉格和维也纳的帝国居民区则被忽视了。诸选侯国的一系列首都包括海德堡，而不是慕尼黑，很明显是忽视了1623年皇帝斐迪南二世将在之前信奉新教的选侯国转给巴伐利亚之事。

在某种程度上，德意志地图制作的衰落从由约翰·格奥尔格·容（Johann Georg Jung）和格奥尔格·康拉德·容（Georg Conrad Jung）于1641年出版的神圣罗马帝国路线地图（图42.37）即可见一斑。[406]这张地图是同时代一次相当创新的由行程纪向地图的转换，但是它的工艺很差，出版也遇到困难。容家族尝试了一种早期的地图直销模式：他们为客户单独印刷特别版本。其中一个版本因献给纽伦堡参议院而闻名。

图42.36 伊萨克·布伦的神圣罗马帝国地图，1633年

这一在图缘处附有城镇景观图的地图类型，是1600年后不久在阿姆斯特丹产生的。这一雕版由斯特拉斯堡艺术家伊萨克·布伦制作，是在德意志地区制作的唯一样本。有趣的是其对城镇的选择，带有新教国家对资本的偏好。

原图尺寸：46×55.5厘米。由Staats-und Stadtbibliothek，Augsburg（Karte 6，1）提供照片。

图42.37 约翰·格奥尔格·容和格奥尔格·康拉德·容绘制的德意志地区的道路地图，1641年

其道路的四通八达使这幅由罗滕堡（Rothenburg）的制图师容所绘制的《德意志全新路程图》（Totivs Germaniæ novvm itinerarivs），成为旅游规划的良好媒介。然而，较差的艺术素质导致30年战争期间德国地图制作的衰落。雕版。

原图尺寸：43.5×57.5厘米。由Germanisches Nationalmuseum，Nuremberg（LA 17）提供照片。

布拉格的帝国宫廷：一次错过的地图学机会

在1600年前后的德意志大地上，为数不多的研究中心是皇帝鲁道夫二世（1576—1612年）的帝国宫廷，他大多数时间居住在布拉格。鲁道夫符合文艺复兴时期统治者的经典形象，类似于早期人文主义者的赞助人马克西米利安一世。鲁道夫的慷慨和个人兴趣吸引了许多国家的学者和艺术家。[407]1599年，伟大的丹麦天文学家第谷成为布拉格天文台的创始人和第一任台长。[408]在他死后，约翰内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接替他担任了宫廷天文学家（即宫廷占星家）。[409]在布拉格，开普勒阐述了他的奠基性著作——《新天文学或天体物理学》（Astronomia nova seu physica coelestis）（乌尔姆，1609年），其中包含他的行星运动定律的第一个公式。出生在安特卫普的风景画画家雅各布·赫夫纳格尔（Jakob Hoefnagel）在帝国宫廷工作，曾为布劳恩和霍亨贝赫所制作的《世界城市图》贡献了许多波西米亚、匈牙利、波兰和奥地利的城镇景观图。[410]在其他艺术家中，伊拉斯谟·哈贝尔梅尔（Erasmus Habermel）是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天文和测量仪器的制造商之一，他在此领域很活跃。[411]然而，在16世纪后期开始的奥地利的反宗教改革的政治发展使得地图学的发展不再那么繁荣。其名义上的领袖是极端天主教徒——皇帝马蒂亚斯（Matthias，1612—1619年在位），他是鲁道夫二世的弟弟，后来成为其继任者。皇帝对“哈布斯堡家族的兄弟倾轧”感到沮丧，而在宫廷生活的特点则是阴郁的昏睡。

随着鲁道夫二世的去世，布拉格作为人文主义晚期科学和艺术中心的繁荣发展结束了。总而言之，布拉格的这一环境对于地图学的历史来说是相对不重要的。显而易见，有四个原因。首先，唯一与鲁道夫二世的宫廷有直接联系的制图师是帝国秘书瓦尔蒙德·伊戈尔（Warmund Ygl）。然而，为他的蒂罗尔地图（布拉格，1604/1605年）所进行的调查是在1595年完成的，当时伊戈尔还住在蒂罗尔。[412]其次，一份姗姗来迟的波西米亚的哈布斯堡皇室土地的新地图，是由马蒂亚斯的追随者——教士保卢斯·阿莱提努斯（Paulus Aretinus）绘制的，直到1619年才出版。[413]再次，还是在鲁道夫二世和马蒂亚斯的领导下，没有发起或支持整个神圣罗马帝国的地图制作的尝试。[414]最后，天体制图学没有取得任何如同人们根据第谷和开普勒的活动所期待的实质性的进展。

约翰内斯·开普勒在布拉格工作的晚期作品——《鲁道夫星历表》（Tabulae Rudolfinae）（乌尔姆，1627年），在他离开很久之后才出版。这份目录重新计算了1440颗恒星的位置，为未来的航海导航和数学制图提供了重要的基础。由开普勒的朋友纽伦堡商人和业余天文学家菲利普·埃克布雷希特（Philip Eckebrecht）所绘制的世界地图，尤其引人注目，因为它是根据经过计算的欧洲主要天文台的坐标编制而成的。[415]

德意志统治者和区域地图学

从1560年开始，只有单一的和孤立的区域调查项目是按照官方命令进行的，这一状况直到1650年才开始改变。只有几位德意志诸侯绘制了其国家的地图。由此而产生的地图包括内科医生约翰内斯·梅林格（Johannes Mellinger）对吕讷堡（Lüneburg）公国的调查（1593年）、由艾尔哈德·卢比（Eilhard Lubi）对波美拉尼亚地区（Pomerania）的调查（1618年），以及数学和诗学教授约翰尼斯·劳雷姆贝尔格（Johannes Lauremberg）对梅克伦堡公爵领地的调查（1622年）。[416]在哈布斯堡王朝的辖区内，发起绘制大部分印刷地图的不是帝国当局，而是各地的庄园。这一趋势始于马丁·黑尔维希（Martin Helwig）的“西里西亚地图”，此图于1561年首次出版。[417]后来的例子有建筑师丹尼尔·斯佩克林（Daniel Specklin）绘制的阿尔萨斯（Alsace）地图（1576年）、[418]瓦尔蒙德·伊戈尔和马蒂亚斯·布尔格克莱内尔（Matthias Burgklehner）绘制的蒂罗尔地图（1604年和1611年）、[419] 工程师伊斯雷尔·霍尔茨武尔姆（Israel Holzwurm）绘制的克恩滕（Carinthia）地图（1612年），以及他的兄弟亚伯拉罕·霍尔茨武尔姆（Abraham Holzwurm）绘制的上奥地利地图（1628年）。[420]

很难解释的是，在半民主国家结构中，对地图的效用的兴趣显然更大。对一些帝国城市的疆域进行了详细的测量，比如亚琛、[421]科隆、[422]多特蒙德、[423]美茵河畔法兰克福[424]以及纽伦堡。[425]此外，对瑞士联邦的许多州也进行了调查。有一些大型的地图，包括伯尔尼、[426]弗里堡（Fribourg）、[427]格劳宾登（Grisons）、[428]卢塞恩（Luzern）[429]和苏黎世等地。[430]1635年，苏黎世画家和制图师汉斯·康拉德·居格（Hans Conrad Gyger）首次出版了瑞士基本总图，将此推向巅峰。[431]

根据现在所知，其他的区域地图只是出于其作者的主动倡议而绘制的。在许多例子中，有由教师约翰·格奥尔格·蒂比阿努斯（Johann Georg Tibianus）绘制的博登湖地区和黑森林地区的地图（约1578年）、[432]由流亡的尼德兰测量师科内利斯·阿德格鲁斯（Cornelis Adgerus）绘制的科隆大主教区的地图（1583年）、[433]由数学家乌博·埃米乌斯（Ubbo Emmius）绘制的东弗里斯兰的地图（1595年）、[434]由新教牧师阿多拉里乌斯·埃里希乌斯（Adolarius Erichius）绘制的图林根的地图（约1605年），[435]以及由教育家约翰·阿莫斯·夸美纽斯（Johann Amos Comenius）绘制的摩拉维亚（Moravia）的地图（1627年）。[436]总而言之，从1620年开始，显而易见，在德意志诸地绘制的区域地图的数字下降了，这也是30年战争的结果。

然而，德意志当局对地图普遍抱有兴趣。在16世纪的第三个25年，在德累斯顿、[437]慕尼黑[438]和沃尔芬比特尔的宫廷里，[439]已经有了杰出的地图收藏。单一的资料来源也指出了次级统治者和地方政府所拥有的地图。[440]当然，地图和地图集是许多市政和修道院图书馆馆藏的一部分。这是未来研究的一个广阔领域。

历史地图学的著作

更重要的是，墨卡托家族的作品表明，在16世纪末期，古典人文主义的特征依然强大。在此期间，历史地图学，即绘制过去的文化和物质现象的科学发展起来了。[441]这一新学科的知识根源一定要归功于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所有的现代编辑都意识到，27幅《古代地图》对世界的描述已经过时。近代早期的圣地地图，显示了圣经和古典著作中所描述的地形、地名和其他特征，是另一种先驱。最后，诸如1523年的阿文蒂努斯的巴伐利亚地图，其中也应该包括了一些考古遗址的条目。

德国历史地图学肇端的标志，是一幅罗马时期的瑞士地图《尤利乌斯·凯撒的瑞士》（Helvetia Iulii Caesaris），这幅地图收入约翰内斯·施通普夫的《普鲁士联邦的整体描述》（Gemeiner loblicher Eydgenossenschaft...beschreibung）（苏黎世，1548年）中。维也纳的人文主义者沃尔夫冈·洛齐乌什（Wolfgang Lazius）在其两卷《希腊志》（Commentariorum rerum Graecorum libri duo）（维也纳，1558年）中绘制了两幅古希腊和伯罗奔尼撒的地图。人文主义者和路德教牧师卡斯帕·亨内贝格尔（Caspar Henneberger）用一幅古代普鲁士的地图作为其《精编普鲁士地区信史》（Kurtze und warhafftige Beschreibung des Landes Preussen）（柯尼斯堡，1584年）的插图。[442]亚伯拉罕·奥特柳斯是关于历史地图学的系统著作之父，他的历史地图集《附图》（Parergon）收录了1590年的《德意志古代风格》（Germaniae veteris typus），这是一幅根据古代作家而制作的德意志地区的影响力极大的总图。[443]马库斯·韦尔泽（Marcus Welser）是一位来自奥格斯堡的人文主义者，他撰写了《奥格斯堡诸事记》（Rerum Augustanorum vindelicorum）（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595年），这是一部关于他的家乡的编年史，其中包括罗马时期多瑙河（Danube）和亚得里亚海（Adriatic Sea）之间地区的地图《文德里齐旧地图》（Vindeliciae veteris descriptio）。[444]奥地利语言学家和法学家耶奥尤斯·阿卡齐乌斯·埃嫩克尔（Georgius Acacius Enenckel）在他的书中展示了其《修昔底德》（Thukydides）的版本（蒂宾根，1596年），并附有一幅他自己制作的古代希腊地图。[445]奥特柳斯和韦尔泽的一个联合项目是波伊廷格地图的出版（安特卫普，1598年）；这一版本可以被认为是今天被称为摹写版的最早的标本。[446]《历史的成就或理想……乌比的大城市……》（Epideigma sive specimen historiae...amplae Civitatis Ubiorum...）（科隆，1608年），是由科隆的人文主义者和法学家斯特凡·布罗埃尔曼所撰写的罗马时代莱茵兰的历史，包括欧洲和德意志的历史地图，以及斯特凡·布罗埃尔曼试图重建科隆在罗马时代的形象。[447]关于德意志的历史，有一系列5幅地图，被收入莱顿大学历史学家彼得鲁斯·贝尔蒂乌斯（Petrus Bertius）的历史地理著作《三卷日耳曼志》（Commentariorum rerum germanicarum libri tres）中。[448]紧随其后的是生活在莱顿的一位私人学者菲利普·克卢弗（Philipp Clüver）所撰写的《三卷抵日耳曼》（Germania antiqua）中的一系列10幅非常新颖的地图（莱顿，1616年）（图42.38）。[449]

地图印刷和地图出版

占主导地位和专业的地图出版社，尤其是在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科隆等地的佛兰德派的范围内发展起来的，以及在杜伊斯堡与墨卡托出版社合作，这是一个独特的特色。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其他地方，许多出版社和工作室都参与了地图绘制，但地图只是他们制作的一小部分，他们的活动经常只出版一幅地图。17世纪末，一些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进入了地图绘制领域，尤其是在纽伦堡和奥格斯堡。

除了直接营销之外，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莱比锡的书展是欧洲中部地区地图贸易的焦点。老牌书商主要位于大学城和商业中心。行商去每周一次的市场，也会参观帝国议会和和平会议等活动。

图42.38 一幅历史地图的范例。来自菲利普·克卢弗的《三卷古日耳曼》（Germaniae antiquae libri tres）中的对开页地图（Leiden：Elzevirius，1616）

克卢弗从同时代地图中获取地形图像，重建了凯撒（大约公元前50年，左图）和图拉真（大约公元100年，右图）时的德意志地理。雕版。

原图尺寸：25×34厘米。由Herzog August Bibliothek，Wolfenbüttel（190 Hist.2°）提供照片。

16世纪中叶德意志地图出版的一个重要创新是越来越多地使用铜版雕刻作为首选的复制方法。发展的连续性和清晰的发展路线很难确定，因为变化经历得非常缓慢。直到17世纪，木刻仍然在德意志地区使用。德意志地区最早用铜雕或蚀刻来取代木刻的例子，除了在佛兰德之外，还可以在奥地利找到，例如，沃尔夫冈·洛齐乌什的1545年地图，或者奥古斯丁·希尔施福格尔的作品。在奥地利，铜雕版继续成为一种普遍使用的复制方法；更进一步的例子是洛齐乌什的奥地利地图集（1561年），以及法布里修斯（Fabricius）的摩拉维亚地图（1568年）。然而，我们也发现了由伊格尔（1605年）和布尔格克莱内尔（1611年）绘制的蒂罗尔地图所代表的明显的不连续的例子，这两种地图都是以木刻版的形式出版。

在铜版雕刻的早期阶段，纽伦堡能够继续它作为地图制作中心的传统。一些较小的图形出版商除了偶尔制作各种主题的雕版图之外，还重点在制图和地形作品方面打下根基。这些都是早期的地图报道的例子，目的是向广大观众展示同时代战争的战场，尤其是西方列强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冲突。在纽伦堡的这些小出版商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马蒂亚斯·聪特（Matthias Zundt）了。[450]他是一名贸易金匠，可能还学过雕刻，在他金属雕刻学徒期间，这是学习的一部分。聪特的作品主要基于原始的图纸或者是他自己的印刷模型，看起来依然是原创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低地国家、匈牙利和地中海地区的同时代战争战场的地图。凭借其大约25幅地图和地形印本，巴尔塔扎·耶尼兴（Balthasar Jenichen）是最多产的纽伦堡地图绘制者之一；[451]然而，他的作品几乎都是现存印刷版本（尤其是来自意大利）作品的纯粹的复制品。

尽管在本土有了这样的努力，随着铜版雕刻的出现，佛兰德学派在整个德意志地区的影响力仍在继续增强。来自低地国家的移民不仅在莱茵河下游地区的墨卡托和霍亨贝赫的圈子里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在德意志地区的其他地方的地图出版中也同样如此。1590年，特奥多尔·德布里（Theodor de Bry）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定居。除了附有同时代探索航行的插图报告的两部多卷系列之外，他和他的儿子约翰·特奥多尔（Johann Theodor）还一起出版了单幅地图。[452]莱菲努斯·胡尔西努斯（Levinus Hulsius）在纽伦堡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453]多米尼克斯·屈斯托斯（Dominicus Custos）在奥格斯堡，以及萨德莱尔（Sadeler）家族在慕尼黑、奥格斯堡和奥地利，都开展了工作。雅各布·范德海登（Jakob van der Heyden）的家族从大约1620年开始，在斯特拉斯堡经营着一家重要的德意志地图出版社，他们也是尼德兰人。[454]这一时期的许多德意志区域地图的原始版本直接出现在尼德兰。

巴塞尔出生的老马陶斯·梅里安（Mattchaüs Merian）是雅各布·范德海登的学生，他也是约翰·特奥多尔·德布里的女婿。[455]自1625年以来，他一直是德布里工作室的所有者，并在德国法兰克福建立了17世纪最具生产力的德国图形出版社。梅里安的特色是拥有丰富插图的多卷作品。至于地图学和地形方面，两部最重要的作品是《欧罗巴概观》（Theatrum Europaeum）（21卷，1633—1738年），这是一部关于同时代历史的纲要，配有许多地图、平面图、景观图和肖像，它们大多基于主要的资料来源，[456]以及所谓的《德意志地形》（Topographia Germaniae）（16卷，1641—1654年），是关于神圣罗马帝国的描述，并有大约1500幅插图（图42.39）。[457]许多作家、雕刻师和其他贡献者为马特陶斯·梅里安和他的儿子们——小马特陶斯、卡斯帕（Caspar）和约阿希姆（Joachim）——工作。总的来说，这家公司一直繁荣到1734年。

图42.39 马托伊斯·梅里安的城镇集中的特里尔景观图，1646年

梅里安多卷版本中的插图基于众多资料来源。本图显示了特里尔的鸟瞰图，见《美因茨、特里尔和科隆大主教区图》（Topographia archiepiscopatuum Moguntinensis，Trevirensis et Coloniensis），ed.Martin Zeiller（Frankfurt，1646）。这是一种艺术性的改造，但地形不变，是对一个世纪前明斯特尔的描绘的改编（见图42.21）。雕版。

原图尺寸：21×34厘米。Houghton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Ger.8138.6.6F，near page 32）许可使用。

这一时期结束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梅里安的作品。1650年，所谓的《热爱和平》（Amore pacis）的地图出现了，显示了1632—1648年间，瑞典军队及其盟友在德意志土地上的战斗和驻军状况。[458]这张地图是由梅里安按照瑞典宫廷的命令绘制的，由为瑞典服务的两名德国官员——利内利乌斯·冯·登博施（Cornelius von den Bosch）和卡尔·海因里希·冯·德奥斯滕（Carl Heinrich von der Osten）编辑。

结论

在1450—1650年间，德意志地区的地图史反映了国家结构的政治分裂。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土百衲布状态催生了大量的地方——在某些情况下非常独立的——地图制作中心。缺乏中央权威是这一时期从未有由官方发起和赞助的对德意志帝国整个地区进行的地图调查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德意志的所有总图都是其作者的私人倡议的产物。由于这种政治分裂和不同的中心和场景的现代结果，许多德意志的土地和领地都有自己的地图绘制史。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仍有待于编写。

与此平行的现象是诸如瓦尔德泽米勒和福佩尔等一些独立学者的世界地图原型。但是无论是皇帝还是德国的地方君主都没有参与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和世界殖民的航行。德意志地图绘制者没有参与海洋制图，甚至连在北海和波罗的海地区也没有。

领土统治者的强势地位反映在大量的区域地图上。它们的质量和功能相差很大。宗教改革的思想激发了德意志的地图学，给了许多制图师保护和新的视角，并为这一学科的学术地位做出了贡献。

在16世纪末期，如果没有北部低地国家与哈布斯堡王朝的分离，那么阿姆斯特丹制图环境的繁荣是不可能实现的。在帝国的其余部分，地图学的创新力量变得稀缺，在30年战争中，日益衰颓、死气沉沉，几乎达到了全军覆没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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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章所使用的缩写包括：Karten hüten 代表Joachim Neumann，ed.，Karten hüten und bewahren：Festgabe für Lothar Zögner（Gotha：Perthes，1995）；Lexikon 代表Ingrid Kretschmer，Johannes Dörflinger，and Franz Wawrik，eds.，Lexikon zur Geschichte der Kartographie，2 vols.（Vienna：Franz Deuticke，1986）；Mercator 代表Wolfgang Scharfe，ed.，Gerhard Mercator und seine Zeit（Duisburg：W.Braun，1996）；Wandlungen 代表Manfred Büttner，ed.，Wandlungen im geographischen Denken von Aristoteles bis Kant（Paderborn：Schoningh，1979）。

[2] 这一贡献的第一个版本在1990年完成。目前，完全改写的文本是基于作者1992—1997年在特里尔大学执行的一个研究项目。请参阅Peter H.Meurer，Corpus der älteren Germania-Karten：Ein annotierter Katalog der gedruckten Gesamtkarten des deutschen Raumes von den Anfangen bis um 1650，text and portfolio（Alphen aan den Rijn：Canaletto，2001）。

[3] 关于这一主题的概述性文献数不胜数。Peter H.Wilson提供了一部简单易懂的英文介绍：The Holy Roman Empire，1495-1806（Houndsmills，Eng.：Macmillan，1999）。近期用德文出版的关于这一时期主要部分的有用的专著，是Horst Rabe，Deutsche Geschichte，1500-1600：Das Jahrhundert der Glaubensspaltung（Munich：C.H.Beck，1991）。对单一疆域历史的总结，见Georg Wilhelm Sante and A.G.Ploetz-Verlag，eds.，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änder：“Territorien-Ploetz，”vol.1，Die Territorien bis zum Ende des alten Reiches（Würzburg：A.G.Ploetz，1964），和Gerhard Köbler，Historisches Lexikon der deutschen Länder：Die deutschen Territorien vom Mittelalter bis zur Gegenwart（Munich：C.H.Beck，1988）。关于一部流传广泛的科学地图集，请参阅Manfred Scheuch，Historischer Atlas Deutschland：Vom Frankenreich bis zur Wiedervereinigung（Vienna：C.Brandstatter，1997）。

[4] 中世纪以降，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包括科隆、美因茨和特里尔三地的大主教，波西米亚国王，莱茵王权伯爵，勃兰登堡侯爵，以及萨克森公爵。

[5] 请参阅Hermann Wiesflecker，Maximilian Ⅰ.：Das Reich，Österreich und Europa an der Wende zur Neuzeit，5 vols.（Munich：Oldenbourg，1971-1986），以及Gerhard Benecke，Maximilian Ⅰ.（1459-1519）：An Analytical Biography（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82）。

[6] 较早的文献在一些纪念查理诞生500周年的出版物中得到了总结：Alfred Kohler，Karl Ⅴ.，1500-1558：Eine Biographie（Munich：C.H.Beck，1999）；Kaiser Karl Ⅴ.（1500-1558）：Macht und Ohnmacht Europas，exhibition catalog（Bonn：Kunst-und Ausstellungshall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2000）；以及Hugo Soly and Johan van de Wiele，comps.，Carolus：Charles Quint，1500-1558（Ghent：Snoeck-Ducaju & Zoon，1999）。

[7] Geoffrey Parker，The Dutch Revolt（Harmondsworth，Eng.：Penguin Books，1977）.

[8] Lothar Zögner，Bibliographie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artographie（Munich：Saur，1984）也很有用。

[9] Caspar Gottschling，Versuch von einer Historie der Land-Charten（Halle：Renger，1711）；Johann Gottfried Gregorii，Curieuse Gedancken von den vornehmsten und accuratesten Alt-und Neuen Land Charten nach ihrem ersten Ursprunge，Erfindung，Auctoribus und Sculptoribus，Gebrauch und Nutzen entworffen（Frankfurt：Ritschel，1713）；and Eberhard David Hauber，Versuch einer umständlichen Historie der Land-Charten：Sowohl von denen Land-Charten insgemein，derselben ersten Ursprung，ihrer Beschaffenheit，unterschiedlichen Gattungen…als auch von denen Land-Charten eines jeden Landes insonderheit，deren Gute und Vorzüge（Ulm：Bartholomäi，1724；reprinted Karlsruhe：Fachhochschule Karlsruhe，1988）.

[10] Gottlieb Emanuel von Haller关于地图文献学的主要著作是Verzeichniss derjenigen Landcharten，welche über Helvetien und dessen Theile bis hieher verfertigt worden sind（Bern，1771）；同时，他的六卷本Bibliothek der Schweizer-Geschichte und aller Theile so dahin Bezug haben，systematisch-chronologisch geordnet（Bern，1785-1787）中有很多关于地图的参考文献。这一瑞士传统一直持续到20世纪，见Walter Blumer的Bibliographie der Gesamtkarten der Schweiz von Anfang bis 1802（Bern：Kommis sionsverlag Kümmerly und Frey，1957），以及Franchino Giudicetti，Eine Erganzung der Bibliographie der Gesamtkarten der Schweiz von Mercator bis 1802（Murten：Cartographica Helvetica，1996）中的补充。关于更详细的调查，请参阅Hans-Peter Höhener，“Zur Geschichte der Kartendokumentation in der Schweiz，”in Karten hüten，pp.57-66。

[11] 例如，请参阅Alexander von Humboldt，Examen critique de l'histoire de la géographie du nouveau continent et des progrès de l'astronomie nautique aux quinzième et seizième siècles，5 vols.（Paris：Gide，1836-1839）；Friedrich Kunstmann，Die Entdeckung Amerikas：Nach den ältesten Quellen geschichtlich dargestellt（Munich，1859），附有十三幅重新印刷的地图，以及J.G.Kohl，Die beiden ältesten General karten von Amerika：Ausgeführt in den Jahren 1527 und 1529 auf Befehl Kaiser Karl's V.（Weimar：Geographisches Institut，1860），Diego Ribeiro在魏玛保存的两幅世界地图的一种版本。

[12] Oscar Peschel，Geschichte der Erdkunde bis auf A.v.Humboldt und Carl Ritter（Munich：Cotta，1865）.

[13] 在一些较早的文章的重印本中，给出了很好的调查：Das rechte Fundament der Seefahrt：Deutsche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Navigation，ed.Wolfgang Köberer（Hamburg：Hoffmann und Campe，1982）。

[14] 在西格蒙德·贡特尔广泛但却高质量的著作中，有一批其传记研究，其中包括Peter und Philipp Apian，zwei deutsche Mathematiker und Kartographen：Ein Beitrag zur Gelehrten-Geschichte des 16.Jahrhunderts（Prague，1882）；Martin Behaim（Bamberg：Buchnersche Verlagsbuchhandlung，1890）；Jakob Ziegler，ein bayerischer Geograph und Mathematiker（Ansbach：M.Eichinger，1896）。康拉德·克雷奇默的主要著作有Die Entdeckung Amerikas in ihrer Bedeutung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Weltbildes（Berlin：W.W.Kuhl，1892），附有四十幅重新绘制的地图，以及Die italienischen Portolane des Mittelalters：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Kartographie und Nautik（Berlin：Mittler，1909）。欧根·奥伯胡默撰写了16世纪初期的许多专题，其中——与Franz Ritter von Wieser合作——包括Wolfgang Lazius，Karten der österreichischen Lande und des Königreichs Ungarn aus den Jahren 1545-1563，ed.Eugen Oberhummer and Franz Ritter von Wieser（Innsbruck：Wagner，1906）的基础版本。赫尔曼·瓦格纳是一位特别重要的学术教师。他主要从事数学地图学和航海科学历史领域的研究。威廉·沃尔肯豪尔最重要的著作是其不断修订的通用地图学史，它是首次出现，对德意志有着特殊的关注，见论文“Zeittafel zur Geschichte der Kartographie mit erläuternden Zusätzen und mit Hinweis auf die Quellenlitteratur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ütschlands，”Deutsche Geographische Blatter 16（1893）：319-348，重印于Acta Cartographica 9（1970）：469-498。接踵而来的是一部扩充了的专著版本，Leitfaden zur Geschichte der Kartographie in tabellarischer Darstellung（Breslau：Hirt，1895），以及一系列论文，“Aus der Geschichte der Kartographie，”Deutsche Geographische Blätter 27（1904）：95-116；33（1910）：239-264；34（1911）：120-129；35（1912）：29-47；36（1913）：136-158；and 38（1917）：157-201，重新印刷于Acta Cartographica18（1974）：332-504。

[15] 菲舍尔的第一项伟大成就——与冯威塞尔（von Wieser）合作——是Martin Waldseemüller，Die älteste Karte mit dem Namen Amerika aus dem Jahre 1507 und die Carta Marina aus dem Jahre 1516，ed.Joseph Fischer and Franz Ritter von Wieser（Innsbruck：Wagner，1903；reprinted Amsterdam：Theatrum Orbis Terrarum，1968）的版本。后来，菲舍尔成为托勒密科学研究的耆宿；其巅峰是注释版本，Joseph Fischer，ed.，Claudii Ptolemai Geographiae，Codex Urbinas Graecus 82，2 vols.in 4（Leiden：E.J.Brill and O.Harrassowitz，1932）。

康拉德·米勒是地图史上最早的原始资料编辑之一。他的主要作品是：Die Weltkarte des Castorius，genannt die Peutingersche Tafel（Ravensburg：O.Maier，1887）；Mappaemundi：Die ältesten Weltkarten，6 vols.（Stuttgart：Roth，1895-1898）；Itineraria Romana：Römische Reisenwege an der Hand der Tabula Peutingeriana（Stuttgart：Strecker und Schröder，1916）；以及Mappae arabicae：Arabische Welt-und Landerkarten des 9.-13.Jahrhunderts，6 vols.（Stuttgart，1926-1931）。

[16] 在奥古斯特·沃尔肯豪尔的预备作品中，有“Über die ältesten Reisekarten von Deutschland aus dem Ende des 15.und dem Anfange des 16.Jahrhunderts，”Deutsche Geographische Blätter26（1903）：120-138，重印于Acta Cartographica8（1970）：480-498；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Kartographie und Nautik des 15.bis 17.Jahrhunderts（Munich：Straub，1904），重印于Acta Cartographica13（1972）：392-498；“Seb.Münsters verschollene Karte von Deutschland von 1525，”Globus94（1908）：1—6重印于Acta Cartographica9（1970）：461-468；Sebastian Münsters handschriftliches Kollegienbuch aus den Jahren 1515-1518 und seine Karten（Berlin：Weidmann，1909），重印于Acta Cartographica6（1969）：427-498；“Die Koblenzer Fragmente zweier handschriftlichen Karten von Deutschland aus dem 15.Jahrhundert，”Nachrichten von der Koniglichen Gesellschaft der Wissenschaften zu Göttingen，Philologisch-historische Klasse，1910，17-47，重印于Acta Cartographica12（1971）：472-505。另请参阅Ruthardt Oehme，“August Wolkenhauer：Ein Wegbereiter deutscher kartenhistorischer Forschung，”Kartographische Nachrichten 35（1985）：217-224。

[17] Max Eckert，Die Kartenwissenschaft：Forschungen und Grundlagen zu einer Kartographie als Wissenschaft，2 vols.（Berlin：W.De Gruyter，1921-1925）.另请参阅Wolfgang Scharfe，“Max Eckert's Kartenwissenschaft：The Turning Point in German Cartography，”Imago Mundi38（1986）：61-66。

[18] 例如，请参阅Alfons Heyer，Geschichte der Kartographie Schlesiens bis zur preussischen Besitzergreifung（Breslau：Nischkowsky，1891），重印于Acta Cartographica13（1972）：55-171；Max Gasser，Studien zu Philipp Apians Landesaufnahme（Munich：Straub，1903），重印于Acta Cartographica16（1973）：153-208；Eduard Moritz，Die Entwickelung des Kartenbildes der Nord-und Ostseelander bis auf Mercator（Halle：Kaemmerer，1908；reprinted Amsterdam：Meridian，1967）；Johannes Werner，Die Entwicklung der Kartographie Sudbadens im 16.und 17.Jahrhundert（Karlsruhe，1913）。

[19] Viktor Hantzsch，ed.，Die Landkartenbestände der Königlichen öffentlichen Bibliothek zu Dresden：Nebst Bemerkungen über Einrichtung und Verwaltung von Kartensammlungen（Leipzig：Harrassowitz，1904）.汉奇也是一名重要的学者，请参阅他的Sebastian Münster：Leben，Werk，wissenschaftliche Bedeutung（Leipzig：Teubner，1898；reprinted Nieuwkoop：B.de Graaf，1965），和Die ältesten gedruckten Karten der sächsisch-thüringischen Länder（1550-1593）（Leipzig：Teubner，1905）。

[20] 它催生了一系列的文章：Walther Ruge，“Aelteres kartographisches Material in deutschen Bibliotheken，”Nachrichten von der Königlichen Gesellschaft der Wissenschaften zu Göttingen，philologisch-historische Klasse，1904，1-69；1906，1-39；1911，35-166；1916，Beiheft，1-128；重印于Acta Cartographica 17（1973）：105-472。

[21] Konstantin Cebrian，Geschichte der Kartographie：Ein Beitrag zur Entwicklung des Kartenbildes und Kartenwesens，pt.1，vol.1，Von den ersten Versuchen der Länderabbildung bis auf Marinos und Ptolemaios（Gotha：Perthes，1923）；未有卷帙再行出版。请参阅Wilhelm Bonacker，“Eine unvollendet gebliebene Geschichte der Kartographie von Konstantin Cebrian，”Die Erde3（1951-1952）：44-57。

[22] Leo Bagrow，“A.Ortelii catalogus cartographorum，”Petermanns Mitteilungen，Ergänzungsheft 199（1928）：1-137 and 210（1930）：1-135，重印于Acta Cartographica27（1981）：65-357。列奥·巴格罗的生平和工作在长篇讣告“Leo Bagrow，Historian of Cartography and Founder of Imago Mundi，1881-1957”中得以描述，Imago Mundi14（1959）：5-12；另请参阅J.B.Harley，“The Map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in HC1：1-42，esp.24-26。

[23] 第一期是Leo Bagrow，Geschichte der Kartographie（Berlin：Safari，1951）。一部稍后的译本的再版，History of Cartography，rev.and enl.R.A.Skelton，trans.D.L.Paise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London：C.A.Watts，1964；reprinted and enlarged，Chicago：Precedent Publishing，1985），现在还在市场上出售。

[24] 早期的名字是Coronelli-Weltbund der Globusfreunde。该学会的期刊是Der Globusfreund（1952年），从第42卷（1994年）开始，用德语和英语出版；截至2002年（第49—50卷），英文版以《全球研究》（Globe Studies）标题发行。该协会帮助建立了国家图书馆的全球博物馆（the globe museum in the 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请参阅FranzWawrik and Helga Huhnel，“Das Globenmuseum der Österreichischen Nationalbibliothek，”Der Globusfreund 42（1994）：3-188。2005年，它搬到了自己位于维也纳的大楼。

[25] Lexikonand Ingrid Kretschmer and Johannes Dörflinger，eds.，Atlantes Austriaci：Kommentierter Katalo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tlanten von 1561 bis 1994，2 vols.in 3（Vienna：Böhlau，1995）.另请参阅Ingo Nebehay and Robert Wagner，Bibliographie altösterreichischer Ansichtenwerke aus fünf Jahrhunderten，5 vols.（Graz：Akademische Druck-und Verlagsanstalt，1981-1984，with later supplements）；Franz Wawrik and Elisabeth Zeilinger，eds.，Austria Picta：Österreich auf alten Karten und Ansichten，exhibition catalog（Graz：Akademische Druck-und Verlagsanstalt，1989）；Peter E.Allmayer-Beck，ed.，Modelle der Welt：Erd-und Himmelsgloben（Vienna：Brandstätter，1997）；and Ingrid Kretschmer，Johannes Dörflinger，and Franz Wawrik，eds.，Österreichische kartographie von den Anfängen im 15.Jahrhundert bis zum 21.Jahrhundert（Vienna：Institut für Geographie und Regionalforschung der Universität Wien，2004）。

[26] 格雷纳希尔撰写了大量关于瑞士和德意志南部地图学史的文章；请参阅Arthur Durst撰写的讣告：“Franz Grenacher（1900-1977），”Imago Mundi30（1978）：98-99。

[27] 朗主要研究海洋地图学。请参阅Arend W.Lang，Seekarten der südlichen Nord-und Ostsee：Ihre Entwicklung von den Anfangen bis zum Ende des 18.Jahrhunderts（Hamburg：Deutsches Hydrographisches Institut，1968）；未完成的复写版本，Historisches Seekartenwerk der Deutschen Bucht，vol.1（Neumünster：Wachholtz，1969）；其身后出版的Die“Caerte van Oostlant”des Cornelis Anthonisz.1543：Die älteste gedruckte Seekarte Nordeuropas und ihre Segelanweisung（Hamburg：Ernst Kabel，1986）。另请参阅Lothar Zögner所撰写的讣告：“Arend W.Lang（1909-1981），”Imago Mundi35（1983）：98-99。

[28] 威廉·博纳克撰写了以下参考著作：Das Schrifttum zur Globenkunde（Leiden：Brill，1960）；Kartenmacher aller Länder und Zeiten（Stuttgart：Hiersemann，1966）；在其身后出版的Bibliographie der Straßenkarte（Bonn-Bad Godesberg：Kirschbaum，1973）。另请参阅Karl-Heinz Meine，ed.，Kartengeschichte und Kartenbearbeitung：Festschrift zum 80.Geburtstag von Wilhelm Bonacker（Bad Godesberg：Kirschbaum，1968），以及Karl-Heinz Meine撰写的讣告：“Wilhelm Bonacker，”Imago Mundi 24（1970）：139-144。鲁特哈特·厄梅最重要的作品是Die Geschichte der Kartographie des deutschen Südwestens（Constance：Thorbecke，1961），关于一部完整的文献目录，请参阅Lothar Zogner撰写的讣告：“Ruthardt Oehme（1901-1987），”Imago Mundi 40（1988）：126-129。恩斯特·青纳关于地图学史的论著包括Geschichte und Bibliographie der astronomischen Literatur in Deutschland zur Zeit der Renaissance（Leipzig：Hiersemann，1941）和Deutsche und niederländische astronomische Instrumente des 11.-18.Jahrhunderts，2d ed.（Munich：C.H.Beck，1967）。

[29] 请参阅 http：//ikar.sbb.spk-berlin.de/。

[30] La cartografia dels països de parla alemanya：Alemanya，Àustria i Suissa（Barcelona：Institut Cartografic de Catalunya，1997），撰写者为Wolfgang Scharfe，Ingrid Kretschmer，and Hans-Uli Feldmann；用英语写作。

[31] Dieter Kastner，Die Gocher Landrolle：Ein Landerschließungsprojekt des 14.Jahrhunderts（Kleve：Boss，1988）.

[32] C.Koeman，Geschiedenis van der kartografie van Nederland：Zes eeuwen land-en zeekarten en stadsplattegronden（Alphen aan den Rijn：Canaletto，1983），29；另请参阅H.C.Pouls，De landmeter：Inleiding in de geschiedenis van de Nederlandse landmeetkunde van de Romeinse tot de Franse tijd（Alphen aan den Rijn：Canaletto/Repro-Holland，1997）。

[33] Koeman，Geschiedenis van der kartografie，28-29，and Jozef Bossu，“Pieter van der Beke's Map of Flanders：Before and After，”in Von Flandern zum Niederrhein：Wirtschaft und Kultur überwinden Grenzen，ed.Heike Frosien-Leinz，exhibition catalog（Duisburg：Kultur-und Stadthistorisches Museum，2000），35-40.

[34] Max Kratochwill，“Zur Frage der Echtheit des‘Albertinischen Planes’ von Wien，”Jahrbuch des Vereines für Geschichte der Stadt Wien 29（1973）：7-36，and Reinhard Härtel，“Inhalt und Bedeutung des‘Albertinischen Planes’ von Wien：Ein Beitrag zur Kartographie des Mittelalters，”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s für Österreichische Geschichtsforschung 87（1979）：337-362.另请参阅P.D.A.Harvey，“Local and Regional Cartography in Medieval Europe，”in HC 1：464-501，esp.473-474 and fig.20.8。

[35] Dana Bennett Durand，The Vienna-Klosterneuburg Map Corpu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A Study in the Transition from Medieval to Modern Science（Leiden：E.J.Brill，1952），esp.75.这部书基于杜兰德的博士论文，Harvard University，1934。

[36] Paul Lehmann，Mittelalterliche Bibliothekskataloge Deutschlands und der Schweiz，4 vols.（Munich：C.H.Beck，1918-1962），vol.4，pt.1，120-121.

[37] Helmuth Grössing，Humanistische Naturwissenschaft：Zur Geschichte der Wiener mathematischen Schulen des 15.und 16.Jahrhunderts（Baden-Baden：V.Koerner，1983）.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is found in Günther Hamann and Helmuth Grössing，eds.，Der Weg der Naturwissenschaft von Johannes von Gmunden zu Johannes Kepler（Vienna：Österreich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1988）.

[38] 1423—1438年，申德尔在纽伦堡也是一名活跃的医生和天文学家。请参阅kurt pilz，600 Jahre Astronomie in Nürnberg（Nuremberg：Carl，1977），47-48。

[39] 请参阅Grössing，Humanistische Naturwissenschaft，73-78，and Paul Uiblein，“Johannes von Gmunden：Seine Tätigkeit an der Wiener Universität，”in Der Weg der Naturwissenschaft von Johannes von Gmunden zu Johannes Kepler，ed.Günter Hamann and Helmuth Grössing（Vienna：Österreich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1988），11-64。

[40] 关于Peuerbach，请参阅Grössing，Humanistische Naturwissenschaft，79-107；Friedrich Samhaber，Der Kaiser und sein Astronom：Friedrich Ⅲ.und Georg Aunpekh von Peuerbach（Peuerbach：Stadtgemeinde Peuerbach，1999）；and Friedrich Samhaber，Höhepunkte mittelalterlicher Astronomie：Begleitbuch zur Ausstellung Georg von Peuerbach und die Folgen im Schloss Peuerbach（Peuerbach：Stadtgemeinde Peuerbach，2000）。

[41] Ernst Zinner，Leben und Wirken des Joh.Müller von Königsberg，genannt Regiomontanus，2d ed.（Osnabrück：Zeller，1968）；idem，Regiomontanus：His Life and Work，trans.Ezra Brown（Amsterdam：North-Holland，1990）；Günther Hamann，ed.，Regiomontanus-Studien（Vienna：Österreich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1980）；and the collection of reprints in Felix Schmeidler，ed.，Joannis Regiomontani opera collectanea（Osnabrück：Zeller，1949，1972）.

[42] Pilz，Astronomie in Nürnberg，58-100.

[43] Ernst Glowatzki and Helmut Göttsche，Die Tafeln des Regiomontanus：Ein Jahrhundertwerk（Munich：Institut für Geschichte der Naturwissenschaften，1990）.

[44] Rudolf Mett，“Regiomontanus und die Entdeckungsfahrten im 15.Jahrhundert，”Mitteilungen der Österreichischen Gesellschaft für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13（1993）：157-174.

[45] Angelika Wingen-Trennhaus，“Regiomontanus als Frühdrucker in Nürnberg，”Mitteilungen des Vereins für Geschichte der Stadt Nürnberg 78（1991）：17-87.

[46] 另请参阅本章的第1182页，第73条注释。

[47] Grössing，Humanistische Naturwissenschaft，76-78.

[48] Vienna，Österreichische Staatsbibliothek（Cod.Vind.5266 and Cod.Vind.3162）.

[49] Munich，Staatsbibliothek（Clm 14583），and Durand，Map Corpus，486-501 and pl.ⅩⅩ.

[50] Durand，Map Corpus，174 and pl.ⅩⅨ，and Ernst Bernleithner，“Die Klosterneuburger Fridericuskarte von etwa 1421，”Mitteilungen der Geographischen Gesellschaft Wien 98（1956）：199-203.

[51] 关于新的分析，请参阅Meurer，Germania-Karten，26-29。

[52] Durand，Map Corpus，123-124，and Hugo Hassinger，“Über die Anfänge der Kartographie in Österreich，”Mitteilungen der Geographischen Gesellschaft Wien 91（1949）：7-9.

[53] Wolfgang Kaunzner，“Zum Stand von Astronomie und Naturwissenschaften im Kloster Reichenbach，”in875 Jahre Kloster Reichenbach am Regen，1118-1993（Munich：Johannes von Gott，1993），24-45.

[54] Durand，Map Corpus，44-48，and Pilz，Astronomie in Nürnberg，50-51.

[55] Durand，Map Corpus，128-144 and 346-362.

[56] Durand，Map Corpus，pl.Ⅳ.

[57] Meurer，Germania-Karten，29-32.

[58] 20世纪初，在摩泽尔地区的某个地方，人们发现了特里尔—科布伦茨的残片。在这里讨论和说明的中欧的残片最初是由沃尔肯豪尔在《科布伦茨残片》（Die Koblenzer Fragmente）中所描述的。其他四块残片分别是在特里尔、市图书馆（Stadtbibliothek，Fragmente，Mappe 5）。它们是由杜兰德编辑的，在Map Corpus，145-159 and pls.Ⅷ and Ⅸ中。最近的一项分析，请参阅Meurer，Germania-Karten，33-38。

[59] Vatican City，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Pal.Lat.1362b）.请参阅Konrad Kretschmer，“Eine neue mittelalterliche Weltkarte der vatikanischen Bibliothek，”Zeitschrift der Gesellschaft für Erdkunde zu Berlin 26（1891）：371-406，重印于Acta Cartographica 6（1969）：237-272。1983年，一份复写版出版，Belser AG，Zurich，但从未有所附的文字注释。请参阅Karl-Heinz Meine，“Zur Weltkarte des Andreas Walsperger，Konstanz 1448，”in Kartenhistorisches Colloquium Bayreuth'82，ed.Wolfgang Scharfe，Hans Vollet，and Erwin Herrmann（Berlin：Reimer，1983），17-30。

[60] Durand，Map Corpus，209-213.

[61] 现收藏于the Stiftsbibliothek Zeitz；请参阅Heinrich Winter，“A Circular Map in a Ptolemaic MS，”Imago Mundi 10（1953）：15-22。

[62] Tony Campbell，The Earliest Printed Maps，1472-1500（London：British Library，1987），144-145；Anna-Dorothee von den Brincken，“Universalkartographie und geographische Schulkenntnisse im Inkunabelzeitalter（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s‘Rudimentum noviciorum’und Hartmann Schedels），”in Studien zum städtischen Bildungswesen des späten Mittelalters und der frühen Neuzeit，ed.Bernd Moeller，Hans Patze，and Karl Stackmann（Göttingen：Vandenhoeck und Ruprecht，1983），398-429；and Wesley A.Brown，The World Image Expressed in the Rudimentum novitiorum（Washington，D.C.：Geography and Map Division，Library of Congress，2000）.

[63] Rodney W.Shirley，The Mapping of the World：Early Printed World Maps，1472-1700，4th ed.（Riverside，Conn.：Early World，2001），1-2（no.2）.

[64] Campbell，Earliest Printed Maps，146；Eran Laor，comp.，Maps of the Holy Land：Cartobibliography of Printed Maps，1475-1900（New York：Alan R.Liss；Amsterdam：Meridian，1986），17（no.128）；and Kenneth Nebenzahl，Maps of the Holy Land：Images of Terra Sancta through Two Millennia（New York：Abbeville Press，1986），60-62.

[65] Campbell，Earliest Printed Maps，79-84；Shirley，Mapping of the World，5-8（nos.6-7）；Leo Bagrow，“Rüst's and Sporer's World Maps，”Imago Mundi 7（1950）：32-36；and Klaus Stopp，“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Circular Maps of Hans Rüst and Hans Sporer，”Imago Mundi 18（1964）：81.

[66] Claudius Sieber-Lehmann，“Albrecht von Bonstettens geographische Darstellung der Schweiz von 1479，”Cartographica Helvetica 16（1997）：39-46.

[67] Hugh Wm.Davies，comp.，Bernhard von Breydenbach and His Journey to the Holy Land，1483-1484：A Bibliography（London：J.and J.Leighton，1911）.

[68] Ruthardt Oehme，“Die Palästinakarte aus Bernhard von Breitenbachs Reise in das Heilige Land 1486，”in Aus der Welt des Buches：Festgabe zum 70.Geburtstag von Georg Leyh，dargebracht von Freunden und Fachgenossen（Leipzig：O.Harrassowitz，1950），70-83；Campbell，Earliest Printed Maps，93-95；Laor，Cartobibliography，17（no.129）；and Nebenzahl，Maps of the Holy Land，63-66.

[69] Albert Kapr，Johannes Gutenberg：Persönlichkeit und Leistung（Munich：C.H.Beck，1987），and idem，Johann Gutenberg：The Man and His Invention，trans.Douglas Martin（Aldershot：Scolar Press，1996）.

[70] Campbell，Earliest Printed Maps，108；Shirley，Mapping of the World，1（no.1）；另请参阅David Woodward，“Medieval Mappaemundi，”in HC 1：286-370，esp.301-302。

[71] Campbell，Earliest Printed Maps，135-138；Claudius Ptolemy，Cosmographia（Ulm，1482），带有一份参考书目注释的复写版本是由R.A.Skelton（Amsterdam：Theatrum Orbis Terrarum，1963）制作的；Karl-Heinz Meine，Die Ulmer Geographia des Ptolemäus von 1482：Zur 500.Wiederkehr der ersten Atlasdrucklegung nördlich der Alpen，exhibition catalog（Weissenhorn：A.H.Konrad，1982）。

[72] Campbell，Earliest Printed Maps，135（no.179），and Shirley，Mapping of the World，9-11（no.10）.

[73] Arnold Esch and Doris Esch，“Die Grabplatte Martins V.und andere Importstücke in den römischen Zollregistern der Frührenaissance，”Römisches Jahrbuch für Kunstgeschichte 17（1978）：209-217，quotation on 217.

[74] Ferdinand Geldner复制了原本，见其Die deutschen Inkunabeldrucker：Ein Handbuch der deutschen Buchdrucker des ⅩⅤ.Jahrhunderts nach Druckorten，2 vols.（Stuttgart：Hiersemann，1968-1970），1：171（no.68）。在Zinner，Geschichte und Bibliographie，4-7中，给出了一份现代的摹绘本。另请参阅Campbell，Earliest Printed Maps，215（A6），和Leo Bagrow，“The Maps of Regiomontanus，”Imago Mundi 4（1947）：31-32。

[75] 请参阅Campbell，Earliest Printed Maps，216（B2），来自同一印版的第二个例子，其地址为 http：//www.maphist.nl/ill/1997626.htm。

[76] Geldner，Die deutschen Inkunabeldrucker，2：23.另请参阅Gabriele Paolo Carosi，Da Magonza a Subiaco：L'introduzione della stampa in Italia（Busto Arsizio：Bramante，1982）。

[77] 尼古劳斯·格尔曼努斯的传记写起来有些困难，因为在同一时期，有多个叫尼古劳斯的德意志人活跃于意大利。这些来源的总结被发现于Józef Babicz，“Donnus Nicolaus Germanus—Probleme seiner Biographie und sein Platz in der Rezeption der ptolemäischen Geographie，”in Land-und Seekarten im Mittelalter und in der frähen Neuzeit，ed.C.Koeman（Munich：Kraus International，1980）：9-42；另请参阅Robert W.Karrow，Mapmaker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and Their Maps：Bio-Bibliographies of the Cartographers of Abraham Ortelius，1570（Chicago：Published for the Newberry Library by Speculum Orbis Press，1993），255-265。在Meurer，Germania-Karten，13-14中，给出了一份修订过的传记，使用了德意志本笃会教士Romuald Bauerreis的研究，而被地图史文献所忽视（例如，Romuald Bauerreiß，“War der Kosmograph Nikolaus de‘Donis’ Benediktiner？”Studien und Mitteilungen zur Geschichte des Benediktiner-Ordens und seiner Zweige 55 [1937]：265-273）。

[78] 确定的名字形式，例如“Donis（或‘Donnus’）Nicolaus Germanus”或“Nicolaus Donis”是不合常理的。“Donis”/“donnus”是拉丁文dominus 的缩写，在这一语境中，是一位受任的修士的意思。

[79] 请参阅Romuald Bauerreiß，“Ein Quellenverzeichnis der Schriften Aventins，”Studien und Mitteilungen zur Geschichte des Benediktiner-Ordens und seiner Zweige 50（1932）：54-77 and 315-335，esp.66 n.144。

[80] 这就排除了尼古劳斯·格尔曼努斯是佛罗伦萨印刷商Niccolò Tedesco（Nicolaus Laurentii，Nicolas Diocesis Vratislavienses）的可能以及其西里西亚的血统，后者的作品包括《地理学指南》1482年的佛罗伦萨版。第二种观点是，这个佛罗伦萨的版本并没有遵循尼古劳斯·格尔曼努斯的修订版。

[81] 关于新的总结，请参阅Meurer，Germania-Karten，78-80。

[82] Florence，Biblioteca Nazionale（Cod.Magliab.Lat.CI.ⅩⅢ.16），and Vatican City，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Cod.Vat.Lat.7289）.

[83] “Insularium” 的稿本，只保存在BL（Cod.Add.15750）和Florence，Biblioteca Laurenziana（Plut.ⅩⅩⅨ.Cod.25）。增加了“Supplementum”的稿本，收藏在Chantilly，Bibliothèque du Musée Condé（MS.698/483）和Leiden，Universiteitsbibliotheek（Cod.Voss.Lat.F.23）。带有文本的副本，只保存在Bern，Burgerbibliothek（MS.144/2）。

[84]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Library.于这幅重要地图的详尽的文献，请参阅Ilaria Luzzana Caraci，“Il planisfero di Enrico Martello della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e i fratelli Colombo，”Rivista Geografica Italiana 85（1978）：132-143；Carlos Sanz，“Un mapa del mundo verdaderamente importante en la famosa Universidad de Yale，”Boletín de la Real Sociedad Geográfica 102（1966）：7-46；and Alexander O.Vietor，“A Pre-Columbian Map of the World，circa 1489，”Imago Mundi 17（1963）：95-96。

[85] 在库萨努斯的大量文献中，介绍性作品包括Gerd Heinz-Mohr and Willehad Paul Eckert，eds.，Das Werk des Nicolaus Cusanus：Eine bibliophile Einführung，3d ed.（Cologne：Wienand，1981）；Anton Lubke，Nikolaus von Kues：Kirchenfürst zwischen Mittelalter und Neuzeit（Munich：D.W.Callwey，1968）；Nikolaus Grass，ed.，Cusanus Gedächtnisschrift（Innsbruck：Wagner，1970）；Erich Meuthen，Nikolaus von Kues：Profil einer geschichtlichen Persönlichkeit（Trier：Paulinus，1994）；Karl-Hermann Kandler，Nikolaus von Kues：Denker zwischen Mittelalter und Neuzeit（Göttingen：Vandenhoeck und Ruprecht，1997）；and Klaus Kremer，Nikolaus von Kues（1401-1464）：Einer der größten Deutschen des 15.Jahrhunderts，2d ed.（Trier：Paulinus，2002）。关于英文的总结，请参阅Henry Bett，Nicholas of Cusa（London：Methuen，1932），以及更近期的F.Edward Cranz，Nicholas of Cusa and the Renaissance，ed.Thomas M.Izbicki and Gerald Christianson（Aldershot：Ashgate/Variorum，2000）。特里尔大学（Trier University）的库萨努斯研究所（the Cusanus Institute）编撰了每年出版一期的刊物Mitteilungen und Forschungsbeiträge der Cusanus-Gesellschaft（1961-）。

[86] 库萨努斯在帕多瓦的同学是佛罗伦萨医生和制图师Paolo dal Pozzo Toscanelli，他是哥伦布使用过的一幅现在已经亡佚的地图的作者。这是终其一生的友谊；Toscanelli在库萨努斯临终前照顾了他。

[87] 在 巴塞尔，库萨努斯开始了他与Enea Silvio de’ Piccolomini的终生友谊，后者就是后来的教皇庇护二世（Pius Ⅱ）。

[88] 关于库萨努斯哲学的总体介绍，请参阅Kurt Flasch，Nikolaus von Kues，Geschichte einer Entwicklung：Vorlesungen zur Einführung in seine Philosophie（Frankfurt am Main：V.Klostermann，1998）和Pauline MoffittWatts，Nicolaus Cusanus：A Fifteenth-Century Vision of Man（Leiden：Brill，1982）。在某些领域的标准著作中，有Kurt Flasch，Die Metaphysik des Einen bei Nikolaus von Kues：Problemgeschichtliche Stellung und systematische Bedeutung（Leiden：Brill，1973）；Hermann Schnarr，Modi essendi：Interpretationen zu den Schriften De docta ignorantia，De coniecturis und De venatione sapientiae von Nikolaus von Kues（Münster：Aschendorff，1973）；Paul E.Sigmund，Nicholas of Cusa and Medieval Political Though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和Morimichi Watanabe，The Political Ideas of Nicholas of Cusa（Geneva：Droz，1963）。

[89] Joseph Meurers，“Nikolaus von Kues und die Entwicklung des astronomischen Weltbildes，”Mitteilungen und Forschungsbeiträge der Cusanus-Gesellschaft 4（1964）：395-419，and Kurt Goldammer，“Nicolaus von Cues und die Überwindung des geozentrischen Weltbildes，”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Wissenschaft und Technik 5（1965）：25-41。关于这一问题，库萨努斯还有另外一篇有些神秘而且鲜为人知的论文。它包括了托勒密体系的改进形式，在其中，地球绕着极轴旋转，另外，还绕着赤道轴旋转。

[90] Nicolaus Cusanus，Die mathematischen Schriften，trans.Josepha Hofmann，intro.and notes Joseph Ehrenfried Hofmann（Hamburg：Meiner，1952）；Rudolf Haubst，Nikolaus von Kues und die moderne Wissenschaft（Trier：Paulinus，1963）；Werner Schulze，Zahl，Proportion，Analogie：Eine Untersuchung zur Metaphysik und Wissenschaftshaltung des Nikolaus von Kues（Münster：Aschendorff，1978）；and Fritz Nagel，Nicolaus Cusanus und die Entstehung der exakten Wissenschaften（Münster：Aschendorff，1984）.

[91] Nicolaus Cusanus，Die Kalenderverbesserung：De correctione kalendarii，ed.and trans.Viktor Stegemann and Bernhard Bischoff（Heidelberg：F.H.Kerle，1955）.库萨努斯的提议包括在1439年5月中省略掉7天，并减少月相周期。议会没有通过由此产生的法令。

[92] 这些仪器与库萨努斯图书馆的其余部分，保存在位于库斯的圣灵医院。在纽伦堡，库萨努斯购买了三种仪器：一块黄铜星盘、一架黄道仪以及一架14世纪早期的木制天球仪（直径为27厘米），这是现存的最古老的西方基督教文化的非古董球仪。在库斯的收藏还包括一个黄铜的天球仪（直径16.5厘米），很可能是库萨努斯在意大利获得的。详细的研究，请参阅Johannes Hartmann，Die astronomischen Instrumente des Kardinals Nikolaus Cusanus（Berlin：Weidmann，1919），and Alois Krchnak，“Die Herkunft der astronomischen Handschriften und Instrumente des Nikolaus von Kues，”Mitteilungen und Forschungsbeiträge der Cusanus-Gesellschaft 3（1963）：109-180。

[93] 大约一个世纪后，赫拉尔杜斯·墨卡托使用了这两份手稿。关于托勒密，它似乎是一份《地理学指南》的手稿（没有地图），今天收藏在the Vossius Collection of the Universiteitsbibliotheek in Leiden（Cod.Voss.Lat.57）。请参阅Meurer，Germania-Karten，76 and n.35。

[94] 作者译自Nicolaus Cusanus，Der Laie über Versuche mit der Waage，ed.and trans.Hildegund Menzel-Rogner（Leipzig：Meiner，1942），45。

[95] Meurer，Germania-Karten，6.关于库萨努斯的更早期文献和研究的调查，请参阅Campbell，Earliest Printed Maps，35-55，and Karrow，Mapmaker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129-137。接下来的几乎完全是基于Meurer，Germania-Karten，71-131中的新研究。

[96] 这些包括在托勒密的同时代版本中的《现代地图》之后，在佛兰德、丹麦和意大利增补的部分，以及来自威尼斯大使安布罗西奥·孔塔里尼的一份旅行报告（1473-1477；printed in Venice，1487）的很多波兰和乌克兰的条目。请参阅Karol Buczek，The History of Polish Cartography from the 15th to the 18th Century，trans.Andrzej Potocki（1966；reprinted with new intro.，notes，and bibliography Amsterdam：Meridian，1982），28。

[97] Buczek，Polish Cartography，26.

[98] 第一次尝试对库萨努斯圈子进行研究，是在Erich Meuthen的附录（“Nachrichten uber Familiaren des Nikolaus von Kues”）中找到的，见Erich Meuthen，Die letzten Jahre des Nikolaus von Kues（Cologne：Westdeutscher，1958），307-314。

[99] 这一设计肯定不是由库萨努斯自己画的。证据不多，但包含了重大错误，如将Luneburger Heath（Merica）和Dreieich Forest（Hagen）作为城镇条目。

[100] Meuthen，Die letzten Jahre，308.

[101] 1413年和1421年的文献来源证实了这类地图绘制的存在。请参阅Eckhard Jäger，Prussia-Karten，1542-1810：Geschichte der kartographischen Darstellung Ostpreussens vom 16.bis 19.Jahrhunderts（Weissenhorn：A.H.Konrad，1982），28-34。

[102] Meurer，Germania-Karten，105-106.

[103] Meurer，Germania-Karten，107-111 and 118-120（包括G.A.Remondini在1670年前后再版的1562年Bevtelli图版）。

[104] Meurer，Germania-Karten，115-117.关于最新的副本的详细研究表明，这幅马尔科·贝内文塔诺地图最初是作为罗塞利地图的非常如实的副本二雕刻的。来自贝纳德·瓦波夫斯基的数据对铜版进行了彻底的重新制作，以此补充了其基本修订。

[105] 请参阅Meuthen，Die letzten Jahre。

[106] Campbell，EarliestPrinted Maps，35-55，and Meurer，Germania-Karten，90-105.

[107] 这是唯一的具体的参考资料，表明库萨努斯参与制作了这张地图。

[108] 原始的文本为：“Eystat anno salvtis 1491，xii kalendis avgvsti perfectvm”。在一个多世纪中，其被翻译为“Completed at Eichstätt the 12th day before the Calends of August 1491”。然而，这种翻译需要将“Eichstätt”的位置格=属格形式，这显然是不可辨别的。如果把“Eystat”视作主格，那么译文应该是：“艾希施泰特（主教区的疆域的描绘）完成于1491年8月元日之前的第12天”。这一半完成体包括了用小的大写字母添加到艾希施泰特周围的城镇符号的缩写，例如，her（Herrieden），gvncz（Gunzenhausen），pap（Pappenheim）以及s（Schwabach）。详细的研究，请参阅Meurer，Germania-Karten，97-100。

[109] 前三个版本没有得到现存副本的证实。在慕尼黑的前陆军图书馆（Armeebibliothek），有一份唯一保存下来的版本四的副本，但它在1945年就亡佚了。5个已知的副本都是版本五；关于收藏的地点，请参阅Campbell，Earliest Printed Maps，52，and Meurer，Germania-Karten，103。

[110] 然而，在这一延伸之后，对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描绘——也就是在顶部的六分仪中提到的——也仍然确实。这就为一种理论提供了依据，也就是蹭有一块小的第二铜板，现在已经亡佚了。这样在两图幅上印刷完整的地图将有助于解释在当前印版的下方边界处的神秘字母“P P I”，它是per parallelum incidere的缩写（沿着平行线断开）。

[111] Karrow已经引起了人们对赖歇瑙纹章的雕刻的注意，它可能是用同样的压击造成的（Mapmaker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134）。Reyser参与了这个版本——可能是作为联合出版人——是由一个旅行的人的微缩形象表示的（也就是德语中的Reisender）。

[112] Tilman Falk，Hans Burgkmair：Studien zu Leben und Werk des Augsburger Malers（Munich：Bruckmann，1968）.

[113] 最佳的传记来源是由当时的科隆僧侣Hubert Holthuisen撰写的讣告，发表于Johann Hubert Kessel，Antiquitates Monasterii S.Martini maioris Coloniensis（Cologne：J.M.Heberle，1862），188-189。更多的最近总结，请参阅A.J.van den Hoven van Genderen，“Jan Ruysch（ca.1473-1533），monnik，schilder en ontdekkingsreiziger，”Utrechtse biografieёn（Amsterdam：Boom，1994-），5：161-166，and Peter H.Meurer，“Der Maler and Kartograph Johann Ruysch（1533），”Geschichte in Köln 49（2002）：85-104。

[114] Klara H.Broekhuijsen and Anne S.Korteweg，“Twee boekverluchters uit de Noordelijke Nederlanden in Duitsland，”in Annus quadriga mundi：Opstellen over Middeleeuwse Kunst Opgedragen aan Prof.Dr.Anna C.Esmeijer，ed.J.B.Bedaux（Zutphen：Walburg Pers，1989），49-76.

[115] Bram Kempers，“Een pauselijke opdracht：Het proto-museum van Julius Ⅱ op de derde verdieping van het Vaticaans paleis，”in Kunstenaars en opdrachtgevers，ed.Harald Hendrix and Jeroen Stumpel（Amsterdam：Amsterdam Úniversity Press，1996），7-48.

[116] Shirley，Mapping of the World，25-27（no.25），and Carlos Sanz，Bibliotheca Americana vetustissima：Últimas adiciones，2 vols.（Madrid：V.Suarez，1960），2：655-671.

[117] James Alexander Williamson，The Cabot Voyages and Bristol Discovery under Henry Ⅶ（Cambridge：Published for the Hakluyt Society a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2）.

[118] 这份报告由Holthuisen撰写，见Kessel，Antiquitates，188-189，截至目前，葡萄牙方面的信息来源尚未对此报告进行证实。

[119] Christoph Schöner，Mathematik und Astronomie an der Universität Ingolstadt im 15.und 16.Jahrhundert（Berlin：Duncker und Humblot，1994）.

[120] Conrad Celtis，Selections，ed.and trans.and with commentary by Leonard Wilson Forst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48），and Lewis William Spitz，Conrad Celtis，the German Arch-Humanis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7）.

[121] Conrad Celtis，Oratio in gymnasio in Ingelstadio publice recitata cum carminibus ad orationem pertinentibus，ed.Hans Rupprich（Leizpzig：Teubner，1932），and idem，Selections，36-65.

[122] Paul Joachimsen，Geschichtsauffassung und Geschichtschreibung in Deutschland unter dem Einfluss des Humanismus（Leipzig：Teubner，1910；reprinted Aalen：Scientia，1968），155-195，and Meurer，Germania-Karten，39-44.

[123] 现代版本，请参阅Conrad Celtis，Quattuor libri Amorum secundum quattuor latera Germaniae：Germania generalis，ed.Felicitas Pindter（Leipzig：Teubner，1934）；Albert Werminghoff，Conrad Celtis und sein Buch über Nürnberg（Freiburg：Boltze，1921）；and Oswald Dreyer-Eimbcke，“Conrad Celtis：Humanist，Poet and Cosmographer，”Map Collector 74（1996）：18-21。

[124] Erich König，Peutingerstudien（Freiburg：Herder，1914），and Heinrich Lutz，Conrad Peutinger：Beiträge zu einer politischen Biographie（Augsburg：Die Brigg，1958）.

[125] Tibor Klaniczay，“Celtis und die Sodalitas litteraria per Germaniam，”in Respublica Guelpherbytana：Wolfenbütteler Beiträge zur Renaissance-und Barockforschung，Festschrift für Paul Raabe，ed.August Buck and Martin Bircher（Amsterdam：Rodopi，1987），79-105.

[126] Johannes Cochlaeus，Brevis Germanie descriptio（1512），mit der Deutschlandkarte des Erhard Etzlaub von 1512，ed.，trans.，and with commentary by Karl Langosch（Darmstadt：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1960）.

[127] 请参阅本章p1211，第249条注释。

[128] Grössing，Humanistische Naturwissenschaft，170-174，and Helmuth Grössing，“Johannes Stabius：Ein Oberösterreicher im Kreis der Humanisten um Kaiser Maximilian Ⅰ.，”Mitteilungen des Oberösterreichischen Landesarchivs，9（1968）：239-264.

[129] Grössing，Humanistische Naturwissenschaft，181-185；Franz Stuhlhofer，“Georg Tannstetter（Collimitus）：Astronom，Astrologe und Leibarzt bei Maximilian Ⅰ.und Ferdinand Ⅰ.，”Jahrbuch des Vereins für Geschichte der Stadt Wien 37（1981）：7-49；and idem，Humanismus zwischen Hof und Universität：Georg Tannstetter（Collimitus）und sein wissenschaftliches Umfeld im Wien des frühen 16.Jahrhunderts（Vienna：WUV，1996）.

[130] Walter M.Brod，“Frankens älteste Landkarte，ein Werk Sebastians von Rotenhan，”Mainfränkisches Jahrbuch für Geschichte und Kunst 11（1959）：121-142；idem，“Opera geographica Sebastiani a Rotenhan，”Berichte zur deutschen Landeskunde 28（1962）：95-122；and Karrow，Mapmaker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453-456.

[131] Grössing，Humanistische Naturwissenschaft，145-170；总体的概述，请参阅Kurt Mühlberger，“Die Universität Wien in der Zeit des Renaissance-Humanismus und der Reformation，”Mitteilungen der Österreichischen Gesellschaft für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15（1995）：13-42。

[132] Hans Ankwicz-Kleehoven，Der Wiener Humanist Johannes Cuspinian，Gelehrter und Diplomat zur Zeit Kaiser Maximilians Ⅰ.（Graz：H.Böhlau S.Nachf.，1959），and Karrow，Mapmaker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138-141.

[133] 这一时期，只有两名学生与地图学历史有关。1499年，帝国外交家西吉斯蒙德·冯·赫伯斯坦（Sigismund von Herberstein）被录取，他是一幅有影响力的俄罗斯地图（1546）的作者；1501年，瑞士语言学家和地理学家约阿希姆·瓦迪亚努斯（Joachim Vadianus）注册。

[134] 1549年，朔伊贝尔成为蒂宾根的数学教授。他的作品中有一部很有影响力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版本（1550年，第一次发表于奥格斯堡）；请参阅Ulrich Reich，“Johann Scheubel（1494-1570）：Geometer，Algebraiker und Kartograph，”in Der“mathematicus”：Zur Entwicklung und Bedeutung einer neuen Berufsgruppe in der Zeit Gerhard Mercators，ed.Irmgard Hantsche（Bochum：Brockmeyer，1996），151-182。

[135] 洪特在维也纳学习到1525年，之后，他在英戈尔施塔特、克拉科夫和巴塞尔学习。他回到了位于特兰西瓦尼亚（在今天罗马尼亚）的布拉索夫（Braᶊov），在那里，他担任了教师、改革家、印刷工和法学家。请参阅Gernot Nussbächer，Johannes Honterus：Sein Leben und Werk im Bild，3d ed.（Bucharest：Kriterion，1978），and Gerhard Engelmann，Johannes Honter als Geograph（Cologne：Böhlau，1982）。关于特兰西瓦尼亚地图的详细分析，请参阅Hans Meschendorfer and Otto Mittelstrass，Siebenburgen auf alten Karten：Lazarus Tannstetter 1528，Johannes Honterus 1532，Wolfgang Lazius 1552/1556（Gundelsheim：Arbeitskreis für Siebenbürgische Landeskunde Heidelberg，1996）。关于《宇宙学基础》的版本和地图，Meurer，Germania-Karten，209-216，and Karrow，Mapmaker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302-315。另请参阅本卷第61章。

[136] Karrow，Mapmaker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447-448。Europa Regina 地图的插绘和描述见H.A.M.van der Heijden in De oudste gedrukte kaarten van Europa（Alphen aan den Rijn：Canaletto，1992），118-135。

[137] Karrow，Mapmaker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294-301.

[138] Karrow，Mapmaker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457-463.

[139] 关于法布里修斯，我们没有详细的研究。关于总结，请参阅Peter H.Meurer，Fontes cartographici Orteliani：Das“Theatrum orbis terrarum”von Abraham Ortelius und seine Kartenquellen（Weinheim：VCH，Acta Humaniora，1991），142-143。

[140] Lazius，Karten der österreichischen Lande；Hans Kinzl，“Das kartographische und historische Werk des Wolfgang Lazius über die osterreichischen Lande des 16.Jahrhunderts，”Mitteilungen der Österreichischen Geographischen Gesellschaft 116（1974）：194-201；and Karrow，Mapmaker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334-343.

[141] 这一作品的历史是复杂的。据一份二手资料来源报告，1545年，一幅洛奇乌什的奥地利和斯提里亚地图出版于纽伦堡。其他的消息来源提到了一幅奥地利地图，于同年在维也纳印刷。后者的残片可能是BNF的3份地图图幅；简短的描述，请参阅Marcel Destombes，“Cartes，globes et instruments scientifiques allemands du ⅩⅥe sieclè à la Bibliotheque Nationale de Paris，”in Land-und Seekarten im Mittelalter und in der frühen Neuzeit，ed.C.Koeman（Munich：Kraus International，1980），43-68，esp.50-51（no.26 and pls.5-7）。1620年，他去世之后，出生于奥地利的数学家Matthias Bernegger在斯特拉斯堡编辑了一份后来的版本（Austriae Chorographia autore Wolfg.Lazio，3 sheets）；副本保存在BL和Karlsruhe，Badische Landesbibliothek中。

[142] 详细的研究，见Florio Banfi in“Maps of Wolfgang Lazius in the Tall Tree Library in Jenkintown，”Imago Mundi 15（1960）：52-65。

[143] 请参阅图61.13。

[144] Wolfgang Lazius，Austria，Vienna 1561，facsimile edition，intro.Ernst Bernleithner（Amsterdam：Theatrum Orbis Terrarum，1972）.

[145] 总体的概述，请参阅Gothic and Renaissance Art in Nuremberg，1300-1550，exhibition catalog（Munich：Prestel，1986）。1575年，在附近的阿尔特多夫（Altdorf），纽伦堡的贵族阶级创建了schola nobilis。在1578年，它变成一所学院；只有在1623年，成为一所大学。

[146] 基本的作品是Pilz，Astronomie in Nürnberg。另请参阅Fritz Schnelbögl，Dokumente zur Nürnberger Kartographie，exhibition catalog（Nuremberg：Stadtbibliothek，1966）。

[147] 关于有注释的重印本，请参阅Josef Fischer，ed.，Der“Deutsche Ptolemäus”aus dem Ende des ⅩⅤ.Jahrhunderts（um 1490）（Strasbourg：Heitz，1910）。关于日期的讨论，见Walther Matthey，“Wurde der‘Deutsche Ptolemäus’ vor 1492 gedruckt？”Gutenberg Jahrbuch 36（1961）：77-87。

[148] Figure 9.8；Campbell，Earliest Printed Maps，139-141；Shirley，Mapping of the World，Ⅻ and 14（no.16）；and Erwin Rosenthal，“The German Ptolemy and Its World Map，”Bulletin of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48（1944）：135-147.

[149] Pilz，Astronomie in Nürnberg，132-144，and Siegmund Günther，“Johann Werner aus Nürnberg und seine Beziehungen zur mathematischen und physischen Erdkunde，”in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mathematischen und physikalischen Geographie（Halle：L.Nebert，1879），277-332.

[150] 关于皮克海默的标准著作，是Willehad Paul Eckert and Christoph von Imhoff，Willibald Pirckheimer，Dürers Freund：Im Spiegel seines Lebens，seiner Werke und seiner Umwelt，2d ed.（Cologne：Wienand，1982）。另请参阅Max Weyrauther，Konrad Peutinger und Wilibald Pirckheimer in ihren Beziehungen zur Geographie（Munich：T.Ackermann，1907）。

[151] 所有的文献都被Focus Behaim Globus，2 vols.（Nuremberg：Germanisches Nationalmuseum，1992）所取代。另请参阅Ernest George Ravenstein，Martin Behaim：His Life and His Globe（London：George Philip and Son，1908）。

[152] 波 西米亚球仪今天保存在Nuremberg，Germanisches Nationalmuseum（直径51厘米）；请参阅图。关于地球仪的复杂的物理构造——由不同层次的皮革、亚麻层压板、羊皮纸和纸组成——请参阅Bernd Hering，“Zur Herstellungstechnik de Globus”，关于Glockendon，请参阅Ursula Timann，“Der Illuminist Georg Glockendon，Bemaler des Behaim-Globus，”both in Focus Behaim Globus，2 vols.（Nuremberg：Germanisches Nationalmuseum，1992），1：289-300 and 1：273-278。一些关于15世纪早期球仪的线索，见Philine Helas in“‘Mundus in rotundo et pulcherrime depictus：Nunquam sistens sed continuo volvens’：Ephemere Globen in den Festinszenierungen des italienischen Quattrocento，”Der Globusfreund 45-46（1998）：155-175。

[153] Elisabeth Rücker，Die Schedelsche Weltchronik：Das größte Buchunternehmen der Dürer-Zeit（Munich：Prestel，1973），with a much enlarged edition under the same title（Munich：Prestel，1988），and Adrian Wilson，The Making of the Nuremberg Chronicle（Amsterdam：Israel，1976）.

[154] 关于他们的注释的版本，请参阅Werner Kreuer，ed.，Imago civitatis：Stadtbildsprache des Spätmittelalters（Essen，1993）。

[155] 请参阅Campbell，Earliest Printed Maps，152-159（nos.219-220）；Shirley，Mapping of the World，8 and 18-19（nos.8 and 19）；and Meurer，Germania-Karten，107-111。

[156] Pilz，Astronomie in Nürnberg，102-103；在Béatrice Hernad，Die Graphiksammlung des Humanisten Hartmann Schedel，exhibition catalog（Münich：Prestel，1990）中，其所涵盖的内容远远超出了标题所表示的。

[157] Pilz，Astronomie in Nürnberg，111-113，and Ernst Philip Goldschmidt，Hieronymus Münzer und seine Bibliothek（London：Warburg Institute，1938）.

[158] 雄 斯佩格版本在几篇文章中得到了谈论，见Stephan Füssel，ed.，500 Jahre Schedelsche Weltchronik（Nuremberg：Carl，1994）。另请参阅Campbell，Earliest Printed Maps，154-156（nos.221-222），and Meurer，Germania-Karten，112-114。

[159] 请参阅Campbell，Earliest Printed Maps，56-69；Meurer，Germania-Karten，133-229；Fritz Schnelbögl，“Life and Work of the Nuremberg Cartographer Erhard Etzlaub（1532），”Imago Mundi 20（1966）：11-26；and Herbert Kruger，“Des Nürnberger Meisters Erhard Etzlaub älteste Straßenkarten von Deutschland，”Jahrbuch für fränkische Landesforschung 18（1958）：1-286 and 379-407。

[160] 太阳罗盘（在拉丁语中，作horologium）是一个日晷和一个普通磁罗盘的结合。1513年由埃茨劳布制作的日晷，其盖子上面有一幅欧洲和非洲的地图，图中有越来越大的纬度分区，就像1569年墨卡托投影一样。要解释这种伪预期和它的数学基础，请参阅Wilhelm Krücken，“Wissenschaftsgeschichtliche und-theoretische Überlegungen zur Entstehung der Mercator-Weltkarte 1569 ad usum navigantium，”Duisburger Forschungen 41（1994）：1-92，esp.22-24。

[161] Campbell，Earliest Printed Maps，56-58.

[162] Alfred Höhn，“Franken in der Nürnberg-Karte Etzlaubs von 1492 und die Daten des Codex Latinus Monacensis 14583，”Speculum Orbis 3（1987）：2-8.

[163] Campbell，Earliest Printed Maps，59-69（描述了可能同时使用的两种不同的木刻版）；Meurer，Germania-Karten，143-147；Herbert Krüger，“Erhard Etzlaub's Romweg Map and Its Dating in the Holy Year of 1500，”Imago Mundi 8（1951）：17-26。

[164] Meurer，Germania-Karten，148-150.

[165] 我怀疑Brigitte Englisch在“Erhard Etzlaub's Projection and Methods of Mapping，”Imago Mundi 48（1996）：103-123中的断言。她的重建结果导致在一个非等距的投影上，有一个变化的比例尺，这对路线图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166] Meurer，Germania-Karten，144 and 149（figs.2-7 and 2-9）；另请参阅Catherine Delano-Smith，“Cartographic Signs on European Maps and Their Explanation before 1700，”Imago Mundi 37（1985）：9-29。

[167] Meurer，Germania-Karten，163-166.

[168] Pilz，Astronomie in Nürnberg，132-144.

[169] Deborah Jean Warner，The Sky Explored：Celestial Cartography，1500-1800（New York：Alan R.Liss，1979），71-75.

[170] W.Voss，“Eine Himmelskarte vom Jahre 1503 mit den Wahrzeichen des Wiener Poetenkollegiums als Vorlage Albrecht Dürers，”Jahrbuch der Preussischen Kunstsammlungen 64（1943）：89-150.海因福格尔的两幅画作收藏在Germanisches Nationalmuseum，Nuremberg（Hz.5576）.On Heinfogel，请参阅Pilz，Astronomie in Nürnberg，148-155。

[171] Figure 10.3；Shirley，Mapping of the World，44-45（no.39）；Gunther Hamann，“Die Stabius-Dürer-Karte von 1515，”Kartographische Nachrichten 21（1971）：212-223；and idem，“Der Behaim-Globus als Vorbild der Stabius-Dürer-Karte von 1515，”Der Globusfreund 25-27（1978）：135-147.三幅丢勒地图的木刻版全部收藏在Vienna，Graphische Sammlung Albertina。

[172] John Parr Snyder，Flattening the Earth：Two Thousand Years of Map Projections（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93），33-38，and George Kish，“The Cosmographic Heart：Cordiform Maps of the 16th Century，”Imago Mundi 19（1965）：13-21.

[173] 为了将这些心形的地图与相似的托勒密的二次投影区分开来，请注意，在Stab-Werner的投影中，子午线在两极相交。

[174] 例如，Shirley，Mapping of the World，51-53，68-69，72-73，93-95，97-98，114-119，123 and 126，and 129-133（nos.45，63，66，82，86，101-103，108，and 114）。

[175] Pilz，Astronomie in Nürnberg，177-193，and Norbert Holst，Mundus，Mirabilia，Mentalität：Weltbild und Quellen des Kartographen Johannes Schöner（Frankfurt/Öder：Scripvaz，1999）.另请参阅本卷第6章，尤其是图6.6。

[176] 关 于半推测地将未署名的球仪的著作权归于舍纳的总结，请参阅“Schöner，Johannes，”in Lexikon，2：711-712。

[177] Pilz，Astronomie in Nürnberg，169-176，and Hans Gunther Klemm，Georg Hartmann aus Eggolsheim（1489-1564）：Leben und Werk eines fränkischen Mathematikers und Ingenieurs（Forchheim：Ehrenburg-Gymnasium，1990）.

[178] Shirley，Mapping of the World，79-82（nos.71 and 72）.

[179] Meurer，Germania-Karten，50（fig.0-28）and 51，and Karel Kuchař，Early Maps of Bohemia，Moravia and Silesia，trans.Zdeněk Š afařík（Prague：Ústřední Správa Geodézie a Kartografie，1961），11-15.

[180] 波西米亚兄弟会和圣杯派的宗教改革前教派是胡斯派的不同分支，胡斯派是扬·胡斯（Jan Hus）的追随者，而胡斯则是在1415年被康斯坦茨大公会议（Council of Constance）烧死在火刑柱上。

[181] 例如，请参阅Seymour Ⅰ.Schwartz and Ralph E.Ehrenberg，The Mapping of America（New York：Abrams，1980），36-38 and pl.11，和Barbara Mundy，“Mesoamerican Cartography，”in HC 2.3：183-256，esp.194-195 and fig.5.7。

[182] 为庆祝阿庇安诞辰五百周年而编撰了选集：Karl Röttel，ed.，Peter Apian：Astronomie，Kosmographie und Mathematik am Beginn der Neuzeit（Buxheim：Polygon，1995）。Günther，Peter und Philipp Apian，and Fernand van Ortroy，Bibliographie de l’oeuvre de Pierre Apian（1902；reprinted Amsterdam：Meridian，1963）仍然有用。另请参阅Karrow，Mapmaker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49-63。

[183] 在16世纪，大约有30部关于宇宙志的论著。后来的版本主要是基于鲁汶数学家杰玛·弗里西斯（Gemma Frisius）的大幅修订和增补版本，这一版本于1529年在安特卫普首次出版。

[184] Eberhard Dünninger，Johannes Aventinus，Leben und Werk des bayerischen Geschichtsschreibers（Rosenheim：Rosenheimer Verlagshaus，1977），and Karrow，Mapmaker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71-77.

[185] Rüdiger Finsterwalder，“Die Genauigkeit der Kartierung Bayerns zur Zeit von Peter Apian（1495-1522），”in Peter Apian：Astronomie，Kosmographie und Mathematik am Beginn der Neuzeit，ed.Karl Rottel（Buxheim：Polygon，1995），161-168，esp.163，and Hans Wolff，ed.，Cartographia Bavariae：Bayern im Bild der Karte，exhibition catalog（Weisenhorn：A.H.Konrad，1988），32-38.

[186] 关于阿庇安在英戈尔施塔特的工作，请参阅Schöner，Mathematik und Astronomie，358-426。

[187] 关于其绘制者与日期的新讨论，请参阅Rüdiger Finsterwalder，“Peter Apian als Autor der sogenannten‘Ingolstädter Globusstreifen’？”Der Globusfreund 45-46（1998）：177-186。

[188] [Leo Bagrow]，“Old Inventories of Maps，”Imago Mundi 5（1948）：18-20；E.H.Waterbolk，“Viglius of Aytta，Sixteenth Century Map Collector，”Imago Mundi 29（1979）：45-48；and Meurer，Germania-Karten，278.

[189] 关于重印本，请参阅Peter Apian，Instrument Buch，附有Jürgen Hamel所撰写后记（Leipzig：ZA-Reprint，1990）。

[190] Paul Kunitzsch，“Peter Apian and‘Azophi’：Arabic Constellations in Renaissance Astronomy，”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Astronomy 18（1987）：117-124.

[191] 关于附有Diedrich Wattenberg注释的1540年英戈尔施塔特版本的复写本，请参阅Peter Apianus und sein Astronomicum Caesareum = Peter Apianus and His Astronomicum Caesareum（Leipzig：Edition Leipzig，1967）。另请参阅Owen Gingerich，“Apianus's Astronomicum Caesareum and Its Leipzig Facsimile，”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Astronomy 2（1971）：168-177，and idem，“A Survey of Apian's Astronomicum Caesareum，”in Peter Apian：Astronomie，Kosmographie und Mathematik am Beginn der Neuzeit，ed.Karl Rottel（Buxheim：Polygon，1995），113-122。

[192] Durand，Map Corpus，49-50，106-123，and pls.Ⅰ-Ⅲ。另请参阅Richard Uhden，“An Equidistant and a Trapezoidal Projection of the Early Fifteenth Century，”Imago Mundi 2（1937）：8。

[193] 1496—1497年的拉丁文原本保存在Vienna，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一份德文版本收藏在Zurich，Zentralbibliothek。请参阅Heinz Balmer，“Konrad Türst und seine Karte der Schweiz，”Gesnerus 29（1972）：79-102；Eduard Imhof，Die ältesten Schweizerkarten（Zurich：Füssli，1939），6-14；and Theophil Ischer，Die ältesten Karten der Eidgenossenschaft（Bern：Schweizer Bibliophilen Gesellschaft，1945），33-94。一份重印本则请参阅Georges Grosjean and Madlena Cavelti [Hammer]，500 Jahre Schweizer Landkarten（Zurich：Orell Füssli，1971），pl.1，and P.D.A.Harvey，The History of Topographical Maps：Symbols，Pictures and Surveys（London：Thames and Hudson，1980），150-152。

[194] 木刻本，六图幅（51×112厘米）；Wilhelm Bonacker，“Die sogenannte Bodenseekarte des Meisters PW bzw.PPW vom Jahre 1505，”Die Erde 6（1954）：1-29，and Harvey，Topographical Maps，98-101。

[195] Eckert and Imhoff，Pirckheimer，138-172.

[196] Gustav Münzel，Der Kartäuserprior Gregor Reisch und die Margarita philosophica（Freiburg im Br.：Waibel，1938），reprinted from Zeitschrift des Freiburger Geschichtsvereins 48（1937）；Karl Hoheisel，“Gregorius Reisch（ca.1470-1479.Mai 1525），”in Wandlungen，59-67；and Lucia Andreini，Gregor Reisch e la sua“Margarita philosophica”（Salzburg：Institut fur Anglistik und Amerikanistik，Universität Salzburg，1997）.

[197] Robert Srbik，Maximilian Ⅰ.und Gregor Reisch，ed.Alphons Lhotsky（Vienna，1961）.

[198] Robert Srbik，“Die Margarita philosophica des Gregor Reisch（1525）：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Naturwissenschaften in Deutschland，”Denkschriften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Wien，mathematisch-naturwissenschaftliche Klasse 104（1941）：83-206，and John Ferguson，“The Margarita philosophica of Gregorius Reisch：A Bibliography，”Library，4th ser.，10（1930）：194-216。这本书可以在1517年的巴塞尔重印本中看到：Gregor Reisch，Margarita philosophica（Düsseldorf：Stern，1973）。

[199] Shirley，Mapping of the World，20-22（nos.22 and 23）.

[200] Shirley，Mapping of the World，40 and 42，44 and 46（nos.36 and 40）.

[201] 请参阅Günther Oestmann，with contributions by Elly Dekker and Peter Schiller，Schicksalsdeutung und Astronomie：Der Himmelsglobus des Johannes Stoeffler von 1493，exhibition catalog（Stuttgart：Wurttembergisches Landesmuseum，1993），and Karl Hoheisel，“Johannes Stöffler（1452-1531）als Geograph，”in Wandlungen，69-82。

[202] Nuremberg，Germanisches Nationalmuseum（直径49厘米）。

[203] Tübingen，Universitätsbibliothek（Mc 28）；手稿仍然没有编辑。Ivan Kupčík，“Unbekannte Pilgerrouten-Karte aus der Universitätsbibliothek Tübingen，”Cartographica Helvetica 9（1994）：39.

[204] Karrow，Mapmaker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316.这幅地图没有任何副本保存下来，但在BL发现了一幅绘本地图，可供重新构建；请参阅Peter H.Meurer，“Op het spoor van de kaart der Nederlanden van Jan van Hoirne，”Caert-Thresoor 21（2002）：33-40，and figure 54.8 in this volume。

[205] 图45.10和Karrow，Mapmaker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42-48；详细的研究，请参阅Lang，Die“Caerte van Oostlant.”关于类似的现象，请参阅Arend W.Lang，“Traces of Lost European Sea Charts of the 15th Century，”Imago Mundi 12（1955）：31-44。

[206] 关于作者，请参阅Norbert Lieb，Jörg Seld，Goldschmied und Bürger von Augsburg：Ein Meisterleben im Abend des Mittelalters（Munich：Schnell und Steiner，1947）。

[207] 木刻版，9块印板（39×350厘米）。关于一个版本，请参阅Max Geisberg and Egid Beitz，Anton Woensam，Ansicht der Stadt Koln，1531（Munich：Hugo Schmidt，1929）；Wolfgang Braunfels做出了一份精彩的分析，请参阅“Anton Woensams Kölnprospekt von 1531 in der Geschichte des Sehens，”Wallraf-Richartz-Jahrbuch 22（1960）：115-136。

[208] M.d'Avezac，Martin Hylacomylus Waltzemüller，ses ouvrages et ses collaborateurs：Voyage d'exploration et de découvertes à travers quelques épîtres dédicatoires，préfaces et opuscules en prose et en vers du commencement du ⅩⅥe siècle（Paris：Challamel Aine，1867；reprinted Amsterdam：Meridian，1980）仍是经典。新的著作有Hans Wolff，ed.，America：Das fruhe Bild der Neuen Welt（Munich：Prestel，1992），in English，America：Early Maps of the New World。另请参阅Karrow，Mapmaker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568-583。

[209] G.Save，“Vautrin Lud et le Gymnase vosgien，”Bulletin de la Sociétè philomatique vosgienne 15（1889-1890）：253-298.

[210] C.Schmidt，“Mathias Ringmann（Philesius），humaniste alsacien et lorrain，”Mémoires de la Sociétè d'Archeologiè Lorraine，3d ser.，3（1875）：165-233.

[211] Vniversalis cosmographia secundum Ptholomaei traditionem et Americi Vespucii aliorumque lustrationes，木刻版，带有用凸版印刷的全部铭文和地名，印刷在12页上（总尺寸：128×233厘米）；请参阅Shirley，Mapping of the World，28-31（no.26）。唯一一部副本收藏在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基本的版本见Fischer and von Wieser，Die älteste Karte mit dem Namen Amerika。关于印刷的研究，请参阅Elizabeth M.Harris，“The Waldseemüller World Map：A Typographic Appraisal，”Imago Mundi 37（1985）：30-53。

[212] 木刻版，一架十二条贴面条带（约18×34.5厘米）。请参阅Shirley，Mapping of the World，28-29（no.27）。副本收藏在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James Ford Bell Collection，and Munich，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第三部副本最近发现于Offenburg，Stadtbibliothek；第四部是2005年在拍卖会上售出的。

[213] 完整的标题是Cosmographiae introdvctio，cvm qvibvsdam geometriae ac astronomiae principiis ad eam rem necessariis：Insuper quatuor Americi Vespucii nauigationes.Uniuersalis cosmographi[ae] descriptio tam in solido q[uam] plano eis etiam insertis qu[ae] Ptholom[ae]o ignota a nuperis reperta sunt.。原始版本献给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由林格曼和瓦尔德泽米勒署名。在大约1517年之前，至少有6种发行物出现。关于带有英文译文的复写本，请参阅The Cosmographiœ Introductio of Martin Waldseemüller in Facsimile，ed.Charles George Herbermann（1907；reprinted Freeport，N.Y.：Books for Libraries，1969）。

[214] Walter Lud [Gualterius Ludd]，Speculi orbis succinctissima sed neque poenitenda，neque inelegans declaratio et canon（Strasbourg：Johannes Grüninger，1507）；请参阅d'Avezac，Waltzemuller，60-67。这件仪器没有保留下来；很明显，它是一种星盘，印在纸上，在其中一个鼓膜上有一幅世界地图。

[215] Franz Laubenberger，“Ringmann oder Waldseemüller？Eine kritische Untersuchung über den Urheber des Namens Amerika，”Erdkunde 13（1959）：163-179.

[216] Albert Ronsin，“L'imprimerie humaniste à Saint-Dié au ⅩⅥe siècle，”in Refugium animae bibliotheca：Festschrift für Albert Kolb，ed.Emile van der Vekene（Wiesbaden：Guido Pressler，1969），382-425.

[217] 关于他相当复杂的贡献的最新总结，请参阅Meurer，Germania-Karten，152-153 and 160。

[218] 关于格拉夫，请参阅Frank Hieronymus，Basler Buchillustration，1500-1545，exhibition catalog（Basel：Universitätsbibliothek，1984），571-583；关于格吕宁格尔，请参阅Peter Amelung，“Grüninger，Johannes，”in Lexikon des gesamten Buchwesens，2d ed.，ed.Severin Corsten，Gunther Pflug，and Friedrich Adolf Schmidt-Künsemüller（Stuttgart：Hiersemann，1985-），3：288-289。

[219] Edward Luther Stevenson，“Martin Waldseemüller and the Early Lusitano-Germanic Cartography of the New World，”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36（1904）：193-215；重印于Acta Cartographica 15（1972）：315-337。

[220] Albert Ronsin，Découverte et baptême de l'Amérique（Montreal：Le Pape，1979），126-189.

[221] 例如，请参阅彼得·阿庇安绘制的1520年世界地图，该图清晰地使用了亚美利加作为整块大陆的名称；Shirley，Mapping of the World，51-53（no.45）。

[222] 用活版印刷的木刻版画和命名，印在12张图幅上（总尺寸约133×248厘米）；请参阅Shirley，Mapping of the World，46-49（no.42）。唯一的副本现在华盛顿特区的国会图书馆里。请参阅Fischer and von Wieser，Die älteste Karte mit dem Namen Amerika。

[223] Hildegard Binder Johnson，Carta Marina：World Geography in Strassburg，1525（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63）.

[224] 后来的《哲学之珠》的版本包含了一个新的世界地图，它是从瓦尔德泽米勒的作品中衍生而来的，以及一篇关于多位测量仪的描述；请参阅Shirley，Mapping of the World，21，40，and 42（no.36），and Karrow，Mapmaker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573。

[225] 最初的1511年版（Strasbourg：Johannes Grüninger）以及1527年的第三版，只有凭借两本用拉丁文和德语写成的介绍小册子而为世所知。复写版本，请参阅Karl-Heinz Meine，ed.，Erläuterungen zur ersten gedruckten（Straßen-）Wandkarte von Europa，der Carta itineraria Evropae der Jahre 1511 bzw.1520 von MartinWaldseemüller（Bonn：Kirschbaum，1971）。

[226] 详细的分析，见Meurer in Germania-Karten，155-160。

[227] Claudius Ptolemy，Geographia（Strasbourg，1513），facsimile edition，intro.R.A.Skelton（Amsterdam：Theatrum Orbis Terrarum，1966），and Meurer，Germania-Karten，52-53.

[228] Peter H.Köhl，“Martin Waldseemüllers Karte von Lothringen-Westrich als Dokument der Territorialpolitik，”Speculum Orbis 4（1988-1993）：74-83.

[229] E.G.R.Taylor，“A Regional Map of the Early ⅩⅥth Century，”Geographical Journal 71（1928）：474-479.

[230] 在不列颠群岛的《古代地图》的试印刷本上，木刻版在上面印出了大海的颜色，请参阅Rodney W.Shirley，“Karte der Britischen Inseln von 1513—Eine der ersten farbig gedruckten Karten，”Cartographica Helvetica 20（1999）：13-17。

[231] Meurer，Germania-Karten，160-162.

[232] Karrow，Mapmaker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191—204；这一版本的历史和弗里斯的生平的最新修订，请参阅Meurer，Germania-Karten，170-174。弗里斯还撰写了瓦尔德泽米勒的《航海地图》的4部新版本（1525年、1527年、1530年和1531年）所附的说明的文字，这些版本都通过新的木刻版印刷出来。详细的分析和比较，请参阅Meret Petrzilka，Die Karten des Laurent Fries von 1530 und 1531 und ihre Vorlage，die“Carta Marina”aus dem Jahre 1516 von Martin Waldseemüller（Zurich：Neue Zürcher Zeitung，1970）。

[233] Michael Beyer and Günther Wartenberg，eds.，Humanismus und Wittenberger Reformation：Festgabe anläßlich des 500.Geburtstages des Praeceptor Germaniae Philipp Melanchthon am 16.Februar 1997（Leipzig：Evangelische Verlagsanstalt，1996）.

[234] 关于梅兰希通的文献是无可数计的。Wilhelm Hammer列出了二手文献的参考书目，见其Die Melanchthonforschung im Wandel der Jahrhunderte：Ein beschreibendes Verzeichnis，4 vols.（Gutersloh：Mohn，1967-1996）。在纪念他诞辰500周年而出版的新传记中，有Heinz Scheible，Melanchthon：Eine Biographie（Munich：C.H.Beck，1997）。另请参阅Heinz Scheible et al.，eds.，Melanchthons Briefwechsel：Kritische und kommentierte Gesamtausgabe（Stuttgart：Frommann-Holzboog，1977-）；Ralph Keen，A Checklist of Melanchthon Imprints through 1560（St.Louis：Center for Reformation Research，1988）；Philipp Melanchthon，A Melanchthon Reader，trans.Ralph Keen（New York：Lang，1988）；Scott H.Hendrix and Timothy J.Wengert，eds.，Philip Melanchthon，Then and Now（1497-1997）：Essays Celebrating the 50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Philip Melanchthon，Theologian，Teacher and Reformer（Columbia，S.C.：Lutheran Theological Southern Seminary，1999）；and Karin Maag，ed.，Melanchthon in Europe：His Work and Influence beyond Wittenberg（Carlisle：Paternoster，1999）。

[235] Karl Hartfelder，Philipp Melanchthon als Praeceptor Germaniae（Berlin：Hofmann，1889，reprinted Nieuwkoop：B.de Graaf，1964 and 1972），and Reinhard Golz and Wolfgang Mayrhofer，eds.，Luther and Melanchthon in the Educational Thought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Münster：Lit，1998）.

[236] Philipp Melanchthon，Sermo habitus apud iurentutem Academiae Vuittenberg：De corrigendis adulescentiae studiis（Wittenberg，1518），and Johannes de Sacrobosco，Sphaera mundi（Wittenberg，1531）.

[237] 另请参阅Manfred Buttner，“Philipp Melanchthon（1497-1560），”in Wandlungen，93-110，and Uta Lindgren，“Die Bedeutung Philipp Melanchthons（1497-1560）für die Entwicklung einer naturwissenschaftlichen Geographie，”in Mercator，1—12。关于这一主题的新的标准是一部选集：Günter Frank and Stefan Rhein，eds.，Melanchthon und die Naturwissenschaften seiner Zeit（Sigmaringen：Thorbecke，1998），其中包括了下列贡献：Eberhard Knobloch，“Melanchthon und Mercator：Kosmographie im 16.Jahrhundert”（pp.253-272），and Uta Lindgren，“Philipp Melanchthon und die Geographie”（pp.239-252）。

在德国人文主义的全盛时期，尤其是在宗教改革的影响之下，对地图学教学的研究很少。在黑尔姆施泰特（Helmstedt）的不伦瑞克（Braunschweig）境内的宗教改革大学的文学院的教学指导中，发现了一个罕见而又有趣的资料来源。请参阅Ernst Pitz，Landeskulturtechnik，Markscheide-und Vermessungswesen im Herzogtum Braunschweig bis zum Ende des 18.Jahrhunderts（Göttingen：Vandenhoeck und Ruprecht，1967），14-18。地图学的教学是数学的一部分，设立了两个教授职位。“初等数学”必须教授代数和几何学，其目的是重新计算《旧约》中所定义年份的方式，计算日历和行星运行的日期，并灌输理解《圣经》和古典历史所必需的地理学基础知识。其所提倡的教科书有杰玛·弗里修斯的著作、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和约翰内斯·洪特的教科书。蒂勒曼·施特拉（Tilemann Stella）的巴勒斯坦地图、尼古劳斯·索菲阿诺斯（Nikolaos Sophianos）的希腊地图，以及赫拉尔杜斯·墨卡托的欧洲地图都被用作教学辅助用图。此外，还建议学生学习古典文学，比如斯特拉博、保萨尼阿斯（Pausanias）以及庞波尼乌斯·麦拉；利奥·阿菲利加努斯（Leo Africanus）对非洲的描述；对美洲和“最新发现的岛屿”的描述（没有明确命名）。“高等数学”所教授的科目包括地图学，尤其是天文学—数学基础；所使用的教具是托勒密、波伊尔巴赫、雷吉奥蒙塔努斯和赖因霍尔德的著作。

[238] Hans-Jochen Seidel and Christian Gastgeber，“Wittenberger Humanismus im Umkreis Martin Luthers und Philipp Melanchthons：Der Mathematiker Erasmus Reinhold d.Ä.，sein Wirken und seine Würdigung durch Zeitgenossen，”Biblos 46（1997）：19-51，and Karl Heinz Burmeister，Georg Joachim Rhetikus，1514-1574：Eine Bio-Bibliographie，3 vols.（Wiesbaden：Pressler，1967-1968）.

[239] Ernst Zinner，Entstehung und Ausbreitung der copernicanischen Lehre，2d ed.，expanded by Heribert M.Nobis and Felix Schmeidler（Munich：C.H.Beck，1988）；另请参阅450 Jahre Copernicus“De revolutionibus”：Astronomische und mathematische Bücher aus Schweinfurter Bibliotheken，exhibition catalog（Schweinfurt：Stadtarchiv，1993）。

[240] Peter H.Meurer，“Die Wittenberger Universitätsmatrikel als kartographiegeschichtliche Quelle，”in Geographie und ihre Didaktik：Festschrift für Walter Sperling，2 vols.，ed.Heinz Peter Brogiato and Hans-Martin Clos（Trier：Geographische Gesellschaft Trier，1992），2：201-212.

[241] 关于这些人的资料来源包括Meurer，Fontes cartographici，124-125，127-129，132-133，178-179，193-194，221-222，226-227，232-234，244-247，and 271-272；Karrow，Mapmaker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125-128，159-167，324-326，371-375，464-471，500-509，and 594-599；Marion Bejschowetz-Iserhoht et al.，Heinrich Rantzau（1526-1598）：Koniglicher Statthalter in Schleswig und Holstein，Ein Humanist beschreibt sein Land，exhibition catalog（Schleswig：Landesarchiv，1999）；Wolfram Dolz，“Die‘Duringische und Meisnische Landtaffel’ von Hiob Magdeburg aus dem Jahre 1566，”Sächsische Heimatblätter 34（1988）：12-14；and Eckhard Jäger，“Johannes Mellinger und die erste Landesvermessung des Fürstentums Luneburg，”in Mercator，121-136。

[242] Karrow，Mapmaker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594-599.他的生平和工作见Meurer，Germania-Karten，231-266。有一张欧洲的木刻版壁挂地图，印在八图幅上（84×122厘米），被认为是由海因里希·策尔在奥特柳斯1570年“Catalogus auctorum”（唯一的，不完整的副本保存在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的条目的基础上所撰写的。然而，这张地图最早出现在1533年，当时海因里希·策尔是15岁。它是由他的亲戚——纽伦堡的出版商克里斯托弗·策尔（Christoph Zell）发行的。真正的作者还有待确认。

[243] Jäger，Prussia-Karten，44-47；Józef Babicz，“Nicolaus Copernicus und die Geographie，”Der Globusfreund 21-23（1973）：61-71；and Karl Heinz Burmeister，“Georg Joachim Rheticus as a Geographer and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First Map of Prussia，”Imago Mundi 23（1969）：73-76.

[244] Meurer，Germania-Karten，239-241.

[245] Karl Heinz Burmeister，Sebastian Münster：Versuch eines biographischen Gesamtbildes，2d ed.（Basel：Helbing und Lichtenhahn，1969）；idem，Sebastian Münster：Eine Bibliographie（Wiesbaden：Guido Pressler，1964）；and Karrow，Mapmaker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410-434.

[246] 明斯特尔是为数不多的达到人文主义理想的“三通”的学者之一，他们对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达到了积极和完美的掌握。

[247] Münich，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Cod.Lat.Monach.10691）；请参阅Wolkenhauer，Münsters handschriftliches Kollegienbuch。

[248] 对这一重要企业的历史的彻底研究，见Frank Hieronymus in 1488 Petri-Schwabe 1988：Eine traditionsreiche Basler Offizin im Spiegel ihrer frühen Drucke（Basel：Schwabe，1997）。

[249] Manfred Buttner and Karl Heinz Burmeister，“Sebastian Münster（1488-1552），”in Wandlungen，111-128；新的总结，请参阅Meurer，Germania-Karten，177-182。

[250] 斯特拉斯堡的出版商格吕宁格尔考虑修改其托勒密1522年版时，明斯特尔就是候选人之一。雷纳努斯住在塞莱斯塔（Sélestat，Schlettstadt），是一名私人学者。他的主要作品是历史地理描述：Rerum germanicarum libri tres（Basel，1531），书中没有地图。关于雷纳努斯，请参阅选集Annuaire 1985：Spécial 500e anniversaire de la naissance de Beatus Rhenanus，directed by Maurice Kubler（Selestat：Les Amies，1985）。

[251] Sebastian Münster，Erklerung des newen Instruments der Suunnen nach allen seinen Scheyben und Circkeln：Item eyn Vermanung Sebastiani Münnster an alle Liebhaber der Künstenn im Hilff zu thun zu warer unnd rechter Beschreybung Teütscher Nation（Oppenheim：Iacob Kobel，1528）.关于这一出版物的方方面面，请参阅复写版本Erklarung des neuen Sonnen-Instruments，Oppenheim，1528，附有阿图尔·杜尔斯特撰写的一份文字，Sebastian Münsters Sonneninstrument und die Deutschlandkarte von 1525（Hochdorf：Kunst-Verlag Impuls SA，1988），and Meurer，Germania-Karten，183-190。

[252] 请参阅Gerard Strauss，Sixteenth-Century Germany：Its Topography and Topographers（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59），423-424。

[253] 关于明斯特尔的一个简单的测量区域的方法，请参阅本卷第484—485页。

[254] Ruthard Oehme，“Sebastian Münster und Heidelberg，”Geographische Rundschau 15（1963）：191-202.

[255] 关于明斯特尔地图上的标准著作仍然是Hantzsch，Sebastian Münster。Hantzsch也试图对明斯特尔的模本进行叙述，但这个主题需要修订版本。

[256] 其文本是德语；关于其摹写本，请参阅Sebastian Münster，Mappa Europae，ed.Klaus Stopp（Wiesbaden：Pressler，1965）。这一著作中有三幅地图，一幅是欧洲地图（约1∶18000000），一幅是莱茵河上游地区地图（约1∶1500000），另一幅是1528年的海德堡地图（约1∶650000）。这可以被看作明斯特尔的工作样本，以演示不同比例尺下的地图绘制。

[257] Friedrich Schilling，“Sebastian Münsters Karte des Hegaus und Schwarzwaldes von 1537：Ein Einblattdruck aus der Bibliotheca Casimiriana zu Coburg，”Jahrbuch der Coburger Landesstiftung，1961，117-138，and Alfred Höhn，“Die Karte des Hegaus und des Schwarzwaldes von Sebastian Münster，1537，”Cartographica Helvetica 3（1991）：15-21.

[258] 明斯特尔对这部作品的贡献是多瑙河源头周围地区的一幅小地图；请参阅Ruthhardt Oehme，“Sebastian Münster und die Donauquelle，”Alemannisches Jahrbuch（1957）：159-165。

[259] Frank Hieronymus，“Sebastian Münster，Conrad Schnitt und ihre Basel-Karte von 1538，”Speculum Orbis 1，no.2（1985）：3-38.

[260] Claudius Ptolemy，Geographia（Basel，1540），facsimile edition with bibliographical note by R.A.Skelton（Amsterdam：Theatrum Orbis Terrarum，1966）.

[261] 关于明斯特尔的书中对开本地图的参考书目，请参阅Harold L.Ruland，“A Survey of the Double-Page Maps in Thirty-five Editions of the Cosmographica Universalis 1544-1628 of Sebastian Münster and His Editions of Ptolemy's Geographia 1540-1552，”Imago Mundi 16（1962）：84-97。

[262] Sebastian Münster，Cosmographei，Basel，1550，facsimile ed.，intro.Ruthardt Oehme（Amsterdam：Theatrum Orbis Terrarum，1968）.

[263] “前文字地图”的数量是不同的；有关详细的清单，请参阅Ruland，“Double-Page Maps”。教科书分为：第一册，宇宙学概论、几何学等；第二册，西班牙、英格兰、苏格兰、法兰西和意大利；第三册，德意志诸地；第四册，东欧和奥斯曼帝国；第五册，亚洲；第六册，非洲。一本关于美洲的单独书籍在所有版本中都不见踪影。

[264] 以特里尔为例，详细研究了明斯特尔的工作方式。请参阅Peter H.Meurer，“Der kurtrierische Beitrag zum Kosmographie-Projekt Sebastian Münsters，”Kurtrierisches Jahrbuch 35（1995）：189-225。

[265] 例如，西里西亚的地图是一个未知的作者的原创作品，萨克森的地图是皮拉米乌斯（Pyramius）的 1547年神圣罗马帝国的地图的残片，法兰克尼亚地图是根据罗滕汉（Rotenhan）地图而摹绘的副本，莱茵河流路地图（3到5个部分的两个版本）是明斯特尔自己的著作，不列颠群岛的地图非常类似于高夫地图的表示方法。

[266] Peter H.Meurer，“Der neue Kartensatz von 1588 in der Kosmographie Sebastian Münsters，”Cartographica Helvetica 7（1993）：11-20.

[267] 关于施特拉的新的履历，见Meurer，Germania-Karten，296-301；另参见Karrow，Mapmaker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500-509。

[268] 从地图的标题中可以看出对作为宗教改革地理学的标志人物的明斯特尔的尊重：Die gemeine Landtaffel des Deutschen Landes，Etwan durch Herrn Sebastianum Münsterum geordnet，nun aber vernewert und gebessert，Durch Tilemannum Stellam von Sigen。木刻版附有一本小册子：Kurtzer und klarer Bericht vom Gebrauch und Nutz der newen Landtaffeln。地图和文字有多个版本；请参阅Meurer，Germania-Karten，307-314。

[269] Alois Fauser，“Ein Tilmann Stella-Himmelsglobus in Weissenburg in Bayern，”Der Globusfreund 21-23（1973）：150-155.

[270] 1553年地图以1623年制作的副本形式保存下来。一个版本已经亡佚；请参阅Gyula Pápay，“Aufnahmemethodik und Kartierungsgenauigkeit der ersten Karte Mecklenburgs von Tilemann Stella（1525-1589）aus dem Jahre 1552 und sein Plan zur Kartierung der deutschen Länder，”Petermanns Geographische Mitteilungen 132（1988）：209-216。

[271] Hans Brichzin对其进行了描述，见“Der Kartograph Tilemann Stella（1525-1589）：Seine Beziehungen zu Sachsen und zu Kürfurst August anhand neuer Quellenfunde，”Archivmitteilungen 42（1993）：211-228。

[272] 1555年和1561年在曼斯费尔德的调查于1570年印刷；请参阅Helmut Arnhold，“Die Karten der Grafschaft Mansfeld，”Petermanns Geographische Mitteilungen 120（1976）：242-255。在卢森堡的测绘已经亡佚；请参阅Brichzin，“Tilemann Stella，”225。

[273] Tilemann Stella，Landesaufnahme der Ämter Zweibrücken und Kirkel des Herzogtums Pfalz-Zweibrücken，1564，facsimile ed.with an accompanying monograph by Ruthardt Oehme and Lothar Zögner，Tilemann Stella（1525-1589）：Der Kartograph der Ämter Zweibrücken und Kirkel des Herzogtums Pfalz-Zweibrücken.Leben und Werk zwischen Wittenberg，Mecklenburg und Zweibrücken（Lüneburg：Nordostdeutsches Kulturwerk，1989）。其所附文本的注释文本，请参阅Tilemann Stella，Gründliche und wahrhaftige beschreibung der baider ambter Zweibrücken und Kirckel，wie dieselbigen gelegen，1564，ed.Eginhard Scharf（Zweibrücken：Historischer Verein，1993）。

[274] Meurer，Germania-Karten，304-306.

[275] 该项目的特许权文本，“被我们的帝国当局所认可和取代”，印在Meurer，Germania-Karten，330-331中。他们对当代版权有一个有趣的见解。这些特许权在神圣罗马帝国和其他所有的土地上都有15年的历史，他们禁止所有的印刷商、出版商和书商在没有施特拉的允许的情况下印刷或出售所制作的作品。对违法行为的惩罚，包括依法没收所有非法副本，并将10马克（约2.34公斤）的黄金支付给斯特拉和皇家金库。宫廷将收到每一份出版物的免费副本。否则，这种特许权就会失去法律效力。

[276] Tilemanni Stellae Sigensis methodus，quae in chorographica et historica totius Germaniae descriptione observabitur（Rostock，1564）；关于德文译本，请参阅Meurer，Germania-Karten，332-333。

[277] 地图所表现的区域被定为加来（W）、柯灵（N）、柯尼希斯贝格和维也纳（E），以及威尼斯和特兰托（S）。有趣的是施特拉将日耳曼总体分为下日耳曼尼亚（莱茵河以西、摩泽尔河以北）、上日耳曼尼亚（从摩泽尔河到喀尔巴阡山脉一条线以南），以及萨克森尼亚（莱茵河以东、上面提到的那条线以北）。为了保持上下德意志之间的平衡，施特拉在这个背景下创造了一个某种程度上是自造的萨克森地区。

[278] 请参阅Oehme and Zögner，Tilemann Stella，91-92。施特拉的文章在1676年法国军队对茨韦布吕肯的征服中亡佚了。

[279] Rudolf Aschmann et al.，Der Humanist Heinrich Loriti，genannt Glarean，1488-1563：Beiträge zu seinem Leben und Werk（Glarus：Baeschlin，1983），and Hans-Hubertus Mack，Humanistische Geisteshaltung und Bildungsbemühungen：Am Beispiel von Heinrich Loriti Glarean（1488-1563）（Bad Heilbrunn：Klinkhardt，1992）.

[280] Bonn，Universitätsbibliothek，and Munich，Universitätsbibliothek；请参阅Edward Heawood，“Glareanus：His Geography and Maps，”Geographical Journal 25（1905）：647-654。

[281] 关于作为地理学家的格拉雷亚努斯，请参阅Karl Hoheisel，“Henricus Glareanus（1488-1563），”in Wandlungen，83-90。

[282] Karrow，Mapmaker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547-557，新的标准著作是由Katharina Koller-Weiss and Christian Sieber，eds.，Aegidius Tschudi und seine Zeit（Basel：Krebs，2002）编撰。

[283] 1538年原始版本目前没有已知的副本；其存在是由德文（Die uralt warhafftig Alpisch Rhetia）和拉丁文（De prisca ac vera Alpina Rhaetia）的释文证明的，这两个文本都是1538年由Michael Isingrin在巴塞尔印刷的。1560年和1614年的两个版本保存下来。关于此地图的基础研究，是Heinz Balmer，“Die Schweizerkarte des Aegidius Tschudi von 1538，”Gesnerus 30（1973）：7-22；复写本，请参阅Aegidius Tschudi，Nova Rhœtiœ atq[ue] totivs Helvetiœ descriptio（Zurich：Matthieu，1962）。早期的意大利重印本的参考文献，提供者为Franchino Giudicetti in Die italienischen Nachzeichnungen der Schweizer Karte des Aegidius Tschudi，1555-1598（Bern：Cartographica Helvetica，1993）。

[284] 楚迪的绘本地图现在保存在St.Gallen，Stiftsbibliothek；请参阅the exhibition catalog by Peter Ochsenbein and Kurt Schmuki，Bibliophiles Sammeln und historisches Forschen：Der Schweizer Polyhistor Aegidius Tschudi，1505-1572，und sein Nachlass in der Stiftsbibliothek St.Gallen（St.Gallen：Verlag am Klosterhof，1991），关于此图的概况，请参阅Walter Blumer，“The Map Drawings of Aegidius Tschudi（1505-1572），”Imago Mundi 10（1953）：57-60。

[285] Karrow，Mapmaker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280-282，302-315，and 495-499；关于希腊地图出版历史的广泛处理，请参阅Hieronymus，Basler Buchillustration，541-547。

[286] Paul Leemann-Van Elck，Die Offizin Froschauer，Zürichs beruhmte Druckerei im 16.Jahrhundert：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Buchdruckerkunst anlasslich der Halbjahrtausendfeier ihrer Erfindung（Zurich：Orell Füssli，1940）.

[287] Catherine Delano-Smith and Elizabeth Morley Ingram，Maps in Bibles，1500-1600：An Illustrated Catalogue（Geneva：Librairie Droz，1991），no.2.1。这幅地图是克拉纳赫地图的精简副本（图42.24）。

[288] Werner Näf，Vadian und seine Stadt St.Gallen，2 vols.（St.Gallen：Fehr，1944-1957）.最新的文献，请参阅Ernst Gerhard Rusch，Vadian 1484-1984：Drei Beiträge（St.Gallen：VGS Verlagsgemeinschaft，1985），and Peter Wegelin，ed.，Vadian und St.Gallen：Ausstellung zum 500.Geburtstag im Waaghaus St.Gallen，exhibition catalog[St.Gallen：Kantonsbibliothek（Vadiana），1984]。

[289] 关于对这些许多版本的调查，请参阅Karrow，Mapmaker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307-313。

[290] Meurer，Fontes cartographici Orteliani，205-206.

[291] Attilio Bonomo，Johannes Stumpf：Der Reformator und Geschichtsschreiber（Genoa：Stab.Tipografico Angelo Pagano，1923）；Hans Müller，Der Geschichtschreiber Johann Stumpf：Eine Untersuchung über sein Weltbild（Zurich：Leemann，1945）；and Karrow，Mapmaker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510-516.

[292] 最初设计的两个版本保存在Zurich，Zentralbibliothek（MSS.A67 and P128）；请参阅Meurer，Germania-Karten，198-201。

[293] 复写版本：Johannes Stumpf，Landtafeln：Der älteste Atlas der Schweiz，附有一篇文字，作者为Arthur Dürst，Die Landkarten des Johannes Stumpf（Langnau：Dorfpresse Gattikon，1975）。

[294] 读施通普夫在他的作品中加入神圣罗马帝国的总图是很有意思的。在这个问题上，他在其编年史的第二章的导言中写道：“因为今天属于联邦的大部分瑞士土地和瑞士人使用德意志语言、习俗和生活方式，因为他们大多数源自德意志人，因为他们被德意志皇帝、国王、诸侯统治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通常属于神圣罗马帝国：因此，我认为，将‘德意志或德意志国家’放在首位，比欧洲其他省份更详细、更详尽地对待，是有益的。”（施通普夫，《土地地图》）

[295] 关于这一主题的标准著作，仍是Titus Tobler，Bibliographia geographica Palaestinae：Kritische Uebersicht gedruckter und ungedruckter Beschreibungen der Reisen ins Heilige Land（1867；reprinted Amsterdam：Meridian，1964）。

[296] 请参阅图53.1；Nebenzahl，Maps of the Holy Land，42-45（pl.15），60-62（pl.20），and 63-67（pl.21）；and Laor，Cartobibliography，17-19（nos.128 and 129）and 86（no.603）。

[297] Laor，Cartobibliography，28（no.226），and Arthur Dürst，“Zur Wiederauffindung der Heiligland-Karte von ca.1515 von Lucas Cranach dem Älteren，”Cartographica Helvetica 3（1991）：22-27.

[298] Johannes Jahn，1472-1552，Lucas Cranach d.Ä.：Das gesamte graphische Werk（Munich：Rogner und Bernhard，1972），290 and 420-421，只对上面两页插图描绘（现保存在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Houghton Library），与Armin Kunz，“Zur Wiederauffindung der beiden verschollenen Fragmente aus der ehemaligen Hauslab-Liechtensteinischen Graphik-Sammlung，”Cartographica Helvetica 9（1994）：42。下面两页的副本收藏在Amsterdam，Bibliotheek van de Vrije Universiteit；请参阅Lida Ruitinga，“Die Heiligland-Karte von Lucas Cranach dem Älteren：Das älteste Kartenfragment aus der Kartensammlung der Bibliothek der Freien Universität in Amsterdam，”Cartographica Helvetica 9（1994）：40-41。

[299] Armin Kunz推测其日期在大约1522—1523年，见“Cranach as Cartographer：The Rediscovered Map of the Holy Land，”Print Quarterly 12（1995）：123-144。关于地图资料来源的研究，请参阅Peter H.Meurer，“Analysen zur sogenannten‘Cranach-Karte’ des Heiligen Landes und die Frage nach ihrem Autor，”in Geographia spiritualis：Festschrift für Hanno Beck，ed.Detlef Haberland（Frankfurt am Main：Peter Lang，1993），165-175。我假设地图的作者是西里西亚的人文主义者巴特尔·施泰因（Barthel Stein）。在克拉科夫（从1595年开始）和维也纳（1505-1506年）开展研究时期，他一定已经了解了托勒密。从1509—1512年，他在威滕伯格担任教授，可以被认为是德国高校的第一个地理学教授。施泰因对圣地的兴趣，也体现在他死后出版的论文Ducum，judicum，regum Israhelitici populi cum ex sacris tum prophanis literis hystorica methodus（Nuremberg，1523）中。

[300] Günther，Jakob Ziegler；Karl Schottenloher，“Jakob Ziegler aus Landau an der Isar，”Reformationsgeschichtliche Studien und Texte，vols.8-10（1910）；and Karrow，Mapmaker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603-611.

[301] Jacob Ziegler，Quae intvs continentvr.Syria，ad Ptolomaici operis rationem.Praeterea Strabone，Plinio，& Antonio auctoribus locupletata.Palestina，iisdem auctoribus.Praeterea historia sacra，& Iosepho，et diuo Hieronymo locupletata.Arabia Petreaea，siue，Itinera filiorum Israel per desertum，iidem auctoribus.Aegyptus，iisdem auctoribus.Praeterea Ioanne Leone arabe grammatico，secundum recentiorum locorum situm，illustrata.Schondia，tradita ab auctoribus，qui in eius operis prologe memorantur …Regionum superiorum，singulae tabulae geographicae（Strasbourg：Petrum Opilionem，1532）.关于这一主题和齐格勒的手稿，请参阅Kristian Nissen，“Jacob Ziegler's Palestine Schondia Manuscript，University Library Oslo，MS 917-4°，”Imago Mundi 13（1956）：45-52。

[302] 在此处，“托勒密”被用作一个表示带有地图的百科全书式的宇宙学的通用术语。

[303] Laor，Cartobibliography，117-118（nos.866-870），and Nebenzahl，Maps of the Holy Land，70-71.

[304] Nebenzahl，Maps of the Holy Land，72-73.

[305] Nebenzahl，Maps of the Holy Land，74-75.出版的地点和日期可以根据一份注释文本的两个版本而来，分别用拉丁文（Declaratio tabulae quae descriptionem Terrae Sanctae continet）和德文（Erklerung der Tafel über das Heilig Land），1538年，由Wendel Rihel于斯特拉斯堡印刷。关于维森堡，请参阅Karrow，Mapmaker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587-590。

[306] 例如，齐格勒曾在巴塞尔待过几次，比如1529年和1530年。他之前提到的选集的第二版（斯特拉斯堡，1536年）有一部由维森堡提供的《圣经》地名的附录（Terrae Sanctae descriptio ordinem alphabeti）。

[307] 虽然1552年约翰内斯·克拉托（Johannes Crato）在威滕伯格印刷了600份这幅圣地的地图，但至今仍没有找到完整的地图样本。最近发现的是一块迄今未经编辑的片段，可以识别其为施特拉地图的下半部分的一部分。重建的结果是一部八图幅地图（总尺寸约为76×75厘米）。最初的标题是Typus chorographicus celebriorum locorum in Regno Iuda et Regno Israel，ad lectionem sacrum librorum excusa。这张地图表现了《出埃及记》的路线Itinera Israelitarum ex Aegypto loca et insignia miracula diversorum locorum et patefactionum divinorum descripta a Tilemanno Stella Sigensis ut lectio librorum propheticorum sit illustrior，是一种用文字印刷的木刻本，印在九图幅上（整体尺寸为86×101厘米）。图上的铭文“因此，对先知书的解读可能会更清晰”，这反映了它作为《圣经》研究辅助读物的作用。最初的威滕伯格版本的唯一副本是在Basel，Universitatsbibliothek。有一部近乎完美的副本，是安特卫普的木刻师和出版商Bernard van den Putte于1559年制作的，收藏在BNF；请参阅Nebenzahl，Maps of the Holy Land，76-77。

[308] 铜版雕刻，印在九图幅上（总尺寸为103×108厘米）。唯一的原始版本的副本保存在BL中；请参阅Nebenzahl，Maps of the Holy Land，82-83。

[309] Karrow，Mapmaker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329-331；在其圣地地图上，他被称作天文学家。

[310] 铜版雕刻，印刷在十二图幅上（总尺寸为大约127×143厘米）。唯一的一份副本收藏在Wolfenbüttel，Herzog August Bibliothek；请参阅Karrow，Mapmaker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449-450，最新的研究，请参阅Meurer，Germania-Karten，279-282。

[311] 标准的传记是Herbert Koch，Caspar Vopelius，Kartograph in Köln，1511-1561（Jena：B.Vopelius，1937）。另请参阅Karrow，Mapmaker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558-567（关于位置，有一些错误）。

[312] 关于福佩尔的球仪和浑仪，请参阅附录6.1。最近，Kölnisches Stadtmuseum，Cologne获得了印刷的星盘的唯一副本。一项新的福佩尔的普查正在制作中。

[313] Nova et integra universalisque orbis totius iuxta germanam neotericorum traditionem descriptio；请参阅Walther Ruge，“Die Weltkarte des Kölner Kartographen Caspar Vopell，”in Zu Friedrich Ratzels Gedächtnis：Geplant als Festschrift zum 60.Geburtstage，nun als Grabspende dargebracht（Leipzig，1904），303-318，重印于Acta Cartographica 20（1975）：392-405。原本没有副本保存下来。我们了解到重印本，是通过Giovanni Andrea Valvassore（Venice，1558）in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Houghton Library[木刻本，印刷在十二图幅上，112×194厘米；请参阅Shirley，Mapping of the World，115，117-118（no.102）]和Bernard van den Putte（Antwerp，1570）in Wolfenbüttel，Herzog August Bibliothek木刻本，印刷在十二图幅上，105×193厘米；请参阅Shirley，Mapping of the World，146 and 148-149（no.123）]。

[314] Europae primae et potentissimae tertiae terrae partis recens descriptio（木刻版）。1555年的原版没有任何一部副本可以找到。有一部1597年的重印本，使用了科隆印刷商Wilhelm Lützenkirchen 制作的重印版，附在一本书中：Supplementum Europae Vopelianae.Das ist：Ein weiter Zusatz und Erklärung der Tafel Europae …，by Matthias Quad。这一版本的唯一完整副本（木刻版，印刷在十二图幅上，大约94×135厘米）收藏在Chicago，Newberry Library；3幅单独的册页收藏在Darmstadt，Hessischen Landesbibliothek。这幅福佩尔地图还由Bernard van den Putte复制于安特卫普（木刻版，印刷在十二图幅上，大约93×134厘米）。我们知道1566年（BNF）和1572年（Wolfenbüttel，Herzog August Bibliothek）版本。

[315] H.Michow，“Caspar Vopell und seine Rheinkarte vom Jahre 1558，”Mitteilungen der Geographischen Gesellschaft in Hamburg 19（1903）：217-241，重印于Acta Cartographica 6（1969）：311-335，以及Caspar Vopel，Recens et germana bicornis ac vvidi Rheni omnivm Germanae amnivm celeberrimi descriptio，复写本，附在Traudl Seifert，Caspar Vopelius：Rheinkarte von 1555（Stuttgart：Muller und Schindler，1982）。1555年原版还有两部副本（例如图42.26）和根据1558年（Schwerin，Landesbibliothek Mecklenburg-Vorpommern）和1560年（Bonn，Collection Fritz Hellwig）的木刻初刻版的重印本为人所知。

[316] Klaus Stopp，Die monumentalen Rheinlaufkarten aus der Blutezeit der Kartographie [Wiesbaden：Kalle Aktienges，（1969）].

[317] 除了阿尔布雷希特·丢勒和塞巴斯蒂安·明斯特尔的书籍之外，还有这些教科书：Jakob Köbel，Geometrei，vonn künstlichem Messen vnnd Absehen allerhand ...（Frankfurt，1536），and Walther Hermann Ryff（Gualterius Rivius），Perspectiva，作为其Der furnembsten，notwendigsten，der gantzen Architectur...（Nuremberg，1547年）的一部分发表。关于这一主题，Wolfram Dolz做出了一个好的调查，见“Vermessungsmethoden und Feldmesinstrumente zur Zeit Gerard Mercators，”in Mercator，13-38。关于参考书目，请参阅Klaus Grewe，Bibliographie zur Geschichte des Vermessungswesens（Stuttgart：Wittwer，1984）。

[318] 关于这一主题，不可能提供一份完整的处理。读者可以参考区域调查和展览目录，诸如Oehme，Kartographie des deutschen Südwestens；Schnelbögl，Nürnberger Kartographie；Meinrad Pizzinini，Tirol im Kartenbild bis 1800（Innsbruck：Tiroler Landesmuseum Ferdinandeum，1975）；Günter Tiggesbäumker，Mittelfranken in alten Landkarten：Ausstellung der Staatlichen Bibliothek Ansbach（Ansbach：Historischer Verein für Mittelfranken，1984）；Heiko Leerhoff，Niedersächsen in alten Karten：Eine Auswahl von Karten des 16.bis 18.Jahrhunderts aus den niedersächsischen Staatsarchiven（NeuMünster：Wachholtz，1985）；Hans-Joachim Behr and Franz-Josef Heyen，eds.，Geschichte in Karten：Historische Ansichten aus den Rheinlanden und Westfalen（Düsseldorf：Schwann，1985）；Jürgen Hagel，Stuttgart im Spiegel alter Karten und Pläne：Ausstellung des Hauptstaatsarchivs Stuttgart（Stuttgart：Hauptstaatsarchiv，1984）；Heinz Musall et al.，Landkarten aus vier Jahrhunderten：Katalog zur Ausstellung des Generallandesarchivs Karlsruhe，Mai 1986（Karlsruhe：Fachhochschule Karlsruhe，1986）；Fritz Wolff，Karten im Archiv，exhibition catalog（Marburg：Archivschule Marburg，1987），主要是关于黑森州的地图；Gerhard Leidel and Monika Ruth Franz，Altbayerische Flußlandschaften an Donau，Lech，Isar und Inn：Handgezeichnete Karten des 16.bis 18.Jahrhunderts aus dem Bayerischen Hauptstaatsarchiv（Weissenhorn：A.H.Konrad，1998）。

[319] 一组有趣的法律地图资料来源是那些用于解决争端时参考的地图，收藏在Reichskammergericht，即帝国法院中。今天，它们分散在许多地区档案馆中。

[320] 关于概述，请参阅其选集：Wolfgang Behringer and Bernd Roeck，eds.，Das Bild der Stadt in der Neuzeit，1400-1800（Munich：C.H.Beck，1999）。

[321] “Landtafeln”这个术语是有问题的。在16世纪的当代用法中，Landtafel是Landkarte（map）最常用的同义词。对于今天的使用，我建议将这个术语的使用限制在满足两个条件的对象上：第一，它们是绘制或绘画的表现方式，作为一个更大的格式的规则，例如，用作代表性的墙壁装饰；第二，尽管这些作品可以调查为基础，但它的表现总是透视的，以一种全景的方式呈现出来。地图学史对于这一讨论贡献很少。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看，非常有趣的方面是由Gustav Solar提供的：Das Panorama und seine Vorentwicklung bis zu Hans Conrad Escher von der Linth（Zurich：Orell Füssli，1979），68-75。对Landtafeln（附有目录）的详尽研究将是以后研究的一个有趣领域。现存有相当数量的Landtafeln，包括以下内容。

·Wilhelm Ziegler绘制的帝国城市Rothenburg ob der Tauber的透视景观图（1537年）；请参阅Walter M.Brod，“Frankische Hof-und Stadtmaler als Kartographen，”in Kartengeschichte und Kartenbearbeitung：Festschrift zum 80.Geburtstag von Wilhelm Bonacker，ed.Karl-Heinz Meine（Bad Godesberg：Kirschbaum，1968），49-57。

·由Melchior Lorichs绘制的易北河下游支流地图（1568年）（Hamburg，Staatsarchiv，四十四图幅，总尺寸109×1215厘米）；请参阅Jurgen Bolland，Die Hamburger Elbkarte aus dem Jahre 1568，gezeichnet von Melchior Lorichs，3d ed.（Hamburg：H.Christians，1985）。

·Daniel Frese绘制的荷尔斯泰因地区平讷贝格（Pinneberg）的Landtafel（1588年）（Bückeburg，Schlosmuseum，450×500厘米），请参阅Lorenz Petersen，“Daniel Freses‘Landtafel’ der Grafschaft Holstein（Pinneberg）aus dem Jahre 1588，”Zeitschrift der Gesellschaft für Schleswig-Holsteinische Geschichte 70-71（1943）：224-246。

·Philipp Renlin the Elder绘制的多瑙河上游区域地图（Stuttgart，Landesmuseum，112×265厘米）；请参阅Oehme，Kartographie des deutschen Südwestens，98-99 and pl.111。

·德意志南部地区的Landtafeln最重要的作者是Johann Andreas Rauch；请参阅Oehme，Kartographie des deutschen Südwestens，89-94，and Ruthardt Oehme，“Johann Andreas Rauch and His Plan of Rickenbach，”Imago Mundi 9（1952）：105-107。

[322] Karrow，Mapmaker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451-452.

[323] Peter H.Meurer，“Godfried Mascop：Ein deutscher Regionalkartograph des 16.Jahrhunder-ts，”Kartographische Nachrichten 32（1982）：184-192，and Karrow，Mapmaker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367-370.

[324] 关于马斯科普在沃尔芬比特尔的职责的详细信息是来自一部授权证书，由Peter h.Meurer编辑，在其“Der Kartograph Godfried Mascop und die junge Wolfenbütteler Bibliothek，”Wolfenbütteler Notizen zur Buchgeschichte 23（1998）：79-86。

[325] 作为公国地图绘制的一个特殊方面，公爵要求对自然资源进行详细的盘点：水文（用于建造磨坊）、森林（附有各种种类和年龄的树木的说明），以及矿物和土壤的种类和沉积。关于Opus descriptionis Germaniae，请参阅Meurer，Germania-Karten，272-273。这个项目和施特拉的项目非常相似。马斯科普把这个想法带到了沃尔芬比特尔；它呼吁创建一幅神圣罗马帝国的总地图、每个诸侯的区域地图以及所有阿姆特的特定地图（阿姆特是德意志行政区划中最低的单位）。作为对他的赞助的回报，尤利乌斯公爵声称拥有对这个项目的所有权利，尤其是出版权，并预先对帝国宫廷作了献词。然而，这个雄心勃勃的地图项目并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326] 这幅地图是由不伦瑞克宫廷的测量员和建筑主管Caspar Dauthendey绘制的，大约在1630年前后出现；请参阅Fritz Hellwig，“Caspar Dauthendey und seine Karte von Braunschweig，”Speculum Orbis 2（1986）：25-33。

[327] 一份包含15幅地区地图和3幅城镇地图的手稿被保存在Staatsarchiv Würzburg（Mainzer Pläne，Wandgestell 10）；Gottfried Kneib对它们进行了研究：“Der Kurmainzer Kartograph Gottfried Mascop，”Mainzer Zeitschrift 87-88（1992-1993）：209-268。

[328] 1680年前后，制图师、出版商和雕刻师Nicolas Person出版了地图集Novae Archiepiscopatus Moguntini tabulae；请参阅Helmut Häuser，“Zum kartographischen Werk des Mainzer Kupferstechers und Ingenieurs Nikolaus Person，”in Festschrift für Josef Benzing zum sechzigsten Geburtstag，ed.Elisabeth Geck and Guido Pressler（Wiesbaden：Pressler，1964），170-186，and idem，“Der Mainzer Atlas von Nikolaus Person，”Lebendiges Rheinland-Pfalz 13（1976）：21-25。

[329] 关于菲利普·阿庇安的基础性著作是Hans Wolff et al.，Philipp Apian und die Kartographie der Renaissance，exhibition catalog（Weisenhorn：Anton H.Konrad，1989）。另参见Karrow，Mapmaker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64-70。阿庇安进入大学的年龄是17岁，与其兄长Theodor和Timotheus一起。入学注册登记簿注明了阿庇安兄弟因为“他们父亲的优秀”，所以免除了入学考试费用。

[330] 它在1792年被摧毁。1945年，一份1756年制作的在四十图幅上的副本亡佚了。

[331] 这张阿庇安地图是在地图印刷中使用木刻和定型字母的标本之一。最初的印版被保存在慕尼黑的Bayerisches Nationalmuseum。请参阅图22.11和David Woodward，“The Woodcut Technique，”in Five Centuries of Map Printing，ed.David Woodward（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5），25-50，esp.46-47 and fig.2.5。

[332] Wolff的Philipp Apian 包括所有地图的减缩复制品。有几幅由私人和公共出版社制作的原始尺寸的复写版本；一篇很好的评论，见Philipp Apian，Bairische Landtafeln ⅩⅣ，with introductions by Gertrud Stetter and Alois Fauser（Munich：Süddeutscher，1966）。

[333] 关于其概述，请参阅Oehme，Kartographie des deutschen Südwestens，and Hagel，Stuttgart。

[334] Stuttgart，Württembergische Landesbibliothek（Cod.Hist.4o102）；请参阅Heinrich Schweickher，Der Atlas des Herzogtums Wurttemberg vom Jahre 1575，ed.Wolfgang Irtenkauf，facsimile with introduction（Stuttgart：Müller und Schindler，1979）.

[335] Oehme，Kartographie des deutschen Südwestens，36-40 and pl.Ⅳ；Hagel，Stuttgart，no.2；Margareta Bull-Reichenmiller et al.，“Beritten，beschriben und gerissen”：Georg Gadner und sein kartographisches Werk，1559-1602（Stuttgart：Hauptstaatsarchiv，1996）；关于摹写本，请参阅Roland Haberlein，ed.，Chorographia Ducatus Wirtembergici：Forstkartenwerk von Georg Gadner（1585-1596）und Johannes Oettinger（1609-1612）（Stuttgart：Landesvermessungsamt Baden-Wurttemberg，1992-）。

[336] Stuttgart，Württembergische Landesbibliothek（Cod.Hist.Fol.261）；请参阅Hagel，Stuttgart，no.3 with ill.3，and Julius Hartmann，“Jakob Rammingers Seebuch，”Württembergische Jahrbucher für Statistik und Landeskunde，1895，1-22。

[337] 以下是作者收集的关于阿诺尔德斯·墨卡托的专著的材料。关于初步的总结，请参阅Peter H.Meurer，“Les fils et petits-fils de Mercator，”in Gérard Mercator cosmographe：Le temps et l’espace，ed.Marcel Watelet（Antwerp：Fonds Mercator Paribas，1994），370-385。

[338] 这一测绘以1761年由特里尔测量员Stephan Haack（Stadtarchiv Trier，Kt 3/44）绘制的绘本副本（62×123.5厘米）的形式保存下来。

[339] Fritz Hellwig，“Zur älteren Kartographie der Saargegend，”Jahrbuch für westdeutsche Landesgeschichte 3（1977）：193-228，and Jurgen Hartmann，“Die Moselaufnahme des Arnold Mercator：Anmerkungen zu zwei Karten des Landeshauptarchivs Koblenz，”Jahrbuch fur westdeutsche Landesgeschichte 5（1979）：91-102.

[340] 着色绘本（89×117厘米），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Kart N 35860）；请参阅Roland Geiger，“Die Ämter des Erzbistums Trier zwischen Mosel und Blies：Eine Kartenaufnahme von Arnold Mercator aus dem Jahre 1566 in einer‘Kopie’ von Peter Balthasar von 1776，”Heimatbuch des Landkreises St.Wendel 26（1994）：125-130。

[341] 雕刻版本，印在8张纸上（总尺寸为92.5×132厘米）。副本在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at the BL；and at the Landeshauptarchiv Koblenz（以及其他地方）。

[342] Peter H.Meurer，“Die‘Trevirensis Episcopatus exactissima descriptio’ des Jan van Schilde：Analysen zur ältesten gedruckten Karte von Kurtrier，”in Aktuelle Forschungen aus dem Fachbereich Ⅵ Geographie/Geowissenschaften，ed.Roland Baumhauer（Trier：Geographische Gesellschaft Trier，1997），285-300.

[343] 关于这一不朽作品的许多描述，请参阅Jacques Mersch，La Colonne d’Igel：Essai historique et iconographique _ Das Denkmal von Igel：Historisch-ikonographische Studie（Luxembourg：Publications Mosellanes，1985）。

[344] 最初的1570年版本（108×170厘米）现存于Cologne，Historisches Archiv der Stadt Köln。铜雕版，印刷在十六图幅（113×175厘米）上，由墨卡托在1571年和洪迪厄斯（Hondius）在1642年出版（根据原本的图版）于阿姆斯特丹。请参阅Joseph Hansen，“Arnold Mercator und die wiederentdeckten Kölner Stadtpläne von 1571 und 1642，”Mitteilungen aus dem Stadtarchiv von Köln 11（1899）：141-158，and Reiner Dieckhoff，“Zu Arnold Mercators Ansicht der Stadt Köln aus der Vogelschau von 1570/1571，”in Die räumliche Entwicklung der Stadt Köln von der Römerzeit bis in unsere Tage：Die Vogelschauansicht des Arnold Mercator aus dem Jahre 1570/1571 und ein jemotlicher Verzall zum Stadtmodell im Kölnischen Stadtmuseum，ed.Werner Schäfke（Cologne：Kölnisches Stadtmuseum，1986），28-40。

[345] 它于1648年被带到瑞典，现在在Uppsala Universitetsbibliothek。请参阅R.van de Velde，“Mercator，Arnold，cartograaf，landmeter，bouwkundige，wiskundige en filoloog，”in Nationaal biografisch woordenboek（Brussels：Paleis der Academiёn，1964-），2：562-565，还有更多的文献。

[346] 我们并没有详尽地研究黑森的地图学史。最好的处理是Wolff，Karten im Archiv。

[347] 这一作品没有保留下来。它的作者可能是马堡（Marburg）的医学教授Johannes Dryander。他手中的手稿是在明斯特尔的宇宙志和奥特柳斯的地图集中的黑森的印刷地图的模型。

[348] Ludolf von Mackensen，Die erste Sternwarte Europas mit ihren Instrumenten und Uhren：400 Jahre Jost Bürgi in Kassel，2d enl.ed.（Munich：Callwey，1982）.

[349] Karl Schafer，“Leben und Werk des Korbacher Kartographen Joist Moers，”Geschichtsblätter für Waldeck 67（1979）：123-177，and Werner Engel，“Joist Moers im Dienste des Landgrafen Moritz von Hessen，”Hessisches Jahrbuch für Landesgeschichte 32（1982）：165-173.

[350] Kurt Köster，“Die Beziehungen der Geographenfamilie Mercator zu Hessen，”Hessisches Jahrbuch für Landesgeschichte 1（1951）：171-192.

[351] 没有标题的彩色绘本（138×173.5厘米，比例尺约为1∶54000），马堡，Hessisches Staatsarchiv（Karten R Ⅱ Nr.28）。

[352] 原本收藏在几处机构；关于这些地图和迪利希的概况，请参阅Edmund E.Stengel，ed.，Wilhelm Dilichs Landtafeln hessischer Ämter zwischen Rhein und Weser（Marburg：Elwert，1927）。有21幅黑森各地区的绘本地图，也可能是迪利希的作品，收藏在otenburg an der Fulda，Heimatmuseum；关于初步描述，请参阅Wolff，Karten im Archiv，61-63。

[353] Paul Emil Richter and Christian Krollmann，eds.，Wilhelm Dilichs Federzeichnungen kursächsischer und meißnischer Ortschaften aus den Jahren 1626-1629（Dresden，1907）.

[354] 萨克森地图学史上的标准著作是一部选集，见Fritz Bonisch et al.，Kursächsische Kartographie bis zum Dreißigjährigen Krieg（Berlin：Deut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1990-），vol.1。

[355] 钢笔墨绘并着水彩（119×151厘米，约1∶220000）；严重受损的原件收藏在Dresden，Sächsische Landesbibliothek（Sax.A 90）。请参阅Rainer Gebhardt，ed.，Hiob Magdeburg und die Anfänge der Kartographie in Sachsen（Annaberg：Buchholz，1995），and Dolz，“Die‘Duringische und Meisnische Landtaffel’”。

[356] Sophus Ruge，Die erste Landesvermessung des Kurstaates Sachsen，auf Befehl des Kurfürsten Christian Ⅰ.ausgeführt von Matthias Öder（1586-1607）（Dresden：Stengel und Markert，1889），and Fritz Bönisch，Genauigkeitsuntersuchungen am Öderschen Kartenwerk von Kursachsen（Berlin：Akademie，1970）.一份带有详细注释的复写版本：“Die erste Landesaufnahme des Kurfurstentums Sachsen，1586-1633，”制作者是the Sächsisches Hauptstaatsarchiv，Dresden。然而这一有价值的项目从1990年开始就暂停了。

[357] 最初的德文版来自安特卫普，与德意志的印刷版本竞争。1572年，纽伦堡的印刷商Johann Koler出版了一本由奥特柳斯绘制的地图。他获得了拉丁文的安特卫普版本的常规副本，并添加了自己的德文说明。请参阅Leo Bagrow，“The First German Ortelius，”Imago Mundi 2（1937）：74，and Konrad Kratzsch，“Eine wiedergefundene Ortelius-Übersetzung von 1572，”Marginalien 62（1976）：43-50。

[358] 笔者正在制作一份关于在德意志诸地工作的尼德兰制图者的参考资料。

[359] 现 代对墨卡托的研究始于1869年出版的两本书：Jean van Raemdonck，Gerard Mercator：Sa vie et ses oeuvres（St.Nicolas：Dalschaert-Praet，1869），以及Arthur Breusing，Gérhard Kremer，gen.Mercator，der deutsche Geograph（Duisburg：F.H.Nieten，1869）。最新的传记是Nicholas Crane，Mercator：The Man Who Mapped the Planet（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2002）。关于一般的文献，请参阅本卷第44章对墨卡托的处理。下面的脚注仅限于有关特定主题的文献。

[360] 这封信主要是报告了1554年5月3日墨卡托的造访，当时他在布鲁塞尔向查理五世赠送一份绘本球仪。这是由来自Cremona 的Giovanni Gianelli（Gianello della Torre）制作的一个行星钟的一部分；请参阅Peter H.Meurer，“Ein Mercator-Brief an Philipp Melanchthon uber seine Globuslieferung an Kaiser Karl V.im Jahre 1554，”Der Globusfreund 45-46（1997-1998）：187-196。这封信也被印为一篇附录，见Knobloch，“Melanchthon und Mercator，”271-272。

[361] 请参阅Eckehart Stöve，“Ein gescheiterter Grundungsversuch im Spannungsfeld von Humanismus und Gegenreformation，”in Zur Geschichte der Universität：Das“Gelehrte Duisburg”im Rahmen der allgemeinen Universitätsentwicklung，ed.Irmgard Hantsche（Bochum：Brockmeyer，1997），23-46。

[362] 请参阅图10.12。关于详细的研究，请参阅Krücken，“Wissenschaftsgeschichtliche und-theoretische Uberlegungen”。这幅地图一份有用的尺寸缩减的注释重印本，发现于Wilhelm Krücken and Joseph Milz，eds.，Gerhard Mercator Weltkarte ad usum navigantium，Duisburg 1569（Duisburg：Mercator，1994）。

[363] Fritz Hellwig，“Gerhard Mercator und das Herzogtum Lothringen，”Jahrbuch für westdeutsche Landesgeschichte 25（1999）：219-254.

[364] Meurer，Germania-Karten，367-374，and Günter Schilder，Monumenta cartographica Neerlandica（Alphen aan den Rijn：Canaletto，1986-），5：252-256。我们可以假定墨卡托自己也知道其地图集中地图的可变的真实性。最近的一项观察是，一些具有创新性的绘制地图的区域（如伦巴第、洛林、苏格兰、瑞士和威斯特伐利亚）被刻在了两、三或四图幅上，它们可以结合在一起。请参阅Dirk de Vries，“Die Helvetia-Wandkarte von Gerhard Mercator，”Cartographica Helvetica 5（1992）：3-10。这样的多图幅地图也可能单独出售；然而，没有追踪到一份旧的装裱好的副本。

[365] 在其他语言中，只有带有标题页（而不是文本）的独立版本的单独部分。

[366] 例如，出现了一种欧洲全境的详细行程：the Kronn und Außbundt aller Wegweiser（Cologne：Lambert Andreae，1597）。其标题和文字中的许多注释都明确地是指向由赫拉尔杜斯·墨卡托绘制的不同地图。请参阅Peter H.Meurer，Atlantes Colonienses：Die Kölner Schule der Atlaskartographie，1570-1610（Bad Neustadt an der Saale：Pfaehler，1988），142-147。

[367] Rüdiger Thiele，“Breves in sphaeram meditatiunculae：Die Vorlesungsausarbeitung des Bartholomäus Mercator im Spiegel der zeitgenössischen kosmographischen Literatur，”in Gerhard Mercator und die geistigen Strömungen des 16.und 17.Jahrhunderts，ed.Hans Heinrich Blotevogel and R.H.Vermij（Bochum：Brockmeyer，1995），147-174.

[368] 关于新的总结，请参阅Meurer，Germania-Karten，413-416。

[369] Meurer，Germania-Karten，416-419 and 422-433.

[370] 完 整的标题是Atlas sive Cosmographicae meditationes de fabrica mvndi et fabricati figvra。墨卡托使用了“地图集”一词，以完成完整的作品，特别是在前面的介绍中；这篇文章的德语翻译，请参阅Gerardus Mercator，Atlas；üder，Kosmographische Gedanken über die Erschaffung der Welt und ihre kartographische Gestalt，ed.Wilhelm Krücken（Duisburg：Mercator，1994）。一组地图的标题“地图集”只有在没有这些从1630年之后出现在阿姆斯特丹的宇宙学介绍的补充和版本才开始使用。

[371] 关于赫拉尔杜斯·墨卡托孙辈的新的总结，请参阅Meurer，Germania-Karten，361-362。

[372] Peter H.Meurer，“De kaart van Wesfalen van Mercators erven uit 1599，”Caert-Thresoor 6（1987）：11-14.

[373] 此前人们曾认为，约道库斯·洪迪厄斯在莱顿的拍卖会上获得了铜版，在那里，墨卡托的遗产于1604年夏天被出售。在这一转变中，科内利斯·克拉松的角色在法兰克福和莱比锡书展的同时代目录中清晰可见。更详细的文件，请参阅Meurer，Germania-Karten，375-377和Peter H.Meurer，“De verkoop van de koperplaten van Mercator naar Amsterdam in 1604，”Caert-Thresoor 17（1998）：61-66。

[374] 请参阅Karrow，Mapmaker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480-494，and Peter H.Meurer，Die Manuskriptatlanten Christian Sgrootens（Alphen an den Rijn：Canaletto，forthcoming）。

[375] 特里尔城市图书馆（Stadtbibliothek）有一些曾为斯格罗滕所有的书籍。其中一本是古代作家庞波尼乌斯·麦拉和凯乌斯·尤利乌斯·索林努（Caius Julius Solinus）的版本，于1576年在巴塞尔出版，其中包括一份大约1540年的球仪的绘本描绘；请参阅Peter H.Meurer，“Ein frühes Landkarten-Autograph Christian Sgrothens in der Trierer Stadtbibliothek？”Kurtrierisches Jahrbuch 33（1993）：123-134。

[376] 斯格罗滕对盖尔登（Geldern）的调查只有通过1568年由希罗尼穆斯·科克出版的第二版（雕版，六图幅，81×76.5厘米）中才为人所知。原始版本的副本不为人知。一份1601年重新发行的副本收藏在BNF。

[377] 请参阅Meurer，Germania-Karten，344-348。

[378] 瓦多夫斯基的波兰地图的残片保存了下来；请参阅图61.6。马库斯·约尔达努斯的一份1585年的丹麦地图如图60.9所示。

[379] Brussels，Royal Library of Belgium（MS.21596）.布鲁塞尔地图集有两部较早的摹写版本：Hans Mortensen and Arend W.Lang，eds.，Die Karten deutscher Länder im Brüsseler Atlas des Christian s’Grooten（1573），2 vols.（Gö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1959），以及Christiaan Sgrooten，Christiaan Sgroten's kaarten van de Nederlanden，intro.S.J.Fockema Andreae and Bert van't Hoff（Leiden：Brill，1961）。

[380] 马德里地图集的编辑，见Meurer，Manuskriptatlanten Christian Sgrootens。

[381] 关于霍亨贝赫家族的较早的总结，请参阅Meurer，Fontes cartographici Orteliani，169-170，and Frans Hogenberg and Abraham Hogenberg，Geschichtsblätter，ed.Fritz Hellwig（Nordlingen：Alfons Uhl，1983）。

[382] 很多新的传记信息，见Walter Stempel in“Franz Hogenberg（1538-1590）und die Stadt Wesel，”in Karten und Garten am Niederrhein：Beitrage zur klevischen Landesgeschichte，ed.Jutta Prieur（Wesel：Stadtarchiv Wesel，1995），37-50。

[383] Arthur Mayger Hind，Engraving in England in the Sixteenth & Seventeenth Centuries：A Descriptive Catalogue with Introductions，3 vol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2-1964），1：64-78.然而，弗朗斯·霍亨贝赫是否曾居住在英格兰，此事似乎值得怀疑。

[384] 从大约1567年开始，弗兰斯·霍亨贝赫为奥特柳斯的《寰宇概观》雕刻地图。

[385] Johann Jakob Merlo，Kölnische Künstler in alter und neuer Zeit，ed.Eduard Firmenich-Richartz（Düsseldorf：Schwann，1895），377-381.

[386] 现代版本是Hogenberg and Hogenberg，Geschichtsblätter。关于一部带有注释的选集，请参阅Karel Kinds，Kroniek van de opstand in de Lage Landen，1555-1609：Actuele oorlogsverslaggeving uit de zestiende eeuw met 228 gravures van Frans Hogenberg，2 vols.（[Wenum Wiesel]：Uitgeverij ALNU，1999）。

[387] Meurer，Atlantes Colonienses，116-141.

[388] 请参阅Georg Braun and Frans Hogenberg，Civitates orbis terrarum，1572-1618，3 vols.，intro.R.A.Skelton（Cleveland：World Publishing，1965）。

[389] Hans Kleinn，“Johannes Gigas（Riese），der erste westfälische Kartograph und sein Kartenwerk，”Westfälische Forschungen 31（1981）：132-147，and In memoriam Johannes Riese，Doktor der Medizin und Mathematik，Kartograph und Astronom，1582-1637，with contributions by Reinhard Oldemeier et al.（Lügde，1992）.

[390] 这个新细节出现在莱比锡和法兰克福书展的目录中。

[391] 关于完整的研究，请参阅Meurer，Atlantes Colonienses。

[392] Laor，Cartobibliography，1-2（nos.7-18）and 137（no.934）；Meurer，Atlantes Colonienses，54-65；and Nebenzahl，Maps of the Holy Land，90-91 and 94-97.

[393] Meurer，Atlantes Colonienses，105-115.

[394] H.A.M.van der Heijden，Leo Belgicus：An Illustrated and Annotated Carto-Bibliography（Alphen aan den Rijn：Canaletto，1990）.

[395] Bernadette Schöller，Kölner Druckgraphik der Gegenreformation：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religiöser Bildpropaganda zur Zeit der Glaubenskämpfe mit einem Katalog der Einblattdrucke des Verlages Johann Bussemacher（Cologne：Kölnisches Stadtmuseum，1992），and Peter H.Meurer，“The Cologne Map Publisher Peter Overadt（fl.1590-1652），”Imago Mundi 53（2001）：28-45.

[396] Meurer，Atlantes Colonienses，197-235.从1600年前后开始，奎德因自己的宗教改革信仰，而与科隆当局关系紧张。因此，他还以笔名Cyprian Eichovius通过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附近的上乌瑟尔（Oberursel）的印刷商出版。

[397] Matthias Quad，Geographisch Handtbuch，Cologne 1600，facsimile，intro.Wilhelm Bonacker（Amsterdam：Theatrum Orbis Terrarum，1969）.

[398] Meurer，Atlantes Colonienses，47-53。这些地图重印于Jose de Acosta，Das Gold des Kondors：Berichte aus der Neuen Welt，1590，ed.Rudolf Kroboth and Peter H.Meurer（Stuttgart：Erdmann，1991）。

[399] 最近的一份非常好的传记是Peter Arnold Heuser，Jean Matal：Humanisticher Jurist und europäischer Friedensdenker（um 1517-1597）（Cologne：Bohlau，2003）。

[400] Meurer，Atlantes Colonienses，162-196.1597年之后的部分是由马蒂亚斯·奎德编辑的。其中有第一部亚洲的专门地图集：Jean Matal，Asia tabulis aeneis secundum rationes geographicas delineata（Oberursel，1600）。请参阅Susan Gole，“An Early Atlas of Asia，”Map Collector 45（1988）：20-26。

[401] Meurer，Fontes cartographici Orteliani，235-236，and Meurer，Germania-Karten，274-275.关于测量精确性的新的研究，请参阅Kurt Brunner，“Zwei Regionalkarten Süddeutschlands von David Seltzlin，”in Karten hüten，33-47。

[402] 然而，塞尔茨林地图的两次印刷品在一个方面是值得注意的：它们在角落里包含第一个已知的印刷的“距离三角形”，这是三角形的表格，可以很容易地读取，以获得不同位置之间的距离。关于早期德意志距离三角形的更详细的研究，请参阅Peter h.Meurer，“Zur Frühgeschichte der Entfernungsdreiecke”，Cartographica Helvetica24（2001）：9-19。

[403] Meurer，Germania-Karten，396-399.

[404] Meurer，Germania-Karten，425-429，引用于425。

[405] Meurer，Germania-Karten，473-474.

[406] Meurer，Germania-Karten，484-486.

[407] 关于对其的概述，请参阅the catalog of an exhibition by the KulTürstiftung Ruhr in the Villa Hügel in Essen：Prag um 1600：Kunst und Kultur am Hofe Kaiser Rudolfs Ⅱ.，2 vols.，exhibition catalog（Freren：Luca，1988）。

[408] 请参阅J.L.E.Dreyer，Tycho Brahe：A Picture of Scientific Life and Work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Edinburgh：Adam and Charles Black，1890；reprinted New York：Dover，1963），and，more recently，J.R.Christianson，On Tycho's Island：Tycho Brahe and His Assistants，1570-160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409] 这一结集工作的注释版本是Johannes Kepler，Gesammelte Werke（Munich：C.H.Beck，1937-）.A standard work is Max Caspar，Johannes Kepler，4th ed.（Stuttgart：Verlag für Geschichte der Naturwissenschaften und der Technik，1995）；英文版请参阅Kepler，trans.and ed.C.Doris Hellman（London：Abelard-Schuman，1959）。另请参阅Rhonda Martens，Kepler's Philosophy and the New Astronom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and James R.Voelkel，Johannes Kepler and the New Astronom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410]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关于他的地形研究的基础研究。

[411] Wolfgang Eckhardt，“Erasmus und Josua Habermel—Kunstgeschichtliche Anmerkungen zu den Werken der beiden Instrumentenmacher，”Jahrbuch der Hamburger Kunstsammlungen 22（1977）：13-74.

[412] Meurer，Fontes cartographici Orteliani，269-270；复写版本请参阅Warmund Ygl，Neue Karte der sehr ausgedehnten Grafschaft Tirol und ihrer Nachbargebiete，附有Hans Kinzl撰写的评论：Die Karte von Tirol des Warmund Ygl 1604/1605（Innsbruck：Osterreichischer Alpenverein，1962）。

[413] Kuchař，Early Maps，19-22.

[414] 1583年，奥格斯堡的仪器制造者Christoph Schissler获得了一项“instrumentum geometricum”的帝国特许权。他提议用这项发明来对帝国进行调查。然而，这个想法并没有被帝国当局采纳。

[415] Shirley，Mapping of the World，358-359（no.335）；关于埃克布雷希特，请参阅Pilz，Astronomie in Nürnberg，268-269。尽管其日期为1630年，但这幅地图的出版时间不早于1658年。对这张有趣的地图没有详细的分析。

[416] Jäger，“Johannes Mellinger，”and Alfred Haas，Die große Lubinsche karte von Pommern aus dem Jahre 1618，ed.Eckhard Jäger and Röderich Schmidt（Luneburg：Nordostdeutsches Kulturwerk，1980）.需要对劳雷姆贝尔格的地图进行详细的研究；关于作者，请参阅J.Classen，Ueber das Leben und die Schriften des Dichters Johann Laurenberg（Lübeck：Borchers，1841）。劳雷姆贝尔格还因其古希腊地图而闻名。其去世之后的最终版本是劳雷姆贝尔格稀见的地图集Grœcia antiqua（Amsterdam：Joannem Janssonium，1660）；关于摹写版本，请参阅Johannes Lauremberg，A Description of Ancient Greece，intro.C.Broekema（Amsterdam：Hakkert，1969）。

[417] Karrow，Mapmaker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288-292；一份新的版本，请参阅Kurt Brunner and Heinz Musall，eds.，Martin Helwigs Karte von Schlesien aus dem Jahre 1561（Karlsruhe：Fachhochschule，1996）。

[418] Meurer，Fontes cartographici Orteliani，243-244；关于斯佩克林的标准著作，是Albert Fischer，Daniel Specklin aus Straßburg（1536-1589）：Festungsbaumeister，Ingenieur und Kartograph（Sigmaringen：Thorbecke，1996）。

[419] Lukas Rangger，“Matthias Burgklehner：Beiträge zur Biographie und Untersuchung zu seinen historischen und kartographischen Arbeiten，”Forschungen und Mitteilungen zur Geschichte Tirols und Vorarlbergs 3（1906）：185-221.关于瓦尔蒙德·伊戈尔地图，请参阅注释411。

[420] 关于总结，请参阅Peter H.Meurer，“Die wieder äufgefundene Originalausgabe der Kärnten-Karte von Israel Holzwurm（Strassburg 1612），”Cartographica Helvetica 34（2006）：27-34。

[421] 关于在尼德兰出生的画家Jansz.Fries的一份绘本地图（Stadtmuseum，Aachen），请参阅Heinrich Savelsberg，“Die älteste Landkarte des Aachener Reiches von 1569，”Zeitschrift des Aachener Geschichtsvereins 23（1901）：290-305。

[422] 需要亚伯拉罕·霍亨贝赫雕刻的这一四图幅地图的专门文献（大约1615年）。

[423] 关于商人和业余历史学家Detmar Mülher的几幅地图，请参阅Wilhelm Fox，“Ein Humanist als Dortmunder Geschichtsschreiber und Kartograph—Detmar Mülher（1567-1633），”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ortmunds und der Grafschaft Mark 52（1955）：109-275。

[424] 1582年，画家Elias Hoffmann对法兰克福周边地区的一幅高度装饰的地图（结合了一幅城镇平面图），于1598年印刷；请参阅Meurer，Fontes cartographici Orteliani，168-169。

[425] 大规模地区地图绘制的一个亮点是纽伦堡地区的一部绘本地图集，有28幅地图，由纽伦堡商人和贵族Paul Pfinzing在1594年制作（Staatsarchiv，Nuremberg）。一份复写版本是Paul Pfinzing，Der Pfinzing-Atlas von 1594，ed.Staatsarchiv Nürnberg and AltNürnberger Landschaft（Nuremberg，1994）；详细的研究，请参阅Peter Fleischmann，Der Pfinzing-Atlas von 1594：Eine Ausstellung des Staatsarchivs Nürnberg anlässlich des 400 jährigen Jubiläums der Entstehung，exhibition catalog（Munich：Generaldirektion der Staatlichen Archive Bayerns，1994）。

[426] 这张基本地图，Inclitae Bernatvm vrbis，由内科医生Thomas Schoepf所著，于1578年在斯特拉斯堡出版。关于其摹写件，请参阅Georges Grosjean，ed.，Karte des Bernischen Staatsgebietes von 1577/1578（Dietikon-Zurich：Bibliophile Drucke von J.Stocker，1970）。艺术家和测量员Joseph Plepp的修订版于1638年出版；关于作者，请参阅Johanna Strubin Rindisbacher，“Vermessungspläne von Joseph Plepp（1595-1642），dem bernischen Werkmeister，Maler und Kartenverfasser，”Cartographica Helvetica 12（1995）：3-12。

[427] 关于这幅绘本地图，请参阅Jean Dubas and Hans-Uli Feldmann，“Die erste Karte des Kantons Freiburg von Wilhelm Techtermann，1578，”Cartographica Helvetica 10（1994）：33-40。

[428] 历 史学家Fortunat Sprecher von Bernegg的地图《Alpinae seu Foederatae Rhaetiae》的第一次发行，是于1618年在莱顿；关于其摹写件，请参阅Georges Grosjean，Die Rätia-Karte von Fortunat Sprecher von Bernegg und Philipp Klüwer aus dem Jahre 1618（Dietikon-Zurich：1976）。提供早期版本的参考目录的，是Franchino Giudicetti in“Eine bisher unbekannte Ausgabe der Rhaetia-Karte von Fortunat Sprecher v.Bernegg und Philipp Klüwer，”Cartographica Helvetica 5（1992）：17-20。

[429] 关于自1597年以来由市镇秘书Renward Cysat和画家Hans Heinrich Wägmann进行的一项调查的各种绘本版本，请参阅Thomas Kloti，“Die älteste Karte des Kantons Luzern von Hans Heinrich Wägmann und Renward Cysat，1597-1613，die Originalzeichnung und die Nachbildungen，”Cartographica Helvetica 2（1990）：20-26。

[430] 一部基本的著作是由苏黎世艺术家和诗人Jos Murer绘制的地图，第一次发表于1566年；请参阅Meurer，Fontes cartographici Orteliani，205-206，and Arthur Dürst，“Das älteste bekannte Exemplar der Holzschnittkarte des Zürcher Gebiets 1566 von Jos Murer und deren spätere Auflagen，”Mensuration，photogrammétrie，génie rural：Revue/Vermessung，Photogrammetrie，Kulturtechnik：Fachblatt 73（1975）：8-12。关于用原始木刻版重印的版本，请参阅Jos Murer，Karte des Kantons Zürich（Zurich：Matthieu，1966）。Murer还在1576年发表了一幅关于苏黎世的大型鸟瞰城镇图，请参阅Arthur Durst，“Die Planvedute der Stadt Zurich von Jos Murer，1576，”Cartographica Helvetica 15（1997）：23-37。

[431] Helvetiœ，Rhaetiœ & Valesiœ...tabula nova & exacta 的一部重印本于1979年（Zofingen：Ringier）和1982年（Bern：Schweizerisches Gutenbergmuseum）发行。我们对居格和他的地图（其中有苏黎世州的基本绘本地图，1620—1667年）没有研究；日期的总结在“Gyger，Hans Conrad”中，请参阅Lexikon，1：284-285。

[432] Ruthardt Oehme，Joannes Georgius Tibianus：Ein Beitrag zur Kartographie und Landesbeschreibung Südwestdeutschlands im 16.Jahrhundert（Remagen：Bundesanstalt für Landeskunde，1956）.

[433] Peter H.Meurer，“Die Kurköln-Karte des Cornelius Adgerus（1583），”Rheinische Vierteljahrsblätter 48（1984）：123-137.

[434] 对研究的总结，见Heinrich Schumacher，“Ubbo Emmius：Trigonometer，Topograph und Kartograph—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neuer Forschungsergebnisse，”Jahrbuch der Gesellschaft fur bildende Kunst und väterlandische Altertümer zu Emden 73-74（1993-1994）：115-149。

[435] 关于希里埃乌斯的新的标准著作是Gunter Görner，Alte Thüringer Landkarten 1550-1750 und das Wirken des Kartographen Adolar Erich（Bad Langensalza：Rockstuhl，2001）。

[436] Kuchař，Early Maps，37-43，and Walter Sperling，Comenius’Karte von Mähren 1627（Karlsruhe：Fachhochschule，1994）.

[437] 对萨克森选侯的艺术收藏室的丰富的地图收藏的描述，见Hantzsch，Landkartenbestände。一份1595年的清单列出了55幅镶有外框并进行显示的壁挂地图；请参阅Walther Haupt，“Landkartenbestände in Dresden bis zum Dreisigjährigen Krieg，”Sächsische Heimatblätter 34（1988）：94-96。今天，在Sächsische Landesbibliothek，Dresden，这一收藏只有一小部分可以被追踪到。

[438] 1577年的慕尼黑宫廷图书馆的第一份清单列出了40幅壁挂地图。请参阅Otto Hartig，Die Gründung der Münchener Hofbibliothek durch Albrecht V.und Johann Jakob Fugger（Munich：Königlich-Bayer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1917），353-356。这个宏伟的收藏今天完全亡佚了。

[439] 在Herzog August Bibliothek at Wolfenbüttel中没有这些地图的任何版本。关于出版的调查，请参阅the exhibition catalog by Arend W.Lang et al.，Das Kartenbild der Renaissance（Wolfenbüttel：Herzog August Bibliothek，1977）。

[440] 关于对黑森诸侯所拥有地图的经典研究，请参阅Fritz Wolff，“Karten und Atlanten in fürstlichen Bibliotheken des 16.und 17.Jahrhunderts：Beispiele aus Hessen，”in Karten hüten，221-231。

[441] 关于这一主题的介绍，请参阅Peter H.Meurer，“Ortelius as the Father of Historical Cartography，”in Abraham Ortelius and the First Atlas：Essays Commemorating the Quadricentennial of His Death，1598-1998，ed.M.P.R.van den Broecke，Peter van der Krogt，and Peter H.Meurer（’t Goy-Houten：HES，1998），133-159。

[442] Jäger，Prussia-Karten，293，and Hans Crome，“Kaspar Hennebergers Karte des alten Preusens，die älteste fruhgeschichtliche Karte Ostpreusens，”Alt-Preußen 5（1940）：10-15 and 27-32.

[443] Meurer，“Ortelius，”148-152.

[444] Meurer，Fontes cartographici Orteliani，266-267；for a more exhaustive study of Welser，see Paul Joachimsen，Marx Welser als bayerischer Geschichtsschreiber（Munich：Kutzner，1905）.

[445] Meurer，Fontes cartographici Orteliani，141，and Ruthardt Oehme，“Georg Acacius Enenckel，Baron von Hoheneck，und seine Karte des alten Griechenlandes von 1596，”Zeitschrift für Württembergische Landesgeschichte 44（1985）：165-179.

[446] Meurer，“Ortelius，”157-158.Conrad Celtis found a medieval copy of the Roman road map in a library in southwest Germany（possibly at Speyer）.他把这份手稿遗赠给了波伊廷格，此图以其人之名而得名（the Peutinger map or Tabula Peutingeriana）。

[447] Meurer，Atlantes Colonienses，90-95，and Bernadette Schöller，“Arbeitsteilung in der Druckgraphik um 1600：Die‘Epideigma’ des Stephan Broelmann，”Zeitschrift für Kunstgeschichte 54（1991）：406-411.

[448] Leonardus Johannes Marinus Bosch，Petrus Bertius，1565-1629（Meppel：Krips Repro，1979）.

[449] Stephen A.Bromberg做出了一份总结，见“Philipp Clüver and the‘Incomparable’ Italia Antiqua，”Map Collector 11（1980）：20-25。

[450] Karrow，Mapmaker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617-621.

[451] Peter H.Meurer，“Karten und Topographica des Nürnberger Kupferstechers Balthasar Jenichen，”Speculum Orbis 4（1988-1993）：35-62.

[452] John G.Garratt，“The Maps in De Bry，”Map Collector 9（1979）：3-11.

[453] Adolf Asher，Bibliographical Essay on the Collection of Voyages and Travels，Edited and Published by Levinus Hulsius and His Successors at Nuremberg and Francfort from anno 1598 to 1660（Berlin：Asher，1839；reprinted Amsterdam：Meridian，1962），and Josef Benzing，“Levinus Hulsius：Schriftsteller und Verleger，”Mitteilungen aus der Stadtbibliothek Nürnberg 7，no.2（1958）：3-7.

[454] 我正在制作一份由雅各布·范德海登撰写的关于地图的研究，他已经发布了关于有关主题的大约50幅地图和其他印刷品的文章。

[455] 标准著作是Lucas Heinrich Wüthrich，Das druckgraphische Werk von Matthaeus Merian d.Ae，4 vols.（Basel：Barenreiter，1966-1972；Hamburg：Hoffmann und Campe，1993-1996）。

[456] Wüthrich，Matthaeus Merian，3：113-272.

[457] Wüthrich，Matthaeus Merian，vol.4.梅里安的Topographia Germaniae，16 vols有一部摹写的版本（Kassel：Bärenreiter，1960-1967）。梅里安已经计划将这个项目扩大至一部“欧洲地形”（Topographiae Europae）。已经出现的有Topographia Galliae（13卷，1655-1661年）、Topographia urbis Romae（1卷，1681年），以及Topographia Italiae 的第一卷（1688年）。在此之后，这一项目停顿了。

[458] Meurer，Germania-Karten，479-482，and Harald Köhlin，“A Map of Germany Made after the Swedish Campaign of 1630-1648，”Imago Mundi 8（1951）：5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