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视域下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大国学科体系建构

罗林 邵玉琢

一 国别和区域研究的范畴

（一）产生背景

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发起是由中央领导部署，满足国家对外开放和中外交往中具体的现实需求，在全面熟悉对象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环境、历史背景的基础上，就具体问题要求原原本本反映当地情况，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2012年，教育部在部分高校和研究机构启动了国别和区域研究以及国际教育研究基地遴选与培育建设工作；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对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基础研究和对策研究成为倡议落实的迫切现实需求为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带来了重大的发展机遇；2014年开始，教育部加大了对国别和区域研究的支持力度，国别和区域研究也从单一的专项工作上升为国家工程，经过几年的发展基本上实现了中央领导提出的“全覆盖”要求。

（二）学科内涵和特点

国别和区域研究是针对特定国家或者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人文、法律等领域的社会科学研究，是侧重于公共事务和公共政策的专门研究，具有多学科、跨领域的基本特点。国别和区域研究以精通对象国家和地区语言为基础，以当地语言书写的一手文献为源头，以长期深入实地的调查研究为核心，系统地研究对象国家和地区的总体特征，进而预测其未来的发展动向。

国别和区域研究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外延，涉及到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众多领域，以求对同一国家或地区展开系统的研究；国别和区域研究也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性，骨感性学科，具有非常重要的奠基性作用，同时国别和区域研究学科是全球性大国特有的学科体系，这也标志着我国从地区性大国逐渐转向全球性大国；国别和区域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既密切关联又有内在区别，国别和区域研究从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大于国际关系研究。

二 国别和区域研究相关命题阐述

国内有学者认为国别和区域研究是美国区域研究的“翻版”，美国的区域研究不算成功，同时国内现有国际问题研究机构能够为国家提供足够的智力支持，因此对国内发展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动机和成效持怀疑态度

（一）国别和区域研究不是“翻版”

我国国别和区域研究不是将美国区域研究拿来“炒冷饭”，国别和区域研究与西方的区域研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将国别和区域研究看作晒美国区域研究的“翻版”。

区域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英法等国殖民扩张时期。为了巩固和加强对殖民地的统治，英法等欧洲强国设立专门的研究机构，成为区域研究的最早雏形。现代区域研究起源于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军事力量走出本土，控制和占领海外地区后则需要承担起当地的管理职能，这种现实需求，促使美国军方主动与美国高校合作，推动设立应对战争需求的海外培训项目，成为美国区域研究的发端。从区域研究的最早起源和快速发展的两个历史阶段来看，区域研究本质上是大国特有的研究门类。我国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与西方国家的区域研究既有相似之处，也具备鲜明的中国特色，集中体现在学科创建模式是由国家有关部门进行直接领导、统一部署；学科交叉协作方面，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的共融性较西方国家要强；同时在学科创建路径上，美国采取的是“由上而下”的顶层规划路径，而我国采取了“由下至上，协同整合”的路径，为研究队伍和学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

（二）国别和区域研究的战略指向、研究内涵和价值导向

随着中国的发展，我们正处于无限接近世界舞台中心的位置，但是，中国对世界的了解还远远不够。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加强同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坚持合作共赢为核心，从根本上摒弃西方国家对霸权主义的追求和以自身利益为核心的狭隘的地缘政治战略。这种现实需求急需对全球各国和地区展开综合性研究。同时研究内涵也超越传统意义上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研究，是对国家和区域进行更深层的意解答现实问题为导向的全方面研究。

（三）美国“区域研究”的成功经验

美国的区域研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形成了学术研究服务政策制定、政策推行依托学术传播的“学术—政策”互动模式，为美国学者和官员在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之间顺畅流动建立人才“旋转门”机制奠定了基础。

（四）国别和区域研究与国际问题研究的互补关系

国别和区域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是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关系。国内国际问题研究机构更多地关注大国和周边国家，而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关注点在于处于研究空白的“关键小国”和“关键地区”，最终目标是实现对全球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全覆盖”。这两种研究的互补关系，加快了这种“全覆盖”模式的发展，我国逐渐具备了解决具体问题的对策研究能力，形成了与我国大国国际地位相适应的研究格局，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三 “一带一路”倡议为国别和区域研究发展带来的机遇

“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落实给国别和区域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整体性研究还处于“绝对缺乏”状态，急需学术机构提供有力的知识服务。教育部充分调动研究力量对沿线国家和地区进行对策研究，使国别和区域研究成为直接服务“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性举措。同时国别和区域研究也为“一带一路”推进落实提供了决策支持，设立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究智库报告课题，系列报告覆盖全部66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别和区域研究还推动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对外开放与合作，为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强力支撑。随着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发展也培养了一批了解沿线国家语言文化和当地经济发展现状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四、国别和区域研究服务“一带一路”

国别和区域研究作为服务“一带一路”倡议落实的基础性举措，加强自身学科建设的同时在构建中国国际话语体系、引领和支撑人文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挖掘高校研究队伍潜力、服务中央对外工作大局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一）增强“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国声音

“丝绸之路”是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一带一路”倡议盘活了“丝绸之路”这一公共产品所蕴含的历史资源优势，在弘扬了经济互惠、文明互鉴与安全合作的“丝路”精神的实践中彰显出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模式。同时，“丝绸之路”对区域发展的价值意义也被国际社会所青睐，但同时也有很多曲解和杂音。针对这些情况，国别和区域研究作为中国特有的大国学科体系，应该积极构建中国的“一带一路”话语体系，从学术实践上不断阐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丝路精神”，为“丝绸之路”这一中国向世界贡献的古老公共产品注入中国的时代内涵，牢牢掌握“一带一路”的学术阐释权和国际话语权。

（二）打造“一带一路”倡议的知识高地

国别和区域研究作为中国特色的大国学科体系，应该使用世界各国的语言向全球围绕“一带一路”阐述中国立场、贡献中国智慧、传播中华文化，推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繁荣，为世界知识体系的“中国高地”奠定基础。

（三）组建“一带一路”倡议专业研究队伍

国别和区域研究的专业队伍主要集中在高校，研究主要力量为外语专业教学研究队伍。高校作为知识理论高地和科研人才高地，切实服务中央对外战略落实，解决“一带一路”的实际问题是高校履行服务中央、服务大局根本职能的应有之义。在各个领域研究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的针对性研究，释放高校的智力优势和人才红利，为“一带一路”提供智力支持。

五 国别和区域研究服务“一带一路”的学科指向

回顾近年来高校加强国别和区域研究学科建设方面取得的成效，结合当前“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落实的现实需求，高校在智库建设、语言服务、人文交流、人才培养四个方面大有可为，助力推动国别和区域研究发展。

（一）智库建设

教育部2014年印发《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计划中提出，“高校智库应当发挥战略研究、政策建言、人才培养、舆论引导、公共外交的重要功能”，明确“重点建设一批全球和区域问题研究基地”。在任务目的和力量的整合上都提出了相应的建设要求。此外，教育部还考虑与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合作，打通研究和需求之间的通道，不断提升咨政服务的能力和水平，打造新型高端高校智库。

（二）语言服务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语言是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基础。“一带一路”建设可以用英语等作为通用语，但这种通用语只能达意、难以表情，只能通事、难以通心。欲表情、通心，需用本区域各国各族人民最乐意使用的语言。因此，加强语种建设，是对“一带一路”推进落实的有力支持。

（三）人文交流

“一带一路”提倡“五通”，实现与沿线国家长期深度合作，归根结底是要实现“民心相通”。人文交流在推动“民心相通”方面有着特殊的地位，通过推动与对象国家的人文交流，不断夯实两国“民心相通”的基础。

（四）人才培养

“一带一路”在推进落实的过程中需要大量“外语+专业技能”的“国别通”式人才，目前国内高校专业设置中很难满足这样的人才需求。因此，需要不断加强人才培养，为“一带一路”推动落实充实“五类人才”。

六 推进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的切入点

在推动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中，要始终围绕着“研究定位与布局，发展战略与目标，队伍建设与提升”三个重要问题，以实践为导向，在发展中解决遇到的问题，以全覆盖的研究机构、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切实提高服务“一带一路”倡议落实的能力。国别与区域研究工作开展五年来，建成了成系统成体系的研究机构群，实现了研究对象全球区域的全覆盖和“一带一路”沿线全覆盖，基本形成了与中国大国地位相匹配的学科体系，在支撑引领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繁荣，增强国家“软实力”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构建全球伙伴关系贡献“中国智慧”，将更加有力地服务“一带一路”倡议落实。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外国语学部】

（摘自《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