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晦涩正是他的精神”

——赵萝蕤汉译《荒原》直译法互文艺术管窥[1]

托·斯·艾略特（T.S.Eliot，1888—1965年）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现代文明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点，而且描写和呈现这么一种复杂、多样的西方现代文明的诗歌艺术形式也必须具有其自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特征，因此诗人就变得越来越包罗万象，越来越深邃间接、晦涩，以至于“迫使[诗歌]语言就范”[2]，甚至允许多种语言在同一个诗歌文本中杂糅共生，或者打乱语序以表达诗人的思想，进而追求诗歌语言艺术形式与内容的高度契合。那么，如何将艾略特的《荒原》（The Waste Land，1922年）这么一部既深邃、间接、晦涩，又包罗万象的西方现代主义代表性长篇诗歌翻译成汉语呢？作为我国最早汉译《荒原》的译者，赵萝蕤（1912—1998年）先生在她1937年初版中译本《荒原》的“译后记”中就翻译这部长诗的“难处”讨论了三个问题：第一，译者如何面对“这首诗本身的晦涩”问题；第二，译者如何翻译“这首诗引用欧洲各种的典故诗句”问题；第三，译者如何给这首诗的译文添加“注释”的问题。[3]在这篇绪论中，笔者将重新研读艾略特关于“感受力涣散”（dissociation of sensibility）[4]、“历史意识”（historical sense）[5]、“个性消灭”（depersonalization）[6]、“客观对应物”（objective correlative）[7]等核心诗学理论观点的相关论著，结合艾略特《荒原》中译本抽样案例的比较分析，进而窥见赵萝蕤先生所提倡的文学翻译直译法在互文性统一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及其艺术造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