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日本政治学科发展的特点

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日本政治研究的成果已具备一定的深度和广度，研究的理论性、思辨性和系统性逐渐加强，研究范式和方法论稳步进化，符合学术规范的成果增多，知识创新得以推进。以上积极趋向与时间的推移呈正相关关系，进入21世纪后这种关系则更为明显。

一 基础研究日臻扎实，应用研究持续推进

40年来，日本政治研究中相对偏重于应用与时政研究的格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平衡。在上述5个领域的研究中，基础研究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和分量，例如在对日本政治体制、政党政治、政治思想及政治文化、内政与对外关系的研究中，较为厚重的学术成果（尤其是专著）已经陆续出版了至少几十部，如蒋立峰的《日本政治概论》、王新生的《现代日本政治》、王振锁的《战后日本政党政治》、林尚立的《政党政治与现代化——日本的理论与现实》、高洪的《日本政党制度论纲》、徐万胜的《冷战后日本政党体制转型研究》、李寒梅的《日本民族主义形态研究》等。这些著述在多方面填补了相关领域的学术空白。应用与时政研究更不必说，历来就是日本政治研究的热门和重头，例如关于日本政治体制改革、政党政治态势及走向、政局演变新动向、政治右倾化及其相关影响的论著，至少在数量上还是远超基础研究成果。下文中所附的《日本学刊》刊发的有关日本政治研究论文的数量及比例表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二 理论探索及概念创新有突破

经过多年的积累，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之后，中国的日本政治研究学界开始摸索自主创新，在理论构建、概念生成方面力图有所作为、有所突破，以早日掌握学术话语权，占据学科建设的高地，引领相关研究的发展和进步。例如，国内媒体经常提及日本“右倾化”和“保守化”，很难准确说明日本政治生态现状及实质，针对此现状，日本政治领域的研究者们进行了专门探讨，如桐声《当代日本政治中的民族保守主义》一文中就指出，之所以用“民族保守主义”概念来归纳当今日本政坛上的主流政治意识，是因为迄今为止人们对冷战结束以来的种种界定，并未能够完整、准确地究明其本质。对照之下，民族保守主义的概念界定，即“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保守政治的系统理论和主张，其本质是激进保守的执政理念中夹杂了浓烈的民族主义政治思想”。随之吕耀东的《试析日本的民族保守主义及其特性》、张进山的《当代日本的民族保守主义：生成、概念和释疑》等文章适时跟进，起到了引领问题研究方向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较好地概括冷战后日本政坛主流政治思潮的流变和特质，及时发挥了解释现实、引领研究的作用。

此外，中国的日本政治研究还就日本政党转型及体制提出了自创的定义和概念，例如本质上属于“准一党优位制”的“1996年体制”，以及自民党强势主导政坛的“2005年体制”等。

三 方法论的运用日渐成熟

这表现为日本政治研究在如下两大方面所取得的一定的进展。

第一是较为成熟地将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论进一步运用于日本政治研究。毋庸置疑，政治学的研究方法首先是推动日本政治研究发展进步的基本手段。多年来，运用经典的政治学方法进行的研究不断增多。例如，林尚立的成果运用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了政党政治在日本现代化历程中的结构与功能，探讨了日本政治过程和政治发展的基本特征。王新生的研究基于政治学中经典的政治过程分析法，再加以制度、结构的辅助视角，深入剖析了当代日本政治的状况。其代表作《政治体制与经济现代化——“日本模式”再探讨》则基于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探讨了战后日本政治体制与经济现代化的互动关系。郭定平的研究成果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将“多元主义政治分析法”引入中国的日本政治研究中。张伯玉运用政治生态学研究方法来分析日本的政党体制及其与政治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周杰等学者尝试用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建构一套解释日本选举制度改革的框架，然后运用这一框架寻找解释影响日本选举制度改革动力的各项因素，结合运用西方选举制度理论来分析日本具体问题，实际上挑战了迄今为止国内所未尝试的领域。

第二是正逐步尝试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综合集成加以运用。正如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大趋势一样，多学科及跨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往往能更好地开辟相关研究的新天地和新路径。例如，高洪的《日本当代佛教与政治》采用宗教学、社会学与政治学相结合的多学科研究方法，揭示了日本当代佛教与国家政治生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依存关系。淳于淼泠的《宪政制衡与日本的官僚制民主化》则尝试采用政治学、历史学、法学、行政学等社会科学的既有成果，对战后日本官僚制民主化进行综合性分析研究。曹天禄的《日本共产党的“日本式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基础上，采用历史分析、比较分析、系统分析、文献查阅和归纳等主要方法，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共的“日本式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活动进行了重点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