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地理政治学的现实主义内涵

自二战结束以来，主要体现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对外政策关切的经典地理政治学，是战后国际关系研究中唯一得到了真正重视的地理政治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主要建立在三个地位已经得到公认的代表性思想家的理论基础上，这三位思想家分别是美国海军史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汉、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以及美国国际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这三位学者构建的理论，无论就具体形态还是就内容实质而言，彼此间都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和互补性，因而在理论上完全可以被人们当成一个有机整体加以对待。现代地理政治学的大厦从根本上说正是建立在这三位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的理论基础上的。如果就根本的思想内容而言，马汉、麦金德和斯皮克曼的思想都属于战后历史上长期占据了国际关系研究中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阵营，而造成这种内在联系的关键，就在于这种以马汉、麦金德和斯皮克曼为主要代表的地理政治思想，完全符合当代学者用以界定古往今来之现实主义理论的三个主要标准，即有关国际无政府状态、国际政治主要行为体和国际政治本质的认识。[23]

无论是哪一种形态的现实主义理论，其最首要的出发点都是对国际无政府状态本质的基本认识，这种认识不仅被研究者作为一种前提假定嵌入当代现实主义理论中，而且被视为鉴别现实主义理论的首要标志。确切地说，国际无政府状态实际上有两重内涵：首先，是指一种没有政府的状态，这一重内涵最早是由英国政治思想家约翰·洛克加以阐述的；其次，是指一种混乱无序且人人相互为战的战争状态，这点则是由英国政治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最早予以阐述的。[24]一般来讲，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史上，无论哪一种类型的现实主义者，其首要的共同特征，就在于对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本质都持有一种霍布斯式的认识，即国际无政府状态本质上就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这种状态不是意味着战争一直在发生，而是意味着战争随时可能会发生。对现实主义思想家而言，国际无政府状态与“混乱”和“无序”是完全同义的，即国际关系本质上乃是一种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生活在这种状态中的国家间存在永恒且无法根本消除的利益冲突和零和博弈。[25]

与主流的现实主义理论略有不同的就是，马汉、麦金德、斯皮克曼这三位经典地理政治思想家，从来都没有对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性质进行过非常精确的阐述，但他们对国际无政府状态的认识与当代现实主义理论家的表述实质上是相同的，这主要体现在这三位经典地理政治思想家历来都是以对抗视角来界定国际政治本质的。对马汉而言，现代国际关系的历史实质上就是一部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彼此争夺和相互抗衡的历史，这些对抗中对获胜一方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就是对海洋的经略和控制。[26]在麦金德眼中，自古典文明时期以来的国际关系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以海洋为主业的民族与那些历史上居住在心脏地带的游牧民族间相互竞争的历史，这种竞争在不同历史时期内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作为与摩根索同时代的思想家，斯皮克曼曾经在他两部著作中都明确指出，国家间无政府状态赋予了国际政治永恒的对抗性特征，作为一个远离欧亚大陆的国家，美国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时期，其首要任务是保证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核心区域（西欧与东亚）永远不会被任何一个单一的强国控制。[27]

现实主义思想或理论的另一共同特征，就是将主权—领土国家（无论是现代早期的王朝国家，抑或是现代世界中的民族国家）作为国际关系中的最主要行为体，而这点同样也会使“国家”（无论是何种意义上的国家）通常成为当代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分析单位。无论在古典的还是在当今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家作为国际政治中最主要的行为体，不仅具备主权和领土这两项最基本的属性，且同时被赋予许多拟人化的特征。[28]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现实主义者一般都认为，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中，作为一种主要行为体的国家首要的行为动机是生存。在生存动机基础上，现实主义者同时还赋予或衍生出了国家的其他许多与生存动机相关联的特征，其中最重要的是，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一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追求自身权力的最大化当成一个根本目标。国家的生存和权力最大化动机，实际也正是解释了为什么现实主义者都是将国家间的无政府状态看作一种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性质与国家的行为动机构成了一种相互强化的循环。[29]

与现实主义理论一样，地理政治学同样也是以“国家”作为其最重要的分析单位，这种国家的本质与现实主义理论中国家的本质是相同的，即国家不仅具有领土和主权，并且都是以生存和权力作为主要行为动机，地理政治学关注的重点，实际上是考察国家作为一种空间行为体的基本特征以及由国家间互动产生的空间模式，即地理政治学从根本上说乃是将国家看作一种地理空间的现象，进而在此基础上来分析国家的权力基础和互动本质，两者都是以国家作为基本分析单位的。[30]对现实主义理论来说，国际政治实践中最主要的行为角色是那些主要按照领土规模和物质资源加以界定的强国（power），这点同样适用于地理政治学。此处略有不同的是，地理政治学意义上的强国，不仅包括领土规模和物质资源，同时也包括地理位置及由此形成的战略取向。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地理政治学意义上的强国，可以按照地理位置划分为海洋强国、大陆强国和陆海复合型强国，其中在历史上起到最重要作用的，就是主导性海洋强国、心脏地带的大陆强国和边缘地带的陆海复合型强国。[31]

现实主义思想或理论的第三个共同特征，就是其强烈并且是一以贯之的物质主义倾向（materialism），即古往今来的现实主义者无一例外都是将物质性权力看作国际政治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在理论上，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现实主义者，一般都是俾斯麦式的铁血哲学的信奉者，这种铁血哲学最主要的体现，是现实主义者不仅将生存看作国家在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动机，而且将获得和确保那些物质权力（资源）看作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确保生存或实现其他目标的最有力保证。[32]确切地说，尽管同样重视非物质性因素的作用，但对现实主义者而言，非物质性因素的作用永远也无法达到物质性因素的高度，现实主义者通常也因此被称为悲观主义者，因为他们都认为国家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中的生存和发展，都必须依靠足够强大的物质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来加以保证。古往今来的现实主义者的最重要特质之一，不仅在于将物质性因素的地位排在了非物质性因素的地位之上，而且在于对物质性权力的实际限度有清醒的认识，这也是现实主义者与形形色色的军国主义者最主要的界限。[33]

与当代的现实主义理论一样，地理政治学阐述的乃是一种具有强烈物质主义倾向的权力政治逻辑。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地理政治学实际上包含了两类不同性质的变量，即地理变量（这其中既包括自然地理也包括人文地理的变量）和技术变量（这其中不仅包括物质性技术也包括组织性技术）。地理政治学根本上是一门有关这两类变量间的互动联系及其在政治和战略上的相关含义的科学，其实质上反映的乃是这两类不同变量（地理变量和技术变量）间的互动联系所产生或塑造的国际政治现象和全球权力构造。在战后国际关系学科史上，对地理政治学最显著的误解之一，在于混淆了地理政治学的分析单位及其包含的权力（技术）变量。确切地说，经典地理政治学实际上包含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地理政治行为体（即海洋强国、大陆强国、陆海复合型强国）及至少五种不同形式的权力（技术）变量（主要是海上力量、陆上力量、空中力量、空间力量、智能空间力量）。地理政治学考察的实际重点，就是这五类权力（技术）变量的变化发展及彼此间的互动联系对三类地理政治行为体的影响。[34]

尽管战后国际关系理论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正是强调物质权力的现实主义理论，但地理因素在战后现实主义理论中的作用，并非一种权力源泉，而仅仅是一种对权力施加影响的限制因素，就如同克劳塞维茨设定的战场一样，地理因素提供了一种以距离弱化权力的“摩擦”（friction）。[35]由于仅仅是权力的障碍而不是权力的源泉，地理因素不仅可以被克服，且不具有任何意义上的重要性，地理因素仅仅是国家权力斗争的一种背景，在重要性上技术因素已经取代地理因素，尽管技术因素不能取消地理特性，但核时代的技术因素“对地理特性的影响一直非常具有革命性，因而技术因素已经取代地理因素而成为地理政治的基本要素”，即地理因素已经为技术发展所淘汰。[36]地理因素在战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地位，已经不再是一种能够影响到人类行为的“环境”，而只是一种个人或国家在其中活动的“场所”，这种从“环境”到“场所”的转变导致的后果，是地理因素几乎被弱化到毫不相关的地步，这种转变实际体现的信念是，历史发展趋势“就是从为生存而必须服从自然的境地，朝着拥有持续不断扩大的改造和操纵自然环境以使其适应人类目的之能力的方向发展”。[37]这种弱化在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造成的最严重后果之一，就是使作为经典现实主义理论一个重要分支的地理政治学，长期以来一直都被排除在主流现实主义理论的视野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