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左传》的作者及成书年代

《春秋》一书迎合了统治阶级的需要，一出现即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遂有不少学者为之作传（即作注）。据《汉书·艺文志》所载，为《春秋》作传的学者共有五家，即《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邹氏传》和《夹氏传》。[29]其中《左氏传》《公羊传》和《谷梁传》流传至今。《邹氏传》《夹氏传》其后均湮灭无闻，《夹氏传》当时即有录无书。在西汉时期，《公羊传》《谷梁传》的地位均高于《左传》，被立于学官，作为国家最高学府的讲授课程；《左传》则处于被排斥的地位。但是，由于《左传》在史学、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俗、伦理、文学以及语言学等方面的价值均远高于《公羊传》《谷梁传》二传，故自西汉末即引起了一些学者的重视。东汉以后，《左传》和《公羊传》《谷梁传》二传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们对《左传》的热情越来越高，研究者趋之若鹜；二传的门前则越来越冷清，研究者寥若晨星。

关于《左传》的作者及成书年代，历来存在着较大分歧，其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种：

第一，《左传》成书于春秋晚期，为传《春秋》而作，作者是左丘明。

《史记》《汉书》《后汉书》、杜预《春秋左氏传·序》均持这种观点，具体详下：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繁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30]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借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谷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汉书·艺文志·春秋序》）[31]

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于诸侯，国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梼杌》，晋之《乘》，鲁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间，鲁君子左丘明论集其文，作《左氏传》三十篇。又撰异同，号曰《国语》，二十一篇。由是《乘》《梼杌》之事遂暗，而《左氏》《国语》独章。（《后汉书·班彪传》）[32]

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杜预《春秋左氏传序》）[33]

根据以上所记可知，司马迁、班固、班彪、杜预均肯定《左传》的作者是左丘明，且是因彰明孔子《春秋》而作。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前551—前479），左氏既然受经于仲尼，则其生活及著《左传》的时间亦当在春秋末期，班彪更明确指出《左传》的成书时间是在鲁定公、哀公时期。

第二，《左传》成书于战国初期，作者不是左丘明，而是孔子学生子夏的再传弟子，或是吴起，或是其他人。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近现代国学大家章太炎、钱穆、卫聚贤、徐中舒、杨伯峻注等人，证据主要有二：

其一，《左传》的记事最晚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其中最后一段涉及时代较晚的智伯被灭事件和赵襄子其人，据此推算，左氏不可能活到这一时期。

《左传》哀公二十七年：“悼之四年，晋荀瑶帅师围郑。未至，郑驷弘曰：‘知伯愎而好胜，早下之，则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门于桔柣之门。郑人俘酅魁垒，赂之以知政，闭其口而死。将门，知伯谓赵孟：‘入之！’对曰：‘主在此。’知伯曰：‘恶而无勇，何以为子？’对曰：‘以能忍耻，庶无害赵宗乎？’知伯不悛，赵襄子由是惎知伯，遂丧之。知伯贪而愎，故韩、魏反而丧之。”[34]

鲁悼公为哀公之子。哀公于其二十七年（前468）奔越，悼公于是年立，起元在公元前466年。悼公四年为公元前463年，三家灭智伯在悼公十三年，即公元前454年，赵襄子无恤死于公元前425年。襄子为谥号，知无恤谥号，意味着作者知其死年之事。悼公四年（前463）上距孔子卒年（前479）有16年，三家灭智伯上距孔子卒年有25年，赵襄子死年上距孔子卒年有54年。孔子终年73岁，假设左丘明与孔子同年，则《左传》记事到悼公四年（前463）时左氏需活到89岁，记事到三家灭智伯时左氏需活到99岁，记事到赵无恤死时左氏需活到127岁。左氏能活到如此高龄似不可能，即使活到如此高龄而能坚持完成《左传》的撰写也不可能。

其二，《左传》好预测，一些预测的事情到了战国初期，且多数都很灵验，这说明《左传》的作者应是战国初人。例如，庄公二十二年（前672）载，陈大夫懿氏占卜将女儿嫁给齐大夫田敬仲很吉利，五世之后田氏（即陈氏）将成为齐国的执政大臣，八世之后将没有人与之抗衡。果然，田氏的后代在齐国日益强大。至五世田桓子时击败强族栾、高二氏，始大于齐；至七世田成子时杀相弑君（齐简公），专权于齐；至八世田襄子相齐宣公，使其兄弟宗人尽为齐都邑大夫。齐宣公于公元前455至公元前405年在位，据此，田襄子活动年代已到了战国初期。又如，闵公元年载：

晋侯作二军，公将上军，大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魏氏之祖）为右，以灭耿、灭霍、灭魏。还，为大子城曲沃。赐赵夙耿，赐毕万魏，以为大夫。……初，毕万筮仕于晋，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为土，车从马，足居之，兄长之，母覆之，众归之，六体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杀，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35]

毕万是周代毕国国君毕公高的后代，所谓必复其始是指毕万的后代必然又会成为国君。果然毕万后代到魏斯时魏由晋分出，魏斯成为国君（即魏文侯）。魏文侯元年为公元前445年，其时亦到战国初期。

《左传》中的预测多数符合事情的发展结果，在古代看来是灵验，是善恶应得的报应，在今天看来则完全是作者根据结果制造的欺人之谈。懿氏卜田敬仲“八世之后，莫之与京”，说明作者见到了田氏家族在战国初期夺取齐政权的事实，辛廖占毕万后代“必复其始”成为国君，也说明作者看到了战国初期魏文侯立为诸侯的事实。

章太炎认为《左传》的书名不是来自人名，而是来自地名，即来自战国时期吴起的居住地左氏。章氏虽然没有明确说明《左传》的成书年代是在战国初期，但结论是显然的。他在《春秋左传读·丘明》中说：

《韩非·外储说右上》曰：“吴起，卫左氏中人也。”左氏者，卫邑名。《内储说上》曰：“卫嗣君之时，有胥靡逃之魏，因为襄王之后治病。卫嗣君闻之，使人请以五十金买之，五反，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注：“左氏，都邑名也。”《左氏春秋》者，固以左公名，或亦因吴起传其学，故名曰《左氏春秋》，犹《诗传》作于大毛公，而《毛诗》之名因小毛公而题与。以左氏名《春秋》者，以地名也，则犹《齐诗》《鲁诗》之比与。或曰：本因左公得名，及吴起传之，又传其子期，而起所居之地为《左氏》学者群居焉（犹齐之稷下），因名其地曰左氏。以人名地，则党氏之沟之比也。因有以《韩非》之文证《左传》为吴起作者，故发此二义正之（今曰《左传》，若左氏本由地得名，则今所称为割裂，犹呼《公羊》《谷梁》、曰《公》《谷》矣）。[36]

章氏的观点到了钱穆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钱氏明确认为《左传》的作者就是吴起。在《先秦诸子系年·吴起传〈左氏春秋〉考》中，钱氏首先根据清人姚鼐及日人狩野直喜之说断定前人把《左传》的作者视为左丘明实是因书名而造成的误会，接着论道：

余考诸《韩非》书：“吴起，卫左氏中人也。”然则所谓《左氏春秋》者，岂即以吴起为左氏人故称，而后人因误以为左姓者耶？

又按：《艺文志》，《易》有《淮南道训》，《诗》有《鲁说齐杂记》，《论语》有《燕传说》，《五经异义易》有《下邳传》，此皆以地名系者，则亦何疑于《左氏》。

《说苑》：“魏武侯问元年于吴子。”此亦吴起传《春秋》之证。晋汲县人发魏襄王冢，有《师春》，即采《左氏》，亦可见《左氏》书与魏之关系焉。[37]

最早提出《左传》完成于战国初期并且确定了具体时间的学者是卫聚贤，他在《古史研究》一书中断定《左传》作者系周威烈王元年（前425）到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之间人，其主要依据是《左传》中的谥号和占辞。《左传》中最后出现的一个谥号是赵襄子，“襄子”是赵无恤死后所加，无恤死于周威烈王元年（前425），卫氏据此断定《左传》著者必是此年以后的人。《左传》闵公元年毕万占辞中的“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一语，卫氏认为属于推测语气，据此断定《左传》作者只是预见到魏毕万子孙有成为侯的可能而没有见其为侯的事实。魏斯始立为侯是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据此推定《左传》作者系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以前的人。此外，卫氏在该书中还举出了多条证明《左传》作者确系战国初人的证据。[38]

徐中舒对《左传》的成书时间及作者是这样推断的：

左丘明是孔子同时人，亲见孔子，而《左传》作者能预知三家分晋、田氏代齐，这两件事都远在孔子以后。孔子卒于公元前479年，而三家分晋在公元前403年，距孔子没已七十七年；田氏代齐在公元前386年，距孔子没已九十四年。《左传》作者不但能预知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又能断言郑国先亡（本文按：断言郑国先亡在襄公二十九年）或郑先卫亡（今按：断言郑先卫亡在昭公四年）。郑国灭亡在公元前375年，距孔子没已一○四年。这些历史都不是孔子同时的人所能前知的。据此言之，《左传》成书的年代必远在孔子以后。……

《左传》又说“郑其先亡”，或“郑先卫亡”，郑亡于公元前三七五年，郑亡是验词，因此，《左传》成书就不能早于此年。……

《左传》作者对于魏国期望是很大的。他在晋赐毕万以魏时说：“毕万之后必大，万，盈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启之矣！”他只看见魏国的强大，却没有看见魏国的削弱，《左传》就是魏国霸业鼎盛时代的作品。把《左传》成书年代定为公元前三七五年—公元前三五一年，也与这一个不验的预言（今按：指《左传》文公六年“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一语。战国初秦败魏，魏于公元前332年献阴晋之地于秦，继而献上郡、河东之地于秦）相符合的。

孔子卒于公元前479年，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孔子卒时子夏年二十八。子夏居西河为魏文侯师，当是晚年时事。相传子夏老寿，晚年丧明。假定当时子夏年七十，即公元前437年，下距《左传》成书年代的上限（今按：指前375年）为七十二年（今按：应为六十二年），因此，《左传》作者可能就是子夏一再传的弟子。[39]

杨伯峻的观点见于《〈左传〉成书年代论述》（《文史》第6辑）、《春秋左传注·前言》、《经书浅谈·左传》等文。在前言中，杨氏对《左传》在战国的流传情况进行了考察，证明《左传》在楚威王之前就已出现：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

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世，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

司马迁上文所谓《春秋》，实指《左传》，前人已有定论，现在不再重复。读者参考近人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司马迁所称春秋系指左传考》也足以了如指掌。不然，《春秋》在当时最多不过一万八千字，为什么“为王不能尽观”？《春秋》和《左传》近二十万字，才“为王不能尽观”。孔颖达在《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疏》中引刘向《别录》也说：

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

《别录》的二种《抄撮》，就是司马迁的《铎氏微》和《虞氏春秋》。《汉书·艺文志》有《铎氏微》三篇，班固自注说：“楚太傅铎椒也。”又有《虞氏微传》二篇，班固自注说：“赵相虞卿。”那么，铎椒、虞卿节录《左传》成书，不但武帝时司马迁看过，刘向、刘歆整理西汉末皇家藏书时，并曾整理过，这是十分可信的。而且，《战国策·楚策四》并有下列一段文字：

虞卿谓春申君曰：“臣闻之《春秋》，‘于安思危，危则虑安。’”

“于安思危”二语，实际就是对《左传》襄公十一年“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的引意。古人引书，一般不拘泥于文字，只是大意相同便够。

铎椒为楚威王太傅，因作这书。楚威王元年为公元前339年，末年为前329年，铎椒作《铎氏微》或《抄撮》，不出这十一年之间，足见战国时代的上层人物都喜爱《左传》。虞卿的年代大概在公元前305—前235年。从这以后征引《左传》的更多。刘师培《群经大义相通论》中有《左传荀子相通论》，其中虽不免有附会之处，但荀子征引《左传》，实无可疑。……

其后《战国策》（如《魏策三》用僖公二年和五年《左传》，称《左传》为《春秋》）《吕氏春秋》《韩非子》无不征引《左传》文字。《吕氏春秋》《韩非子》二书征引尤多。刘师培有详细考证，见《读左札记》。[40]

在《左传》一文中，杨氏推定《左传》成书时间是在公元前403至公元前386年之间，即战国初期。他说：

《左传》作者好讲预言。预言灵验的，便是《左传》作者所目见耳闻的；不灵验的，便是预测错了，他未尝料想到的。他说毕万之后代一定昌盛而恢复为公侯，证明他曾见到魏文侯为侯，却不曾见到其后称王。那么，由此可以推测，《左传》作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即魏斯称侯以后。

《左传》作者不可能是左丘明，因此我们不纠缠作者为谁的问题。但著作年代却在战国初期，公元前403年以后。……我们可以大胆推定，《左传》成书在公元前403年以后，公元前386年前，离鲁哀公末年约六十多年到八十年。[41]

杨氏的看法与卫、徐二家比较接近，其中有些说法前人已经涉及。三家所不同的是卫氏没有具体提出《左传》的作者，徐氏认为《左传》的作者是子夏的再传弟子，而杨氏最后推定的时间比卫氏稍晚，至于具体作者，他认为难以确定，也没有必要在此问题上纠缠。

除以上五人外，郭沫若、朱东润、赵光贤等人亦均持战国说。其中郭氏同意《左传》作者为吴起之说。[42]朱氏认为《左传》成书是在魏开始强大、赵的内乱未定、秦与东方诸国隔绝的时期，亦即战国初（前4世纪初期）魏人的作品，理由是《左传》关于魏事的叙述有不少夸张或歌颂，关于福祸的预言几乎无一不验（如哀公九年称“赵氏其世有乱乎”，此后赵人传七世，大乱亦七次，直至肃侯三年即公元前347年大乱始定），自殽战后对秦事的记载逐渐减少，甚至对于秦穆公如何霸西戎也没有应备的记录。[43]赵氏认为先秦古籍往往出于众手，且经过后人改编，《左传》也不例外。《左传》起初的作者当是孔子门徒或七十子后学。理由是：第一，作者特别推崇孔子，如《左传》续经文直到哀公十六年，特书“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以纪念孔子；第二，《左传》记孔子在鲁国的政治活动甚详；第三，《左传》评论中引“仲尼曰”的话非常多；第四，《左传》对孔子弟子的活动记载较多。另外，《左传》作者的思想属于儒家思想，旗帜很鲜明。[44]其初编为纪事本末体，成书时间当在战国初期，最迟在公元前430年后不久。改编本为解经的编年体，成书时间当在公元前375至公元前352年。改编者见到滕之亡和郑之灭，但未见到滕之复国和商鞅伐魏。他的根据主要也是《左传》中的卜筮和预言，同时也涉及文体语法特点。[45]

第三，《左传》成书于战国中期以前，是一部由历代学者相继完成的集体性著作，始于春秋末的左丘明。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有清人顾炎武、姚鼐及今人沈玉成等。顾炎武认为《左传》作者非一人一世的主要证据是《左传》中使用的历法不够统一，晋文公称霸期间全部用的是周历，而在惠公以前除了使用周历外还间或用了夏历。使用的历法不同，即意味着作者的不同。他的这一观点见于《日知录·春秋阙疑之书》：

《左氏》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可谓富矣。而夫子当时未必见也，史之所不书，则虽圣人所不知焉者。……《左氏传》采列国之史而作者也。故所书晋事，自文公主夏盟，政交于中国，则以列国之史参之，而一从周正。自惠公以前，则间用夏正。其不出于一人是矣。[46]

姚鼐可以说是第一个系统阐述《左传》非由一人所成的学者，他在《左传补注·序》中说：

《左氏》之书非出一人所成。自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虞卿传荀卿。盖后人屡有附益。其为丘明说经之旧及为后人所益者，今不知孰为多寡矣。[47]

姚氏之说本于刘向《别录》《汉书·儒林传》和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等文献。其中《别录》的记载见于孔颖达《春秋左氏传序·疏》。《汉书·儒林传》只是记载了《左传》在汉代的流传情况（详下文“《左传》在两汉时期的流传概况及重要学者”）。《序录》则较全面地记载了《左传》成书及其流传的情况：

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卫人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卿传同郡荀卿，名况，况传武威张苍，苍传洛阳贾谊，谊传至其孙嘉，嘉传赵人贯公，贯公传其少子长卿，长卿传京兆尹张敞及侍御史张禹。禹数为御史大夫萧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荐禹征待诏，未及问，会病死。禹传尹更始，更始传其子咸及翟方进、胡常，常授黎阳贾护，护受苍梧陈钦。《汉书·儒林传》云：“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大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始，刘歆从尹咸及翟方进受《左氏》，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歆授扶风贾徽，徽传子逵。[48]

沈玉成的观点集中体现在《春秋左传学史稿》一书中，该书第十二章中说：

前面提到，先秦古书往往要经历一个口头流传的过程才最后写定。这和当时简陋的书写条件以及文化的传播方式都有关系。……春秋末，礼崩乐坏，王纲失坠，私学兴起。而私学始传之人往往又在原先的诸侯国有专门的职守，《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所谓儒家出于司徒之官，道家出于史官，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等，虽不必尽符实际，但诸子之学出于王官，现在已经基本成为定论。以诸子学为特色的私学，保留了口头传诵的授受习惯，一门之内，往往学传数代之后才开始写定自己的代表著作。因此，占先秦古籍百分之九十的私学著作，真正形成比较固定的文本，要到战国中期以后。但题名作者却往往还是始传之人，这并非完全是出于尊师的考虑，因为始传者勾勒了学说的轮廓，奠定了基本的雏型，其在成书中的地位是任何一个后学所无法比肩的。

用这样的观点看《左传》的成书，许多问题就可以豁然贯通。《左传》的出现是王学渐废而私学渐兴的特殊时代的产物，目的是为已经由鲁史记而变成儒家重要文献的《春秋》提供解释，但采用的解说方式还是很古老的。……

依据这个分析，可以推断，最初传授《左传》的人应该是个史官。他不仅有条件看到大量史料，而且保留了史官传统的解说《春秋》的方式。所不同的是，他用以解说的史料，已非全部得之口传，还兼采各国史乘。他汇萃众史，却没有立即书之于竹帛（当然，这还很可能与当时书写条件的简陋有关），又以口授的方式传给门人。《左传》虽然出于史官，却始终是儒家内部的私人授受之学。在《国语》中已有“君子曰”之语，说明瞽蒙传诵史事的同时，已经有了议史论史的习惯。《左传》继承这个传统，在口授史实的过程中随时加入一些解说《春秋》的书法、凡例以及评论史事的“君子曰”“仲尼曰”，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对于一个以传《春秋》为己任的史官，这些工作应当是他份内之事。

《左传》在口头上的代代传诵，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时期。这期间，内容和语言上都必然逐步丰富。今天见到的那些属于战国时代的史事，应当是在这个过程中加入的，而语言风格上接近战国的那些文字可能就是在流传乃至写定时受到战国文风的影响而修改润饰的。……在文献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得出明确结论的情况下，不妨借用模糊数学的原理来处理：即《左传》始传于春秋末，而最后写定于战国中期以前，看似模糊的意见，在这一类问题上可能比看似精密的判断更为接近事实。[49]

沈氏的推论无疑是一个折中的观点，虽不乏想象的成分，但有较强的说服力，能够将春秋末、战国初两说联系在一起，使之都得到合理的解释。

第四，《左传》撰成于东汉，是一部由古文学家刘歆改编的伪书。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主要有清人刘逢禄、康有为，近人顾颉刚、钱玄同及今人徐仁甫等人。

刘逢禄研究《左传》的主要著作是《左氏春秋考证》。该书认为《左传》本来称《左氏春秋》，如同《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一样，属于杂史，简称《春秋》，司马迁《史记》用的就是其旧名。《左传》本与《春秋》各自成书，并非为传《春秋》而作，其作者就是左丘明。《左传》到东汉时经过了刘歆的改编，改编后的《左传》才成了解释《春秋》的著作，并易名为《春秋左氏传》，以讹传讹。凡《左传》中的“君子曰”“书曰”，以及对《春秋》书例的说明等内容，都是刘歆的增益和伪造，目的在于扰乱《公羊传》对《春秋》大义的阐释，以期达到宣扬《左传》打击《公羊传》的目的。例如，《左传》隐公元年：“君子曰：‘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刘氏证之曰：

考叔于庄公，君臣也，不可云“施及”，亦不可云“尔类”，不辞甚矣。凡引“君子”之云，多出后人附益，朱子亦尝辨之。[50]

又如，《左传》隐公十年：“六月戊申，公会齐侯、郑伯于老桃。壬戌，公败宋师于菅。庚午，郑师入郜。辛未，归于我。庚辰，郑师入防。辛巳，归于我。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可谓正矣，以王命讨不庭，不贪其土，以劳王爵，正之体也。”刘氏证之曰：

灭人之国，逐人之君，专封其臣下，是而知礼，孰不知礼！[51]

再如，《春秋》隐公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左传》隐公十一年：“十一月，公祭钟巫，齐于社圃，馆于寪氏。壬辰，羽父使贼弑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讨寪氏，有死者。不书葬，不成丧也。”刘氏证之曰：

羽父方欲粉饰讨贼，岂肯不成丧礼以自表其弑君之迹？此欲迷《春秋》“贼不讨，不书葬”之例耳。[52]

早在宋代，林栗即指出《左传》中的“君子曰”是刘歆之辞（见《朱子语类》），清人方苞亦认为《左传》经过了刘歆的窜改（见《望溪先生文集》卷一），但第一个对刘歆改造《左传》进行全面、系统、深入论证的学者是刘逢禄。刘氏属于今文经学派，他对刘歆作伪的论证迎合了今文经学派改革时政的需要，但论据并不充分，牵强臆测或武断之说颇多。

康有为在经学方面信奉《公羊传》，属于今文经学派，他对《左传》及其他古文经采取了排斥打击的态度，其否定古文经的主要著作是《新学伪经考》。康氏认为古文经是刘歆改造过的伪作，旨在为王莽的新朝服务，因此《左传》等古文经都是“新学伪经”。在《新学伪经考》一书中，康氏提出了《左传》是刘歆割裂《国语》重编而成的观点。《汉书·艺文志》载《国语》二十一篇，颜师古注：“左丘明著。”又载《新国语》五十四篇，颜师古注：“刘向分《国语》。”康氏据此认为：

《国语》仅一书，而《志》以为二种，可异一也。其一，“二十一篇”即今传本也；其一，刘向所分之《新国语》“五十四篇”。同一《国语》，何篇数相去数倍？可异二也。刘向之书皆传于后汉，而五十四篇之《新国语》，后汉人无及之者，可异三也。盖五十四篇者，左丘明之原本也，歆既分其大半凡三十篇以为《春秋传》，于是留其残剩，掇拾杂书，加以附益，而为今本之《国语》，故仅得二十一篇也。考今本《国语》，《周语》《晋语》《郑语》多春秋前事;《鲁语》则大半敬姜一妇人语;《齐语》则全取《管子·小匡篇》;《吴语》《越语》笔墨不同，不知掇自何书。然则其为《左传》之残余，而歆补缀为之至明。歆以《国语》原本五十四篇，天下人或有知之者，故复分一书以当之，又托之刘向所分非原本，以灭其迹，其作伪之情可见。史迁于《五帝本纪》《十二诸侯年表》皆云“《春秋》《国语》”，若如今《国语》之寥寥，又言少皞与《本纪》不同，史迁不应妄引矣。刘申受《左氏春秋考证》，知《左氏》之伪，攻辨甚明，而谓《左氏春秋》犹《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也。直称《春秋》，太史公所据旧名也;冒曰《春秋左氏传》，则东汉以后之以讹传讹者矣。盖尚为歆窜乱之《十二诸侯年表》所惑，不知其即《国语》所改。[53]

康氏持此论的根据之一是，《史记·儒林列传》《史记·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汉书·司马迁传》等重要文献均提到左丘明著《国语》事，而未言及其著《左传》事。他说：

按：《史记·儒林列传》，《春秋》只有公羊、谷梁两家，无《左氏》，《河间献王世家》无得《左氏春秋》立博士事。马迁作史多采《左氏》，若左丘明诚传《春秋》，史迁安得不知？……《汉书·司马迁传》称：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史记·太史公自序》及《报任安书》俱言：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报任安书》下又云：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书其愤。凡三言左丘明，俱称《国语》，然则左丘明所作，史迁所据，《国语》而已，无所谓《春秋传》也。[54]

关于刘歆改编《左传》的具体做法，康氏是这样推测的：

歆以其非博之学，欲夺孔子之经，而自立新说，以惑天下。知孔子制作之学首在《春秋》，《春秋》之传在《公羊传》《谷梁传》，《公羊传》《谷梁传》之法与“六经”通。于是，思所以夺《公》《谷》者。以《公羊传》《谷梁传》多虚言，可以实事夺之，人必听实事，而不听虚言也。求之古书，得《国语》与《春秋》同时，可以改易窜附。于是毅然削去平王以前事，依《春秋》以编年，比附经文，分《国语》以释经，而为《左氏传》（原注：歆本传称“歆始引《传》解《经》”，得其实矣）。作《左氏传微》以为书法，依《公羊传》《谷梁传》日月例而作日月例，托之古文以黜今学，托之河间、张苍、贾谊、张敞名臣通学以张其名，乱之《史记》以实其书，改为十二篇以新其目，变改“纪子帛”“君氏卒”诸文以易其说，续为经文，尊“孔子卒”以重其事，遍伪群经以证其说。[55]

为了证成其说，康氏在该书中不仅认为刘歆对先秦古籍进行了窜改，而且对《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汉书·河间献王传》《汉书·鲁恭王传》及《汉书·儒林传》等涉及《左传》在西汉流传的材料也都进行了窜改，这让人难以置信。再说《国语》与《左传》，在风格、语言、文学水平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差异，很难想象它们原来属于同一部书。康氏的论证充满臆测、武断和霸气而证据不足，故缺乏说服力。刘歆一生既要负责校理国家的图书，又要撰写《七略》及《列女传》《三统历谱》等书，同时有繁忙的政务，乃至担任王莽的国师，何暇投入巨大的精力去窜改诸书以成《左传》？像《左传》这样体大思精、艺术性极高的著作岂能在短时间伪造改编而成？这是凭常识和情理都可以作出判断的问题。

顾颉刚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他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和《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这两篇文章中。在前一篇文章中，顾氏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理论，即所谓古史是古人依据上古的零星传说按照不同时代的需要不断地附益而成的，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传说中的中心人物也就愈放愈大[56]。按照这一学说，《左传》这部反映春秋历史的著作必然经过了后人的改造。在后一篇文章中，顾氏考证了五行说对古代政治及历史的重要影响，进一步发挥了康有为、崔适（崔适，初师从俞樾，与章太炎同门。因受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影响专治今文经学，观点同于刘逢禄、康有为，尤其对《新学伪经考》一书推崇备至）的观点，勾画出了“五德终始说”从战国到西汉的发展过程，从中找到了一些在左丘明时代没有但却出现在《左传》中的材料，如古帝少昊，汉为尧后等。同时认为这些材料是刘歆改编《左传》时所增，旨在使五帝配五德，以成五德终始之说，达到宣扬汉为尧后、新将代汉的政治目的。顾氏证明刘歆改造《左传》的直接证据主要来自《汉书·刘歆传》的记载。文章说：

向歆父子始皆治《易》，宣帝时，诏向受《谷梁春秋》，十余年大明习。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大好之。……《左氏传》幸留在秘府里，有人把它表章，使得绝了二百年的学术可以复续，这是怎样一件可喜的事！可是，我们不要忘了汉代是托古改制的时代，尤其是西汉之末，是《周礼》《逸书》等等出现的时代，我们不能对于它作无条件的信任。他寻出了《春秋左氏传》之后，《汉书》本传说他：“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可见他对于《左氏传》是曾经动过一番手的。[57]

除以上两篇文章外，顾氏在《古史辨》第五册《自序》一文中也明确阐述了类似的观点：

刘歆争立几种古文经传，我们承认他是一番好意，（虽则也许为的争地盘），但他的伪窜是一件确然的事实。固然以前攻击他造伪的是今文家，但既经是事实，那么就使非今文家也该得承认。我说这话，或者还有人怀疑，我只得引些书来证明。《汉书·刘歆传》说：“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大好之。……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仅此数语可见：（一）这部书是刘歆从秘书里提出表章的，（二）把《左氏传》来解释《春秋经》是他所开创的，《左氏传》的章句义理是由他定的，（三）左丘明与孔子的关系是他“以为”出来的。[58]

钱玄同笃信刘逢禄、康有为和其师崔适（觯甫）的结论，认为《左传》是刘歆割裂《国语》改造的结果。他在《〈左氏春秋考证〉书后》一文中说：“我从读《新学伪经考》及《史记探源》（崔适的代表作）以后，深信‘孔壁古文经’确是刘歆伪造的。”不过他认为《春秋左氏传》所记的史实是可信的：

古文经传虽为刘歆所伪造，但《春秋左氏传》这部书，却是拿了左丘明的《国语》来窜改而成的，所以它在伪古文中是比较可信的书，与《古文尚书》《毛诗》《逸礼》《周礼》之全为伪造者不同。这位左丘先生大概是战国时代三晋地方的人，他作《国语》的年代当在“获麟”后一百年光景。……他得到许多材料，分国编成这一部大历史，其中所述官制典礼等等，各国不同，又与《周礼》绝异，这些部分，十有八九是可以认为信史的。[59]

徐仁甫的观点见于《左传疏证》及多篇论文。徐氏可以说是刘歆伪作说的坚决拥护者和捍卫者，他所用的材料和方法多数都没有超过刘逢禄和康有为，但他的一些结论却更大胆，主要有：（1）左丘明是《国语》的作者，《国语》原名《春秋国语》，或称《左氏春秋》；（2）《左传》是刘歆的伪造品，成书应在刘向之后，战国说不可信，西汉人未见到过这部书；（3）《左传》采用了《国语》、诸子乃至《史记》《说苑》《新序》《列女传》的材料，仅采《史记》的例证多达一百二十七条；（4）刘歆伪造《左传》前后历时共十八年。他在《左传疏证·序》中认为：“是故知《左氏》出于刘歆而《左传》明，知刘歆博采群书而群书明，知后人为刘歆所迷惘，而后人之立说亦无不明。譬如振裘持领，而万毛自整。”[60]关于《左传》的史料价值，徐氏同钱玄同一样，认为其所记的史实是可信的，只是作者属于伪托，实际出于刘歆之手。徐氏对自己的结论很自信，但却难以服人，别的不说，仅从语法的角度来看，即足以证明《左传》早于《史记》，如“见……于”“为……所”这种被动句式在《史记》中很普遍，而《左传》中却一例也找不到。又如，像《史记·刺客列传》“此必是豫让也”这类带系词“是”的判断句，在《左传》中同样一例也找不到。

“刘歆伪作说”后来遭到了近人廖平、章太炎、刘师培、钱穆、杨向奎等的反驳。其中钱、杨二人的反驳最为深刻。钱氏在《刘向歆父子年表》中指出刘歆伪作说从时间、力量、保密等方面看都不能成立：

刘向卒在成帝绥和元年，刘歆复领五经在二年，争立古文经博士在哀帝建平元年，去向卒不逾二年，去歆领校五经才数月。谓歆遍伪群经，在向未死之前乎？将向既卒之后乎？向未死之前，歆已遍伪诸经，向何弗知？不可通一也。向未死二年，歆领校五经未数月，即能遍伪诸经，不可通二也。……歆遍伪诸经，将一手伪之乎？将借群手伪之乎？一手伪之，古者竹简繁重，杀青非易，不能不假手于人也。群手伪之，又何忠于伪者之多，绝不一泄其诈耶？[61]

钱氏的驳斥很机智，抓住了问题的要害，给了“刘歆伪作说”以致命的打击。文中提出的疑点大概是持“刘歆伪作说”者不曾考虑的，也难以作出合理的回答。《刘向歆父子年表》发表于1930年，是钱氏的成名之作，在当时影响很大。除了这篇文章外，钱氏于1935年又发表了《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再次对“刘歆伪作说”给以否定，认为“汉为尧后”“五行相生”“古帝少昊”等说的提出并非始于刘歆，刘歆只是将前人的传说加以归纳而已。

杨氏驳斥“刘歆伪作说”的观点主要表现在《论〈左传〉之性质及其与〈国语〉之关系》一文中。该文从《左传》的解经语、凡例、君子曰、《左传》古本说、《左传》《国语》的体裁、西汉以前《左传》《国语》的名称等角度对刘逢禄以来的刘歆“附益说”和“伪作说”进行了全面批驳，否定了《左传》源自《国语》之说，结论是：书法、凡例、解《经》语及“君子曰”等内容为《左传》所原有，非出后人之窜加，《左传》本为传《经》之书，《国语》之文法、记事、名称等皆与《左传》不同，二者绝非一书之割裂。该文以先秦、西汉文献中的大量材料为依据，考证严密深入，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此举一例：

“君子曰”云云，先秦书籍中多有之，如诸子及《国策》《国语》等书是。《左传》中亦有所谓“君子曰”，其性质与诸子、《国策》等书同，皆作者对于某事某人所下之论断也。此项论断或为其本人之意见，或为取自他人之议论，在当时固能代表一部分人之意见，而事过境迁，前人所认为公平论断者，在后人或视为荒谬不经，此《左传》“君子曰”为后人附益说之起因也。《朱子语类》卷八三云“林黄中谓《左传》‘君子曰’是刘歆之辞”，是为疑“君子曰”之辞之始。清今文家出，掊击《左传》不遗余力，于是“君子曰”为伪窜说益盛，而《左传》任何部分之伪窜无不出于刘歆之手矣。但于古籍中所见之反证甚多，余前曾有《论“君子曰”》一文，载于浙江省立图书馆《文澜学报》第二期，由《国语》《韩非子》《史记》等证书《左传》“君子曰”非出后人窜入。此义实发自刘师培，余论不过加详而已。然前文疏漏仍多，今再重论之如下。

《国语》中“君子曰”云云，共有多处，今具引之如下：

《晋语一》：“十七年冬，公使太子伐东山。里克谏曰……公不说。里克退，见太子。太子曰：‘君赐我偏衣、金玦，何也？’里克曰：‘夫为人子者，惧不孝，不惧不得。……孺子勉之乎!’君子曰：‘善处父子之间矣。’……至于稷桑，狄人出逆，申生欲战。狐突谏曰：‘不可……’申生曰：‘不可，君之使我，非欢也，……不战而反，我罪滋厚。我战死，犹有令名焉。’果败狄于稷桑而反。谗言益起，狐突杜门不出。君子曰：‘善深谋也。’”

《晋语二》：“二十六年，献公卒……穆公问冀芮曰：‘公子谁恃于晋？’对曰：‘臣闻之，亡人无党，有党必有仇。夷吾之少也，不好弄戏……及其长也弗改。故出亡无怨于国，而众安之。不然，夷吾不佞，其谁能恃乎？’君子曰：‘善以微劝也。’”

《晋语四》：“子犯曰：‘二三子忘在楚乎？偃也闻之，战斗，直为壮，曲为老，未报楚惠而抗宋，我曲楚直……’退三舍避楚。楚众欲止。子玉不肯，至于城濮，果战，楚众大败。君子曰：‘善以德劝。’”……

以上诸事亦见于《左传》，惟《左传》仅僖公九年荀息死节一段有：“君子曰：《诗》所谓‘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荀息有焉。”虽与《国语》繁简不同，而意义类似。由此诸条，益知此种体裁为先秦史家所共有，非独《左传》有之也。[62]

笔者不同意“刘歆伪作说”。主要理由是，《左传》不仅与《春秋》相应的记载很多，同时也有不少不相应的记载（见下文），如果《左传》真是经过刘歆作伪，他必然会弥缝补缺或删削剔除，尽力做到无缝对接，不留痕迹，哪里会留下诸多破绽给人以口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