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置身“问题情景”的学术研究

——与新建先生共勉

李怡

新建兄的学术新著要出版了，来函嘱我完成序言一篇。这让我有点为难，他的研究有很多方面是“独门绝技”，特别是多民族文学的研究部分。要让我加以评判，可能是我力所不及的，但是，这些年来，我又的确比较关注他的动向，并且从中获益不少，予以拒绝也没有足够的理由。思前想后，我只好谈一谈对新建兄治学的粗略印象，也算是我对他即将面世的学术著作的一种阅读心得吧。

我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新建兄的专业是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或者说文学人类学，后者是“自主设置的学科”名称。在中国教育部最早的学科名目中，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渊源深厚，甚至在一些国内高校，这两个学科就放在一个教研室，要不就是从更早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里分出骨干另建了少数民族文学教研室。因为这一层学科的渊源和知识的关联，我很早就注意到了他对20世纪20年代“歌谣运动”的研究，因为这本身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那时，我注意到新建兄的研究与一般的中国现代文学学者有所不同，有着他自己的问题意识和学术路径。到后来，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中。我很快发现，他又与某些“补缀式”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不同，在一开始，他就着力挖掘少数民族文学自身的独特性，而不是仅仅将它作为百年中国文学的一点补充和局部延伸。

21世纪初，中国的少数民族研究出现了从思想到方法的重要调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关纪新老师、汤晓青老师是积极的推动者。他们多次盛情相邀，通知我参加“多民族文学论坛”。后来思之，这包含了他们独特的用意：让更多的现代中国文学的学者摆脱传统思维的束缚，在多民族文学的“异质空间”中开阔视野，自我更新。事实证明，这是极具学术价值的举措。两个“文学”领域同根而生，却在2020年前后各有生长的方向。大家重新聚谈，面对面讨论问题，真的收获多多。对我而言，则接受了不少基本观念的挑战，比如什么是“文学”，我们现当代文学长期沉湎在知识分子的创作之中，以对文人写作的观察构建起了一整套文学阐释模式。但问题是，在任何一个时代，除了精英化的知识分子写作，都还存在非精英的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就是这些民间的非精英化的文学的重要组成。一旦进入这个领域，我们都必须承认，这样一些现象，需要用新的观察方式、新的阐述方式来分类、认知，就是最基本的概念——文学就已经如此的千差万别了。在这些讨论中，新建兄是十分活跃的一员。虽然不是每一个观点我都同意，但必须承认，其目光的敏锐、问题意识的鲜明和表述的力量，都一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触动我的思索，逼迫我的反思。

在新建兄的这本新著中，第一章就是“文学词变：现代中国的新文学创建”，令我想起二十年前参与多民族文学论坛之时的种种情景，感慨良多。对关键词的考察，包括对“文学”这个关键词的历史梳理，在进入21世纪以后不乏其人，金观涛先生的“观念史”研究更是扩展成了闻名中外的一个著名的数据库。我也曾经投身其间，乐而忘返。尽管如此，新建兄对“文学”的考辨依然独到，他自由地穿行在中、英、日等多种语言文化现场，剔抉清晰，感受细腻，在中外文学比较之中再启多民族文学比较的观察。这种多方位多层次的综合阐述，让一个论证多年的话题再度焕发了光彩。

这本著作，最大的篇幅是在讨论多民族文学的相关问题，体现的是新建兄多年思索的成果。我相信，这一讨论的最大意义还不在于具体作品的评定，而是更大格局的一种历史认知机制的形成。

近年来，“多民族文学”的理念已经逐渐进入整个中国文学的讨论当中。如何在中华文学史的大格局中真正体现我们“多元一体”的民族事实，如何让少数民族在文化上获得自己的主体性，不再因为“少数”而退居文化的边缘，成为汉文化叙述的补充和附赘，学术界已经展开了一系列热烈的研讨。阅读新建兄的文字，我还想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在普通读者的知识系统中，我们既有的文学格局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因为，只有从根源上厘清了这一格局的形成过程、生长过程，我们才便于实现新的文学的叙述。

普通读者的知识系统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学校教育，而学校教育的基本方式则是“文学史”的建构和传输。也就是说，对一个普通的读者而言，在他完全不熟悉、不了解甚至没有接触任何文学现象、文学事实的情况下，就已经被灌输了一套完整的文学史框架；而这样的文学史，本身却是在把汉民族之外的其他民族视作“少数”之时完成的。以汉族知识分子为绝对主体的文学史书写者本身就不具备更丰富的多民族文化与文学知识，他们在缺少更充分的多民族文学体验时完成了汉民族的文学史，后来又因为国家文化格局扩大的需要而试图纳入一定的其他民族的内容；而在纳入的时候，整体的文学史框架已经无法改变了，补充与附赘的痕迹在所难免。在最后，当这样一种文学史被“理所当然”地作为文学的权威知识在学校教育中加以传输的时候，一个最基本的也是最有影响的、最根深蒂固的知识系统就形成了。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这样的知识系统会发生持续不断的作用，成为在社会上最难改变的基本认识。如果说这些现实普遍地存在当今中国文学教育中，那么对于我们中国文学史叙述的深层调整——比如我们所讨论的多民族文学知识重新进入的问题就显得尤其重要了。对于汉民族区域的文学现象的接受和理解，在读者层面产生的阻力主要来自观念——一种将理论的架构视作高于具体文学现象的思维习惯，对于汉民族以外的文学现象的接受和理解，则还直接受制于语言与区域的固有障碍。

文学归根结底是语言的艺术，毋庸回避的事实是，占人口数量优势的广大的汉民族的读者与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艺术之间，存在着深深的语言鸿沟。他们根本无法领略少数民族文学的语言魅力，无从获得真切的感性体验。此外，也存在区域文化关怀本身的差异性。

众所周知，文学的吸引力来自它能够将我们自身的关怀对象化。我们有机会借助文学的世界发现我们自己心灵的律动和希冀。在这种意义上，人们往往容易对自己生存遭遇的“切近”之处产生“共鸣”关注的冲动。作为少数民族区域的独特存在，其社会文化情形、现实遭遇显然与生活于汉地的读者有种种差异。除了“观看”的需要之外，能够真切地产生应和的所在并不一定丰富，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汉地读者认识、了解其他民族文学的“切迫性”。大约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语言的焦虑，新建兄特别讨论了“母语表述”的问题，将它视为“多民族文学的语文根基”。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也是自我生存对象化的镜像。但是，这一基本特征所产生的效果却未必都是一致的。我们既见到了固有的自我语言牢笼的保守，也目睹了突破语言边界，寻找文化交流的努力，就如同寻找“陌生化”与自我对象化同样必不可少一样。人类文学的历史既是自我沉醉、自我欣赏的历史，同时又可以说是自我超越、彼此沟通和认知扩大的历史；而且越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民族就越是希望在未知的世界中寻找异样的文化经验（包括文学经验）。相反，只有那些封闭狭隘的民族才会陷入不可自拔的自恋状态，拒绝对其他异样文学经验与人生经验的接受。

今天，我们看到的现实是，越是发达的国度，越是对少数民族文化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好奇。这是一种文化的气度，也是一种民族的伟大气象。也就是说，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占数量优势的汉民族读者其实同样存在关怀异域世界、体验其他民族经验的愿望与冲动。今天的问题在于，这样的愿望与冲动，如何有效地生发为对其他民族文学作品的更为深入的体察和认识。更重要的则在于，我们是否能够逐步形成这样一种共识：在没有更深入、更丰富地体验其他民族的文学世界之前，一切文学史的叙述都应该留有余地，等待更多的亲历者的参与。自然，语言的实际隔膜并没有立即解决。不过，我想，这本身不是问题的全部。因为，不同语言之间的沟通也从来没有停止，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愿意来推动这样的沟通。只要我们突破了目前存在的如此统一的文学史教育的模式，尝试不同民族区域努力建设自己全新的文学史叙述，并且让这些文学史的新叙述同时伴随着对文学作品向其他民族区域的翻译、推广，使之不仅有其在他民族地区的翻译和传播，也努力促进不同少数民族区域之间的翻译和传播，那么在新一代的接受者那里，或许会有比今天丰富得多的多民族文学创作的感受和体验。在某一天，当汉族与其他各民族对彼此的创作现状都有更为切实的理解之后，一些新的中华民族的文学史才会出现，并且区别于以往的任何一部文学史，而且，它不会自命是历史叙述的终点。

阅读新建兄的文字，读者应该不时产生如我一般的感触和心动，因为他的学术讨论从来都不是架空了的自说自话，几乎在每一个主题、每一个段落甚至每一处判断中都充满了对当下学术与思想状况的关切。我将这种切入骨髓般的体验称作学术的“问题情景”。也就是说，他的论辩的冲动总是来自对当前思想文化现场的浸润；他的提问是对种种“问题情景”的不可遏制的回应。因为回应，他有的放矢，切中肯綮；因为对话，他能够唤起我们精神的回响，激发我们再一次出发的强烈愿望。这可能就是学术的赋能吧。

我姑且写下这些阅读的感受，当作与新建兄的共勉。

2022年元宵节于成都江安河畔

（注：作者系四川大学教授、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