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内外交织的文学变义

汉语的“文学”指什么？《现代汉语词典》给出了一个条目式定义：

【文学】wénxué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包括戏剧、诗歌、小说、散文等。[1]

需要追问的是：这样的定义从何而来，何时开始，又由谁决定的呢？事实上，即便在现代生活的广泛使用中，汉语“文学”的词义远非此条解释那么简单同一，而是所指驳杂，涵盖古今中西。若要对其中关涉的问题加以解答，需要做一番语词演变的纵横梳理。

作为流传久远的表意符号——也就是汉语世界世代沿袭的古老能指，“文学”一词在西元以前的孔子时代便已出现。在《论语·先进》篇中，使用者将文学与言语、德行及政事并置，举出了相应的体现传人，“文学”的代表是子游、子夏。[2]不过，与先秦汉语使用的许多情况类似，《论语》中的“文学”由各有所指的两个汉字组成，既可合称亦可分析，含义宽泛，诠释不一。对此，后世有的理解为君子应有的才学、品行或能力，有的注释为孔门“四科”之一，[3]大多指“文章博学”或“文治教化之学”等，[4]都与《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相去甚远。魏晋时期，朝廷设立侍奉太子教育的官职，“文学”的所指又有叠加，还成了一种官衔称谓。[5]到南朝时，在帝王政治干预下，“文学”又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成为官方首肯的四学、四科[6]。然而就在这些变化相继发生的并行过程中，由于学统、道统及其影响下的私塾、书院及科举等需求推动，《论语》开创的经典用法照样存在，彼此各行其是，交错并存，就像沿袭由古相承的传世器物一样，“文学”一词在世代交替的语用中，既在词符上形存如故又在词用上不断载新，呈现为以一释多、以旧载新的语义重叠，形成能指与所指不再简单对应的一词多义。

这就是说，即便在古代汉语中，“文学”一词的使用，虽缘起久远，流传广泛，就词与物的实际关联而言，却已是同符共用，各指所需，并且即便圣人已在特定语境中创其所指，后人亦照样能以此言他，而未必会千篇一律地恪守古训。于是，面对如此驳杂的语用演变，需要思考辨析的是，其中的一次次历时性新增，如因叠加到不同时代的共时结构后，对该词的解读产生干扰遮蔽，使得其语义的每一次呈现都不得不视文本规定的特定语境及阅读者的修养乃至需求而定，以致引发不可避免的诠释之争。例如，与《论语》“文学”用法伴随而生的“孔门四科”说流传甚久，到了道光年间之后，仍又出现俞樾式的质疑和反驳，认为四科之分不但有违孔子之意，而且有损于学术传承，曰：

夫人各有能不能，孔氏之徒，各有所长，固无足怪。然分为四科，而以德行冠之，使后世空疏不学之徒得而托焉。则于学术之盛衰，人才之升降，所系甚大。是不可以不辩！故曰：四科非孔子之意也！[7]

可见把握汉语“文学”的语义，稳妥的办法不是以结论的方式对其简单定义，亦不是在历代累成的诸义项中随取其一，而应以词论词，区分同异，必要时还应结合历史语境，从学理上深入辨析。

在现代语言学理论看来，“语言的问题主要是符号学问题”。[8]为此，语言学家们对语言符号的人为特征加以论证，提出对词与物能否对应的质疑。索绪尔把任意性视为语言符号的第一真理，列出了符号、语言与语义等关系的公式，即：

“可固定的任意价值”=“可固定的任意符号”[9]

此公式的含义可概括为“可固定的不确定性”，强调了词物之间既联系又分离的特征。以汉语的“文学”来说，可固定的是它的词符、能指，不确定的则是所指与词义。前一特征促成了“文学”可作为外形固定的汉字符号不断呈现并千古流传，后一特征则为众多的使用者自行填充和添加词义提供可能。这一过程延续到晚清，便引发了汉语“文学”的再度词变。

简略而论，由古而今的汉语词变可分为“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两大时期和类型。其中，“文学”的词义在“古代汉语”里即已驳杂如上，步入“现代汉语”后更为迷离。为此，需要进一步寻求解答的是：汉语“文学”的现代从何算起？前引《现代汉语词典》的文学义项缘何而生？这样一来，我们还得再次进入历史，回到晚清。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梁启超主编“以翻译为本”的《时务报》刊发了一篇有关妇女教育的译文。该文是由日文转译的一则英报访谈，以对话形式比较了英法女子的新式择业。文中经由英国女性名流之口，不仅把文学与绘画、雕刻和音乐等总称为“美术”，而且以文内加注的方式把“创作小说”解释为“文学之粹美”，称：

予常告爱好文学之女子，宜学习绘画。……夫创造绘画之事，未尝与创作小说（西人以小说为文学之粹美）之事相异也。况美术（西人以绘画雕刻音乐诗歌为美术）之与文学，又本有至密至切之关系乎。[10]

该文译者古城贞吉是《时务报》聘用的“东文报译”日文主译。《时务报》被视为戊戌时期影响最大的中文报刊，据称那时传播新名词最为有力者莫过于古城贞吉主持的“东文报译”栏，90%以上源自日语的“和制”新词都出现在这样的报刊栏目里。[11]

有学者根据同时期汉语报刊相关义项的统计对比，将该文对话的表述视为汉语“文学”新义项在近代中国实际使用的首例。[12]联系上述相关背景来看，这样的年代回溯——也就是把“文学”新义项的出现置于晚清是有道理的。光绪年以来不但出现了以皇权缩减为代价的新政，而且出现了以语词替换为标志的思想转型。这场转型持续久远，波及广泛，并且因复古思潮及域外介入等影响而呈现为新旧交错，中外难分。也因如此，有关“文学”词语在晚清的转型个案不可统而论之，而须深入辨析，即还不能把其作为新词的出现定在某年某日之某文呈现就了事。

《时务报》第39号影印版，1897年8月：《得泪女史与苦拉佛得女士问答》

事情没那么简单。

就在光绪二十三年十月，据传为严复与夏曾佑合著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在天津的《国闻报》刊出。作者通过中外对比，把小说地位提到能开化国民的高度，认为“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之上”，以至于天下人心风俗，都受小说的影响和制约。[13]但该文虽也提到与欧、美、日的比较，却将小说与本土分类的传统“说部”等同，且仅就小说谈小说，未涉及对“文学”的整体界定。

次年，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借用国外说法，把小说称为“国民之魂”，同时引述康有为的话，也将小说与文学并提，称在中国传统里“深于文学之人少而粗识之无之人多”，从而导致文野之分，上下相隔，故“六经虽美，不通其义，不识其字，则如明珠夜投，按剑而怒矣”。对此，梁启超转述康有为看法，称应以小说传教化，乃至代六经、正史、理学和法律，曰：

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14]

不久，梁启超又撰写文章，秉承对“文学”的上述界定，再次把小说视为“文学之最上乘者”，并由此发出影响深远的“小说界革命”号召，呼吁有识之士都投身创作“改良群治”的新小说中。[15]

但是到了光绪三十二年（1906），章太炎却以《文学论略》为题撰述说：“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坚持沿用“文学”一词的汉语古义，意指近乎文章之学。[16]

到了宣统年间，在苏州教会学校东吴大学任教的黄摩西（黄人）等编写《中国文学史》教程，虽采用了“文学”一词的新义加以阐述，却一方面将其列为关涉美的一种“学”，与突出“真”的科学、哲学及突出“善”的伦理学、宗教学等并举，一方面又把古汉语文类从“命”“令”“制”“诏”“策”到四书五经、六艺、诸子等凡以文传承的典籍统统列入其中。从而使其“文学”的用法又与章太炎几乎一致了。[17]而在此之前，由传教士引进、在晚清各界影响广泛的《文学兴国策》译著里，“文学”一词关涉的仍是实用的文教而非审美的艺术，原书名称《日本的教育》，英文写为Education in Japan。[18]

值得注意的是，之所以把Education译为“文学”，依照主译者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的译见，当是迫于汉语“新名词之困”而采用的变通。林乐知是介于英汉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来华传教士，任过《万国公报》主编和东吴大学董事长，常与中国士人合作推动对西学的引进。1904年，他与范炜联署发表《新名词之困惑》一文，认为汉语新名词的使用关系着整体中国的“释放”——“释放而有改革，改革而后长进……新天新地，新人新物，莫不由释放而来。岂惟关系于新名词哉？”[19]对处于变革时期的近代中国来说，新名词的来源主要在欧洲，而引进的方式有三：直译、意译和选用日译。《文学兴国策》的选择趋向于意译，于是便出现了以“文学”翻译Education——意指“文教”的新词选项。该译著强调“文学为教化必需之端”，阐述说：

国非人不立，人非学不成，欲得人而以治国者，必先讲求造就人才之方也。造就人才之方无他，振兴文学而已矣。夫文学固尽人所当自修者也。[20]

因此，不但收入《文学兴国策》译著的作者多为美国著名的大学校长和教育人士，当时的汉译本接受者们也大多是把其中的“文学”一词理解为学问、学术和教学的。为该书作序的进士龚心铭在序言里一方面赞叹美日等国因“广兴文学”，而使“百余年间，日新月盛”；另一方面又把“文学”两字做了拆分，称“泰西大书院、普学院，文全学备，科第可出其中”；而相比之下，中国的状况却是“文品日卑，学之所由废也。”[21]可见其中的“文学”一词，与前引梁启超等的论述虽写读一样，用意却相差甚大。值得再次提及的倒是本文开头提过的《时务报》译者古城贞吉。古城于1897年出版的《支那文学史》一书，被誉为以世界视野进行观照的“日本第一部中国文学通史”，其中的论述无论对作品的选择还是具体的阐释，都已具有明确的“文学性”特征。[22]

此外，在“以汉译外”的词语革新历程中，还有一条起源更早且与“东洋”并行的“西洋”路径，即西方传教士的英汉翻译。早在明朝年间（天启三年，1623年），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Jules Aleni，1582—1649）就已在《西学凡》和《职方外纪》等著述中将西语的Literature引入汉语，并采用音译方式写为“勒铎理加”，但含义主要指与理科、医科等并立的“文科”。文中写道：“科目考取虽国各有法，小异大同，要之尽于六科，一为文科，谓之‘勒铎理加’；一为理科，谓之‘斐录所费亚’……”不过或许由于水土不服，非但连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等更接近于后世新义项的“文学”新词未能在明朝扎根，“勒铎理加”式的音译汉词更遭世人遗忘。[23]尽管如此，艾儒略以音译方式开创的新词类型，其意义仍不可低估，至少为西语汉译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并且不该忘记的是，从大历史视野看，汉语世界对成体系的“西学”接纳，被认为“应以明末因基督教传入而夹带的学术为其端倪。”[24]

这样，若将汉、日、英不同语言关于“文学”与literature的互译排列起来，即可得出如下图示：

到了中西交汇、新旧混杂的晚清年间，汉语世界的改良者们对于外来新词的采纳和混用日益盛行。在“文学”一词的运用上，就连被认为率先确立了该词新义的梁启超本人，也接受过“文教”“文科”等多种歧义用法，在1896年还将《文学兴国策》列入影响广泛的《西学书目表》向国人推荐，称其为“日本兴学取法之书”，[25]而在次年就把该词转指以小说为代表的艺术创作，自相否定，置新旧混用的词语冲突于不顾，或者说不定就是要在词语冲突的试验中弃旧迎新。

到了宣统三年，也即武昌起义发生的1911年，王国维发表《国学丛刊序》，提出世界学问不外三种，即科学、史学和文学，又把文学归入学术范畴，强调“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力图淡化中西古今间的思想文化分别，甚至认为谁要是强调这种分别，谁就是不学之徒。[26]

总之，晚清时期，汉语的“文学”在实际语用中含义混杂，交错并举，再度体现为一词多用的样态。根据相关梳理，仅梁启超主持三种主要报刊使用的“文学”一词，其中包含的不同义项就接近10种之多，分别指：文章博学、儒家学说、学校、文才、才学、文教、学术及语文、文科、人文学科等，有时还用指文艺复兴，称“文学再兴”。[27]

将这样的演变转化成共时的结构，即可见出一幅分叉的树状图，其间的义项枝条皆由“文学”派生，只不过形同实异，所指相隔：

可见，汉语“文学”在晚清以后一方面使用频繁，成为影响广泛的重要词语；另一方面却仍然是各执一端，语义纷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