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法国话语在中国

早在1993年发表的伯恩海默报告“就建议比较文学放弃以文学为中心，而转向研究各种类型的文化产品和话语”[1]。这份报告距今已有四分之一个世纪了，当我们回顾这二十五年来的比较文学研究，我们会很欣慰地发现，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比较文学研究最重要的范式之一。而且，“话语”也越来越成为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关键词，“异质文明之间的话语问题”[2]也已经成为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近些年来，“文明对话与文学话语比较”[3]又再一次被强调为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的重要范式。由此可见，话语比较正是比较文学发展的未来趋势之一。

似乎我们已有的话语研究大多是在强调文学话语。然而，当希利斯·米勒（J.S.Miller）借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著作宣告在全球化的时代文学研究将不复存在之时[4]，我们是否也可以追问文学话语或者说文论话语将何去何从。如果我们将文学限定在以印刷书籍为支持、以文字为载体所呈现的小说、诗歌等狭小范围之内的话，那米勒的话可能真的不是危言耸听。但是，如果我们去寻找文学背后的文学[5]，那么这个困境将迎刃而解。再回到话语的问题上来，我们就有理由相信，文学话语的背后还存在着人类学话语，甚至是人类话语。事实上，人类话语、人类学话语和文学话语原本就紧密相连。在人与人、文化与文化、文明与文明的交流中，这些话语统统都会用符号的形式表现出来，尽管它们的意义场域和价值范畴要远远大于这些语词符号本身。

为了保证跨文明对话的有效性，本书将重点研究围绕“实证”、“国家”、“民族”和“民俗”四个话语展开的20世纪上半叶中法之间的关联。作为话语，它们既与文学有关，同时也指涉文学背后的人类学，乃至人类文明。作为本书的第一章，笔者拟集中探讨这四个话语本身，关注它们从语词符号演变为现代话语的过程中，中西（尤其是中法）两种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影响与变异。由于这四组话语在近现代中国的语境中本身就是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中，所以本章拟先讨论从“科学”到“实证”、从“群学”到“国家”、从“社会”到“民族”、从“歌谣”到“民俗”的四段动态过程，为后文分析四个话语在词与物两种意义、人与文两个载体、行动与书面两种表述、文学与人类学两个论域里的中法关联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