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研究意义
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清廷随之将都城由盛京迁至北京，盛京设总管来管理。顺治中期，清廷基本实现了对全国的统一，国家的各项事务也开始由以征战为主转向以恢复建设为主，清统治者对满洲发祥之地的恢复也随之提上日程。为了“近奉山陵，远翊畿辅”，清帝将盛京设为陪都，为了凸显陪都的身份，又仿照京师六部，在盛京相继建立了礼、户、工、刑、兵五部，因为盛京官吏选任事务比较简单，所以仍由京师吏部负责，在盛京未设有吏部。盛京的这五个部，因为同为陪都机构，履行职能时很多情况下需要通力合作，各部官员也经常相互调遣，所以，五个部门联系紧密，因而，清代文献中经常将这五个部统称为“盛京五部”。盛京五部是清廷在盛京城仿照京师六部设立的处理盛京等处相关事务并兼及处理京师六部涉及吉林、黑龙江两省相关事务的中央国家机关。
《清实录》中记载的有关盛京等处的事务多涉及将军和府尹，而对五部的记载多是指出五部官员的腐败和懒散。这似乎表明盛京等处事务主要是由将军和府尹负责处理，五部人少事简，是奉天地区闲散衙门，因而忽略了五部所发挥的作用。同时保存至今的有关盛京五部的史料不多，散见于清代各种资料中，不容易收集和整理。所以，现今学界还没有出现对盛京五部进行全面整体的研究，史料的稀少及内容的单一，也使得人们对盛京五部的认识还很肤浅。基于以上这些情况，笔者通过对五部相关资料的收集，试图对五部进行全面整体的研究，尽可能将收集到的资料中所反映的五部的状况都呈现出来，在此基础上展现出盛京五部在有清一代发展变化的状况，使读者能够对盛京五部有更加全面的认识，同时也对清代奉天地区的政治管理制度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二 相关研究回顾
学界至今还没有对盛京五部进行全面整体的研究，已有研究成果中有关五部的内容，多是为了阐述相关问题而对五部进行的简单介绍，叙述浅显且零散，以下便对中国大陆地区、中国台湾地区及海外相关研究成果中散见之盛京五部研究状况进行简要阐述。
（一）中国大陆地区研究现状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界还没有专门研究盛京五部的成果，只是在通史、制度史、东北史及东北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中对五部的内容偶有涉及。萧一山的《清代通史》（中华书局1986年版）、张博泉的《东北地方史稿》（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是较早述及五部的通史及东北史著作。之后出版的研究清代政治制度史的著作，如李鹏年等编的《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刘子扬编的《清代地方官制考》（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版），也对盛京五部的机构及职官概况做了简要介绍。与此同时，在一些东北史的专项研究中也散见关于五部的内容。这些专项研究所涉及的内容包括东北的官庄、关外的一宫三陵、东北的驿站、清帝东巡、祭祀长白山、清与朝鲜的往来、清对三姓的贡赏等。不管是在通史、制度史、东北史的研究中，还是在专项研究的论著中，盛京五部的研究都比较零散，很不深入。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21世纪初，盛京五部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2007年，辽宁大学历史学院的丁海斌教授所著《清代陪都盛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首次以盛京五部为章节标题，但是由于篇幅所限，也只限于介绍五部的机构和职能，对其他内容涉及较少，而且对所涉及内容缺乏动态研究。刘佺仕的《清代盛京刑部初探》（硕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13年），首次对盛京刑部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填补了五部中各部专项研究的空白，不足之处在于利用的资料有限，研究不够深入。以下仅从有关五部的综合性研究、专题研究及职能研究三方面对现今中国大陆地区学者对五部的研究情况进行简要介绍。
1.有关盛京五部的综合研究
萧一山的《清代通史》（中华书局1986年版）在述及地方政治制度时对奉天地区的政治组织进行了论述，其中对盛京五部的说明尤为详细，先后叙述了五部的建立、设官及其职能。张博泉的《东北地方史稿》（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是国内第一部完整的东北区域史著作，该书始于原始社会，止于清代，按照时间发展的顺序对各个时期东北历史的状况做了简要的叙述。其中，在述及清代东北史时，作者认为清代东北政治管理的特点是旗民双重制，盛京五部便是执行这一特殊制度的机构，既协调旗署又兼理民署。佟冬主编的《中国东北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对东北地区历史发展状况记载极为详尽，该书共计6卷430万字。其中，在叙述奉天地区政治机构设置时，对盛京五部侍郎的设置及职能进行了简要阐述，并在对东北地区经济、文化事业的论述中偶有对五部职能的介绍。薛虹、李澍田主编的《中国东北通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与李治亭主编的《东北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都对五部的设立和职能进行了阐述，两书对五部职能的叙述比佟冬《中国东北史》的叙述更加详细、具体。朱诚如主编的《辽宁通史》（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是最近一部出版的研究现今辽宁省行政区划范围内各地历史的多卷本通史，上起原始社会下至当代，在述及清前期辽东行政建制之陪都机构时，将盛京五部与盛京内务府并列提出，但所述内容相对简单且概括。郑川水的《大清陪都盛京》（沈阳出版社2004年版），丁海斌、时义的《清代陪都盛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武斌的《故宫学与沈阳故宫》（故宫出版社2017年版），王忠昆主编《盛京皇城》（辽宁美术出版社2019年版）等是以清代盛京及盛京城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历史沿革、政治、经济、文化、宫殿建筑等进行全面研究的著作，其中，在叙述盛京政治制度时，提及盛京五部并进行了概要性介绍。刘子扬的《清代地方官制考》（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版），刘文瑞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皇帝制度与中央政府》（中国书籍出版社2018年版）等从制度史角度对清代中央及地方政治制度进行叙述，涉及清代相沿明代之陪都体制时，对盛京五部的设置进行了简要描述。
2.有关盛京五部职能的研究
有关盛京五部所属官庄的研究。官庄，自清初有广义与狭义两种说法。狭义仅指内务府官庄即皇庄，广义便还包括盛京户部、礼部、工部和三陵所辖官庄。近年来，随着清代东北边疆档案资料特别是《黑图档》等盛京内务府档案的陆续刊布，盛京内务府官庄的研究备受关注。早期相关著述有关嘉禄、佟永功的《盛京内务府粮庄述要》（《历史档案》1979年第1期），魏鉴勋、关嘉禄的《康熙朝盛京内务府皇庄的管理》（《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年第2期），沈微的《盛京内务府粮庄概述》（《社会科学辑刊》1986年第4期），王革生的《清代东北官庄的由来和演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乌廷玉的《清朝盛京内务府官庄的几个问题》（《北方文物》1989年第3期）；近期有李文秀、穆崟臣的《国内清代皇庄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农业考古》2016年第3期），李小雪的《顺康年间盛京上三旗包衣佐领所属粮庄群体的组织与管理》（《清史研究》2019年第2期），王萍的《清康雍乾时期盛京皇庄研究》（硕士论文，辽宁大学，2018年），祁美琴的《清代包衣旗人研究》（第七章第一节《村屯包衣》），刘小萌的《“三藩汉人”与东北官庄》（《民族研究》2020年第6期）等。而由官庄所指范围的变化，可见，清初清廷与盛京在对各机构所属庄园的设置及管理上存在相似，由此，学界便于对盛京内务府官庄的研究推及对其他盛京相关机构所属庄园之研究，其中便涉及盛京五部所属官庄。五部所属庄园，主要指盛京户部、盛京礼部及盛京工部所属官庄。辽宁省社科院的王革生研究员对东北官庄的研究比较深入，他的《清代东北土地制度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对清代东北官庄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其中对盛京户、礼、工三部官庄的种类、所在地、产品、庄田额、租税、庄内人丁的身份及隶属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配有详细的统计表。同时，又写作了《清代东北官庄的由来和演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清代东北官庄生产关系的演变》（《满族研究》1991年第3期）等论文专门对东北官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中对盛京户、礼、工三庄的建立、劳动力来源、缴纳产品及生产关系转变等问题进行了论述。衣兴国、刁书仁所著《近三百年东北土地开发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对盛京户、礼两部官庄的土地来源、种类、数额、内部结构、土地管理等问题进行了论述，特别对盛京户部专辖若干旗丁，使其听命服役之事进行了阐述。此外，乌廷玉、张云樵、张占斌的《东北土地关系史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刁书仁的《东北旗地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等对盛京户、礼、工部的官庄有所论及。王佩环的《清代前期盛京地区官盐生产供销概述》（《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3期）对盛京盐庄的经营情况进行了叙述。
有关盛京五部与清帝东巡的研究。王佩环的《清帝东巡》（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白文煜的《清帝东巡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等以清帝东巡为研究对象，全面阐述清帝东巡的总体概况，沈阳故宫宫殿建筑群最后形成与清帝东巡之间的关联，沈阳故宫原藏文物的由来，清帝东巡对盛京三陵乃至东北地区的影响，以及清帝东巡等。前者对清帝东巡期间于沈阳故宫的活动、清帝东巡与盛京三陵、清帝东巡对东北地区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与探讨。后者将沈阳故宫置身于一个更宏大的文化背景之中。而清帝东巡除了祭祀祖陵之外，巡察吏治也是一项重要内容。清帝在东巡中对东北吏治的整顿涉及盛京五部官员。刘渝龙、金身佳的《古代帝王巡游记实》（岳麓书社1997年版）、王佩环的《嘉庆东巡得失论》（《社会科学辑刊》1991年第6期）及姜相顺的《乾隆东巡的政治活动与历史作用》（载《满族史论集》，辽宁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均记述了东巡期间清帝对盛京五部官员的怠政、清语生疏、上下包庇、耻于在盛京做官等情况的整治。
有关盛京五部与清关外三陵及祭祀长白山活动的研究。清关外三陵主要指在盛京城的清福陵、清昭陵和在兴京的清永陵。清代设立三陵总理事务大臣，由盛京将军兼任，总管关外三陵相关事务。其下设三陵承办事务衙门，属具体办事机构，负责三陵祭祀和修缮等事务。而承办事务衙门的官员主要由盛京户部、盛京礼部、盛京工部派充。现今关外三陵研究中涉及五部的主要是盛京户部、盛京礼部、盛京工部承办三陵祭祀、修缮等事务的研究。如白洪希的《清陵寝员役制度初探》（《满族研究》2003年第2期）、《清关外三陵管理机构探实》（《满族研究》1997年第4期），《沈阳福陵志》（辽宁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沈阳昭陵志》（辽宁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盛京永陵》（沈阳出版社2004年版）都是在谈及三陵的管理机构时提及盛京户、礼、工三部，但是均未对盛京户、礼、工三部具体行使的职能进行论述。王英鹰、张淑芝的《清关外福、昭二陵祭祀与东巡》（《满族研究》1999年第2期），韩志峰的《永陵大祭考略》（《满族研究》1986年第2期）只针对三陵祭祀之时，盛京户部、礼部、工部的某些职能进行了描述。如，盛京户部、礼部准备祭品，盛京礼部派遣读祝官将祭品送至陵寝，盛京工部负责用药材对祭器进行炸洗等。姜相顺的《乾隆东巡谒祖陵期间在盛京皇宫的增建及悬挂珍藏》（载《满族史论集》，辽宁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从满族的文化习俗看沈阳故宫的门神和匾联》（载《满族史论集》，辽宁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及王佩环的《沈阳故宫凤凰楼建筑年代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年第4期）等对盛京皇宫修缮等进行了研究。陶勉的《清代封祭长白山与派员踏查长白山》（《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3期）一文，在叙述清代封祭长白山的过程时，提到了盛京五部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如工部负责维修祭殿、礼部负责准备祭品并派遣官员参与祭祀活动，兵部负责向出边门祭山的祭祀人员发放火牌。
有关盛京五部与清代东北边疆少数民族贡赏制度的研究。关嘉禄、佟永功的《清代贡貂与赏乌绫制度的确立及演变》（《历史档案》1986年第3期）一文主要利用辽宁省档案馆藏的《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对清代贡貂赏乌林（又写作“乌绫”）制度进行了说明，其中提到了盛京五部在贡赏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即，赏乌林时吉林将军需先向盛京礼部发咨文办理手续，然后盛京礼部转发咨文给盛京户部，由盛京户部对手续和赏赐的数量进行复核，再饬交银库发给乌林，最初赏赐的成衣是由盛京工部制作的，盛京户部和盛京礼部还要负责收藏关领乌林的清册。李桂芹的《明清两代对东边北疆的管辖与贡赏联姻制度》（《黑河学刊》1992年第2期）一文，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此外，杨余练、关克笑的《清朝对东北边陲民族的联姻制度》（《黑龙江文物丛刊》1984年第2期）、袁森坡的《康雍乾经营与开发北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及关嘉禄的《里达喀及其进京纳妇浅析》（载《清史满学暨京剧艺术研究·关嘉禄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等文还提到盛京五部负责对远嫁三姓地区的民女进行赏赐，盛京工部提供朝衣、袍、撒袋及犁铧等农具，盛京户部提供马匹。
有关盛京五部与清代东北行政管理体制的研究。针对入关前东北行政管理体制的情况，郑天挺在《牛录·城守官·姓长——东北地方行政机构》（载《清史探微》，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一文中指出，入关前东北地区地方行政单位是牛录，其上设城守官，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姓长制。对于入关后东北行政管理体制的研究，金毓黻先生最早在其《清代统治东北之二重体系》（载孙进己、冯永谦、冯季昌编《东北历史地理论著汇编》第5册，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1987年）中提出清初统治者在东北设立旗署和民署分别管理旗民事务，进而形成旗民二重管理体系。暴景升的《清代中前期东北地区统辖管理体制初探》[《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一文对金先生的二重体系做出了更加细致的解读。他认为东北地区的旗民二重体系在奉天、吉林、黑龙江地区实行方法各不相同。奉天地区由奉天将军和奉天府分别管理旗民事务；吉林地区是吉林将军总管之下实施旗民分治；黑龙江地区则是完全采取八旗制进行管理。任玉雪的《清代东北地方行政制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3年）则对上述东北地方管理体制由入关前至入关后，直至清末总的发展情况进行了综合研究。作者提出盛京五部在东北地方管理体制中的作用在于制衡盛京将军和奉天府府尹，在将军和府尹分治中，五部不论旗民，只按所管事务来分，将将军和府尹即旗民事务联系在一起。丁海斌的《论清朝陪都盛京的政治制度》[《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孟繁勇的《清代盛京将军与陪都机构权力关系的演变》（《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第3期）、张士尊的《清代盛京移民与二元行政管理体制的变迁》（《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等文详细论述了五部在盛京将军和奉天府府尹的权力交叉中对二者的制衡作用，基本上已将这一问题理清。刘文波的《清代东北驻防将军职掌比较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0年第3期]、任玉雪的《从八旗驻防到地方行政制度——以清代盛京八旗驻防制度的嬗变为中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3期）对在盛京户部征税和盛京刑部审理旗民交涉事务时，将军和府尹出现权力交叉事例进行了简要说明。此外，刘国辉的《试述清季奉天省官制改革》（《北方文物》2012年第1期）一文主要针对清末废除盛京将军、盛京五部而建立三省的史实进行了阐述，但文中对废除五部的原因未加分析。
盛京五部各部职能的研究。刘佺仕的《清代盛京刑部初探》（硕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13年）是最早对五部中某一部进行系统专门研究的学位论文。该文历史文化学院对盛京刑部的建立、机构、衙署、管辖范围、职能、改革和裁撤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比较全面地勾勒出盛京刑部的概况，但对盛京刑部职能变化缺少动态说明，同时对盛京刑部职官选拔任用及与其他各部门的关系也未曾论及。张莹的《试论清代盛京刑部》（载白文煜主编《清前历史与盛京文化》，辽宁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对清入关前刑部与入关后陪都刑部进行了比较，通过对刑部的设置、职官、职能等的梳理，既厘清了盛京刑部设立之背景，又在此基础上对盛京刑部机构实质进行了探讨。何永智的《清代盛京户部经费来源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2期）、《清代盛京户部“赴京领饷”制度及其嬗变——兼论东三省俸饷筹措》（《历史教学》2019年第16期）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档案文献资料，对盛京户部的经费来源、俸饷筹措等内容进行探讨，有助于理解清代中央财政与东北地方财政的互动关系，亦为考察清廷对东北边疆的经略提供了有益视角。但文内引证盛京档案资料过少，似乎使得论证难言全面。王依凡《〈黑图档〉所见盛京礼部及相关史料》（《兰台世界》，2020年第11期），王琳《〈黑图档·咸丰朝〉所见盛京工部对宫殿修缮准备工作的分析》（《兰台世界》，2021年第2期），赵彦昌、王依凡《〈黑图档·嘉庆朝〉所见盛京礼部管理皇室档案的职能》（《兰台世界》，2021年第5期），赵彦昌、王依凡《〈黑图档〉所见盛京礼部对礼仪的管理职能》（《兰台世界》，2021年第5期），王依凡、赵彦昌《〈黑图档〉所见盛京礼部祭祀管理的职能》（《兰台世界》，2021年第5期）等，均为辽宁大学档案学专业教授赵彦昌先生与其学生利用辽宁省档案馆新近出版之盛京内务府抄存档案——《黑图档》所作研究之系列成果，对涉及盛京礼部及盛京工部相关职能的档案进行分类与整理，在此基础上对职能履行的程序进行叙述与说明，由此体现出历史档案的实用价值。但若从制度史角度来看，对相关机构职能的形成与演变缺乏动态认识，且盛京五部作为陪都机构，对其职能演变的考察应置于中央国家机关职能调整背景之下，而以上成果对清会典、会典事例及题本、朱批奏折等清中央档案资料缺乏关注。
（二）中国台湾地区研究现状
《东北文献》是中国台湾地区公开发行的一本季刊，该刊致力于通过收集和整理散佚文献对中国东北地区相关问题进行研究，是大陆学者关注台湾有关中国东北问题研究现状不可忽视的资料。陈致平在《中华通史》第10卷《清史后编》（花城出版社2003年版）中认为，盛京五部是清统治者仿照明代两京制，以清入关前盛京六部为基础复设而成的，特点是官少事简，是一个小型的形式上的中央政府。陶希圣的《明清政治制度》（台北：商务印书馆1967年版）简要述及了盛京五部的建置沿革及各部的执掌。古鸿廷的《清代官制研究》（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版）、杨树藩的《清代中央政治制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两书从官制的角度对五部进行了介绍，刘家驹的《清朝初期的八旗圈地》（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版）从经济制度方面对清初东北旗地情况有所涉及，那思陆的《清代中央司法审判制度》（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版）在述及清代的司法制度时对清代中央各部门负责的司法审判内容作了介绍，使我们对清代六部除刑部外其他各部所负责的司法审判有了一定了解，进而为了解盛京五部承担的司法审判职能提供了线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赵中孚先生对清代特别是晚清东北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比较深入，成果颇多，出版专著《清季中俄东三省界务交涉》（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年），发表《移民与东三省北部的农业开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2年第3期）、《清末东三省改制的背景》（载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清季立宪与改制》，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清代东三省的地权关系与封禁政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87年第10期）等论文。赵先生对清末东三省的改制及伴随改制东北地区在经济、社会方面发生的变化做出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在研究中，赵先生赞同金毓黻先生提出的清代东北地区实行旗民双重管理体制的观点。青年学者林士铉的《清季东北移民实边政策之研究》（台北：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1年），以移民实边为研究对象，在讨论清中期以来清廷对东北边疆政策调整时，对包括盛京五部在内的清代东北边疆政治体制进行了评述与研究。
（三）海外研究现状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写的《1971—2006年美国清史论著目录》（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分23个专题对美国学者近三十年来清史研究的状况作了梳理和罗列，其中在政治、边疆、民族等专题中列出了一些研究清代东北史及清代政治制度史的论著。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传教士杜格尔德·克里斯蒂和伊泽·英格利斯以医生身份在中国东北奉天传教，以其亲身经历书写了《奉天三十年（1883—1913）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的经历与回忆》（张士尊、信丹娜译，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形象地描绘出清末奉天社会历史风貌，为晚清东北地方史及社会史提供有价值的资料。20世纪30年代，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支持下对东北地区进行了九个月的考察，之后写作了《满洲：冲突的摇篮》[1]。该书开篇先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民族、历史、文化进行了分析。书中序言部分涉及一些清代东北地区政治管理制度的论述，因为是为之后论述东北地区成为诸多势力角逐之地做铺垫的，因而叙述比较粗浅。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学者罗伯特·李写作了《清朝历史上的满洲边疆》[2]，其中对清代东北地区的政治制度作了详细的介绍。此书也成为之后美国学者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院1983年版）叙述东北内容的主要参考书。罗伯特·李的著作及《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在论述东北地区的政治制度时，对盛京五部的介绍仅局限于机构设置和基本职能，并未对此进行深入的分析。美国学者邵丹的《远乡与故土：满洲、东北与满族（1907—1985）》[3]是以中国东北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著作，但主要是对民国之后东北现状的研究，而节选该书的前言与部分章节形成的文章《故土与边疆：满洲民族与国家认同里的东北》（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编《清代满汉关系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则主要对清代东北地区的情况作了阐述，提及一些东北地区政治制度史的内容，但是涉及盛京五部的内容不多。美国学者谢健的《帝国之裘——清朝的山珍、禁地以及自然边疆》（关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虽言写作主旨是环境史研究，但文中有关清代东北的人参、蘑菇及毛皮等贸易问题的讨论，为研究清代东北经济史相关内容提供参考。
日本学术界研究中国东北史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出于侵略中国东北的需要，成立了“满鲜地理历史调查部”，由白鸟库吉负责，他先后邀请箭内亘、池内宏等一批学者加入，开始对中国东北的历史、地理等状况进行研究，之后出版了专著《满洲历史地理》[4]（东京：丸善株式会社，1940年），该书奠定了日本史学界研究中国东北史的基础。20世纪初，日本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又组织学者对东北的土地状况进行了调查，之后写作了《满洲旧惯调查报告》（南满铁道会社1912—1915年版），该报告对东北地区清代内务府官庄、皇产、一般民地、蒙地及土地的典押等情况进行了论述，该报告中有对盛京户、礼、工部官庄情况的论述，并且将其收集到的相关史料附在书后，为学者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方便。之后，日本学者村松祐次的《清内务府庄园：关于“内务府造送皇产地亩册”的史料》[5]、江夏由树的《八旗遗产：清末奉天地方精英的崛起》[6]，均利用档案资料对盛京庄头地亩及皇产等进行研究。日本学者稻叶延吉（君山）所著的《满洲发达史》（杨成能译，翠文斋书店1940年版）对明清东北经济的开发作了总体的叙述，该书在述及东北的交通及封禁时提及盛京五部的某些职能。日本学者园田一龟的《清朝历代皇帝之满洲巡幸》[7]（1932年奉天图书馆丛刊本）一书对清帝东巡进行了专项论述。该书主要述及了东巡的由来及历代皇帝东巡的经过，其中对乾隆皇帝东巡事迹的叙述最为详尽，乾隆皇帝东巡中对东北吏治的整顿涉及盛京五部官员相关内容。20世纪80年代，日本学者周藤吉之所著的《清代东亚史研究》[8]（东京：日本学术振兴会1972年版）对清代东北基层村落制有所介绍，进而对东北基层管理制度进行了探讨。“二战”后日本学者无法对中国东北进行的实地调查，此时也重新展开。日本学者细谷良夫编的《中国东北地区的清朝史迹——1986—1990年：科研费成果报告书第3册》[9]（仙台：梅村坦1991年版）便是此间调查的记录。实地调查的展开，也为此后日本学者对中国东北史的研究奠定基础。与此同时，日本东亚史研究的突出特点之一是跨越一国史范围的海域史研究的兴盛。日本学者松浦章的《康熙盛京海运和朝鲜赈济》（载[日]石桥秀雄编《清代中国的若干问题》，杨宁一、陈涛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11年版）一文，便对康熙年间清廷以海运的方式将山东、天津的粮米运至盛京一事进行了阐述，该文所引用的史料多涉及盛京户部，反映出盛京户部秉承京师户部旨意具体负责接应赈济等事。近期，日本学界对中国社会集团的研究颇为关注，由此研究对象更关注地域社会具体情况，日本学者荒武达朗的《近代满洲的开发与移民》[10]（东京：汲古书院2011年版）对清代东北移民社会相关问题进行研究，通过对清廷移民政策的探讨对清代东北行政管理体制进行展现。
三 运用史料
本书所利用的新资料主要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辽宁省档案馆已刊和未刊的相关档案资料，所选用的基本史料主要是进行清史研究需要利用的常规文献资料，包括通史类、政书类、方志类、传记类和笔记类等史料。
（一）新资料
新资料主要有辽宁省档案馆藏的已出版和未出版的清代奉天地区的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已出版和未出版的有关清代奉天地区事务的题本和奏折，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出版的有关清代奉天地区事务的题本和奏折。辽宁省档案馆藏的清代奉天地区的档案主要是：《盛京内务府档》和《黑图档》。在此基础上分类整理出版的档案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辽宁省档案馆合编的《东北边疆档案选辑（清代·民国）》（1—8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国近代社会生活档案（东北卷一）》（共27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辽宁省档案馆编《盛京皇庄档案史料选编》（辽海出版社2006年版）；赵焕林主编，辽宁省档案馆编《一宫三陵档案史料选编》（辽海出版社2003年版）；杨丰陌、赵焕林、佟悦主编《盛京皇宫和关外三陵档案》（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沈阳故宫博物院编译《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译编》（辽沈书社1984年版）；关嘉禄、关克笑、沈微、王佩环、佟永功编译《清代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汉文档案选编》（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赵焕林主编，辽宁省档案馆编译《盛京参务档案史料》（辽海出版社2003年版）；杨丰陌、赵焕林主编《兴京旗人档案史料》（辽宁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季永海、何溥滢译《盛京内务府顺治年间档》（载《清史资料》第2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关嘉禄、王佩环译《黑图档中有关庄园问题的满文档案文件汇编》（载《清史资料》第5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辽宁省档案馆编译《盛京内务府粮庄档案汇编》（上、下）（辽沈书社1993年版）；等等。
辽宁省档案馆藏的《盛京内务府档》及其抄存档案——《黑图档》中，包括盛京五部的相关资料。而《东北边疆档案选辑（清代·民国）》（70—84册）、《中国近代社会生活档案（东北卷一）》正是对《盛京内务府档》《黑图档》的原件进行分类整理后影印出版的资料选辑，两书收入的档案既包括汉文资料也包含满文资料，相关满文资料还配有汉译内容。因为两书取材相同，分类相近，所以收入的资料存在重复的内容。除去重复内容，《东北边疆档案选辑（清代·民国）》（70—84册）所收入的档案中关于盛京户部和盛京刑部的内容最丰富，涉及盛京户部的主要包括盛京户部对奉天地区旗地、钱粮、户籍的管理，对奉天地区户婚田土案件的审理及杂项支给等内容；涉及盛京刑部的主要包括盛京刑部对旗人案件、旗民交涉案件的审理，及秋审、部驳复审等内容。此外，也包括盛京礼部对八旗官学、奉天地区的僧道寺院、坛庙等的管理，盛京兵部对边门、选拔武职官员的管理，盛京工部对下属匠役的管理等。《中国近代社会生活档案（东北卷一）》除去与《东北边疆档案选辑（清代·民国）》收录相同或相近内容外，主要补充了盛京礼部对奉天地区一般礼仪管理的情况，包括：坐班，对每年封印开印的通知，对每年重要节日的要求，接发诏书及发布禁令等。《盛京皇庄档案史料选编》主要反映了盛京户部涉及旗地、词讼及支给等方面的职能。《一宫三陵档案史料选编》和《盛京皇宫和关外三陵档案》两部档案资料都是对盛京皇宫及永陵、福陵、昭陵相关档案的分类整理，但是《盛京皇宫和关外三陵档案》所涉及和收录的档案资料更加全面。该档案主要涉及盛京礼部和盛京工部的相关职能，涉及盛京礼部的内容包括盛京礼部对清帝东巡盛京时相关礼仪的管理，对实录、玉牒、册宝、圣容入盛京时相关礼仪的管理，对陵寝和祠庙祭祀的管理等；涉及盛京工部的内容包括盛京工部对宫殿及陵寝相关工程的营建和维修，对宫殿、陵寝所需相关物品的供给等。《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译编》和《清代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汉文档案选编》两书主要是对三姓地区相关档案的收录和整理，前者只收录了满文档案，而后者则在此基础上又补入了汉文档案。但是三姓地区的事件与盛京五部相关的主要是关领和赏赐乌林，而有关此类事件的记载主要存于满文档案中，所以《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译编》中收录的涉及盛京五部的档案资料更丰富一些。其主要反映了盛京礼部接收吉林将军发来的关领乌林的清单，并将其转与盛京户部，经盛京户部审核后从库中支给一事，前期有些物品还要从盛京工部库中领取，所以还会涉及一些有关盛京工部的事务。《盛京参务档案史料》，主要涉及盛京刑部对偷挖人参案的审理，同时因为该书收集整理了康熙时期的资料，所以能反映出官参局设立之前盛京工部对采捕人参事务的管理情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关清代盛京五部的档案主要分散于内阁档案、军机处档案及宫中各处档案中。内阁档案主要包括内阁题本和史书；军机处档案主要包括军机处录副奏折、随手登记档、上谕档和寄信档；宫中各处档案主要包括硃（朱）批奏折、谕旨及官员履历单片等。针对这些档案一史馆已经整理出版有：《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雍正朝内阁六科史书·吏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雍正朝内阁六科史书·户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乾隆朝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乾隆朝上谕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咸丰朝上谕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同治朝上谕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岳麓书社2011年版），《康熙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档案出版社1984—1985年版），《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雍正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黄山书社1998年版），《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光绪朝硃批奏折》（中华书局1995年影印版），秦国经主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等等。中国台湾地区也出版了一些能与一史馆出版的档案相补充的档案资料，主要有：张伟仁主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辑的《明清档案》（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故宫博物院”编的《宫中档康熙朝奏折》（台北：“故宫博物院”1977年版）、《宫中档雍正朝奏折》（台北：“故宫博物院”1979年版），《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台北：“故宫博物院”1982年版），《宫中档光绪朝奏折》（台北：“故宫博物院”1973年版）；等等。台湾出版的《明清档案》补充了未出版的一史馆藏内阁题本的内容，而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的《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又弥补了未出版的一史馆藏乾隆朝硃批奏折的内容。
综合一史馆藏的已出版和未出版的档案资料，再结合中国台湾地区出版的档案资料，可以对有清一代清廷对奉天地区管理情况有所了解，特别是一史馆藏的内阁题本对五部的职能有所展现，录副奏折和宫中档硃批奏折对五部与各衙门的关系有所揭示。《光绪朝硃批奏折》中收录了崇实、赵尔巽围绕奉天地区政治改革所上的一些奏折，利用这些奏折可以了解到盛京五部裁撤的直接原因、裁撤的过程及裁撤后对原机构和人员的处理等内容。
（二）基本史料
通史类的史料主要包括清代历朝起居注、历朝实录、《东华录》《东华续录》及朝鲜《李朝实录》等。起居注现已出版的有：《康熙起居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中华书局、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9年版），《雍正帝起居注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乾隆帝起居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嘉庆帝起居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清代起居注册——道光朝》（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5年版），《清代起居注册——咸丰朝》（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版），《清代起居注册——同治朝》（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版），《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光绪帝起居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宣统帝起居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等。已出版的实录主要是《清实录》（共60册）（中华书局1985—1987年版），还有《东华录》（齐鲁书社2005年版），《东华录·东华续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李朝实录》（东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53—1967年版）。起居注、实录及《东华录》中有关盛京五部的内容主要涉及两方面，一是关于五部官制变化的内容，二是关于五部职能变化的内容。关于五部官制的变化主要反映了五部官员的设置、选拔任用及奖惩，关于五部职能的变化则比较零散，只能用于对五部的某项职能进行补充和解释，很难单独运用。《李朝实录》对盛京五部研究最有意义的部分是其对顺治时期东北地区现状的记录。
政书类主要包括大清会典及会典则例、事例，各部则例，清“三通”加《清朝续文献通考》。大清会典及会典则例、事例主要有：（康熙朝）《大清会典》（《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7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92年版），（雍正朝）《大清会典》（《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77—7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94年版），（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19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钦定大清会典则例》（《钦定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4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91年版），（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5—70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91—1992年版），《光绪会典》（《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光绪朝）《清会典事例》（中华书局1991年版）。各部则例主要有：故宫博物院编的《钦定吏部则例》（《故宫珍本丛刊·清代则例》第282—283册，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钦定户部则例》（《故宫珍本丛刊·清代则例》第284—286册，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钦定礼部则例二种》（《故宫珍本丛刊·清代则例》第288—292册，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钦定中枢政考三种》（《故宫珍本丛刊·清代则例》第324—329册，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钦定工部则例三种》（《故宫珍本丛刊·清代则例》第294—298册，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清三通及《清朝续文献通考》主要有：《钦定皇朝通典》（《四库全书》第642—64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钦定皇朝通志》（《四库全书》第644—64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清朝文献通考》（王云五总编：《万有文库第二集·十通》第9种，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清朝续文献通考》（王云五总编：《万有文库第二集·十通》第10种，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大清会典及会典则例、事例中有专门对盛京五部的记载，将不同时期的会典及会典则例、事例所记内容前后相接进行对比分析，恰好反映出五部职能在有清一代的动态发展过程。各部则例中，因为编写则例时主要针对的是京师各部，所以各部则例主要是对京师各部处理全国各项事务进行阐述，涉及盛京五部的内容不多。相比之下对盛京五部的研究最有帮助的是《钦定吏部则例》。因为盛京各部中没有设吏部，所以奉天地区对官员的铨选和处分是由京师吏部来负责的，因而《钦定吏部则例》中所涉及的奉天地区的内容较其他部的则例多，而且《钦定吏部则例》是按照满缺、蒙古缺、汉军缺、汉缺等官缺的设置来分类的，奉天地区的官员大多是满缺，所以有关奉天地区的内容集中于满缺一部分，容易收集。同时奉天地区官员的铨选、处分等内容在实录中大量出现，在五朝大清会典及会典则例、事例中吏部一章同样有所涉及，所以可以利用《钦定吏部则例》与五朝会典及会典则例、事例中所记内容进行互补梳理，然后用实录来解释原因，可将奉天地区官员的铨选和处分内容理清。清三通因其是仿效三通的体例来撰修的，所以对国家典制的述及较粗，涉及五部的内容不多，但是《清朝续文献通考》对五部的研究有一定的价值。其编写的纲目虽仿照《文献通考》，但是其内容是以史抄的方式对清代各种史料中的相关内容进行汇总，其中不乏档案资料，所以该书对研究五部乃至清代典章制度都是很有价值的，其对五部研究的价值便体现在对五部裁撤后机构及人员安置的论述，恰好与《光绪朝硃批奏折》互补。
方志类，主要有《大清一统志》《盛京通志》《奉天通志》《吉林通志》《黑龙江志稿》以及奉天地区的一些县志。《大清一统志》按照修撰时间的不同分别有四个版本，即康熙时期的《大清一统志》，乾隆初年的《大清一统志》，乾隆中期的《大清一统志》及嘉庆时期的《大清一统志》。笔者所利用的主要是《大清一统志》[康熙二十五年（1686）刻本]，《大清一统志》[乾隆八年（1743）刻本]，《大清一统志》[乾隆二十九年（1764）刻本]，穆彰阿等编修的《嘉庆重修一统志》（中华书局1986年版），穆彰阿等编修的《大清一统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等。《大清一统志》对全国范围内各行政区划进行了概况性叙述，因而对每个地区的具体情况阐述的并不多，尽管其中提及了盛京的情况，但很简略。《盛京通志》按照编撰时间的不同主要有四个版本，即康熙《盛京通志》，雍正《盛京通志》，乾隆《盛京通志》和咸丰《盛京通志》。笔者主要利用的是：伊巴汉等编修的《盛京通志》[康熙二十三年（1684）刻本]，王河等编修的《盛京通志》[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据乾隆元年（1736）刻本影印]，阿桂等编修的《盛京通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01—503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雷以诚等编修的《盛京通志》[咸丰二年（1852）校补乾隆元年（1736）刻本之重印本]，雍正《盛京通志》，因其编撰于雍正十三年（1735），成书于乾隆元年（1736），而记载内容截止于雍正十三年（1735），所以笔者将其命为雍正《盛京通志》。咸丰《盛京通志》，是对雍正《盛京通志》的补校，经笔者对两书进行核对，发现改动不大，所以咸丰《盛京通志》主要反映的还是雍正十三年（1735）以前盛京统部的状况。康熙《盛京通志》反映了顺治元年（1644）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盛京统部的概况，雍正《盛京通志》又将时间延至雍正十三年（1735），而乾隆《盛京通志》再将时间延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所以三个版本的《盛京通志》前后相接，比较具体地展现了顺治年间至乾隆年间盛京统部的概况。《盛京通志》中有关衙署和职官的内容涉及盛京五部，笔者将三个时期通志中有关衙署和职官的内容进行对比，发现盛京五部衙署及职官设置的变化，职官设置的变化，主要反映出五部职官设置的增多，分工更细，机构所管理的事务逐渐增多等情况。这些内容恰好可以与会典及吏部则例中有关五部官员设置的内容相结合，对五部官员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另外，由于清代官方资料对顺治年间清军入关后东北地区的状况记载不多，特别是对行政机构设置的记载更是少之又少，所以康熙《盛京通志》的记述就显得弥足珍贵，笔者通过对该书的仔细阅读，发现该书的相关记载很好地解读了清统治者设立陪都的原因及设立陪都目的的转变，以及随着清军入关盛京原六部迁入京师，而户、礼、工三部留下部分人员配合盛京总管驻防的史实。另外该书也明确给出五部设立的时间，五部相继设立于顺治末康熙初，该书编撰于康熙初年，且编撰者又都是盛京地方大员，有的甚至直接参与各部的设立，所以所述各部设立时间相比其他时期的资料来说更接近事实。《奉天通志》，笔者主要利用的是：王树枏等编的《奉天通志》[民国二十三年（1934）刻本]和金毓黻主编的《奉天通志》（辽海出版社2003年版）。另外还有长顺等主编的《吉林通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和张伯英总纂的《黑龙江志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两部《奉天通志》均成书于民国，很好地弥补了《盛京通志》的记录仅至乾隆年间的缺陷，金毓黻先生主编的《奉天通志》，采用史抄的形式将涉及奉天地区各方面事务的清代史料进行了分类汇总，利用起来更为方便，该书中大事志主要是对清实录中有关奉天地区各项重要事件的摘录，可以使我们对奉天地区有清一代的历史概况有所了解，职官志中对盛京五部侍郎的记录弥补了《盛京通志》只记到乾隆年间的缺憾，将其扩展至五部裁撤。
传记类，主要利用的有：王锺翰点校的《清史列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吴忠匡总校的《满汉名臣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钱仪吉编《碑传集》（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综录类三，台北：明文书局1986年版），全缪孙编《续碑传集》（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综录类四，台北：明文书局1986年版），闵尔昌辑《碑传集补》（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综录类五，台北：明文书局1986年版），汪兆镛纂《碑传集三编》（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综录类六，台北：明文书局1986年版），李桓编《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综录类七，台北：明文书局1986年版），李元度著《国朝先正事略》（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综录类八，台北：明文书局1986年版），蔡冠洛著《清代七百名人传》（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综录类九，台北：明文书局1986年版），徐世昌著《大清畿辅先哲传》（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综录类十一，台北：明文书局1986年版）及《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的人物传记部分等。利用这些传记资料主要是对盛京五部侍郎的事迹进行研究，但是经笔者查检之后发现，有清一代盛京五部众多的侍郎，出现在清代传记史料中的不过二十几位，而且在传记中记录了其在侍郎任上之事又很少，所以利用传记资料对盛京五部侍郎事迹的考察，仍较困难。
笔记类，主要利用的是金毓黻主编的《辽海丛书》（全5册）（辽沈书社1985年版），兴振芳主编的《辽海丛书续编》（全5册）（沈阳古籍书店1993年版），王锡祺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光绪二十三年（1897）上海著易堂铅印本]，《盛京典制备考》[光绪二十五年（1899）上海双顺泰印本]，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的《奉使土默特贝勒旗会审老头会日记》，韩国学者林基中主编的《燕行录全集》（全100册）（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版），等等。这些史料中，与盛京五部相关的内容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有关奉天地区典制的资料，如，《盛京典制备考》《东三省纪略》《盛京通鉴》及《盛京奏议》等；一类是身处奉天地区的一些官员、学者、使臣等对其所见所闻作的记录。这部分资料中，笔者认为值得重视的是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的《奉使土默特贝勒旗会审老头会日记》和朝鲜的燕行使者所作的记录。《奉使土默特贝勒旗会审老头会日记》中记载了额勒和布做盛京户部侍郎的见闻，对研究盛京五部的职能及其与盛京其他机关的往来具有重要意义。朝鲜燕行使者的记录特别是那些在顺康时期进入奉天地区燕行使者的见闻，刚好补充了对顺治年间奉天地区社会状况的记载。
四 框架结构
本书的正文部分由四章组成。
第一章是对盛京五部的沿革及其所属机构与人员的论述。具体分两节来叙述，第一节讨论了盛京五部的沿革，主要内容包括盛京五部建立的原因、建立的过程、管辖范围及裁撤。第二节讨论了盛京五部所属机构和人员，主要内容包括五部机构发展演变的动态过程，并从品级、俸禄、旗籍、出身、出任、离任等方面对五部侍郎进行探讨，同时也对五部部员的品级、俸禄、铨选及处分情况进行了阐述。由此表明，盛京五部实际上是具有地方机构特色的陪都机构。地方机构特色表现在其伴随着盛京地方社会的发展而设置，并随着盛京地方行政体制的变革而裁撤。而陪都机构身份，又使其可以代替京师六部处理奉天、吉林及黑龙江三地相关事务；且作为中央国家机关，清廷可以通过控制五部来限制盛京将军并制衡奉天府尹，由此实现对奉天地区上层行政机构的管理。
第二、三章是对盛京五部各部职能的论述。因为有清一代，五部所承担的事务繁简不一，盛京户部和盛京刑部职能相对较多，需要处理的事务相对纷杂，所以，将这两部的职能归入一章来论述，其他三部的职能归入下一章论述。盛京户部的职能涉及对官庄、旗地、钱粮、词讼、户籍、杂项支给等事务的处理，盛京刑部的职能涉及对旗民案件、蒙古案件、私刨私贩人参案件、逃人、造买赌具及私入围场等案件的处理，盛京礼部的职能涉及对祭祀、礼仪、官学、宗教及贡使等事务的处理，盛京工部的职能涉及对营造、收支等事务的处理，盛京兵部的职能涉及对点验军器、监射、驿站、东六边门及武职官员选任等事务的处理。清代基本史料中对盛京五部的记录较少，所以，该部分对盛京五部职能的论述主要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内阁题本及辽宁省档案馆藏的《盛京内务府档》等档案资料，重点将对辽宁省档案馆最新出版的盛京内务府档案的抄存档案——《黑图档》加以利用。
第四章是对盛京五部与清帝及各衙门关系的论述。主要内容包括盛京五部与清帝及盛京内务府的关系，盛京五部与京师六部及盛京五部彼此之间的关系，盛京五部与盛京将军衙门的关系以及盛京五部与奉天府的关系等。盛京五部与清帝及各衙门的关系主要通过盛京五部各部的职能体现出来，所以，这部分的论述将在第二、三章对盛京五部各部职能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归纳探讨。论述中，涉及清帝对盛京五部侍郎的利用、盛京五部与盛京将军的博弈及盛京五部侍郎对奉天府的兼理等内容，由此，从盛京五部的角度，对盛京地区政治管理制度特别是旗民二重管理体制进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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