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王锡爵的家世、家学与家风

王锡爵（1534—1610），字元驭，号荆石，明万历首辅，谥文肃。其远祖为太原王氏，其先从太原徙居吴嘉定墅沟，割其地，隶太仓，遂为州人。[2]由于王氏家族至王求一始定居嘉定墅沟，因而，《娄东太原王氏宗谱图》尊王求一之父王荣为娄东太原王氏之一世祖。[3]《三槐王氏通谱》载：“（王）皋扈太后驾南迁，遂家无锡县。皋次子铎守父旧宅，居中沙；皋长子易分居东沙；皋三子允分居西沙。三沙之派，东、西为盛。东沙派自元将保义副尉荣迁太仓后，前明以来代有显宦，文肃公锡爵，其矫然首出者矣。”[4]可知王锡爵所属的王氏家族隶属太原王氏之三槐分支，而三槐王氏至赵宋王皋南渡无锡，遂分为东沙、中沙与西沙三派，娄东太原王氏则源出东沙一脉。东沙派至第十四世元河南元帅府保义副尉王荣时，正值“红巾贼”刘福通“作乱”，王荣遂于至正十一年（1351）“弃官归隐，居海虞之澄江，为太仓东娄之始”。[5]本于《娄东太原王氏宗谱图》，而参以《三槐王氏通谱》与《三槐王氏宗谱》，可将由王荣至明末王时敏之间的王氏家族世系作一简要梳理：

王锡爵之父王梦祥育有二子，王鼎爵一脉人丁单薄，父子皆命祚不长，鼎爵先于兄锡爵而病亡，时年五十，其独子王术亦早亡；尽管王锡爵与夫人朱氏育有子女十三人，然九人皆夭亡，仅有独子王衡及三女成人，[6]而王衡又先于其父病亡，年仅四十九岁；王衡三子中，长子与三子早亡，次子王时敏一人担负起延续家族命脉的使命。故而王时敏在其母周氏的主张下，广纳妾室，育有九子，以试图扭转锡爵一脉门衰薄祚的状况，维系家业门风于不坠。

一 太原王氏的崛起

娄东太原王氏家族至王梦祥，已传十世。其间，王氏族人以务农为世代不辍之业，仅有六世王谦以科举入仕，官至福建莆田县丞。娄东太原王氏真正在政治与文化领域崛起，并占据相应的资本而成为望族，则始于十一世王锡爵：

吾娄盖自我文肃公崛起于前，太史公振武于后，海内推为人宗，而族亦由是以大。[7]

王锡爵以榜眼登科入仕，彻底改变了王氏家族缺席于世家望族的历史书写，此后，娄东太原王氏日渐繁盛：修筑园林，与江南文化名流诗酒唱和；蓄戏乐家班，同曲坛名家相与往来；[8]家藏多种世所罕见的珍稀书画，[9]掌握了丰富的文化资源；更将家族与地域性的画风扩展为整个画坛的主导画风，形成“娄东画派”，以“摹古”开创并引领了清代画坛的新局[10]——而“父子榜眼”（王锡爵与其子王衡）、“祖孙宰相”（王锡爵与曾孙王掞）则成为“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社会中，王氏家族最为闪耀的辉煌。[11]王锡爵本人即抱有以登科入仕光耀门楣的情感倾向，此种情绪亦是娄东太原王氏家族的共同追求。[12]明清易代，“世家巨族，破者十六七，或失门户”；但王氏家族则由于王锡爵严立“早完国课、勤行善事”之家规以及王时敏面对危机的应变能力，而在乱世中得以保全，“太原之门，田园如故，阀阅不改”[13]。此后，在入清近百年的时段中，尽管有王撰、王摅等遗民诗人的坚守不出以及王昭骏等策划反清复明的政治运动，但王氏家族成员的主流取向则是主动与清政权合作，读书应试，试图以科举进身，扩大个体以及家族的政治文化影响。

尽管娄东太原王氏家族自十一世王锡爵始，方逐渐形成并巩固其政治与文化地位，成为江南望族；但王锡爵的祖辈即为家族开创了较为优渥的经济条件与良好的教育基础，祖父王涌“宏爽有才器，能积纤累微”[14]，故其“以干局起家”未久，即“雄里中”[15]。至顺治八年（1651），虽然易代与天灾令王氏家族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危机，但家族尚可依靠田租和质库收入勉强维系日常开支，祖辈遗留下来的财富则在危难时刻用作救急。[16]王锡爵为官清廉，在高拱、张居正、严嵩等历任首辅屡屡以巨贪被劾后，王氏则能获神宗“清介方刚”之誉，[17]家风训导而外，较为丰厚的家族资财或可作一旁解。对于普通民众而言，登科入仕、以“世臣”之家实现门庭之永祚，必因良好的家庭教育方始可能。王锡爵外祖父吴悦不仅为嘉定塘南之富户，同时亦出身诗书世家，在子女幼时即以《小学》《孝经》及前代名人、烈女之事相训诫，[18]因此，母亲吴氏具有良好的受教背景。优越的经济资本与教育资源使王锡爵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的会试与殿试中连中会元、榜眼，名列三鼎。自此，王锡爵开启其人生仕宦之途，亦开始践行其借“禄位势力”以“联属其宗之人”之志，[19]开启王氏家族绵延百余年的簪缨命脉。

二 《春秋》家学

太原王氏自王锡爵始，即以善治《春秋》著称。[20]王锡爵曾著《春秋日录》，又撰《左氏释义评苑》二十卷，[21]隆、万时期，“天下言《春秋》者皆本太仓”[22]，此亦可见王锡爵《春秋》学影响之深远。吴伟业《王茂京稿序》载：“王氏自文肃公以经术至宰相，缑山先生相继掇上第，负重名，其于《春秋》，父子各有所讲贯，凡以推崇醇正，抑退浮华，风厉一世之人文而表章绝学，上者施于谟政事之间，次者见诸馆阁之论著，诚所谓经世大儒，彬彬质有其文者哉！余向从故老窃闻相公谢政里居，犹以制举艺为人论说，诸生以文字贽者，鉴别其穷达，十不爽一。而课孙诸作，盛为海内所传诵。盖大臣心事，嘉惠后学，尤思以经术世其子孙。”[23]明代科举的分经取士制度促成了地域“专经”现象的出现，[24]而乡试与会试均以《诗经》《周易》《尚书》为录取之大宗，[25]《春秋》作为“孤经”，其在全国范围内的报考及录取率较低。[26]但王氏家族中，王锡爵以《春秋》夺会元；其胞弟王鼎爵以《春秋》中进士第五名；子王衡以《春秋》中解元，曾孙王掞以《春秋》中乡试第二，并奉敕编修《御制〈春秋〉传说汇纂》，玄孙王遵扆参编《〈春秋〉经传汇说》；重孙王原祁以《春秋》中进士；曾玄孙王旦复及其子王羾亦以善治《春秋》闻名，[27]可谓“以《春秋》为世学”[28]。王氏家族在科举领域所形成的强大《春秋》学传统，至清末尚存。明代科举地域专经现象的形成，颇依赖于众多科举家族的存在，而大部分科举家族是一经相传。[29]一种经典诠释在家族与地域中优势地位的形成，“会自然而然地从资源配置、社会舆论上挤占其他几种经典的空间，而读书人若想肄习其他经典，在寻找师资、图书资源上，以及在通过最初级的考试选拔进入儒学成为生员等方面，都会有更大难度”[30]。由此而言，王氏族人对《春秋》学的占有与承袭，家族之助力实不可小觑。

三 地方威望的建立

在处理与国家政权及地方政府的关系上，王氏家族奉锡爵“早完国课、勤行善事”之训为乡居第一义，并努力践行之，此举不仅能够树立地方威望，更是危难之际保全家族命脉的重要举措。王氏家族在太仓一方影响甚巨，家族领袖对于影响地方风气与确立社会秩序的作用不容忽视。王锡爵致仕归乡，出行只乘小肩舆，太仓人遂无乘大舆者。[31]王锡爵次女王桂自号“昙阳子”，入道修行，并于万历八年（1580）九月九日“白日飞升”。此事在江南乃至全国范围内影响颇大，诸如王世贞、管志道、屠隆、徐渭、陈继儒、汪道昆等江南名流纷纷皈依受教，风靡一时，王锡爵的政敌更以此而制造政治事端。[32]此亦从侧面表明，在王锡爵的带动之下，太原王氏家族对于地方社会与国家秩序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淳风化俗而外，王氏家族亦借由救济乡闾以促成地方社会秩序的稳定：

后独身当户，慕黄兼济平粜之事，每田所收入，至夏月踊贵时，必减价发粜，以济贫民，岁以为常。至寒施衣，荐饥施粥饼，病施药，死施槥，孳孳不倦。[33]

地方社会秩序的稳定是国家政权稳固的前提，王氏家族对于地方民众的教化与救济无疑成为国家推行化俗政策的有力助援，[34]并以此而受到国家力量的支持。而王时敏以家族余力赈济难民、化约乡里，不仅是对王锡爵“勤行善事”之祖训的践行，更是出于树立地方威望与家族自我保全的考虑。王氏家族在处理家族与地方乡里的关系上，以“孝友敦睦”“和睦乡闾”世代劝导，以家化乡。[35]至王时敏去官家居，“凡遇里中亲友，毋论贵贱，一尽诚敬以待之”[36],“整内行，睦乡里，小物大闲，无所不勤，远近宗师之”[37]。王氏家族在乱相迭生的民变与奴变之中并未受到冲击，当归功于此：

城中有变……吾家固大人平日禁敢憧仆，专好施与，不取里中一钱，士民皆爱戴，由是毫不为动。[38]

时州中群不逞者，思于里修宿隙而快私憾，揭竿啸聚，望屋而食，比户束手，莫敢出气。惟公至，则摇手相戒曰“太原王公来矣”。抱头争窜，鸟兽散去。[39]

王氏家族在王锡爵时期，即以严束家丁见称[40]；此后，王时敏禁敢憧仆、和睦乡闾之举，为其在宗族乡里赢得了相应的尊重与威望，并令其在明末乱世中保全了家族命脉。尽管后人对于王时敏降清之举颇有微词，然而在时人，至少是太仓人的理解中，王时敏以家族之力保全了族人与娄东民众的平安：“变革之初，屠戮之惨，所在都有，而吾娄幸无恙，即君家积善，天之报之，亦应如是。虽周臣（王挺）、端士（王揆）逊谢不敢当，然而闻者不以为谀，而以予言为可信，亦信其理之不诬者而已矣。”[41]家族对于国家政策的积极响应在对地方产生导向作用的同时，亦为自我保全之法。在赋税问题上，自王锡爵始，王氏家族即积极与国家政权合作，王时敏《自述》中言“自幼侍祖父之侧，每闻绪言，士大夫居乡，以早完国课、勤行善事为第一义。余戢之于心，寤寐弗忘”。至其持家，遂“尤注意于国赋输将，必先勾稽甚晰”。在顺治十八年（1661）的钱粮奏销案中，尽管王时敏已值年迈，家族经济状况窘悴不支，然仍“鬻产质物，以期亟完，毋少逋欠”[42]。王时敏对田赋“功令最急，苟有逋悬，祸亦最重。此天下皆然，而江南为甚”的记述，已清楚表明其“早完国课”[43]背后深重的政治忧虑，故而王氏在赋役问题上积极应和国家行为，以全其宗族“新登甲第，列在绪绅”（《奉常家训》“早完国课”条）之体。[44]清初国家在治理格局上有意引导宗族发展，宗族势力急剧扩张，一种以垂直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士绅利益集合得到强化。[45]在家族与国家、地方之间的互动中，王氏一族正是以家族对国家秩序的维系与地方风气的化约为出发点，有效利用了国家权力对于家族的保护与地方社会对于家族的倚重，方保家族之安泰。

以家族为中心，纵向国家与横向地方的相互交织，构成了传统社会运转的关系网络。由家族与国家的纵向互动而言，自王锡爵登科入仕起，王氏家族开始建立起与国家权力的紧密联系，随之获取了相当的政治与教育资本，使家系之绵延成为可能；明清易代之际，王时敏能够准确把握时代动向，归顺清朝，并鼓励九子出仕，在科举、赋税等问题上努力回应国策，在与新朝的合作中谋求维系家族之机候。同时，王氏家族能够在家族、地方与国家三者之间的互动中，提升家族文化的影响力，将“娄东画派”由家族成员间个体性的文化活动扩展为一支地方性的文化力量、进而演变为统治中国画坛近300年的创作理念，于多重政治力量交错的缝隙间谋求自我维系与更新的可能。自家族与地方的横向关系而言，王氏家族自王锡爵至王时敏的三代间，在处理与地方的阶层等差上以“和睦乡闾”为不祧之训，以家化乡，以身化俗，遂能于动乱之中实现家族的自我保全与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