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2016年6月，笔者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以《〈文心雕龙〉“依经立义”研究》为题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很幸运获批西部项目。关于本课题的研究，有必要先介绍一些基本情况。
一 选题缘起
笔者于2010年考入云南大学攻读文艺学博士，师从张国庆教授研究古代文学理论。由于导师的影响和本人对《文心雕龙》的爱好，笔者想围绕《文心雕龙》展开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但围绕论文的选题，却经历了长达三年的摸索才最终确定为《“依经立义”与〈文心雕龙〉的理论建构》。论文写作过程中，笔者先从《文心雕龙》征引儒经的角度对相关材料进行详细梳理，在此基础上探讨“依经立义”思维方式对《文心雕龙》的影响，然后再深入分析“依经立义”影响《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具体情形。论文将《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分为两个层次：核心文论、一般文论。2015年9月，笔者进行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当时将《文心雕龙》中“依经而立的儒家伦理思想”单独作为一章。答辩的专家对此提出质疑，认为《文心雕龙》的伦理思想似乎不能纳入“理论体系”之中，建议删除。国庆师也认为，学位论文不是研究整体的《文心雕龙》“依经立义”，删去较好；如果研究整体的“依立”情况，就可以放进来了。预答辩中的这一个建议，让我第一次有了对《文心雕龙》整体依立情况进行研究的意识。
预答辩后，笔者根据专家们的意见，调整章节，补充材料，修改润色。2015年11月，笔者进行博士学位论文正式答辩。答辩老师给予了较多肯定，认为选题有意义，章节较合理，论述较深入，基本实现写作目的，但也提出了一些建议，其中就包括对“理论建构的深度与广度”要再加强。国庆师勉励我，要把“依经立义”的情形再作精细把握与深入分析，要让别人说起《文心雕龙》的“依经立义”，就不能跳过我的研究，这样才不致浪费一个好题目。国庆师的话，让我第二次有了对《文心雕龙》“依经立义”整体状况进行研究的愿望。
2016年1月22日，笔者提交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纸质申报稿。我申报的课题就是《〈文心雕龙〉“依经立义”研究》。这是笔者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过程中导师与专家的指导与自己的体会付诸实践的一次尝试。非常幸运的是，2016年6月，我的项目立项为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
这是《〈文心雕龙〉“依经立义”研究》选题逐步确立的过程。如果从学理角度与学术价值来看，本选题有如下考虑。
（一）“龙学”是显学
刘勰的《文心雕龙》初成，虽受沈约看重，“常陈诸几案”，但“未为时流所称”[1]，此种状况在隋以后大为改观，唐宋文人不乏称引著录，明代《文心雕龙》研究真正兴起，出现许多新的版本，序跋品评较多，清代的《文心雕龙》研究注意力转向考证、征引和系统校注。民国时期的《文心雕龙》研究进入新阶段，可以说是“龙学”形成的准备期。新时期以来，“龙学”在中国大陆蓬勃发展。此外，“龙学”在中国港澳台及海外也有许多成果。
“龙学”有专门的学会（《文心雕龙》学会，国家一级学会），也有专门的刊物《文心雕龙学刊》，学会每两年举行一次年会，不定期召开专题会议。龙学界名家辈出，如黄侃、范文澜、杨明照、刘永济、詹锳、祖保泉、周振甫、牟世金、张少康、王元化、王运熙、张文勋等，龙学专著与论文更是数不胜数。可以说，“龙学”成了一门实实在在的“显学”。
（二）“龙学”研究想要出新有难度
20年前，三万八千多字[2]的《文心雕龙》研究论著就已近四千万言，“‘龙学’方面的几乎每一块砖都被人敲过”[3]。面对此一情况，“龙学”要想创新，难度很大。李平先生提出四点建议：“首先，培养后续力量；其次，更新研究方法，寻找新的研究角度和切入点；第三，避免研究的低水平重复；第四，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4]
（三）《文心雕龙》与传统文化的研究有待深入
尽管龙学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还有很多工作可做。李平认为：“首先，思想、理论方面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还可以继续展开讨论，同时也可以开辟一些新的研究方向，《文心雕龙》与传统文化的研究也可以深入下去。”[5]李平先生的话很有启发性。笔者阅读《文心雕龙》时，强烈感受到《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建立在对传统文化的全面把握与深刻理解之上，其中儒家思想影响最为深刻。经过搜索，笔者发现“传统文化对《文心雕龙》之影响”的相关研究集中在《文心雕龙》思想基础的有关论争上。
不少学者认为《文心雕龙》的思想基础是儒家思想，如范文澜、王元化、杨明照等；饶宗颐、马宏山则认为刘勰的思想基础是佛家思想；周振甫以道家思想分析刘勰；李建中谓刘勰是“文师周孔、道法自然、术兼佛玄”[6]；等等。从总体来看，“由儒、道、释、玄各执一端到以儒为主诸家并存，……基本成为‘龙学’界的共识，只是对各家思想在书中所占的比重看法仍然不一”[7]。
（四）“以儒为主”的思想影响具体情形如何，需要准确把握
“以儒为主诸家并存”，虽然是学界共识，但儒家思想到底对《文心雕龙》的影响深到何种层次？对其理论建构的影响具体是何情形？是否存在理论建构之外的影响？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明细的材料支撑，也需要精确的思想比对。
（五）“依经立义”为龙学提供了新的、特定的切入角度
学界对于“依经立义”的有关研究很值得关注。如童真的《阐释学与中国依经立义的意义生成方式》（2004）；曹顺庆、王庆的《中国传统学术生成的奥秘：“依经立义”》（2012）；郭明浩、万燚的《“述而不作”与中国阐释学建构》（2012）；等等。这些论文对“依经立义”的内涵、作用、演变进行了整体研究，为本课题的写作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切入角度。
（六）研究《文心雕龙》的“依经立义”具有明显的学术价值
1.全面揭示《文心雕龙》一书“依经立义”的整体状况，进而全面揭示出《文心雕龙》与儒家经典的总体关系，这是《文心雕龙》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但“龙学”界目前还没有完成此项工作。
2.从“依经立义”的角度可以翔实准确地证明儒家思想在《文心雕龙》思想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从而对主张道家思想、佛家思想等在《文心雕龙》思想体系中占主体地位的学者做出扎实的学术反应。
3.“依经立义”作为一种意义生成方式、理论建构方式，有其积极影响，也存在一些消极效果，从“依经立义”的角度考察可以对《文心雕龙》中的一些优点与不足进行深入说明。
4.从“依经立义”的角度研究《文心雕龙》，既是对“《文心雕龙》与传统文化”的深入探究，也能更深入理解中国古代文论的典型建构方式，并为中国现代文论的建构带来有益启发。
二 术语简释
（一）经
本课题所论之“经”[8]，大体指刘勰之前的儒家经典及权威注疏，包括《诗》《书》《礼》《易》《春秋》，《论语》《孝经》（此两书与前面“五经”在汉代曾合称“七经”[9]）。将《论语》列为经典，还有一个理由：《论说》篇说“《论语》以前，经无‘论’字”，可见，刘勰本人也将《论语》视为经书之一。此外，虽然《孟子》正式列入经典时是北宋，但孟子受业于子思子门人，继承孔子学说又有发扬，故也将《孟子》视为“经”。除了原典，也包括相应的注疏：如《毛诗序》（汉）郑玄笺，《尚书》（汉）孔安国传，“三礼”郑玄注，《周易》王弼注，《左传》（晋）杜预注，《公羊传》（汉）何休注，《穀梁传》范宁注，《论语》何晏注，《孟子》赵岐注，等等。
（二）“依经立义”
“依经”，即依托儒家经义，也可以是依据与经典有关的典故。“立义”，即确立意义或建立理论主张，其意旨可能与儒家经义相一致（偏重“因”），也可能与儒家经典不一致（偏重“革”）。“立义”不是儒家语义的简单呈现，“谊（义）者，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10]，“立义”一方面是立则，即确立符合儒家经义的规范、规则。具体到《文心雕龙》的“立义”，则既有文学方面的理论建树，又有写作方面的具体规范；另一方面即建立意义。前者是特殊的意义，后者是普通的意义。
“依经立义”有广、狭二义。狭义的“依经立义”指“在经学系统中所产生的，以儒家经典为阐发对象的意义生成与言说方式”；广义的“依经立义”主要指“以学界熟悉的典籍为依托，设立其先验合法性并由此生发自己观点的话语生产范式与意义生成方式”。[11]本课题的“依经立义”介于广义与狭义之间，认为刘勰《文心雕龙》以儒家经典作为意义生长点，构建起体大思精的理论体系，但该理论体系并不属于儒家经学系统，而属于文章学理论领域；《文心雕龙》全书浓厚的儒家伦理精神也多属依经而立。从依据经典角度上，本课题的“依经立义”是狭义的；从建立义理角度看，本课题的“依经立义”是广义的。
（三）刘勰
《梁书》有《刘勰传》，但记载简略，其生卒年亦不详，以下简要叙述其生平。刘勰，字彦和，祖籍东莞莒县（今山东省莒县），但其家族在永嘉丧乱期间寄居京口（今属江苏镇江）。其祖父是南朝宋司空刘秀之的弟弟，其父亲刘尚曾担任“越骑校尉”之职，但在刘勰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虽家道中落又早早成为孤儿，但刘勰一心向学。刘勰不愿婚娶，投靠定林寺的僧祐，并与之一起生活十余年，于是博通佛家经论。刘勰在定林寺期间干了两件大事，一是对佛经进行分类叙录；二是写了体大、思精、虑周的《文心雕龙》。书成之后，不被时流看重，刘勰就想办法找到了当时的文坛领袖沈约，沈约非常看重该作，认为深中文理，常常放在书案上。在沈约的推荐下，刘勰进入了官场。梁武帝天监初年，开始担任“奉朝请”，从此开启仕途。历任临川王萧宏记室、车骑仓曹参军、太末县令。因太末令任期“政有清绩”，任南康王萧绩（梁武帝萧衍第四子）记室，兼任东宫太子萧统的通事舍人。当时的宗庙（天子七庙）祭祀已受佛教不杀生的影响用蔬果做祭品，但南北二郊祭祀天地的仪式还是用牲畜做祭品，刘勰上疏认为祭祀天地应与祭祖庙一样改成蔬果。后建议被采纳，刘勰升为“步兵校尉”兼“东宫通事舍人”。昭明太子喜爱文学，非常喜欢与刘勰交往。后刘勰的恩师僧祐去世，刘勰受皇帝命回定林寺与慧震重新整理佛经，接替僧祐未竟之事业。其间，与刘勰关系亲密的昭明太子溺亡，太子的其他旧臣除刘杳外一律以新职调出，在定林寺撰经的刘勰什么新职也没有，则继续撰经。佛经整理完毕，刘勰请求出家，先削发明志。皇帝批准后刘勰即出家为僧，改名慧地。其后不到一年，刘勰就死了。
在文字方面，刘勰除了留下了《文心雕龙》一书，还留下了因维护佛教而与某道士相驳难的《灭惑论》一文。此外，因刘勰精通佛理，常为人撰写寺塔及名僧碑志，遗留的篇章还有《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铭》[12]。至于《刘子》一书是否为刘勰所撰，学界多有分歧，兹不论。
三 研究综述
与《文心雕龙》、“依经立义”有关的文献有三个方面。
（一）龙学研究
与本课题关系密切的龙学研究大体有六类。
一是校注释译类研究，如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文心雕龙今译》，詹锳《文心雕龙义证》，李曰刚《文心雕龙斠诠》，牟世金、陆侃如《文心雕龙译注》，祖保泉《文心雕龙解说》，张国庆、涂光社《〈文心雕龙〉集校、集释、直译》，等等。此类著述不仅有对《文心雕龙》字词义的考释，也有对《文心雕龙》的段落结构及理论内涵的精辟分析。
二是理论类研究，如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张少康的《文心雕龙新探》，张文勋的《文心雕龙探秘》，易中天的《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等等。这些著作偏重于对《文心雕龙》的理论研究，有些著作关注专题性理论，有些则关注全书的理论。
三是索引类研究。如岗村繁的《文心雕龙索引》，朱迎平的《文心雕龙索引》，戚良德的《文心雕龙学分类索引》，等等。前两书主要索引《文心雕龙》语词，戚著则收录近百年《文心雕龙》研究目录，“既有利于按照论题查找各类文章，也可以通过分类展示龙学的基本面貌、历史进程、学科体系及其丰富内容”[13]。
四是《文心雕龙》学术史研究。如张文勋的《文心雕龙研究史》，李平的《〈文心雕龙〉研究史论》，张少康等的《文心雕龙研究史》，牟世金的《〈文心雕龙〉七十年概观》（上、中、下），等等。此类研究对了解龙学的发展状况大有裨益。
五是《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研究。按《文心雕龙学分类索引》可查得69篇文献[14]。这些研究包括对《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描述与评价、定性分析、成因探讨等，为我们理解《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提供了便利。
六是《文心雕龙》思想基础研究。“由儒、道、释、玄各执一端到以儒为主诸家并存”，“已基本成为‘龙学’界的共识”[15]。本课题需要吸收《文心雕龙》思想基础的有关成果，开展《文心雕龙》“依经立义”的研究，也是对“儒家思想是《文心雕龙》主导思想”主张的扎实推进。
（二）经学与《文心雕龙》关系研究
此类成果可分为以下两类。一类单论某一部经书对《文心雕龙》的影响，如黄高宪的《试论〈易传〉对〈文心雕龙〉的影响》（2000）；张晓峰的《〈尚书〉经传对〈文心雕龙〉的影响》（2008）；石了英的《从〈诗〉学到诗学——刘勰〈诗经〉阐释与〈文心雕龙〉诗学理论》（2013）；高林广的《“立体”和“剬范”：〈文心雕龙〉“三礼”批评的意义旨归》（2011）；张金梅的《刘勰“〈春秋〉笔法”论及其文论建构》（2011）；等等。另一类总论经学与《文心雕龙》的关系，如蔡宗阳的《刘勰文心雕龙与经学》（1989），袁芬的《文心雕龙引〈经〉书考》（2011），吴建民《经学与刘勰〈文心雕龙〉的文学思想》（2016）[16]。
整体看来，此类研究单论多而总论少，这也说明关于对刘勰依五经而立义的研究空间还很大。同时应该注意，经学对《文心雕龙》的影响，与“依经立义”对《文心雕龙》的影响一方面有重合之处，因为两者都涉及儒家经典对《文心雕龙》的影响；另一方面两者又有明显不同：经学是指关于儒家经典的学术，其中今文经学注重阐发“微言大义”，古文经学以经为本，注重对儒经的文字、音韵、训诂作精深研究；“依经立义”则是指依据儒家经义来确立义理，它是一种阐释方式、话语言说方式、意义表达方式、理论研究范式，从深层意义上说是一种思维方式。经学的重心在经，“依经立义”的重心却在依经所立之“义”，这“义”可能是“经”的“本义”，也可能是“经义”的“引申义”，或者是由“经义”衍生出来的全新的意义。同时应该注意，“依经立义”强调“经”与“义”之间的意义关联，这和“经学”单纯以经为本也是不一样的。
（三）“依经立义”研究
关于“依经立义”的研究，有60多篇文献，可分为四类。
1.总论“依经立义”：如曹顺庆、王庆的《中国传统学术生成的奥秘：“依经立义”》（2012），郭明浩、万燚的《“述而不作”与中国阐释学建构》（2012），等等。此类论文视野宏阔，纵横捭阖，理论性强，为本课题提供了理论基础。
2.“依经立义”与其他言说方式比较研究：如傅勇林的《中印欧文化范型的确立及其意义与言说方式的历史形成》（1999）、童真《阐释学与中国依经立义的意义生成方式》（2004）。傅文将中印欧不同的言说方式进行对比，童真将西方阐释学与中国“依经立义”进行比较，这样的比较视角，有利于我们对“依经立义”进行深入理解。
3.“依经立义”与古代文学（文论）研究。可细分为4种情况。（1）诗经学研究，如毛宣国的《汉代〈诗经〉阐释的诗学研究》（2007）。（2）《楚辞》学研究，如刁生虎的《依经立义与主体证悟——汉代屈骚阐释的价值取向与解读方法》（2006）。（3）作家批评，如高明峰的《论韩愈、李翱的经学成就》（2007）。（4）“龙学”研究，如刘绍瑾的《“依经立论”与“文的自觉”——论〈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杂糅与矛盾》（1992）、张金梅的《刘勰“〈春秋〉笔法”论及其文论建构》（2011）等。这些论文大多是微观研究，刘绍瑾的文章属于宏观研究，但较少从材料方面举证[17]。本课题将尽量实现宏观与微观的结合。
4.“依经立义”与当代文艺学建设研究：如曹顺庆、王超的《论中国古代文论的中国化道路——对“中国文学批评”学科史的反思》（2008），李建中、张金梅的《依经立义：作为中国文论研究方法的建构》（2009），等等。此类研究的立足点在于古代学术传承的“依经立义”方式，其目的是探讨“依经立义”在当代文艺学建设的积极意义，对本课题也有启发意义。
总之，“龙学”研究虽然成果丰硕，但从“依经立义”的角度来研究《文心雕龙》仍是一个新颖的角度，相关论文仅有少数几篇，且基本都是微观研究、局部研究[18]，从整体上研究《文心雕龙》“依经立义”的著述目前除了笔者的博士学位论文外暂时还没有其他文章。另外，“依经立义”的内涵研究与应用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它们将为本课题提供有益的参考。
四 思路与结构
研究思路：从“依经立义”的角度切入，在梳理“依经立义”内涵与发展的基础上简要介绍魏晋时期“依经立义”的学术背景、刘勰“依经立义”的原因以及“依经立义”的外在表征，再重点探析《文心雕龙》理论建构中的“依经立义”、伦理精神上的“依经立义”、篇目细节上的“依经立义”、思维模式上的“依经立义”，最后从影响效果角度上对“依经立义”予以检讨。
本书的结构安排如下。
第一章介绍“依经立义”的思想基础、内涵与演变。
第二章介绍《文心雕龙》“依经立义”的背景与原因。其中，魏晋南北朝文论“依经立义”的介绍，是关于刘勰生活时代学术风气的背景考察；关于《文心雕龙》“依经立义”具体原因的探讨，也是展开《文心雕龙》“依经立义”研究的必要准备。本章认为其原因涉及三个方面：历史的反思、现实的反拨、主体的志愿。
第三章统计《文心雕龙》征引五经的数据并归类，将“依经立义”分为“依经立体”“依经立论”“依经立则”“依经而思”四个层次，从而为下文探讨《文心雕龙》“依经立义”的具体情形打下基础。
第四章至第六章，研究《文心雕龙》理论体系上的“依经立义”。第四章通过分析《宗经》篇的理论要点——“文源五经”“宗经六义”的依立及其在全书中的呼应情况，指出《宗经》是《文心雕龙》“依经立义”的集中体现。第五、六章分别论述《文心雕龙》核心文论、一般文论中的“依经立义”。区分两者的标准为：如果文论观点涉及文学文章的基本问题，又是专章专论或多篇综论，则归为“核心文论”，否则归为“一般文论”。第五章包括七个论题：原道论、奇正观、体性论、风骨论、通变论、文质观（华实观）、和谐观。这些论题分别涉及文学本原、“奇”“正”关系、作家个性与文体风格、风格美学、文学通变、文质关系、篇章和谐等问题，理论地位非常重要。
第六章讨论《文心雕龙》一般文论对儒经的依立，包含“功利教化”“比兴美刺”“修辞立诚”“辞尚体要”“微辞婉晦”“立言不朽”六个方面。这些观点主要涉及文学功能与文学修辞两个方面，具有一定的理论地位。
第七章讨论《文心雕龙》伦理精神对儒经的依立，包含“本于明德”“彰善瘅恶”“维护纲伦”“敬慎不败”“博学穷理”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的伦理精神涉及主体修养及文学的社会功用等问题。
第八章至第十一章，大体按照《文心雕龙》的篇次，对各篇的“依立”进行了查漏补缺式分析。其中，第八章“文原论”中的“依经立义”，主要讨论《征圣》《正纬》《辨骚》三篇。第九章“文体论”中的“依经立义”，按“《诗》部文体”“《礼》部文体”“《易》部文体”“《春秋》文体”“《书》部文体”五类，对《明诗》至《书记》二十篇中的“依经立义”进行探讨。第十章讨论“文术论”中的“依经立义”，基本创作理论方面讨论了《神思》《定势》两篇，创作技巧论方面分三节讨论了9篇，并且将《物色》篇列入技巧论。第十一章讨论“文评论”中的“依经立义”，涉及《时序》《才略》《知音》《程器》四篇。总的来说，第八章到第十一章所谈的内容与前文理论体系上的“依经立义”、伦理精神上的“依经立义”尽量避免重复，实现互补，从而体现全书的整体性。
第十二章讨论《文心雕龙》思维模式层面的“依经立义”，包括三种思维模式：“整体性思维”“折衷性思维”“溯源性思维”。第十三章从影响效果的角度审视“依经立义”对《文心雕龙》的积极效果与消极效果。
最后的余论交代了两个问题，一是对《序志》篇的“依经立义”作简略介绍；二是对刘勰依经而又兼采纬书、楚辞、子书、史书、文论的情况进行简要论述。
[1] （唐）姚思廉撰：《梁书·刘勰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712页。
[2] 学界流行的看法是《文心雕龙》全书约37000字，但实际上不计标点的话，《文心雕龙》全书有38400余字。
[3] 李平：《20世纪中国〈文心雕龙〉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文艺理论与批评》1999年第5期。
[4] 参见李平《20世纪中国〈文心雕龙〉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文艺理论与批评》1999年第5期。
[5] 李平：《20世纪中国〈文心雕龙〉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文艺理论与批评》1999年第5期。按：李平发表此文时是1999年，当时还没有研究《文心雕龙》与传统文化的专著。2000年以后，研究《文心雕龙》与传统文化之关系的著作有：戚良德主编《儒学视野中的〈文心雕龙〉》（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胡辉《刘勰诗经观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高林广《〈文心雕龙〉先秦两汉文学批评研究》（中华书局2016年版）；朱供罗《“依经立义”与〈文心雕龙〉的理论建构》（云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等等。
[6] 董玲：《也谈百年“龙学”亟需再反思》，《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
[7] 李平：《〈文心雕龙〉研究史论》，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16页。
[8] 程苏东认为，“经目”是历代中央政府对官学中所尊“经书”及其解释体系的限定，具有学理性、稳定性和制度性，而具有民间私议色彩的一般性的经书合称则具有偶然性、随意性和个人性。“五经”“六经”“九经”“十三经”是官方确立的“经目”，而“七经”“开成十二经”“石室十三经”等是一般性的经书合称。区分“经目”与一般性的经书合称之间的本质区别，对于经学史研究十分重要。参见程苏东《从六艺到十三经：以经目演变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6页。本书并不细究两种经目之间的区别，旨在强调儒家经典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其对人们的“依经立义”有深刻影响。
[9] 汉代提倡“孝治”，宣传宗法封建思想，贵族子弟先授《论语》《孝经》，连同《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合称“七经”。参见金炳华等编《哲学大辞典（修订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1页。
[10] （东汉）刘熙撰，（清）毕沅疏证，（清）王先谦补，祝敏彻、孙玉文点校：《释名疏证补》，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19页。
[11] 曹顺庆、王庆：《中国传统学术生成的奥秘：“依经立义”》，《中州学刊》2012年第5期。
[12] 参见朱文民《刘勰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70页。
[13] 戚良德：《文心雕龙学分类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前言第2页。
[14] 统计时间是1907—2005年，其中中国大陆65篇，中国台湾3篇，国外1篇。
[15] 李平：《〈文心雕龙〉研究史论》，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16页。
[16] 参见吴建民《经学与古代文论之建构》，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7—152页。
[17] 参见刘绍瑾《“依经立论”与“文的自觉”——论〈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杂糅与矛盾》，载饶芃子主编《文心雕龙研究荟萃》，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390—403页。
[18] 刘绍瑾的《“依经立论”与“文的自觉”——论〈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杂糅与矛盾》虽为宏观研究，却限于篇幅没有充分展开，而且该文对刘勰的“依经立论”评价不高。该文认为，“依经立论”就是以儒家经典作为准则所进行的文学批评，这种“依经立论”在汉代达到极盛，它的直接后果，一是丧失了文学的独立地位，使文学成为经学的奴婢；二是忽视甚至无视文学的审美特征，把文学作为一种达到其道德目的、政治功用的工具。“文的自觉”除了表现为对文学形式的有意识强调，还体现在对文学抒情性的认识上。刘勰企图把“依经立论”的原则与“文的自觉”的观念进行调和，但刘勰对二者的调和是没有说服力的，更多是牵强附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