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兴起
雷蒙德·威廉斯宣称：“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文化研究脱胎于成人教育：在工人教育协会（WEA），在校外的扩展课堂上——这一点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1]这一宣称更适合英国的文化研究。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毫无疑问直接受到英国文化研究的影响。但是，摆脱英国/英国文化研究控制的民族独立情绪成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兴起的最终指向。
一 澳大利亚研究与澳大利亚文化研究
澳大利亚一度被看作放错了位置的欧洲国家。尽管19世纪90年代的澳大利亚知识分子引领激进民族主义运动并最终于1901年建国，澳大利亚人民对英国的卑从、对英国文化的崇敬依旧是整个社会的集体无意识（或有意识）。1950年，菲利普斯（A.A.Philips）用“文化谄媚”（the cultural cringe）一词讽刺本国人民对英国的心态。[2]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澳大利亚知识分子重新肩负起反抗英国文化统治的大旗，在先辈——19世纪90年代的知识分子——讲述的神话中挖掘本民族的性格、文化、传承。
与先辈依托报纸——《公报》——宣扬民族主义类似，20世纪50年代肩负起捍卫民族独立和文化建构重任的首先是两个杂志：《密安津》（Meanjin）和《全大陆》（Overland）。这两个杂志的评论文章成为销蚀大英帝国文化统治的最初尝试。菲利普斯的《文化谄媚》一文即发表于《密安津》上。[3]而发掘民族传承、发扬民族精神的任务则由历史学家承担。万斯·帕尔默（Vance Palmer）《90年代的传奇》（The Legend of the Nineties,1954）、卢塞尔·沃德（Russell Ward）《澳大利亚传说》（Australian Legend,1958）、菲利普斯《澳大利亚传统》（The Australian Tradition,1958）成为挖掘和展示澳大利亚独特性和民族精神的经典。这些历史著作消融了文学与历史之间的界限：《公报》上的社会素描、亨利·劳森（Henry Lawson）的虚构故事、班卓·帕特森（Banjo Paterson）的民谣被当作事实介入历史，激发着澳大利亚历史学家的妙笔生花。澳大利亚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在历史与文学的融合中展示着自身形象。卢塞尔·沃德在《澳大利亚传说》一书开头勾勒的“典型澳大利亚人”（Typical Australian）成为澳大利亚民众形象的代表。
依据神话故事，“典型澳大利亚人”是不修边幅的实干家，迫不及待地谴责别人任何虚浮的感情……尽管他能在紧急情况下付出很大努力，没有正当理由却一般不会有努力工作的冲动。他一贯轻言许诺、好赌成性，时常烂醉如泥。尽管他是“世界上最自信的人”，却通常沉默寡言而非夸夸其谈，坚韧不拔却不会忙忙碌碌。他脾气倔强，对一般的宗教、知识、文化追求的价值充满怀疑……他极端独立，憎恨管闲事和权威，尤其当这些品质体现于军事官员和警察身上时。但他非常好客，最重要的是，能与伙伴同甘共苦、不离不弃，即使认为他们可能是错的。在他的字典中，没有比“工贼”更恶毒的诅咒，除非是独属于澳大利亚俚语中表示“举报人”意思的“pimp”。[4]
当文学故事变成传奇，传奇侵入历史，也就构成了所有澳大利亚人的集体记忆。这一集体记忆不仅凝聚着澳大利亚人的民族性格，更引导着澳大利亚人的行为和思想方式，成为澳大利亚有别于其他国家/民族的独特标识。
对澳大利亚民族独特性的探索和发扬同样成为高校教育和政府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1974年的科廷大学（Kurtin University）和1978年的昆士兰大学相继成立澳大利亚研究中心。这两个中心的基本任务是搜罗文学、自传、音乐、政治描述等文本中关于澳大利亚的叙述，从其中挖掘和展示澳大利亚独特的民族形象和性格。科廷大学和昆士兰大学在后来都成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重镇。这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澳大利亚研究与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密切关系。安德鲁·米尔纳对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起源的推论证实了这种关系。在米尔纳看来：“首先与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接近的（……）往往是历史工作者的著作，后来与后—1956（post-1956）的‘新左派’结合——伊恩·特纳、史蒂芬·默里-史密斯和《全大陆》文学杂志……很明显，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实际上开始于《密安津》和《全大陆》的专栏中。”[5]
不过，很显然，《密安津》、《全大陆》、历史学家、“左派”知识分子和高校推动的对澳大利亚民族文化、民族性格——简言之，澳大利亚性（Australianness）——的研究只能称得上澳大利亚研究（Australian Studies）。在其基本方法上，这些研究是描述性的——挖掘各种材料中关于澳大利亚的独特描述，强调其与“母国”——英国的差异；当然，这些研究也必然是阐释性的，它们往往将这些独特描述与澳大利亚民族性联系在一起，将其阐述为澳大利亚独特的民族性格或精神。不过，相对于英国文化研究，这些对记录澳大利亚的文本的挖掘、描述和解释明显欠缺一些方法——文本分析的方法，对结构主义方法的运用、对权力问题的关注、对表征效果的分析。这些方法在英国文化研究的直接影响下传入澳大利亚，同时，也在澳大利亚学者译介和传播法国符号学理论、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理论中为澳大利亚学者所接受。正是这些方法的引入促成澳大利亚研究向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跳跃。格雷姆·特纳在《学科战争：澳大利亚研究、文化研究和民族文化分析》 （Discipline Wars: Australian Studies,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Analysis of National Culture）一文中对澳大利亚研究与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进行了区分。
文化研究拥有而澳大利亚研究缺乏的是关于文化过程运行的方式、关于文化何以产生和分享它的意义的一种理论（或者，更准确的说，一组理论）。这一理论背景为澳大利亚文化的分析提供了基本原理，这种对文化的分析远比诉求多学科的澳大利亚研究所进行的更连贯和灵活。但是，文化研究和澳大利亚研究的关系并没有导向某种合并或合作而被表述为一种竞争。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和澳大利亚历史合作的基点是产生真正的利益，而这也是澳大利亚研究吸引学术和政治支持的时刻；文化研究出现了——它的作者一贯对他们认为缺乏理论实践的澳大利亚研究的研究和写作不屑一顾。[6]
当然，其他一些现实情况构成了文化研究方法为澳大利亚学者所接受的社会语境。正当澳大利亚学者挖掘本土文化独特性之时，“二战”后的大规模移民却消解了澳大利亚民族构成的白人基础。“多元文化主义”的实施宣告了澳大利亚民族构成的多样性；20世纪60年代末，女权主义兴起并质疑澳大利亚民族叙事中的男性倾向，批判澳大利亚民族性格——伙伴情谊（mateship）——中的男性中心主义；澳大利亚土著研究的浮现开始质问和冲击澳大利亚民族叙事中的白人中心主义，强调白人相对于澳大利亚本土的定居者身份。这些新情况的出现为澳大利亚学界引入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方法提供了现实基础，最终成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从澳大利亚研究中分离出来的助力。
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符号学、叙事学等研究方法成为澳大利亚研究向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跳跃的关键。澳大利亚研究展示的澳大利亚性、描述这种澳大利亚性的方式、澳大利亚性的影响都成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以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符号学、叙事学分析的对象。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要展示的不是澳大利亚性是什么，而是这种澳大利亚性是如何构成的、构成的方式是什么、通过何种渠道构成和传播、代表了哪些人的利益、会产生何种效果。后殖民主义、电影研究、女性研究、土著研究、少数族群身份认同研究、大众文化研究等都以自己的视角运用不同方法参与对以上问题的阐述和分析。
二 社会背景
“二战”后，澳大利亚放宽对非英国家移民尤其是亚洲移民的限制。移民数量和在澳大利亚人口中占据的比例逐年增加。移民的进入为战后澳大利亚社会和经济复苏与发展提供了足够的劳动力和人才。“从1947—1966年，澳大利亚劳动力总数由2479269人增加到3421808人，其中51%来自海外。再有，它使澳大利亚社会生产的技术水平提高。在入境移民中，许多人受过高等教育或专业技能训练。”[7]移民在澳大利亚社会中的重要性迫使工党和澳大利亚政府先后在1965年和1972年废除联邦成立时作为基本国策的“白澳政策”，实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这促使和刺激澳大利亚学者进行关于民族构成与族群关系的思考。这一方面的思考最终成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关注的一个重要主题。当然，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发生还源自一系列更为直接的社会条件。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教育改革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最为有利的条件。教育改革的一方面是对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实行免费，这大大扩充了受教育人群的规模，尤其是将教育扩展到平民阶层和女性；另一项重要的教育改革措施是大学数量的激增。1960年以前，澳大利亚仅有7所大学和5所技术学院。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大学的数量增长到17所，高等教育学院（Colleges of Advanced Education,CAE）出现并激增到72所。澳大利亚的三级教育系统开始形成：大学教授高等而纯粹的知识，技术学院提供技术训练，高等教育学院提供职业培训。[8]与英国文化研究一样，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也产生自与职业教育、平民和工人阶层关系密切的新兴大学、技术学院和高等教育学院。为了适应成人教育的发展，这些学校不得不进行课程改革以适应教学的要求。在课程改革中，媒介和传播研究、电影研究以及后来的文化研究等新兴学科备受关注，跨学科教育受到重视，这些都成为促生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有利条件。在澳大利亚高校中，有4所高校在文化研究领域占据重要地位：
西澳大利亚技术学院（1987年更名为科廷大学）：传媒研究。代表学者有约翰·菲斯克（1980—1988）、诺伊尔·金（Noel King,1986—1988）、格雷姆·特纳、乔恩·斯特拉顿（Jon Stratton）等。
莫道克大学：传媒和文化研究，比较文学。代表学者有约翰·佛柔、约翰·哈特利、鲍勃·豪吉、托比·米勒、安娜·吉布斯（Anna Gibbs）等。
格里菲斯大学：文化政策研究。代表学者有托尼·本尼特（1983—1998）、伊恩·亨特、斯图亚特·卡宁汉、汤姆·欧瑞根（Tom O'Regan）。
新南威尔士技术学院（1988年后更名悉尼科技大学）：传媒研究。墨美姬、肯·沃克、诺伊尔·桑德斯、比尔·邦尼等。
这四所大学中，莫道克大学和格里菲斯大学都始建于1975年，是澳大利亚第三代大学。西澳大利亚技术学院和新南威尔士技术学院是具有人文学院的以技术为导向的技术院校。相对于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这样历史悠久的学校，这些新兴学校更少传统文化负累和更多自由。约翰·佛柔如此描述他在莫道克大学的工作：“1975年，当我在莫道克大学开始工作时，文学研究计划仅仅开始了6个月，传媒和文化研究计划还没有实行。我参与了这两项计划课程安排的写作，没有我脑海中关于这些学科应该如何建构的限制——更不消说，与盛行于传统大学中的课程设置完全不同。”[9]
与教育改革几乎同时进行的是澳大利亚政府为促进电影产业复兴而实行的一系列措施。1969年后的很短时间里，澳大利亚先后建立起融资机构澳大利亚电影发展委员会（Australian Film Development Commission）、澳大利亚电影和电视学校（Australian Film and Television School）以及路演（Roadshow）发行公司。这些措施极大促进了澳大利亚电影业的发展——投资电影拍摄、培训专业演员、偏向发行本国电影。电影产业的复兴促进了澳大利亚电影和传媒研究的兴起。一系列电影杂志在这一时期出现。《电影论坛》（Cinema Papers）、《澳大利亚电影理论期刊》（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Screen Theory）、《坎特利尔电影笔记》（Cantrill's Filmnotes）、《电影新闻》（Film News）成为电影评论的重镇。这些杂志上的澳大利亚电影评论不注重研究经典电影的美学特征和经典电影语言，而主要关注电影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和电影文本的政治意涵，尤其是澳洲电影对本民族形象的表征和塑造作用。澳大利亚电影和传媒研究的文化政治取向往往指向政策维度，成为澳大利亚电影政策制定的重要参照。“从70年代中期和80年代中期，电影和传媒研究、澳大利亚文化的研究这两种研究传统结合在一起（只是有时候不太稳定），推动该领域脱离表征研究，走上分析文化生产的制度方式和产业方式的道路，同时也保留了较传统的对文本（如电影和电视节目）的研究。”[10]
澳大利亚电影研究向政治和政策方面的偏重最终使自身成为托尼·本尼特引领的文化政策研究的重要资源。当然，这一时期的电影评论也往往被直接看作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滥觞。在墨美姬和佛柔看来：“我们在20世纪60年代末第一次与‘文化和社会’相遇不是来自阅读雷蒙德·威廉斯，而是参加在悉尼纽波特海滩（Newport Beach）由约翰·福莱士（John Flaus）举办的关于电影的WEA（Workes' Educational Association）夏季学校。”[11]对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墨美姬在这一时期也为主流电影期刊做过电影评论员。
教育改革与电影产业复兴推动了一系列新兴刊物的出现，这些刊物有些是专门的文化研究刊物，有些则在某一时期或某些主题上契合文化研究。这些杂志包括：
《密安津》（Meanjin,1947— ）、《竞技场》（Arena,1963— ）、《南方评论》（Southern Review,1963— ）、《坎特利尔电影笔记》（Cantrill's Filmnotes,1971—2000）、《电影新闻》（Filmnews,1971—1995）、《介入》（Intervention,1972—1988）、《都市日报》（Metro,1974— ）、《澳大利亚电影理论期刊》（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Screen Theory,1976—1985）、《澳大利亚媒体信息》（Media Information Australia,1980—1995）后与《文化与政策》（Culture and Policy）合并、《工作报告》（Working Paper）系列、《随机问题》（Random Issue,1979—1980）、《艺术和文本》（Art and Text,1981—2000）、《地方消费》（Local Consumption,1981—1985）、《澳大利亚文化研究》（Australi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1983—1987）后成为《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1987— ）、《在海滩上》（On the Beach,1983—1987）、《延续》（Continuum,1987—）、《文化与政策》（Culture and Policy,1990—1998）后与《澳大利亚媒体信息》合并、《社会符号学》（Social Semiotics,1991— ）、《悉尼科技大学评论》（UTS Review,1995—2001）,2002年起改为《文化研究评论》（Cultural Studies Review）。[12]
在以上杂志中，《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延续》《悉尼科技大学评论》一直是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重镇，对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发展和兴盛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它不仅刊登了许多具有澳大利亚特色和以澳大利亚为导向的文章，更对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获得其他国家文化研究学者认同、走向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这三种杂志又都证明澳大利亚教育改革对本国文化研究的重要影响。它们都在新兴学校中产生。《延续》由莫道克大学主编，《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由莫道克大学和科廷大学合编，《悉尼科技大学评论》由悉尼科技大学主编。除这三种完全以文化研究为核心的刊物，《工作报告》较早在澳大利亚介绍和传播福柯、精神分析以及其他代表性学者的理论和重要思潮，同时也是最早关注文化研究的刊物；《密安津》被安德鲁·米尔纳看作澳大利亚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在1988年到1994年间主要刊载文化研究方面的文章；《南方评论》在1981年到1985年由肯·鲁斯文任主编期间也完全倒向文化研究。其他杂志和刊物也都或多或少地在某一时间段或总体上倾向于文化研究，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蓬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发端于1969年夏天的澳大利亚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对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佛柔和墨美姬看来，这种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澳大利亚女权主义者以“个人即政治”为口号，试图抓住各种资源在社会生活各方面促进两性平等和扩大女性权利。澳大利亚第二次女权主义思潮促成了女性官僚（femocrat——一个澳大利亚词语，指获得高级官僚职位，并接受专业训练的女权主义者，其工作是推进妇女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传统。依据这个传统，澳大利亚女性有了在政府体制之内以合法途径表述和实现自身吁求的可能。在合法途径内，澳大利亚女性推动法律、法规频繁就性别平等问题立法。澳大利亚女权运动的这一方面为文化政策研究提供了资源和参考范例。“女权主义官僚运动必须被视为在为文化政策研究领域铺平道路，尤其是为伊恩·亨特与托尼·本尼特等人受福柯启发、定位于政策的著述铺平道路。”[13]第二，在对日常生活中存在的排斥女性现象进行持续关注中，历史维度被引入。“安·科托伊斯（Ann Curthoys）教授1970年指出我们‘必须分析为什么公众生活一直是历史的关注重点，为什么公众生活一直是男性的天下’；如果文化研究能够继续在一个扩展的框架内不断地质疑提问，它就会在澳大利亚女性主义历史学家的研究中找到新突破点。”[14]
三 知识传统
因为文化研究的反学科性和反规范化，确认文化研究的谱系似乎偏离了文化研究的主旨。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这一学科的产生与兴盛却主要是因为英国学者尤其是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贡献。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正是在英国文化研究的影响下产生。“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鼻祖是英国文化研究……英国文化研究在50年代成形，以挑战公众与私人、主要与次要、伟大与平凡这样的等级分类为己任。正是在这样一股强大势力的影响下，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作为其分支得以建立。”[15]
英国文化研究对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影响几乎是决定性的。一方面，只有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澳大利亚大学中才开始正式的文化研究训练，许多最初在澳大利亚进行文化研究的学者要么从英国移居而来，要么具有英国教育背景，澳大利亚本土培养的文化研究学者很少。比如，对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期刊的四个合创者——约翰·菲斯克、约翰·佛柔、格雷姆·特纳、鲍勃·豪吉——中菲斯克1980年从英国移居澳大利亚（1988年到了美国），特纳在英国的东英吉利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豪吉在1967年和1972年于英国剑桥大学分别获得学士和博士学位。目前国内学术界比较关注的托尼·本尼特自1983年移居到澳大利亚，就职于格里菲斯大学，于1987年在此建立文化政策研究院（Institute for Cultural Policy Studies），开创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中的政策研究这一方向。另外比较知名的澳大利亚学者如约翰·哈特利（John Hately）、珍妮·克雷克（Jenny Craik）、诺伊尔·金（Noel King）、冈瑟·克雷斯（Gunther Kress）、莱斯利·斯坦恩（Lesley Stern）、乔恩·斯特拉顿（Jon Stratton）等要么从英国移居澳大利亚，要么其教育主要在英国完成。英国文化研究学者移居澳大利亚或澳大利亚学者在英国受教使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和经验介入澳大利亚学术语境。格雷姆·特纳指出：“澳大利亚的知识传统从一开始就受到英国同行的直接影响，因此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也带有与英国相似的特征就不足为奇了。”[16]
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直接在英国文化研究的影响下产生。雷蒙德·威廉斯关于文化的界定成为澳大利亚学者进行文化研究的基础。佛柔和墨美姬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读本》导言即以威廉斯关于文化的界定开端。“‘文化’，用雷蒙德·威廉斯的话来说，是一个能够表述一个社会群体‘所有生活方式’的词，因为它按表征和权力来形成自己的结构……它是一个表征系统，包括文本、意象、谈话、行为准则以及组织起这一切的叙述结构，这一切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每个方面。”[17]正是基于这种理解，澳大利亚学者编著了本国的文化研究读本（《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读本》和《民族、国家、文本：澳大利亚文化与媒介研究》）以及写作了一系列文化研究概论性著作——约翰·哈特利《文化研究简史》、马克·吉布森《文化与权力：文化研究史》、杰夫·刘易斯《文化研究基础理论》，等等。就具体而言，约翰·菲斯克对大众文化和媒介的研究对约翰·哈特利等人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其民粹主义观点在哈特利的媒介研究中具有明确体现；“银幕”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传入澳大利亚促成澳大利亚学术电影理论的建立，克里斯蒂安·麦茨、兹维坦·托多罗夫、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劳拉·穆尔维的著述和理论通过《银幕》传入澳大利亚，成为电影研究学者引述最多的资源。莫道克大学和科廷大学深受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影响，在进行媒介研究时，往往运用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英国文化研究对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影响如此巨大，以致戴维·莫利和洪美恩强调：“不少在澳大利亚传播的左翼学派却说着伯明翰学派的话语。”[18]
不过，就像澳大利亚与英国的关系一样，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也有一种摆脱英国文化研究影响、争取自身独立的诉求。澳大利亚学者无法否认英国文化研究的影响，不过，他们往往从民族精神的角度迂回理解英国文化研究与本土文化研究的关系。马克·吉布森指出：“英国之外的文化研究，常常与前大英帝国内部的反殖民主义有关。尤其在澳大利亚，人们渴望找到一种替代传统的英式优越感与惯性的东西，一直长期保留着激进民族主义的传统……与英国文化研究领域的交流也主要是与‘后霍加特时代’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及其他地方的理论中心的交流。人们公认这些地方是反‘英式’的。”[19]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甚至整个知识体系，反英实践的一个方式是寻求替代英式传统的理论资源。法国理论成为澳大利亚学者对抗英国知识传统的最好选择。吉布森认为：“法国的理论在澳大利亚大行其道，部分原因是因为它不是来自英国——这也许能够解释它为什么能以很快的速度被澳大利亚吸收。”[20]墨美姬在一次访谈中直言对法国理论的偏爱。“当几乎所有的女权主义辩论都毫无例外地发生在英国或者美国时，我正在法国学习，这真是太幸运了。对于这些东西，我研读了许多也思考了许多，多年之后它们才被翻译出来。”[21]
法国理论在澳大利亚学术界的传播主要通过两个途径进行。一个途径是女权主义、左派理论家对法国理论的引入和应用。《工作报告》期刊成为发布法国理论译文和研究文章的重要刊物，其前两期就刊载了雅克·拉康、路易·阿尔都塞、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的译作或研究文章。墨美姬是在澳大利亚传播法国思想的重要学者。她不仅以法国女权主义、精神分析等为自己进行研究的理论基础，而且与保罗·福斯（Paul Foss）、保罗·巴顿（Paul Patton）等人一起翻译了波德里亚、德勒兹和瓜塔里、伊利格瑞、福柯等人的著作。另一个途径是通过英国这一中介接受法国理论的变体。澳大利亚学者接受英国文化研究时也间接接受了英国学者对法国理论的运用。当然，这一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以托尼·本尼特为代表的文化政策研究。本尼特在格里菲斯大学建立文化政策研究院，其基本理论资源即是米歇尔·福柯关于治理术的理解。本尼特、伊恩·亨特、斯图亚特·卡宁汉等将文化理解为一种治理，是政府管理、规训和进行教化的重要方式。
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主要挪用了英国和法国的理论资源。这两种理论在麦肯齐·沃克（McKenzie Wark）评论墨美姬时被称作“对趾理论”（Antipodean Theory）。当然，这只是粗略勾勒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接受的两种学术资源（学术传统），具体理论资源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运用和影响可以通过约翰·佛柔的总结展示：
马克思主义：普遍的影响，尤其对新南威尔士技术学院以比尔·邦尼为中心的传媒研究和《竞技场》以及《介入》杂志；1969—1972年墨美姬加入澳大利亚共产党时期在阅读小组阅读了阿尔都塞的著作。伊恩·亨特、托尼·本尼特、约翰·佛柔和肯·沃克沿着不同路径接受（和在不同程度上反对）阿尔都塞传统，尤其是它的英国变体；悉尼《工作报告》小组，尤其是伊丽莎白·格罗兹（Elizabeth Grosz），在阿尔都塞的语境中阅读拉康的精神分析。
女权主义：在不同方向上有多方面影响。一个重要的事件是悉尼大学哲学系在1973年的分裂，结合阿尔都塞传统的一派组建了“一般哲学系”。“一般哲学系”沿着主体构成和身体问题这一方向进行。
悉尼自由主义：约翰·弗莱斯、席尔瓦·劳森、墨美姬、诺伊尔·桑德斯。
福柯：一方面是墨美姬和保罗·巴顿（Paul Patton）自由主义和“抵抗”（resistant）版本；另一个版本以桑德斯和亨特为核心的传媒形式（forms of communication）小组的实用的和政治的版本；后者影响托尼·本尼特、诺伊尔·金（Noel King）、托比·米勒、汤姆·欧里根和斯图亚特·卡宁汉，促进20世纪80年代晚期文化政策中心（Cultural Policy）的发展。
伯明翰文化研究：具有多方面影响，尤其对约翰·菲斯克、格雷姆·特纳、托尼·本尼特、科林·默塞（Colin Mercer）和乔·斯特拉顿等受英国教育的人具有强烈影响。
以悉尼为根基的对德勒兹和瓜塔里以及后期波德里亚的接受：后者在1985年由权力研究所（Power Institute）发起的Futur*fall会议的影响下受到重视，这些理论家的思想被运用于如《艺术与文本》（Art and Text）和《在海滩上》（On the Beach）等杂志上。[22]
当然，我们还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英国和法国理论对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之后的分析我们将发现澳大利亚学者对理论本身并不是特别有兴趣，他们更注重这些理论的应用。正如格雷姆·特纳所言：“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中，欧洲理论并不简单是布满知识橱窗的时尚大道。当发现欧洲理论不能解释本地情况时，他们会毫无愧疚地将挪用的欧洲理论改得面目全非，甚至干脆丢弃。没有比这更不尊重的事了。事实上，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和欧洲文化研究的关系主要是挪用然后修改以适用于本地境况的常规实践。”[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