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序

赵桂莲

普拉东诺夫曾被认定为俄国作家中“最为俄国”的作家，与19世纪俄国经典作家普希金、列斯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苏联时期作家舒克申等一脉相承。在比较中国读者熟知的纳博科夫与当时很是受忽视的普拉东诺夫的时候，布罗茨基有过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纳博科夫之于普拉东诺夫，“就如同一个走钢丝者之于珠穆朗玛峰攀登者”，“20世纪俄国文学没有创造什么特别的东西，除了安德烈·普拉东诺夫写的一部小说和两个故事。”当然，布罗茨基这样说或许是源于对普拉东诺夫的偏爱。布罗茨基称俄罗斯小说给20世纪留下了空白且空白愈变愈大，并把20世纪俄罗斯小说的创作生态比作“空中灾难”。这种论断具有浓重的个人主观色彩，但是他对普拉东诺夫的评价还算中肯，称普拉东诺夫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这样的作家能够“延长人类感受力之视角，能够在一个人智穷计尽之时指出一个好机会和一个可以追随的模式”。[1]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詹姆逊则把普拉东诺夫视为“非凡的美学权威和道德精神权威，完全可以和卡夫卡在西方的地位相提并论”。[2]

普拉东诺夫的名字在苏联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发展链条中不仅不可或缺，而且是闪闪发光的一环。他继承了俄罗斯文学前辈的传统，同时极大地引领着当代俄罗斯作家的创作。当代俄罗斯历史学家和小说家沙罗夫即是普拉东诺夫思想的严肃继承者。沙罗夫在15岁那年即因作为历史学家的父亲所具有的便利条件，读到了地下出版物《基坑》，那时普拉东诺夫作品还处于封禁状态。沙罗夫眼中的普拉东诺夫创造了一个由亲缘关系连接的理想世界。

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梅列日科夫斯基认为，俄罗斯后世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机大多源自普希金。普拉东诺夫深有同感，对此又有进一步的阐释，他在《普希金和高尔基》一文中这样评论道：“普希金点燃了自己的继承者和追随者，但是他的光芒全都照射到夹缝里，并未进入其中任何一个人的内心。”毫无疑问，作为普希金的继承者和追随者，普拉东诺夫不仅意识到自己所肩负的责任，而且也在竭尽全力地吸收普希金的光芒，照亮更多人的内心，为更多的人带去光明和温暖。身为战地记者的普拉东诺夫亲历战场，目睹了苏联人民遭受法西斯主义戕害的过程。他明确指出：“与法西斯主义相抗衡的仅有一种力量，那就是共产主义。”[3]可以看出普拉东诺夫是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者，而共产主义在他心里就是照亮人内心、给人带来温暖的光芒。

这样一位经典作家在我国俄苏文学研究界却少有人问津，更不用说普通读者了。很多人不喜欢读普拉东诺夫或对普拉东诺夫望而却步的理由是其创作晦涩难懂，阴暗压抑。读完本书，希望大多数人以往对普拉东诺夫作品的刻板印象会被颠覆，至少会发生改观。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本书是为普拉东诺夫“正名”之作。希望广大读者能够通过阅读本书来理解普拉东诺夫的用心，品出普拉东诺夫创作中隐含的真理、善良和美好，以及温暖的光。

本书不仅将研究视野扩大至作家的早、中、晚三个时期创作，而且在研究视野上也集中于探讨作家的乌托邦思想，并指出贯穿其始终的思想是俄罗斯人特有的弥赛亚使命。如果说普拉东诺夫早期创作的乌托邦是征服宇宙并建设人间天国的技术乌托邦，中期是空想社会主义神话的逐渐幻灭，后期则反对理性乌托邦，追求充满爱与和谐的乌托邦。普拉东诺夫整个创作道路上乌托邦的所指在不断变化。普拉东诺夫的思想艰深却不乏幽默风趣，作家笔下的现实世界有时令人绝望，在每个创作阶段，普拉东诺夫的艺术世界中都存在着美好与狂暴的对立，不变的是作家对美好的追求和对狂暴的反对，主人公始终在寻找充满幸福的理想世界。这本专著是由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修改而成，第一章和第二章均为新增加部分。她先后发表相关论文数篇，诸如《普拉东诺夫战争短篇小说中的洗礼主题》《普拉东诺夫笔下战时寻真者形象解读》《普拉东诺夫创作的神话—原型解读——以短篇小说〈波图丹河〉为例》《灵魂与记忆：普拉东诺夫与艾特玛托夫小说中的中亚书写》等。本书正是在这些文章基础上写作而成。尤其是本书第二章，将研究触角延伸至俄罗斯文学中的中亚书写，特别值得肯定。目前国内俄罗斯文学研究界还少有人涉及此类论题。

以乌托邦为主题研究普拉东诺夫的创作尤为值得肯定。前面我提及过对该作家“最为俄国”的定义，但与此同时，如果了解俄罗斯文学史，则不难发现这一定义并非普拉东诺夫专属：别尔嘉耶夫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罗斯人中的俄罗斯人”，这无疑是“最为俄国”的另一种表达；流亡欧洲的文学史家米尔斯基在他的《1926年之前的俄罗斯文学史》中也以类似的说法评论过列斯科夫……如果这么多俄罗斯作家都可担起这个“最”，那这个“最”所承载的就应该是俄罗斯民族本质的精神特征，其普遍呈现的精神气质。一言以蔽之，这一精神特征和精神气质即永无止境的真理探索，借用别尔嘉耶夫对一直行走在路上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认识，即他们是在探求未来之城，寻找理想之地。而纵观普拉东诺夫的创作，则其作品中的人物几乎无一例外，皆为这种在俄语中与“知识分子”一词同义的“真理探索者”。俄罗斯当代艺术史家亚·卡金在其专著《俄罗斯及欧洲精神传统中的艺术哲学》中对俄罗斯历史舞台上生生不息、在很多人看来实属是乌托邦的探索做出了这样的总结：“如果主带来了他的国非来自此世的福音，那就应当寻找这个国，走向它，甚至哪怕对于目前的生命来说这里孕育着危险。……只有俄罗斯的精神追求生活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俄罗斯人一千年来都在试图实现这一真理。”[4]

由此，本书以乌托邦思想为切入点展开研究，重新发现的就不止是一个普拉东诺夫。这一研究对认识作为整体的俄罗斯文学以及俄罗斯文化精神的来龙去脉，必将大有裨益。

王晓宇从硕士阶段开始选修我给研究生开设的19世纪俄国文学史和俄国社会思想史等课程，后来又在我的指导下做博士学位论文。她为人正直，有韧劲，肯钻研，专业素养较高，学术视野开阔，具备扎实的语言功底和较为完整的知识结构。作为导师，看到自己的学生在学术上的进步，很是欣慰。不过，一部专著的问世只是对过去一个阶段学术成果的展示，并不代表可以就此画上句号。当然了，本书忽略了普拉东诺夫的一些重要作品，尽管作者有意译介了普拉东诺夫的部分文学评论文章，并在论证过程中作为其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加以佐证，但是普拉东诺夫的政论文和文学评论文章还远没有得到应有的研究。普拉东诺夫曾评论过高尔基、阿赫马托娃、马雅可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普里什文和帕乌斯托夫斯基等苏联时期的作家及其作品，还对俄罗斯经典作家和国外文学发表过评论。此外，普拉东诺夫的剧本，如《诺亚方舟》《父亲的声音》《外省的傻瓜》等几乎没有进入本书的关注视野，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普拉东诺夫研究还有很多值得做的事情，希望作者接下来在这一领域继续深挖，进一步出成果。

2021年12月于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