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及其《国富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1776年，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简称《国富论》）出版。此书出版后在英国和欧洲引起很大反响。斯密生前出了5版，以后逐渐被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传播。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学东渐，包括亚当·斯密理论在内的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也传入中国，并受到中国知识界的广泛关注。对于亚当·斯密及其学说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情况，学术界虽然有些相关论述，但大多语焉不详，缺乏深入的阐述和专门研究。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亚当·斯密及其《国富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进行全方位的考察，以阐明它对中国的意义和影响。
一
19世纪70年代，中国人已开始关注亚当·斯密的著作。当中国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出使英国时，曾与正在此考察财政的日本人井上馨等人讨论“查考英国税课当看何书”的问题。他在光绪三年（1877）二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询其所读洋书，一种曰阿达格斯密斯[Adam Smith，亚当斯密]，一种曰长斯觉尔密罗[John Stuart Mill，约翰穆勒]。所言经国事宜，多可听者。中国人才相距何止万里，为愧为愧！”[1]随同郭嵩焘出使英国的副使刘锡鸿也在出使笔记中提到此事：“正使叩以查考英之税课当看何书？并以书名《威罗士疴弗呢顺士》者为答（威罗士者丰也，疴弗呢顺士者国也，书言丰裕其国之道，故名）。此书系挨登思蔑士所著，难于翻译，非习英文者不能阅。”[2]他们所“查考”的书，实际上就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已经是在这部名著问世整整100年之后，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到亚当·斯密及其《国富论》的名字，不过两者对该书的具体内容皆言之未详。
《富国策》的翻译出版，则使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首次传入中国。从1874年起，京师同文馆即以“富国策”之名开设经济学课程。当时的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以英国经济学家亨利·法思德（Henry Fawcett）《政治经济学手册》（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为教材，介绍西方经济思想；1880年，京师同文馆副教习汪凤藻在总教习的督率下，将其译为中文并以《富国策》为名出版。在该书的凡例和内文中曾经多次提到亚当·斯密及其学说。在《凡例》中，丁韪良说：“论此学者在泰西以英国为最。百年来名家迭出，如斯美氏、梨客多、弥尔氏”[3]。第1卷《论生财》写道：“富国策所论述者，乃生财用财货殖交易之道。昔斯密氏首创是学，名其书曰《邦国财用论》。”[4]该卷第5章《论三要滋生之力》中详细论述了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第2卷第4章《论工价》论述了亚当·斯密提出的造成工价贵贱的五种因素：“托业有苦有不苦”“学艺有难有不难”“工作有常有不常”“责任有重有不重”“成败有可必有不可必”；第3卷第10章《论税敛之法》则详细载述了亚当·斯密的“量民力以均税”“取民有常制”“因时因便民”“节费以恤民”等征税之法。[5]这里“斯美氏”“斯密氏”“司美氏”即指亚当·斯密，《邦国财用论》即《国富论》中文译名。《富国策》问世后，先后出现多种版本，对近代中国思想界和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1885年，英国传教士傅兰雅编译《佐治刍言》一书，由江南制造局出版。该书是钱伯斯兄弟（W.& R.Chambers）教育丛书中的一种，名为《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原书共有35章，傅兰雅翻译了前面的31章，其中第14章《论财用》中有这样一段话：“著理财之书者，始于英人阿荡司，按其书名曰《万国财用》，言人家生财之法，必于家内随事撙节，免其浪费，铢积寸累，久之自能足食足用，成为小康之家。一家如是，一国如是，即极之万国亦无不如是。旨哉其言，诚能探源立论也。”[6]“阿荡司”即亚当·斯密，《万国财用》即《国富论》。该书出版后曾多次重印，在晚清知识界产生了重要影响，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皆曾阅读该书，并给予高度评价。
1886年，清朝总税务司署出版了英人艾约瑟编译的《西学略述》，介绍西方的语言、科技、经济等学说。在第8卷“经济卷”中，作者概述了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当中朝乾隆年间，英人斯米得为苏格兰地方书院中之性理教习，著有一书，内专详论富国之本，甚为时人所称许。盖昔人论富国之原，或言多聚货财，或言广辟土地，而斯公概以为非，而惟以民勤工作为富国之本。其言曰，国俗尚勤……将不求富而自富也。”[7]同年，艾约瑟编译了《富国养民策》，主要是向读者介绍西方的富国养民之道，书中有多处直接引述亚当·斯密的学说。如第1章第2节写道：“英人亚当·斯米著有《富国探原》书。英国斯时兴盛，多由于研求其生财之学术致之也，缘其书能使人洞晓贸易应无遏禁，工作应无定限之一应利益。”[8]这里清楚地表明了亚当·斯密的确切名字，并给了《国富论》另一个中译名《富国探原》，后该书因曾分节刊登在《万国公报》（1892年8月—1896年5月）上，更是扩大了影响力度。
直到此时，《国富论》有《万国财用》《邦国财用论》《富国探原》等名，但是仍没有资料说明《国富论》出版的确切年份。1894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发表了他口译的《泰西近百年来大事记》，次年改名《泰西新史揽要》正式出版。其第9章写道：“一千七百七十六年（乾隆四十一年）英人师米德·雅堂著《富国策》一书，镂版通行，立通商之根本，新策既行，旧章尽废，诸英人所创之新机至是始大用之而大效矣。”[9]这里的“斯米德·雅堂”就是亚当·斯密，《富国策》就是《国富论》。李提摩太用《富国策》作为《国富论》的代名称，并准确指明该书出版于1776年。
此后，《万国公报》刊载的美国传教士卜舫济的《税敛要例》，李提摩太、蔡尔康编译的《大同学》，马林与李玉书的《各家富国策辨》《论地租归公之益》等文也提到了亚当·斯密的有关理论。
除了外国传教士外，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尽其所知介绍亚当·斯密及其著作，阐述斯密学说对经济发展的意义。1890年，王韬撰写的《西学原始考》中谈到了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一千八百四年……时英国学校中多著名之士……著书述国政及贸易事宜者，曰亚丹·斯密，俱以专门名家著称。”[10]1893年，驻英使馆参赞宋育仁对西方政治制度、文化生活、社会风俗进行了考察，著有《泰西各国采风记》，其中曾介绍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西人书富国策，言理财之术，贵在分业。以琢针为喻，自熔铁抽丝，以至磨尖穿鼻，如一人兼为之，则一日不能成数十针；以十人分业为之，则一日约可成万针。故西人每事皆分业而治，工业如此，推之国政皆然：一，事有专司，则无所牵制；二，熟极生巧，则变通不穷；三，用志不纷，则精神少耗，中间无有旷时（凡人初操此事，必踌躇审顾，此即旷时）。”[11]上海格致书院杨然青[12]曾为亚当·斯密之书作序说：“英国博士名司密司者，才优识广，见理极明，而于格致制造之功，养民治国之要，凡可以兴大利致富强者，无不拳拳致意，考察精详，思欲公之天下，遂著一书，名《富国探原》，备述国家兴衰强弱之理，古今上下之情，洞烛数千年。下笔万言，深入显出，刊行于世。各国之君见此书者，莫不恍然大悟，心领神会，以为确论。于是遵其法而推行之，乃得旧弊销除，政治日新。”[13]杨然青为上海格致书院的高才生，有机会阅读亚当·斯密原文或译作，认识也比前人更为深刻。
1896年，近代早期维新派陈炽在《续富国策·自叙》中对亚当·斯密倍加赞扬，认为其书“极论通商之理，谓商务裒多益寡，非通不兴。英人举国昭若发蒙，尽涤烦苛，以归简便，而近今八十载，商务之盛，遂冠全球”，“识者推原事始，归功于《富国策》一书”[14]。同年，他在《重译富国策》中指出：“英人斯密德，著《富国策》一书，西国通人，珍之如拱璧。李提摩太译述《泰西新史》，推原英国富强之本，托始于是书。……斯密德者，英人也，首创是学，名之曰邦国财用论。”[15]他清楚地看到了英国之所以有如此之盛的国势、如此之富的人民、如此之雄的商力，与《富国策》一书关系极大。因此，他打算续写《国富论》，以使中国像英国一样富甲环球。
总之，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国富论》虽然尚未译成中文，但是有不少人在著述内提及亚当·斯密和这部名著，介绍和宣传亚当·斯密的观点，不过这时中国人对于斯密的经济理论还只是道听途说，且大都极其简略，很难起到启蒙的作用。
二
甲午战争以后，维新思潮兴起，清廷放宽了对民族企业发展的限制，为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提供了条件。以严复、梁启超为代表的先进中国人，开始用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具体分析近代中国的经济问题，而在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的过程中，又系统全面地传播了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并在学习和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的经济思想。从传播学角度来看，这一阶段实际上是更深入、更广泛的思想传播。
严复在英国留学期间，有机会阅读了不少西方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方面的书籍，其中就包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了中国人极大的刺激。严复接连发表文章，对甲午战败进行了深刻反思，认识到西方经济学对国家富强的重要性。他在《原强修订稿》中说：“东土之人，见西国今日之财利，其隐赈流溢如是，每疑之而不信；迨亲见而信矣，又莫测其所以然；及观其治生理财之多术，然后知其悉归功于亚丹斯密之一书，此泰西有识之公论也。”[16]他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富强，其原因在于采用了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因此，他从1897年开始着手翻译《国富论》，1902年全部译完，名为《原富》，由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这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第一次译成中文。他为《原富》一书所写的6万多言按语，处处流露出崇拜经济自由主义之情：反对清政府干涉，主张听民自为；反对清政府的官办政策，主张听任民族资产阶级自己发展工商业的民办政策。可以说，他借助亚当·斯密的理论，宣传经济自由主义原则以为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服务，既反映了他对斯密经济理论的理解，同时也集中反映了他对寻求国家富强问题的见解和主张。
《原富》刊行后，对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梁启超曾在《新民丛报》上撰文介绍该书：“严氏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此书复经数年之心力，屡易其稿，然后出世，其精美更何待言！”此书出版，转变了数千年来中国知识界讳言谋利、轻视商贸的传统思想，人们由此认识到中国要彻底摆脱困境，实现现代化，必须发展工商，走富国强民之路。但是，由于严复的译文渊雅古奥，一般读者对政治经济学又十分陌生，所以能够看懂《原富》的人还是相当有限的，加之当时中国正遭受着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斯密宣扬的自由贸易主张不适于保护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种情况也在客观上限制了《原富》对当时中国的影响。
严复之外，梁启超也是当时介绍亚当·斯密学说的重要人物。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介绍了哥白尼、培根、孟德斯鸠、卢梭、亚当·斯密等10位对西欧近代文明有贡献的学者。他把19世纪的英国贸易繁荣归功于亚当·斯密及其《国富论》：“一八四六年以后，英国决行自由贸易政策Free trade，尽免关税，以致今日商务之繁盛者，斯密氏原富之论为之也。”[17]1902年，他撰写了《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这是第一部由中国学者编写的西方经济学说史方面的著作。书中将欧美经济学说史以亚当·斯密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部分，重点介绍了亚当·斯密的学说，进一步促进了《国富论》在中国的传播。从导言部分可以看出，梁启超对斯密学说的评价相当高，他说：“吾著生计学史至斯密时代，使吾生一种异感，吾乃始惊学问左右世界之力如此其宏大，吾乃始惊二百年来欧美各国以富力霸天下，举环球九万里为白种人一大‘玛杰’，而推其波助其澜者，乃在一眇眇之学士。”但是，他对亚当·斯密理论进行了全面介绍以后，从中国国情出发，认为中国应实行贸易保护政策，读亚当·斯密的书应该“审其时、衡其势”，“斯密之言，治当时欧洲之良药，而非治今日中国之良药也”。该书与读者见面后，使人们对西方经济学和亚当·斯密的地位有了更深刻、更广泛的认识，扩大了经济学知识的传播和影响。同时，梁启超运用亚当·斯密的理论探讨中国的经济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设想，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经济思想。
同年还出版了另一本系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史的书，即美国人C.兰德著、陈昌绪译，由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的《计学平议》。书中特别介绍了英国的亚当·斯密及大卫·李嘉图等经济学家的经济学说。
这一阶段可以称为严复、梁启超时代。无论是严复主张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还是梁启超推崇的贸易保护主义观点，皆根据西方经济学说，结合中国国情而进行分析论说，目的都在于寻找救治中国的灵丹妙药。它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想把亚当·斯密的学说当作反对封建压迫、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理论依据，同时也把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亚当·斯密的学说在中国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从事这种传播活动的主要是一些受过西方教育的经济学者或留学生，主要的场所是大学经济系科的讲坛和有关报纸杂志，以及出版的有关亚当·斯密的论著。
（一）纪念文章
1923年是亚当·斯密诞辰200周年。当时《太平洋杂志》第4卷第4期（1923年12月）刊登了《二百周年纪念：斯密亚丹小传》。同年，《东方杂志》第20卷第17号刊出了纪念亚当·斯密诞生200周年的纪念专集。朴之在《斯密亚丹二百年纪念》中说：“我们纪念斯氏有两个目的：（一）敬仰他的宏大的学问……（二）服膺他的高尚的人格。”“我们觉得斯氏的学问与人格不仅可为后世经济学者的师表，就是其他学问家亦可奉为模范，所以我们以为纪念他的人不必限于研究经济学的，无论何人都应该在这位经济学始祖的二百年诞辰表示一种相当的敬意。”[18]该期还发表了叶元龙的《斯密亚丹经济学说概观》《自斯密亚丹之二十世纪之经济学说》、李权时的《斯密亚丹学说之批评》、黄惟志的《斯密亚丹评传》、朱朴的《斯密亚丹以前之经济思想》。这些论文是近代中国专题研究亚当·斯密经济理论的第一批成果。
为纪念《国富论》发表160周年，1936年《食货杂志》第3卷第3期发表了《国富论》纪念论文专辑，评价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食货》第3卷第1期（1935年12月1日）登载的《原富出版一百六十周年纪念征文启事》中指出：“斯密·亚丹的《原富》是经济学的基础，同时也是经济史学的先锋。因为他娴熟历史，所以能够产生彻底的理论，有了理论，更能进一步解释历史。而第三、四卷的几篇文章，就是一部简明扼要的经济史大纲。明年（1936）是《原富》出版一百六十周年纪念。我们为纪念经济史学的斯密·亚丹起见，拟于明年一月发行特刊，请国内同好惠赐关于此项的稿件！”在《食货》第3卷第3期刊登了陶希圣、连士升的《斯密亚丹论中国》，其中指出：“斯密亚丹是工厂手工业时代的经济学家。工厂手工业在英国的发达，已准备着机器工业的到来。《原富》虽然是在工业革命以前写的，斯密亚丹已感觉这将要到来的巨大的进步。”接着作者从“中国之富”“国内市场的大兴富”“农工业的进步之早”等9个方面进行论述，最后则对斯密亚丹的中国论提出两点评论意见。第3卷第4期刊登了英国费著、连士升译的《论〈原富〉》一文。译者在前言中指明原作者是剑桥大学经济史讲师，这篇文章是其《近代不列颠经济社会史》一书的导言，“他先述斯密的生平和环境，次论他的造诣，然后分析《原富》的优点和缺点，最后又论述《原富》对于经济政策的影响。引证详确，段落分明，读之令人洞悉《原富》的伟大”[19]。第3卷第7期刊登的赵迺抟的《斯密亚当〈国富论〉撰述经过及其学说渊源》，主要探讨了《国富论》的撰述经过和出版后的评论以及《国富论》中各种学说的渊源。由此可以看出，研究与传播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已在当时学术界启动，学者们企图借鉴《国富论》的思想来复兴中国，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对亚当·斯密思想的传播、运用和发展。
（二）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背景下的《国富论》翻译
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始在中国传播。李大钊是中国最重要的早期宣传者。他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过程中，提出在经济思想史上有个人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和人道主义经济学三大派系，其中个人主义经济学以亚当·斯密为代表，“根本思想是承认现在的经济组织为是，并且承认在此经济组织内，各个人利己的活动为是”[20]。20世纪30年代，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和区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郭大力、王亚南用现代白话文重新翻译了斯密的巨著，并定名为《国富论》，于1931年正式出版。王亚南在该书的改订译本序言中说道：“我们当时重新翻译这部书的动机，主要是鉴于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在中国已经没有什么资本主义前途可言。我们当时有计划地翻译这部书以及其他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论著，只是要作为翻译《资本论》的准备，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做准备。我们知道《资本论》就是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特别是在批判亚当·斯密、李嘉图等经济学著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亚当·斯密、李嘉图的经济学著作有一些熟悉和认识，是会大大增进我们对于《资本论》的理解的。事实上，我们在翻译《资本论》的过程中，也确实深切感到亚当·斯密、李嘉图著作对我们的帮助。”[21]可见，他们翻译亚当·斯密《国富论》，并不是像严复的时代那样当作反对封建压迫、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而是为翻译《资本论》做准备。这个译本对原文的理解和表达都远远超过了严复译本，对中国思想界学习和理解经典经济学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扩大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力度。
（三）其他论著之涉及
20世纪20—30年代，学术界对外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发展很快，许多大专院校先后开设外国经济思想史课程。中国学者的著作许多都涉及亚当·斯密的理论。192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套百科小丛书，其中包括刘秉麟所著的《亚丹斯密》。该书前2章分析1760年前后英国的经济状况以及当时哲学和经济学上的思潮，阐明亚当·斯密的时代背景及其学说渊源；后2章介绍亚当·斯密的生平、著述及学说。192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印了一套“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其中“万有文库”的第1集将《原富》分为9个分册印出。
1930年，上海黎明书局出版了唐庆增的《西洋五大经济学家》一书，其中第2章介绍亚当·斯密的“传略与环境”“分工论”“价值及分配论”“财政理论”“斯密斯学说之影响”。1933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唐庆增经济演讲集》中论述了亚当·斯密及其《国富论》中的价值学说。1936年，唐庆增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讨论了中国传统思想对西方经济思想的影响，他说：“研究本国之经济思想，于下述二端，俱应加以相当之注意：（一）本国经济思想所受他国经济思想之影响，例如研究英国经济思想者，当知亚丹·斯密斯（Adam Smith）曾受法国重农经济家（Physiocrats）之影响。（二）他国经济思想所受本国经济思想之影响。”接着他论述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对法国重农派的影响，并进而断言，中国传统经济思想通过影响重农学派又影响到了亚当·斯密：“重农派以外，继之而阐发西洋经济思想者为亚丹·斯密斯（Adam Smith），彼受重农派之影响，故其学说间接的与中国经济思想，亦不无关系。”[22]另外，胡寄窗的《二十世纪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经济评论》1947年第4—6期）、夏炎德的《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等论著也都涉及了亚当·斯密的学说。
总之，亚当·斯密及其《国富论》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传入、扩展、深化三个阶段。这个过程，反映了亚当·斯密学说深入中国社会的程度。
（原载《理论学刊》2010年第9期）
[1] 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3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9页。
[2] 刘锡鸿：《英轺私记》，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20页。
[3] [英]法思德：《富国策》，汪凤藻译，光绪六年（1880）京师同文馆聚珍版。
[4] [英]法思德：《富国策》，汪凤藻译，光绪六年（1880）京师同文馆聚珍版。
[5] [英]法思德：《富国策》，汪凤藻译，光绪六年（1880）京师同文馆聚珍版。
[6] [英]傅兰雅译：《佐治刍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
[7] [英]艾约瑟译：《西学略述》，光绪十二年（1886）总税务司署印本，第56页。
[8] [英]艾约瑟译：《富国养民策》，光绪十二年（1886）总税务司署。
[9] [英]麦肯齐：《泰西新史揽要》，[英]李提摩太、蔡尔康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148页。
[10] 王韬：《西学原始考》，光绪十六年（1890）淞隐庐铅印本，第43—44页。
[11] 宋育仁：《泰西各国采风记》，光绪二十二年（1896）袖海山房石印本。
[12] 《序富国探源论》，载《郑观应集》（上），没有指明作者。戴金珊在《亚当·斯密与近代中国的经济思想》（《复旦学报》1990年第2期）一文中明确指出此文作者是杨然青。本文从戴说。
[13]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96页。
[14] 赵树贵、曾丽雅编：《陈炽集》，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49页。
[15] 赵树贵、曾丽雅编：《陈炽集》，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74—276页。
[16]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页。
[17]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3页。
[18] 朴之：《斯密亚丹二百年纪念》，《东方杂志》1923年第20卷第17号。
[19] [英]费：《论〈原富〉》，连士升译，《食货》1936年第3卷第3期。
[20]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载《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页。
[21]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
[22]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35、4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