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近代医学革命的起源和出场

一 “文艺复兴”真正掀起的是一场什么“革命”?

罗马帝国的消亡使得欧洲进入了所谓的漫长的、黑暗的“中世纪”，史学家们常把这段时期大致定义为1000年。在这一时期内，教会掌管着一切，讨论的主题只能是围绕着“神”或者“圣经”展开。由于整个欧洲在这段时期内在社会、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因此这段时间被认为是欧洲历史发展中停滞不前的阶段，即上面提到的是“漫长而又黑暗”的时代。本书在这里不去讨论“中世纪”是否“黑暗”且发展缓慢这个尚处争议之中的问题，而是更多地想把笔墨放在讨论中世纪教会统治下的人们究竟是怎样的状态，以及这样的“中世纪”如何酝酿出了之后的“文艺复兴”时期，它们之间的关联是什么。

“中世纪”从公元395年罗马帝国统治结束开始一直持续到14世纪，而“文艺复兴”从14世纪开始一直到16世纪末。从时间上来看，二者前后相继，而从文化、艺术和看待问题的角度来讲，文艺复兴无疑对中世纪形成了巨大的挑战。

（一）从天上回到人间

文艺复兴运动大致分为南方和北方，或者早期和晚期。早期的文艺复兴运动发生在意大利即“南方”，当时的人们将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了教会繁多的律法和规矩，以及神职人员的伪善。从宗教立场转移到世俗立场的人们渴望通过打破教会制定的繁文缛节，在个性上获得解放，强调人性而非以往的神性，放弃天国的幸福以追求人世间的幸福等一系列做法来对抗长期处于中世纪神学教条下的思想和生活。他们高举着恢复古代文化的旗帜，以个人情欲解放运动为核心，通过公开的堕落来反抗当时教会的种种虚伪和高压的精神控制。显然，此时的文艺复兴本质上流于肤浅，急需朝向更为深刻的思想及文化领域进军来使这场运动影响深远。

上述叙述同时表明，早期的文艺复兴发生在南方即意大利，属于拉丁语世界，而从15世纪末开始，由于文艺复兴运动的北传，欧洲北方即日耳曼语世界的人们也加入到了这场运动中。也正是他们的加入，使得这场运动开始从思想上得以不断深化。

北方的文艺复兴运动所关注的点主要集中在宗教问题上。他们虽然主张不同，然而都力求实现从思想体系上而不是从世俗的个人情感上来挑战和批判束缚世人已久的宗教思想和神学教条。如马克斯·韦伯在其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着重讨论了这一时期由马丁·路德完成的系统的宗教改革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的重大影响。他认为，“近代经济生活的精神与惩忿禁欲的新教之理性伦理观念之间”[50]有着必然的联系，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文艺复兴运动已由情感性的、个别性的世俗化运动转为更为深入理性的、系统的思想运动。

文艺复兴运动从今天来看，脱胎于中世纪晚期，是在欧洲漫长的基督教文化大背景下孕育出来的“新势力”和“新方向”。而这种“新”集中体现在了人们关注的重点和对幸福的追求的变化上。

文艺复兴运动以前，人们更多地将人生的重点放在“神”所在的“彼岸世界”，一生的所有时间和精力全部围绕着“彼岸世界”而规划和展开，甚至对幸福的向往和追求也不例外。而在文艺复兴运动时期，人们逐渐开始将对人生的规划和对幸福希冀的目光从“彼岸世界”拉回到了他们自身所在的“此岸世界”。比起“彼岸世界”和“天国生活”，人们开始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此岸世界”和“此岸生活”上，本质上来看，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追求已经从“上帝”身上挪开并转移到了“自己”身上。也正因为这样，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人文主义才会被学者们看作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

（二）“Revolution”一词的真谛

那么，发生在近代天文学革命、科学革命以及本书重点探讨的近代医学革命之前的这场文艺复兴运动，作为孕育之后崛起的“科学”之“母”究竟在这里的意义为何，在今天“科学”几乎一家独大的大环境下讨论它的意义又在哪呢?

笔者认为，以上问题的答案既与当今“科学”的合法性来源相关，也与本书的核心论题即近代医学革命是否值得被提出并认真研讨相关。而在回答上面的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对“革命”这一概念作一下澄清，因为我们今天使用的“革命”概念与18世纪以前的“革命”概念含义并不相同。科恩是这样阐释“革命”这一概念的：

不能将革命概念的历史与这个词本身如何被使用的历史分割开来。后者的历史与许多问题密切相关，而这些问题又与科学中的革命问题相联系。第一，这个词本身起源于近代的拉丁文，它是从动词“re-volvere”即“回转”、“展开”、“再读”、“复进”和“反复思考”演化过来的名词；其更深一层的意思是“返回”、“重新出现”。第二，把名词“revolutio”作为一个技术上的术语在天文学（及数学）上使用，始于“拉丁中世纪”。第三，在政治意义上逐步采用“revolution”一词，用来表示一个周期性的过程或盛衰现象，含有返回到先前某种状态的意味，最后又含有“推翻”的意思。第四，在政治领域，“revolution”同推翻统治者的过程相联系，后来，“推翻”这个含义又与“revolution”的周期性含义分离开来；这时，“revolution”这个词开始用来表示一件具有特殊意义的事件。[51]

更进一步地说，“革命”一词的含义并不是从来就像现在这样，它的含义随着历史的发展经历了从古代到中世纪再到文艺复兴时期然后是17世纪最后到了现在。

阿瑟·哈图（Arthur Thomas Hatto）在其《革命——一个非常有用的历史词汇的研究》[52]一文中认为，在希腊时期，“revolution”一词的含义起初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常被理解为一种政体上的“演化”，而后到了波利比乌斯（Polybius）那里其含义发展为“政治革命的周期”，最后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里对波利比乌斯的想法进行了批判并提出自己的“革命”含义，即“metabolekaistasis（起义引起的变化）”[53]；而之后的“罗马人也没有一个用来表征‘革命’概念的单一词汇。在拉丁文中，与我们‘革命’概念相近的词主要是‘novaeres（新事物，新方法）'，它实际上指的是我们叫做革命结果的东西；用来表述革命行动的短语是‘事态的变化’和‘政府的更换’，这些词语在文艺复兴时期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翻译成拉丁文的各种译本中保留了下来”[54]。值得注意的是，“在后来的拉丁文里，名词‘revolutio’有了古拉丁文‘conversio（旋转、转圈或转动）’的含义。我们可以从5世纪中找到两例……”[55]

中世纪时期及文艺复兴早期，“revolution”一词主要在天文学中使用，其主要含义便是延续了自5世纪以来其获得的新含义——“旋转”，如我们熟知的哥白尼、伽利略等人都在其著作中（如《天体运行论》和《关于两种主要世界体系的对话》）使用了这一词汇。而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revolution”的含义开始不再拘泥于天文学和占星术范围内，“它可以是任何周期性（或准周期性）现象，最终也可以按顺序依次通过一系列阶段——一个周期（在‘完整周期’的意义上）的任何一组现象。甚至文明或文化的兴衰，如同潮汐的涨落一样，也被称作一次revolution。显然，所有这些场合下的含义都与该词原始天文学意义相联系”[56]。

在文艺复兴晚期一直到17世纪这段时间，“revolution”一词的含义逐渐分化，甚至这一个词本身就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含义。即它既表示一个经历了各个阶段又回到初始状态的循环周期或涨落过程，也表示发生了重大的政治事件，有着推翻、翻转的含义。“第一种意思产生了完整周期或曰转动360°的概念；第二种意思则产生了逆转180°的概念，实际上也就是指短时间内发生的一次巨大变化，这很像1789年以后的革命概念（政治革命）。”[57]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革命（或称作光荣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相继爆发，促进了“revolution”一词的含义从天文学发展到政治领域甚至是人类生活当中，这种转变也集中体现在托马斯·霍布斯和约翰·洛克对政治事件的讨论中，也正是经过这种讨论，“revolution”最终在洛克那里获得了接近于现在的含义。

洛克在其《政府论》一书中，两次明确使用了“revolution”这一术语来表示政治的周期性变化，他在书中指出，“这种革命不是在有一点失政的情况下就会发生的。对于统治者的失败、一些错误和不适当的法律和人类弱点所造成的一切错误，人民会容忍的，不致反抗或口出怨言的。但是，假如一连串的滥用权力、渎职行为和阴谋诡计都殊途同归，人民可以了解其企图——人民不能不感到他们是处在怎样的境地，不能不看到他们的前途如何——则他们奋身而起，竭力把统治权交给能为他们保障最初建立政府的目的人们，那是毫不足怪的”[58],“在过去年代我国发生的多次革命中，人民迟迟不肯放弃他们对旧制度的倾向，仍旧使我们保留由国王、上议院和下议院所组成的旧的立法机关或经过几番无结果的尝试之后仍使我们重新采用这一制度”[59]。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清楚地了解了“革命”这一概念其含义的变化与发展。在此基础上，我们便可以来说明文艺复兴这场横跨几个世纪的运动究竟掀起的是一场怎样的革命。

如前所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在使用“revolution”一词形容自己正在参与的改革运动时，这一词汇主要的含义与今天该词的含义并不相同，那时的人们追求的是通过这场运动回到“以往”的更好的时代。“revolution”一词在那时的语境当中主要是指“返回、回复或重新出现”。返回什么呢，这便需要有一些对西方文化的基本常识。即自古以来，西方文化（世界上其他主流文化也类似）下的人们认为真正的进步是“时光倒流”，因为人们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所处的环境、社会和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在日益朝着更为混乱和更加恶劣的方向发展，尤其是根据《圣经》的记载，最早的人类“亚当”和“夏娃”无忧无虑地生活在极乐的天国“伊甸园”，而随着他们因“犯罪”被赶出伊甸园后，“人类”从此进入了“失乐园”。

因此文艺复兴时期（一般被描述为对古希腊、罗马文献的搜集和整理的时期）的人们在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之后，在肉体上承受着“黑死病”大暴发考验的同时，精神上也接受着古希腊思想回归（从中世纪百年“翻译运动”到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再”发现）和“十字军东征”“地理大发现”、频繁的贸易往来、印刷、火药、眼镜、时钟、天文望远镜，以及更先进的船只等科技发明带来的新世界、新文化的冲击。在这种背景下，受锢于教会“禁欲主义”，在各个方面被严格管控的人们开始寻求在宗教思想之外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的人们以及文艺复兴运动的目的并不是将“人”与“神”对立起来，而是希望通过将人与自然相对比，凸显出“人”与自然的异同，在彰显出“人”独有的价值和尊严的同时，也强调“人”的自然属性。

如马克思在年轻时代的座右铭所述的那样，即“人所具有的，我无不具有”，这一时期的人们开始自由地追求他们那属于“自然”的一部分欲望和需求，去成家立业或去追名逐利，去竭尽所能地实现自己可能的各方面的潜能。

随着宗教腐败的加剧，在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为了重修彼得大教堂而推行“赎罪券”从而引发广大信徒的愤怒之际，马丁·路德于1517年10月31日在德国维登堡教堂张贴了自己著名的《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即《九十五条论纲》），开始了“宗教改革”运动。这场“宗教改革运动”最终促使人们从漫长的中世纪教会思想禁锢中彻底解放出来，人们终于找到了“人间”与“天国”之间的平衡点，由文艺复兴运动带来的“人文主义”思想也借此站稳了脚跟，艺术、文学、法学、历史学等人文学科逐渐开始与神学比肩存在，神学不再是人们生活的全部而逐渐开始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由此我们可以说，文艺复兴运动掀起的是一场“再生”（意大利语：Rinascimento，由ri-“重新”和nascere“出生”构成）的运动，是一场让古希腊、罗马的“文艺”重新在欧洲绽放的运动。这种对“再生”的呼喊和追求表达了人们在没有其他成熟的“思想体系”对抗统治已久的“神学传统”的背景下，借助“复兴”更为早期的古希腊、罗马文化来表达他们对腐朽、虚伪的天主教神学统治的极度厌恶。他们强调“人”的能力，目的是将他们人生的重点放在“此岸”而非“彼岸”，将幸福的实现和“神”对他们的选择放在“此岸”的努力和“因信称义”上，而不是“彼岸”和神父或教会的决断上。

二 近代医学革命的出场

对“革命”下定义不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人文、社会领域内，无疑都是一个一经提出便会引发讨论且一时难以获得统一答案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显而易见的便是，对构成一场革命的要素进行讨论或对革命直接下定义这样的事情本应是哲学的任务，而这样的任务又与历史相关，故不论是讨论“近代天文学革命”还是“近代的科学革命”，抑或是本书的主题“近代医学革命”，凡是涉及“科学”和“革命”的，往往都由从事科学哲学、科学史工作的人来研究并给予解释和说明。因此，在提出和说明近代医学革命这一概念之前，有必要预先说明本书是在何种前提下定义和使用科学革命这一概念的。

我们知道，即便到今天，科学家和科学史学家在讨论到究竟科学革命是一系列连续的小“革命”累积而成的还是由不连续的巨大进步造成的这一问题时依旧争论不断，没有定论。故本书在此首先要说明的便是“（1）什么是革命?（2）如何确定革命是否已经发生?”并不是同一个问题，前者更多地涉及哲学讨论，是个哲学式的定义，后者更多地倾向于历史考察。本书是先从后者的意义上检验和确定近代发生了这样一场“医学革命”，再从前者的意义上分析它与别的革命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讨论其如何也是一场发生了“范式”转换的“革命”。

今天，我们常常会听到哥白尼革命、化学革命、计算机革命、达尔文革命以及医学革命等革命事件，似乎我们在不经意间已倾向于把某些“事件”看作“革命”。然而这些“革命”事件究竟是来自我们“语言传播的通俗化”，还是我们有确切的判断依据来说明确实在某个领域已发生了一场革命。若想回答这一问题就需要我们对如何确定革命是否已经发生这个命题进行细致讨论。关于这一点，美国科学史家科恩提出了四点证据用来判断一场科学革命是否已经发生，他认为，涉及概念的变化和新的解释标准、假说、公理或规范被广泛接受和认可都可称为一次“革命”事件。具体来说，他认为有以下四个标准可供参考判断是否有“革命”性质的事件发生：

1.见证人的证词；

2.后来叙述该学科发生了革命的历史文献；

3.历史学家，特别是科学史家和哲学史家的评判；

4.当代从事该领域研究的科学家的普遍意见。[60]

本书赞同科恩提出的以上证据，但考虑到以上四项判据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涉及的方向、领域和层次均有不同，且其在判断力上的“分量”也有所不同，加上近代医学革命相较其他革命的“特殊”之处（后有详细评述），故本书希望在兼顾以上证据的同时，以和近代天文学革命对照的方式说明本书主题近代医学革命。这么做一方面是因为这两场革命从“范式”转换的意义上来说极为相似，更重要的是从“革命”的意义上来说，以整个文艺复兴以来宗教、艺术、文化和科学的发展和变革为背景，将二者放在一起进行简较和研究，会形成一个新的“视域”去看待科学革命以来的“科学史”、科学的发展和未来的科学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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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于笔者尚未熟练掌握多国语言，因此本书考察的外文文献主要为英文文献，日后若有新的发现，定将及时更正。

[2]Roger French and Andrew Wear,eds.,The Medical Revolution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3.

[3]李润虎：《西方近代早期的医学革命初探——评〈17世纪的医学革命〉》,《科学文化评论》2016年第4期。

[4][意]阿尔图罗·卡斯蒂廖尼：《医学史》，程之范等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290页。

[5][美]洛伊斯·N.玛格纳：《医学史》第2版，刘学礼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12页。

[6][英]罗伊·波特：《剑桥插图医学史》（修订版），张大庆等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99页。

[7][英]克尔·瓦丁顿：《欧洲医疗五百年》，李尚仁译，左岸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498页。

[8][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9][美]卡斯滕·哈里斯：《无限与视角》，张卜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版，“译后记”，第256页。

[10][荷]爱德华·扬·戴克斯特豪斯：《世界图景的机械化》，张卜天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页。

[11]Lawrence Principe,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Oxford:OUP,2011,p.39；李润虎：《西方近代早期的医学革命初探——评〈17世纪的医学革命〉》,《科学文化评论》2016年第4期。

[12][美]普林西比：《科学革命》，张卜天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序言”，第1页。

[13]刘景华：《欧洲文艺复兴史·科学技术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页。

[14][荷]H.弗洛里斯·科恩：《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张卜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67页。

[15][荷]H.弗洛里斯·科恩：《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张卜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218页。

[16]李润虎：《西方近代早期的医学革命初探——评〈17世纪的医学革命〉》,《科学文化评论》2016年第8期。

[17][美]卡斯滕·哈里斯：《无限与视角》，张卜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版，第137页。

[18][美]卡斯滕·哈里斯：《无限与视角》，张卜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版，第136页。

[19]Thomas S.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2nd ed.,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p.117.

[20]本轮和均轮：本轮是一个相对于均轮较小的圆形轨道，行星首先是在本轮这个小的圆形轨道上运转，而本轮的圆心则在更大的圆形轨道均轮上旋转，两个轨道都在黄道平面上顺时针运动，且都是等速运动。由于托勒密发现为了使本轮围绕着均轮的公转速度均匀则必须采用等径的办法，因此他将地球放置在偏向均轮中心的一侧，常称为离心，故虽然地心说常被认为是主张地球在“中心”，而事实上在托勒密的地心体系中，地球处于偏心位置。

[21]David C.Lindberg,The Beginnings of Western Science:The European Scientific Tradition in Philosophical,Religious,and Institutional Context,Prehistory to A.D.1450,2nd Editio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7,p.711.

[22]Copernicus,Nicolaus.Rosen,Three Copernican Treatises:The Commentariolus of Copernicus;The Letter against Werner;The Narratio Prima of RheticusSecond Edition,revised,trans.Edward,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2004,p.1939.

[23]Peter Harrison,The Bible Protestantism and the Rise of Natural Scienc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178.

[24]李兆荣：《哥白尼传》，湖北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98页。

[25][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许良因等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27页。

[26]这里的哥白尼革命指的是自1543年哥白尼发表《天球运行论》系统地阐述他的“日心说体系”，接下来由第谷、开普勒、伽利略等伟大的物理学家发展和巩固一直到牛顿将“新的物理学”体系彻底完成。

[27]因苏格拉底一生述而不作，所以只能通过他的两位学生柏拉图和色诺芬的著作以及古希腊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来探索他的主要思想，因此此处直接从柏拉图的思想展开说明。

[28]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76页。

[29]苗力田主编：《古希腊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页。

[30]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7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47页。

[31]苗力田主编：《古希腊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5页。

[32]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7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48页。

[33]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7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8页。

[34]Gunnar Andersson,“The tower experiment and 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5,No.2,June 1999,pp.143-149,452.

[35]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60页。

[36]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65页。

[37]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65页。

[38]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66页。

[39][美]伯纳德·科恩：《新物理学的诞生》，张卜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209页。

[40]Lawrence Principe,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Oxford:OUP,2011,p.92.

[41][美]伯纳德·科恩：《新物理学的诞生》，张卜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42][英]赫伯特·巴特菲尔德：《近代科学的起源（1300—1800年）》，张丽萍、郭贵春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71页。

[43][英]赫伯特·巴特菲尔德：《近代科学的起源（1300—1800年）》，张丽萍、郭贵春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97页。

[44]Drake,Stillman,Discoveries and Opinions of Galileo,New York:Doubleday&Company,1957,pp.237-238.

[45]René Taton,The Mathematical Revolution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Maria Luisa Righini Bonelli and Willliam R.Shea.Reason,experiment,and mysticism in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New York:Science History Publications,1975,pp.283-290.

[46][英]赫伯特·巴特菲尔德：《近代科学的起源（1300—1800年）》，张丽萍、郭贵春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14页。

[47]Kozhamthadam,Job,The Discovery of Kepler's laws:the Interaction of Science,Philosophy,and Religion,London: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94,pp.11-84.

[48]Peter Harrison,The Fall of man and the foundations of Scienc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103.

[49][英]赫伯特·巴特菲尔德：《近代科学的起源（1300—1800年）》，张丽萍、郭贵春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28页。

[50][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16页。

[51][美]I.伯纳德·科恩：《科学革命史——对科学中发生革命的历史思考》，杨爱华、李成智等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52]Arthur Thomas Haato,“‘Revolution':An Enqulry into the Usefulness of an Historical”,Mind,Vol.58,No.232,1 October 1949,pp.495-517.

[53][美]I.伯纳德·科恩：《科学革命史——对科学中发生革命的历史思考》，杨爱华、李成智等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页。

[54][美]I.伯纳德·科恩：《科学中的革命》，鲁旭东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76页。

[55][美]I.伯纳德·科恩：《科学革命史——对科学中发生革命的历史思考》，杨爱华、李成智等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页。

[56][美]I.伯纳德·科恩：《科学中的革命》，鲁旭东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77页。

[57][美]I.伯纳德·科恩：《科学中的革命》，鲁旭东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79页。

[58][英]洛克：《政府论》，刘丹、赵文道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87页。

[59][英]洛克：《政府论》，刘丹、赵文道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87页。

[60][美]I.伯纳德·科恩：《科学革命史——对科学中发生革命的历史思考》，杨爱华、李成智等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