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绪论 想象中国现代化的方法
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40—70年代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国文学的评价大体有一个从解构到“了解之同情”的过程。80年代，虽然延安文艺和“十七年文学”在主流文学中仍居不可动摇的地位，然而多有学者在批判“文革”文学时把问题根源追溯到“十七年文学”、解放区文学，直到左翼文学。这一解构潮流在20世纪90年代语境中又有变化，有些论者在“重构”包括40—70年代文学在内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叙述”时，通过重新发掘左翼文学、延安文艺、社会主义文学“遗产”中某些可靠的资源来滋养新世纪中国文学，借此来表达对现实重大问题的关切。王瑶先生早在钱理群等学者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观点后就提出重写文学史“为什么不提左翼文学，第三世界文学，社会主义的文学”[1]的问题，后来钱理群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对左翼文学和解放区文学也有意加以肯定。程光炜认为：“能否冷静地认识20世纪50—70年代文学，不仅关系到如何看待中国革命，也关系到如何看待百年中国现代化选择的问题。”[2]如何从被80年代解构的左翼文学、延安文艺、社会主义文艺中寻找到有益的精神资源滋养新世纪文学，是9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研究者再解读40—70年代文学的一个潜在背景。
90年代初对40—70年代文学经典最具解构效应的是后来影响巨大的唐小兵等人著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3]，不过该著在2007年再版时，唐小兵重新审视90年代“再解读”所采用的解构视角[4]，在后记中他说自己在对《暴风骤雨》解读时“并没有对土改这场‘革命’作宏观或者说是远景式的把握，而对文学家作为参入者直接投身这样一次旷古未有、激扬惨烈的社会大裂变时所怀抱的热情，也没有给予足够的正视”。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再解读’作为一种批评策略，实际上是希望通过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经典作品的解读，来使我们更好地进入对当代日益发达，并开始无微不至地渗入我们的文化、精神生活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进行批判，并由此而‘着手新的开放型文化的建设工作’”。[5]这种反思针对之前的单纯解构立场，透露出其对40—70年代中国文学的一种新态度。新世纪，汪晖在观察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社会思潮关系时认为，“尽管两个年代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后者绝不是前者的自然延续”，“‘80年代’是以社会主义自我改革的形式展开的革命世纪的尾声”，“而‘90年代’却是以革命世纪的终结为前提展开的新的戏剧，经济、政治、文化以至军事的含义在这个时代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90年代”这一时代看起来与“漫长的19世纪”有着更多的亲缘关系，而与“20世纪”相距更加遥远，“‘90年代’与其说是‘历史的终结’，毋宁更像是‘历史的重新开始’”。[6]同样，蔡翔在他的著作《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中援引阿兰·巴丢的看法，也认为“从许多方面看，我们今天更贴近于19世纪的问题而不是20世纪的革命历史。众多而丰富的19世纪现象正在重新搬演……”[7]如果认同上述学者的立场，21世纪重新发掘20世纪左翼文学、延安文艺、社会主义文艺的有益精神资源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性。在21世纪，我们需要重新解读叙述20世纪这段最具革命性历史的文学以及其对未来社会的书写方式。
作为一种建构新社会秩序、具有未来性的文学，单纯以“真实性”标准评价这一时期的文学并不恰切。王德威说：“小说之类的虚构模式，往往是我们想象、叙述‘中国’的开端……谈到国魂的召唤、国体的凝聚、国格的塑造，乃至国史的编纂，我们不能不说叙述之必要，想象之必要，小说（虚构！）之必要。”[8]国际著名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认为当今世界是一个缺少对未来社会想象的时代：“我们的时代，是共产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同样经历着可怜的目标贫乏和令人震撼的缺少幻想的时代。”[9]“人民拥有想象一个美好未来的能力，这对于做出有意义的努力去改变今日之现状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人们必须先有希望然后才行动，如果人们的行动要想不盲目，不失其目的，那么其希望就必然寓于对更美好的未来的幻想中。”[10]40—70年代文学无论是采用阶级话语、民族国家话语，还是城乡冲突中的现代、日常生活中的人情伦理话语，其都是这一时期对中国社会现代性的一种“想象”，具有少年中国的青春气息。八九十年代“去革命”“去政治”的“新时期叙述”，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左翼文学、延安文艺、社会主义文学中的革命性、政治性因素，使得文学审美的现代性与社会进步的现代性出现了分裂。如果我们将启蒙、革命、阶级、城乡、人情伦理等话语视为特定历史语境中有关中国现代性的不同书写方式，我们面对40—70年代文学的将是一个时代对乡村中国未来社会主义的文学想象。
重新阅读20世纪这段对社会主义中国现代化进程想象的小说，城乡关系是这段文学中一个潜在的主题。19世纪末，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开始兴起，文学的主题和书写空间也因此出现新变。城市和乡村，成为具有鲜明价值判断的文化空间，并非单纯的不同生活空间或生活方式。五四作家多认同都市文明，他们笔下的“乡村”代表着思想的落后与愚昧，城乡对立成为现代文学发轫后相当长时期内一种常见的叙事模式。《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后，这一模式遭到颠覆，农村主题因其“政治性”更受青睐，城市主题在政治和农村文化的制约中变得模糊，但模糊并不意味着城乡问题在这段文学中不存在，城市想象更多是隐藏在乡村现代的想象中。重新解读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被认为是解释政治的这段文学城乡想象，发掘文学想象中对社会主义中国现代化建设重大使命的担当方式、文学城乡想象中的现代性及非现代性，仍是这段文学研究中可开拓的重要研究空间。
另外，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经历两种不同实践，前期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路径为依据，快速推动中国乡村的城镇化转变，让大量农民变成了工人，中国经济飞速崛起，认为乡村城市化完成，乡村社会将不复存在；但是中国社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环境生态的严重问题，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调整路向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让乡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变为双向的城乡互动，在城市继续高速发展的同时，城市经济反哺乡村，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和生态社会主义成为中国城乡建设新规划。而进入21世纪，中国乡村在时间、空间、价值观等方面正发生着纵横交错的复杂转型。一方面在全球化资本流通的背景中，乡村治理风险增加，东中西部、城乡之间的区域性、结构性问题凸显；另一方面随着农业的结构化调整、社会主义新农村国家战略启动、城乡一体化进程加速，小康社会建设进入决胜阶段，与之相关的乡村政治、农业经济、乡土文化以及伦理秩序也将进一步调整和完善，社会转型期必然面临的价值断裂、社会认同、精神重构等问题成为重大的时代命题。新世纪文学立足于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想象与建构功能积极介入现实，展现中国社会转型相关的时代命题，40—70年代的社会主义文学仍具有重要的重新认识价值。
21世纪初，社会学研究领域学者（如温铁军、徐勇、吴毅、贺雪峰等）认为中国乡村研究普遍存在脱离乡村实际特别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问题；文学研究领域学者（如丁帆、雷达、郜元宝、贺仲明、孟繁华、王光东、吴义勤、王尧、谢有顺等）认为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乡土文学书写普遍存在疏离中国乡村新经验、深陷城乡对立矛盾冲突的严重问题，无论给乡村唱挽歌，还是批判乡村文化，静态的审美眼光让作家难以看到乡村发生的转型和农民主体性的孕育，出现乡土书写的苦难依赖、权力崇拜、城市恐惧等病症。在认同乡村向城市的单向转变变为双向的城乡互动的社会发展，部分作者发掘城乡“缝隙空间”叙事对城乡对立空间书写的超越。王光东、孟繁华、贺仲明等学者，注意到莫言、贾平凹、王安忆、迟子建、关仁山、范小青等作家，用日常生活审美、空间交往叙事对“城乡冲突”的化解。贺仲明、邵宁宁等学者认为在新城乡关系中，乡土不仅仅是一个地域性、空间性概念，更是一个精神概念。在这样的认识中，有作者开始进行“类新农村”与生态文化书写，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乡村生态治理反映在乡土文学书写中，引起部分学者重视。吴秉杰、金炳华、何平、王兆胜、周景雷等学者认为新世纪乡土文学的书写应有前瞻性，不光着力反映乡村现代转型中的裂变，也要表达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想象，认为新世纪乡土文学已经呈现了楚王庄、麦河、上塘等“类新农村”表现形态。丁帆、王光东、杨剑龙、黄轶、李丹梦等学者，注意到新世纪乡土叙事中生态意识的凸显，认为新世纪“生态小说”由原来对人类为中心的环境危机的关注，转向了以人与自然相互依存整体性生态的思考，乡土文学写作充满新活力。在部分“70后”“80后”的乡土书写与批评中，他们以“新的乡土经验”，积极处理新时代与新乡村的关系，如杨庆祥、郭艳、彭维锋、禹建湘、刘阳扬等，在评论叶炜、梁鸿、徐则臣、刘玉栋、付秀莹、王新军、魏微、马金莲、颜歌、郑小驴等同代人的乡土文学作品时，认同乡村的世俗性存在，乡村在转型中融入城市的主动性，个人自由意志的选择和乡土的新伦理。“70后”“80后”的乡土叙事和评论，让乡村呈现出一种不卑不亢的态度，乡村具有了新的精神气质。在这样的对乡村文化的自信的建构与想象中，40—70年代文学中乡村书写中的内蕴文化的自信具有了重要的启示意义，这种呼应让中国现代文学中40—70年代文学与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具有了深层的连贯性。
二
中国社会对现代化的追求和对“现代性”的探索，是贯穿中国近现代史的一条主线，城乡关系是这一现代性主题的显性体现。亨廷顿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过程，它涉及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里的变革。”[11]而城乡对立是亨廷顿描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现象：“现代化带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后果便是城乡差距。这一差距确实是正经历着迅速的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国家所具有的一个极为突出的政治特点……城乡区别就是社会最现代部分和最传统部分的区别。”[12]吉尔伯特·罗兹曼强调中国城乡关系在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时指出：“（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人均收入很低的社会，走向着重用科学和技术的都市化和工业化社会的巨大转变。”[13]“随着中国日趋现代化，城乡差异并没有呈现出缩小的苗头……城乡差别似乎变得更为显著了。”[14]而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早就勾勒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城乡关系面貌：“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15]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之一就是“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16]。从上述论述意义来看，实现农村自身的现代，消除社会发展中形成的“城乡对立”，也就应该是40年代乡村革命和新中国建设初期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一直想要达到的主要目标之一。
20世纪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促使城乡问题出现，促生文学对其自觉书写及思考。没有社会现代变革，文学中的乡村不过是山水风姿和田园风情，是作家们寄托个人情趣的所在，文学中的城市不过是消遣娱乐游玩的场所。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具有现代性关照的乡村并没进入文学书写。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接受外来现代文明的知识分子首先发现了现代意义上的乡土世界，作为“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找别样的人们”，在逃离后对乡土社会的回望将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城乡视野带入了文学，城市和乡村开始成为具有鲜明价值判断的文化空间。[17]不过，20世纪初期文学中的乡村，在城市现代文明之光烛照下尽显衰败与病容，乡民尽显生活的艰辛与精神的病苦，乡村文化成为落后与愚昧的体现。鲁迅及现代乡土小说作家，在文学视野中发现现代意义上的乡村，对其保持了一种远距离的精神观望；30年代左翼作家用抽象的革命意识想象血肉横飞的乡村，京派文人笔下的乡村又充满士大夫的诗情画意。直至4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和合作化运动，从社会现实层面使得乡村社会秩序发生结构性改变，大量城市知识分子也因此被吸引到革命圣地延安，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明确要求文艺工作者把20世纪最具现代性的社会革命理想传播到中国乡村世界，解放区文学中的乡村在革命思想的涤荡下才一扫感时伤世的情调。亲身投身于社会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对现代文明的渴望、对革命理想的坚信、对新生政权的认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让他们的创作洋溢着青春气息，文学对乡村世界的想象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景象。城市想象隐藏在乡村想象中，乡村自身的现代想象成为消除城乡差异的主要方式。至此，五四以来新文学中城乡关系的文学想象模式得到重建，乡村主题因其政治性受到青睐，城市主题开始模糊，城乡关系成了这一时段文学中一个潜在主题。赵树理小说叙述中的乡村伦理变革，丁玲、周立波土地革命叙述中的民主想象，柳青《种谷记》中想象的集体劳动，欧阳山《高干大》中探索乡村经济的自由，孙犁、康濯等对乡村中“讲卫生”“识字”“改造”等新鲜生活场景的描述等，让解放区文学中的乡村呈现出现代变革气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乡村想象成为文学的主要内容，赵树理、周立波、柳青等作家在进京后重返乡村，在亲身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中对乡村现代建设有更深入的思考和想象，《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以及《艳阳天》《金光大道》等作品成为社会主义乡村想象的典型文本。
仔细阅读40—70年代文学的叙述，文学在对新生活新社会进行充满创世纪的激情想象时，文学也注意到新社会初期更复杂的“革命的第二天”问题。虽然小说中城乡世界中“革命”如何发生是此时段小说叙述的重心，但“真正的问题都出现在‘革命的第二天’。那时，世俗世界将重新侵犯人的意识，人们将发现道德理想无法革除倔强的物质欲望和特权的遗传。人们将发现革命的社会本身日趋官僚化，或被不断革命的动乱搅得一塌糊涂”[18]。新生基层政权组织不纯，革命者革命激情消退，革命积极分子蜕变，农民的物欲被挑拨，干部特权遗传，乡村人情、社会关系复杂，革命工作中出现官僚作风等，单纯依靠新人德性的标榜并不能解决这些历史问题，社会现代化的问题在“革命第二天”才真正开始。40—70年代小说在为建构社会主义新社会而书写革命中国时，部分作者开始注意到革命过程中的这些深层问题。不过这样的思考随着文学规范的要求逐渐在60—70年代的文学中消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文学，本应深层触及40年代解放区文学既已触及的“革命的第二天”问题，并用“新的世界、新的人物”来建构未来生活秩序，解决社会现代化中出现的更多复杂问题，这需要作家更大的想象气魄与勇气。
不过，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城市经济、文化对乡村青年产生巨大吸引力，城乡问题、城乡关系开始向不同层面展开，城乡想象的方式随着社会语境的变迁发生改变。《哦，香雪》中开进乡村的火车对山村女孩产生巨大吸引力，《人生》中“进城”梦成了高加林最大的人生欲望，当所有悲欢都与他们对城市生活的向往有关时，乡村文化一方面在小说叙述中重回五四文学的模样；另一方面又成为城乡对立中作家判断现实的一种表述方式。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发展在让更多乡村廉价劳动力在全球化工厂中生产制造现代生活的必需品时，给乡村来城市的寻梦者呈现出现代化“幻象”。数以亿计的青年农民离开乡土，看到现代城市文明却难能分享，在经历维权、讨薪、伤残、久别的身心痛苦后迷失在城市文化中，在游荡中失去了乡村人情伦理，成了回不去的无家者。“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下，如何重构稳定的社会秩序和道德理想，已是一个严重而紧迫的问题。”[19]我们开始意识到乡村现代化并不等于完全的城市化，更重要的是自身的现代化。在这样的语境中，20世纪思想资源中的左翼文学、延安文艺、社会主义文学重新进入部分作家和读者眼中，新世纪文学想象再一次敞开底层声音，想象中寄寓的公平、平等、正义等社会理想，具有了重新赋予新世纪“底层”社会一种保护性的力量，“不忘初心”成为新世纪对当代中国政治理性的迫切要求。
三
40—70年代这段文学中，对乡村中国的社会主义想象，粗略地说，赵树理、柳青和浩然的小说书写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想象方式和价值取向。
城乡问题，是社会发展到现代之后才出现的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者在意识到城乡问题后，对乡村的书写采用城市视角，赵树理等小说的出现对这种乡村的现代想象进行了反拨，始呈现出一种乡村视角。站在乡村内价值立场上想象乡村的现代，赵树理的小说不光转化传统小说叙述的资源，如文体、语言、描写对象等，更注重对新乡村人情伦理和社会秩序的建设，乡村的日常生活、风俗人情、家长里短、农事农活等出现在赵树理的乡村世界中，成为他想象乡村的主要对象。在这一系列日常生活叙述中，乡村外来现代思想逐渐进入乡村，村民以地方的眼光看待外来的现代思想是否给民众生活带来实利，也自觉抵御外来文化对乡村文化的侵害，显现出接受外来文化时的主体性。在表现乡村世界时，赵树理的重心并不在表现外来新思想如何强制性地介入乡村生活、改变乡村生活上，而是在乡村内的人们如何接受或抵制外来思想的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的常与变。审视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国乡村世界需要的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现代，现代化中国乡村的主体想象和共同意识应该建立在怎样的文化基础之上，该怎样叙述中国乡村的现代的问题，在这样的层面上，赵树理想象乡村现代的立场仍需要重新思考。
与赵树理小说相近，40—70年代的部分小说对乡村现代的书写与赵树理有相似的乡村内立场。如40年代菡子《纠纷》中对寡妇改嫁的民间看法，马烽《金宝娘》中对乡村“破鞋”女性的同情等，50年代周立波《山乡巨变》中流露出的对乡村日常生活、人情伦理的认同，师陀《前进曲》、秦兆阳《亲家》《刘老济》、蔡天心《初春的日子》等文中老农迫于家庭或乡村人情而入社的恓惶，秦兆阳《改造》中范老梗改造地主王有德过程中的朴素乡村情谊，马烽《一架弹花机》对乡村中单纯追求现代技术的思考，吉学霈《两个队长》、西戎《赖大嫂》中对恶姑女性的同情，刘澍德《瓜客》中对父辈乡村世界的回忆，马烽《四访孙玉厚》中孙玉厚对官僚体制的批评，西戎《行医事件》中用人情话语对强行进入乡村的“科学”话语的抵抗，康濯《过生日》、胡正《七月古庙会》对乡村日常生活的认同，等等，都是站在乡村内看取外来的现代文化，形成对乡村现代的另一种想象方式。
柳青的《创业史》为中国现代文学想象性地塑造了梁生宝、徐改霞这样健康、明朗、朝气蓬勃的崭新农民形象，在完成对新中国农民的本质性建构时，柳青也以理想主义的方式实现了书写“新的世界”的目的。想象“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想象乡村社会主义现代的可能性，这种书写姿态中明确带有用乡村外来现代价值改造乡村传统的意识。在对乡村现代的想象中，合作化新生产方式强势地进入乡村，时间被赋予指向未来的意义，乡村社会组织方式和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静态乡村生活开始变得喧嚣，“勤俭创业”“劳动光荣”等崭新的伦理价值被确立。在国家社会主义理想引导下，原来如同马铃薯一样散落的农民在合作社中被强有力地组织起来，开始共同想象未来可能的乡村现代生活。与《创业史》相类似，明确地用乡村外来的现代价值来实现对乡村的重新想象和改造，40年代就有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暴风骤雨》对乡村会议议事方式、斗争民主程序的看重，柳青《种谷记》中对集体生产方式的想象，而乡村日生活中的“识字”“讲卫生”“改造”等话语更是外来话语对乡村价值的重构。不过五六十年代小说中，外来话语改造乡村时，少有社会秩序层面的具体建设，多有人物阶级德性对乡村世界的改造，如《山乡巨变》中刘雨生、《创业史》中梁生宝身上多凸显无私奉献的德性，“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想象开始疏离“革命的第二天”带来的问题。
六七十年代以浩然为代表的小说创作，是对社会革命想象的继续，对未来生活的想象中，阶级话语是其重要资源，《艳阳天》《金光大道》是对《创业史》主题的进一步续写。这种书写姿态本具有现代意味，然而作者未能将萧长春、高大泉这样人物的牺牲奉献上升到历史意识高度，新人在派性斗争中消解了乡村的民主意识，群众失去思考革命的主体性，思想分歧的解决方式开始完全依赖于权力体制，英雄人物德性的无限标榜让乡村社会失去了对社会历史的理性认识，乡村中的经济、生活秩序建设变成了展开斗争的背景而失去了独立意义，小说对乡村未来社会的想象失却了深广度和现代性。比较60年代前后小说中“新的世界新的人”的想象，可以看到新人逐渐被造成了“神”，在不断突出政治觉悟、无私品质、强健体魄、坚定社会主义道路信念时，也不断削弱了人物的未来性。透过英雄人物的日常生活，如爱情、劳动、返乡、学习、话语权等方面，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其对革命意识的涣散，和对外来现代思想、乡村内人情物理的排拒。
20世纪40—70年代文学对乡村中国的社会主义想象是不同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文学启蒙、审美立场的另一种现代性追求。对现代文明的渴望、对革命理想的信念、对新生政权的认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让这一时段小说中的乡村充满生机，城市想象隐藏在乡村想象中，乡村自身的现代想象成为消除城乡差异的主要方式。本书发掘40—70年代社会主义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主义文学想象，关注文本想象、塑造、生产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的方式，通过对文本显性、隐性叙述方式的解读，发现文本话语运作中的裂缝、延宕、喧哗、无意识遗漏等，挖掘文本中被压抑的声音和视角，阐述文本想象内容和方式的复杂性、丰富性、多样可能性。40年代解放区小说对乡村现代的初想，或努力建构讲人情伦理的乡土社会秩序，或强调乡村外来现代思想对乡村革命的意义，注意“革命的第二天”问题，对乡村社会秩序未来想象扎根于乡村历史和现实，想象乡村现代的内容和方式多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1949—1962年的小说叙述中，想象新社会秩序是小说主要内容，多数作家游移在城乡两种话语中间，叙述中留有大量裂隙，呈现了城乡现代的多种可能性。1962年后浩然为代表的小说创作，把新人新社会想象放置在派性斗争话语中，单纯的德性标榜让小说想象的未来社会失去可实现的可能性，乡村现代的想象未能继续和深入，城乡想象的审美现代性和社会现代化及其互动关系被搁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