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古典文学思想中的差序性观念

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如此描述白居易和元稹领导的新乐府运动：“806年（唐宪宗元和元年）以后，文坛上渐渐开始了一个现实主义文学运动，许多诗人都从事新乐府的写作。当时的社会面貌和阶级矛盾在文学中得到全面的深刻反映。在这运动中伟大的诗人白居易是杰出的参加者和倡导者。……他的好友元稹也有许多与他类似的看法。他们全面地建立了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总结了我国自《诗经》以来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经验；认识了文学的社会功能，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和文学的思想性和倾向性，彻底地宣布和唯美主义、形式主义文学决裂；确立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正宗地位。”[5]“当时的社会面貌和阶级矛盾在文学中得到全面的深刻反映。”其构建起的无疑是一种反映论的文学观。倘若纯在现代的学术语境内讨论这一问题，其当然不能算错。但倘若考虑到一千多年前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原初语境，这种说法则又遗漏了诸多细节。反映论固然在认识论的层面上说明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但它毕竟是一个外来的概念。而“众所周知，在我国古典文论中”实在“缺少反映论的传统”[6]。在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中，儒家的文学观更贴近“现实主义”，但其对文学的理解，却基本是功能主义的。无论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诗教说，还是“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7]的美刺说，其关心的都不是文学到底是不是客观世界的反映问题，而是文学的功能问题。而更重要的，是这种陈述当中，嵌套了一种儒家的差序性观念。

在社会学的领域，“差序性格局”曾被费孝通先生用来概括和描述中国乡村的社会关系。但其实在中国传统的经典中，已经存在“差序”的概念。《文心雕龙·书记第二十五》：“若夫尊贵差序，则肃以节文。战国以前，君臣同书。秦汉立仪，始有表奏。王公国内亦称奏书。”[8]所不同者，费先生所说的“差序性格局”主要指的是一种社会关系，它是像水波一样一圈一圈的，可以被想象成是平面的，而刘勰所说的“差序”则主要社会的层级结构，它更像是竖直方向的。“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它和儒家所想象的社会结构是一致的。从竖直方向的分布这个想象出发，或许一个地质学上的概念更为形象：它是“层序”化的。在地质学中，“层序”被用来描述地层之间的关系，但在这里，我们只取其上下分布的比喻性含义。

明了了古代文人所描述的文学景观更像是“层序”化的，就会进而明了它和现代文学史中那种“现实主义”的描述相差有多远。在一种“客体—文学—主体”的平面化描写框架里，文学对应于社会层级的那种“层序”化的竖直结构其实被取消掉了。社会的层级结构，比如阶级结构，变成了被文学反映的事实，而文学的本体却似乎脱离了这一结构。事实上，在古代传统的一些“现实主义”文学家看来，文学本身其实是应该嵌套在这一竖直的社会结构之中的。譬如论白居易之文学思想，人多举其《策林》为据，今观其《策林》六十九《采诗》，其言曰：

臣闻圣王酌人之言，补己之过，所以立理本、导化源也。将在乎选观风之使，建采诗之官。俾乎歌咏之声，讽刺之兴，日采于下，岁献于上者也。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诫。……故政有毫发之善，下必知也；教有锱铢之失，上必闻也。则上之诚明，何忧乎不下达？下之利病，何患乎不上知？上下交和，内外胥悦。[9]

所谓“日采于下，岁献于上”，显然是把诗歌当成一种中介来看待。又其《寄唐生诗》：

……我亦君之徒，郁郁何所为。不能发声哭，转作乐府诗。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功高虞人箴，痛甚骚人辞。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未得天子知。甘受时人嗤。……[10]

诗歌最终的读者，其实应该是天子。再加上他所使用的“上”“下”这样的言语，故在白居易的描述里，文学其实是按竖直方向循环于民间和庙堂之间的。这种以功能为核心、以社会的政治框架为参照的竖直的描述结构，和现代“现实主义”文论家所持的平面循环的认识论结构是有差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