谯定易学探微[1]
谯定字天授，北宋涪陵（今重庆市涪陵区）人。尝从郭载、程颐治《易》，精于象数，有《谯氏易传》，是宋代巴蜀易学的重要人物，影响深远。其门人私淑有朱熹父师胡宪、刘勉之及冯时行、张行成、张浚等易学大家，所开创的“涪陵学派”成为洛学及蜀学的一大宗。据不完全统计，谯定的门人及二传、三传弟子达数百人之多，几达《宋元学案》立传者的三分之一。曾两次被征召入朝，授予要职，《宋史》为之立传。
20世纪末以来，有少数学者对谯定其人及其学术作了初步探讨。然而由于有关资料甚少，对其易学虽有涉及，但并未展开讨论，学术界至今对其了解不多。现根据一些新的材料对谯定易学进一步作些分析，同时对其生平事迹中尚未厘清的几个问题亦附考焉。
关于谯定易学的性质，一般认为属“两派六宗”中的象数派。因定尝言：“易有象学数学，象学非自有所见不可得，非师所能得也。”[2]其以《易》解诸葛亮八阵图，即本象数。靖康中，胡舜陟举荐定“尝受《易》于曩氏郭先生，究极象数，逆知人事”[3]，朱熹明言其“为象学”，程迥述其易学源流亦云：“尝受《易》于羌夷中郭载，载告以见乃谓之象与拟议以成变化之义。郭本蜀人，其学传自严君平。”[4]然从现有材料来看，这一结论似值得商榷。
谯定易学最推崇的，莫过于“见乃谓之象”。当胡宪向他请教易学时，谯定告诉他首先要体会“见乃谓之象”一句。若能通此一句，则64卦、384爻皆通。[5]可见此乃谯定易学纲领性要点。其重要性在于：“象之在道，乃易之在太极。”[6]这是什么意思呢？
“见乃谓之象”出自《周易·系辞上》，原文云：“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其“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二句，王弼注云：“兆见曰象，成形曰器。”孔颖达疏云：“气渐积累，露见萌兆，乃谓之象，言物体尚微也。体质成器，是谓器物，故曰形乃谓之器，言其著也。”朱熹则解此二句云：“见象形器者，生物之序也。”[7]答门人问云：“其实见而未形、有无之间为象，形则为器也。”[8]可见所谓“象之在道”原来并无甚高深含义。而谯定以“象之在道”比附于“易之在太极”，则传达出了以下重要信息。
1.“象”不是谯定易学的最高范畴，最高范畴是“道”。“象”与“道”的关系，正如“易”与“太极”的关系一样。《系辞》说“易有太极”，朱熹释云：“易者阴阳之变，太极者其理也。”[9]“象”与“道”是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
2.《系辞》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象”则介于已形未形、道器之间，是生生之谓易的中间环节。根据以上两点，则“见乃谓之象”既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也具有生成论的意义。
3.理解本体和生成，可以从多处切入。谯定由“见乃谓之象”切入，可见其对象数的确非常重视，认为是治《易》的枢纽。
4.而从“易有太极”的角度解释“见乃谓之象”，锁定了“象”的形下地位，又表明谯定并非象数至上论者，而融入了较多义理成分。
因此，如果仅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实在看不出谯定的易学观与程朱易学有什么原则上的分歧。如果因为看重象数，就将其归入象数派，朱熹自己不也是极其重视卦爻，反对空谈义理，认为《周易》最初的性质是卜筮之书吗？然而朱熹却对谯定的易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要么说：“如此教人，只好听耳。使某答之，必先教他将六十四卦自乾、坤起至《杂卦》且熟读，晓得源流，方可及此。”“若做个说话，乍看似好。但学《易》功夫不是如此，不过熟读精思，自首至尾章章推究，字字玩索，以求圣人作《易》之意，庶几其可。一言半句，如何便了得他。”要么干脆说：“此不可晓。”“他自是一家说，能误人，其说未是。”[10]其实谯定并没说悟得“见乃谓之象”一句，64卦、384爻皆可从略，不过是先立乎其大，纲举目张之意。这样的批评，实在有些冤枉。朱熹对谯定向来颇有成见，认为他不能列为程颐门人，因而对其说未能客观仔细地加以抽绎，以致其批评未得要领，甚至理解上也不免存在某些偏差。[11]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谯定的功夫论。王质说“涪陵谯先生初习佛，伊川授其学以《大学》《中庸》而指其法以敬。先生悦之，弃家破产，疲曳妻子以从之游”[12]，曾敏行也说“伊川教以《中庸》诸书，多有颖悟”[13]，可见谯定深得程门心性功夫之传。其后胡宪向谯定问《易》，久未有得，谯定告诉他：“是固当然。盖心为物渍，故不能有见，唯学乃可明耳。”胡宪于是喟然叹曰：“所谓学者，非克己工夫也邪？”自是一意下学，不求人知。[14]林之奇也说谯定：“为之尽发所蕴，俾洞明格物致知之要。”[15]当张浚向谯定问学时，谯定告诉他“但当熟读《论语》”，张浚“自是益潜心于圣人之微言”[16]。心为物渍，格物致知，学以明之，从熟读《论语》、日常躬行入手，这些主张，正是典型的程朱理学思想，一望可知。
谯定还专门作《牧牛图》，以发挥其心性功夫思想。四部丛刊本《百家诗话总龟后集》卷7载：
涪陵谯天授《牧牛图诗》，一章言其崇明礼法，目无邪视，可否昭判，拣辨无舛，依见见正，色尘不迷，故能非礼勿视。如牛双目变白，畏鞭棰，警视不易。设有他恶，不敢纵观矣。诗曰：喜见双眸白，通身黑尚全。整思南亩稼，还忌牧童鞭。妄色无轻学，非观已屡悛。回光惟圣道，此外竟何缘。二章言其外屏非闻，耳无邪听，入耳著心，但惟圣道，依闻审音，恶声不惑，故能非礼勿听。如牛角耳变白，耸耳低首，惟牧是聆，更无他念矣。诗曰：耳角冰霜洁，须知听不讹。法言缘理辨，邪说自心诃。响外聆微旨，音中味太和。淫荒无复入，非礼末之何。三章言其戒谨辞气，口无妄言，戏渝谗诬，不形声说，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依苦谨辞，修辞立诚，故能非礼勿言。如牛唇口变白，为牧所缠，不得妄鸣。惟渴饮饥食，始得解释矣。诗曰：白口缠圈索，言非驷莫追。心声休妄发，敬道复何疑。正信通神鉴，渊谈协初仪。能为天下则，诚自我无欺。四章言其遵守礼法，中主惟敬，心无妄动，举必循理，精诚外发，照破邪行，素履而往，往而无咎，故能非礼勿动。如牛四足变白，犹恐散失，未舍鼻索矣。诗曰：四足虽更白，犹宜鼻索拘。草田方缓执，禾径未相逾。步步无非履，心心向大途。见闻言动事，到此竟何殊。五章言其学习美成，礼法文质，内外自然，克己复礼，归于至诚，不假行将，动容周旋，皆中乎礼，盛德之至，居德之盛，尚可形容？故如牛首尾变白，牧者置鞭闲坐，不执鼻索，放旷无拘，顿绝所犯矣。诗曰：鼻索何劳执，长鞭已弃闲。大田随俯仰，古道任回环。义草餐清野，仁泉饮碧湾。德纯非用牧，危坐对层山。六章言其抑为不厌，好古敏求，积而至圣，思虑销陨，情识净静，犹金鉴焉，不迎不将，应而不伤，心体世通，超然绝疑，动静无意，但寓形于世而已。如牛全白，纯一不杂，人牛两息，灭意相拘矣。诗曰：一饱心休息，安眠百不知。有形随处寄，毋意复何疑。用舍非关念，优游绝所窥。相忘人世外，惟有牧童儿。七章言其逆顺难测，混同体用，随世态卷舒，例阴阳惨酢，损益盈虚，与时偕行，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一切毋必，道合则从。犹如白牛虽带圈索，已无牧人矣。诗曰：圈索离牵执，从兹牧者亡。何心拘小节，平步蹈中常。饥饱随[口]过，行藏任运将。春山春草绿，逢处可充肠。八章言其仕止久速，咸契所宜，达节善变，出处无际，进退存亡，不失其正，独见几权，应世无固，不俟终日。犹如白牛随方运动，饮食无系矣。诗曰：日暖随方去，天寒隐有余。当行非俟牧，可止便安居。饮食和粗细，周旋契疾徐。权几虽应用，岂外是如如。九章言其无方无体，妙绝万物，不见有己，身心销复，与道混融，一切毋我，又何分别，随时应用，应物张机，无有本体，名言胡义，留为世训，警策后觉。犹如无牛可得，惟存鼻索，传示将来矣。诗曰：相尽云何牧，心融孰是牛。我人依妄立，学行假名修。不见当先迹，宁知有后由。鞭绳应到此，聊为且有留。
此图及诗今仅见于四部丛刊本《百家诗话总龟后集》卷7，影响很大，宋元诸大儒多有引用评论者。如朱熹曾举谯定《牧牛图序》云：“学所以明心，礼所以行敬。明心则性斯见，行敬则诚斯至。”[17]
张栻言：“涪人谯定从伊川学，以其所见作《牧牛图》，如非礼勿视则牛眼白，非礼勿听则耳白，非礼勿言则口白，非礼勿动然后身白。籍溪得其图，以寄犹子大原，张之书室。一日，母翁夫人见之，指心曰：‘只这里转了后，那得许多事。’”[18]
元明之际文学家张以宁尝作《闲极说》云：“余观涪陵谯先生作《牧牛图》十，其始也绳以驭之，棰以惧之，手之目之，心之腹之，唯恐其纵逸而蹂躏也，夫安得须臾闲哉。及其久也，人牛熙熙，绳棰不施，其闲可知也。其极也浑沦一白，人牛无迹，闲又不足言矣。”[19]
《小学绀珠》卷3则云谯定另有“绝四”八图：“四无：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绝四。毋，《史记》作无。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辞，圣人绝此四者，何用禁止。慈湖杨先生有《绝四说》，谯定为八图。”
居敬涵养，明心见性，下学上达，此非正宗的程朱派心性功夫论而何？由此，我们认为朱熹关于谯定非程颐门人的结论应该翻案。谯定“弃家破产，疲曳妻子以从之游”，对程门之学总体上是笃信不疑、身体力行的。事实上，将谯定列为程颐大徒高弟者大有人在。明确指出谯定为党事后程颐门人的是郭雍，见前引朱熹《晦庵集》卷30《与汪尚书》。其他尚有《建炎杂记》甲集卷6、《两朝纲目备要》卷4、《鹤山集》卷42《简州四先生祠堂记》等。刘克庄曾将谯定作为笃守师说的典范，称刘弥邵：“由朱程以求周孔，由周孔以求羲文，其笃守师说，虽谯天授、袁道洁无以加也。”[20]阳枋甚至将谯定与张载相提并论，云：“二君子出处大略相似而趋向各不同，固未易较其优劣。然皆资禀高明，见道敏而用心刚，中行独复者也。”[21]明胡直则将其与二程、尹焞、张栻、魏了翁、薛瑄、蒋信等大儒并列[22]，可见谯定不辱师门是学者普遍认同的。
细绎朱熹对谯定程氏门人身份的质疑，理由有二：一是“问以伊川易学，意似不以为然”，二是“至考其它言行，又颇杂于佛、老子之学者”。[23]第一条理由，谯定对程颐易学不尽首肯，容或有之。因谯定治《易》，本自郭载象数而入，而程颐《易传》则纯说义理，故有不合。但从总体上讲，这并不足以说明谯定否认程氏易学，更不足以说明他不赞成程氏性理之学。如前所述，谯定易学融入了较多义理成分，这正是自程颐而来。吸收其师的义理思想，又充分重视象数的载体作用，以避免流于空疏，似无可厚非。朱熹自己不是也认为程颐《易传》固然精深，但不少地方是脱离了经文原意，另说一套道理吗？他自己治《易》，不正是以兼及象数、义理为特色吗？至于第二条理由，就更站不住脚了。在当时的时代思潮下，有几个学人不涉猎于二氏？程颐、朱熹本人皆曾“出入于释老几十年”，何独苛求于谯定呢？诚然，以朱熹学成后的尺度去衡量，谯氏言论容有驳杂之处。但言其大端，其笃信程氏之学则是可以肯定的。何况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有不同的见解是应该允许的。
清人胡渭论及胡宪、刘勉之从学谯定时说：“[胡、刘二人]所欲闻者义理也，而定本象数之学，不能有所益。定于伊川不纯师，二公于定亦未纯师也。（中略）昔严君平著《老子指归》，而郭曩氏始祖为其师。然则定所受者乃老子之《易》，其于圣人之道犹爝火之于日月也，何足选哉！何足选哉！”[24]此论显然从朱熹而来，有失公允。
由谯定的功夫论反观其易学，我们认为将谯定易学的性质归入象数派的传统观点值得商榷。谯定治《易》固然从象数入手，对卦爻始终高度重视，但自见程颐，“尽弃其学而学焉”，“弃家破产，疲曳妻子以从之游”，其受义理易学的影响是巨大的。仅就现存有限的谯定论易论学资料而言，其对师门亦步亦趋，俨然程氏本体功夫。因此，谯氏易学似不应简单地归入象数派，而是兼具象数、义理，一如后来朱熹的取向。如此看待谯定易学的性质，似更为客观。
最后，对几个过去罕有涉及的谯定生平事迹的问题作些简单的讨论。
1.谯定的字号，又有字天发，号达微、可翁之说。
字天发见于《方舆胜览》卷61涪州人物条、《蜀中广记》卷18。两书为宋明涉蜀要籍，其说可备参考。但字天发之说仅见此二例，且《方舆胜览》所述谯定事迹多误，故似宜取谨慎态度。
号达微见于宋阳枋《回巫山李宰札》[25]、《跋青城赵日休居士文》[26]，明刘茝《秋佩生作墓志铭》[27]。阳枋为南宋合州巴川（今重庆市铜梁区）人，刘茝为明重庆府涪州（今重庆市涪陵区）人，他们的记载应是可靠的。则今知谯定号达微，其遗诗一联，也可宝贵。
号可翁见《诗总闻》卷7《东门之池》解，云：“过涪陵，见古寺题谯可翁三字，必谯定也。其详见《祠堂记》。”此书为宋王质著，质去过涪陵，从程颐的孙子那里得到不少第一手资料，自称知谯定本末出处甚悉[28]，所记应较为可信。
2.谯定的籍贯，诸书有更具体的记载。如《方舆胜览》卷61、《氏族大全》卷6均言其为乐温县玉溪人。《蜀中广记》卷18“长寿县”引《乐温县志》云：“玉溪里在县西八里，宋贤谯定天发、
渊亚夫所居也。”乐温在宋代与涪陵同为涪州属县，而州治在涪陵，故统称谯定为涪陵人。实则该县已于至元二十年（1283）并入州治，即今重庆市长寿区，在涪陵区西北。
3.关于谯定的师承，有一点值得注意。朱熹说“涪人谯定受学于二郭：载、子厚，为象学”[29]，“子厚”其人无考，学术界也无人提及。其究系郭载之子名厚，抑或姓郭名子厚，或字子厚，因资料缺乏，难以臆断。不过其为谯定学术重要源头，却是可以肯定的。巧的是郭忠孝、郭雍父子也以治《易》名家，世称“二郭”。忠孝为程颐门人，雍字子和，也隐居不出。“子和”与“子厚”音近，不过尚看不出二人有什么联系。其“子厚”者尚待进一步考证。
4.谯定崇祀之处，有钩深堂、四贤楼、景贤祠等。《方舆胜览》卷61载：“钩深堂，绍圣丁丑，伊川谪居于涪，即普净院辟堂传《易》，阅再岁而成。元符庚辰，徙夷陵，会太史黄公自涪移戎，过其堂，因榜曰钩深堂。嘉定丁丑，范仲武请为北岩书院，正堂奉安伊川先生塑像，其左待制尹公祠，其右为直阁谯公祠，简池刘光祖为之记。”又云：“四贤楼在北岩，谓程、黄、尹、谯也。”雍正《四川通志》卷28载，景贤祠在灌县文庙内，祀名宦“吕大防、宋珰、冯伉、刘综、刘随、马执中、张弘、王鹏，先儒范贤、李浩、宋汝为、谯定，乡贤李畋、代渊、张综、张愈、张须正”。
[1] 本文原载《宋代文化研究》第23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2] （宋）朱熹著，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67，中华书局1980年版标点本，第5册，第1677页。
[3] （宋）汪藻著，王智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卷11，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册，第1157页。
[4] （宋）程迥：《周易章句外编》，《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册，第17页b。
[5] 参见（宋）朱熹著，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67，第5册，第1677页。
[6] （宋）朱熹著，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67，第5册，第1677页。
[7] （宋）朱熹：《周易本义·周易系辞上传第五》，中国书店影印本1987年版，第21页b。
[8] （宋）朱熹著，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67，第5册，第1677页。
[9] （宋）朱熹：《周易本义·周易系辞上传第五》，第22页a。
[10] （宋）朱熹著，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67，第5册，第1676—1677页。
[11] （宋）朱熹《与汪尚书》11云：“渠说又云谯天授亦党事后门人。熹见胡刘二丈说亲见谯公，（中略）问以伊川易学，意似不以为然。至考其它言行，又颇杂于佛、老子之学者，恐未得以门人称也。以此一事及其所著象学文字推之，则恐其于程门亦有未纯师者。”[（宋）朱熹著，郭齐、尹波编注：《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卷30，福建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册，第1471页]此见其有先入为主之见。朱熹云：“谯先生说见乃谓之象有云，象之在道，乃易之在太极，其意想是说道念虑才动处便有个做主宰底。然看得《系辞》本意只是说那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底意思。”[（宋）朱熹著，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67，第5册，第1677页]此见其对谯定原意理解不确，批评无的放矢。
[12] （宋）王质：《涪陵谯先生祠记》，《雪山集》卷7，《四库全书》本，第1149册，第1页a。
[13] （宋）曾敏行：《独醒杂志》卷7，《宋元笔记丛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1页。
[14] 参见（宋）朱熹《籍溪先生胡公行状》，载（宋）朱熹著，郭齐、尹波编注《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卷97，第11册，第4525页。
[15] （宋）林之奇：《秘书省正字胡宣教行状》，《拙斋文集》卷18，《四库全书》本，第1140册，第1页b。
[16] （宋）朱熹：《少师保信军节度使魏国公致仕赠太保张公行状》，载（宋）朱熹著，郭齐、尹波编注《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卷95上，第11册，第4391页。
[17] （宋）朱熹著，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67，第5册，第1677页。
[18] （宋）真德秀：《西山读书记》卷3，《四库全书》本，第705册，第25页a；《孟子集编》卷11，《四库全书》本，第200册，第17页a。
[19] （明）张以宁：《闲极说》，《翠屏集》卷4，抄明成化刻本，第6页a。
[20] （宋）刘克庄：《季父易稿》，载（宋）刘克庄著，刁忠民等点校《后村先生大全集》卷95，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册，第2449页。
[21] （宋）阳枋：《跋青城赵日休居士文》，《字溪集》卷8，《四库全书》本，第1183册，第14页b。
[22] 参见（明）胡直《大益书院祭文》，《衡麓精舍藏稿》卷21，《四库全书》本，第1287册，第25页b。
[23] （宋）朱熹：《与汪尚书》11，载（宋）朱熹著，郭齐、尹波编注《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卷30，第4册，第1471页。
[24] （清）胡渭：《论蜀隐者》，《易图明辨》卷10，《守山阁丛书》本，第13页b。
[25] 文云：“某日薄崦嵫，问戍纳履，望巴山冬杪欲雪，亟思袖《易》编，倚岩熟读。涪陵使君得以北岩萦绊，（中略）谯达微先生有诗云：丹叶不劳题姓字，免随风月落人间。”《字溪集》卷6，《四库全书》本，第1183册，第14页a。
[26] 文云：“谯达微早从业二氏，无所见，专意伊川之《易》。后于洛中超然遗世，为时尊敬。”《字溪集》卷8，《四库全书》本，第1183册，第14页b。
[27] 文云：“涪州旧有五贤祠，祀编置程伊川，别驾黄山谷，郡贤
亚夫，地主谯达微。”（明）黄宗羲：《明文海》卷454，清涵芬楼抄本，第7页b。
[28] 参见（宋）王质《涪陵谯先生祠记》，《雪山集》卷7，《四库全书》本，第1149册，第1页a。
[29] （宋）朱熹著，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67，第5册，第16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