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研究缘起
笔者对壮族形象建构问题发生兴趣始于2004年博士课堂上阅读和讨论刘禾的《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一书的时候。她的“书写”（writing）一词，突然让笔者想起了历史文献对壮族的“书写”。以前，笔者出于研究壮族审美意识的需要，曾经翻看过这些历史文献，对于其中一些有关壮族的叙述，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有的“书写”简直不把壮族当人看，而刘禾的“书写”理念，让笔者觉得历史文献的壮族“书写”里有值得深究的问题。
刘禾说，在跨语际翻译中译入语会改变本源语的某些词汇的含义，以适应译入语国家的文化情势的需要，比如“国民性”一词（或译为民族性或国民的品格等），最早来自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现代民族国家理论，是英语national character或national characteristic的日译，但在经由梁启超等晚清知识分子从日译转译入我国之后，该词语在我们国家的语境中，就已经没有了在19世纪欧洲殖民国家里用以标明欧洲优越于殖民地国家，以及西方征服东方、剥夺那些被征服者的发言权的含义了，而是被用来发展我国的现代民族国家理论，并把中国的落后挨打归结为“国民性”的缺陷，如奴性、无知、自私和缺乏自由的理想等，并认为中国的国民性必须经过改造，才能适应新时代的生存需要。“国民性”这样的译后含义，的确已经跟该词在19世纪欧洲的国民性理论中的含义完全不同了。刘禾据此指出，跨语际翻译中的语言，亦即“书写”，在译入语文化语境的作用下具有改变本源语实际含义的功能。以跨语际翻译中的这一“书写”含义，来看历史文献的汉族作者对壮族的叙述，就可以发现两者具有相通之处。即汉族作者以汉语来“书写”壮族的民族性，实际上等同于以汉语来“翻译”壮族的现实并以适应汉文化语境的某种需要为基本出发点，这导致了他们的壮族“书写”，也跟跨语际翻译中的“书写”一样具有一种改变的功能，亦即改变或者是歪曲了壮族的民族特性。他们所谓的“书写”壮族，实际上已经与真实的壮族有了出入。这就是那些如今看起来“不太公正”“不人道”的壮族叙述出现的缘由。而这样的叙述，因为与壮族的民族特性密切相联，因而其壮族形象的建构功能非常明显。这自然让笔者想到了壮族形象的建构问题，但问题的深化与清晰，还是要等到笔者了解了萨义德的东方学和法国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之后。
由于刘禾的关于跨语际翻译中的“书写”的思想，是受了以萨义德为代表的西方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影响与启发的结果，比如她在书中就明确地说到，萨义德的《东方学》影响巨大，“真正做到了跨学科、跨语言、跨国界的突破，是我们了解当代理论来龙去脉和发展动态的必读书”[1]，所以，笔者就由刘禾而顺势追溯到了萨义德的《东方学》。
萨义德的《东方学》真的让笔者有种大开眼界的感觉，他在该书中谈到的西方科学家、传教士、学者、作家、商人、士兵和帝国的行政官员关于东方的描述，直接就让笔者将之与历史文献的壮族“书写”联系在了一起。之前在脑海中出现的壮族形象的建构问题，就逐渐变得深刻起来了。萨义德的一些话语稍作改变就可以直接套用来阐释历史文献的壮族“书写”。
比如萨义德认为，欧洲人对于东方的看法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早期的“浪漫化东方”，另一种是带有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欧洲殖民主义强烈而专横的政治色彩的“妖魔化东方”。前者是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东方”，它在欧洲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而后者则是欧洲人从欧洲比东方优越、比东方先进的文化霸权理念出发所构建出来的“东方”。这时的“东方”，是作为理性的、贞洁的、成熟的、正常的欧洲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往往代表着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形象含义。萨义德认为，无论是哪一种关于东方的看法，欧洲东方学关于东方的论述，对所谓的东方的真实性都很少依赖，也无法有效地依赖，因为东方学的一切都置身于东方之外，它更多地依赖于西方而不是东方，特别是依赖于西方的许多表述技巧，而且也正是这些技巧使东方可见、可感，使东方在关于东方的话语中“存在”。
而这些关于“东方”的话语被一些人创造了出来之后，又被更多的西方人前赴后继地当作是普遍的真理而用于描述现实世界的东方和重构东方人的形象，而且由于他们所用以言说的西方的观念、学说和思潮的不同而使“东方”呈现出诸多不同的面目，有语言学的东方、弗洛伊德的东方、斯宾格勒的东方、达尔文的东方、种族主义的东方，等等。所以，萨义德因此认为，东方学作为欧洲的一种关于东方的知识，在某种意义上创造了东方、东方人和东方人的世界。东方学，就是西方人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机制。在这一机制下，东方被描述为一种供人评判的东西，一种供人研究和描写的东西，一种起惩戒作用的东西，一种起图示作用的东西。在东方学的视野中，西方和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和霸权关系。
由萨义德的东方学回到历史文献的壮族“书写”，你就可以体会到那些“不太公正”“不人道”的壮族叙述，原来实际上就是一种“妖魔化壮族”，而其背后自然也隐含着一种权力关系。至此，笔者对由历史文献所激发起来的壮族形象的建构问题的理解也随之得到了深化，但是要真正地产生研究的兴趣，还要得等到了解了法国的比较文学形象学之后。
比较文学形象学，主要是法国比较文学界创造的一种理论，又被称为文学形象学，主要研究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异国形象或者他者形象。它拒绝将一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看作是对一个先存于文本的异国的表现或一个异国现实的复制品。在他们看来，一国文学作品中的这一异国形象，虽然或者表现为对异国的直接描绘，或者表现为或多或少的模式化了的对于一个异国的总体认识，但本质上都属于一种文化对于另一种文化或一个社会的想象，因而是一个幻影、一种意识形态、一个乌托邦的迹象，而不是对异国现实的复制品。它反映的是创造了它的那个个人或群体所属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的空间，是作家所属的社会和文化对于异国的一种集体想象的产物，是一个民族国家对另一个民族国家的诠释。
因此，法国比较文学形象学将关于这种“异国形象”的成因归结为所谓的社会集体想象，“异国形象”就是社会集体想象物。而所谓的社会集体想象物，就是指“全社会对一个集体、一个社会文化整体所作的阐释”[2]。它部分地与事件、政治、社会意义上的历史相联。文学史家则将它定义为“是对一个社会（人种、教派、民族、行会、学派……）集体描述的总和”[3]。而“套话”，作为他者定义的载体，则是“陈述集体知识的一个最小单位，它希望在任何历史时刻都有效。套话不是多义的，相反，它具有高度的多语境性，任何时刻都可使用”[4]。它浓缩了一定时间内一个民族对异国的“总看法”，因而“套话”也就成了一个民族或社会言说他者时最为惯用的话语。
而关于异国形象的种类，法国比较文学形象学则将之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意识形态的异国形象，二是乌托邦的异国形象。凡是按本社会的模式、完全使用本社会话语重塑出的异国形象，就是意识形态的异国形象。它是社会群体的基本价值观投射到他者身上的结果，具有整合他者为自己的功能。而凡是用离心的、符合一个作者（或一个群体）对相异性独特看法的话语塑造出的异国形象，则是乌托邦的异国形象。它是由于向往一个根本不同的他者社会而对异国的表现，是对群体的象征性模式所作的离心描写，因而具有颠覆群体价值观的功能。因而，它可以摆脱既有的意识形态框框，从而在一种新的启示下“解读”一个异国。
从上述法国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理论回到历史文献的壮族“书写”，笔者对其所建构出来的壮族形象的理解又进一步了。历史文献的壮族“书写”，可以理解为汉文化对壮族社会的想象，是汉族意识形态投射的结果，也是中原汉族社会的集体想象的产物，其中的书写话语充斥着不少“套话”，如“蛮”“悍”等，体现了一定时间内汉族对壮族的“总看法”，但并非是对于壮族的现实的复制。随着对壮族形象建构问题的认识的加深，笔者也终于下定了研究的决心。于是，从2005年开始，就开始进行相关的文献调研，放眼当时的学术界，也尚未见到有人探索过这一问题。
二 研究涉及的基础性问题及研究思路、研究框架
但是到了真正动手做研究的时候，才发现难度要比想象的大得多，相关的基础性问题接踵而至。而只有到了此时，笔者才深切地感受到从萨义德和法国形象学那里获得的那些所谓的启示、思路和相关的话语，是远远不够的。这些相关的基础性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如何表述的问题。也许有人会反驳性地问：你连如何表述都不会，为何还选择这一问题来做研究？老实说，这也的确是笔者没有预想到的，直到拿起笔要开始写的时候才发觉，不仅不知道该从何说起而且也不知道该如何说，不仅因为这个问题没有人研究过，所以，也无从依傍和参考，而且还因为这个话题是个跨学科的话题，不能专用任何一个学科固有的话语体系、思路框架和学科方法来进行，所以，以前笔者所熟知的那套文艺学的形象分析思路和相关的理论话语在这个课题的很多场合都派不上用场，完全进入了一个不知所措的陌生语境中。既然没有一套现成的话语可供借鉴，所以，就只能自己摸索着去找了。
为了能找到相应的表述方式与话语，笔者还是到萨义德的《东方学》和法国比较文学形象学的有关著作中去慢慢地琢磨和体会，加上不断的反复练手后，才算是初步地找到了言说壮族形象建构话题的切入点、思路、框架和言说方式。不过，要想做到熟练和显现出充分的表达成效，还是需要在研究和表达的实践中反复地打磨。
第二，是如何将壮族形象的建构问题讲深讲透的问题。壮族形象的建构问题，当然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壮族形象本身的分析研究上，必须要深入到形象背后的规律和道理层级上面，否则，就有可能使研究流于肤浅。可怎样通达形象背后的规律和道理层？这一问题的确曾经困扰了笔者好长时间，也是经过了长久的摸索之后才初步解决的。
从学术研究思路的角度看这一问题，实际上涉及的是一个在研究的过程中将推理转向何方的问题。对此，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的解决办法值得借鉴。他说，一个理论或一个假说的发展，在推理上转向何方，作者其实是有几个方向可以选择的，而非只有一个方面，政策建议的文章，则作别论。也正因为有多个可选的转向，所以，他的朋友们老是猜不中他的推理转向，最后他就自揭老底地说，自己通常是往有趣或过瘾的方向转。[5]而何谓有趣和过瘾？看来这又是一个人人异所见的问题了。不过，这却说明了，研究过程中将推理往哪个方向转，跟研究者的学术问题、学术个性、学术积累以及学术悟性有着很大的关系。虽然张五常也不能为大家提供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但是对于他的这个推理转向的说法，笔者很有共鸣感，因为他说出了一个所有的研究者都会面临的普遍问题，就是无论你研究什么问题，其实最终都会面临着一个将推理转向何方的问题。只不过有的人的解决方案，能够给人一种出乎意料的绝妙感，而有的人的方案则显得平庸、俗套罢了。而这自然也就决定了他们各自的研究水平了。
还是回到壮族形象建构问题上，要想将研究引向深入，推理该向何方转呢？一开始笔者想到利用三段论逻辑推理法，但它通常用于解决推理转向已经明确之后的具体问题，解决不了推理转向本身的问题。经过反复的摸索之后，笔者找到了这样一个解决推理转向的研究思路：首先，是分析某一具体建构活动所建构出来的壮族形象；然后，转向分析形象建构背后起到支配作用的权力关系，即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归纳其建构机制、建构策略；最后，是着眼于未来，探讨该建构活动的未来的发展问题，分析其未来的建构策略和建构方法等。经过这样三个层次的推理转向之后，就可以将一个壮族形象建构活动的研究引向深入了，同时每一章的内容框架也就因此而搭建了起来。
第三，是该选择哪个维度的壮族形象建构活动来作为研究的对象。具有壮族形象建构功能的生活活动是很多的，但我们不可能一一都对此进行研究，而且实际上也没有这个必要。因此，选择就成了研究的首要任务了。
那么，我们该从中选择哪一类的活动来作为研究的对象呢？这又是一个曾经困扰过笔者比较长时间的问题。经过较长时间的摸索，后来确立了一个选择标准：就是这一活动必须蕴涵有丰富的壮族形象建构信息。原因有三：一是只有这样的生活活动才能经得起深入的分析研究，要不然，三言两语就可能被说尽了；二是这样的生活活动充分体现了活动主体自由自觉的能动性；三是只有这样的生活活动才可以提炼出更有普遍性、更有价值的壮族形象建构规律来。依据这样的标准，笔者精选了九个自认为符合这一标准的生活活动来作为分析研究的对象。然后，依此设立分设九章的内容来进行研究，并另设两章来总结和提炼相关的壮族形象建构规律。最终，以总共这十一章的内容，搭建起了全书的研究框架。
当然，这九个维度的选择，还与笔者的认识、兴趣和所长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不意味着壮族形象建构问题的研究就只能从这九个维度来进行，它们很大程度上只是笔者基于目前的认识、能力和时间条件所作出的选择。笔者希望通过对这九个寓含着壮族形象建构功能的生活活动的研究能为自己和他人今后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提供思路、框架、话语等方面的基础和参考，并为最终建构出一套包含多维度话语的成熟的壮族形象建构话语体系开辟道路。
三 研究的方法
每一个问题的研究，都离不开方法，壮族形象建构的问题也不例外，但是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研究这一问题呢？由于具体的研究对象有九个维度，而且涉及不同的学科，因此，研究方法必然也是多样的，但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首先，是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就总体来看，九个维度的壮族形象建构活动，实际上就跨了多个学科，所以，每换一个维度研究就得换用另一维度的学科知识和方法，这是一个层面的跨学科研究方法。而就单个维度看，在有些维度的研究里，随着研究推理的转向，也会涉及不同的学科知识。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本课题的研究都离不开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当然，对于任何一个研究者来说，因跨学科研究方法涉及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所以，使用起来都极富挑战性，不仅要求研究者随学随用，而且还要能根据建构活动和建构内容的不同而随时切换相关的学科知识、方法与话语。
其次，是文献调研法。就是通过对文献的收集、整理与阅读，来了解和掌握与相关维度的壮族形象建构活动密切关联的文献资料。对这些资料的运用，都需要研究者有敏锐的判断能力，不仅要懂得判断它们的可用程度，而且也要知道在什么地方、什么位置以何种方式使用它们，以便提高论述的力量。所以，文献调研也是本课题研究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
最后，是田野调查方法。就是通过实地调查，来了解和掌握有关壮族形象建构活动的第一手资料。文献调研，虽然可以解决不少研究材料上的问题，但是对于某些维度的壮族形象建构活动，研究者如果没有亲临现场观察和体验过，那么，描述和分析起来都会觉得不够踏实，对自己仅凭文献资料写出的文字很可能都会觉得没有信心。所以，陆游所说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用在这一方面上是完全贴切的。总之，田野调查不仅可以让我们获得鲜活的有关壮族形象建构的第一手材料，让我们的相关论述更接地气、更反映实际，而且还是补充文献资料不足的一个重要的途径。所以，田野调查是我们在进行壮族形象建构研究时必须要采用的方法。
[1].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页。
[2].[法]达尼埃尔-亨利·巴柔语，转引自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页。
[3].[法]见帕斯卡·奥利：《在两个五月之间：1968—1981法国文化史》，转引自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页。
[4].[法]达尼埃尔-亨利·巴柔：《总体文学与比较文学》，转引自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5].张五常：《思想文章，传世知难行易》,（2017-8-29）,http://finance.ifeng.com/a/20170829/15621400_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