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第一节 “城市文本”与“阅读的困惑”

“如果城市是一个文本，我们该如何阅读它？”[1]这是乔伊斯·卡罗尔·奥兹（Joyce Carol Oates）在《想象中的城市》（Imaginary City）中，对“城市文本”及其“阅读困惑”的追问。然而，对于现代以来的中国“城市文本”而言，这种“阅读的困惑”似乎更为明显。

尽管中国城市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但作为一个更为悠久的农业大国，中国城市及城市文学在近代以来的尴尬处境是不言而喻的。就像李欧梵在谈及中国现代小说时所说：“城市从来没有为中国现代作家提供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堡或乔依斯在都柏林所找到的哲学体系，从来没有像支配西方现代派文学那样支配中国文学的想象力。”[2]看得出来，在他那里，中国文学在城市的缺席总是令人无比气恼，以至于在更多人看来，“中国缺乏真正的城市文学”。在《城市像框》一书中，李洁非直言不讳地指出：“跟城市现实这只巨大像框本身相比，现有的城市文学创作其实远谈不上丰富，余地很大，还有很多空白等待填补。”[3]这便正如陈晓明在《城市文学：无法现身的“他者”》一文的结尾处说的，中国的“城市文学”本身“始终是一个幻象，它是一种不可能性的存在”，“我们历数了那么多的城市文学作品，事实上，它们不只是关于城市的，甚至不是关于城市的，它们只是涉及城市，只是写到城市里的生活”[4]。这或许正是现代以来中国城市文学的现状。

城市成为“一种不充分的他者化的存在”，而“真正的城市文学”则隐匿不见。在此，所有的话语都指向了自现代以来的传统及“革命中国”[5]所造成的“城市文学”的匮乏处境。溢于言表的沮丧和自卑背后，包含着对中国“脱离世界”三十年之久的深切“痛楚”，以及近三十年来“融入世界”的急迫之情。然而，何谓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文学？无论是陈晓明谈到的“表现人物与城市的精神冲突的作品”，还是张清华言及的“城市主体身份”与“城市经验”[6]，这种抽象或诗意化的城市指标背后，都极为明显地潜藏着“后冷战”时期对资本全球化趋势的浪漫想象。

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种西方中心式的城市想象与研究，便借助“新启蒙知识编码”席卷而来。在“呼唤现代化”的历史脉络之中，资本主义式的现代城市成为“自由”与“民主”的标志被寄予厚望，而“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所造成的“乡村”和“城市”的分野、对峙，则成为彼时城市文学的主要特征。正如一位论者所谈到的，“以现代西方城市文明为主要特征的新文化全面进入中国大陆，与原有传统的东方农业文化发生矛盾、冲突，以至互化和融合。当代中国的城市文化和城市文学，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7]。这种城市的“现代的魅力”，在“告别革命”的呼声中显得“恰逢其时”，“人们仿佛突然间睁开了眼睛，他们不再生活于灰色的生产车间，而是生活于流动性很强、五光十色的城市之中了。这使得那生活于城市中的人们，开始有了真正的都市经验的积累”[8]。然而不久，这种兴奋的感觉便为过于沉重的“农业传统”和“革命包袱”所“拖累”，“真正的城市”成为渐行渐远的“乌托邦”。20世纪90年代之后，欲望化的城市景观所造成的“文本分裂”至今令人刻骨铭心，而那些所谓的“真正内蕴着城市精神的宏大的城市生活”则始终缺席。

正如笔者在另外场合所概括的，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当代城市文学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领域：“一是瞩目于20世纪30年代以‘新感觉派’小说为代表的海派都市文学之中；另外就是90年代以来的当代城市文学研究。”[9]就第一个领域来看，以“海派”小说和张爱玲作品为代表的城市写作，在1949年以前的中国所创造的“伟大的传统”一直引人津津乐道，严家炎的新感觉派小说研究，[10]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中描述的“新都市文化”等，[11]为此类研究开了先河，吴福辉、张英进等学者的研究带动了国内学术界的持续“跟进”[12]。而就后者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城市（或都市）文学研究可谓蔚为大观。仔细分析，以上两者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都是在90年代“新的意识形态笼罩下”学术界的本能反应，就像李欧梵所说的，“上海终于在一个世纪的战争和革命的灰烬里重生了”[13]，“上海摩登”为这种现实与追忆之间的“借尸还魂”打开一条通道，历史不过是现实的一种“倒影”[14]。在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这种“暧昧的怀旧”被张旭东称为“意识形态巨变的一个感伤的注脚”[15]，而在王宏图看来，“它通过移情设计的方式，将当下的情境投射到历史年代中，达到一种对历史经验的非历史性的重组，并将革命和社会主义的震荡所造成的都市发展的断裂从集体的记忆中抹去”[16]。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怀旧的姿态几乎可以被视为“后革命时代”的城市“招魂术”。

如前所述，现有的城市研究往往专注于“城市形象”和“城市意象”，或是从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城市观念”入手，来争论当代中国是否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或是在小资产阶级的艳羡口吻和诗意笔触中，陶醉于城市的迷乱意象；再或是廉价地批判城市的物质主义和市侩哲学。[17]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是介于20世纪30—90年代，在这两个时段之间，漫长的50—70年代的文学因与“城市”的无缘而被打入另册。[18]在这个“农民”“成了文学的事实上的唯一值得表现的对象”的时段里，城市生活已然“消隐”，或是变得“微乎其微”，“从1949年到七十年代末止，在所有以现实为素材的小说创作中，所谓‘农业题材’始终拥有绝对优势。在此以外，只有极个别作品，因为要表现‘工业战线’和‘工人阶级’的作品……算是从故事背景上涉及了城市，至于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文学，实际上一直阙如”[19]。同样，在另一位论者那里，“真正意义上的都市景观”呈现出的只是“都市里的村庄”或高度政治化了的“单位”组织，“50年代至70年代，由于上层建筑领域不断开展革命与批判，中国都市现代化的进程被严重地耽误了”，“描写都市人日常生活形态，尤其是描写工人和知识分子世俗生活的作品几乎绝迹。出现了市民文学的断裂和缺失，这不能不说是历史和文学的遗憾”[20]。在研究者眼中，“十七年”以及“文革”时期的“文学中的城市”，一直以来都和“空白”及遗憾相伴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