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解读“社会主义文学”的“城市视角”

在《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The City in The Literature）中，理查德·利罕（Richard Lehan）将城市看作“都市生活加之于文学形式和文学形式加之于都市生活的持续不断的双重建构”[45]。这样的概念用在“十七年”社会主义城市及其文学之上也是同样有效的。作为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城市类型，社会主义城市所体现的“另一种现代性”并不为人所知，但其文学（或文化）想象在与城市的互动过程中所体现的文化政治却包含着更为复杂的内涵。而本书通过解读“社会主义文学”的“城市视角”，也旨在揭示这种文化政治的秘密。此外，张英进的城市文化研究具有方法论的启示意义，如其所言：“本书研究的不是‘城市文学’本身（那是一种具体的文学），而是‘文学中的城市’，即文学与电影文本中想像的城市。”[46]因此，其研究重心不是城市如何影响了文学，而是文学、电影如何通过对城市的“构形”成为现代中国一个重要的文化生产形式。在这本书中，“构形”成为解读文学与电影中城市的核心词语，它指文学艺术对城市书写或叙事的结构方式——不仅包括作品中所呈现的城市形象，更指作者叙述城市时运用的感觉体验和话语修辞“策略”，这毋宁说是一种“以城市为方法”的文学/文化研究方式。由此来看，探讨文本创作的意义便在于去追问“城市是如何通过想象性的描写和叙述而被‘制作’成为一部可读的作品”[47]。类似的研究方法在更多学者那里得到了回应，张鸿声认为，城市文学之于城市，绝非只有“反映”或“再现”的单纯关系，而可能是一种超出经验与“写实”的复杂互动关联。[48]因此，城市的历史形态与城市文学文本之间构成了极其复杂的对应关系，这一切则以对城市的不同表述体现出来。而城市叙述也绝不以城市题材为限，它可以存在于各种题材之中。所以，鉴于城市文学研究自身逐渐以“城市性表述”涵盖了“文学再现城市”，从概念上来说，“文学中的城市”要比“城市文学”能够揭示更多城市对文学的作用与两者的复杂关联，而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后者更接近文化研究。这便回到了文章开头，卡罗尔·奥兹意义上以文学的方式“阅读社会主义城市”的意义所在。

本书除导论和结语之外，将分五个章节来讨论“十七年”文学中的城市表述问题，从而一窥“社会主义文化”及现代性的矛盾问题。具体如下。

第一章通过讨论“进城”及其文学表述的问题来呈现城乡格局中的“社会主义城市”的意义。主要以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及相关作品为中心，论述“革命之后”“进城”的冲突与改造的焦虑。另外，“农民进城”与城市想象一节则主要探讨农村题材小说中的城市叙述问题，通过“进城的乡下人”的视野来呈现城市在社会主义文学中的意义。它通过乡村伦理的坚守、浪漫主义的城市批判及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选择这三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驱魔”资本主义城市和建构社会主义城市的过程中“形构”城市的意义，并由此彰显彼时的意识形态“症候”。

第二章“城市改造的文学表述”主要通过中国共产党进城和城市改造的文学表述，来讨论解放及社会主义文化的积极意义。本章主要以“改造龙须沟”、“改造妓女”及建设“工人新村”三个个案，分别阐释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改造及其文学表述的现代意义。如果说作为一部城市改造的“寓言”，“龙须沟”的故事将城市环境治理与一个国家万世太平的隐喻联系在了一起，那么“50年代的妓女改造”运动则更为鲜明地呈现出“城市文明病”的“疗救”与“卫生现代性”的建构所蕴含的辩证关系，而“工人新村”的叙述则更为鲜明地突出了城市工人阶级的解放议题。

第三章“‘消费城市’的空间变革”主要通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悬崖上》《霓虹灯下的哨兵》等几部代表性作品，讨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如何改造城市消费空间的问题。然而，无论是从“营业舞厅”到“机关舞会”，还是“街道”的美学变化，抑或是从“无轨电车”到“火车”的空间变革，城市消费空间在社会主义城市改造中始终阴魂不散，既成为后者贬抑的对象，又是其得以借重的写作资源。

第四章“革命伦理与城市日常生活”主要讨论意识形态在城市日常生活中的顽强记忆。这里既涉及“消费城市”的遗迹，又关联着市民日常生活。随着战争的胜利，无产阶级革命从农村来到城市。在此之中，意识形态的烛照固然使得昔日城市的资本主义繁华无处遁逃，但作为传统藏污纳垢的所在，昔日的城市在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并没有一劳永逸地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圣地，相反，其“消费主义”的残余依然猖獗，给“革命之后”的城市带来巨大的不安。革命年代的“上海姑娘”形象，体现出意识形态表述与城市摩登记忆的复杂纠结，从而彰显出摩登与革命的辩证关系。在《上海的早晨》等有关社会主义改造的经典小说中，无意识的“文本分裂”流露出的情感倾向也引人关注。而《千万不要忘记》《年青的一代》等戏剧作品中城市日常生活和市民社会的价值观念，也严重干扰了新的意识形态的达成。

第五章探讨作为“消费城市”救赎方式的“生产城市”的文学建构过程。在此，“生产城市”的建构并非一句空洞的意识形态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政治实践，即它必须诉诸工业化的城市建设。作为暧昧城市的疗救手段，从“消费的贬抑”到“机械的颂赞”，工业题材文学成为社会主义城市书写的理想方式。在此之中，工业“风景”与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得到了张扬。此外，尽管作为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劳动本身凸显出极其非凡的意义，但“劳动的乌托邦”以其与资本主义共享的现代性（现代化），也出人意料地显露出“异化劳动”的迹象。然而，在“生产的城市”的建构过程中，工业题材文学凸显出它的核心矛盾，即“激情”与“理性”的冲突，此处的“激情”作为一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表达方式，成为疗救资本主义科层制现代性的重要手段，但在“冲破规程”的背后，也隐藏着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争辩和第三世界的现代性焦虑。

总之，本书通过考察“十七年”文学的城市表述，来探讨一种“社会主义城市”的文学表达。由此，试图讨论“革命之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矛盾性和内在焦虑，这也是从当代史的角度分析社会主义遗产和教训的重要视角。在这个意义上，解读“社会主义文学”的“城市视角”，研究“十七年”文学中的城市表述问题，其实为分析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提供了解释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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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oyce Carol Oates，Imaginary City：America，Literature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1，p.11.

[2] [美]李欧梵：《论中国现代小说》，邓卓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3期。

[3] 李洁非：《城市像框》，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4] 陈晓明：《城市文学：无法现身的“他者”》，《文艺研究》2006年第1期。

[5] 在此“革命中国”的概念取自蔡翔新著《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在这本书中，他用“革命中国”这一“比喻性”的说法，将之与“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区分开来，“所谓‘传统中国’，我指的是古代帝国以及在这一帝国内部所生长出来的各种想象的方式和形态；所谓‘现代中国’则主要指称晚清以后，中国在被动地进入现代化过程中的时候，对西方经典现代性的追逐、模仿和想象，或者直白地说，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现代性——当然，这也是两种比喻性的说法——而‘革命中国’毫无疑问的是指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之下，所展开的整个20世纪的共产主义的理论思考、社会革命和文化实践”。参见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6] 张清华：《比较劣势与美学困境——关于当代文学中的城市经验》，《南方文坛》2008年第1期。

[7] 徐剑艺：《城市与人——当代中国城市小说的社会文化学考察》，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8] 高秀芹：《文学的中国城乡》，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9] 徐刚：《想象城市的方法——大陆“十七年文学”的城市表述》，台北新锐文创2013年版，第3页。

[10] 参见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11] 参见[美]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有人认为：“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中重构了旧上海物质文化生活和消费主义的精神时尚地图……《上海摩登》重绘了一幅夜晚的地图、消费的地图、寻欢作乐的地图，同时却遮蔽了白天的地图、生产劳动的地图、贫困破产的地图，从根本上来说，也就是用一幅资产阶级的地图遮蔽了无产阶级的地图，用资产阶级的消费娱乐遮蔽了无产阶级的劳动创造。”参见旷新年《另一种“上海摩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1期。

[12] 相关研究成果有吴福辉的《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李今的《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张英进的《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与性别构形》（秦立彦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以及孙绍谊的《想象的城市——文学、电影和视觉上海（1927—1937）》（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

[13] [美]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5页。

[14] 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在对30、40年代上海与90年代对上海以及其文化的研究当中，某些研究者倒是犯了一个与其研究对象（即这两个时代的文学文本）同样的错误。文学创作者基于中国全球化的想象构筑了文学中的上海，而研究者同样也如此，因为，只有30、40年代海派文学与90年代关于上海的文学，是充分意义上的全球化想象的产物。两者构成互文关系，其实是不同时期对同一问题的表现而已”。参见张鸿声《“文学中的城市”与“城市想象”研究》，《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

[15] 张旭东：《上海怀旧——王安忆与现代性寓言》，《批评的踪迹：文化理论与文化批评（1985—2002）》，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04页。

[16] 王宏图：《都市叙事与欲望书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页。

[17] 杨东平以极富诗意的笔调谈论了城市这个概念：“城市是一个自然和地理单元；城市是人类的一种聚居方式；城市是一片经济区域；城市是一种文化空间；城市是一部用石块和钢筋水泥建构的历史；城市是一部打开的书，记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光荣和梦想、希冀和抱负；城市是一种生活方式；城市是一种群体人格；城市是一种氛围；城市是一种特征……城市正像文化一样，是一种很难定义是什么的现实。”参见杨东平《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18] 在陈晓明看来，“社会主义文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对城市（文学）采取他者化的策略，也就是驱魔的策略，城市总是在行使批判性的叙事意向时才作为背景存在，而本质上与城市相关的人物总是被驱除的对象，必然连同城市一道被驱除”。参见陈晓明《城市文学：无法现身的“他者”》，《文艺研究》2006年第1期。

[19] 李洁非：《城市像框》，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20] 王晓文：《二十世纪中国市民小说论纲》，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6年，第20页。

[21] [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齐世荣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06页。

[22] 梅新林、赵光育主编：《现代文化学》，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9页。

[23] [德]马克斯·韦伯：《城市的概念》，康乐等译，见薛毅主编《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第一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3—254、269页。

[24] [英]K.J.巴顿：《城市经济学——理论和政策》，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城市经济研究室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4页。

[25] [美]凯文·林奇：《城市形态》，林庆怡、陈朝晖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7页。

[26] 参见黄凤祝《城市与社会》，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27] 转引自黄凤祝《城市与社会》，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7页。

[28] [德]斯宾格勒：《城市的心灵》，吴琼译，见薛毅主编《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第一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52、455、465—466页。

[29] [美]朱克英：《城市文化》，张廷佺、杨东霞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30] [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430页。

[31] [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66页。

[32] 在他看来，“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一方面是一种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是对欧洲和美国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批判；但是，这个批判不是对现代化本身的批判，恰恰相反，它是基于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的立场而产生的对于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形式或阶段的批判，因此，从价值观和历史观的层面来说，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参见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

[33] [美]布莱恩·贝利：《比较城市化——20世纪的不同道路》，顾朝林、汪侠等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62—163页。

[34] 参见[德]马克斯·韦伯《非正当性的支配——城市的类型学》，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页。

[35] 《贯彻重点建设城市的方针》（“社论”），《人民日报》1954年8月11日第1版。

[36] 李芸：《空间的改造、争夺和生产——“文本”叙述与作为社会主义城市的上海想象》，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8年，第9页。

[37] [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13页。

[38] [德]托马斯·海贝勒、君特·舒耕德：《从群众到公民——中国的政治参与》，张文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页。

[39] 参见[美]詹姆斯·R.汤森、布莱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16页。

[40] 如研究者所言，“1949年后的中国城市，基本上可以描述为充分政治化的大工厂，人们隶属于一个个‘单位’，终其一生为‘单位’服务，生老病死也几乎全由‘单位’保管。大家过的只是一种制度化、行政化、模式化甚至于军营化的生活。”参见李洁非《城市像框》，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9—30页。

[41] 研究者指出，“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的任务不仅是在居民区贯彻中央决定的政策（如群众斗争），而且还要关心社会问题和问题群众（失业人员、退休人员、残疾人、刑满释放人员）。它们成立了幼儿园、卫生保健机构和小企业；它们履行警察的救助职能，就像是户籍管理处和民政局。在政治极端化时代，它们成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监督与控制机关”。参见[德]托马斯·海贝勒、君特·舒耕德《从群众到公民——中国的政治参与》，张文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页。

[42] 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4页。

[43] 陈晓明：《城市文学：无法现身的“他者”》，《文艺研究》2006年第1期。

[44] 陈晓明：《城市文学：无法现身的“他者”》，《文艺研究》2006年第1期。

[45] [美]理查德·利罕：《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吴子枫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46] [美]张英进：《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与性别构形》，秦立彦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47] [美]张英进：《都市的线条：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派笔下的上海》，冯洁音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3期。

[48] 张鸿声：《“文学中的城市”与“城市想象”研究》，《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