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多重叙事动力：双层情节和隐性进程

《天秤星座》分为上下两部，共由24章构成。各章或以地点命名，或以日期命名，交错分布。由此可以看到，《天秤星座》由两条显性并行的情节分支构成：一是枪手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生平——章标题中涉及的地点都是他生活过的地方；二是其他可能对此事件负有责任的势力的活动（包括美国中情局特工、古巴流亡分子、军火商等）——章标题中涉及的日期正是各方势力的行动节点。叙事与时间的紧密关系受到重视由来已久，比如H.波特·阿博特（H.Porter Abbott）就指出，“叙事是人类将其对时间的理解组织起来的首要方式”，是“我们根据人类的关注点对于时间的塑造”。[2]作为一部历史小说，《天秤星座》按照时间顺序梳理整个肯尼迪遇刺事件在情理之中。但叙事既是对事件在时间上的表征，又离不开对事件发生的空间的表征。根据米克·巴尔（Mieke Bal）的区分，小说人物所处的以及事件发生的位置为地方（place），而带有观点（point of perception）的地方为空间（space）；既要关注作为框架（frame）的空间，又要关注空间的填充方式，即物体具有的空间地位。[3]并且，“时间和空间不只是叙事中的背景元素”，“它们深刻地影响着我们从读到的东西中构建内心画面的方式”。[4]可以说，德里罗对于肯尼迪遇刺案这一历史事件的文学重构正是基于对一幅接一幅的时空画面的表征。小说的叙事结构中空间—时间双轨并行的模式，正是对法国符号学家阿尔吉达斯-朱利安·格雷玛斯（Algirdas-Julien Greimas）将叙事程序（program）分为时间程序和空间程序的理念的实践。[5]这也符合M.M.巴赫金（M.M.Bakhtin）的“时空体”（chronotope）思想：时空体是小说中的基础叙事时间的组织中心，叙事的绳结在此被打上和打开；时空体对于表征具有重要意义，它使叙事时间具体化、变得有血有肉；每一个文学意象（image）本质上都是时空体式的，语言本质上也是时空体式的。[6]

对于这种时间—空间双轨并行的叙事结构，[7]普遍认为这是由围绕肯尼迪遇刺案的两种主流论断所致。依据总统特别调查肯尼迪遇刺事件委员会——又称沃伦委员会（Warren Commission）——的报告给出的结论，刺杀案是奥斯瓦尔德的个人行为，具有偶然性：“委员会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表明奥斯瓦尔德或杰克·鲁比（Jack Ruby）属于任何国内或国外刺杀肯尼迪总统的阴谋组织”，“基于委员会面前的证据，其得出奥斯瓦尔德为独自行动的结论”。[8]然而，在此之后，随着更多的证据浮出水面，刺杀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的论调扶摇直上。德里罗在写作《天秤小说》之前明确质疑过官方报告的结论。在《美国血液》这篇文章中，他就指出，“依然挥之不去的一个问题是其他国家的人们会不会同意（沃伦）委员会的发现，即暗杀是一个人的作品”。而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德里罗提出，是时候构建一个“不同于沃伦报告中的人，尽管他依然是一个孤胆杀手、是一个和情报机构联系在一起的人，但不一定听其指挥、受其蒙蔽，是一个比大多数当今理论家所能接受的更加稚气和失意的人”。[9]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公司（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PBS）的旗舰栏目“前线”（Frontline）在肯尼迪遇刺案30周年纪念时发布了一部题为“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是谁？”（Who is Lee Harvey Oswald？）的纪录片。其实无论是德里罗还是类似这样的纪录片，所做的都是将一个历史现象级的杀人犯去神秘化，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奥斯瓦尔德。但无论这样的尝试是出于审美还是解密的目的，无论是出于私心还是公义，都无可避免地只能最大限度地接近那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而无法做到完全对等。也正是这样的断裂使得学界对于这部小说的讨论集中在德里罗的历史书写策略。

批评家试图阐释小说中这两种对刺杀的不同看法之间的冲突。斯基普·威尔曼（Skip Willman）认为，德里罗用双重叙事将“肯尼迪遇刺案建构为阴谋和偶然性（conspiracy and contingency）的结果”，并认为他对于后者的强调颠覆了前者的幻象。[10]正是由于偶然性在德里罗的历史书写中占据重要地位，不少批评家认为个人（如奥斯瓦尔德）在历史进程中是无能为力的，小说中呈现出的是一种后现代主体性。在这个问题上，德里罗本人也把奥斯瓦尔德定义成一个“漂泊者”（drifter），并在多年后回首这段历史的时候承认“20世纪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荒诞的时刻和事件之上的”[11]。马加利·迈克尔（Magali Michael）看到，奥斯瓦尔德“不断拿起、放下众多的角色，挑战了一个中心主体具有一个本质内核的传统观念，推向了更加后现代的主体观，那就是主体受到历史、社会、文化、经济等各种力量和权力关系的作用”；在他看来，“奥斯瓦尔德之所以迈向肯尼迪总统刺客这个最后的角色，是因为密布成网的巧合致使他陷入对个人能动性的概念认识麻烦”。[12]安德鲁·雷德福（Andrew Radford）也认为将巧合作为驱动力会导致对个人能动性的忽视，并且将其视为“德里罗没有能完全解决的矛盾”[13]。迈克尔·詹姆斯·里查（Michael James Rizza）则指出，“《天秤星座》将能动性由个体人物转移至外部力量，使其分散在人物本身之外，从而最后使得一切都捉摸不定”。他将“德里罗的奥斯瓦尔德对于真实的自我感的缺失”视为他的后现代主体性，甚至认为《天秤星座》的情节动力正是在于对于“人的自由意志的剥夺”。[14]克里斯托弗·M.莫特（Christopher M.Mott）认为“《天秤星座》是一部叙事作品，尝试着赋予一个重大事件的是有意义的结构，而非连贯性和清晰度”，这部小说中的主体性意味着“在一个质问式的意识形态之中的主体位置”，并且指出在这部小说中德里罗陷入了“后现代的进退维谷”，为了避免陷入海量信息容易造成的混乱，他“创造了层层隐蔽的结构（sheltering structures）”。[15]德里罗本人推崇[16]的著名批评家弗兰克·伦特里亚齐（Frank Lentricchia）也直言不讳道，德里罗“在《天秤星座》中给予我们的是一个形状完美、目的驱动（intention-driven）的叙事，但与此同时在其中（每隔一章）展开了第二叙事，即他对奥斯瓦尔德生平的想象，一个没有情节（plotless）的故事：一个因为断裂而又自相矛盾的动因而痛苦、在这种痛苦驱使下变得漫无目的的生命”[17]。

按照唯物辩证法，外因是通过内因来发生作用的。奥斯瓦尔德最终的刺客身份不可能全然是外界环境的产物，他一定是因为自身的某些特质才能成为诸多外部力量的接收体、感应器。也就是说，德里罗既承认奥斯瓦尔德的背后有一个阴谋集团，又赋予了他难以改写的刺客宿命，基于两种论断的两条情节分支发生交集并非偶然；他既反对这是奥斯瓦尔德的个人行为，又没有全盘接受以中情局为核心的阴谋刺杀论。于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作者是如何平衡个人的能动性与外界作用力的？

这一疑问很难在现有的批评阐释中找到答案。归根结底，双重叙事框架依然属于小说的情节进程。事实上，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情节一直是虚构叙事研究中的重点。但近些年来，申丹提出，很多叙事作品存在双重叙事进程，即显性的情节进程背后还有可能存在并行的一股叙事暗流，即“隐性进程”（covert progression）。[18]她指出：“在面对作品中并列运行的不同叙事运动时，我们需要打破长期批评传统的束缚，关注同样的文字在不同叙事运动中产生的不同意义，看到它们在对照冲突中的相互制衡和相互补充，更好地理解文学表意的复杂丰富和矛盾张力。”[19]仔细考察《天秤星座》，我们能发现，这样一部宏大、复杂的小说里面也存在着隐性叙事进程。在情节发展背后，在相同的象棋游戏逻辑的作用下，在隐喻层面谋篇“布局”的作者、在历史进程中推动人物的外部势力和具有“棋子”及“玩家”双重身份的个人三者共同构成一股叙事暗流。

回归到小说对于包括具体地点和日期这些“硬证据”的侧重，不难看出作家本人对于史实的尊重，即尽管《天秤星座》毫无疑问是一部虚构作品，但德里罗在建构肯尼迪遇刺案进程时是以基本的史实作为支撑的。事实上，在创作《天秤星座》之前，德里罗查阅了大量的肯尼迪遇刺案档案。他在《天秤星座》后记中描述了自己对待这些历史记录的态度，“任何一部关于一个重大的未解之谜的小说都会试图去填补已知的记录中的一些空白之处。为了能够如此，我改变、修饰了事实，将真人扩展到虚构的空间和时间当中，创造了事件、对话和人物”[20]。正如有批评家总结的那样，德里罗的创作理念是“将历史纪录为我所用”（play the historical record）。[21]当然，这也体现了新历史主义对于后现代作家的影响。莫特就曾指出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和福柯的历史观对于后现代历史编纂小说的影响：怀特将历史叙事化，使得对于历史的叙事学或拓扑学研究对故事是如何被讲述的要比对故事本身更感兴趣；福柯的知识考古和谱系学研究使得如何感知历史事件比追寻“原事件”（raw events）更重要。[22]

事实上，在《天秤星座》中很难划定真实与虚构的界限，这也无疑是这部小说的文学性和经久不衰的魅力所在。但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些分界线的蛛丝马迹，就等于找到了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一些基本落脚点，同时也是构成小说时空体的基本单元，可以基于此进一步探究作者的意图和驾驭小说的历史书写逻辑，以及挖掘情节之外的另外一种叙事动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