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绪论
第一节 诗人格温朵琳·布鲁克斯
格温朵琳·布鲁克斯（Gwendolyn Brooks，1917—2000）是20世纪重要的美国诗人之一。1950年，布鲁克斯获普利策诗歌奖，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非裔作家。1968年，她继任卡尔·桑德堡（Carl Sandburg），自此担任伊利诺伊州桂冠诗人三十余载。1985年，她出任美国国家图书馆诗歌顾问，是继罗伯特·海登（Robert Hayden）之后第二位担此殊职的非裔诗人。1990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为她颁发了国家艺术奖章。1994年，在创作生涯接近尾声时，她获得了美国政府人文科学领域的最高荣誉——国家人文基金会的杰弗逊讲席。布鲁克斯的传记作家、文学评论家乔治·肯特（George E.Kent）指出：“布鲁克斯在美国诗坛占据着独一无二的位置。这不仅是因为她将对种族身份和种族平等的坚定追求与对诗歌技巧的精湛掌控巧妙地结合起来，而且还因为她有效地弥补了20世纪40年代她那一代的学院派诗人与60年代年轻一代激进的黑人诗人之间的断层。”[2]因此，布鲁克斯代表着20世纪美国非裔诗歌创作的高峰之一，在美国诗歌的传承与发展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1917年6月17日，格温朵琳·布鲁克斯出生于堪萨斯州首府托皮卡，出生一个月后就随父母返回芝加哥，之后除了旅行、教学和公众活动等短期离开外，她一生都居住在芝加哥南岸的黑人聚居区。布鲁克斯的父母是20世纪初追寻美国梦，从南部迁移到中西部城市的黑人移民大军中的一员。父亲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曾在田纳西州的黑人学校费斯克大学（Fisk University）医学院就读一年，但因交不起学费中途退学，辗转到芝加哥寻找新的机会和希望。母亲凯西亚·维姆斯（Keziah Wims）曾梦想成为一名钢琴师，同样因为缺少学费而在托皮卡当了一名小学老师，与大卫结婚后搬到芝加哥。20世纪初芝加哥作为美国中西部重要的工业城市吸引了大批的黑人移民，但种族歧视与种族隔离使他们大多只能从事家佣和服务业工作，1910年占芝加哥人口2%的黑人中有极少数成为中产。布鲁克斯的父亲只能找到门房的工作，母亲在黑人教会给孩子们上音乐课。虽然种族压迫和经济剥削给布鲁克斯一家带来了巨大的生活压力，父母还是尽可能地给布鲁克斯和弟弟雷蒙德（Raymond Brooks）提供良好的居住环境和家庭教育。他们多次举家搬迁之后，最终拥有了尚普兰南路4332号的居所。这里满足了母亲对邻里“井然有序、日常生活安静”的期望。[3]父亲会给孩子们朗诵黑人诗人邓巴的诗歌，母亲则会给他们弹奏钢琴，良好的艺术熏陶培养了布鲁克斯对诗歌的兴趣，当年仅七岁的布鲁克斯写出两行生涩的小诗时，母亲热情地鼓励她将来成为“女邓巴”，父亲则给她准备了一张小书桌。[4]
虽然童年时期的家庭生活充满了关爱与呵护，但进入学龄后与外界的接触却使布鲁克斯遭受到种族歧视带来的心灵伤害。她小学就读于芝加哥南岸的弗雷斯特维尔小学，中学先后就读于三所不同的学校。她刚开始就读于当地知名的白人学校海德堡公园中学，后来转学到一所全黑人学校菲利浦中学，最后毕业于一所黑白混合学校恩格尔伍德中学。[5]布鲁克斯不仅受到白人孩子的歧视，还因为肤色深黑、头发卷曲被黑人孩子排挤，种族内部的肤色偏见使她觉得更加的低人一等。这种内化的种族主义对黑人孩子造成的心灵伤害成为日后布鲁克斯重要的诗歌主题之一。少女时期的布鲁克斯阅读了华兹华斯、济慈、雪莱、拜伦、朗费罗等欧洲作家的经典作品，[6]十六岁就显示出对欧洲传统诗歌形式良好的驾驭能力，短短两年里她在知名黑人媒体《芝加哥卫报》（Chicago Defender）上发表了75首诗歌作品。[7]
除此之外，布鲁克斯在青少年时期就与重要的黑人文学前辈建立了联系。十六岁那年，布鲁克斯把自己的诗歌寄给了知名黑人社会活动家、作家、评论家詹姆斯·威尔顿·琼森（James Weldon Johnson）。令她惊喜的是，琼森回复了她，并在信件中肯定和赞扬了她的诗歌才能，同时建议她读一读现代主义诗人的作品。在琼森的建议下，布鲁克斯开始阅读艾略特、庞德、E.E.卡明斯等现代主义诗人的作品。布鲁克斯在青少年时期的创作基本没有突破19世纪欧洲传统诗歌的主题内容和语言形式，琼森的建议极大地开阔了她对诗歌的认识。同年，“哈莱姆文艺复兴”灵魂人物之一的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在芝加哥大都市社区教堂的活动现场朗诵了布鲁克斯的作品，并热情地鼓励她坚持创作。[8]之后，两人开始了长久的往来。休斯对黑人城市生活的现实主义描绘和将布鲁斯、爵士、黑人方言等黑人文化元素融入诗歌形式的创作手法对布鲁克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美国非裔诗歌传统的两座高山之间形成了传承和发展。
20世纪30年代，左翼社会主义思想逐渐在芝加哥兴起，1936年，理查德·赖特创办“南岸作家社团”（South Side Writers Group），扩大了左翼思想在黑人作家中的影响。布鲁克斯虽然不是该组织的成员，但她结识了该组织的玛格丽特·沃克（Margaret Walker）、泰德·沃德（Ted Ward）、爱德华·布兰德（Award Bland）等黑人激进主义者，并且受到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影响。1936年，布鲁克斯从威尔逊大专毕业后步入社会，几次失败的就业经历后，她于1937年获得“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青年协会提供的一份负责宣传的职位。1938年布鲁克斯与亨利·布莱克里（Henry Blakely）结识，第二年两人结为夫妻，1940年儿子亨利出生，1951年女儿诺拉出生。
1941年，布鲁克斯获得了一次正式学习现代主义诗歌诗学的机会。一名来自芝加哥上流社会的白人女性伊内兹·康宁汉·斯塔克（Inez Cunningham Stark），在“芝加哥南岸社区艺术中心”为有志成为诗人的黑人创办了一个诗歌培训班。斯塔克是现代主义诗歌重要刊物《诗刊》的忠实读者。她在培训班讲授了现代主义诗歌的基本原则和创作手法，还介绍了大量的现代主义诗人，极大地提高了布鲁克斯对诗歌形式的理解和对语言艺术的探索能力，她的创作日趋成熟。1943年，布鲁克斯获得中西部作家会议的诗歌奖，随后她将自己以前的一些诗歌和新作结集成册，寄给了哈珀兄弟出版公司（Harper & Brother），由此正式进入了职业作家行列，开始了与主流知名出版公司长达25年的合作。[9]
1967年是布鲁克斯创作生涯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分水岭。布鲁克斯的创作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民主多元主义的乐观时期，白人自由主义者与黑人中产知识分子普遍支持黑人通过“种族进步”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布鲁克斯凭借着对传统诗歌韵律的精湛掌控和现代主义诗歌形式的大胆创新，在白人占主导地位的文学界发出了自己的艺术声音，成为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美国最具影响力的非裔诗人之一。但是，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时期黑人思潮逐渐从黑白融合转向了黑人权力自决，黑人大众高涨的种族意识和激进的革命热情给布鲁克斯带来了巨大冲击，最终在1967年费斯克大学第二届黑人作家大会之后，诗人实现了种族意识的蜕变。在阿米力·巴拉卡（Amiri Baraka）、哈基·马都布提（Haki R.Madhubuti）等年青一代诗人的黑人民族主义激发下，年逾五十的布鲁克斯坦诚自己进入“新意识的启蒙阶段”，[10]今后的诗歌创作目的就是“唤起”黑人大众。[11]随即布鲁克斯与主流出版公司哈珀分道扬镳，转向底特律一家黑人经营的布罗塞德出版社（Broadside Press），并且在创作上摒弃了欧洲传统韵律形式，更多地采用自由体形式。随着对非洲认同的增强，布鲁克斯于1971年和1974年两度造访非洲，而非洲大陆也成为她后期诗歌中黑人性与种族凝聚力的文化动力之源。
2000年11月，布鲁克斯在芝加哥逝世，享年83岁。安吉拉·杰克逊（Angela Jackson）在知名黑人文化期刊《卡拉鲁》（Callaloo）上撰文悼念布鲁克斯。她在文中写道：追随哈莱姆文艺复兴诗人兰斯顿·休斯的脚步，布鲁克斯的诗歌以饱含英雄情怀、悲剧色彩和滑稽幽默的细腻笔触描绘了贫困的黑人大众阶层，展现了诗人深切的人文主义关怀，她是崇高的艺术家和人民的诗人。[12]布鲁克斯生前共出版了20部诗集、1部小说和2部自传，20部诗集中包括3部诗选和7部儿童诗歌作品。在长达五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布鲁克斯经历了美国种族社会结构和非裔族裔生存状况的急剧变化，诗人自身的种族意识和诗学理念也发生了迥然的变化，其诗歌主题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多样性反映了这些深刻的历史变化。整体观之，布鲁克斯的艺术创作呈现出阶段性特点，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世纪40—50年代，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黑人民权运动时期，布鲁克斯创作了《布朗兹维尔的一条街》（A Street in Bronzeville，1945）、《安妮·艾伦》（Annie Allen，1949）和《食豆者》（The Bean Eaters，1960）。[13]三部诗集以芝加哥南岸黑人聚居区“布朗兹维尔”为社会历史原型和创作素材来源，刻画了种族歧视与种族隔离压迫下典型的黑人城市生活困境。《布朗兹维尔的一条街》的主题内容可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多个侧面刻画了芝加哥黑人集聚区不同年龄、身份、职业的黑人日常生活片段。第二部分细腻刻画了五位黑人人物形象，包括身穿佐特装的黑人都市游荡者史密斯，珍珠港事件中立下战功的黑人士兵多里·米勒，不被重视的黑人家庭主妇海蒂，被爱人遗弃的黑人女佣“布鲁斯皇后”，目睹男友被白人以私行处死的佩尔·梅里。第三部分描绘了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黑人士兵在军队和社会生活中遭受的种族歧视。诗集以现实主义的笔触描绘了种族压迫和经济剥削给黑人生存造成的困境，但是不同于黑人文学的自然主义传统，诗歌中的人物并不是被动地受控于城市生存环境，而是一直为获得生命尊严而抗争。在诗歌形式方面，布鲁克斯将黑人民间布鲁斯融入欧洲传统韵律诗形式，传达了当下黑人生存困境的内容。该部诗集在形式和主题上奠定了布鲁克斯前期创作的基调。《安妮·艾伦》由“童年时期与少女时期随笔”、“安妮亚特”和“成熟女性时期”三部分组成，勾勒了布朗兹维尔黑人女孩安妮追寻黑人女性自我身份的成长历程。安妮经历了从童年时期的浪漫主义幻想到年轻女性时期家庭婚姻的失败，最后在成熟女性时期以母亲的视角形成对现实的客观了解和坚定态度。整部诗集的语言晦涩、典故密集、意象丛生，内容抽象、凝缩，尤其是第二部分“安妮亚特”，挪用了西方传统史诗的艺术形式，突出体现了现代主义的实验性风格。但是，布鲁克斯的“黑人内容”与“白人形式”并非生硬的并置，而是艾略特的反讽与休斯泪中带笑的黑色幽默融合，含混晦涩的现代主义表达模式与黑人躲闪伪装的民间表达模式融合，以及现代主义讽喻性的口吻与黑人对社会现实的批判融合。诗集《食豆者》表明了诗人对政治关注的增加，诗歌涉及了大量民权运动的历史事件，例如1955年14岁黑人男孩艾米特·迪尔（Emmett Dill）因为对杂货店白人妇女吹口哨，而被两个白人在密西西比三角洲施以私刑残酷杀害；1957年小岩城的9名黑人孩子因进入种族融合学校读书而遭致白人种族主义者的阻挠，最后在美国军方的干涉下才得以进入学校。该部诗集曾因“过于社会性”而遭致评论的冷遇，但是将政治关注转化为美学观念恰恰是美国非裔形式主义诗歌独特的美学机制。
第二阶段是60年代民权运动至黑人权力运动高潮时期。在黑人民族主义的影响下，黑人意识形态逐步从融合走向黑人民族自决，力图在现实和想象层面建立黑人独立自主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空间。在这一时期的三部诗集《诗选》（Selected Poems，1963）、《在麦加》（In the Mecca，1968）和《骚乱》（Riot，1969）中，诗人逐渐摒弃了以民主理念和基督教义作为政治修辞的策略，对黑人民族主义表现出更直接的认同。《诗选》中的新作及代表性长诗《走向热血愤怒的乘行者》记录了1961年爆发的“自由乘车”运动，揭示了美国联邦的宪法精神与南方诸州的种族政策之间激烈的对抗。诗集《在麦加》包括同名长诗“在麦加”与“麦加之后”两个部分。长诗《在麦加》以黑人贫民窟住宅大厦麦加为原型，讲述了黑人母亲萨莉发现年仅九岁的女儿帕蒂塔失踪之后，找遍大厦的每一层楼、每一个房间，最终在黑人住户爱德华的床下发现女儿的尸体。诗歌以寻找帕蒂塔为线索，揭示了麦加大厦黑人群体的迷失困顿。第二部分“麦加之后”的十几首组诗刻画了黑人权力运动领袖马尔科姆·X（Malcolm X）、NAACP领导人迈德加·埃夫斯（Medgar Evers）、“黑石骑兵”组织成员等黑人民族英雄，并以《沃普兰德的训诫》号召黑人的民族意识和使命感。“麦加”蕴含着政治与宗教层面的意义，成为黑人民族沦落与救赎之地。诗集《骚乱》是以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后芝加哥掀起的种族骚乱为创作激发，并以金博士的名言“骚乱是未被听闻者的语言”作为对种族暴力的起源和性质的反思。诗歌虚构了居住在芝加哥富人区的白人约翰·卡波特，他驱车驶入种族骚乱中的黑人社区，被一群愤怒的黑人打死。卡波特是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的典型代表，他提供了一个镜像，反思美国社会种族暴力的历史和根源。诗人并未止步于批判种族主义，或者为黑人暴力辩解，而是以《沃普兰德第三训诫》《爱的一面在冰与火中延续》等诗歌强调暴力后获得的重生，建构新的黑人文化身份和新型种族关系。
第三阶段是70年代黑人权力运动退潮时期，布鲁克斯的关注点再次回归黑人的内部空间，创作了《家庭照片》（Family Pictures，1970）、《召唤》（Beckonings，1975）以及在知名黑人杂志《乌黑》（Ebony）上发表的长诗《在蒙哥马利》（In Montgomery，1971）。[14]诗集《家庭照片》突出的特点就是将黑人家庭延伸为世界黑人国度，刻画了美国黑人和非洲黑人的不同形象，传达“以黑为美”的思想，以期建立黑人群体的自我接受与自我尊重，实现黑人内部的团结一致，体现了布鲁克斯后期创作中的黑人民族主义和泛非主义思想。诗集《召唤》以黑人母亲的声音向黑人族群的年青一代诉说建立黑人社群的理想。诗歌使用了黑人方言和黑人日常语言，以田园牧歌式的民间纯朴风格增强黑人群体的情感共鸣。长诗《在蒙哥马利》重返了民权运动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爆发地蒙哥马利，诗人认为蒙哥马利因为在黑人运动中的特殊地位而成为黑人运动历史荣光的象征。伟大时代的光荣梦想还未实现，诗人希望唤回黑人的革命热情。这三部诗集对黑人内部空间的建构在两个层面上进行：第一，白人在想象空间（现实空间）对黑人性进行刻板化建构，诗集则发掘刻板形象背后黑人的心理空间（超现实空间），实现黑人性的自我认识和自我界定；第二，诗集将美国黑人家庭延展为世界黑人国度，拓展了内部空间的文化承载和人文价值，内部空间成为恢复黑人情感主体、建构文化身份和巩固凝聚力的动力之源。
第四阶段是80—90年代多元文化时期。随着非裔美国人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的明显提高，布鲁克斯以更开阔的空间视角审视黑人问题，先后创作了《致上岸》（To Disembark，1981）、《戈特沙尔克与塔兰泰拉舞曲》（Gottschalk and the Grande Tarantelle，1988）、《约翰尼斯堡附近的男孩与其它诗歌》（The Near-Johannesburg Boy and Other Poems，1991）、《黑人初级读本》（Primer for Blacks，1991）、《温妮》（Winnie，1991）、《回家的孩子》（Children Coming Home，1991）等诗集。强化与非洲大陆的纽带关系是这一时期诗歌的突出特点。通过与非洲建立空间性的联系，布鲁克斯将南非反种族隔离斗争与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相联系，在反殖民主义与反帝国主义更广阔的框架内探寻彻底根除黑人性受压迫的方法。诗歌中非洲根源（root）与美洲路径（route）之间的互动、协商表明了诗人以非裔流散的方式建构“家园”的空间策略。
综上所述，布鲁克斯是20世纪美国非裔诗歌发展中承上启下的重要诗人。在跨越40年代至90年代的创作生涯中，布鲁克斯是“哈莱姆文艺复兴”诗歌传统与黑人艺术运动之间关键的连接点，见证了60年代黑人女性诗歌的繁荣与70年代黑人女性主义美学的兴起。[15]诗人的种族意识与诗歌的艺术形式之间的张力无疑是贯穿其一生文学创作的动力来源。布鲁克斯始终如一地探寻着艺术形式的可能性，用以表达20世纪中叶城市化进程中黑人的生存困境和矛盾心理。一方面，她大胆地在诗体、韵律、句法、叙事技巧上进行实验性写作，秉承“哈莱姆”诗人激进的种族抗议传统，以黑人民间元素改造欧洲传统诗歌形式，吸收现代主义诗歌技巧传达对种族社会的批判，逐步建构起自己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另一方面，她深刻地描绘20世纪中叶城市化进程中种族隔离区黑人进退两难的处境，他们处于与南方历史传统断裂却被北方民主自由拒斥的困境中，渴望提高经济地位却又受到经济剥削的贫困中，梦想获得生命尊严却又遭遇种族歧视的挣扎中。布鲁克斯主要的艺术成就之一就是在诗歌文本中重构了黑人这段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社会意义的生存体验。
另外，将政治关注转化为美学观念是美国非裔形式主义诗歌独特的美学机制。布鲁克斯是美国非裔形式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她持之以恒地探求主流文化与黑人传统的双重遗产写作不仅造就自身精湛的形式风格，而且激发了后辈诗人对形式政治性的探索。另一方面，虽然政治环境和艺术形式发生了巨变，但是正如布鲁克斯所言，诗歌是浓缩的人生，它来自人的心灵，对于城市黑人大众的生存困境的关注构成了她文学创作的主要素材，她在文学中热切地探寻这些边缘、底层、被遗忘的人群丰富的精神世界和浓厚时代气息的生活记忆。因此，布鲁克斯对社会正义的热切关注和对诗歌艺术的不懈追求，留下了宝贵的文学精神遗产，并在新近崛起的黑人女性后辈诗人中得到延续。索尼亚·桑切斯（Sonia Sanchez）是黑人艺术运动中重要的女性声音，至今仍活跃于美国诗坛。她汲取了布鲁克斯改造欧洲传统诗歌形式和文化规约以传达政治性的艺术策略，在诗集《你屋里有狮子吗？》（Does Your House Have Lions？，1997）中借用了布鲁克斯在《安妮亚特》中改写“帝王韵”的诗节形式、措辞和结构。妮基·乔瓦尼（Nikki Giovanni）在后黑人艺术运动时期仍保持激昂的种族热情，她以布鲁克斯名字拼写中的“溪流”（brook）致敬布鲁克斯对她产生的情感激发。她在诗中写道，布鲁克斯是一条“爱与知识的清澈泉水/滋养着发现并勇于啜饮它的人”。伊丽莎白·亚历山大（Elizabeth Alexander）在奥巴马总统就职仪式上朗诵而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诗人。在《黑人内部》（Black Interior，2004）一书中，亚历山大赞扬了布鲁克斯的女性视角对布朗兹维尔黑人生活的种族书写。她说，正是通过阅读布鲁克斯笔下黑人城市形形色色的生活，使她了解到黑人多样性的社会历史。亚历山大本人也致力于从日常生活与大众文化中拓展黑人经历多样性的创作实践。2017年布鲁克斯百年诞辰之际，芝加哥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为她举办了纪念活动，多位非裔普利策奖诗人出席了开幕仪式。到场的普利策奖诗人有丽塔·达夫（Rita Dove）、约瑟夫·阔芒亚夫（Yusef Komunyakaa）、娜塔莎·特雷瑟维（Natasha Trethewey）、格雷戈里·帕德罗（Gregory Pardlo）、特雷西·史密斯（Tracy K.Smith）等，他们代表着美国非裔诗歌创作的延绵与繁荣。在纪念仪式上，后辈诗人们朗诵着布鲁克斯的诗歌，谈论着她产生的文学影响和精神遗产。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自1945年第一部诗集《布朗兹维尔的一条街》出版之时，布鲁克斯的作品就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芝加哥先驱书评》和《纽约客》对诗集给予肯定的评价，之后的多部作品也纷纷得到《诗刊》《纽约时报书评》《纽约先驱论坛书评》《星期六文学评论》等全国有影响力的文化期刊的好评。布鲁克斯的诗歌作品自20世纪60年代进入正式学术研究以来，目前已有4部专著、1部传记、6部论文集和1部访谈出版，近50篇重要期刊论文和10多部专著中完整章节的研究，以及ProQuest数据库检索到标题包含诗人名字的博士论文29篇。[16]虽然布鲁克斯作为美国重要诗人的文学地位毋庸置疑，但是国外学界对这位非裔女诗人的学术话语却几经沉浮，而且存在巨大分野。研究者纷纷给她贴上诸如美国诗人、黑人女诗人、现代主义诗人、黑人方言诗人、种族融合主义诗人、黑人民族主义诗人等标签，试图界定布鲁克斯的诗人身份，厘清她的诗学渊源与诗歌风格，阐释她的政治姿态与文化立场，却反而将诗人的面孔湮没在割裂作品整体与悬置创作主体的研究阐述中。她的文学生涯和诗歌作品充分地体现了黑人女诗人永不停息的自我否定和自我变革，就实质而言，这种推动力来自诗人在创作中与相互冲突力量的积极协商，例如种族、阶级、性属不同的权利诉求，艺术与政治孰先孰后，与白人自由主义者建立同盟还是依靠黑人大众，融入主流文学还是建立独立的黑人美学，非洲中心取代欧洲中心还是促成多元文化，固守民族主义还是走向世界主义等。这些冲突不仅造成诗人思想和作品风格的纷繁复杂与变动不居，而且也构成评论家不同的学术立场和批评标准，研究者纷纷各执一词对诗人做出不一致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评价。
纵观20世纪60年代至21世纪的研究成果，清晰呈现了布鲁克斯研究领域的几个核心问题，关注的焦点和主要研究方法呈现历时的变化趋势，形成了一些具有学术权威的主要观点，同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17]首先，60年代评论主要围绕“普适性”与“特殊性”、“艺术形式”与“种族关注”以及“黑人性”与“文学性”之间的关系展开。詹姆斯·琼森（James N.Johnson）指出，布鲁克斯对黑人经历的描述忠实于人性，无疑是普适价值的一部分。[18]亚瑟·戴维斯（Arthur P.Davis）注意到布鲁克斯诗歌的形式艺术优于主题抗议成分，与抗议文学传统有微妙的差异。[19]丹·杰斐（Dan Jaffe）认为“黑人诗歌”的标签贬低了布鲁克斯诗歌的文学成就，她的诗歌展现了对社会、情感、语言等领域的掌控。[20]60年代美国评论界受新批评主导，加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白人自由主义者和黑人中产知识分子大多对美国民主多元主义和种族融合持乐观态度，因此主题内容的普适性和形式的艺术性成为文学的重要标准。主流评论常常以形式的艺术性和主题的普适性掩盖边缘作家自身的文化传统和种族意识，将其作品纳入主流普适性的体系中，而黑人评论者也强调黑人作家在普适性和特殊性之间形成平衡，从而融入主流文学。因此，评论突出了诗歌中的传统韵律形式和现代主义技巧，回避了黑人民间元素，以白人的人文主义价值掩盖诗歌对社会不公造成种族苦难的控诉。
70年代布鲁克斯研究的一个鲜明特点是把诗人的创作划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40—50年代的早前创作、60年代的转型期创作，以及60年代末转型之后的创作，并依据不同阶段的标签式特点阐述作品。亚瑟·戴维斯（Arthur Davis）指出，布鲁克斯放弃了先前的种族融合主义立场，转向黑人民族主义立场，随着意识形态的改变，诗歌技巧也出现相应转变。[21]威廉姆·汉赛尔（William H.Hansell）指出，60年代激进的布鲁克斯宣告脱下具有保护性的“面具”，终止与白人的合作并唤入黑人的全面参与。70年代作品在主题和风格上继续发掘和歌颂黑人性的本质特征。[22]哈基·马都布提（Haki R.Madhubuti）是黑人艺术运动的主要倡导者，被布鲁克斯喻为自己的“精神之子”，他在布鲁克斯的自传《第一部分报告》序言中以非洲中心的黑人性为衡量标准，指出布鲁克斯在1967年之前的黑人性是由白人定义，而之后开始寻找自我定义，她是在美国生活和写作的非洲诗人。[23]乔治·肯特是布鲁克斯研究专家和传记作家，他总结道，布鲁克斯的成就在于她能对黑人群体自我观念的急剧变化做出敏锐的回应。[24]知名黑人学者小休斯顿·贝克（Houston A.Baker Jr.）对布鲁克斯的研究在这一阶段也颇具代表性。他借助杜波伊斯的“双重意识”阐释了布鲁克斯诗歌创作中的“白人风格与黑人内容”处于交战状态，并且认为“高雅风格”像一道“面纱”分离了黑人自我与白人世界。[25]诺里斯·克拉克（Norris B.Clark）在博士论文中精辟地总结了布鲁克斯三个时期的风格特点，他写道：“这种划分可以用政治语言总结为前革命、革命和后革命，用社会学语言总结为同化主义、融合主义和黑人民族主义，或者用种族语言总结为白人、有色人种、黑人。”[26]虽然布鲁克斯诗歌阶段性明显的变化不容置疑，而且划分阶段有助于厘清诗人创作的历时变化和风格特征，但标签式的研究缺乏深入发掘诗人创作演变的内在动力机制，以一种简化复杂性和割裂深层延续性的方式，很容易造成研究者将文本搁置，任意肢解或抽取文本。70年代黑人民族主义主导下的批评模式过于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功能，学者在研究中夸大了历史语境对布鲁克斯创作的决定作用和诗歌中的种族政治，忽视了诗人自身细微的变化和深层艺术关照的延续性。
80年代在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影响下，美国非裔文学研究修正了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批评范式，转向对语言形式和艺术技巧的关注，深入发掘黑人民间传统和口头文化在文学创作中的价值意义，突出黑人表述中形式和文化的差异。这一时期的研究可划分为三个方面。第一，评论从宏观层面论述了黑人民间形式对布鲁克斯诗歌美学建构的意义。诺里斯·克拉克（Norris B.Clark）指出，布鲁克斯不仅在意识形态上超越了狭隘的黑人美学，而且在主题上摆脱了以非洲为中心的依赖，她将欧洲传统诗歌的形式元素与黑人民间的口头文化元素融合，在美国现代主义诗人和美国黑人诗人中卓尔不群。[27]乔治·肯特（George E.Kent）认为60年代诗人从前期的“融合”走向后期的“流放”，采用黑人风格鲜明的“流放的”韵律取代“现行存在的”表述模式，转化、吸收黑人民间形式及其价值观，形成诗人后期诗歌的美学特征。[28]第二，评论从具体的诗歌形式和艺术技巧阐释布鲁克斯并非简单地模仿欧洲传统形式，而是进行去传统化、黑人化、女性化的改造。玛丽亚·莫特雷（Maria K.Mootry）与格拉迪斯·威廉姆斯（Gladys M.Williams）分别论述布鲁克斯融入黑人灵歌和布鲁斯等民间元素，改造欧洲传统的歌谣和十四行诗形式，产生了既妥协又颠覆的双重性，表明了诗人与种族内外不同读者进行文化协商的策略。[29]盖尔·琼斯（Gayl Johns）分析了布鲁克斯诗歌中的多重声音，指出虽然与欧裔美国文学形式有相似性，但黑人文学传统的独特性和边缘族裔女性的文化立场，使其具有鲜明的差异。[30]第三，评论将布鲁克斯置于广阔的文学传统中考察诗人的诗学渊源。加里·史密斯（Gary Smith）论述了布鲁克斯对黑人诗歌传统、欧洲诗歌传统、美国现代主义诗歌传统的吸收和改造，形成自己独特的诗歌风格。[31]肯尼·威廉姆斯（Kenny J.Williams）从芝加哥城市文学传统的角度，指出布鲁克斯吸收了德莱塞、安德森等小说家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同时将“哈莱姆”诗人的城市关注转移到芝加哥南岸黑人聚居区，突破了桑德堡等芝加哥诗人囿于浪漫主义的诗歌风格。[32]
这一阶段除了高质量的期刊文章外，哈瑞·肖（Harry B.Shaw）和D.H.麦勒姆（D.H.Melhem）分别出版了两部研究专著，玛丽亚·莫特雷（Maria Mootry）出版了一部研究论文集，将布鲁克斯研究推到了新的高度。1980年哈瑞·肖出版了布鲁克斯研究领域的第一部专著《格温朵琳·布鲁克斯》。肖主要采用社会历史研究法，依据布鲁克斯的创作生平梳理了诗歌主题，按历时发展顺序归纳为：死亡主题、失去荣耀主题、迷失主题、幸存主题，并将各大主题扩展为关联的几个母题，细致地结合诗歌文本分析论述。通过结合历史语境和诗歌主题的梳理，肖提出政治与文化激进主义改变了布鲁克斯对诗歌社会功能的认识。[33]1987年D.H.麦勒姆出版了布鲁克斯研究的第二本专著《格温朵琳·布鲁克斯：诗歌与英雄主义声音》。麦勒姆提出，人文主义和英雄主义贯穿布鲁克斯的诗歌创作，他采用了历史语境与文本细读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创作经历、社会历史背景、美学价值观形成的语境中，聚焦诗歌的视觉、声音、意义，进行韵律学、修辞学、语言学等形式主义分析。麦勒姆深入细致的历史语境梳理，以及清晰透彻的诗歌形式分析使这本专著具有重要学术价值。[34]1987年玛丽亚·莫特雷和加里·史密斯编辑了第一部布鲁克斯研究论文集《浓缩的人生：格温朵琳·布鲁克斯及其诗歌与小说》。文集按整体美学研究、诗歌形式研究和小说主题研究分为三个部分，在整体上廓清了布鲁克斯的诗学渊源和美学特征，发掘了布鲁克斯对不同文学传统和艺术形式的改造，突出了族裔文学差异性的表述文化。[35]
90年代随着形式主义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结合，通过语言形式发掘背后蕴藏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成为评论关注的焦点。布鲁克斯前期诗歌的复杂形式重新受到评论的青睐，而后期转向公开、激进抗议的诗歌纷纷被指责为过于简化和艺术性下降。布鲁克·霍瓦特（Brooks K.Horvath）阐述了社会问题、个人关注、美学追求在布鲁克斯早期诗歌创作中的整体性，而形式反抗居于号召社会反抗和政治反抗信息传达的中心，“美学正确”使诗人有效地传达黑人的社会和政治内容。[36]与此同时，布鲁克斯如何通过艺术形式和策略对主流叙述中对黑人性的贬低进行颠覆、解构和反抗也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约翰·格里（John Gery）考察了戏仿手法在早期诗歌中产生的颠覆性效果。他指出，布鲁克斯通过白人形式与黑人内容之间的距离获得戏仿式叙述声音，悬置了主流文化中的种族特征和性属身份定义，打开了新的语言和意识形态空间。[37]
另一方面，女性主义创作与女性文学传统的研究为这一时期的研究注入了巨大的学术活力。[38]贝琪·厄基拉（Betsy Erkkila）在专著《了不起的姐妹：女诗人、文学史与分歧》中专列章节，深入贴切地阐释了黑人女性的视角和声音在布鲁克斯不同创作时期的变化。厄基拉指出，哈莱姆文艺复兴是受白人资助、以黑人男性为中心的文学运动，布鲁克斯没有明显的黑人女性文学前辈，她的创作挑战了传统女性主义方式对女性作家的建构，以及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之间的传统区别。早期作品中既有女性中心的声音，吸收民间布鲁斯、歌谣、灵歌、布道的诗歌，也有男性中心的声音，引用典故、讽刺、意象主义等现代主义艺术策略的诗歌，传达出女性视角所定义的种族和政治意识。60年代男性认同的黑人权力运动动摇了布鲁克斯作为黑人女诗人的身份和角色，她逐渐压制、边缘化女性的视角和声音，诗歌中体现了黑人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分裂。[39]格特鲁德·休斯（Gertrude R.Hughes）和阿·耶密斯·詹莫（A.Yemisi Jimoh）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布鲁克斯的性别政治诉求对现代主义男性中心的颠覆。[40]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詹姆斯·斯麦瑟斯特（James E.Smethurst）在《新红色黑人：1930至1946年左翼文学与美国非裔诗歌》一书中，对布鲁克斯“精英”新现代主义风格的论述也颇具原创性和启发性。他指出，布鲁克斯在精英现代主义与黑人方言诗之间进行“邓巴式”分裂，采用了局内人、局外人、局内与局外人叠加三个不同的叙述立场，既吸收了黑人民间大众文化元素和大众主义文学主题，又在分离式局外人叙述中体现精英现代主义风格，记录了芝加哥南岸的黑人生活。[41]
乔治·肯特（George Kent）撰写的《格温朵琳·布鲁克斯的人生》于1990年出版，填补了布鲁克斯传记的空白。肯特于1969年与布鲁克斯相识之时就取得了布鲁克斯同意为其撰写传记。七八十年代肯特一直有高质量的布鲁克斯研究文章发表。在撰写传记过程中，肯特跟随诗人走访了她居住过的地方，查阅了她早年的诗歌练习册、未发表的诗歌手稿，以及诗人与哈珀兄弟出版公司白人编辑的书信往来，并对诗人及其家人进行了大量的访谈。肯特严谨的治学态度与深厚的学术功底使这本传记具有很高的学术参考价值。[42]1999年，B.J.博尔顿（B.J.Bolden）出版了布鲁克斯研究领域的第三部专著《布朗兹维尔的城市愤怒：格温朵琳·布鲁克斯1945年至1960年诗歌中的社会批判》。该部专著结合芝加哥南岸黑人地带的社会历史语境变迁，以布鲁克斯的前三部诗集为主要研究对象，论述了诗集的主题内容和艺术形式。[43]另外，6篇以布鲁克斯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从研究视角和内容上对期刊文章和专著形成了有益的补充。其中有3篇博士论文以民权运动时期或黑人艺术运动作为诗歌史的断代分期，突出布鲁克斯与其他诗人在共同的历史语境中的共性与差异，同时也突出了布鲁克斯在美国非裔诗歌发展中的重要位置。[44]
2000年以来，布鲁克斯研究呈现出鲜明的“文本的语境化”与“语境的文本化”相互渗透的研究方法特点。学界更多从诗歌文本与语境中的文化思潮、政治经济状况、城市历史变迁的互文性关系中阐释诗人的艺术风格与诗学思想。另一方面，历史语境是扩展的文本，学界同时也关注诗歌如何参与到城市生存空间的话语建构中。首先，布鲁克斯的十四行诗和歌谣的艺术风格与形式策略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诗人在1967年转变之后就不再使用欧洲传统诗歌形式，因此学者的研究都集中在早期诗歌，对“白人形式”与“黑人内容”之间的张力褒贬不一。凯伦·福特（Karen J.Ford）于2007年和2010年在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两篇文章突破了仅研究文本具体应用的方式。福特意识到十四行诗和歌谣不仅是诗人创作的具体艺术形式，也是诗人建构诗学观的承载器。她指出，对形式的焦虑、怀疑与高度自觉，锲而不舍地探寻社会与政治反抗中适当的艺术形式是布鲁克斯诗歌创作的内在动力机制。十四行诗的艺术是打开文明空间的有效武器，其形式本身就具有政治性；另外，布鲁克斯的歌谣被黑人大众广泛接受，在讲述了种族暴力的同时也讲述了种族抵抗。因此在1967年之后，诗人未改初衷地依赖十四行诗传达美学理念，以非歌谣的形式启发歌谣式的阅读。[45]其次，2000年以来有4篇博士论文和4篇期刊文章从空间视角探讨布鲁克斯的文本空间与黑人城市空间的关系，空间视角成为研究的趋势和亮点。雷切尔·罗斯曼（Rachel A.Roseman）在博士学位论文中指出空间是历史、文化、社会、种族建构的产物，是现代社会中个体栖居的场所，个体通过与空间的关系建构种族、性属和阶级身份。芝加哥南岸黑人的居住空间禁锢了黑人的主体建构，但不同于环境决定论，布鲁克斯的诗歌打开了心理、想象、文学的空间，使黑人重新获得流动的空间建构自我以群体的身份。[46]柯尔斯顿·奥尔特加（Kirsten B.Ortega）考察了布鲁克斯通过黑人女性漫游者的方式打破了城市的种族、性别、阶级的空间限制，在漫游者自我身份与城市文化内涵建构的交叠中，诗人以诗歌中的城市重新定义了现实中的城市。[47]丹妮拉·库尔奇托娃（Daniela Kukrechtová）指出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城市乌托邦主义导致了不公平的资源分配和城市空间分割，布鲁克斯的诗歌通过恢复黑人个体多重声音的策略抵制官方声音，寻求公平的城市空间划分和组织。[48]空间视点极好地结合了诗人的艺术形式选择和语境中的权力关系，但这些研究集中在诗人的单部作品，在诗人创作发展和语境演变中属于静态分析。
另外，布鲁克斯1969年以后的作品遭遇了学界的极大冷遇，鲜有严肃的学术文章涉及。2000年以来出现了3篇文章以诗集《骚乱》为研究对象：安妮特·迪博（Annette Debo）论述了种族冲突的暴力主题；詹姆斯·沙利文（James D.Sullivan）指出布鲁克斯批判了白人暴力并转向黑人出版社，表明了诗人对黑人艺术运动的支持；雷蒙德·梅尔维兹（Raymond Malewitz）肯定了布鲁克斯从女性的角度丰富了黑人艺术运动。[49]另一篇针对布鲁克斯七八十年代诗歌的阶段研究，论述了非洲成为激发黑人凝聚力和革命热情的源泉。[50]但是总体而言，这些文章的研究视角和结论都没有明显突破。
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分别于2000年、2003年和2005年出版了布鲁克斯研究的三本论文集，一方面表明了布鲁克斯在美国诗人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布鲁姆在“前言”中对布鲁克斯转向的批评也再次印证了主流学界对她后期作品普遍的否定态度。布鲁姆指出，诗人后期转变为社会抗议诗人，虽然诗人对自己的转变欢呼，但她是否为了迎合标准而部分地牺牲自己天赋是个有待商榷的问题。[51]2009年米尔德里德·迈克（Mildred R.Mickle）出版了论文集《批判性洞见：格温朵琳·布鲁克斯》，迈克在“前言”中指出，布鲁克斯对艺术的忠实常常被湮没在与双重文学传统潜文本的文字游戏中，导致了对诗人的研究匮乏。[52]2012年玛戈特·邦克斯（Margot H.Banks）出版了布鲁克斯研究的第四本专著《格温朵琳·布鲁克斯诗歌中的宗教典故》。该著同样结合了形式主义与社会历史研究的方法，选取了5首重要的长诗与30多首短诗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诗歌对圣经人物和故事情节的引用，阐明了布鲁克斯布道式的文类风格吸取了基督教义和民主政治元素。[53]2003年格洛里亚·盖尔斯（Gloria W.Gayles）出版了《格温朵琳·布鲁克斯访谈录》，收集了1961年至1994年间的16篇访谈。[54]虽然布鲁克斯在创作早年就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她留下的访谈不多。布鲁克斯说：“我选择写作，大概就是因为我不擅长言谈。”她是一位内趋的深邃洞察多于外向的激情喷发的诗人。访谈大部分时间都是1967年之后，诗人的转变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主要的话题，其余围绕诗人创作的文学影响、内容题材、出版环境、美学思想等重要话题展开。
中国学者对布鲁克斯的介绍应该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1994年，彭予和马丽娅在《外国文学动态》上发表了《二十世纪美国黑人诗坛》一文。文章梳理了20世纪初期至80年代美国黑人诗歌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主要特点和代表人物及其风格特点，文中指出：格温朵琳·布鲁克斯于1950年获普利策诗歌奖，是50年代美国最引人注目的黑人诗人。她一方面继承了保尔·邓巴和兰斯顿·休斯为代表的黑人民间传统，另一方面有意识地吸收白人先锋派的诗歌技巧，布鲁克斯忠实于诗歌，一生都注重技巧，希望在种族与艺术之间建立和谐关系。这段评论清晰、准确地勾勒了布鲁克斯主要的文学地位和艺术风格。除此之外，国内出版的一些诗歌选集零星收录了一些布鲁克斯的诗歌作品，例如杨传纬编辑的《英语诗歌赏析》，吴笛、李力主编的《外国现代女诗人诗选》，张讴编辑的《20世纪世界女诗人作品选》，等等。因此，这一时期主要是以布鲁克斯的零星作品译介，以及文学史中文学地位的简要介绍为主，布鲁克斯还未引起国内学界的学术关注。
21世纪之后，国内布鲁克斯的研究状况取得了很大进展。首先是出现了两篇以布鲁克斯为研究对象的硕士论文。一篇是2005年四川大学邱美英的硕士论文《格温多林·布鲁克斯：为边缘化的他者代言》。[55]她在文中指出，布鲁克斯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的作品生动地刻画了被边缘化的美国黑人和美国妇女的形象，使长期处于无声状态的边缘人群摆脱了从属性的、被内部殖民的地位。另一篇是2009年华中师范大学尚青青的硕士论文《解读格温朵琳·布鲁克斯的诗歌》。文章从自由与平等的主题、“反英雄式的”诗歌人物、多样化的诗歌形式、诗歌艺术特色四个方面，结合大量的文本细读，分析勾勒了诗人的诗歌创作和艺术风格特点。另外，这一时期还有为数不多的几篇期刊文章深入探讨了作为边缘族裔女性作家，布鲁克斯的作品中具有隐蔽性和颠覆性的主题内容与艺术手法。例如2008年尚青青在《世界文学评论》上发表《论布鲁克斯诗歌的主题》，论述了布鲁克斯将欧洲传统与民间传统形式结合传达了人权、女权和种族平等的主题含义。2009年邱美英在《名作欣赏》上发表《后殖民视野下格温多琳·布鲁克斯的诗歌》，提出布鲁克斯运用布鲁斯音乐等写作策略消解了美国白人文化对黑人的他者化、同化和压制，黑人力图摆脱从属地位，争取从边缘走向中心。2010年谢艳明和董亮在《济南大学学报》上发表《骚乱是无声者的抗争：布鲁克斯后期诗歌的黑人主题》，提出1967年激进的转向使布鲁克斯的诗歌体现出浓厚的黑人写作意识，从形式到内容都确实履行了为黑人代言的使命，表达了黑人反抗种族歧视、追求自由平等的强烈愿望。2011年史丽玲在《当代外国文学》上发表《论〈安妮亚特〉与西方史诗经典的互文性》，论述了诗人一方面借用西方史诗经典为书写美国黑人历史赢得合法性，另一方面以布鲁斯策略改写西方史诗承载真正的黑人文化和历史。2012年王卓在《国外文学》发表《一双“观察的眼睛”在诉说：论布鲁克斯的长诗〈在麦加〉中的多元凝视》，论述了诗人以全景化、漫游式和女性化的多元凝视记录了美国黑人的城市生存状况。2014年史丽玲在《外国文学评论》上发表《〈在麦加〉中黑人女性“言语混杂”的救赎叙事》，论述了布鲁克斯借助黑人女性“言语混杂”的叙事策略让官方城市衰落话语和黑人权力运动话语产生断裂并进行修正，重述了黑人贫民窟的衰落与悲剧，探寻了一条回归人性与艺术的“麦加”救赎之路。由此可见，布鲁克斯作为美国非裔形式主义诗人的重要代表，她如何将政治关注转换为美学观念的创作机制，如何以艺术形式隐蔽地传达意识形态的艺术手法，如何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寻求黑人自我表征、自我表达的最佳艺术形式等，都是值得国内学界继续探讨的重要议题。
第三节 研究的思路及方法
本书从文本发生学的研究角度，探讨非裔美国女诗人格温朵琳·布鲁克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思潮语境中的诗歌创作中所呈现出来的空间叙事与国家认同的动态关系。首先，本书以“空间”作为一个核心的概念和切入点，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原因。第一，从布鲁克斯个人的生活轨迹和诗歌创作来看。布鲁克斯的父母是20世纪初最早一批从美国南部到北部大城市追寻美国梦的黑人移民，布鲁克斯在南部堪萨斯州出生一个月后就随父母来到芝加哥，其后终生居住于芝加哥南岸黑人区“布朗兹维尔”，因而布鲁克斯对20世纪上半叶的黑人城市化进程有着切身的体会。不仅如此，芝加哥的“布朗兹维尔”是美国大城市种族隔离制度下社会产物的典型代表之一，被誉为中西部的“哈莱姆”，是全国范围内黑人的商业和文化中心之一。布鲁克斯经历了20世纪初芝加哥“黑人地带”的兴起，见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芝加哥黑人大都市的繁荣，目睹了60年代芝加哥黑人区的贫民窟化和严重的种族暴力冲突，对70年代黑人社区的贫困化加重和社区内部矛盾丛生而忧心忡忡。八九十年代在美国的文化多元格局中，芝加哥作为黑人的文化中心对黑人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布鲁克斯积极地投身于黑人群体的公共性事业，在黑人文化界享有崇高威望。布鲁克斯说：“诗歌是浓缩的人生，它来自人的心灵。”她的人生与不同空间形态中的生存经历紧密交织，她的诗歌充满了对不同空间形态的感知、思考和认知，她的作品体现出以空间化的思维和视角对黑人问题、种族问题、美国问题的思索。因而，可以说，布鲁克斯的诗歌中蕴含着丰富的空间叙事和深刻的空间思想。第二，从美国黑人的种族历史来看。从三百多年前最早到达美洲大陆开始，美国黑人的生存经历就与空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联。奴隶制将黑人囚禁于狭小的、压迫性的空间里；南部的“吉姆·克劳”体系确立了黑人在公共空间低人一等的社会地位；北部城市的种族隔离制度将黑人禁锢于内城区的贫民窟。黑人族群长期被主流公共领域排斥和压制，他们的私人领域也受到种族主义内化的控制。空间思维的引入能够打破线性的历史目的论，发掘边缘化、被压制的美国黑人种族史。因此，空间视角有助于在黑人种族史与布鲁克斯的个人生活经历和空间叙事之间形成总体性的关照。第三，从美国社会的种族等级建构来看。美国正是依赖于从宏观的蓄奴制到微观的种族隔离制度的空间生产模式建立起白人至上的社会关系结构。因此，空间视角有助于对布鲁克斯诗歌中有关种族主义者的权力操控和种族主义社会本质等文本内容的剖析。由此可见，空间叙事是一个既能突出布鲁克斯诗歌文本的内在肌理，又能兼顾其文本生成的相关重要因素的研究范畴和研究视角。
其次，本书以“国家认同”作为空间叙事的诉求点，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布鲁克斯一生的诗歌创作都是致力于从主题内容和艺术形式上探寻黑人的自我定义、自我表征和自我表达。对于黑人自我身份认同的困境，杜波伊斯做出了最精辟、最透彻的阐释，即美国性与黑人性的双重意识在黑人灵魂深处的对抗和冲突。在现代社会语境中，双重意识的冲突演变为族裔身份认同与国家身份认同的冲突，因此，布鲁克斯最终寻求的解决是在两者的互动与协商中获得完整的国族身份认同。第二，美国黑人因其特殊的种族历史经历，“黑人解放”（Balck Liberation）成为贯穿黑人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美国社会长期以往的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的政治合理性正是建立在黑人被剥夺了与生俱来的、完整的公民身份基础之上。因此，完整、平等的公民身份是黑人解放的重要途径与目标，这也是在获得美国国家共同体的成员资格和认同感，即国家身份认同的框架内才能实现。因此，国族身份认同是一个可以统摄布鲁克斯一生创作的重要主题。虽然布鲁克斯对黑人身份的探寻在不同历史时期涵盖了国家身份和族裔身份的不同内容与侧重点，但是纵观其一生的创作，布鲁克斯不懈地探寻一条在政治国家共同体中求同存异的、多元化的美利坚民族身份建构。
另外，本书在整体上采取了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二分法的结构理论。现代资本主义民主社会是建立在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两分法的结构之上。公民社会在国家公共权力与私人自治领域之间形成了一个中介性地带，一方面维护公民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不受国家职能过度扩张的侵犯，另一方面为公民个体与政治国家进行协商和妥协提供了制度化的商谈机制。因此，公民社会承担着培育私人自治领域公共性的社会功能，以及生成政治国家合法性的政治功能。换言之，公民社会既是公民个体在参与的基础上形成对国家共同体认同与忠诚的社会文化空间，也是国家公共权力在公众舆论的基础上巩固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政治权力空间。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两分法为布鲁克斯的空间叙事与国族认同的动态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社会理论框架。因此，本书将布鲁克斯诗歌中不同历史时期的“黑人空间”置于公民社会之中，将美国国家身份与国家意识置于政治国家系统中，借助于公民社会两分法结构之间的协商机制，探讨黑人的公民身份诉求与美国国家体系中公民身份的排斥和吸纳之间的互动与协商。公民社会二分法结构理论有利于规避以往黑人文学研究中的片面性和狭隘性。总而言之，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二分法结构理论为本书提供了一种双向互动的分析思路。政治国家通过对公民身份的界定以及公民身份的实践将外来者黑人排斥出局的时候，政治国家实际上对黑人群体实行了一种规训的作用，但是在承认这些作用的同时，宪政体制作为政治国家的一种理想，它也为共同体内的弱势群体和受压迫群体提供了一种潜在的武器，本书正是以两股力量之间的抗衡为动力机制，探寻布鲁克斯作品中的空间叙事与国族认同的动态关系。
基于此，本书采用以文本为核心、多点出发的研究方式，具体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研究：一是美国整体的种族主义社会历史语境，主要是制度性和结构性的不平等造成的种族矛盾；二是黑人族群的生存状况与黑人解放的社会思潮；三是布鲁克斯个人的生活经历、思想观念和诗学观念；四是布鲁克斯的诗歌创作与文本作品；五是所用理论的形成背景及其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本书以布鲁克斯的诗歌作品为核心，结合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以及布鲁克斯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思想观念的演变，将布鲁克斯的诗歌创作历时性地划分为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初期，60年代后半期至70年代，以及八九十年代四个阶段。一方面，布鲁克斯不同阶段诗歌作品中的“黑人空间”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特征。另一方面，布鲁克斯每个阶段的空间叙事与特定历史语境中的社会思潮发生碰撞，相应地指向了国族认同的不同层面的心理诉求和理性建构。与此同时，每个阶段所用的空间理论都从其形成思想背景和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方面，与布鲁克斯的创作语境和社会诉求之间架构起相通之处，从而在理论与文本语境相通的基础上成为连接诗人的作品素材与社会理念建构之间有力的分析工具。另外，布鲁克斯并非不同语境中的某种主义者，但是她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实际上，从布鲁克斯的自传、传记、访谈和作品来看，她吸收了融合主义、黑人民族主义、黑人权力、泛非主义等不同意识形态中的部分思想元素，对自己的社会思想和美学思想产生了重要作用。需要说明的是，社会思潮之间并没有清晰明确的界线，布鲁克斯的思想观念也是前后相续的演变。因而，循序渐进的思想演变，对被边缘化的黑人大众阶层的人文关怀，以及对表征种族的诗歌艺术的探索，共同构成了布鲁克斯一生创作的内在的延续性。综上所述，本书将布鲁克斯的诗歌研究置于文学与文化、现实与想象、直觉与自觉相互交织的审美网络中，以多元化的方法论和系统化的阐释路径发掘布鲁克斯的文学逻辑，还原布鲁克斯作为20世纪美国“崇高的艺术家和人民诗人”的历史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