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国际人文主义”生成的文化空间

白璧德是位学贯中西的学者，这是他形成国际人文主义运动构想的学术基础。然而，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之际，处于强势文化一方的白璧德何以对东方文化情有独钟，甚至要以儒家思想激活西方的古典文化传统？其中固然有白璧德对西方文化弊端的思考，但是笔者想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同为人文主义者，亦是白璧德高徒的T.S.艾略特，面对西方文化的弊端，他却始终坚持回到基督教传统。白璧德融贯中西文化的国际胸襟在美国思想界显得格外突出。笔者认为，白璧德对国际人文主义理想的持守除了其对西方文化思考以外，还与其自身文化倾向有关。因此，本节将围绕白璧德的家世、教育背景、工作环境所形成的文化活动空间，探讨白璧德如何逐步生成融入儒学的国际人文主义视野，并在此过程试图勾勒“国际人文主义”运动的发生史。

一 “国际人文主义”的摇篮

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于1865年生于俄亥俄州（Ohio）的德顿市（Dayton）[1]。他的家族禀受的乃是新英格兰严格的清教文化。他的祖父是耶鲁神学院的毕业生，他的曾祖父则是哈佛的毕业生。他们作为公理会的牧师，坚持饱学教士（a learned clergy）的传统，反对福音狂热（evangelical fervor）以及泛滥的反理智主义（rampant anti-intellectualism）。然而白璧德的父亲埃德温·白璧德（Edwin Babbitt）却背离家族的文化传统，信奉唯灵论（spiritualism）。唯灵论是流行于美国19世纪中期的一种运动。当时，数以万计的美国人失去了天启宗教的信仰，转而相信唯灵主义。这种唯灵论利用科学的外衣，如击桌招魂、浮起的桌子、悬浮的介质等来作为来世存在的科学证据。他们宣称灵魂并不神秘，它们仅仅是物质的一种完美形式。白璧德的父亲深受唯灵主义的影响，他相信各种伪科学的力量。在19世纪70年代早期，他自命为“催眠师”（magnetist）以及“精神物理学家”（psychophysician），号称“色彩治疗师”（Chromo-Therapeutics），宣称可以用色彩光线来治疗身体疾病，并著有一系列近似伪科学的书籍。埃德温·白璧德认为：“物质与精神仅仅是不可测量的存在的两个极点，它们服从于同一种化学反应的规律。”[2]如果牧师致力于通过物理规律来提升人，他们将会拯救人类。他还认为，恶习以及罪恶是物理疾病；他自身便常常通过用热力以及饮食影响人的枕骨部以及低位脊椎的方法，以治疗放荡。[3]另外，埃德温·白璧德还是一位热衷公益活动的社会家，然而他对家庭却并不特别关心。在白璧德一岁的时候，埃德温·白璧德将全家东迁到布鲁克林。经过三年艰难的日子，他将自己的三个孩子送回了俄亥俄州的牧场。当白璧德六岁以及九岁的时候，埃德温·白璧德又再次将全家迁到纽约，但是每一次他都不得不将妻子与孩子送回俄亥俄州。在纽约的时候，白璧德甚至去卖报纸来帮补家庭。布伦南（Stephen C.Brennan）与亚伯勒（Stephen R.Yarbrough）认为，白璧德不稳定的童年生活为他后来对秩序的尊崇埋下了种子[4]。在白璧德十一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去世了。埃德温·白璧德又再次将白璧德以及他的兄弟姐妹们送到俄亥俄州的亲戚家，由亲戚照料。在白璧德看来，埃德温并不是一位称职的父亲。我们可以从埃德温致白璧德的一封信中窥见此点：“我尽力对你做好父亲的角色，尽管你是如此强烈地批评我作为父亲的失职……比起我在你身上所找到的缺点，你在我身上要找到更多。”[5]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埃德温是19世纪美国精神的代表，日后白璧德在时代潮流中逆流而上，强烈批判时代精神，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或许正源自他对父亲的反感与批判。布伦南（Stephen C.Brennan）与亚伯勒（Stephen R.Yarbrough）认为：“白璧德不断重复强调科学人道主义与情感人道主义的双胞胎恶魔是培根与卢梭那令人厌恶的产物。但是他对这些恶魔的反感更直接源自他与父亲痛苦的、尴尬的经历。”[6]说的正是此意。不过埃德温对白璧德的成长至少有一面积极的影响，那就是“广泛的好奇心以及寻找世界伟大宗教的共同本质真相的渴望”[7]。“埃德温希望成为‘一个哲学与宗教的自由人’，一个可以实践‘国际折衷主义以及真切掌握所有启示、所有圣经、所有科学’的人。他相信黄金法则（Golden Rule）是宗教的本质，并且得出结论：佛教徒、穆斯林教徒、印度教徒在同情与慈善方面超越了基督教徒。他尤其尊崇佛教，因为它的五戒比基督教的十诫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有更大的适用性。’”[8]那么，白璧德日后对东方文化的兴趣或许正源自父亲的模范作用。而白璧德日后国际人文主义视野的形成似乎也受益于父亲开阔的文化心态。

倘若说白璧德的父亲总体上代表了白璧德日后所憎恶的一切，那么白璧德的外祖父路易斯·达林（Lucius Darling）则是白璧德所尊敬的文化传统的代表。与父亲相反，外祖父路易斯是一位严格要求自身、辛勤工作的典范。他是整个家族的家长，照顾离婚的女儿以及她的孩子们，还有白璧德一家的孩子们。他一直鼓励白璧德认真学习，在外祖父的鼓励下，白璧德15岁之时就已经通过了在汉密尔顿县公立学校教书的资格考试。并且在高中的时候，白璧德还得到一位古典老师的帮助。这位老师帮助他熟练地掌握了希腊语、拉丁语，教导他贺拉斯的典雅与适度的美德。这些都为他以后进入哈佛大学打下了基础。1885年，他通过哈佛的入学考试，正式进入哈佛读书。

二 “国际人文主义”的文化积累

在白璧德进入哈佛大学读书之时，哈佛大学在埃利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校长的带领下进行了教育改革，古典语言不再是必修课程。当大部分学生跟随时代风潮学习现代语言与现代文学之时，白璧德却沉醉于古典语言与古典文学的世界。在本科时候，他修习了法语、德语、拉丁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希腊语以及拉丁语。据白璧德的好友吉斯（Giese）描述，“在College House的房间里（在嘈杂与喧闹的广场的一个可怕宿舍中），白璧德会因为古典作品‘奇怪’和‘无形的魅力’而阅读它们，并且在想象中幻想塑造希腊人或者罗马人”[9]。哈佛大学对白璧德的另一个影响就是将他引进了东方文化的殿堂。他学习了东方的语言，并对佛教文化越发感兴趣[10]。可见，在哈佛时期，东西方的古典文化课程为他后来对国际人文主义运动的倡导埋下了种子。

大二结束后，白璧德已经修习了很多课程，根据哈佛大学的规定，他只需要再读一年便可以毕业。但是白璧德选择休学一年，和一位高中时的朋友巴特沃斯（A.P.Butterworth）开始了持续15个月的欧洲徒步旅行。在这场旅行中，白璧德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并在旅行当中吸取法国、西班牙、意大利以及德国的文化精神，还学习了一些新语言。布伦南（Stephen C.Brennan）和亚伯勒（Stephen R.Yarbrough）认为：“这场旅游给予了他整理思想的时间。他能够通过其他文化的视角来看待美国，以及他开始理解过去所阅读的书籍。他所经历的最关键的转变就是他对东方以及古典希腊的兴趣。这些文化证明了，内在生命（inner life）不仅仅是精致的想象。”[11]在大二的时候，白璧德还只是停留在父亲的影响阶段。最初，他仅仅是被东方的空中漂浮、降神术之类的东西所吸引[12]，但是此时的他开始意识到佛祖“道德的伟大”（moral grandeur）[13]。可见，这场旅行对青年白璧德至关重要。当他重新回到哈佛之时，他的文化心态较此前要更为开阔了。

哈佛毕业之后，白璧德在鹿栈县（Deer Lodge）的蒙大纳学院（College of Montana）找到一份教师的工作。工资虽然不高，但是白璧德可以在大学里教授希腊语以及拉丁语。这是白璧德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教授他喜欢的古典语言。两年后（1891年），白璧德远赴法国深造，在法国高等研究所师从东方学者李维（Sylvain Levi）学习梵文以及巴利文。根据内文（Nevin）的描述，“李维欢迎，同时也惊叹于白璧德对模糊以及难懂的巴利原文的热情以及从不知疲倦的活力，这种活力部分源自他对思想的热情”[14]。正是由于对东方思想的热情，在巴黎的时候，他已经致信哈佛的东方学者兰曼（Charles R.Lanman），表达了其在东方文化上继续深造的意愿。随后，他结束了在巴黎的学习，于1892年入哈佛大学攻读东方学硕士学位。其时，兰曼（Lanman）所开设的高级梵文班（advanced Sanskrit class）只有两位学生，在此，白璧德结识了其终生挚友保罗·穆尔（Paul Elmer More）。不过他们虽同是学习东方学，二人的精神气质却略有不同。白璧德是一个热切关注现实的人文主义者，他将东方思想看作人文主义思想；相比之下，穆尔则更看重东方思想的宗教性，在东方文化中，他看到的乃是一种“纯粹精神……这种精神与现象世界、实在的经验并没有联系或者关联”[15]。伊里亚德（G.R.Elliott）曾将白璧德与穆尔分别称为“哈佛的战佛”（Warring Buddha of Harvard）和“普林斯顿的隐士”（Hermit of Princeton）[16]。二人性情之异由此可见一斑。在研究生阶段，白璧德还师从另一位古典学者诺顿（Charles Eliot Norton）研究但丁。二人自此成为了最亲密的师友。诺顿（Norton）不仅学问渊博，他的精神气质还深深影响了白璧德。据白璧德另一位好友马瑟（Mather）回忆，对白璧德而言，“查尔斯·艾略特·诺顿（Charles Eliot Norton）是真正遵从艰苦的适度原则以及细腻的礼仪生活的人。正是因为诺顿（Norton）的存在让过去的圣人——佛祖、亚里士多德、孔子、帕斯卡——再次鲜活地成为我们的典范和救世者”[17]。即使当白璧德成为哈佛的讲师之时，他还常常拜访诺顿（Norton），将自己的专著交给诺顿（Norton）评阅。总体而言，此阶段的白璧德对东方文化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学习，这些研究学习为他日后倡导国际人文主义思想夯实了文化基础。

三 “国际人文主义”运动的前奏

1893年，白璧德获得了哈佛硕士学位。他在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找到了一份讲师的工作，教授法语。在此，他结识了另一位人文主义运动的成员马瑟（Frank Mather）。但是白璧德志不在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他还是希望回到哈佛大学教授古典文学，却苦无门路。1894年5月，哈佛大学的一位法语老师因剽窃被开除。法语系的院长博歇（Ferdinand Bôcher）需要尽快找人填补这个空缺，他想起了曾在法语写作班上课的白璧德。于是白璧德终于如愿以偿进入了哈佛大学教书，开启了他为人文主义理想奋斗的一生。

虽然白璧德进入哈佛大学教书，但他真正的兴趣是教授古典文学，然而古典文学系却没有多余的职位提供给他。最后他不得不听从安排进入法语系，但是他对教授法语毫无兴趣，甚至厌恶。他在哈佛的三个课程以及拉德克利夫学院的一个课程都是在三百多人的大班里教授法语语法以及法语作文，这并不符合白璧德复兴古典人文文学的理想，甚至背道而驰。他曾写信给穆尔抱怨道：“我愿意为希腊献身，但是我不打算变成一个让哈佛大二学生阅读堕落的法国原文小说的授课机器人。”[18]据吉斯（Giese）回忆，他有一次居然对法语系系主任说，法语是拉丁语的一种廉价及下贱的代替品[19]。不过除了对现代文学不抱好感外，白璧德对当时盛行于哈佛的语言文献学（philology）的研究方法也极为反感。

哈佛的古典文学教育传统乃是培养绅士，不过“到了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年，科学主义的进一步普及，使得人文教育也受到了影响。而在人文教育中采用科学方法，重视科学训练，则由德国开其先。德国自十九世纪初年以来，以1824年创办的柏林大学为基地，便开始运用科学方法训练研究的人才”[20]。所谓的人文教育的科学方法，便是“对文献史料做严格的审订，鉴别其真伪，核定其价值”[21]。哈佛大学的修辞学教授蔡尔德（Francis J.Child）首先将这一德国式的研究方法运用到民歌的研究上。随后，英语研究的基特里奇（George Lyman Kittredge）、法语研究的博歇（Ferdinand Bôcher）、意大利语研究的格兰金特（Charles Grandgent）、西班牙语研究的福特（Jeremiah Ford）等学者都使用了这种研究范式。到了白璧德所身处的时代，哈佛大学已经成为语言文献学的实验基地。这一研究范式的流行对哈佛原本的古典教育传统冲击极为巨大。首先，教育目标由原来的培养具备人文素养的绅士逐渐转变为培养专门研究人才的专家，如此一来，博士学位渐渐成为在大学任教的必要条件；其次，教育内容由原来的欣赏评价古典文学逐渐转变为文献考据。[22]白璧德本人可谓亲身经历了古典文学的衰落。在他上本科的时候，语言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在美国正处于上升阶段，古典文学研究也深受影响，但是白璧德对这种研究范式相当抵触。在大四的时候，白璧德修了一门莎士比亚的课程。然而这个课程是由新的语言学老师基特里奇（George Lyman Kittredge）负责教授。白璧德本想通过这门课程把握到文学的道德意蕴，但是基特里奇（George Lyman Kittredge）的教学方法与白璧德的预期完全相反。他并不关注文学的内涵，而是文本的文字，亦即只把文学当成语言变化历史的记录。这样的课程让白璧德觉得索然无味。因此，他拒绝按照基特里奇（George Lyman Kittredge）的要求对文本进行语言结构分析，甚至与老师发生争论。最终，在白璧德本科全A的成绩单中，唯独这门课程得了C-。在研究生阶段，虽然白璧德获得了硕士学位，却拒绝读博士。对此，赫费勒（J.David Hoeveler）认为：“这是白璧德对现行学术规范长期反抗的开端”[23]。白璧德对语言文献学研究方法的厌恶由此可见一斑。

秉承哈佛的古典教育传统，白璧德认为大学教育的宗旨在于培养“品格与智力贵族”（aristocracy of character and intelligence）。所谓“品格与智力贵族”即德才兼备的人才。在白璧德看来，语言文献学偏离了教育的宗旨，忽略了对学生之德的培养。由此，我们不难发现：白璧德所致力于培养“品格与智力的贵族”与儒家的“君子儒”有异曲同工之妙。[24]根据梅光迪的回忆，“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已经非常了解孔子以及早期的道家思想，尽管他还没有在出版物讨论过这些思想”[25]。如此看来，白璧德“品格与智力贵族”的理念很可能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关于白璧德的教育理念将在第五节详细论述）。并且作为学贯中西的大学者，白璧德很早就彰显了其与传统儒学、甚至与西方古典教育理念的与众不同之处：这种“品格与智力贵族”不仅是人文，也是国际的。据高徒谢尔曼（Sherman）回忆，在课上，“你从不觉得他是一位教育学生的老师。你会觉得他就是柯勒律治、卡莱尔、佛祖。他一直向你的头脑倾注丰富的世界智慧。你会觉得你不再是在基础课程上课，你是和一位通过文学寻找他的生命哲学例证的人在一起”[26]。可见，他在课程上始终以一种融贯中西文化的国际视野教育学生。

当白璧德进入法语系后，始终秉持培养具备国际视野的“性格与智力贵族”的教育宗旨，与主流学术体系做抗争，捍卫他心中的人文教育理想。1897年，他发表了《古典学的合理研究》（The Rational Study of the Classics）一文，严厉批评当时美国的文学研究状况。他指出：“现在流行趋势的主要危机是人们不能将语言的精神与语言的机制区分开，人们也不愿意承认文学研究在语言文献学之外的诉求……我们被告知，严格的科学方法才是我们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去获得的东西。如果一个人拥有某种恰当的自然本能，他的文学鉴赏力自然会很好；如果一个人缺少这种本能，任何外在的压力也不能迫使他获得这种东西。因此，我们应该传授的是拥有魔力的严格的科学方法，而文学鉴赏力则被归为道格勃里（Dogberry）所列出的自然产生物的那一项。正是凭借这种情绪，现在的语言文献研究逐渐把文学研究赶出美国东部的大学。”[27]对于这种趋势，白璧德在文中提出质疑：“我们应该质问这种观点的持有者是否过于强调了科学方法对个体所能产生的影响，同时我们还应该质问他们是否没有考虑到科学方法在这种趋势形成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的影响。”[28]在公开发表的文章如此严厉地批评主流的学术体系，白璧德与同事之间的矛盾其实由来已久。白璧德曾提出了开设早期浪漫主义运动以及法国文学批评的高级课程。但是，这个建议被法语系否决了。不仅如此，他在哈佛的教学生涯也岌岌可危。法语系只与他签订一年的合同，这意味着他未被永久聘用。对于他在法语系的遭遇，他曾越过系主任直接找校长投诉。他有次与穆尔的通信中愤怒地写道：“如果我在哈佛再被苏米克拉斯特（Sumichrast）这些人阻挠一段时间，我也许就愤而离职，离开校园，到废弃的农场耕种。”[29]幸运的是虽然法语系拒绝了他的诉求，但是拉德克利夫学院却同意了他教授高级课程的要求。而他在拉德克利夫学院的课程也打动了当时的语言学家格兰金特（Charles H.Grandgent）。格兰金特（Grandgent）帮助他争取到了在法语系教授高级课程的资格。但是到了1898年秋，语言学家苏米克拉斯特（Sumichrast）成为法语系的主任，白璧德在哈佛的教学生涯再次遇到危机。苏米克拉斯特（Sumichrast）拒绝与白璧德签订超过一年的合同，理由是“我们应该如此理解这项决定：如果他在新课程获得成功的话，他会在下一年再被推荐到这个职位上。”[30]不过由于哈佛大学的预算问题，白璧德直到1900年才能在法语系教授高级课程。

自1900年开始，白璧德终于摆脱了教授乏味的语法课程，获得了在课程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此时的他也开始慢慢建构自己的学术体系，并且有了一些追随者。谢尔曼（Stuart P.Sherman）便是白璧德早期的一位人文主义的皈依者。1902年，经过八年的抗争，白璧德终于等来了人生的第一次晋升，成为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并同时在学校新设的比较文学系（Comparative Literature Department）授课。此前他曾发表《古典学的合理研究》（The Rational Study of the Classics）一文批判主流的学术体系，而在他晋升助理教授的同年，他在Atlantic Monthly 发表了《人文学科》（The Humanities）一文，对美国的教育体制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批判，矛头甚至直接指向了哈佛大学校长埃利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的新教育改革。此后，白璧德的笔触逐渐延伸，思想亦逐步深入，开始追溯教育问题出现的文化根源。正如谢尔曼（Sherman）所言：“他正在建构一条从希腊到我们时代的思想的通道。”[31]1908年，白璧德出版了第一本专著《文学与美国的大学》。该书虽然旨在批判美国大学教育体制，但是其思想的广度绝不仅仅局限于美国的教育问题，而是涉及社会改革的各个方面，其思想的深度更是直抵问题的根源——古典人文主义文化的衰落和现代人道主义的泛滥。白璧德知道该书的出版不仅会得罪哈佛大学的语言学教师，更会招致整个美国教育界的不满。因此，他认为一篇好的书评也许能引起人们对该书思想的重视。穆尔当时作为Nation 的主编，他特意为白璧德邀请了芝加哥大学著名的古典学教授肖里（Paul Shorey）为《文学与美国的大学》写书评。但是肖里（Shorey）教授并不关注白璧德在该书中对当代人道主义思想泛滥源头的追溯，而是着眼于书中所呈现出来的白璧德与语言学教授之间恩怨。肖里（Shorey）认为白璧德对语言学家的批评并不公平。他为语言学家辩护道，语言学家也有“内在的人文主义精神”（an indwelling humanistic spirit）[32]，并且他们大部分也是古典文学的“热情而明智的欣赏者”（enthusiastic and intelligently appreciative readers of the classics）[33]。对于肖里（Shorey）的书评，白璧德曾极度失望地写道：“我已经失去了关于我专著的严肃书评的唯一机会……从纯粹策略的角度来看，就我们正在进行的对当代生活以及教育的某种趋势的战争而言，这篇书评作为其中一起事件是一个严重的失误。”[34]他又说：“这篇平淡的书评只会让这本书走向被遗忘的道路。”[35]事实上，正如白璧德所预料的那样，这本专著的销售量非常低，他最后甚至不得不向好友吉斯（Giese）借500美元来印刷下一版。

1909年，埃利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校长在管理哈佛大学长达四十年后退任，罗威尔（Abbott Lawrence Lowell）继任哈佛大学新一届校长。罗威尔（Lowell）校长对埃利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的新教育改革进行了修正，并重新肯定了古典文学在大学教育中的重要性。白璧德在罗威尔（Lowell）校长继任前就已经对其教育理念表示赞同，他在早期的《古典学的合理研究》（The Rational Study of the Classics）一文还引用了罗威尔（Lowell）在“哈佛大学校庆会”上的演讲，称其为“近年来对更开放的古典文学研究的诉求中最有力的声音”[36]。不过罗威尔（Lowell）校长继任后，白璧德很快就发现罗威尔（Lowell）校长的管理政策并不十分符合他的预期。1910年，白璧德出版了第二本专著《新拉奥孔》（The New Laokoon）。该书批判了现代诗人对文艺体裁的混淆，不过该书依然没有引起哈佛大学管理层的注意。尽管罗威尔（Lowell）校长对白璧德的《文学与美国的大学》颇为赞赏，并让其掌管荣誉文学委员会（Honors in Literature Committee），这相当于给予了白璧德影响哈佛大学文学研究一定的权力，但是罗威尔（Lowell）仍然只为白璧德提供短期的聘任合同，并且拒绝为白璧德提高工资。而此时的白璧德已经在哈佛大学任教十六个年头了，比他年轻的同事大多获得了晋升。对此，在与穆尔的通信中，白璧德愤怒地写道：“我想知道哈佛大学到底要将这种赋予我一等的责任，却给予我二等的认可的政策贯彻多久。”[37]不过虽然白璧德迟迟得不到晋升，他的人文主义事业还是有了一定的进展。自白璧德独立教授高级课程以来，他的学生人数日渐增多，到了1910年，他的学生人数已经达到了80多人，其中包括后来成为人文主义中坚力量的霍斯特（Norman Foerster）。事实上，这些学生也成为白璧德晋升的强大后援。

1911年春，白璧德晋升的事情出现了转机。他的学生谢尔曼（Sherman）成为伊利诺伊大学的英语老师，他向院长极力推荐白璧德。而在白璧德亲访伊利诺伊大学后，他即得到了该大学终身教授的聘任、罗曼语系的主席的资格，还获得了高于哈佛两倍的工资。但是白璧德并不想离开哈佛大学，他只是想通过外校的聘任来向学校管理层施压。不过这个方法依然没有撼动校方的决定。5月13日，校方驳回了白璧德晋升的请求，罗威尔（Lowell）校长则同意了校方的决定。在最后关头，两位关键人物加入了支持白璧德的阵营：一位是即将成为法语系主任的福特（J.D.M.Ford），另一位则是时任Nation 刊物主编的穆尔。福特（Ford）虽是语言文献学家，但是他对白璧德的学问表示高度赞赏，称其为“这个国家比较文学专业最具实力以及最成功的教师之一”[38]。而穆尔则写信抗议罗威尔（Lowell）校长对他朋友的冷遇。除此之外，白璧德在哈佛大学不断增加的优秀学生也给予了校方一定的压力。穆尔甚至认为，正是优秀学生使白璧德最终获得了哈佛大学的认可[39]。最终，罗威尔（Lowell）校长在各方压力下妥协了。5月20日，他致信穆尔指出：“校方的决定‘并不意味着他（白璧德）在下一年不能晋升，但是我们不希望提前决定这个问题’”[40]。1912年2月，校方投票决定同意白璧德晋升为正教授，并获得了终身教职。同年，白璧德出版了《法国现代批评大师》（The Masters of Modern French Criticism）。该书通过探讨圣伯夫以及其他19世纪主要法国批评家的批评，以期能接近“那个时代的知识中心”（the intellectual centre of the century），并通过追溯这一时期的主要思想运动来建构“恰当理解我们这个时代思想的必要背景”（the necessary background for the pro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deas of our day）[41]。

在与主流思想决裂的同时，他因其独特的人文主义思想收获了越来越多的人文主义学子。这些学生后来成为国际人文主义运动的中坚力量。到了1920年左右，他课堂上的人数已经发展到三百多人。在这个时期，白璧德又收获了两位人文主义运动的干将，一位是鲍登学院（Bowdoin College）的英文教授伊里亚德（George Roy Elliott），另一位则是法语系的年轻同事梅西埃（Louis J.A.Mercier）。此时，梅光迪、吴宓等中国学生也纷纷加入他的人文主义阵营。这些中国学生的加入为白璧德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他们打开了白璧德的人文主义视域，进而促使白璧德提出国际人文主义运动的伟大构想。1919年，白璧德出版了第四本专著《卢梭与浪漫主义》（Rousseau and Romanticism）。在该书中，白璧德对浪漫主义运动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与他以往的专著不同，该书首次融入了儒家思想对人文主义思想进行阐述，其思想的格局比之前的专著更为开阔。儒家人文资源的融入正预示着白璧德国际人文主义构想的诞生。

总体而言，白璧德为捍卫人文教育理想所作出的抗争为日后开展国际人文主义运动做了重要的准备与铺垫。此时的他已经具备倡导国际人文主义运动的各种条件。从思想上而言，学衡派弟子的加入进一步扩大了白璧德的人文主义视域，促使他将儒学融入人文主义体系，从而建构国际人文主义思想体系；从外部条件上而言，白璧德在教育领域上始终捍卫人文主义的理想，培养了众多人文主义学生，从而为开展国际人文主义运动奠定了良好的舆论基础。

四 “国际人文主义”运动的发生

1921年，白璧德受邀参加留美中国学生会东部会的夏季年会。在会上，他首次也是唯一一次明确提出“国际人文主义”运动的构想。至于他为何不在西方学界提及“国际人文主义”的构想，这涉及他的宗教信仰以及国际人文主义的实现途径等种种复杂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笔者将在第四节以及第五节详细论述。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他已经在美国文学评论界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1924年，白璧德出版了第五本专著《民主与领袖》（Democracy and Leadership）。这本专著是他毕生思想的结晶。在这本专著中，白璧德最终将其人文主义理想延伸到政治领域，明确表明了其脱离宗教的人文主义态度。此时的白璧德已经对儒家思想有了更深入的体悟，儒家思想在该书已经成为他阐述人文政治理想的关键资源。

与此同时，白璧德所领导的美国人文主义运动成为文学评论界的焦点。对此，我们从人文主义的批评者考利（Malcolm Cowley）一段描述即可了然当时人文主义运动的盛况：“今天，人文主义者的杂志、人文主义者的出版社随处可见，名牌大学的人文主义教授、人文主义批评者、人文主义科学家以及人文主义政治思想家（如果还没有人文主义艺术家的话）充斥整个社会，这一运动甚至还得到了《纽约时报》编辑的支持。”[42]人文主义事业的发展壮大除了白璧德不断著述出版传播人文主义思想之外，也与他的传道授业密切相关。很多学生因为上了他的课而最终成为人文主义的信徒。这些学生后来都成了人文主义运动的倡导者，如谢尔曼、霍斯特等人。

在20世纪20年代，白璧德在海外也具有了一定的名声。学衡派弟子将白璧德的人文主义传入中国，他们的译介活动成为白璧德国际人文主义运动的重要一环。他的法国同事梅西埃（Mercier）于1921年在法国发表了《欧文·白璧德的人文主义》（L'Humanisme Positiviste d'Irving Babbitt）一文，读者反响甚好[43]，从此白璧德之人文主义得以在法国传播。1923年，白璧德受邀到法国索邦大学讲学，并大受欢迎。据记者高曼（Marcus Selden Goldman）回忆：“我发现白璧德在很多场合下都被东方学生所包围，有些学生是特地到巴黎来拜见他的。大部分学生是中国人，但是我觉得有些学生是日本人、韩国人以及印度人。这些学生围在他身边，仿佛他是位大圣人。”[44]关于白璧德在海外的名声，甚至有了这样的说法：“白璧德的名声早离开剑桥，走向世界了。”[45]1926年，白璧德成为法兰西学院（Institute of France）的通信院士。美国学者极少获得这一殊荣。

总体而言，白璧德的国际人文主义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蓬勃发展，成为中美双方文学评论界的舆论焦点。到了1930年，美国的人文主义运动达到顶峰时期。5月，论争双方在纽约的卡耐基厅（Carnegie Hall）举行了一场公开辩论会。其时，三千余人参加了辩论会，场面之浩大可想而知。白璧德作为人文主义运动的代表与反对者坎比（Henry Seidel Canby）、凡·多伦（Carl Van Doren）展开辩论。不过这场辩论会以人文主义一方的失败告终。在那场辩论会中，由于白璧德习惯低头发言，再加之现场的扩音器恰好失灵，人们根本听不清白璧德的演讲，所以人文主义一方的现场发挥并不理想，甚至可以说非常失败。白璧德曾自我调侃道：“虽然那是一个温暖的日子，但是现场可以说是冷如冰霜。”[46]同年，白璧德的弟子霍斯特（Foerster）主编了《美国的人文主义》（Humanism in America），其中辑录白璧德定义人文主义的最后一文《人文主义的定义》（Humanism：An Essay at Definition）以及追随者的文章。不过这部人文主义文集同样激起了反对者的斗志，他们也于同年出版了《批判人文主义合集》（The Critique of Humanism：A Symposium）。在该文集中，反对者对白璧德人文主义阵营的观点进行了驳斥。考利（Cowley）认为人文主义伦理系统是不完整的，并且忽略了社会与经济现实情况[47]；威尔逊（Wilson）则批评人文主义是清教遗产那未经检验的偏见（the unexamined prejudices of a Puritan heritage）[48]，等等。就其内容而言，批评者的批评虽不完全中肯，但是亦从另一个侧面丰富了白璧德人文主义理论在西方的阐释史。而这同时也反映了白璧德国际人文主义理想在西方践行之难。

美国的人文主义运动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顶峰，随后便逐渐沉寂下去。追溯起来，1929年美国的经济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是导致其衰落的主因之一。在经济困难之时，人文主义精英式的精神追求有点不合时宜了，人们更倾向于实用的学说与理论。[49]另一原因则是人文主义领袖白璧德与穆尔的相继去世。自1930年后，白璧德的身体状态每况愈下，于1933年7月5日病逝，穆尔也于1937年去世。他们所领导的人文主义运动也随之淡出人们视野。但是人文主义运动的影响却没有因此消失。一群维护传统价值理念的知识分子使白璧德的人文主义理念得以延续。正如赫费勒（J.David Hoeveler）所言：“剩下的精英是一群拥有坚定的传统气质的知识分子。他们捍卫绝对的、或者永恒的道德价值体系。面对在美国生活中不断获得胜利的相对主义以及物质主义，他们或者从有神论的角度，或者从人文主义的角度发起一场无望取胜的防守。这些人让白璧德的影响得以留存。”[50]1953年，白璧德当年的学生普西（Nathan Pusey）任哈佛大学校长。[51]1960年，在他的大力促进下，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设立了“欧文·白璧德教授”（Irving Babbitt Professorship）头衔，以纪念白璧德为文学批评所做出的贡献。白璧德的另一位学生莱文（Harry Levin）是该荣誉的第一位获得者。哈佛大学的“欧文·白璧德教授”头衔一直设立至今[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