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国际人文主义”构想的提出——白璧德与学衡派的双重跨文化实践

西方人文主义话语在学衡派的阐释下获得了新的本土内涵——人文儒学。这并非学衡派任意比附之举。将儒学纳入人文主义体系其实正是导师白璧德“国际人文主义”运动的重要一环。1921年，白璧德受邀参加留美中国学生会东部会的夏季年会。在会上，白璧德发表《中西人文教育谈》的演讲。该演讲以一种融贯中西、纵横古今的姿态，表达了发起国际人文主义运动的伟大构想。

白璧德的讲演始于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Renaissance，指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终于国际人文主义运动（humanistic international）。他首先谈到，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的发生其实是迫于西方的压力，而非遵循自身的发展轨道。因此，这场文艺复兴运动是按照西方现代模式进行的。但是白璧德并不认同所谓的西方现代文明。他把西方的现代运动分为两方面：一方面为全人类在控制自然的基础上不断追求功利以及舒适；另一方面为全人类通过博爱的扩张性情感作用下不断联合起来。白璧德把这两方面的运动统称为“人道主义运动”。这场人道主义运动作为人们的生活哲学，它的核心是“进步”的信念。在对“进步”宗教式的信仰下，19世纪的人们以为他们正朝向“遥远的神圣事件”（far-off divine event），然而却走向了世界末日般的战争。他指出西方已经有人开始反思这场人道主义运动：我们在与过去决裂的过程中是否遗留了某些本质元素。而在中国进行的“新旧之争”其实正重蹈西方的覆辙。当然，他认同中国需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并且也需要摆脱伪古典形式主义（pseudo-classic formalism）的窠臼，但是他提醒中国人在迫切模仿西方的过程中，不要“把孩子与洗澡水一块倒掉”，意即要保留传统文化中的有益部分。

紧接着，白璧德进一步指出中西文化传统有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西方传统半为宗教，半为人文。这种传统的代表亚里士多德与基督正与远东的孔子与佛陀相对应。在他看来，抛弃这种伟大的传统智慧将会使中西方从真正的文明社会跌入野蛮的机械社会。因此，他警告道：“文明的问题从未像今天迫切。”[85]人与人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可是他们的精神却处于离心状态（spiritually centrifugal）。他严厉批评了西方的功利—情感运动（utilitarian-sentimental movement）（人道主义运动）篡夺了道德之名，并对中国沉浸于所谓的西方现代文明的现状深表担忧。他于文末总结道：“在我看来，补救之法在于切勿以肤浅的进步之名抛弃你的文化背景，同时需要更深入了解肇始于希腊的西方文化背景。你会发现这两种文化在人文主义的层面上互相印证。它们共同组成了‘万世的智慧’（wisdom of the ages）。”[86]白璧德感慨道：“过去的巨大失败在于没能建立一种成熟的国际主义（a sound type of internationalism）。科学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国际主义，然而终变成一种民族扩张。与人道主义运动相关的博爱精神更被实践证明是一种谬误。”[87]那么，“为什么不建立一种国际人文主义（humanistic international）呢？”[88]为了建立国际人文主义，白璧德倡议：“在中国的重点大学，你们需要有学者同时教授《论语》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另外，我们的重点大学也需要有学者（最好是中国人）教授中国历史和道德哲学。”[89]可见，白璧德的国际人文主义是一场在中西方的双向轨道同时进行的跨文化运动。在国际人文主义的视野下，白璧德认为西方的人文主义需要融入中国的传统儒学，中国的儒学也需要融入西方的人文主义进行激活。他相信这种双向轨道的国际人文主义运动终会“促进中西方知识领袖的真正理解”[90]。在国际人文主义的伟大蓝图下，白璧德对在场的中国知识青年发出了号召：

我的希望是，如果这场人文主义运动发轫于西方，那么中国将会有一场新儒家运动（neo-confucian movement）作为回应——这种儒学将摆脱过去几世纪以来学究式以及形式主义的积习。[91]

《学衡》杂志的创立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导师国际人文主义运动的回应。在白璧德开阔的国际人文主义视野下，学衡派诸公并非囿于一时一地的思想，而是希望以永恒普世的价值标准来重审传统文化，吸纳西方人文主义精神重新激活传统文化。此时他们所倡导的“国粹”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儒学，而是突破国别局限，具有世界意义的人文儒学。虽然由于时力的局限，他们最终并没有建构起融贯中西文化的新儒学哲学体系。但是他们确在“国际人文主义”的框架下致力于彰显儒学的人文价值。这一点具体体现他们的跨文化实践上。他们以儒学融贯白璧德人文主义思想的做法不仅使西方人文主义意蕴发生了变化，也使儒学在西学背景下得到重新激活。此时的学衡派自然异于国粹派、林纾等人。那么，以“保守主义”以及“古典主义”来定位学衡派显然遮蔽了他们建构国际人文主义的努力。追溯起来，这种研究缺陷的根源在于对白璧德的跨文化实践缺乏深入探析。白璧德不懂汉语，然而他依然在西方跨文化的语境下发现了东方文化中的人文主义元素，并最终形成了开展“国际人文主义”运动的构想。白璧德此举拓展了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的内涵，意在建构普世的国际人文标准。结合学衡派的译介活动可知，中西人文主义者在各自的轨道上进行跨文化实践，然而它们又互相影响，共同朝向“国际人文主义”运动的伟大目标。但是这种双重跨文化现象至今仍是学界研究的盲点。鉴于此，笔者以为当前的学衡派研究更应该回到它的西学渊源，以“国际人文主义”的视角来看待学衡派，如此便能为目前的学衡派研究打开一个跨文化的维度。“重估学衡”的工作也能因此得到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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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吴中杰编著：《吴中杰评点鲁迅杂文》，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2页。

[2] 子严：《恶趣味的毒害》，《晨报副刊》1922年10月。

[3] 郑振铎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导言”第13页。

[4] 李何林编：《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生活书店1947年版，第60页。

[5] 李何林编：《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生活书店1947年版，第60页。

[6]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第35页。

[7] [美]傅乐诗：《五四的历史意义》，刘桂生、张步洲编《台港及海外五四研究论著撷要》，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4页。

[8]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激进与保守》，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9]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激进与保守》，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

[10]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激进与保守》，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

[11]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激进与保守》，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

[12] 郑大华：《文化保守主义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13] 郑大华：《文化保守主义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14] 郑大华：《文化保守主义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15] 郑大华：《文化保守主义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16] 乐黛云：《世界文化对话中的中国现代保守主义》，《中国文化》1989年第1期。

[17] 乐黛云：《世界文化对话中的中国现代保守主义》，《中国文化》1989年第1期。

[18] 乐黛云：《世界文化对话中的中国现代保守主义》，《中国文化》1989年第1期。

[19] 乐黛云：《世界文化对话中的中国现代保守主义》，《中国文化》1989年第1期。

[20] 乐黛云：《世界文化对话中的中国现代保守主义》，《中国文化》1989年第1期。

[21] 乐黛云：《世界文化对话中的中国现代保守主义》，《中国文化》1989年第1期。

[22] 乐黛云：《世界文化对话中的中国现代保守主义》，《中国文化》1989年第1期。

[23] 旷新年：《学衡派与新人文主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6期。

[24] 陈厚诚：《学衡派文学批评与新人文主义》，《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5期。

[25] 陈厚诚：《学衡派文学批评与新人文主义》，《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5期。

[26] 陈厚诚：《学衡派文学批评与新人文主义》，《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5期。

[27] 陈厚诚：《学衡派文学批评与新人文主义》，《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5期。

[28] 李怡：《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29] 李怡：《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30] 李怡：《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31] 李怡：《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32] 郑师渠：《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33] 郑师渠：《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34] 高恒文：《东南大学与“学衡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35] 周云：《学衡派思想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36] 周云：《学衡派思想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9页。

[37] 周云：《学衡派思想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页。

[38] 段怀清：《白璧德与中国文化》，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0页。

[39] 段怀清：《白璧德与中国文化》，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1—192页。

[40] 管雪莲：《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古典主义思潮》，博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07年。

[41] 管雪莲：《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古典主义思潮》，博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07年。

[42] 潘水萍：《古典主义在中国》，博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2011年。

[43] 朱寿桐：《新人文主义的中国影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44] 朱寿桐：《新人文主义的中国影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45] 朱寿桐：《新人文主义的中国影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46] 朱寿桐：《新人文主义的中国影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

[47] 朱寿桐：《新人文主义的中国影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

[48] 周佩瑶：《“学衡派”的身份想象》，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39页。

[49] 周佩瑶：《“学衡派”的身份想象》，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54页。

[50] 王雪明：《制衡·融合·阻抗——学衡派翻译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8年。

[51] 王雪明：《制衡·融合·阻抗——学衡派翻译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8年。

[52] 王雪明：《制衡·融合·阻抗——学衡派翻译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8年。

[53] 张源：《从“人文主义”到“保守主义”——〈学衡〉中的白璧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79页。

[54] 刘聪：《白璧德人文主义运动与现代新儒学》，《文学评论》2009年第6期。

[55] 刘聪：《白璧德人文主义运动与现代新儒学》，《文学评论》2009年第6期。

[56] Hou Chien，Irving Babbitt in China，Ph.D.dissertation，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1980，p.19.本书译文未特别说明的皆由笔者译出。

[57] Hou Chien，Irving Babbitt in China，Ph.D.dissertation，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1980，p.67.

[58] Hou Chien，Irving Babbitt in China，Ph.D.dissertation，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1980，p.105.

[59] Hou Chien，Irving Babbitt in China，Ph.D.dissertation，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1980，p.107.

[60] Hou Chien，Irving Babbitt in China，Ph.D.dissertation，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1980，p.67.

[61] 侯健：《梅光迪与儒家思想》，周阳山、杨肃献编《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264页。

[62] 侯健：《梅光迪与儒家思想》，周阳山、杨肃献编《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274页。

[63] 林丽月：《梅光迪与新文化运动》，刘桂生、张步洲编纂《台港及海外五四研究论著撷要》，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64页。

[64] 林丽月：《梅光迪与新文化运动》，刘桂生、张步洲编纂《台港及海外五四研究论著撷要》，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60页。

[65] Richard Barry Rosen，The National Heritage Opposition to the New Culture and Literary Movements of China in the1920's，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69.

[66] Richard Barry Rosen，The National Heritage Opposition to the New Culture and Literary Movements of China in the1920's，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69.

[67] Richard Barry Rosen，The National Heritage Opposition to the New Culture and Literary Movements of China in the1920's，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69.

[68] Richard Barry Rosen，The National Heritage Opposition to the New Culture and Literary Movements of China in the1920's，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69.原文为：Babbitt's negative deftness，his ability to discern inconsistencies in Rousseau and Rockefeller，triviality in certain modern authors，ultimately left him intellectually blind to his own day and Montesquieu，crudeness in Ford and paranoiacally clinging to a mythical past.Mei，in turn，living in a society undergoing radicalization，saw only the diabolic.

[69] A.Owen Aldridge，“Irving Babbitt in and about China”，Summer，Vol.35，No.4，1993，p.337.

[70] A.Owen Aldridge，“Irving Babbitt in and about China”，Summer，Vol.35，No.4，1993，p.333.

[71] 王晴佳：《白璧德与学衡派——一个学术文化史的比较研究》，《“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2年第37期。

[72] 王晴佳：《白璧德与学衡派——一个学术文化史的比较研究》，《“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2年第37期。

[73] 王晴佳：《白璧德与学衡派——一个学术文化史的比较研究》，《“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2年第37期。

[74] 方维规：《“跨文化”述解》，《文艺研究》2015年第9期。

[75] 章可：《“人文主义”的诞生：一个概念史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32期。关于中国人文主义译名的起源可以参见章可的博士学位论文《现代中国“人文主义”的起源：以译词为中心的研究（1901—1922）》。

[76] 章可：《“人文主义”的诞生：一个概念史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32期。

[77] 参见钟少华《人道、人文、人本三词在近代的嬗变》，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编《中国政法大学人文论坛》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章可《“人文主义”的诞生：——一个概念史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32期。

[78] 梅光迪：《致胡适四十六通》，梅铁山主编《梅光迪文存》，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 547页。

[79] 吴宓：《吴宓自编年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33页。

[80]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88页。

[81] [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标点本，第105页。

[82] 参见楼宇烈《温故知新——中国哲学研究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55页。

[83] 参见董乐山《“人文主义”译名溯源》，李辉编《董乐山文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9页。李明辉也认为人文主义译名出自《易经》，参见李明辉《儒家与人文主义》，《中国哲学与文化》第11辑，漓江出版社2014年版，第31页。刘聪则认为，人文主义一词“既消解了白璧德人文思想的异域色彩和陌生感，使之容易为中国的读者领会和接受，又直接点明了白璧德思想与中国儒家思想的亲和与相近。”参见刘聪《白璧德人文主义运动与现代新儒学》，《文学评论》2009年第6期。可见，学界普遍都认为人文主义译名与《易经》相关。

[84] 冯友兰：《儒家对于婚丧祭礼之理论》，《三松堂全集》第11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5页。

[85] Irving Babbitt，“Humanistic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he West”，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Vol.17，No.2，1921，p.86.

[86] Irving Babbitt，“Humanistic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he West”，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Vol.17，No.2，1921，p.91.原文为：The remedy，it seems to me，is not to lose touch with your own background in the name of a superficial progress，and at the same time to get into closer touch with our background beginning with the Greeks.You will find that the two backgrounds confirm one another especially on the humanistic side，and constitute together what one may term the wisdom of the ages.

[87] Irving Babbitt，“Humanistic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he West”，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Vol.17，No.2，1921，p.91. 原文为：The tragic failure of the past century has been the failure to work out a sound type of internationalism.Science is in a sense international，but it has been turned to the ends of national aggrandizement.The type of brotherly love that has been preach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humanitarian movement has proved even more fallacious.

[88] Irving Babbitt，“Humanistic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he West”，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Vol.17，No.2，1921，p.91.原文为：Why not work for a humanistic international？奥尔德里奇认为白璧德使用“humanistic international”的概念是为了与“communist International”进行对比。参见A.Owen Aldridge，“Irving Babbitt In and About China”，Modern Age，Summer 93，Vol.35，Issue 4，p.336。张源将“humanistic international”译为“人文国际”，但是由于白璧德没有建立人文国际组织，而是提出开展一场融贯中西的跨文化实践。因此笔者更倾向于将“humanistic international”译为“国际人文主义”。

[89] Irving Babbitt，“Humanistic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he West”，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Vol.17，No.2，1921，p.91.原文为：You should have scholars at all your more important seats of learning who could teach the Confucian Analect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Ethics of Aristotle.On the other hand，we should have at our important seats of learning scholars，preferably Chinese，who could give courses in Chinese history and moral philosophy.

[90] Irving Babbitt，“Humanistic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he West”，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Vol.17，No.2，1921，p.91.原文为：promoting a re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intellectual leaders of Orient and Occident.

[91] Irving Babbitt，“Humanistic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he West”，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Vol.17，No.2，1921，p.91.原文为：My hope is that，if such a humanistic movement gets started in the west，it will have a response in a neo-confucian movement in China-a Confucianism that will be disengaged from all the scholastic and formalistic accretions with which it has been overlaid in the course of centu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