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翻译选集的名与实

1.定义翻译选集

“选集”（或选本），顾名思义就是经过选择的文学作品被重新组合而成的文本。“选集”的英文“anthology”由希腊语中的“anthologia”而来，按字面意思解，即“摘取、采集花朵”。现代意义上的选集，通常指编者依据预设的标准，从一国文学的作品库中选择特定的作品后，按照一定逻辑组合起来的合集。而翻译选集又是一种特殊的选集类型，德国哥廷根大学教授弗兰克曾在为《翻译研究百科全书》（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撰写的“翻译选和集”词条中，将“翻译选集”定义为“由翻译文本（常常为文学性文本）聚合而成的集子”。[1]准此，一个文本只要符合以下两个条件就可以视作翻译选集：第一，文本内的选文为译作；第二，文本由多个单独成篇的独立译作重新组合而成。照此定义，那种将某个原语选集，按照原来的体式整个翻译成外语而形成的选集（如《毛泽东选集》的英译本）不应在此之列，因为这类文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翻译选集”，而应该作“选集翻译”视之，其与一般的单行本的翻译没有根本差别，译者在其中主要负责文字转换的工作，并没有也无须参与篇目选择的工作，因为此一工作在原文本中业已完成。

2.翻译选集的特性

翻译选集有着单行译本所不具备的某些独特属性。同时，作为选集之一种，翻译选集既与其他类型的选集分享着某些共性，也有区别于其他类型选集的特殊之处，综合而言，翻译选集通常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性：

第一，翻译选集具有目的性。翻译选集的编选常常是一种有目的的活动，编者总是在特定总目的的引导下选择和阐释文本的。例如，有些选家是为了给目标语国家的学者提供学术研究的资料，这类选集希望在有限的篇幅内介绍尽可能多的文本，因此选择性相对较弱；有些选家是为了以选本的形式为原语文学“撰史”，这类选本在选择文本时就会更加精细；还有些选本是为了介绍原语文学的某个文学思潮；也有些学者型选家希望以原语文学文本来反证自己的研究成果，因此会选择那些能支撑自己学术观点的文本；当然有的选本则仅仅是出于文学传播的目的。由此可见，目的性是所有翻译选集的共性，所不同的只是选本之间具体的编选目的。

第二，翻译选集具有限制性。所谓翻译选集的限制性是指，与非翻译选集相比，翻译选集的取材会受到更多的限制，其中最为常见的限制涉及以下两个方面：（1）选文的版权获取。获取选文的版权是翻译选集编者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许多中国文学英译选集都会附有版权页，介绍选文的版权获得情况，比如Choa，Carolyn在自己的选本The Picador book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末尾附上了原作和译作详细的版权获取来源（见上图）。有时因为无法获得某些选文的版权，选家不得不放弃原初的选文计划，这种不得已的放弃甚至会对选本的完整性产生重要影响。比如奚密所编《现代汉诗选》（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收录了从胡适到“第三代诗人”的诗歌，是对中国新诗实绩的集中展示，但在中国当代诗坛具有标志意义的北岛，却因为版权的问题而没能入选该选集，北岛的缺席无疑使得这部选集的完整性有所折扣。（2）译文的可得性。翻译选集的选家所看中的原文并不一定总有（其实常常没有）现成的译文可用，或者即使有现成的译文，但选家对译文的质量并不一定满意。在这种情况下，选家需要组织译者来完成原文的翻译工作，这会极大增加翻译选集成书的难度和成本。而在特殊时期，选家为了尽快成书，也会选择退而求其次。比如，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出版了多部中国戏剧选集，但由于冷战期间中美文化交流的降温，中美之间的文学交流也受到影响，美国主动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非常之少，当中国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初解冻之后，美国出版中国文学的热情随之增加，但在美国本土可供选择的译文资源十分有限，加之短期内很难培养所需的翻译人才，因此当时的多部美编中国戏剧选集便直接选取了中国文学出版社的译文，虽然编者对这些译文的质量不无微词。

第三，翻译选集的选择性。选择性是选集的根本属性，选集之所以与其他文本形态不同，主要就在于一个“选”字，毕竟一部选集不可能囊括所有相关文本。而既然要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选择，则必然牵涉选择的标准。这一标准会受到编者动机、时代语境、编者审美口味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也因此，不同的编者面对同一个文本库，所推出的选本往往不尽相同，有时甚至大相径庭。

第四，翻译选集的叙事性。选集看似是由一个个独立的文本连缀而成，但从文本的选择到安排再到阐释，都与编者在开始具体的编纂工作之前所预设的叙事逻辑密切相关，编者将不同的文本组合在一起绝不是随意为之，而是力图讲述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因此如何开始、怎样过渡、怎么结束都需要与编者预设的叙事逻辑相适应。在编者的精心安排下，本来互不相识的文本开始产生互动，选本中的文本之间会产生原本并不具有的联系，从而生发出新的意义。

第五，翻译选集的跨文化性。与其他类型的选集相比，翻译选集的最大特点在于其跨文化性，这种跨文化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翻译选集内的文本需要经过文字转换，经历一种“跨语际实践”。其次，许多时候，翻译选集的编者和所面对的文本往往分属不同的文化（语境），这也就决定了翻译选集的最终面貌是通过“他者”视角而得来的。最后，翻译选集的所选文本和目标读者也来自不同的文化圈，文化间的距离一方面为读者理解文本增加了困难，另一方面也给了编者更大的发挥空间。

3.翻译选集的功能

翻译选集的功能是多方面的，我们至少可以指出其在以下几方面的功能：

第一，文学传播功能。翻译选集是文学跨文化传播的一种重要载体，对于诗歌、中短篇小说、微型小说的跨文化传播来说尤其如此。长篇小说常常可以以单行本的形式在海外传播，但诗歌和短篇小说由于其篇幅较小，考虑到出版发行的成本，显然不宜以单行本的形式传播，而选集则可以很好的弥补这一问题。

第二，多样展示一国文学的功能。一个国家的文学是丰富多样的，单行译本所能反映的只是某一作家的创作风格，而翻译选集可以通过将多位作家的不同文本集中到一起，以不同的组合方式让读者看到原语文学的不同侧面。比如，翻译选集可以记录一国文学史上的某一文学思潮，可以反映一国文学的特定母题，还可以展示特定作家群的创作风格，更能揭示一国文学的历时变化。

第三，学术研究与教育教学功能。单行译本通常将商业图书市场设定为自己最重要的目的地，翻译选集的编者虽然也希望自己的选本在市场上能有好的表现，但他们更希望能得到同行的认可，因为不同于单行译本，翻译选集的编选常常是一种学术性活动。另外，翻译选集常常是作为教材使用的，学生是它们最主要的目标受众，学生多是通过作为教材的翻译选集真正开始获得对于异国文学的认识，因此，教学功能可以说是翻译选集各功能中潜在影响最大的。

4.翻译选集的体例

翻译选集的体例是指编者在编纂选集时所采用的方法和体式。下面我们以英语世界的中国文学选集为例，从选集的副文本和正文本两个方面介绍翻译选集惯常采用的体例。

翻译选集副文本的体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翻译选集的命名。翻译选集的命名方式十分多样，最常见的有以下几类：（1）朴素简明类。这类选集通常在标题中直接点明所辑录文本的来源国、体裁以及所涵盖的时期等。比如Short Stories from China（《中国短篇小说》）、Five Chinese Communist Plays（《共产党戏剧五种》）、Science Fiction from China（《中国科幻小说》）、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An Anthology of Post-Mao Fiction and Poetry（《当代中国文学：后毛泽东时代的小说和诗歌选集》）等。（2）文学地理类。此类选集会将特定地区的文学作品收集在一起，并以所涉区域为选集命名，通常那些聚焦边缘或少数民族文学的选集会采取这种命名方式，比如Tales of Tibet（《西藏故事》）、Tales from Within the Clouds：Nakhi Stories of China（《中国纳西族故事》）、The Chinese Western：Short Fiction From Today's China（《中国西部：今日中国短篇小说》）等。（3）主题提炼类。有些编者会将主题上有一定共性的作品辑录在一起，并以这一共性为选集命名，且常常会采用隐喻的方式表达这一共性，比如Living China：Modern Chinese Short Stories（《活的中国》）、Straw Sandals：Chinese Short Stories 1918-1933（《草鞋脚》）、Seeds of Fire：Chinese Voices of Conscience（《火种》）、Stubborn Weeds：Popular and Controversial Chinese Literature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倔强的野草》）、Born of the Same Roots：Stories of Modern Chinese Women（《本是同根生：现代中国女性小说》）等。（4）代表文本类。也有选家会以选集中的某一代表性文本来为整部选集命名，比如The Tragedy of Ah Qui and Other Modern Chinese Stories（《阿Q的悲剧及其他当代中国短篇小说》）、The Mystified Boat and Other New Stories from China（《〈迷舟〉及其他中国新小说》）。可见，透过选集的名称，读者便能对选集的旨趣有所了解。但需要注意的是，翻译选集往往有名实不副的情况，比如《共产中国现代戏剧》（Modern Drama from Communist China）所收并非全是中国现代戏剧，常宝华的相声作品《昨天》也被选入其中。此外，有编者会选择“陌生化”的命名方式，即读者很难仅从选集名称判断选集的旨趣，葛浩文所编《毛主席会不开心》（Chairman Mao Would Not Be Amused）就属此类。该选集所收均是新时期以来的先锋作品，语言实验性强，与毛泽东时代对文艺的要求相去甚远，编者命名时没有突出所选作品的美学特征，而是着意强调该作家群与国家文艺政策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偏离，这种命名策略显然是为了吸引读者眼球，因为编者葛浩文很清楚，政治是中国文学在西方的一大卖点。[2]

需要指出的是，有些选集存在名不副实的情况，这里以Nancy Ing（殷张兰熙）编选的两部选本为例予以说明。殷张兰熙祖籍湖北，建国前后随夫前往台湾，在东吴大学任教，同时从事诗歌创作和翻译，曾翻译过陈若曦的小说《尹县长》并长期担任“中国笔会”（China Pen）英文版编辑。1982年由她编选的两部选本在美国出版，即《夏照：当代中文诗选》（Summer Glory：A Colle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和《寒梅：中国当代小说》（Winter Plum：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从名称来看，两部选本应该均是关于中国当代文学。但打开选本我们发现，被选入作家要么来自台湾省，要么是从台湾移居海外的作家，没有大陆作家入选，这显然是一种不够准确、容易误导的命名方式。

另外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有部分编者在异地再版自己的选本时，会创新设计新的副文本，而正文本则保持大体不变。比如朱虹编选的《中国西部：今日中国短篇小说》（The Chinese Western：Short Fiction From Today's China）1988年在纽约巴兰坦出版社（Ballantine）出版，次年出版英国版时，选文和翻译，包括导言都保持原封不动，但编者将书名改为了《苦水泉：中国当代小说》（Spring of Bitter Waters：Short Fiction from Today's China），封面也做了重新设计，虽然两个版本的封面底色都是红色，但美国版的封面是一排灰蒙蒙的旧厂房，上空飘着国旗，英国版的封面则选取了齐白石的名画《菊酒图》。封底的推荐语也各不相同。

与朱虹的改编方式大体一致的另一位编者是Choa Carolyn，1998年由他编选的The Picador book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在伦敦出版，2001年该选本在纽约再版，编者同样在保持正文本不变的情况下，对副文本做了修改，书名改为了The Vintage Book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封面设计更是完全改头换面，英国版封面是一副中国风女子的照片，摊开双手仰望天空，似乎在向上天祈祷着什么，封面左上角有英国籍华裔作家张戎的推荐语。美国版的封面是一副以“从革命到现代化”为主题的中国宣传画。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詹纳（W.J.F.Jenner）编选的《现代中国小说选》和罗伯茨等（R.A.Roberts and Angela Knox）编选的《半边天：当代中国女作家作品选》（One Half of the Sky：Selections from Contemporary Women Writers of China），前者1970年初版，1974年再版，后者1987年初版，1988年再版，两部选本再版时都更换了封面设计，如下图所示：

第二，序或/和跋。在翻译选集编著完成之后，编者通常会亲自或者邀请知名学者为选集作序或跋。序言跋语绝非翻译选集中无足轻重、可有而无的部分，相反，它对选集的成功与否至关重要。对于翻译选集的研究者而言，从选集的序言跋语中，我们常常可以见出编者对原语国文学的认识，了解编者的选目标准和编选动机。绝大多数翻译选集通常是直接用目标语撰写而成，但也有翻译选集的序言是用原语撰写之后再翻译成目标语，比如《中国优秀短篇小说选1949—1989》（Best Chinese Stories 1949-1989）的序言就是由《上海文学》原副主编李子云撰写，而后由David Kwan翻译成英语。更有编者为选集附上了原语序言，而并没有翻译成目标语，比如美国法宝出版社（Talisman House Publishers）出版的《另一种国度：当代中国诗选》（Another Kind of Nation：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书前附有编者之一陈东东撰写的序言“大地上的鲁滨逊”，但不知为何，这篇序言并没有翻译成英语，我们不得不产生这样的疑问：这部选集的目标读者是谁？当然，后面这两种情况是较为罕见的。

第三，附录。附录是翻译选集中十分常见的一类副文本，翻译选集中的附录主要有以下几类：（1）对选集中的作家和作品名称、地名、刊物名等进行双语对照显示，以方便读者查阅，这是最常见的附录种类。（2）对原作中反复出现的文化特有项或特殊的语言表达进行集中解释，比如王际真所编《中国现代小说选》（Contemporary Chinese Stories）在“词汇表”（Glossary）中对“洋鬼子”“炕”“高粱”“少奶奶”“他妈的”等比较难解的词作了详细解释；《倔强的野草》解释了“牛棚”“黑五类”“四旧”等“文革”时期的话语。（3）学术性选集一般会设置“补充阅读”（Supplemental Readings）板块，比如《现代中国的创作女性》（Writing Women in Modern China：An Anthology of Women's Literature from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在“补充阅读”中列出了一些关于中国女性写作的研究成果，以及所选作家的其他作品。（4）也有选集会在附录中对照列出中文人名对应的威氏拼音法（Wade-Giles System），比如《现代中国文学读本》（Reading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和《中国文学景象：一位作家的中国之旅》（The Chinese Literary Scene：A Writer's Visit to the People's Republic）等。此外，还有一些不太常见的附录种类，比如《草鞋脚》附有中国主要的左翼刊物列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Literatur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增设了年表（Chronology），介绍了从1949年到1979年之间发生的与文学有关的重要事件。

第四，选文（或译文）来源信息。翻译选集中的译文要么是由编者自己或组织译者亲自翻译而来，要么是转载了现成的译文。对于第一种情况，编者往往会注明原作（或曰译文底本）的出处，比如林培瑞编《花与刺》（Roses and Thorns：The Second Blooming of the Hundred Flowers in Chinese Fiction）中的小说均为新译，编者在选文首页以注释的形式一一注明了原作的出处。对于转载而来的译文，编者会以致谢或版权说明的方式对每篇译文的来源进行说明。比如《活的中国》和《战时中国小说》在致谢部分专门交代了译文最初的发表情况，《毛主席会不开心》在书后致谢中对译文和原文的版权人都进行了交代。相对来说，后期的选集多会专门设置“版权页”（Permissions）详细说明译文版权的获取情况。

第五，编译者介绍。翻译选集通常会设置“Notes on Editor”“Notes on Contributors”或“Notes on Translators”等板块，对选集编者和选文译者的身份予以介绍说明，这类说明文字一般会重点介绍编译者的任职机构、学术背景以及学术成果等。对编译者的介绍并非无关紧要，从编者的角度来讲，除了表示对参与者的劳动成果的肯认之外，还可以通过展示他们的学术成就来为选集增加可信度；从选集研究者的角度来说，选集参与者的身份信息和学术背景有助于我们了解编者的编选动机，是选集研究的重要资料。

以上五个方面是绝大多数翻译选集采用的副文本体例。但也有极个别翻译选集会在以上基本信息之外为读者提供更多了解编译过程的资料，比如《另一种国度：当代中国诗歌选》书后附有合作译者之间的通信交流内容，读者甚至可以从中看到翻译发生的过程。《新华夏集：当代中国诗歌》（New Cathay：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在长达40页的附录中，除了介绍诗人和译者之外，还增加了“诗人访谈”和“编者调查”部分，前者是对8位所选诗人的采访，后者属于“圆桌讨论”，是11位所选诗人对编者提出的五个问题的回答，话题涉及他们最喜爱的十位外国诗人、对他们产生过影响的中外诗人、他们眼中的中国当代十大诗人等。

翻译选集正文本的体例主要包括：

第一，原文的选录方式。一部翻译选集的制作首先是从选择篇目开始的，“选择”是一部翻译选集成书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环节，直接关涉选集的最终面貌。一般来讲，编者无疑是决定选目的最关键人物，但这并不是说编者总是独立完成文本的选择，也不乏编者在挑选文本时向他人寻求建议和帮助的案例，有些编者会邀请原语国的学者或作家为其推荐选目，比如伊罗生在编选《草鞋脚》时，就曾请鲁迅和茅盾为其推荐一些篇目，虽然该选集最终的选目与鲁迅和茅盾起草的选目有较大出入。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与非翻译选集不同，有些翻译选集的编者为了将更多的原语文学作品译介进来，会有意避开已经被译介的作品。

此外，按照西方惯例，选本一般不会收录编者或译者自己的作品，但也有例外，比如编者王屏在她编选的《新一代：今日中国诗歌》（New Generation：Poems from China Today）中收录了自己的四篇诗作。还有一种较为极端的情况，即翻译选集的编者直接参照原语国业已编纂出版的选集，稍作调整之后翻译成外语出版发行，比如《半边天》（one half of the sky）就是在《当代女作家作品选》（花城出版社1980年版）的基础上略作删减而成。

第二，译文的生成方式。翻译选集中的译文主要有四种生成方式：（1）如前所述，有些选集会通过版权获取的方式将现成的译文集结到一起，而不再重新组织翻译，比如20世纪70年代美国出版的多部“样板戏”翻译选集就采用了这种方式。再比如刘绍铭等编选《1919—1949中国小说选》时，从多种渠道搜集挪用了现有的译文：鲁迅和茅盾作品的译文采用了北京外文出版社的版本，萧红的作品采用了香港《译丛》（Renditions）杂志的译本，另外从夏志清此前已编译出版的选本中选取了沈从文、郁达夫、吴祖缃和张爱玲作品的译文。但有时候，即使存在现成的译文，如若编者受到版权的制约，或对现有译作的质量不甚满意的话，也会重新进行翻译。（2）也有编者选择独立完成所有的选文翻译工作，比如《现代汉诗选》中的所有诗作均由编者奚密翻译而成，但有评论者认为，这种做法不可取，因为经“同一译者处理之后，原本丰富多样的诗人个性大打折扣”。[3]（3）编者与其他译者共同合作，每位译者负责一定篇目的翻译工作，这也是绝大多数翻译选集采取的译者模式。（4）选文原作者与编者、译者共同参与翻译工作的情况。在有些情况下，选文的原作者会将自己写就的文本翻译成外语，收入选集之中。比如，白先勇的作品《谪仙记》先由自己翻译成英语，再经过夏志清的润色以后收入夏志清编选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选》（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Stories）。当然，这种原作者参与选文翻译的情况相对较少。

第三，选文编排。文本选定后，如何编排所选文本是编者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不同的编排方式会产生不同的效果，给读者带来不同的阅读体验，同时也反映着编者的不同理解。综合来看，按照作品的发表时间依次排列是最常见的编排方式，这种编排方式的优点在于可以展示原语文学的发展演变。除此之外，还有多种与众不同的编排方式，比如有的编者按照所选作家的首字顺序来排列，奚密编选的《现代汉诗选》就是如此；也有编者会将选集内的文本按照一定标准分为若干个单元，并为每个单元设计小标题，比如杜迈克（Michael S.Duke）所编《当代中国文学：后毛泽东时代的小说和诗歌选集》（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An Anthology of Post-Mao Fiction and Poetry）将所有选文分为了“废墟”“历史”“他们自己的世界”“追寻光明和真相的知识青年”“昨天和今天的女性”“体制”“边缘人生”七个单元；还有编者会将选文和针对选文的批评文章（有时甚至是针锋相对的文章）并列搭配，比如聂华苓编选的《百花文学》（Literature of the Hundred Flowers）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之后附上了五篇评论文章，既有肯定或基本肯定的文章（如刘绍棠、从维熙的“写真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生命核心”，邵燕祥的“去病与苦口”），也有批判性文章（如康濯的“一篇矛盾的小说”）。

第四，作家作品介绍。翻译选集通常在选文前有对所选作家的生平和文学生涯以及所选作品的介绍文字，以帮助读者理解选文。这些介绍文字有时候是作家自己提供的（如《活的中国》对张天翼和沙汀的介绍就是如此），但绝大多数时候是由编者撰写的。需要注意的是，选家对作家的介绍有时候并非无的放矢，而是和选家的编选总目的相关联的，比如斯诺在《活的中国》里对丁玲的介绍就很值得玩味，斯诺用三分之二的篇幅介绍丁玲与革命的关系，而对她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则只是一笔带过，因为编者希望读者看到的是一个革命战士丁玲，而不是沉溺于自己的小世界、具有小资情调的丁玲。

第五，选录作品的改编。总体来看，编者多会选择忠实地译出原作，但也有编者会对原作进行改写，有时候改动甚至非常之大，以至于偏离了原作者的意旨。比如，《活的中国》收录《柏子》时，就对原文结尾进行了大幅改写；《花与刺》和《当代女作家作品选》（Seven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 Writers）中收录的《人到中年》，其译文对原作均有程度不同的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