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现代体验

一

勃兰兑斯（Georg Morris Cohen Brandes）指出“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不管是小说、戏剧还是历史作品，都是许多人物的描绘，表现了种种感情和思想。感情越是高尚，思想越是崇高、清晰、广阔，人物越是杰出而又富有代表性，这个书的历史价值就越大，它也就越清楚地向我们揭示出某一特定国家在某一特定时期人们内心的真实情况”[24]。从这个意义而言，乡土小说书写农民心灵和现代体验，就是研究农民灵魂的历史、精神史。

2000年前后，文学中农民形象的塑造就如同当下中国呈现的炸裂、浮躁、差异、无名的经济文化语境一样，其形象谱系和人物群像层出不穷，与时代同构着，以更加繁多而复杂、丰富而多元著称。其中，既有汲取现代思想质素的新农民，有艰难蜕变的传统农民，又有愚顽不化的老农民，也还有大量游走于城乡、现代与传统夹缝之间的“中间农民”和“边际人”；既有在希望的田野上创新创业创造的在乡者，有固守土地之上苦苦挣扎的恋乡者，也有投机钻营于乡村权力的各类灰色势力、恶霸势力；既有辗转流浪于城市、陷入身份认同危机和身心俱疲的打工者，也有往返于城乡之间的候鸟、两栖人，还有要求户口还乡的新农民，崛起于陇亩之间的新乡绅……可以说，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的农民形象之复杂性、丰富性，超过此前任何一个历史阶段，带来了乡土中国的新经验。这些形象既是中国乡村现代性转型的历史产物，又是当代作家富于个体化体验的必然结果。这是农民形象最鲜明、最多样化的一个历史时期，农民形象的塑造最重要的就是建构农民的精神世界。转型时期农民身上所携带和蕴含的现代体验是最丰富的、最精妙、最鲜活、最具有时代辨识度的，能够为与中国同处第三世界国家的乡村现代化提供“中国方案”，新农民是值得研究并从中提炼经验和教训的文学群像。

1967年，当孟德拉斯（Henri Mendras）的《农民的终结》一书出版时，作者在篇首写道：“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25]1984年，这本书再版时，作者在“后记”中沉痛地写道：“这本书是一个文明的死亡证明书，这个文明在生存了10个世纪之后死去了。它是科学的诊断，而不是思辨的发问。20年之后，结局证明我是有道理的：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法国目睹了一个千年文明的消失，这个文明是它自身的组成部分。”[26]但是，历史的洪流能否阻挡？在一个现代文明、工业文明主导的社会，农业文明注定要发生嬗变，传统意义上的“小农”必定随之转型、终结，我们可以唱着怀旧的牧歌，却不得不接受随波逐流并汇入时代前进浪潮，这不仅是“老中国儿女”的命运，也是全人类的命运。

二

新世纪乡土文学对20世纪90年代前后开始的乡村改革开放所衍生的问题及其消极后果进行发掘、思考与展望。乡村现代性转型启动后的新体制、机制深入实施，伴随着市场经济在乡村的全面推进，伴随农村包产到户责任制而降的一系列“三农”新政，乡土中国被整体性地纳入“乡村现代性”的改革框架中，中国农村改革在着力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同时，也蔓生了从内部到外部的诸种问题，从计划经济、小农经济、古典乡村文化中走出的农民面临来自物质与精神双重层面的各种各样的挑战。

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认为，现代性首要关注的是现代精神气质的品质及其体验结构，因为生活世界的现代性不能仅从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来规定和把握，必须通过人的体验结构加以把握。[27]因此，体验在乡村现代性转型中具有重要作用，它表现在中国现代性转型同时呈现为体验的转型，后者是现代性转型过程的根本层面。现代体验和精神变异相较于外部显在嬗变更加隐秘，却是考察乡村现代转型、农民实现现代化的独特指标。本课题相较于前人从“悲悯书写”“底层”“叙事思想”“农民（工）形象”“伦理”“村庄叙事”等“外部”或“个案”“症候”等研究，直指人心，植根农民心灵史、人格类型、体验结构，直抵农民精神质素、性格特征、行为倾向、新人系谱等现代转型的核心部位和潜在、根本层面，以现代学、群众心理学、文学社会学、社会转型理论等进行整体、系统、交叉、探幽发微的专项研究。

对农民而言，现代性不但是社会文化的深刻嬗变，政治、经济上的巨大转型，在本质上来说现代性还是农民自己、人的本源性的哗变。传统人的文化心理提前缴械、精神世界不断染污，农民被日渐改造成为首鼠两端的“现代人”。在现代人的心目中，高尚的、形而上学的精神以及生命价值不再是人生命的主宰，过去被弃如敝屣的“唯身体”意识广受欢迎，有用性、适意性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舍勒认为，在现代社会，人们对于较低的两个等级的价值，即适意性和有用性的追求远远超过对于生命价值、精神价值等较高等级价值的追寻，实用价值与生命价值的结构性位置发生了根本转换，而这样一种人心秩序的极大失调即体验结构的转型，必然导致世界客观的价值秩序产生根本性变动。[28]正是颠倒的价值观成就了农民这一群体特殊的现代性心性。

在以往乡土小说研究中，人们习惯聚焦《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创业史》《陈奂生进城》《人生》等革命叙事、现代性叙事等宏大叙事模式，而对表现在农民日常生活方面那些潜移默化的、矛盾渐变的、熟悉而又陌生的现代体验缺乏必要的关注，更忽视它们身后隐含的社会意义和现实价值。王一川指出，“往往只盯紧那些大政治家、思想家、学问家等的思想演变，而忽略了他们本身以及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体验”[29]。与社会转型的政治、经济、文化之巨变相比，当下的现代体验表征在普通农民对乡村现代性转型的各种细微却是异常复杂的感受上。法国年鉴派认为，这种叙事才是真正触及了历史的深层结构，揭示了大时空中普通人的心态和生活，具有永恒而持久的价值。因此，从农民日常生活体验出发，研究中国乡村现代性的过程理应成为研究当下乡村叙事的一种剖析范式。

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周晓虹在考察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验后指出：“中国社会发展的最主要特性并不表现在宏观的‘中国经验’之上，而具现在微观的‘中国体验’之上。‘中国体验’，体现在这个翻天覆地时代13亿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所经历的巨大的震荡，表征在他们在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上的变化。”[30]本课题认为，怨羡、焦虑、浮躁、边际乃至心疾成为其主基调，它们具化在乡村及其子民对待“科学”“民主”“法律”“时间”“空间”“土地”“阶层流动”“知识”“性伦理”“宗教”等与农民平常生活紧密相连的、日用常行之道的畛域，这些因现代性在乡村开疆辟土的或深或浅的嬗变深刻地嵌入农民的心性结构、文化心理，改造着农民曾经稳固笃定的旧式精神世界，生成新的国民性因子，值得关注和考察。

农民的现代体验及其结构嬗变是深层次的精神结构的变迁，相较之乡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嬗变，具有更本质的特征，是观察乡村及农民现代化的独特视角。体验结构（心性结构）的现代转型比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转型更为根本，一旦体验结构的品质发生变化，对世界之客观价值秩序之理解必然产生根本性变动。[31]就当下乡土文学的表现而言，农民从传统社会转型到现代社会，在其价值秩序中，感官价值、实用价值取代了精神价值、生命价值、神圣价值，日渐生成新的精神版图。

透过对农民的现代体验的研究认为，从前现代过渡到现代的农民，是“文化的混血儿”，具有变动不居的边际人格，而边际人格具有如下的双重性：农民在向现代化进军的进程中，呈现出“过渡”“边缘”的双重性，体现了其现代体验的双重人格。边际人格是众多人格类型之一，是现代化过程中社会文化环境急剧变动下的产物，是群体共生的，多元文化交织并存的，不断取向变动的一种特殊人格。

现代体验催生了新农民。新人（农民）与现代化的关系如下：现代体验历练着农民，也考验着农民，推使他逐渐从古典体验趋向现代体验，并跨越“边际人”状态，成为一个新的真正的现代人。农民的现代性对于乡土中国的现代化极端重要。如果农民的心理和精神处于传统意识之中，如果他对现代体验表现出拒绝与抵抗，他就构成了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乡村暂时的“颓败”及其子民的焦灼、受伤——在这场举世罕见的中国社会巨大转型中，农民的现代化备受关注：首先，农民的现代化既是整体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意即一个社会要平稳正常地进入现代化，它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必须率先习得与具备某种品质、态度、价值观念、习惯和意向；其次，农民的现代化又是中国现代化的目标。乡村现代化虽然追求经济繁荣、农民增收、农业兴旺、乡村发展，其根本目的还是在于农民作为“旧人”的现代化和自由、解放，农民的现代性是中国社会现代化最有价值的目标之一。总之，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实质就是农民问题，中国文化实质上就是农民文化，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归根结底是个农民社会改造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变农业人口为城市人口，更重要的是改造农民文化、农民心态与农民人格。[32]改造乡村文化、农民文化，如果农民无法真正实现现代化，即使城市化程度再高也是徒然。因此，乡村振兴既是任何“三农”问题研究者都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也是今后新世纪文学中乡村叙事所需重点面对的时代性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