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关于康拉德思想取向的研究

关于康拉德的思想取向，长期以来一直扑朔迷离。康拉德在一些重大问题和敏感问题上表现出的多重性与矛盾性让评论家们无所适从，不断引发激烈的学术争论。

一 关于对殖民主义矛盾认识的问题

早期的很多批评家们尽管注意到康拉德对殖民主义态度的双重性和矛盾性议题，但是对这一论题的激辩和争论应始于20世纪70年代，引起最多关注的观点来自尼日利亚黑人作家查诺·阿契贝（Chinua Achebe）。1977年，阿契贝在《马萨诸塞评论》第18期上发表了文章《非洲形象之一种：康拉德的〈黑暗的心〉中的种族主义》（An Image of Africa：Racism in Conrad's“Heart of Darkness”），与以往研究相比，他对康拉德及作品提出了颠覆性的认识和评价，由此在批评界引发了巨大的争论，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他直接又强烈的批判观点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他在文中直接痛斥“康拉德乃是一个血腥的种族主义者”[52]。并指出，康拉德所展示出的非洲人不如人的故事不应该被视作“他伟大的工作”[53]，其眼中的非洲是一个野蛮、原始、被人嘲讽的另一个世界，是作为欧洲的对立面出现的；在康拉德的小说中，无论是刚果河、非洲的环境氛围，还是非洲居民，特别是非洲女性，都成为西方欲望和需求的载体和对照；康拉德阻止了非洲人使用人类语言表达的基本权力，并且拥有低等级的心灵和野蛮的行为。他还指出，康拉德作为语言大师，善于用词，他所支持的自由主义有很大的局限性，无论如何他都不会使用“非洲兄弟”这样的词语。阿契贝还对白种人习以为常的种族歧视态度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和谴责。

针对阿契贝的观点，也有不少学者站在为康拉德辩护的立场上，认为康拉德的真正思想并非小说文本中所体现出来的那样。如：1979年，亨特·霍金（Hunt Wawkin）在他的论著中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康拉德其实是站在反对种族主义的立场上的。

20世纪80年代，约翰·A·麦克卢尔（John A McClure）和贝尼塔·帕里（Benita Parry）则是另辟蹊径，从后殖民主义层面来阐释分析康拉德小说中的殖民主义问题。前者认为康拉德较少意识到如何去改进殖民体系，而后者则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出了康拉德在殖民问题上的矛盾态度。

20世纪末，有部分中国学者也关注到康拉德对待殖民主义的态度问题。如：孙述宇在2000年中文版《海隅逐客》的序言《康拉德的生平与小说》中直言：“他有他的种族偏见，我们不必为他隐瞒。他痛恨俄人，不喜德人，而热爱英人……我们亚洲人从被统治的下层所看见的英国殖民者的伪善，他不会看得很清楚……他是个白人，白人的偏见自是难免，看见白人骑在亚洲人头上，也不会很难堪。”[54]孙述宇认为，康拉德的白人立场显而易见，主角是白人，最终的胜利和荣耀也属于白人，亚洲人被完全排斥在外，似乎是另一种生物。他特别指出了康拉德小说中的中国人形象——古怪诡异。中国人在他的笔下，除了数钱和贩卖鸦片，似乎什么也不会做。他认为康拉德根本没有意愿去了解中国人，更别提从对方的立场来写故事了。

进入21世纪，关于后殖民问题的研究在持续发展。其中一部重要的论著来自彼得·爱得瑞·弗乔（Peter Edgerly Firchow），这本出版于2000年的《展望非洲：康拉德“黑暗的心”中的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Envisioning Africa：Racism and Imperialism in Conrad's Heart of Darkness）是继阿契贝之后另一部饱受批评家们关注的著作。与阿契贝相反，弗乔则是站在维护康拉德的立场上，他认为康拉德在小说中展现出“非洲人不如人”的人物形象只是形象，而并不是针对非洲的。每个时代都有着自己对种族歧视和帝国主义的理解，康拉德只是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做出自己的判断。[55]依照弗兰克·瑞福斯1983年对种族歧视的程度划分，弗乔认为康拉德对非洲人的态度仅仅是认可种族差异，属于“轻度”种族歧视，对比利时人则有着种族优越感，属于“中度”的种族歧视。[56]

中国学者李赋宁在2002年出版的《欧洲文学史》中十分重视和肯定康拉德的文学成就，他认为康拉德受关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们为后殖民文学批评提供了极好的材料”[57]，随着文学研究者们对后殖民理论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他的这个观点被诸多文学研究者引用和借鉴。

2005年，特里·古雷西（Terry Collits）连续出版两部专著，特别是《后殖民主义的康拉德：帝国的悖论》（Postcolonial Conrad：Paradoxes of Empire）一书，详细分析了康拉德对帝国和殖民的矛盾认识，认为康拉德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态度存在一种悖论。除此之外，史蒂芬·罗斯（Stephen Ross）的专著是从全球化理论入手，指出康拉德小说文本中展露出的帝国主义意识只是他全球化意识的表达，而并非站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立场看待被殖民世界。

2006年，王守仁、何宁在《20世纪英国文学史》中把吉卜林和康拉德并置在一起论述，认为这两位作家虽然都擅长书写海外题材小说，但是他们对殖民国家的海外扩张行为持有不同的态度和姿态，“康拉德对投身帝国殖民事业所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持批判态度，他对遭受帝国主义剥削和压迫的民族怀有同情之心，但是这种同情毕竟是有限度的”。[58]

李维屏主编的《英国短篇小说史》于2011年出版，他在第四章“殖民主义短篇小说”中把康拉德与吉卜林、毛姆并列在一起，并称康拉德为“写殖民故事的水手”[59]。他在此书中具体分析了《黑暗的心》这部作品，认为我们不能简单地判定康拉德是一个殖民主义者，康拉德只是指出了他所处时代这两个种族的不可融合性，让人们意识到并关注两种文明之间的根本差异。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把目光投向康拉德对殖民主义的真实态度上，并尝试用各种文学理论来分析背后的深层原因。如2022年，谢冬文在其博士论文《约瑟夫·康拉德小说中的殖民者原型化创伤批判》[60]中指出康拉德有着反思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积极方面，也身不由己被吸附在帝国殖民漩涡当中。他以多种理论为基础来研究和解读康拉德殖民小说中殖民者遭遇到的原型化创伤，并认为殖民者以遭遇创伤的形式悖论性地确认了殖民文明、文化的优越性。

二 关于对女性态度的争论

关于康拉德暧昧的女性态度，这个议题在康拉德研究早期也被许多批评家关注，并逐渐发展成为康拉德研究的主流方向和焦点问题。有的批评家发出质疑的声音，彰显了自己的否定态度，也有的研究者尝试从各种角度讨论康拉德对女性的关爱，还有的认为这两种态度兼而有之。

1914年1月，格里斯·伊莎贝拉·科尔布朗（Grace Isabel Colbron）在《The Bookman》上发表了《康拉德的女性》（Joseph Conrad's Women）这篇短篇评论，这是较早指出康拉德作品中女性卑微地位的著作之一。她认为在康拉德的小说中，与男性形象相比，女性的人物形象存在诸多局限。她这个见解的价值在于，自此以她的观点为基点，后世的女权主义者们开拓了一个重要的批评领域。

持有康拉德对女性歧视观点的声音主要集中在女权主义作家及批评家的评论中。如：激进的女权主义批评家尼娜·施特劳斯、贝特·伦敦、肖瓦尔特等都坚称康拉德带有明显的性别歧视，认为康拉德是典型的父权制拥护者。近代的女权主义批评家伊莱恩·肖沃特、约翰纳·史密斯、贝蒂·伦敦等皆认为康拉德将女性排除在对现实的认识之外，排除在男性世界之外，恶毒地诋毁了女性世界。[61]

塞德里克·瓦茨认为康拉德笔下的女性形象对立迥异，这种二分法否认了女性人格的完整。[62]此外，乔治·吉辛、托马斯·莫泽、黛安娜·布莱顿也都认为在康拉德的小说中女性和小说的主题没有紧密的联系，女性只是帝国男性的陪衬面，诸多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显然有着男强女弱的巨大差距。很多批评家把目光聚焦在小说中的男性叙事者马洛身上，他对女性的偏见态度显而易见，甚至认为女性和真理完全没有关系。[63]戈登·汤普森则认为康拉德对女性存在种族和性别双层面的歧视[64]。同样，C.B.考克斯也强调康拉德潜意识中具有典型的厌女情节，他对女性的描述暧昧而又饱含感伤，他“为自己隐藏的性别恐惧只能找到这样的表达方法。”[65]

20世纪90年代，同样采用当代文学理论阐释的还有依托女权主义理论的鲁斯·L·纳德哈夫特（Luth L Nadelhaft）、苏珊·琼斯（Susan Jones）、安德鲁·罗伯茨（Andrew Roberts）、杰里米·豪瑟恩等批评家。其中，纳德哈夫特在1991年的著作《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中阐述了与以往康拉德性别研究不同的论点，他通过分析指出康拉德作品中的女性角色比我们想象的更为重要，传统认识对我们考量康拉德的女性观有很大的限制。而苏珊·琼斯也持有相同观点，认为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康拉德定义为男性作家，女性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也占有重要位置，康拉德在思想上还是较为认可女性的，她认为这一点在康拉德后期的一些作品特别是描述爱情较多的小说中可以找到佐证。

中国学者们也有不少文学研究者关注康拉德的女性观。如：孙述宇在2000年《海隅逐客》的序言中指出，康拉德显然具有歧视女性的嫌疑：“康拉德的小说，是男性的读物，最适宜的读者是壮年的男子……典型的康拉德的小说，借用《水浒传》的话来形容，所讲的都是男子汉的豪杰事物……说到头来，康拉德是个很不浪漫的人。”[66]他认为康拉德作品中失衡的男女角色比例，显示出他对女性缺乏关怀和理解。学者李宏也明确指出康拉德具有明显的“有色女性观”，虽然康拉德表达出了对女性的同情，但他对父权制的质疑是非常微薄的。李宏从后殖民批评的视角出发，解析了康拉德小说中的女性角色，认为康拉德对有色女性不仅带有种族歧视，同时还具有性别歧视，“不但带有强烈的‘厌女’情绪，而且还继承了自笛福以来欧洲文学对有色人种的表述定式。”[67]徐定喜等也通过分析康拉德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承认女性在康拉德小说世界中的位置过于边缘化。[68]毛艳华则是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关照了父权制世界观对女性的统治问题。她认为康拉德的小说虽然并不存在女性角色的缺失问题，但是强调了女性始终处于男性当权社会的边缘位置，她们和自然一样处于男性社会的对立层面，成为被压迫者。[69]

三 关于康拉德的政治取向问题

与丛林小说和海洋小说的批评不同，对康拉德政治小说的关注和研究起步要晚一些。有不少批评家注意到康拉德的政治观较为保守和中立，从康拉德摇摆的政治态度来看较难挖掘出康拉德真正的政治取向。

1957年，欧文·豪威（Irving Howe）出版了《政治和小说》（Politics and Novel）一书，在这部著作中，他辟专章分析讨论了康拉德保守的政治观，指出康拉德保守政治观的背后实质上饱含对革命和政治的排斥与厌恶。

1958年，格拉德的《小说家康拉德》（Conrad Novelist）一书是这一时期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后世批评家们众多对康拉德作品的分析见解都源自此书，他虽然没有形成对康拉德的整体研究理论，但是却从弗洛伊德、荣格心理学入手，着力剖析了康拉德对心理状态和道德挑战的洞察。他承认自己在心理以及政治方面都低估了康拉德，认为康拉德最重要的文学特色就是对心理层面的深入分析及独到的政治观。

20世纪60年代西方对康拉德的研究进入一个高潮期，以至于有评论家称“成果之多，以至于都难以判定哪一本最好”[70]。对康拉德小说作品的重要研究著作接连出现，特别表现在对政治小说的阐释上，这种局面的出现与当时风云多变的世界政治气候有着紧密的关联。

这一时期，爱罗伊·耐普·黑（Eloise Knapp Hay）、阿维荣·弗莱希曼（Avrom Fleishman）分别于1963年和1967年出版了涉及康拉德政治小说和康拉德政治观的论著，他们的论著把康拉德的政治倾向变成了一个讨论的关注面。爱罗伊·耐普·黑的论著可以称为“第一部系统全面研究康拉德小说政治内涵的论著”[71]。她在书中提及康拉德的政治小说以及所有小说中蕴含的政治观点，认为“康拉德的政治思想是康拉德哲学世界的一个核心”[72]。她认为，康拉德依存的生活以及社会背景影响了作家的创作思路，使其产生了诸多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思量，康拉德的政治倾向是较为明显的反对革命派的。阿维荣·弗莱希曼则认为康拉德的政治观没有通常大家公认的那么保守和中立，他关注到康拉德小说中对共同体和无政府状态的着力刻画，通过对康拉德复杂政治背景的分析和小说文本的阐释，指出康拉德的政治思想离不开西方固有的民主传统，并指出需要建立共同体并避开无政府状态。此观点让这部著作成为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康拉德研究论著。

20世纪80年代，亚伦·福格尔（Aaron Fogel）则运用米哈伊尔·巴赫金的理论关照康拉德的政治小说，认为康拉德在小说创作过程中采用强迫他者说话的方式，体现了康拉德的对话诗学。

2008年，中国学者胡强出版了专著《康拉德政治三部曲研究》，这部著作没有从批评家们关注较多的康拉德海洋和丛林小说入手，而是另辟蹊径，研究康拉德的三部政治小说。他从康拉德政治小说的三个核心视角入手，“分析了康拉德在这三部作品中所表达的对物质主义和信仰危机的焦虑、对政治无政府主义和道德无政府主义的焦虑和对身份认同的焦虑”。[73]他认为这种焦虑状态映射了康拉德复杂暧昧的政治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