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历史学的理论》：历史与编年史

（一）

被认为最近过去的一段时间的历史，无论是最近五十年、十年、一年、一月、一日的，甚至还是最近一小时和最近一分钟的，习惯称之为“当代史”。但是，若想严密思考和准确叙述，“当代史”只应指紧随以完成的行动产生并作为对此行动的意识的历史。譬如，当我正撰写这一著作时，我为自己写的历史，就是我的写作思想，它必然与写作活动相联系。在此种情况下，称之为“当代”极为恰当，恰因它同任何精神活动一样，是在时间之外（不分先后）、是与其相联系的行动“同时”形成的，并凭借非编年史的而是观念的差异，而与行动相区分。相反，“非当代史”“过去史”是面对已成历史，因此是作为对此历史的评论而产生的历史，至于是几千年的古代史，还是刚刚一小时的悠远史，则无关紧要。

但若更仔细考察，即使已形成的历史，人们称作或想称作“非当代史”或“过去史”的历史，若真是历史，即若具有一种意义，并非如回响的空洞无物的演说，则也是当代的，同当代史没有丝毫区别。像当代史一样，它的存在条件是，历史包容的事实引起历史学家精神的震颤，或（用职业历史学家的话说）他们面前都有可理解的文献。对那一事实需要添加或掺和一个或一系列关于事实的陈述，仅使事实显得更丰富，但未丧失其存在的效能：以前的陈述与判断现在也成了事实，它们也是应当解释和判断的“文献”：历史从未由叙述构成，但总是由文献或贬低为文献或按文献对待的叙述构成。若当代史直接从生活中显现，甚至习惯称作的当代史也直接从生活中显现，因为显然只有现在生活的兴趣才能促使我们探究一个过去的事实；由于过去的事实同现在生活的兴趣相联系，因此，它不符合过去的兴趣而适应现在的兴趣。历史学家在其经验主义公式中以形形色色的方式一再重复这一点，这一点即使不构成“历史是生活的导师”这句陈旧格言的深刻内容，也成为它走运的理由。

我援引历史方法的这些公式，是为了改变“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的荒谬外观。但在历史著作的实际中，这一命题的正确性很容易被证实，并获得丰富和清晰的例证。若不陷入错误的泥潭：对一切或部分历史学家的著作兼收并蓄，并把它们归于一个抽象的人或涉及被抽象看待的我们，则会问什么样的现在兴趣促使我们撰写或阅读那些历史，譬如，什么样的现在兴趣促使叙述伯罗奔尼撒战争或米特拉达梯战争[1]、墨西哥艺术或阿拉伯哲学的事件。此刻，我对它们没有丝毫兴趣，因此，此刻，对我来说，那些历史不是历史，至多仅为历史著作的简单书名；但对于曾经思考和将要思考它们的人们来说，它们曾是或将是历史。当我曾思考或将思考它们时，就根据我的精神需要重构它们，对我来说，它们也曾是或将是历史。相反，若我们仅限于实际历史，限于我们思想活动实际思考的历史，那么在思考的行动中很容易发现，这种历史对多数人来说，既是同一的又是当代的。当我所处历史时期的文化进程向我提出（补充说我作为个人，可能多余甚至不确切）有关希腊文明或柏拉图哲学或阿提卡[2]风俗中独特习惯的问题时，那一问题就同我的存在相联系，正如我要洽谈的生意、正在培养的爱情或面临的危险的历史；在我未能解决此问题之前，我同样焦急地探究它，同样感到痛苦不安。在此种情况下，希腊生活向我呈现，它激励我、吸引我或折磨我，正如我面对对手、心爱的女人或为之提心吊胆的宝贝儿子时那样。米特拉达梯战争、墨西哥艺术和上文提及的其他事例，这样发生，或曾经发生，或将要发生。

在提出当代性不是某类历史的特性（正如在经验分类中，人们这样认为，或有充分理由这样认为），而是一切历史的内在特性后，就需把历史同生活的关系理解为统一关系，当然其含义不是抽象同一而是综合统一，它包含二词的差异和统一。因此，当说到一种历史，又不拥有该历史的文献，其荒唐可笑不亚于人们谈论某一事物的存在，又一致断言缺乏其存在的一个基本条件。同文献无关的历史是无法证实的历史，因为历史的真实性在于这种可证实性。而历史在其中被具体化地叙述，之所以为历史叙述，仅由于它是对文献的批评性说明（直觉与思考，意识与自我意识等），而那种缺乏意义和真实性的历史，作为历史是不存在的。一个从未看过并欣赏过绘画作品的人，却想批判地说明它们的来龙去脉，他怎能写出一部绘画史？或对于缺乏作者假设的艺术感受的人来说，该绘画史还保留多少可理解性？一部哲学史假若缺乏哲学家的著作，甚至他们的断简残篇，还叫哲学史吗？一部情感史或风俗史，譬如基督教谦恭和骑士荣誉的历史，怎能缺乏再现生活的能力，或不如说，怎能不实际重现这些精神的特殊状态？

另外，在历史中生活同思想的联系确定后，对历史确定性和有用性的怀疑立即完全消逝，甚至都不可想象这些疑云。由我们的精神现在产生的东西怎能不确实？能解决生活中出现的问题的认识怎能无用？

（二）

但是能够割裂文献同叙述、生活同历史的联系吗？已散失文献的历史，或说一种最普遍最基本的情况，即历史的文献已不活在精神中，那么答案就是肯定的。而上述说法已不言明地承认：我们每人依次处于这种条件，面对历史的这方面或那方面。在我们看来，希腊绘画史一般就其大部分而言，是属于缺乏文献的历史。就像我们阅读的一切民族史，我们并不了解他们生活的确切地点、激励他们的思想与情感、他们完成的事业的个别特征；或者一部文学史和哲学史，缺乏其熟悉文本，或者我们有，仅信手拈来，浏览一下，由于我们缺乏完备的知识，或因抵触情绪，或因暂时分心，而未能深刻领会其精神内涵。

在这些情况下，若那种联系中断，那么剩余的东西就不再是历史（因为历史不是别的，正是那种联系），进而像把人的尸体仍称作“人”一样，称它为历史，不是因为剩余的东西是无（甚至尸体也不是无）。若是无，则值得说联系是不可割裂的，因为无从来不是实在的。但若不是无，而是某种东西，那缺乏文献的叙述又是什么呢？

一部根据流传至今的叙述或由现代学者撰写的古希腊绘画史，假若人们认真考察，将发现它消融在一系列画家姓名（阿波罗斯洛斯、波利格洛托斯、宙克西斯、阿佩莱斯，等等）以及他们的生平逸事中，消融在一系列绘画主题中（特洛伊大火、亚马孙女兵[3]战斗、马拉松战役[4]、海伦[5]、阿喀琉斯[6]、诽谤[7]等），其中某些画题还被详细描述。画家、逸事、画题，判断大致按年代排序，并且受到一系列程度各异的褒贬。但若缺乏对画家作品的直接认识，他们的姓名只是空洞的名字；还有逸事空洞、描述画题空洞、赞成或反对的判断空洞、年代排序空洞，因为纯粹算术并不表现实际进程，我们缺乏这一进程的构成要素，也就不能在思想上实现该进程。假若那些纪要公式还有些内容，应归功于我们对古代绘画的点滴认识，这是从断简残篇、次要作品、抄本以及其他艺术和诗歌的类似作品中获得的。但脱离那点认识，古希腊绘画史只是空话连篇。

若我们喜欢，可以称作“确定内容的空洞”，因为不可否定，当说到一个画家的名字时，我们就想到那位画家，甚至想到画家是雅典人；当说到“战役”或“海伦”的词汇时，我们想到一场战役，甚至想到重甲步兵厮杀，或想到一位美女，她颇像我们熟悉的古希腊造型艺术中的雕像。但是，在那些名称唤起的无数事实中，我们能够毫无区别地想到这件或那件。因此，它们的内容是不确定的，而这种内容的不确定性就是它们的空洞性。

正如上述例子，一切脱离活文献的历史都是空洞的叙述。为什么空洞，因缺乏真实性。真的有过名叫波利格诺托斯[8]的画家吗？他真的在波伊启列柱廊画过米太亚德[9]吗？可以说是真的，因为某人或某些人认识他并看过那幅画，他的存在得以证实。但相反需要说，对那位或那些证人是真的，对我们既不真也不假，或（结论相同）真仅仅基于那些证人的权威性，即由于一个外在原因，而真实性却总需要内在原因。正如那一命题不真（既不真也不假），它也无用，因为在万物皆无的地方，国王也丧失其权力。哪里缺乏问题的要素，哪里同样也缺乏解决此问题的可能性、实际愿望和实际需要。因此，朗诵那些空洞的消息，对实现我们的生活徒劳无益。生活是现在，空洞叙述描绘的历史是过去，过去不可复返，若不是绝对的，在现时肯定如此。

空洞的词句剩下了，而空洞的词句是声音或代表这些声音的书写符号，它们不是靠思考它们的思想行动（在此情况下会使其立即充实），而是靠意志行动结为一体并得以维持。这种意志活动为了自己的某些目的，认为应保留那些有用的话语，而不管它们空洞还是半空洞。因此，单纯的叙述不是别的，仅为由意志行动所肯定的空洞词句或公式的整体。

现在，用这个定义，我们得以确定迄今未找到的历史同编年史的真正差别。以前没有找到，因为通常人们想在事实性质的差别中探寻，每种性质都有自己的对象。譬如，把对个别事实的记载划归编年史，把对一般事实的记载划归历史；把对私人事实的记载划归编年史，把对公共事实的记载划归历史：仿佛一般的总不是个别的，个别的总不是一般的；公共的总不是私人的，私人的总不是公共的。或者把对重要事实（值得纪念）的记载划归历史，把对不重要事实的记载划归编年史：好像事实的重要性与我们所处的形势无关，似乎对于一个被蚊子叮扰的人来说，那小虫的发育不比薛西斯一世[10]的远征更重要！当然，在这种虚假的区分中会感受到一种正确的情感：即把历史同编年史的差别放在有关与无关的概念中（一般有关，个别无关；大事有关，小事无关，等等）。在其他习惯做出的独特区分中，也可感受这一正确情感：比如在历史中存在紧密的联系，而在编年史中则无联系；历史有逻辑顺序，而编年史只有编年顺序；历史深入事件核心，而编年史只停留在事件的表面或外观，诸如此类。但这种差别性与其说是思考得出，还不如说是用隐喻表达，而应用隐喻（当它们不是作为思想的简单表达形式时），人们刚刚获得的东西会在瞬间尽失。真相是：编年史和历史不是作为两种互补或隶属的历史形式，而是作为两种不同的精神态度，得以区分。历史是活的历史，编年史是死的历史；历史是当代史，编年史是过去史；历史主要是思想行动，编年史主要是意志行动。一切历史当它不再被思考，而只是用抽象词语记录，就变成了编年史，尽管那些词语曾经是具体的和富有表现力的。甚至由不懂哲学的人们撰写并由他们阅读的哲学史也是编年史，而我们通常准备作为编年史阅读的卡西诺修道院修士的作品也是历史，譬如，这样的记载：“1001年，有福的多米尼库斯到基督那儿去了。1002年，今年萨拉森人越过了卡普阿城。1004年，大地震使此山备受折磨，等等”，他拥有这些当时的事实，为有福的多米尼库斯的去世哀泣，为故土遭受的天灾人祸感到惊恐，在这一连串事件中他看到上帝伸出的手。这并不妨碍对同一个卡西诺修士来说，那历史沦为编年史，当他写下那些历史的残酷的公式，就不再表现它们，就不想它们的内容，一心只想不要遗忘那些记忆，并传给在他之后来到卡西诺山居住的人们。

编年史与历史真正的区别是形式上的区别（即真正实在的区别），这一发现不仅使我们避免徒劳无益地探寻实质区别（即想象的区别），还使我们能够抛弃一种极其普通的偏见——认为编年史先于历史。“先有年代记（编年史），其后才写成历史”，这是一位古人（语法学家马里奥·维托里诺）的格言，它被不断重复，被概括化并普遍化。但从探究两种行动或两种态度的性质即起源的结果看，情形恰恰相反：先有历史，后有编年史。先有活人，后有死尸；想从编年史中诞生历史，就如同想从死尸中诞生活人一样，死尸是生命的残余，正如编年史是历史的残余一样。

（三）

历史脱离活文献并变为编年史后，就不再是一种精神行动，而只是一种物，是声音和其他符号的复合物。但是，文献脱离了生活，也仅是一种物，同编年史类似，也是声音和其他符号的复合物。譬如，那些曾经传达过法律的声音和词语；那些在大理石上雕刻的线条——通过上帝形象表达宗教情感；一堆骨骼曾表现一个人或一个动物。

存在空洞叙述和死文献这类东西吗？在某种意义上不存在，因为精神之外不存在外物。我们已经知道，编年史作为空洞叙述，仅当精神生产它并靠意志行动巩固它（有必要再次强调这种行动总能导致意识和思想的一个新行动），才得以存在：意志行动从思想中抽象出声音，而声音的确实性和具体性则寓于思想之中。同样，那些死文献仅当它们作为一种新生活的表现时才存在，正如实际上死尸也是生命创造的过程，尽管对某一特殊生命形式来说，它像一种解体过程，像一种死东西。已包含一种历史思想的空洞声音，为纪念包含的那些思想，可继续称它们为“叙述”；同样，那些新生活的表现也可继续被视为先在的和实际已消失的生活的痕迹。

凭借一系列演绎，我们终于能够理解某些现代方法论者将史料分为叙述与文献，或如常言所说，分为传统和剩余或遗物。从经验角度看，这种分法不合理，但作为不宜将思辨思想引入经验论的典型例证可能有用。分法极不合理，人们立即遇到困难：不能区分想要区分的东西，被视为东西的空洞“叙述”，适用于任何其他称作“文献”的东西。另外，坚持这样划分，还会遇到困难，即要根据两种不同的史料（一只脚在岸上，另一只脚在江中）构建历史，等于说，由于采用两种平行的要求，其中一种要永远关注另一种。当人们试图确定两种史料的关系以期摆脱不适的平行论时，则这种关系调整为一种高于另一种，于是区分消失了，因为高级形式吸收并消灭低级形式。或者设想第三项，在此项中两种形式既区分又统一：这是以另一种方式宣布它们在那种抽象性中不存在。因此，我认为最重视经验论的方法论者不接受叙述与文献的区分并非无意义，他们未因钻牛角尖而感到困窘，乐于把史料分为书面史料和形象史料两种或其他类似分法。在德国，德罗伊森[11]（他有个哲学倾向强烈的头脑）在其极有价值的《历史基本原理》中，却应用了前种分法，这种分法也在其他方法论者那里走运，由于那个国家丰富的哲学传统，他们均为“热衷体系”和“富学究气”的方法论者，正像在我们拉丁国家习惯评价的那样。学究气恰恰存在于不适宜的哲学中。啊！那种不适宜及引起的矛盾仿佛在向人们致意，就好像它们唤醒在经验论中沉睡的头脑，以便发现：他们设想有物的地方，相反却存在精神的行动；在那里，他们认为无法调和的二元论的各项是对立的，而实际上既有关系又统一！把资料分为叙述与文献，并让文献高于叙述，肯定叙述的必要性，即使作为从属但不可消除的要素；所有这些构成一种神话或寓言，用想象方式表现生活与思想、文献与批评在历史思想中的关系。

文献与批评、生活与思想，是历史真正的史料，即历史综合的两个要素。作为要素，它们不在历史之前，即不在综合之前，像人们想象那样——泉水在提桶打水的人面前，而是在历史本身中，在综合之中，既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又是由历史所构成。拥有自身之外的史料的历史观念，同编年史在先的历史观念一样，是有待批驳的另一种想象。说到底，两种虚假的想象殊途同归。史料，作为物，在经验论者的外在含义上，同编年史（这类物的一种）一样，不在历史之前，而在历史之后。历史若期待着从它之后的东西诞生，或从外在东西诞生，那它就要遭殃！由物产生的是物，不是思想；源于物的历史，也是一种物，即刚才我们提到的那种不存在的物。

但是，无论编年史还是文献，看起来都像在历史之前，像历史的外在资料，这是有缘由的。人类精神保存历史的遗体、空洞的叙述、编年史，人类精神还收集过去生活的痕迹、遗迹与文献，并竭力尽可能不变质地保存它们，或当它们变质时使其复原。在保存空洞和死亡中实现的意志行动的目的何在？莫不是人们想通过修建墓穴和陵寝，让命已归天的凡人在地狱的入口处止步的幻觉和愚蠢？但是，陵寝不是愚蠢和幻觉，而是一种借以肯定个人业绩不朽性的象征性道德行动。死者，仍然活在我们的记忆中，并将活在未来人们的记忆中。抄写空洞的历史，收集死文献，这是一种替人生服务的生命行动。它们将使我们在我们的精神中再现过去的历史，使其更丰富，还把它变为现在的：这一时刻定会到来。

因为，当生活的发展逐渐需要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变成现在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穴中，直到文艺复兴欧洲精神重新成熟时，才把它们唤醒。文明的原始形式既粗陋又野蛮，它们静卧着，被忘却了，很少被人关注，或被人误解，直到称作浪漫主义和王朝复辟的欧洲精神的新阶段才获得“同情”，即是说，才承认它们是自己现在的兴趣。因此，现在被我们视为编年史的大部分历史，现在对我们沉默不语的文献，将依次被新生活的光辉所照耀，将重新开口说话。

这些复活都有着完全内在的动因，无论多少文献和叙述都不能使它们再生。相反，它们自身在收集文献和叙述并放置面前，缺少它们，文献和叙述就会分散零落和毫无生气。若不从精神本身即历史这一原则出发，将根本不能理解历史思维的实际进程，实际上，精神每时每刻都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全部以前历史的结果。因此，精神含有其全部历史，历史又同精神一致。忘却精神的一面而记住另一面，那仅是精神生活的节奏本身，精神在自身确定和个性化中活动，并永远把以前的确定性和个性化变为不确定性和非个性化，以便创造出更丰富的确定性和个性化。可以说，精神复活，其历史无须通常所说的叙述和文献那些外物，就可进行生动的内在回想；而那些外物仅是它制造的工具和回想前的准备活动，在其回想进程中，叙述和文献都消融了。为了那一实践，精神肯定并审慎地保存“过去的回忆”。

每时每刻我们每人在记事本上记下日期和其他事项（编年史），或把丝带和干花锁在抽屉里（请允许我求助于这些美妙的形象，以便提供收集“文献”的例证）。一类称作语文学家的劳动者，仿佛受整个社会派遣，进行广泛收集。当他们收集证据和叙述时，被称为博学者；当他们收集文献和文物时，被称为考古学家和档案工作者。而保存那些东西的地方（“死物沉寂的白屋”），称作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对于履行这类必要的因而是有益和重要的职能的博学者、档案工作者和考古学家怎能怀有恶感呢？然而，一种嘲笑他们和怜悯他们的恶习盛行。的确，他们有时为嘲笑和微笑提供了口实——他们天真地确信：历史锁在自己手中，他们可随意打开“源泉”，让求知若渴的人类能从中汲取。相反，历史在我们大家身上，它的资料在我们胸中。我们的胸只是一个熔炉，在此熔炉中，确实变为真实，语文学联合哲学以产生历史。

注释

[1]米特拉达梯六世（约公元前132—前163）以解放希腊人为名，与罗马争夺小亚细亚西部和巴尔干半岛，发动三次米特拉达梯战争，最终败于罗马。——译者注。

[2]阿提卡为古代希腊地区名，雅典为其中心。——译者注。

[3]希腊神话人物，指居住在黑海边能征善战的女战士。——译者注。

[4]公元前490年9月，在马拉松希腊联军大败波斯军队。——译者注。

[5]希腊神话人物，宙斯与丽达之女，美貌出众，特洛伊战争的直接起因。——译者注。

[6]希腊神话人物，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译者注。

[7]阿佩莱斯曾将诽谤、忌妒、阴谋等拟人化作为画题；后代画家波提切利等也曾画过“诽谤”。——译者注。

[8]波利格诺托斯（约公元前500—前440），以古代风格巨幅壁画闻名的希腊画家。——译者注。

[9]米太亚德（公元前550—前489），雅典政治家、将军，在马拉松战役中指挥希腊联军击败波斯军队。——译者注。

[10]薛西斯一世（约公元前519—前465），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之子，公元前481年为马拉松惨败雪耻，率兵百万远征雅典。——译者注。

[11]德罗伊森（1808—1884），普鲁士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代表作为《普鲁士政治史》。——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