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基本思路、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一）基本思路

本书建立在两个假定之上：一是产生于某一时代的思想是对当时所面临的问题的回应，《商君书》的国家建设思想是为了解决战国时期面临的秩序问题而提出的重建方案；二是古代的国家建设和近现代的国家建设在其性质、哲学基础以及核心内容方面都有差异，然而在目标上都有对秩序的渴望和追求，在主题上都注重国家政权建设和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商君书》成书的年代正是古代中国由邑制国家向专制国家过渡的关键时期，当时各家都谋求重建秩序，然法家尤其是商鞅学派更进一步，它所要回答的是“建设什么样的国家？怎样建设国家？”的重大问题。《商君书》中虽然包含了哲学的、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思想，但是这些都可以放在国家建设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背景下来理解。研究《商君书》的国家建设思想，主要涉及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商君书》国家建设思想产生的历史语境是什么？第二，《商君书》国家建设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什么？第三，《商君书》国家建设思想的政策目标是什么？第四，《商君书》国家建设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什么？第五，《商君书》国家建设思想该怎样评价？

因而，本书首先分析《商君书》国家建设思想产生的历史语境，接着阐释《商君书》国家建设思想的理论基础、政策目标，然后论述国家建设思想的核心内容，最后对其做出评价。其中，理论基础既包括《商君书》国家建设思想讨论问题的哲学基础，也包括《商君书》国家建设思想秉承的政治原则。

（二）主要内容

首先，就《商君书》国家建设思想产生的历史语境而言，主要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考察，其中每个层面都包含政治社会语境和思想文化语境两个方面。宏观政治社会语境主要指封建制的解体与郡县制的创建，宏观思想文化语境主要指思想文化的世俗化与轴心时代的降临[19]。中观政治社会语境主要指君主制危机的频发与君主制的重建，中观思想文化语境主要指共同的秩序焦虑与君主集权的普遍呼唤。微观政治社会语境主要指商鞅的学问及其变法事业，微观思想文化语境主要指《商君书》的真伪及其成书过程。

其次，就《商君书》国家建设思想的理论基础而言，主要从哲学基础和政治原则两个方面进行阐释。哲学基础涉及历史观、人性论、价值观等三个方面。《商君书》国家建设思想的历史观是权变历史观，它不仅意味着法家对西周所代表的以及儒家所倡导的礼治及其文化的颠覆，还预示着对西周和春秋时期盛行的封建宗法政治的全盘否定。《商君书》国家建设思想的人性论是经验主义的自利人性论，为其现实主义的国家建设理论提供了人性依据，但是忽视了人性中怜悯、慈悲、善良、互助等光辉的一面。《商君书》国家建设思想的价值观是反道德、去人文的价值观，它反对一切不利于迅速增强国力、促使人民从事农战的社会规则、风俗习惯、道德知识和价值观念，积极宣扬有助于国家富强、君权稳固的价值观。政治原则包括以法治国原则、国家至上的整体主义原则、化私为公原则和反智原则等四个方面。法治原则强调尊君抑民、推崇农战、设置法官、刑无等级、刑赏并用、重刑轻赏、观俗立法、任法而治。整体主义原则强调两点：国家利益至上，一切活动都围绕保证生存、求得富强而展开；高扬整体而贬抑个体，个体只是实现整体意图的工具。化私为公原则主要体现在对民众的“私”、官员的“私”以及君主的“私”的反对上。反智原则强调两点：对智性和知识的贬低；对掌握了智性和知识的人的压制。

再次，就《商君书》国家建设思想的政策目标而言，政策目标指国家富强的现实目标与驱民于农战的基本国策。富强的国家目标与农战的基本国策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国富兵强的目标，要求国家积极实施农战政策，是列国在纷争的环境下自我保存的必然选择；农战的基本国策的有效实施则推动国家富强，是符合当时形势的能够致国家于富强的基本途径。

又次，就《商君书》国家建设思想的核心内容而言，主要从国家政权建设思想和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思想两个方面展开论述。依据迈克尔·曼关于社会维度和社会权力的分法，再参照王国斌关于国家控制社会的途径的分类，我们可以从政治权力维度来探究国家政权建设思想，可以从经济权力维度来分析其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思想中的物质利益控制层面，从意识形态维度来研究其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思想中的意识形态控制层面，从军事权力维度来阐述其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思想中的暴力强制控制层面。国家政权建设主要涉及强化集权君主制、确立官僚制、加强地方行政组织建设等三个方面。君主制、官僚制和以郡县为核心的地方行政制度等三大基本制度构成了“君主官僚郡县制”的政治制度框架。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思想包括物质利益控制、意识形态控制、暴力强制控制等三个方面。物质利益控制包括生产一于农、赋税均等、依据农战功绩授予爵位、根据爵位高低享有不同福利待遇等四个方面。意识形态控制主要强调三点：排斥一切不利于人们从事农战的价值观、风俗习惯，取缔一切不利于国家富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规范；依靠官爵赏赐来鼓吹一切有利于迫使民众从事农战的价值观念，并在民众中培养一种尚农乐战的风俗习惯；教化必须由君主绝对掌握，而由官吏负责组织实施。暴力强制控制包括军队国家化、军队层级化管理、重刑连坐、监视告奸等四个方面。

最后，就如何评价《商君书》国家建设思想而言，《商君书》开辟了古代中国国家建设思想的现实主义维度，促进了中国国家建设思想的发展。《商君书》具有高度的时代自觉，其国家建设思想，具有实际操作的可行性，很好地应对了时代提出的问题，反映了政治统治制度化的趋势，推动了政治秩序的国家化，促进了新型政治秩序的建立；但是其所欲建构的是法家式国家，虽然重视国家能力和秩序稳定，促进国家富强，但是缺少人文价值关怀，忽视了对人的权利和利益的关注，具有国家主义、权力主义和非道德主义等浓郁的工具理性色彩。《商君书》国家建设思想在汉以后陷入沉寂，有内外两个方面的原因：就内部原因而言，与其时效性和局限性有关；就外部原因而言，主要是社会政治环境的变迁，即春秋战国时期政治转型的完成。从现代性的角度考察《商君书》国家建设思想，则会发现它的这种现代性更多具有工具意义，如重视工具理性、强调功绩而非血统、推崇非人格化；同时也能够看到它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重大问题，如君权无法得到妥善安置的专制主义问题、“各尽所能”的建构主义倾向问题、目的证明手段正当的马基雅维利主义问题。

（三）研究方法

第一，文献研究法。《商君书》产生于两千多年前，作为一种先秦文献，存在着诸如命名、真伪和校勘等问题。尽管本书的关注点并不在于现行《商君书》的命名、真伪和校勘问题，而在于对其政治思想的阐释，但仍然对所依据的文本有高质量的要求。本书在综合参考严万里的《商君书新校正》、朱师辙的《商君书解诂定本》、高亨的《商君书注译》、蒋礼鸿的《商君书锥指》、贺凌虚的《商君书今注今译》、周立昇等编著的《商子汇校汇注》的基础上，对《商君书》国家建设思想展开阐释。

第二，历史语境主义方法。历史语境主义强调由哲学阐释转向历史解读、由只关注经典文本转向关注经典产生的语境[20]。这种研究方法认为不存在恒久的问题，只有具体问题的具体答案，文本的作者身处特定的时代，面对的是特定的读者群，研究者需要关注他们通过自己的言论实际上要传达什么[21]。就研究《商君书》国家建设思想而言，我们需要了解其产生的政治社会语境和思想文化语境，更要根据当时的语境来合理地理解国家建设在当时的意义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并探讨作为主要政治行动者的以商鞅为核心的商鞅学派是如何“以言行事”的。

第三，比较研究法。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这为我们理解该问题提供了知识基础，但缺少比较研究，我们就可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看不到深层次问题。比较研究法在本书的运用主要体现在比较《商君书》与其他思想流派在关于国家建设思想上的异同。通过比较，我们更能发现《商君书》相比于各家的“优越性”或“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