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长篇言情小说与关于风尘女子观念的嬗变

风尘女子因出卖色相寻求生存，历来为人们所鄙视，然而，作为文学形象却大放异彩。与良家女子相比，风尘女子更能反映时代潮流。《小说新报》所载长篇小说关于风尘女子形象的塑造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重情型与重利型，笔者试图由此探讨民初关于风尘女子观念的嬗变。

一 风尘女子形象

“中国古代有三大性畸形现象：一是娼妓，二是太监，三是女子缠足。”[44]妓女是一项非常古老的职业，其存在范围很广，几乎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从事该职业的女子。在中国封建社会，社会一方面极力提倡推崇女子守贞节；另一方面却又通过狭邪使得男子任意践踏女子。良家女子尚且处于被奴役的地位，以色相来谋求生存的风尘女子的境遇想来更是悲惨，况且她们还得在世人的道德评判中接受自身不光彩的形象。

中国的女性在封建历史中备受压迫和摧残。繁文礼节过度压制着女性的成长，对她们天性成长设置重重的障碍。传统社会看中女子的德行，女子便需在日常的生活中不断温习“三从四德”的精髓。社会崇尚“女子无才便是德”，文化教育便向寻常女子关闭了大门。社会对于女子德行的强化，又让她们远离诗画陶冶，循规蹈矩的言行举止磨灭了她们天性。“三从四德”更是无情摧残了女性青春、才智，大多数女性最终呈现的是合乎礼教规范的“成品”。

相反，风尘女子是封建社会中个性较为自由的群体，压在普通女性身上的家规、族规都较少关注这些女性。“三从四德”，“无才便是德”不适用她们。她们身上展现的是实实在在的女性美，她们是针对男性而被专门训练出来的。为了吸引男性的青睐，她们展示才华：不俗的谈吐，动人的歌喉，曼妙的舞姿。举手投足之间展现风情万种。风尘女子中的佼佼者，虽然没有良家女子清白的家世，但比当时的良家妇女更具魅力。

唐代的杂记琐闻之类已然出现风尘女子形象，她们真正进入文学创作中也是在唐代。《霍小玉传》和《李娃传》两部作品作为风尘女子形象的典范，艺术成就较高；而后每个朝代便有代表性的作品出现，如宋代的《李师师外传》，元代的《钱大尹智宠谢天香》，明代的《卖油郎独占花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清咸丰年间，出现了大量描写风尘女子的长篇小说，如《青楼梦》《花月痕》《海上花月传》等。

《小说新报》的作者也将注意力投注于风尘女子这类群体，创作了很多相关的小说。期刊上连载的小说有的直接以风尘女子为主要描写对象，由她们牵制故事发展；有的则是作为凸显主人公形象而设置。几乎连载的每一篇小说中都可以看到她们活跃的身影，其中言情类的小说占的比重是最大的。其他如滑稽、社会类的小说也能看到。

综合小说的内容，可将作者笔下的风尘女子归结为两种类型，第一类是美丽多情，出淤泥而不染的佳人形象。这类女子性格善良、重情重义，即使没有很高的才华，比起同时代普通人家的女子也显得优秀一些。第二类是爱慕钱财、刁钻跋扈、唯利是图的风尘女子。随着世事变迁，作者笔下的女性亦沾染上了时代的气息。处于新旧交替中，敏感的创作者捕捉到时代的变化，呈现在他们笔下的人物亦反映出作者对社会的看法。

《小说新报》中对风尘女子的职业没有进行道德上的谴责，更多的是对她们生活遭遇的同情和才情的欣赏。如《小说新报》中连载的《珠江风月传》，该本于1921年第7卷第1期连载，1921年第7卷第12期终，全本共二十回。作者以过来人的身份讲述了自己在珠江的所见所闻：“按这珠江风月，自古艳称。近年以来，世态变迁，繁华日盛，这珠江一带的月色风光也格外的清华雅艳起来。偏偏这时候，小子却又一棹南行，躬逢其盛。数年之间，上自南宁，下至羊城，脚跟儿蓬转一般，尝透了这风月滋味。小子又是一个直性人儿，胸中藏不得一丝儿故事的。现在有了这点风月纪念，怎能够不写点出来，报告报告我这班文字知音呢……”[45]小说以任省长公署的秘书长和督军公署顾问的颜慰卿与陈塘著名的风尘女子素素泛舟荔枝湾开篇。正文描写了一帮文人、政界人士、商界人士与珠江风尘女子的情场瓜葛。有较好素养的风尘女子面对着形形色色的嫖客：权贵人士的盛气凌人、随心所欲；商贩马夫的粗俗贪婪。她们更愿意与文人雅士交往。文人雅士气质、爱好、风度更容易被她们真正接受。与权贵人士交往，她们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与一般的嫖客是金钱买卖关系。在这两类关系中，她们只是作为泄欲的工具，作为一种玩物，处于一种卑贱的地位，甚至是道学家口中有伤风化的下贱之人。但在文人雅士眼中，她们可以感受到平等，享受志同道合、诗词唱和的乐趣。

素素与慰卿的交往便是这样的一种形态。他们之间的交往超脱了感官带来的刺激愉悦，更多的是寻求一种情感上的沟通和交流。从素素与慰卿谈论雨民与妙容的交往中可以看到，这位政治新贵超脱一般世人的眼光，而以知己之情相待素素：

只看我待你的情形，谁也不说我们关系是很密切的。要说我们俩没有相好这句话，谁也不能相信的呢。其实我们又何尝有这等秘密的行为呢？这可见我的宗旨了。

素素笑道：那或者是我这人太不行了，不能中你的意也未可知？

慰卿笑道：你这样的人再说不行，那东西两堤也没有一个好人了。我的意思，我们只是这样子做个朋友，很好，何必讲到这个上头，反而显不出我们的真交情来呢。[46]

小说对素素的外貌没有过多的描绘，只是以“美丽”两字概论之。假若仅以美丽的皮囊得到嫖界高手的垂青，并以知己之礼相待，这是不太可能的。素素必定有其聪慧过人之处。

《珠江风月传》的惺惺虽然靠表演歌舞，吹弹技艺来维持生计，却保持自己善良、疾恶如仇的天性。面对强权压制，敢于怒眼相向，倾吐自己的悲愤之情。惺惺原是浙江人，父亲是位秀才，家道中落到苏州投奔母舅，不想陷入烟花之地。年纪较其他姐妹小，但在花界小有名气，平常出局亦谨言慎行。庐旅长对她尤其喜爱，千方百计想将她纳为小妾。虽然惺惺借此机会能脱离烟花之地，但是年纪尚轻的她并没有被权势、财富蒙蔽双眼。平常出局，巧妙周旋，保持自己的清白之身。面对庐旅长以权压制，她不是一味地委屈受难，而是迎难而上，不惜与庐旅长决裂：

惺惺虽是一个妓女，也还生得眼睛，瞧得黑白，辨得邪正。庐旅长身为军事长官，真正的行军用兵的事情一点也不考究。他捉几个小毛贼儿，还要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去。我虽识他不久，却已深知，他只有吃花酒闹赌，要车货，发我们妓女的脾气。这都是他的出众本领。这可算得当旅长的名分事情么？我惺惺虽则年幼无知，不过一个妓女罢咧，也还有点志气。罚况也不愿给这等丧尽天良的无赖军官做小老婆。别说做小，就是他八人大轿，鼓乐大礼，来引我去做他的太太，我也不愿意咧。如今落在他的手里，这也是命该如此。横竖这等时世，做官的总是这般人才，我们活在世上也是吃苦，乐得早点死了也好，何必求他的情呢。[47]

这群寻欢作乐，压制弱势群体的军长手中掌握着社会机制的运作权力，老百姓生活的凄惨程度可想而知。当旁人试图为惺惺和庐旅长化解紧张气氛，惺惺婉言拒绝他人的好意。正是这种不畏强权的气概赢得了名士范次云的赞叹，最后为惺惺赎身，将她安置在身旁照料。

风尘女子与士人每每因才色相互慕悦而感情投契。风尘女子选择一位士人以托终身，当然是不错的选择。而这种愿望往往因为社会的舆论，世俗成见的阻扰而难于兑现。如霍小玉与李益以才情相会，双双坠入爱河，山盟海誓，终究抵不过家族联姻带来的毁灭性伤害，致使小玉在大好年华中香消玉殒。唐代在中国的历史中以开放的姿态面对着新事物，对于新的文化事物，也以包容、开放的姿态使得后面的几个封建王朝望尘莫及。但是在封建社会中，才子佳人的结合要想被祝福，那便要站在一个相对“平等”的阶级中。李益虽然财力甚薄，但终归属于望族。小玉虽是青春韶华，却过着风月生涯。他们的地位有着天壤之别，注定被封建等级礼制扼杀。

风尘女子与才子情投意合，本是传统小说中常有的情节。但两者的结合总会受到种种外在压力的阻挠。民国时期，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封建王朝覆灭了，规范着人们言行的规章制度，祖宗家法开始松动，风尘女子与名士的结合似乎不再是一件多么让人咂舌的事情，吴双热《无边风月传》便印证了上述的看法。

名妓莺莺解诗工书楚楚可人，雪肤花貌尤能一笑倾城。她芳心自傲，不屑于用媚术吸引纨绔子弟的垂涎。面对寻常纨绔走马观过其章台，辄饫闭门羹而去；若遇骚人墨客则坐妆阁焚香渝茗，谈笑甚欢。吴门十狷士之一的小杜曾是她的入幕之宾。莺莺仰慕他们潇洒的人生态度和才华，虽未与十狷士谋面，却能将每个狷士的音容形貌，个性特点一一说出。面对小杜以“女诸葛”戏言唐突，亦不卑不亢对答，使得小杜肃然起敬。

莺莺少小聪颖，家贫以女工补给家用，又以余力学文，后亦能通书弄翰。父母双亡后，三姑六婆见她貌美失双亲无依无靠，施毒辣之计将她卖到烟花之地赚取钱财。面对险恶的环境，莺莺以死抗争，最终争取到自己的清白，后又凭借自己平日积累，购得一婢，在外筑香闺。平日谨慎与人交往，在风尘中寻找如意郎君。莺莺与小杜感念彼此的才情与人格从而缔结姻缘，而他们的婚姻亦受到其他狷士的赞同和支持。士人与风尘女子的联姻并不是以外在的财富和地位来衡量，在乎的是气性相合，才情相当。所谓的门第之见在吴门十狷士的生活并没有多大的效力。这不仅体现在男子身上，在她们的家眷中也能鲜明地体现出来。她们对才情的追求，对高洁人格的向往，反映在她们对莺莺的态度中。

莺莺嫁与小杜之后，必定与狷士的生活产生更多的交集。从一般的应酬深入家庭中，与狷士的诗歌酬唱扩展到家眷相处。家眷不以莺莺的出身另眼相看，妇人与她处之安然，就连待字闺中的女眷也不曾避讳一二。当发现莺莺的绘画才能时，狷士妇人皆欣喜万分，梦花更是点头称善：“诗画社中乃得一女主司矣……此后坛坫主鼎足而三矣……自是莺莺名齐十狷矣。”[48]从这赞词中我们不难发现，狷士对娟娟绘画技术极度肯定，欣赏之情溢于言表。不止于此，更是让“杜兰等诸姐妹，日集梅花馆中，群奉莺莺执弟子礼，习绘事焉”[49]。莺莺不仅与狷士等家眷相处融洽，更凭借自己的才气获得了尊敬。更有甚者，其他人家的子女慕名而来，向她学习绘画的技艺，东邻方氏女翠娟便是其中的一员。从中可以窥探，社会并不是一味指责风尘女子的，对她们已然显示出它的宽容面，特别是兼备才华与高洁操行者。认同才情对女子的影响，不再死磕“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标杆。

作者不仅描写了才华横溢、善良灵动的风尘女子，同样也展现了刁钻，爱慕钱财的风尘女子。作者没有简单地进行道德评判，而是将她们放在时代中展现她们的生存状态。对这类风尘女子描写不再是简单赞赏才貌，也不再是作者笔下以技艺来谋生的佳人，而是将关注点放在痴迷钱财上，出卖色相来勾引、取悦男人，设计谋骗取对方财物等方式进行描写。有的用假结婚忽悠厚道、憨直的男人，直到将对方财物“洗劫一空”才肯善罢甘休。有些风尘女子不再单枪匹马骗财，而是勾搭一些游手好闲的人，共谋冤大头钱财。胡丽卿便是这类风尘女子的典型。胡丽卿是个什么角色呢？

胡丽卿在上海虽然算不得个红牌子倌人，若谈到色艺两项也可称得上是上中人物。他生平更有椿绝技，任凭什么滑头码子，以及吝啬的守财奴，一经落到他手里，他总有本事施展那勾魂摄魄手段，叫人家输心服气，将所有资财倾囊倒箧报效他。因此，嫖界朋友，送他个徽号，叫做靠皮烂又叫包人穷。[50]

胡丽卿与伯鑫本有勾搭，平常各司所职，如若是遇见一个有钱的主儿，两人便是串通一气，用心演双簧戏，弄到银钱再分润。傻儿一樵跌跌撞撞来到上海，伯鑫等人见他痴傻，又携带大量金钱觉得有利可图便与他套近乎，而后又使用美人计将傻儿一樵引到胡丽卿的面前，这样胡丽卿便在文中出现了。

胡丽卿先用一系列擅长的伎俩，哄得傻儿痴迷。尤其是与伯鑫等人合演一出双簧戏。其中便有伯鑫为一樵分析为胡丽卿筹办生日宴会的各种好处，不仅可使胡丽卿在众多姐妹中长面子，而且可以提高傻儿在胡丽卿心中的地位，虽破费一些钱财，最后受益的仍旧是傻儿。一番话哄得一樵眉开眼笑，乐呵呵地掏出钱让伯鑫帮着置办相关的物件。自然，这钱兜一圈就进了胡丽卿和伯鑫的口袋中。类似于这种骗钱的手段在文章中比比皆是。可怜傻儿用一颗赤诚的心对待胡丽卿、伯鑫等人，却不想成为胡丽卿等人搜刮钱财的猎物，最后落得人财两空的地步，将老家带来的大把银元“挥霍一空”，差点成为乞丐。中意的美人用“金蝉脱壳”的伎俩将傻儿一脚踹开，与伯鑫在外双宿双飞，俨然过起了正常夫妻生活。

二 关于风尘女子观念的嬗变

在上节中，笔者描写了两类风尘女子，一类是才华横溢、善良、灵动的女子，另一类则是刁钻刻薄、爱慕钱财的女子。无论是哪一类风尘女子，作者都没有直接进行评判，而是直观展现她们的生活状况。从作者对这类群体日常生活、精神世界的展现，我们不难发觉社会对风尘女子的看法发生了些许的变化。

首先便是狎妓行为的公开化。男子的生活似乎离不开风尘女子的陪伴，无论是为了享受声色的乐趣，或是作为生意场合的点缀，风尘女子在男子的生活的比重越来越大。对于深受儒释道观念熏陶的国度来说，形成公开狎妓的风气，不得不说是惊人的变化，“儒道佛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对人本能的严格的钳制，或鼓吹伦理道德。或晓以教义戒规，都是为了使人们能够禁欲脱俗”[51]。

历来风流士卿寻花问柳、狎妓纳妾的行为不少，但是它毕竟属于僻野幽静中的勾当。社会中对伤害社会风气的风流韵事表现出来的斥责之声、卑视心理、惩罚之刑，已然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制约力量，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人的行为。

然而此时期刊中表现出来的却是这样的一种现象，小说中出现一些男女在大街上打闹调趣的场景，人们不再以与青楼女子交往为耻，反倒认为在烟花场中没有“知己”是件掉身价、不光彩的事。如果有人在社交场中说他不近女色，周围的人一定觉得此人有些怪癖，不善交际，甚至对他另眼相待。社会心理演变到这种地步，以致人们对狎冶游艳之事毫不避讳，还把能叫上名花视为一件值得炫耀的事，唯恐旁人不知，风流荒淫之事在社会生活中由“耻”变成了“荣”[52]。

传统小说也不乏狎妓游玩的事，但那毕竟只是小范围的出玩，《小说新报》则描写了大量狎妓游玩的场景。小说中男子喝酒看戏的聚会中，常常会以“叫局”的方式让妓女陪伴左右，以此作为风雅之事。所谓叫局便是在聚会前或聚会中写一个红笺，笺上书写上某家妓女的名字，然后请身边的随从或者是店家小二将红笺送到妓女的妆阁中，请其来侑酒取乐，一般的风尘女子对此是有求必应的。《珠江风月传》对此有较多的描绘，或是上船游玩，或是在餐馆中灯红酒绿，轻歌狂笑真是一阵热闹。文中的人物还将狎妓游玩作为风雅之事，雨民便是其中的一位“风雅之士”，面对他人调笑与风尘女子游玩，他坦然处之，“挟妓游河不是风雅是什么”。[53]

当时社会并不以狎妓为耻，反而以一种轻松愉快的心态对待。除了公开的狎妓游玩，也有相约几个友人到妓馆中喝茶，并以结交德才皆备的风尘女子为人生中的一大快事，《破镜圆》沧波等人与韵仙的交往便是最好的例子。沧波原是到上海求学的一个学子，原先并不以狎妓为乐，后来机缘巧合与韵仙有过一面之缘，至此便对韵仙念念不忘。奈何几次上门求见都无缘见面，后几经波折终于相见，并相知相恋。沧波对她更是不吝于一番溢美之词，以沧波于郊外游玩中对韵仙的惊鸿一瞥为例：

娟洁艳丽，秀外慧中，肌肤莹澈，竟体芬芳，实难尽述。总而言之，飞燕之轻盈，梅妃之明秀，太真之秾郁，庄姜之美目流波，盖已一身兼之。而又肥瘦适中，修短协度，神光离合，出于自然。视彼矫揉造作，乞灵于脂粉者，相去何啻霄壤。至于诗才敏捷，风华典瞻，复与谢女班姬、苏蕙左芬，可以齐驱并驾，他固无足论也。[54]

作者借沧波之口对韵仙的外貌和才气进行了一番描述，称誉其美貌与梅妃、太真、飞燕有过之而无不及，各取古代美人美之精华融于身，不仅具备美貌，而且难得的是又具备国人的才华，才华敏捷不输古代以才情享誉后世的女子，如左芬。真是集天地之精华而生就的佳人。难怪自恃过高的沧波见到她后只剩下惊诧，竟不知道她何时离去。

其次便是妓女身份的职业化。风尘女子按照自身的姿色、文学造诣、琴曲技艺、社会知名度等因素分为不同的等级，享受不同的金钱待遇。主要分为长三、么二和花烟。其实这种明码标价的情况，在晚清的上海已形成一定的规模。

各个档次风尘女子的服务项目不同，《傻儿游沪记》便有体现。一次傻儿一樵没有按照约定的时间赴胡丽卿约，众人得知他遭遇后便取笑他进了野鸡营，其中一段便是伯鑫说的话：

上海滩上妓女分为三等，一是长三，二是么二，三是野鸡。你今天去的那个地方，便是野鸡堂子……

他家娘姨能在门外招呼客人，我便断定他是野鸡。若说他不应称小姐，要知道小姐两字，是上海普通称谓，这也不算希罕。你初到上海，这些场合不曾去过，所以少见多怪的了。

……因为他逢人乱拖，最烂污不过，又因他们屋里不是个正经地方，一班妓女更不能比长三么二堂子里倌人，门张艳帜，牌列芳名。因此，人送他这个徽号，譬如招商太古怡和三公司之外，所有别家轮船都叫野鸡船。[55]

当时上海风尘女子的档次已然成为共识，一般在里弄里面主动招徕客人的往往是地位最为低下的，往往被称为“野鸡”或者是“花烟”，只需要一元钱便可以陪酒聊天或者是出卖肉体。恰如一樵口中的“小姐”见他分文未带，便将他的马褂留下作为抵债，等到第二天用一元洋钱取回衣物。

正因为风尘女子分为不同的等级，她们居住处的陈设也显示出极大的不同。如《破镜圆》《珠江风月传》等作品中都很明显地表示这一特点，《破镜圆》描述了韵仙的住处的豪华装饰：

细视此室，结构虽小，而布置咸宜，幽雅无匹。四周绕以树木，青青深翠，掩映窗间，几疑碧油天幕，覆盖于上。槛临小池，水石粼粼，萍藻叠叠，游鱼唼喋，波纹自动。窗前假山堆积，高与檐齐，如巨崖峭壁，突兀眼际，而又玲珑剔透，绝无砌凿痕迹。室内炉篆微熏，瓶花欲笑，芸香隐隐，帘影沉沉。名书古画充满壁间，令人如入大山阴道上，目不暇给。沧波瞻览之余，欣然色喜曰：睹其室，即可想见其人，使非有道韫易安之才，西子太真之貌，而更加以风流倜傥，性情蕴藉者，安能有此书室哉？[56]

此处只是描写了韵仙书房的结构布局，从细小处便可见她非一般风尘女子所能比拟。观其居住处的布置，即可推想此女子虽是风尘女子，但绝不俗气，沦落风尘仍旧保持自己独特的审美品位且注重自己个人修养。另外《狎邪镜》中也有类似的描写：

四周糊的五色花纸，地上铺着西洋地席，靠墙摆一张新式的铜床，里面挂着一面大着衣镜。床上叠着许多五色绸被，左手放着一张红木的镜台，右手放着一面红木镶的立镜，中间放着一张红木嵌入大理石的四方桌子，两旁放着几把红木的交椅。左右壁上挂着四块红木的挂屏，一面是郑板桥写的阿房宫，一面是仇十洲画的百美图，真是风雅绝伦毫无俗气，见了那个屋子，就可想到那屋主人的态度了。[57]

上等风尘女子的居室装潢得如此豪华气派，由此可想索价当然不菲。

还有就是作者同情风尘女子遭遇以及娶妓的平常化。风尘女子历来被视为下等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并不高，这是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小说中人们对于风尘女子的看法有了一定的改变。作品中，风尘女子一般出身良家，有的甚至是仕宦缙绅之后。如《珠江风月传》中的惺惺本是浙江人氏，父亲原是一位秀才，因家里逃难投奔母舅，却不想世事沧桑沦为风尘女子。《无边风月传》的莺莺也是差不多的境遇。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落入妓馆中首先要面对的便是老鸨的迫害。老鸨将她们当作摇钱树，逼迫这些女子挣钱，全然不顾她们的悲苦死活。风尘女子若姿色出色、才艺过人，得到富贵顾客的赏识，便会受到老鸨的另眼相看；假若接客少，挣的钱不多，拳脚交加自然是少不了的。上等的风尘女子也不是全然安全的，有时候由着自己性子也会遭到老鸨的嘲讽甚至是谩骂。《狎邪镜》中的月红因为顾念熟客的恩情便对生客有意不去迎合，老鸨见得罪了有钱的主儿便破口大骂，见月红委屈哭泣便如同火上浇油，奔到月红的房间中打了月红好几十下，打得月红只在地上打滚，连旁人看了都觉得心酸。月红作为妓馆中的头牌，又是花榜界中评出的头名状元尚且得到如此的待遇，可见其他层次的风尘女子是怎样的境遇。

风尘女子多出身良好，因为生活的不如意而陷入妓馆中，所以作者不乏同情，或是规劝风尘女子从良，小说中不乏娶风尘女子的情节。娶风尘女子的群体不仅有下层的民众，也有富商官绅等人。一些有钱人还明媒正娶，大肆庆贺。宗一夔迎娶月红的排场足可见其大张旗鼓的气势：“公馆门前扎了一座彩缎牌楼，院子里面搭了一座五色玻璃的彩棚，前前后后都挂着珠灯。那四围游廊的柱上，都用各种花盘束，中间嵌着五彩电灯。这一翻的布置，真是非常华丽。”[58]宗一夔将自己公馆布置得相当豪华，足可见当时并不以娶风尘女子为耻，而且对婚事的安排相当重视。

另外一种情况便是作者对拯救风尘女子出火坑事迹的赞颂，作者将《珠江风月传》中范四爷称为义士。安乐楼中范四爷将帮助娟娘赎身的事情告诉慰卿，得到慰卿的赞扬。后又陆续为惺惺、爱春等风尘女子赎身，所费资金不少。作者在文中屡次用“仁厚关怀”“仁人君子”称赞之，对于娶风尘女子、帮助风尘女子出火坑等行为，在道德层面上是给予肯定和赞誉的。这种观念的基础，是对风尘女子生活境遇、人生命运的同情，将她们作为人生的不幸者来看待，而不是对这群弱势群体嗤之以鼻。

风尘女子有形形色色之人，从整体来看，她们是充满着悲剧色彩的群体，不仅要受老鸨的剥削、压迫，有时候还受顾客的欺凌，生意不好的时候还得接受老鸨棍棒交加的斥骂责打，她们从事的是血泪饭的行当。随着社会的变迁，人们对风尘女子的观念发生了一定的改变，浓重道德贬斥的色彩日益淡化，人们更多的是将其视为一种女性谋生的职业，对她们报以一种相对包容的态度。

李定夷在《小说新报》的发刊词中提醒读者，连载的作品表面看起来难免是“豆棚瓜架，小儿女闲话之资”，但也委婉地告知读者作品是“警示觉民，有心人寄情之作”。从作者描写的主题中我们亦可以探讨创作者这个“有心人”隐藏在作品中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