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纪念漱石诞辰150周年愿中日人民世代友好
一个作家是否值得我们纪念，主要看他的著作、思想在今天是否还能启迪人智，推动人类文化繁荣发展和社会进步，是否还能够继续发挥作用。
“今日欢呼孙大圣 只缘妖雾又重来”
夏目漱石诞生于日本明治维新前一年的1867年2月9日，1916年12月9日与世长辞，2016年正值诞辰150周年，特撰此文隆重纪念某某。
日本近代作家诞生或者逝世百年以上者多如牛毛，为什么唯独要纪念他？哪些事值得我们纪念？
一个作家是否值得我们纪念，主要看他的著作、思想在今天是否还能启迪人智，推动人类文化繁荣发展和社会进步，是否还能够继续发挥作用，即此公是否具有现代性。
据传，西方有人对于中国与日本为什么不能有如法、德那样的战后关系很不理解，不知日本不像德国视宣传法西斯主义为非法，不知德国拥有为前代人犯下的战争罪孽而面对受害者纪念碑下跪道歉的总理，虽然日本也有个别首相为前人的侵略战争而道过歉，却有不止一个首相不顾受害国屡次抗议参拜战犯神位；觊觎邻国岛屿，妄图推翻战后秩序；鼓吹“日本要当亚洲的领导”，但又觉得“日本人是世界上少有的性格偏狭的国民。为此在世界上越来越孤立，而且毫不自觉。在日本这样相当特殊的国家里成长起来的人，要是不能有意识地努力加以克服，是不可能形成正确世界观的”[1]。这里所说的“正确世界观”所指就是所谓“三人帮世界观”，要日本人认清世界已经实现了日美欧（JUE）三分天下（见图1）。
图1 日美欧三角
“工业技术创新上日美欧并驾齐驱”；日本拥有东南亚，美国有拉丁美洲，欧洲拥有中近东和非洲后院。[2]不加分析地把日本人都说成“性格偏狭的国民”是以偏概全的思想方法，不可取。但透露要当“亚洲的领导”，倒是应该引起警惕。该引起警惕的还有日本有些人并不满足于只当亚洲领导，其最终目标是称霸世界。尽管人数不多，但其影响不能小觑。1990年《宝石》月刊的文章《90年代日本生存之路》写道：“日本摆脱困境、谋求霸权的出路在于输出日本文化。”“以往的历史证明，一个国家要谋求世界霸权，必须拥有军事、经济、金融和文化四个方面的优势。”认为“日本经济、金融优势已经具备，军事优势不在话下，只要愿意搞就能实现，关键问题只有文化了”。“必须用某种方式在世界范围内树立起令人羡慕的‘日本哲学’。”“必须使年青一代树立起日本文化、哲学是世界上最优秀最令人羡慕的观念。”[3]
看，早在20世纪，日本人就想到依靠文化“谋求世界霸权”了！这里的文化有特定内涵：“换言之即是日本价值观念或生活方式”“具有不可估量的力量。”下面的潜台词就是：到时，什么美国价值观念或麦当劳生活方式都得靠边站！但人们都懂得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道理，不同自然条件形成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自然观念和生活方式，岂能轻易羡慕别国价值观念或生活方式？何况同国同民族的不同阶级就有不同的世界观。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哲学又有精华与糟粕之别。从“谋求世界霸权”可以断定，他们满脑子是殖民主义思想，所依据的价值观念或生活方式，哪能“令人羡慕”呢？
日本历代确实都有优秀人物创造了“最令人羡慕”的思想文化，近代以来的优秀作家、哲学家就有夏目漱石、志贺直哉、小林多喜二、森村诚一和大江健三郎、中江兆民、片山潜、幸德秋水、户坂润等，不胜枚举。本书为纪念漱石而写，主要谈漱石。研究日本的漱石观，我们发现了一个互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漱石的价值观念和文学论著在日本长期受到贬抑；另一方面在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分子和右翼文人曾经歪曲、利用漱石思想、理论。现在弄清漱石思想、理论的真正价值，是我们纪念漱石的正道，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东方杰出的文论家 盲目西化的批判者
漱石被誉为日本现代文学之母、伟大的人生教师，最杰出作家。日本人一生都读其作品，图书馆里他的书破损得最快，在面值为一千日元的纸币上印着他的肖像（见图2），是其余群小作家都无法想象、望尘莫及的荣耀。
图2 日本纸币上的漱石肖像
漱石深受东西方两种文化的熏陶，少习汉学，后学英语，留学英国。漱石视名利如粪土，绝不与官僚同流合污。1907年6月，日本首相西园寺公望在家举办雨声会，特邀漱石和森鸥外等十七名著名作家。漱石回信不但拒绝赴会，还在信端附上一首俳句：“杜鹃身本洁，焉能入茅厕。”以洁鸟自居，而视官邸如臭茅厕，第二次集会也没有出席。他立志：“小生以前一直只以平平常常的夏目某混迹世上，希望今后仍然以平常的夏目某身份生活下去。”这话写于1910年6月明治政府逮捕幸德秋水等社会主义者的政治最黑暗时期，写于日本文部省授予他文学博士称号，漱石正躺在医院病床上之时。他公开声明：坚决拒绝接受博士称号。漱石批评博士制度功少弊多，会使学问成为少数博士的专有物，少数几个学者贵族垄断学术大权，而使其他未当选的人受到冷落，讨厌的弊害层出不穷，为此深表忧虑。他的《文艺委员是干什么的》（1911年）和小说《风暴》（1906年）遥相呼应，为维护作家的创作自由权大声呐喊。他塑造了执着追求自由、平等和博爱的人物形象，批评官僚专制统治，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弊端，讽刺、批评平民百姓无知、自私等落后面。漱石是日本少有的预言家、思想家。他以日本明治维新志士不是生就是死的精神，从事创作和评论，警告日本如果不自量力地侵略扩张，很可能彻底失败，“即使日俄战争打赢了，日本成了一流强国也无济于事，还会亡国”。《三四郎》里漱石又引用《伊索寓言》中青蛙与牛比赛饮水撑破肚子的故事讽刺日本参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将会失败。《其后》里他的预见，已经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所证明。以历史主义观点看，在当时条件下能做到这一点确实难能可贵。近百年来深受日本帝国主义之害的中国，有充分理由肯定这些在日本往往被人忽视的思想观念。
漱石青年时代，就对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有着清醒认识，要求教师在引用西方教材时应该说清楚，以防止学生受到西方思想的不良感染，以至于培养出在日本人的身躯上安着西洋人的头脑的怪物来。他把不顾自己的条件，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的日本人称为怪物，这在明治时代全盘西化时期，头脑如此清醒的青年实在是不多见的。特别是留学使他敏锐地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1902年漱石给岳父的信里写道：“国家的进步应归根于如何使用财源。”表示他最担心的是因财富分配不均而使国家发展艰难，指出欧洲今日文明之失败，根本原因就是贫富过于悬殊；还说马克思所论作为纯粹的理论虽然有缺点，但在今日之世界上出现是理所当然的。断定欧洲文明已经失败，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是理所当然的”认识高度，远远超过了今日的一些日本知识精英。此后，他又把这个思想发展到对日本式现代化的批评，指出越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竞争就越激烈，生活就越困难。因为，日本现代化是所谓外发的，即在外国推动下被迫的、不自然的跳跃式的，是只在表面上进行的。日本的知识分子对此很不适应，使得大多数大学教授患有神经衰弱。他特别不满的是：尽管支配现代日本的开化是西洋的潮流，受到这样的开化影响的国民理应产生某种空虚感，并产生不安和不满情绪。可是有些人却显得十分得意，仿佛日本开化完全是由于日本内部的原因发生的。他批评“这既是虚伪的，又是轻薄的”。尽管漱石曾为1900年去英国留学，而未能留学中国感到遗憾。但客观地说，留英使漱石有机会阅读大量西方文献，为写作文学概论积累了资料。深厚的汉学造诣，融合广博的西方文史知识，他才能得心应手地写出如此脍炙人口的小说、论著和评论文章，如果没有留学英国的经历，也就不会有作家、文论家漱石。他对世界文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全新的、独创的。第一，他首创“F+f”文学公式，以一定的符号来代表文学的各种因素，分析其错综复杂的关系；第二，在日本乃至东方他较早地论述了意识波（流）问题；第三，他注意作家创作能动性，又较早地考察了读者的欣赏规律，把两者密切结合起来；第四，他在日本较早论述艺术真实问题，首先提出真善美和庄严四个理想不能相互替代的批评标准；第五，他比较全面、系统又客观地分析比较日本和中国传统文学以及西方文学各自的特点、长处与不足，既批评西方人无视东方文化的西方中心主义观点，又纠正日本人在明治维新以后否定、轻视东方文学的许多片面观点，为日本文艺现代化、如何对待西方文化指明了方向；第六，他的批评态度客观公正，对不同流派和创作方法，主张相互学习，相互包容；第七，明确提出作家要肩负起揭露、批判假、恶、丑的使命；第八，他特别关心、扶持勇于创新的青年作家等，都是同时代文论家无可比拟的。其文艺理论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和针对性的特点，而不是关在象牙塔里空想出来的一套理论。这些理论出自他众多的文章和谈话。因此，研究漱石文论，只看《文学论》和《文学评论》是不够的。他在20世纪初的世界文论史上应占据显赫的一席，西方学界是不可能主动给这位东方文论巨擘提供这样的位置的（有资料证明英国在2009年才译介《文学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日本知识精英们在近一个世纪里竟然没有人著书立说为漱石争取这一应得之位！日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为什么有漱石“研究空白”之说？下面谈谈我的一孔之见，以抛砖引玉。
漱石生前未得到文坛公正评价，甚至受到无理攻击。但历史是公正的，漱石逝世后，日本文坛有识之士对日本现代文学双璧夏目漱石和森鸥外进行过比较，评价有明显的高低之别。如川端康成1925年写道：漱石的《文学论》经过他亲自修改的部分，作为文章则更胜一筹。行文如大河流水滔滔不绝，把读者都迷住了，漱石之后“已经找不到一本值得信赖的文学概论”。而“森鸥外的文章里没有自由畅达的壮观景象……”[4]
此后，尽管日本漱石研究人数最多，资料最丰富，但漱石文论家的一面还是长期得不到彰显。进入21世纪，日本著名学者柄谷行人还在漱石理论国际讨论会上指出，漱石文学理论方面的成就至今仍未被充分讨论，“理论家的漱石一直遭到贬抑”[5]。
其实，早在1987年日本著名文学评论家长谷川泉就提出过“空白”论。他写道：
不但真正的作品论还有空白而且对其世界观、宗教观和文学理论的探讨方面都有空白。[6]
为学者们出了一个重要课题。但要填补这个空白谈何容易！首先，要弄清楚产生“空白”的原因就极为困难。例如，关于《文学论》的真正价值在日本为什么未能得到普遍承认就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著名评论家吉田精一曾遗憾地指出，这是由于《文学论》“与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和内田鲁庵的《文学一斑》不同，它以英国文学为据点，并从那里寻找具体的例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因而一般人都觉得很生疏，它的真正价值未得到充分认识……”但产生“生疏”的原因是否就是因《文学论》只是或者主要是从英国文学那里“寻找具体的例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呢？其实，《文学论》的“真正价值未得到充分认识”，有其更加复杂的背景和原因。《文学论》中漱石从西方文学尤其是英国文学作品里选的例子确实多于东方，多于选自中国古典文学。但看问题不能只停留于表面现象，而应该从本质上分析，应该把他的理论与作品结合起来考察，还必须抓住核心，要看漱石的立足点，他以什么样的审美眼光对待这些例子，他具有怎样的审美核？漱石在《三四郎》里就说出他对西方文艺的态度：“我们和屈从于西洋文艺脚下的人根本不同，我们是为了不受西洋文艺的束缚，是为了解放受到囚禁的心灵而研究西洋文艺的……使文艺按照我们的理想发展。”《文学论》谈色彩美时写道：“如果从诗中除去色彩观念，那么有过半的诗歌将会难免灭亡，使诗歌变得空洞无味。中国古诗正是由于应用了色彩，才会大放异彩。红灯绿酒、白苹红蓼、麦绿菜黄、白云青山等语，在诗里屡见不鲜，使诗歌倍增妙味。”这样一对比，漱石对东西方文艺的态度，漱石的立足点、倾向性是一目了然的。漱石作品大量引用了我国成语、典故和叙述方法，《诗经》《论语》《史记》和唐宋诗词及禅宗等宗教语言比比皆是。在我国异译本最多的《旅宿》里，漱石就用了白居易《长恨歌》里的“温泉水滑洗凝脂”，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甚至全文抄录王维的五言绝句《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接着，又尖锐地批评醉心于西洋的倾向：“只有短短二十字，就卓越地建立起另一个乾坤……可惜如今作诗的人也好读诗的人也好，都一股脑儿地醉心于西洋人，似乎再也无人特地悠然自得地泛着扁舟遨游这桃源仙境了……我想直接从自然中吸收渊明和王维的诗趣。”对于这些叙述和例子，倘若不懂中国古典文学的“一般人”，肯定“都觉得很生疏”。因而不仅是《文学论》，就是小说的真正价值也不可能“得到充分认识”。这里可以以森鸥外“一条腿学者”论做证。所谓“一条腿学者”是指那些只懂得东方或者只知西方的学者。客观情况是在研究漱石的学者中只知西方的“一条腿学者”人数更多些，严重地影响到对漱石的研究与理解。日本上智大学教授渡部升一就谈到在漱石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活动期间，日本发表了大量论文和讲演，但是没有一个人谈论漱石的汉诗。这位教授认为这是由于都是一些不懂汉诗的人在论漱石。然而，“在弄懂外国文学之前，如果不知道汉诗世界之美，是不会理解漱石的”。可见，日本的漱石研究存在误区。主要表现还是西方中心主义文化观的严重影响，似乎漱石只是学习、吸收西方理论，而忽视漱石对汉学的学习、吸收，因而不能如实、科学地评价汉学在漱石文论体系形成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如此认识如一个个怪圈套着他们，犹如孙悟空难以摆脱头上的金箍，使他们难以对夏目漱石文艺理论做系统全面的研究。就是说日本并不是没有人研究过漱石的文艺理论，只是研究比较零星分散，给人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感。这一点只要看一看许多文章标题也就可见主要特征。虽然见地独特又精彩，资料丰富，为后人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但主要视点、论据取自西方文论，只有少数论者注意到汉学对漱石的意义。
还文论本来面目 对漱石最好纪念
探讨漱石文艺理论得不到充分研究、肯定的原因，不要忘记“F+f”的文学公式。这个公式是对待复杂问题，从多层次多角度地考察各种因素之间关系的范例，等于解决复杂问题的一把金钥匙。以此方法看，只从知识结构之类学术方面找原因显然是不够的，还应该看到政治因素。就对漱石文艺理论的研究而言，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一定时代背景下政治原因起决定性支配作用，这是由我们研究对象的特点和所处时代特点决定的，而不是任意采用的方法。
在西方列强火烧圆明园之后，漱石批评过日本人对待中国人的态度：“误把日本人说成了中国人有什么可讨厌的呢？中国人是比日本人更有名誉的国民，所不幸的只是眼下沉沦、不振。要是有心的人，与其被称为日本人，倒不如被当作中国人更名誉呢。即使不能做到这样，也应该想一想，在以往岁月里，日本受到中国多么大的恩惠。西洋人动不动就恭维说，中国人讨厌，日本人好。听到这样的话而感到高兴，那就好像一听说邻居（还是一个照顾过他的邻居）的坏话，而觉得有趣觉得自己多好一样，是种轻薄的劣根性。”（1901年3月15日的日记）在日本推行所谓“脱亚入欧”国策时代，把爱听西方人的吹捧、挑拨而轻视中国人的行为当成“轻薄的劣根性”，视为不能知恩图报的小人做派痛加批判，是他又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值得我们纪念的又一方面。“日本受到中国多么大的恩惠”，现在日本有多少人知道，又是怎样理解其深刻内涵，是个值得探讨、切磋的问题。
我以为，漱石所说的“恩惠”，主要是指中国光辉灿烂的优秀文化对日本文化、哲学到生活方式的广泛、深刻影响。漱石作为英国文学专家，竟然觉得“仿佛受到英国文学的欺骗”。是他因敏锐地发现东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西洋人的美学趣味喜欢执浓，偏爱华丽。英国等西方文学“缺乏潇洒、超脱之趣，缺乏出头天外观察，及笑而不答心自闲”的情趣。而他的兴趣则“颇似东洋的发句（俳句）”（1901年3月12日的日记）。显然，由于漱石觉得东西方的审美习惯和审美趣味有浓与淡、直露与含蓄等区别，使他更喜爱也更多地汲取了中国古典文学的表达方式。年轻的夏目金之助启用漱石作笔名，就说明他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不同寻常。漱石典故出自我国古代散文集《世说新语》中西晋文学家孙楚欲隐居，而把枕石漱流误说成枕流漱石故事。“漱石”首次用于1889年漱石读正冈子规的汉诗文集《七草集》后写的汉诗。同年的汉诗文集《木屑录》再次署名“漱石”，反映他对孙楚式人物的倾倒。1895年漱石在日本南方一中学任职时，给正冈子规寄去的四首汉诗中“守拙”“持顽”等词，所抒发情怀蕴含不与恶势力同流合污，又有消极回避的一面。漱石，一个低级武士多子女家庭的老疙瘩，生母因无奶喂他，只得让人代养，后又被送给另一个武士当养子……怎么说都是个悲剧性人物。青年时代似乎也不怎么顺心、愉快。他给狩野亨吉的信叙述了对处境无可奈何而逃避，后又悔恨的过程：由于“世道不公，把人当作笨蛋的卑鄙家伙根本不考虑别人，依仗人多势众干尽无礼之事”。所以他前往乡下，指望过更美的生活。后又觉悟到这样做的结果，只能增长社会的恶德。“今后若是遇到这种场合决不后退，不但不退，而且要主动前进，打倒眼前之敌。”我虽然没有找到人多势众的“卑鄙家伙”具体指什么人的资料，但漱石离开东京是有据可查的，可找出他成长和不断进步的轨迹。从他为消极逃避行为反省，把不能为社会的人视为敌人，可见他为坚守理想和人格尊严而跟敌人拼命的劲头。从他的笔名到要与敌人拼命，可找到西方自由、平等之类现代思想，也可以看出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士大夫精神。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的日本文学评论家甚至认为在漱石的“人格基础中，俨然存在由汉学养成的因素。这种因素超过了英国文学对他的影响”；“中国趣味”占据了他的趣味的中心。可见，“中国趣味”就是他的审美核（审美核理论详见拙著第十四章第二节）。至此，我们不得不产生这样一个疑问：如此明摆着的事实，如此浅显的道理，为什么在20世纪30年代连漱石的得意门生都认识不到，说不出口呢？甚至歪曲漱石思想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服务，这是漱石又一极大不幸。这里以日本对“则天去私”的评论为例做些分析。这四字最初是漱石为1916年11月新潮社发行的《大正六年文章日记》扉页写的题词。无论日本还是中国，自古以来都无这个词组。《后汉书·逸民列传序》里有“是以尧称则天，不屈颍阳之高”。而“去私”，可能取自《吕氏春秋》卷一《去私篇》。那里讲到有个墨家大义灭亲的故事。漱石能够游刃有余地把出自不同典故的两个词结合起来构成一个新词，是其独创，足见其汉学造诣之深。在大肆宣扬大和民族优越论的时代氛围中，漱石对中国古典文化吸收的客观事实被人一笔抹杀不足为奇。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漱石观的冰雪两重天，不就是政治对学术研究影响的明证吗？
“则天去私”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该书发表题词时做过解释：“天就是自然。要顺应自然。去私，就是要去掉小主观、小技巧。就是文章始终应该自然，要自然天真地流露的意思。”从这段文字看，主要是作为一种无私的文学创作方法提出。所谓无私包括两个意思：一是不要只写自己，更不要把自己写成完美无缺的人，这与他以往对自然主义的私小说的批评完全一致。二是要自然流露，不要有人工雕琢的痕迹。所以可把“则天去私”视为他一生创作实践的最后总结。不幸的是他逝世二十几年后，日本社会危机重重，政局动荡，政变、暗杀接连不断，如漱石所预料的那样，走上了自不量力、自我毁灭的法西斯主义道路，不断扩大侵华战争的同时，对内残酷镇压革命，小林多喜二就是在1933年被活活打死在特高警察的审讯室里的。日本少壮派军人组织樱会头目桥本欣五郎在1930年10月执笔起草的宣言中描述了当年的社会百态：政客“只是沉迷于争夺政权和物质私欲，上蔽圣明，下欺百姓，政局动荡，腐败透顶”；“高级政客的渎职行为、政党腐败。资本家、华族对大众丝毫不理解。言论机关不思国家的将来，把国民思想导向颓废。农村荒废、失业、不景气、各种思想团体纷纷涌出，糜烂文化飞跃的抗（抬）头、学生爱国心的缺失、官员的自我保护主义，等等，为国家计，叫人寒心的现象真是堆积如山”[7]。就在这样的背景下，1933年，漱石的门生、女婿松冈让写了回忆《漱石山房的一夜——宗教问答》。尽管当时松冈让未必知道樱会宣言，但此后，“则天去私”引起注意，日本思想界开始片面地把“则天去私”只看作一种伦理道德观，特别宣传“则天去私”所包含的“去私”或“无我”伦理道德观，从而把漱石塑造成“国民作家的形象”是个不争的客观事实。
另一门生小宫丰隆甚至说漱石的最高思想就是“挖出盘踞在人们内心深处的个人主义，为人们提供反省机会”。他在传记《夏目漱石》（1938）中又说：“漱石的眼睛如觅食的雄鹰一般锐利，漱石的头脑如扑食的饿豹一般的迅猛，追究人们的罪恶和人们的私心。”显然，这绝对不是无的放矢，是对20世纪30年代日本法西斯主义者所痛恨的“争夺政权和物质私欲”的正面回应，适应了日本当年十分盛行的国家主义的需要。把“去私”拿去为国家主义服务，显然是对漱石思想的严重歪曲。漱石曾经为躲避服兵役把户口迁到北海道！批评把什么事都说成国家的夸大宣传，现在应该还漱石思想、理论的历史本来面目。虽然可以认为“则天去私”是漱石推崇的伦理道德最高境界，但核心还是他的一个重要文艺创作原则。
在纪念漱石时，如下现象很值得人们玩味：第一，漱石曾经愤愤不平地说，百年之后，世界上将只知夏目漱石矣！这话毫不夸张。进入21世纪，美日等国相继争先恐后地举办漱石《文学论》国际讨论会；中国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翻译、出版了《文学论》和《文学评论》。1998年出版了探讨漱石成长为文论家历程的专著《日本现代文学巨匠夏目漱石》，本文主要资料引自这部著作。可以说漱石是中国文化的真正知音，而漱石文论真正的最早知音生于中国。第二，漱石成长为东方最优秀的文论家，是他以汉学为基础，博采东西方优秀文化的结果。第三，漱石是杰出的预言家，他预言日本一味侵略扩张会彻底失败；断定中国“沉沦、不振”是暂时的，要日本人知恩报恩，不要轻信西方人的挑拨离间。第四，漱石的《文学论》是20世纪初问世的优秀文学概论，在世界文学史上应该占有显赫地位；但西方中心主义，西方人称为东方主义的文学观及20世纪30年代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横行严重地影响了对漱石文论的客观公正评价，其一般地位都未得到公认，何谈显赫地位！真正确立起显赫地位，恐怕还待后来人。第五，始于20世纪末的世界全球化浪潮已成不可逆之势时代，日本少数政治痞子和文人墨客把亚非拉视为日美欧发达国家“后院”的“三人帮世界观”早已过时，是早被亚非拉各国人民唾弃了的老殖民主义世界观；以“输出日本文化”来“谋求霸权”的思想，与漱石的不同文化相互学习、吸收，反对侵略扩张的思想背道而驰，是没有出路的。
2016年秋
[1] [日]大前研一：《看清世界，看清日本》，讲谈社1986年版，第277、214页。
[2] [日]大前研一：《看清世界，看清日本》，讲谈社1986年版，第277、214页。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4] 《川端康成全集》第16卷，新潮社1977年版，第258页。
[5] 庄焰：《日本及英美的夏目漱石文论研究现状概述》，《外国文学动态》2014年第5期。
[6] [日]长谷川泉：《森鸥外文学管见》，明治书院1987年版，第281页。
[7] [日]松本清张：《昭和史挖掘》4，文艺春秋社1978年版，第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