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志大勤奋的成才之路

古人云：“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1]漱石成长为日本近代最杰出的文艺理论家也非一日之功。

漱石在青年时代就喜欢舞文弄墨，他对事物观察细致，描写生动，又好思考求索，显示了极其独特的个性。他在《木屑录》里就说过，他儿时就“有意于以文立身，自是游览登临必有记”[2]，就是说他不仅仅立志，而且也已付诸行动。

一 《七草集评》：漱石的第一篇文学评论

志大才勤奋，勤奋出天才。漱石在1889年正月和正冈子规认识后，过从甚密，结成莫逆之交的文友。子规于同年5月1日完成汉诗文集《七草集》后，漱石在 5月25日写成了《七草集评》和九首汉诗。这是漱石第一篇可称为文学评论的评论，既首次显示他在写作汉诗方面的杰出才华，也证明他具有评论的天才，文思敏捷，行文潇洒流畅。他开门见山地说：“词兄之文，情优而辞寡。清秀超脱以神韵胜。憾间有芜句。”接着说，《牵牛花篇》“则笔意凄婉，文品亦自高”，还说天地如一大剧场，人生如长梦，人事之变桑沧之迁，谁辨其真假？反映当时他对人生的看法。虽然情调比较低沉，但把文学评论与人生密切结合起来，又不能不说是个优点，成为其一生文评的明显特色。接着又情真意切，见地精辟地指出，《蔓草篇》“一气奔放，纵横叙去，毫无难涩之体，议论亦奇特”，《瞿麦篇》“抒自家胸意，可谓巧矣”。在择要评论后，又概括地说：“大著七篇皆异趣同巧，犹七草不同姿态，而至其沿涧倚篱，细雨微风，楚楚可爱则一也。”[3]

他还不无谦虚地说：“仆天资陋劣加疏懒……愧于吾兄者多矣”，并礼仪周到，圆滑自然地转到附在最后的汉诗上：“仆固不解诗，故所作粗笨生硬可笑。”并以中国典故作喻，“然无盐与西施坐，则美益美而丑益丑，仆岂谓敢效颦，亦欲为西施之美耳”，略带幽默地结束正文。整篇井井有条，一气呵成，令人耐读又爱读，他的文字功夫，汉学知识之广博，实可叹为观止。本来，无盐、西施及东施效颦并非出于同一典籍。无盐事迹见《烈女传》，东施效颦故事见《庄子·天运》。漱石灵活地把这两个典故结合起来，用得恰到好处。

首先，漱石重点评论了近似日本谣曲的文章、论文和拟古文小说，没有涉及汉诗、汉文、和歌以及俳句。小宫丰隆在《〈诗歌俳句及初期文章〉解说》中曾说“这究竟是为什么，理由不清楚”[4]。现在看来，这是漱石在成长过程中的必然选择，是他文风严谨认真负责的表现，也是他青年时代良好的待人接物的表现。他虽然有很深的汉文修养，但还没有写评论的实践经验。何况他与子规结识不到四个月，交情尚不深。文章明显地反映了他对《七草集》的赞扬更多于批评。他写这篇诗文的目的在于互相切磋，共同提高，并不想与子规比高低。从两天后又补写的信看，他当时并不是非常自信的，不免有些激动。在落款时竟把漱石的漱字中最后的“欠”字，误写成“文”字，以至于米山保三郎挖苦说：“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还要批评别人的文章，真是太自不量力啦！”[5]漱石5月27日的信，要求子规给他把错字改过来。

其次，漱石正式开始创作俳句比写这篇文章也不过只早十几天。5月13日，漱石劝子规转院治病的信里，附有两首俳句，日本多数学者认为是漱石最初的俳句。而正冈子规说漱石开始写俳句还要晚好几年，他在题为“明治二十九（1896）年的俳句界”中明确指出，漱石开始创作俳句是在明治二十八年。子规这样说似乎比较确切，同年漱石给他的许多信里谈道，“近日，小子欲入俳门，有空请多赐教”（5月28日）。“小生写实拙劣，只缘入门日浅”（11月14日）。“前日寄上的拙句中不成句者多矣，想起都脸红”（12月15日）[6]，漱石后来成为日本俳坛名人，第一，应该归于他虚心好学；第二，是深得日本俳句革新家正冈子规指点。他在《七草集评》中未论和歌、俳句，是因当时他知之甚少而有意避免班门弄斧。这正好也是他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表现。

漱石于同年重阳时写成的汉诗文《木屑录》里，有段自白：“同游之士合余五人，无解风流韵事者，或被酒大呼，或健啖，吓侍食者，浴后辄围棋斗牌以消闲。余独冥思遐搜时，或呻吟为甚苦之状，人皆非笑，以为奇癖，余不顾也。邵青门方构思时，类有大苦者，既成则大喜，牵衣绕床狂呼，余之呻吟有类焉，而旁人不识也。”[7]具体生动地描绘了他与众不同之处。其他人不懂风流文雅，只顾饮酒作乐，高声说笑，不知构思文章的艰辛，反而觉得漱石如此苦思苦想是“奇癖”，更不知中国的邵青门构思文章时就是如此的，证明当时他已经立志“以文立身”。正冈子规对《木屑录》的评价极高，主动为他写了跋。小宫丰隆写道：“夏目漱石给正冈子规看后，子规惊叹说，我原以为你只会英文的，竟还能写出如此出色的汉文，像你那样真是千万年才出一个呵！”[8]这些都说明漱石是个才华出众、富于理想的青年学生。

最后，以对话形式写的有关文章推敲的辩论也很精彩，值得一读。“余之草此篇……既成抛蒿不复改一字，或难之曰：古人作文，有一字未安焉，则终日考之，有一句未妥焉，则经旬思之，锻炼推敲，必尽其力而后出之，故其文苍然古色，锵然为金石之音。今子才不及古人亦远矣，而不知临纸经营刻苦……余笑曰：作文犹为画，为画之法有速有迟不必牵束。一意匠惨澹，十日一水五日一石是王吴之画山水也；振衣而起，挥笔而从顷刻成之，文郑之画竹与兰也。夫王吴之山水固妙矣，而文郑之兰竹岂不入神哉！今余文，亦兰竹之流耳……兔起鹘落之速，亦不优蚓步蛇行之迟哉。”思路这样开阔，比喻生动活泼，驳难如此痛快，令人信服，为其以后成为文艺理论家奠定了坚如磐石的基础。漱石学生时代就悟出“读破万卷书”的重要性。他曾写信劝病中的子规不要整天埋头练习写作，而要把提高思想修养放在首位，为此就必须挤出时间来读书。[9]

漱石在大学时代所作的文学评论不仅仅已经显示其出类拔萃的才华，而且也反映他有在当时都较进步的思想。在大学时代的重要文学评论《论文坛上平等主义的代表惠特曼的诗》中，他称赞惠特曼是共和国诗人，批驳对这个诗人的种种非难，认为惠特曼提倡的平等主义，都“压倒了拜伦和雪莱，实在是近年来的一大快事”。

二 《英国诗人的天地山川观念》：崭露头角，一鸣惊人

这篇是1893年1月29日漱石在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英国文学讲演会上的讲演稿，在同年3—6月的《哲学杂志》连载后博得好评。漱石主要论述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涌现的英国诗人蒲柏、哥尔德斯密斯、彭斯和华兹华斯等，明确指出他们是英国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的鼓吹者，阐明自然主义在英国文学界如何产生、发展和变化。

那时，漱石认为自然主义（Naturalism）含义暧昧，应用范围极广，既可以指自然也可以指天然，还可以指天地山川。由此可见，题目中的“天地山川观念”是指自然观念、自然观，与左拉的自然主义以及日本自然派所指自然主义迥异。在他看来，自然主义范围无论如何暧昧，本来就是文学中的一个现象，不可能比文学更广。文学上出现的事件不外是人间的和非人间的两种。非人间之中最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日月星辰山河草木。自然两字用在文学上，其意义缩小为只限于人和山川的自然。于是就容易限定自然主义这一术语的范围了。他认为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服从人的天性，二是归结为山川这一自然。“抛弃虚礼虚饰，服从天赋的本性是自然主义；抛弃功名利禄之念，在山林丘谷间渡过一生也是自然主义。”[10]

漱石对英国的自然主义文学基本上是肯定的，而对这之前的文学则颇有非议。漱石回顾了自然主义以前从1660年王政复辟至1789年法国大革命这一百多年的英国文学情况，称这个时期为古文时代，把当时的诗歌风格概括为纤巧派诗歌。诗人都“把一个巧字视为毕生目的，把写诗只当作锻字炼句的营生，以圆滑流畅遣词造句为能事，千方百计地追求音节铿锵有力，终于把至关重要的思想等抛到九霄云外了。虽然具有纤巧细腻之趣典雅富丽之体，然而既无无限感慨，亦无绝妙见识。天真烂漫之气象被一笔勾销，所剩只是雕虫小技而已”[11]。看来如果把思想和技巧置于天平的两端，那么，漱石是更倾向于思想一边的。

漱石进而分析了造成这种诗风的社会原因，尖锐地指出这种嗜好是基于当时的社会风潮，斯时英国文坛与斯时的社会风尚都重繁文缛节，如同日本封建主义时代，无论何事都要有一定仪式，只有精通这种仪式才能进行社会交际。当时社会的中心在伦敦，文坛的中心也在伦敦，而诗坛比俗界更重视仪式，怎能抒发人性固有的情绪，咏出江山流水之美来呢？加之，这是所谓文人受保护的时代，作者都到著名的政治家中寻觅自己的知己，在知己的帮助下从事文学，或者自己成为政治家，私下进行政治活动，于是，文学便成了上流社会交际社会的专有物。从事文学的人，一味迎合讲究虚礼的风潮，作诗也是为了满足上流社会的嗜好。漱石以长时期执文坛牛耳的蒲柏作为这个时代的代表诗人，来分析他们对山川自然的态度。他认为，蒲柏也“并非根本不写山川景物，然而尤其倾向描绘社交界里的光景，叙述枯燥无味的议论。这只要读一读他的被视为杰作的《人论》和《批评论》等，大概可以察觉其嗜好之所在了。只有《牧歌》和《维多索森林》两首是关于自然的作品，即使如此，也不能认为作者有感于天地灵活之景物而吐露衷情，而且其思想也无可歌可泣的崭新内容，足以触动人心”[12]。以上事实足可以证明，漱石对蒲柏的诗歌内容采取了批评的态度。他对于蒲柏的诗歌形式，尤其是语言也不以为然。他批评蒲柏把精力都费在辞藻上，刻意追求文辞隽妙，所以说蒲柏的牧歌不是郊外的牧歌，而是舞台上的牧歌。他还说作品里的牧童并不是徘徊于幽花野草之间，而是在银烛之下、绡屏之前演出的一个闹剧。特别是篇首的《牧歌论》（Discourse on Pastoral），使读者不知所云。尤其是日本人读后，感觉到最没有趣味的是诗句里时常出现的古代人名。例如，随便罗列什么“达夫尼斯”“阿莱基西斯”等，使东方读者不禁打起哈欠。“都弄不清这里边人物的故事来历，怎能激起我们的诗意呢？”[13]

以上评论较准确地说出了东方人对西方文化的看法，应该说是有其必然性的，但明显地带有历史局限性。因为他所说的这些难懂的典故，随着岁月流逝，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融合，西方的一些优秀文化就可能逐渐为东方人所熟悉。这两个古希腊文学典故，常在西方文学作品和马、恩著作中出现。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就引用过朗格描写青年奴隶的爱情故事《达夫尼斯和赫洛娅》。[14]

何况用典是创作常用的手法，不能算作缺点。关键是要看用得是否恰当适度，过多、过于生僻，连本国读者都不知所云那就得算诗病了。其实，东西方文艺评论家也都熟悉此法。据钱锺书说，宋长白《柳亭诗话》卷十三《地理》条云：“金长真曰：诗句连地理者，气象多高壮。”又说，七子矫矫者……其五七言律诗，几篇篇有人名地名，少则二三，多至五六。又说狄奥尼修斯《属词论》首言诗中用人名地名之效。儒贝尔论文亦以善用人名地名为本领。李特（H.Read）的《诗态》，也说柯尔律治和白朗宁都“善用前代人名、外国地名，使读者悠然生怀古之幽情、思远之逸致”。密尔顿的《失乐园》，以能用专名著称，巴斯卡（Pascal）、伏尔泰（Voltaire）皆善用人名，雨果尤滥杂。古典派祖师布瓦洛（Boileau）《诗法》第三篇亦论希腊古人名尤宜入诗。斯蒂芬生在《游美杂记》中说“凡不知人名地名声音之谐美者，不足以言文”[15]。例子如此之多，足见漱石学生时代知识尚欠缺，他的上述结论太偏重一时的感受。

在这篇文章中，漱石对英国自然主义创作方法出现以前的文坛批评虽有过分之处，但对各家长短的比较评论还是非常具体生动、见地精辟的。他以物极必反理论指出，以文豪蒲柏、艾奇逊为代表，当时的文人几乎无人把目光投向自然，逐渐引起人们的不满。于是力图摆脱人工雕琢，探讨人情源头的人才辈出，文坛上便出现了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个新思潮。一个抛弃了歌舞燕游，辞别置酒对饮的小天地，去广阔的江湖山川漂游，以青山白云之趣洗涤俗肠之污垢。一个欲回归历史现实，上溯到遥远的中世纪，捕捉遐方异域的人类，咏出世界共同的情绪。然而评论家并不严格区别它们，只有戈斯论述英国18世纪文学时，是分开谈的。其他二三人，也把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分开，当成两个题目来做。漱石也说“尽管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有密切关系，还是应该有所区别，不要混淆”[16]。

尤其是对哥尔德斯密斯的评论，显示漱石当时就具有独立思考精神和从分析作品入手得出结论的特点。那时，西方文学史家并未把他列入自然派之中，而以所谓“英雄偶句体”这一术语来评论这个诗人的，认为他只不过是“蒲柏的故伎重演”。漱石认为“从其意志所向看和前辈诗人迥异，目为自然派中一诗人也毫无不可”。由此可见，漱石在青年时代就富于独立思考，具有不为陈旧观点所囿的批判精神。漱石是在对作品进行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做出结论的，他以有名的《旅行者》和《荒村》为例精辟地指出，哥尔德斯密斯所喜爱的山川不是奇峰异岭、怪川恶水，而是能安居乐业的温暖地带，能使人们在仙境一般的土地上过着安乐无虑的生活。因此得出结论，哥尔德斯密斯热爱山川，并不是爱山川本身，而是由于山川异乡抚育了朴素敦厚之民。这正是都市红尘所望尘莫及的，所以说哥尔德斯密斯是“以人为主，以山川为客”进行创作的。不仅如此，至于深山大泽那样的无人出入之境，只能使人望而却步。漱石还从世界观上分析哥尔德斯密斯这样写的原因，指出这个诗人是个重农主义者，为重商主义、工业主义者争权夺利、尔虞我诈而感到十分痛心，从而竭力攻击经济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把人视为物，以生产量的多寡来确定其价值。由于哥尔德斯密斯是一个保守主义诗人，才会与这种思潮格格不入。

在这段文章中，漱石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哥尔德斯密斯可算自然主义者；二是认为他是保守主义诗人。可以说在这两个问题上漱石的观点都是独创的。例如，世界著名文学史家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第四分册中，论述英国自然主义的开端时，是从1797年夏季写起的。而叙述的是二十七岁的华兹华斯和比他小一两岁的好友柯尔律治，到达索默塞特郡海滨后的言谈举止，以及当地村民对他们的议论。而那时，哥尔德斯密斯已经逝世二十多年了，当然不会被列入自然派的名单。

漱石称彭斯为自然主义的极端，对其世界观进行分析时，说俗物只知爱人，自然只不过是被动的，对于人类对它的爱是不会有什么反应的，爱它就如同石沉大海。所以世人是不会以自然为乐的，而彭斯热爱自然，是把自然当作人来看待的，是拟人法，认为自然也是有感情的，我爱彼，彼爱我。漱石说，这就是诗人和常人的差异。感觉敏锐，想象丰富，如彭斯那样才能深入此种境界。

漱石认为继彭斯之后倡导自然主义的是华兹华斯，并且指出他们两人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感情的直觉，后者是哲理性的直觉；他们对自然的态度有积极和消极的区别。所谓消极，就是吐露心里的不平感情以及自然的凄凉之处；所谓积极是指抒发心里愉快的感情，使之与天地间瑰丽之处结合起来。彭斯多悲惨之音，读后感到跌宕沉郁；华兹华斯的诗，高远之中自然有种和蔼气氛。漱石进而分析了造成这两人的不同风格的主要原因，是迥异的气质、境遇。彭斯虽然是旷世之才，但是天下不知其人。他身为布衣百姓，无钱无势，空抱无限感慨，唯有在野店村庐间酩酊大醉而已。他的眼睛所见只有可怜，即使看到韶光美景，一联系到自己便倍感不幸。华兹华斯不同，他也蔑视俗界，不在乎别人如何激起其虚荣心。虽然不是百万富翁，也并不穷困得缺衣少食，他可以在山林间自由逍遥，自得其乐。漱石谈到的与自然主义有关的诗人尚有司各特、拜伦、雪莱和拉斯金等人。这次讲演证明他读了大量原著，收集丰富的资料系统地进行分析对比，较正确地掌握了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他学风严谨又有独立思考精神，都为他成长为文艺理论家打下了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