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漱石的思想
漱石的思想比较复杂。他深受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影响，自小学习汉学，对儒家和老庄思想都有所吸收，并且表现在他的行动和文章中，表现在他塑造的人物身上。但需要指出的是，儒家思想和老庄哲学在他身上的表现，前后又是很不同的。漱石对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彻底追求，使他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与社会及其统治者格格不入，养成他对一切的批判多于歌颂。有时他以西方现代意识批判东方的落后面；有时又以东方的传统批判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和宗教迷信。时而高高在上讽刺、嘲笑平民百姓的无知落后；时而又站在普通文人立场上批评上层官僚的专制压迫。
一 青少年时代的儒家思想
漱石在十二岁时写的，署名盐原，带汉文腔调的作文《正成论》，可以证明他自小受到忠君爱国思想的教育。文章开门见山地说：“凡为臣之道，在于不仕二君。心如铁石，以身殉国救君之危急。”他把日本镰仓末期在护皇倒幕战争中失败自尽的楠木正成（1294—1336）将军树为忠臣的典范，竭力赞美他“建树忠勇整肃拔山倒海之勋，显示出超群拔萃之忠，辅佐王室实乃股肱之臣”[3]。
此后，又有两篇用汉文写的文章反映了这种思想。在他二十岁时所作，署名盐原金之助的作文《观菊花偶记》里，漱石借养菊艺人之口反讽说：“天下之曲其性，屈其天者，岂独菊哉。今夫所尚于士者，节义气操耳。然方利禄在前，爵位在后，辄改其所操，持不速之恐”[4]，从而批评一些人见利忘义、不顾气节的堕落行为。
他在二十三岁时写成、署名夏目金之助的《居移气说》里，一方面阐明人的性情将随着境遇而变的道理，另一方面又认为天下之间以人为独尊，为此，就必须警惕耳目心灵之欲。他引用我国明代倡导实践道德的儒学家王阳明的话说：“去山中之贼易，去心中之贼难。”尽管如此，漱石还是认为只有做到虚灵不昧，才能“天柱之摧不怖，地轴之裂不骇，山川之变，风云之怪不足以动其魂，而后人始尊矣”[5]。因此可以断定，漱石的青少年时代，头脑里充满了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入世思想。
二 青年时期的厌世主义
不过从行动看，漱石也并非盲目地忠君爱国。他青年时代就曾经提出分家申请，把户口迁至北海道后志国岩内郡吹上町十七号，从而逃避了服兵役。这是由于从思想上讨厌军人，他给正冈子规的信里说过，有人曾经给他介绍对象，他拒绝的唯一理由就是因为这姑娘是军人的女儿。显然这与他的理想未能实现，现实使他失望有关：“余图改良世界之勇气顿时受挫，以往知世界之污秽，而把希望置于未来，然而当断定未来亦如现世黑暗之时，余便左右盼望，瞻前顾后。当发觉被囚禁于暗窖……不见一线光明之际，余无事可干，惟抚然而自失。”
由对现实不满、失望转为厌世是中国士大夫思想发展变化的共同特点。漱石思想的变化也是如此。1891年11月11日给正冈子规的信说：“我前年是厌世主义者，今年仍然是厌世主义者。要想随心所欲地生活在这个世上，要么你具有能容纳这个世界的度量，要么你必须具备能被这个社会所采纳的才干。”
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他用漱石做笔名，就不是偶然的，当时就已有消极避世思想的萌芽。漱石两字包含了他的人生态度。漱石这个典故出自我国古代散文集《世说新语》，是说西晋文学家孙楚欲隐居，而把“枕石漱流”误说成“枕流漱石”，别人反问：“流可枕，石可漱乎？”孙楚则机智地回答：“枕流欲洗耳，漱石欲磨牙也。”这个故事是漱石在童年时代读了中国的儿童启蒙读物《蒙求》后知道的。1889年，漱石读了正冈子规的汉诗文集《七草集》后大受启发，就在卷末用汉文写了评论和九首七绝，落款就是“漱石狂批”。同年他在房州旅行后写的汉诗文集《木屑录》封面上署名“漱石顽夫”。此后，他就以漱石为雅号，多少也反映他对孙楚式人物的倾倒，《旅宿》的主人公就是这类人物的化身。
漱石的诗文里一再出现的守拙和持顽两个词反映出相同的思想，证明他有不与恶势力同流合污，而采取回避等消极方法的一面。1895年4月漱石离开东京，前往日本南方的爱媛县松山寻常中学任职，5月26日给正冈子规寄去四首汉诗，诗里就有“才子群中只守拙/小人围里独持顽/寸心空托一杯酒/剑气如霜照醉颜”。“驽才恰好卧山隈/凤托功名投火灰/心似铁牛鞭不动/犹如梅雨去还来。”
同月30日，漱石又给子规寄去名为“无题”的汉诗，其中有四句诗云：“剑上风鸣多杀气/枕边雨滴锁闲愁/一任文字买奇祸/笑指青山入予洲。”[6]
同年12月18日，给这个好友的信里又说：“是非如云烟，善恶亦一时，唯守拙持顽，永远贯彻之。”两年后给正冈子规的俳句又说：“木瓜一开花，漱石必守拙。”在小说《旅宿》中关于原产于中国的木瓜，他赞美道：“木瓜是一种很有趣的花，枝条顽强从未弯曲过……在花的世界中，木瓜是一种既愚又彻悟的花。世上有所谓守拙的人，此人来世一定会投胎为木瓜。我也想成为木瓜。”《旅宿》的主人公所向往的守拙之人就完全具有木瓜的品格，这里木瓜就是守拙一类人的象征。在《旅宿》的主人公身上流的正是漱石的思想血液，主人公写的一首汉诗，就是漱石在1898年写的汉诗《春兴》里的一部分，如：“孤愁高云际/大空断鸿归/寸心何窈窕/缥缈忘是非/三十我欲老/韶光犹依依/逍遥随物化/悠然对芬菲。”[7]
在我国，持顽守拙大有人在，除上述的孙楚外，应首推陶渊明了。他在而立之年开始进出官场，在当彭泽县令时，因不愿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而辞职归田。他把出仕看成误落尘网，在《归园田居》第一首中就袒露守拙志向：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漱石立志守拙之际，年纪正好和陶渊明写《归园田居》时也差不多，对人生似乎都有所彻悟。但漱石的思想更加复杂一些。
三 对自由、平等的执着追求
应该指出，漱石在写《旅宿》的时候，已认识到他离开东京是一种消极的逃避行为，1906年给狩野亨吉的信，透露了他离京的原因是：“世道不公。把人当作笨蛋的卑鄙家伙根本不考虑别人，依仗人多势众干尽千万无礼之事。我不想在这样的地方待下去了，所以前往乡下，指望过更美的生活。”他觉悟到这样做的结果，“只能增长社会的恶德……余为与余处于相同境遇的人开了个坏头，为洁身自好而全然不顾别人的事”，并且表示，“今后若是遇到这种场合决不后退，不但不退，而且要主动前进，打倒眼前之敌”。他还明确指出“从我的主义，我的主张和我的趣味看”，敌人“是指不能为社会的人”。
把不能为社会的人视为敌人，说明在漱石身上有着既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也与陶渊明的守拙有所不同的成分。也就是说，一度消极退避之后，也有觉醒之时。所以在登上文坛之后甚至在“大逆事件”之后的几年中，能用小说和评论等武器对社会的不平进行尖锐的讽刺批判，显示出他伟大人格和不屈的斗争精神。
1907年6月，日本首相西园寺公望为笼络文艺界，在家举办“雨声会”，特邀漱石和森鸥外等十七名著名作家参加。漱石回信不但拒绝参加，还在信端附上一首俳句：“杜鹃身本洁，焉能入茅厕。”以洁鸟自居，而视官邸如臭茅厕，第二次集会他也没有去。在1910年6月政府逮捕幸德秋水等社会主义者之后不久，日本文部省决定授予他文学博士称号，还在医院病床上的漱石发表声明：“小生以前一直只以平平常常的夏目某混迹世上，希望今后仍然以平常的夏目某身份生活下去。”他不但坚决拒绝接受博士称号，而且在《博士问题始末》中，他尖锐地指出博士制度“功少弊多”，因为“如果赋予博士制度的价值只是让世上觉得好像不是博士就不是学者的话，就会使学问成为少数博士的专有物，少数几个学者贵族掌握学术大权，而使其他未当选的人受到冷落，讨厌的弊害层出不穷”。漱石对此深表忧虑，说明他已经超出消极避世，明哲保身的士大夫精神，具备了在当时比较进步的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
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漱石在 1911年5月18—20日的《朝日新闻》上，发表了针对性批判性都很强的评论《文艺委员是干什么的》，与1906年12月脱稿的小说《风暴》遥相呼应，为维护作家的自由创作权大声呐喊。可以说，在同时代的作家中还没有一个能够像他那样站得如此高，喊得如此响亮，态度如此明朗。因此也可以说，漱石是日本20世纪初最杰出的文艺批评家，他站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上，批判、抵制当政者的文化政策，实际上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尽管十分孤立，但他始终没有妥协。从历史主义观点看，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做到这一点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他的反抗的动力，是对文艺创作自由的向往，这也是他最根本的创作动力。
据漱石在题为“我的个人主义”的讲演中说，他在上大学预科的时候就反对那种极端的国家主义论调，反对虚伪地把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事硬说成为了国家。他认为卖豆腐的所以要卖豆腐决不是为了国家，根本上说是要赚钱吃饭穿衣。从结果看他为社会提供了必需品，所以也许是间接地符合国家利益。就在这次讲演中，漱石提出了向别人要求多大自由，就应该也给别人多大自由的平等观，批评那种只要求别人彻底尊重自己的自我而丝毫不尊重他人的自我的观点。因此题目虽然叫个人主义，真正含义则是提倡互相尊重个性自由，反对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反对只要个人权利而不尽任何义务的个人主义，实际上就是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本主义思想。
漱石早期的人本主义思想还表现在1892年12月完成的大学教育学论文《中学改良策》里，他阐述了中学教育的意义和方法，指出要使国家富强就必须重视对青少年的教育。另外，提出教育就是为了受教育者，“只是为了启发受教育者的固有才力，涵养其天赋的德性，使学生具备上等人的资格”。他批评“教育为国家”的国家主义口号，认为“教育为国家”与教育为金钱、为名誉等一样，都是教育以外的目的，都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他还指出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提出在引用西方教材时，教师应该说清楚以防止学生受到西方思想的感染，以致“培养出在日本人的身躯上，安着西洋人的头脑的怪物来”。他把不顾自己的条件，盲目崇拜西方的日本人称为怪物，这在明治时代全盘西化时期，有头脑能保持如此清醒的青年学生，实在是非常罕见的。总而言之，维护东方传统思想文化，又积极学习西方思想是漱石的极重要的观点，是他重要的出众之处。后来，他又把这个思想发展为对日本式现代化的批评。
四 对日本式现代化及国民性的批评
漱石对于日本的资产阶级现代化是有不满的、失望的，采取批判的态度。1911年，他在题为“现代日本的开化”的讲演里，指出越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竞争就愈激烈，生活就愈困难”。因为，日本现代化是所谓“外发的”，即是在外国推动下“被迫的”“不自然的跳跃式的”，是“只在表面上进行的”。日本的知识分子对此很不适应，使得大多数大学教授患有神经衰弱。他特别不满的是尽管支配现代日本的开化是西洋的潮流，受到这样的开化影响的国民理应产生某种空虚感，并产生不安和不满的情绪。可是有些人却显得十分得意，仿佛日本开化完全是由于日本内部的原因发生的。他认为这是不妥的，“这既是虚伪，又是轻薄，好比明明是不会吸烟不知烟味的孩子，却装出津津有味地抽烟的样子”。还说，现在虽然已经没有傻瓜再向外国人吹嘘日本国还有一座富士山，可是到处能听到傲慢说法：日俄战争以后我们已经成了一等国家了。所有这些，使他一想起日本的将来就感到悲观失望。[8]足见其忧国忧民程度如此之深。
其实，漱石对于日本轻薄的国民性的批判，还不是从此时开始的。早在留学英国时，他在1901年3月15日的日记里，就对中国人民满怀着友好感情地写道：“误把日本人说成了中国人有什么可讨厌的呢？中国人是比日本人更有名誉的国民，所不幸的只是眼下沉沦、不振。要是有心的人，与其被称为日本人，倒不如被当作中国人更名誉呢。即使不能做到这样，也应该想一想，在以往岁月里，日本受到中国多么大的恩惠。西洋人动不动就恭维说，中国人讨厌，日本人好。听到这样的话而感到高兴，那就好像一听说邻居（还是一个照顾过他的邻居）的坏话，而觉得有趣觉得自己多好一样，是种轻薄的劣根性。”[9]把平等观用在批评其同胞对中国的态度上，是他与众不同之处。
五 对日俄战争的态度
漱石对日俄战争的态度，不能简单地说是拥护还是反对。因为，他对这场战争的态度比较复杂，既有拥护的一面，也有批判的一面。战争期间，他还是倾向于拥护这场战争的，认为这是日本代表东方向西方复仇的战争。所以，他在日俄战争期间，不但没有批评的言论，还在 1904年5月10日的《帝国文学》上发表了一首自由体诗《从军行》，呼唤日本男儿去沙场复仇是彻头彻尾的宣传鼓动诗。虽然谈不上什么艺术性，却是再明显不过地反映他对日俄战争的态度。诗里满是复仇的字句，例如第二节诗里说：
这是天子的命令，
吾去复仇。
这是尽臣子的责任，
赴远方。
行军百里不回首，
一千里、二千里……
誓死为了胜利，
卧沙场。
灿烂的北斗七星，
高挂在遥远的天空。
吾骄傲地复仇着，
在北方。
……[10]
但在1906年问世的，也是描写日俄战争的短篇小说《趣味的遗传》里，则反映战争的残酷，已有非战、厌战的倾向。就是说他已经抛弃在日俄战争期间产生的复仇观点，已不再认为这是一场正义的战争了。
其后，漱石十分敏锐地感觉到，日本如果不自量力地侵略扩张，很可能彻底失败。在《三四郎》里，他通过广田先生之口，说即使日俄战争打赢了，日本成了一流强国也无济于事，还会亡国。在《其后》里，夏目漱石又引用《伊索寓言》中青蛙与牛比赛饮水，撑破肚子的故事，讽刺日本参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将会失败，显示了他的远见卓识。他的预见，已经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所证明。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只可惜现在的日本人的文章中，很难找到有关这个问题的论述了。可以说这也是日本的漱石研究的一个特点，兴许应该说是缺点更恰当。
漱石确实曾经以不是生就是死这种维新志士的精神，从事创作和评论，留下了不朽的足迹，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但是在多种思想文化背景的影响下，在多种病魔的缠绕下，加上时代的黑暗闭塞，晚年的漱石提出了“则天去私”思想，主张对人要宽容，例如，1915年给武者小路实笃的一封信里说：“我尽管受到许多人的谩骂与诽谤，但我始终保持沉默。”他认为这是为人的最高修养，同时又向往入道。1916年他给禅僧鬼村元成和富泽敬道的信一再表示要修道，悔恨“年到五十才立志入道”。同期创作的大量汉诗也可以证明漱石确实真心想入道修身，如“入门还爱无他事/ 手折幽花供佛前”，“碧水碧山何有我/ 盖天盖地是无心”，“眼耳双忘身亦失/ 空中独唱白云吟”，等等，不胜枚举。“则天去私”既是他的人生态度，也是他的文学创作理论的最后总结，包含了极丰富的内容。本书将在最后一章中论述。
[1] 《鼎轩先生》，《明治文学全集》第27卷，筑摩书房1983年版。
[2] 《鼎轩先生》，《明治文学全集》第27卷，筑摩书房1983年版。
[3] 《漱石全集》第14卷，岩波书店1936年版，第315页。标点系引者所加，下同。
[4] 《漱石全集》第14卷，岩波书店1936年版，第316—317页。
[5] 《漱石全集》第14卷，岩波书店1936年版，第316—317页。
[6] 《漱石全集》第14卷，岩波书店1936年版，第455、457页。
[7] 《漱石全集》第14卷，岩波书店1936年版，第457页。
[8] 《漱石全集》第13卷，岩波书店1936年版，第379页。
[9] 《漱石全集》第15卷，岩波书店1936年版，第55页。
[10] 《漱石全集》第14卷，岩波书店1936年版，第5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