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明代中期形势概述

一 明代前期户口管理的变迁

明代前期，官府通过里甲组织实现户口管理。“洪武十四年诏：天下府州县编赋役黄册，以一百一十户为里，推丁多者十人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管摄一里之事。城中曰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凡十年一周，先后则各以丁数多寡为次。每里编为一册，册首总为一图，鳏寡孤独不任役者，则带管于百一十户之外，而列于图后，名曰畸零。册成，一本进户部，布政司及府州县各存一本。”[4]

里甲组织具有实施户口管制，约束人户流动，维护当地治安的职责。明太祖令户部榜谕天下：“其令四民务在各守本业，医、卜者土著不得远游。凡出入作息，乡邻必互知之。其有不事生业而游惰者及舍匿他境游民者，皆迁之远方。”[5]明太祖当年编纂的《大诰续编》中对里甲、邻居的户口稽查做了更为详细而严酷的规定：

若一里之间、百户之内，见诰仍有逸夫，里甲坐视，邻里亲戚不拿，其逸夫者或于公门中，或在市闾里，有犯非为，捕获到官，逸民处死，里甲四邻化外之迁。的不虚示。

一、知丁之法，某民丁几，受农业者几，受士业者几，受工业者几，受商业者几。且欲士者，志于士。进学之时，师友某氏，习有所在。非社学则入县学，非县必州府之学，此其所以知士丁之所在。已成之士，为未成士之师。邻里必知生徒之所在，庶几出入可验，无异为也。

一、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知焉。

一、专工之业，远行则引明所在。用工州里，往必知方。巨细作为，邻里采知。巨者归迟，微者归疾。工之出入，有不难见也。

一、商本有巨微，货有重轻。所趋远迩，水陆明于引间。归期难限其业，邻里务必周知。若或经年无信，二载不归，邻里当觉之，询故本户。[6]

明太祖规定了“路引”制度，民众离开乡里，须持有官府所发的路引，所到之处时时受到查验：“一切臣民，朝出暮入，务必从容验丁。市村人民，舍客之际，辨人生理，验人引目。”[7]洪武二十七年朝廷又颁示榜文，“一榜：洪武二十七年三月初二日，为强贼劫杀人民事，钦奉圣旨：今后里甲邻人、老人所管人户，务要见丁著业，互相觉察。有出外，要知本人下落，作何生理，干何事务。若是不知下落及日久不回，老人、邻人不行赴官首告者，一体迁发充军”。[8]

在严格户口管理的基础上，明太祖规定了严厉的边境管制，防止百姓与境外势力联络贸易。洪武四年“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十四年“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9]《大明律》规定：“凡将马牛、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绸绢、丝绵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挑担驮载之人减一等，货物船车并入官。于内以十分为率，三分付告人充赏。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因而走泄事情者斩。其拘该官司及守把之人，通同夹带或知而故纵者，与犯人同罪。”“凡沿海去处下海船只，除有号票文引许令出洋外，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谋叛已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照将应禁军器下海因而走泄事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卫充军。若止将大船雇与下海之人，分取番货，及虽不曾造有大船，但纠通下海之人，接买番货，与探听下海之人番货到来，私买贩卖苏木、胡椒至一千斤以上者，俱发边卫充军，番货并入官。”[10]

明初户口管制制度严密，执行较为严格，因此里甲之外并无必要设置保甲组织，日后保甲组织打击不法活动、缉拿盗匪的职责皆由里甲组织承担，正如明人叶春及指出：“国朝以里甲任民，推择齿德以为耆老，里中有盗、戍卒罪人逋逃及恶人不能捕者，里甲老人集众禽之，具教民榜。盖时卫所以防大寇，巡司兵以缉细奸，间有如所云，不过老人里长帅甲首追胥，申明亭外未闻巡警铺，里长甲首外未闻总小甲也。”[11]

至明代中期，户口管理越发松懈，具文化的特点越发明显。许多地方的官方载籍户口不断下降，甚至弘治、正德年间不及洪武年间数额之半。明代官方的载籍户口，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少。当时的某些人士，已经注意到了载籍人口的失实。嘉靖时人何良俊指出当时因赋役日渐加重，民众为了逃避赋役而舍本逐末，徙居四方，官府载籍户口与实际脱节的情形：

余谓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盖因四民各有定业，百姓安于农亩，无有他志，官府亦驱之就农，不加烦扰，故家家丰足，人乐于就农。自四五十年来，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昔日乡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农而为乡官家人者，以十倍于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农而蚕食于官府者，五倍于前矣。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至若太祖所编户口之数，每里有排年十人分作十甲，每甲十户，则是一里总一百户。今积渐损耗，所存无几。故各里告病而有重编里长之说，则当就其中斟酌损益，通融议处，或并图可也，或以富贵者佥替可也。今一甲所存无四五户，复三四人朋一里长，则是华亭一县，无不役之家，无不在官之人矣。况府县堂上与管粮官四处比限，每处三限，一月通计十二限；则空一里之人，奔走络绎于道路，谁复有种田之人哉？吾恐田卒污莱，民不土著，而地方将有土崩瓦解之势矣。可不为之寒心哉？[12]

此外，时人王世贞指出：“国家户口登耗有绝不可信者……然则有司之造册，与户科、户部之稽查，皆仅儿戏耳。”[13]明清之际的任源祥在比较了洪武与弘治两朝载籍户口后说道：“窃计洪武兵革之后，户口消耗。弘治盛时，蕃息不啻倍蓰于前。而造册总数，不惟无益，且有损焉，则脱漏者多也。脱漏户口，律非不严；弘治君臣，察非不精也。而所以得容其脱漏者，为其无甚关于会计之大数也。有司惟以赋役之办集为课最，而不以户口之消长为贤否。积玩之余，一隐于游手，再隐于相冒，三隐于浮客。田有并兼，而人亦并兼，亦法之流弊使然矣。”[14]而万历《南昌府志》上的一段话从更深层次揭示了载籍户口锐减的原因：

按隆庆六年后户几三十万，口几九十万，此著成丁者耳，其未成丁及老病男女奚啻百万，而每户未报者总亦不下数十万，流民移户尚不在此数，是几二百余万口也。而万历十四年丈清官民田地山塘其七万顷有奇，其中田地可食者不过五万顷有奇，土壤原瘠，以上中下乘之，计一顷出谷不及一百五十石，而缩加以水旱则不及一百石有奇，计口以食，仅养二十口而不足。总计田五万顷，仅养丁百万有奇耳。是常有百万口无养也，以故郡民多半逃亡或客外不归，至父母妻子终身以衣食之故不相见者多矣。仁人君子念之当为流涕。迩有欲尽数核丁者，以丁多则差轻，不知岁久弊生，猾胥旋巧那[挪]增，日积毫厘，差将复重。且世事难测，异时安敢料其不加，是既不能养之，又不复役之，大非人情矣。爰详户口异览者察其蕃庶，思以生养休息焉，而无徒曰“吾将尽役之也”，则庶其逃亡者可省也。[15]

明代中后期以后，官府对于户口的控制越发松弛，大量人口或离乡流寓，或故意隐匿，处于官方册籍登载之外。对于载籍丁口数量增长迟滞乃至衰减的问题，多数地方官以满足赋役需要为原则，并未多加留意。严格黄册编审和人口登记制度，固然可以增加载籍人丁数量，减轻当差人丁的负担。然而核查漏丁耗时费力，困难重重。且州县官员唯恐载籍人丁增加后，上级借机加派赋役，节外生枝，故此在赋役征派得以维系的情况下，视黄册的编纂、人丁的编审为虚应故事。如果明确了这一点，对于明代中后期载籍人丁，乃至整个国家户口日益减少的历史谜团，不难发现原因所在。当然，这样的载籍户口，对于官府的实际户口管理，是无法发挥任何功效的。

二 明代中叶边境管控的废弛

伴随户口管理的弱化，明朝中期以后，政府对于基层的控制力度日渐削弱，太祖时期严厉镇压的海上私人贸易越发盛行。洪武年间重视海防，“信国公乃筑登莱至浙沿海五十九城，民丁四调一为戍兵。三十年，置浙东西防倭卫所，是年遣江夏侯周德兴垛军，福、兴、漳、泉戍并海卫所防倭，凡筑城十六”[16]。即便如此，洪武末年“缘海之人往往私下诸番贸易香货，因诱蛮夷为盗”[17]。

东南沿海一带走私贸易盛行，与地理环境的制约有重要关系。明朝政府的海禁政策，无法治本。“闽在宋元，俱设市舶司，国初因之，后竟废。成（化）、弘（治）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奸人阴开其利窦，而官人不得显收其利权，初亦渐享其赢，久乃勾引为乱。……顾海滨一带，田尽斥卤，耕者无所望岁，只有视渊若陵，久成习惯。富家征货，固得稛载归来；贫者为佣，亦博升米自给。一旦戒严不得下水，断其生活，若辈悉健有力，势不肯搏手困穷，于是所在连接为乱。”[18]“但以海为家之徒，安居城郭，既无剥床之灾；棹出海洋，且有同舟之济。三尺童子，亦视海贼如衣食父母，视军门如世代仇雠。往往倡为樵采渔猎之说，动称小民失利，或虞激变，蛊惑群听，加以浮诞之辞，虽贤者深信不疑矣。”[19]

由于走私贸易获利颇丰，出于生机所迫与利益驱使，许多沿海商民千方百计地摆脱法律的束缚，开展越洋走私贸易。他们或私造违式船舶，避开官府稽查；或收买巡防官兵，仰赖其庇护；或假冒朝廷官员，巧立下海名目；或组成武装走私团伙，武力对抗官府。而在走私失败时，往往也会转而劫掠当地，具有亦商亦匪的性质。“至正德中，华人通倭而闽浙大官豪杰实为祸首。……中国近年宠赂公行，官邪政乱，小民迫于贪酷，苦于役赋，困于饥寒，相率入海为盗。盖不独潮、惠、漳、泉、宁、绍、徽、歙奸商而已。凶徒、逸贼、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皆从之为乡导，为奸细。”[20]这些亦商亦匪的海上武装集团，在明代中叶横行东南沿海，并在境外的日本设有基地，吸收招徕大量日本人、朝鲜人、南洋人等加入，故被称为“倭寇”。需要指出的是，“倭寇”的首领大多为中国人，如嘉靖年间的汪直、徐海、陈东等，且“倭寇”的人员组成，也以中国人为主，“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21]。

但与此同时，明代中期卫所体系也日渐崩坏。明代中期沿海卫所弊病重重，“国初沿海建设卫所，联络险要。今军伍空缺，有一卫不满千余卒，一所不满百余卒者。……卫所官军既不能以杀贼，又不足以自守……顾家道殷实者，往往纳充吏承，其次赂官出外为商，其次业艺，其次投兵，其次役占，其次搬演杂剧，其次识字，通同该伍放回附近原籍，岁收常例，其次舍人皆不操守。即此八项，居十之半，且皆精锐。至于补伍食粮，则反为疲癃、残疾、老弱不堪之辈”[22]。这样的残兵弱卒，根本无法有效镇压、抵御突如其来的盗匪。不仅是海疆，陆疆的卫所防御力量也同样急剧衰弱，以致明代中期的嘉靖年间，国家面临“南倭北虏”侵犯边境的深重危机。

与沿海沿边地域原因的类似，随着官府统治力量的下降，明代中期内陆地区同样盗匪频仍。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官府管控薄弱的内地山区，民众聚集结社、反抗官府、打破统治秩序的各种变乱风起云涌，迅速蔓延。在原有里甲黄册体系脱离实际，难以发挥户口实态管控的职能，且国家财政紧张，无力培植大规模的正规武装和侦缉力量的情况下，官府要镇压变乱、维护治安，就必须建立一套既能有效掌控基层户口，又能发挥稽查防御盗匪等犯罪行为的户口管理机制，明代保甲法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