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文艺创作中的灾难题材是一个广阔多元的领域，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内涵。在中国古代，除了民间文艺外，文艺创作的作者队伍主要来自士大夫阶层，在他们的创作中，自然灾害往往被一笔带过，而反复渲染的总是来自封建专制下的政治灾难（如《红楼梦》《水浒传》），以及与此相关的战争、内乱、匪患给平民百姓带来的灾难（如杜甫的《三吏》《三别》，韦庄的《秦妇吟》等），古代戏曲表现的类似题材更是数不胜数。民国以后，新文学运动兴起，在内乱外患的社会背景下，现实主义文学主流把批判锋芒指向政治黑暗、外敌侵略，只有少数作品关注到自然灾难的危害（如丁玲的《水》）。但关注点仍然在于人事，诸如灾难背景下阶级矛盾加剧之类。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自然灾害与人事斗争交集在一起，常常成为高层争斗的筹码，所以文艺创作里自然灾害常常被严重遮蔽，宣传舆论上往往是“天大旱，人大干”的虚假报道，或者是为极“左”路线服务的政治阴谋（关于1976年唐山大地震以后的许多作品）。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实主义文学重新回到了写作领域，人对于自然灾难也有了新的认识。灾难题材的创作开始有了比较重要的突破，尤其是关于自然灾难的书写，文学创作逐渐摆脱以往以自然反衬人事的虚假书写，直面自然灾难给人们带来的伤害，以及进一步反思人类在自然生态环境破坏过程中的责任。灾难题材、生态题材、环保题材开始盛行。在这个意义上，“文艺与灾难”这个话题具有了新的含义，也具有深入探讨的可能性。同时，站在现代文明的立场上，对于历史上曾经给人类带来可怕经历的政治灾难和战争灾难，也有了重新认识、思考、评估的可能性。

回顾起来，“文化大革命”以后的当代文学中的自然灾难题材，大致包含以下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描写的是历史上许多重大自然灾难，这都是与政治上、体制上，以及决策上的许多重大失误联系在一起的事件，给百姓群众带来毁灭性的伤害。如《大河东流去》写到的花园口黄河决堤，《犯人李铜钟》《定西孤儿院纪事》写到的自然灾害，都是天灾人祸联系在一起的，很难把两者绝对区分开来，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精神也不允许孤立地表现某一个部分，而且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也必然要追究自然灾难背后的人事责任。这部分在近三十年的文学创作中得到了比较大的进步。第二部分是纯粹的自然灾难，其产生根源与人事基本无关，如汶川大地震、非典事件等，这类题材主要是表现自然灾难对人性的考验，以及种种因此而产生的人事纠集。文学作品不是媒体新闻报道，没有舆论导向责任，它必须发挥文学最擅长的优势特点，来表现人们的各种心理反应和精神状态。我们目前学术界对于这类文学的关注最多，普遍把这一部分的创作视为灾难文学的代表。但对于这部分文学书写如何呈现“灾难”的美学形态还是有争议的。有人认为这部分文学书写在艺术审美方面力度不够，因为灾难给人类直接带来的生命毁灭太过痛苦，感情表达太过浓烈，都超越了文艺审美的能力，所以至今为止，我们面对的灾难文学书写还是停留在纪实作品或者直接抒情的居多，无法进一步深入去挖掘人类面对灾难的精神世界及其伦理思考。第三部分是与环保文学、生态文学联系在一起的“新观念”文学：从自然灾难来引申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而反思人类在开发自然界的同时破坏自然生态，造成了大自然（包括其他生物）对人类的报复。生态文学在21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里有很大的发展，题材也越来越丰富，有可能成为灾难文学中最高层次的创作。

自然灾难总是与天灾人祸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在讨论灾难文学时不要把概念界定得太狭隘。其一，政治灾难、自然灾难和生态灾难是一个主题的三重侧面，第一个灾难偏重人祸，第二个灾难偏重自然，第三个灾难是人类从自然灾难中反思自身，只有把三者协调好了，人类才不至于犯太大的，甚至祸及自身的错误。因此这也是灾难文学的完整的主题。其二，自然灾难、生态灾难的书写都是新近兴起的文学类别，还没有积累太多的书写经验。这类书写会涉及大量的自然现象的灾难场景描写，与传统中国文学里的田园风光和自然风光不一样，这是一种恐怖自然的书写，宏伟震撼的自然场面与怪诞艺术手法的奇异结合，会产生与传统书写截然不同的自然景观，这是一种大恐怖、大怪诞、大震撼、大悲壮的自然场面，如森林里的熊熊烈火、海洋里的滔天海啸、山摇地动的末日世界，或者在大饥荒时期的死神肆虐景象，人在极度饥饿病痛下的精神奇幻，等等，莫不需要作家放开自由的想象力，在精神层面上去深度探讨，才能建构起灾难美学的丰富内容。其三，由此又进而要注意到，灾难文学不能简单地停留在纪实文学的水平，不能满足于简单的生活真实性，而必须运用多元的艺术手法，来表现灾难及抵抗灾难的辩证关系。

谈到灾难文学，我不能不提到阎连科。这位当代最卓越的灾难书写者对灾难的理解和想象力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很多年以前，阎连科发表中篇小说《年月日》，讲述大饥荒的年代，一个老汉为种好一株玉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小说里一个场面：饥饿之鼠成千上万磅礴而过，所到之处，声如雷轰，腥秽冲天……至今我想起这个场面，依然会产生呕吐与恐怖之感。阎连科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日熄》也是一部杰出的灾难小说。《日熄》让人想起了卡缪的《鼠疫》。小说以象征手法，写了小镇上的人们一夜之间集体患了梦游症，他们在梦游中互相厮杀、抢劫，陷入犯罪的大恐怖之中，究其原因，是因为太阳遭到了遮蔽，世界陷入日食的黑暗状态，人们在昏睡不醒中丧失理性，演绎出种种犯罪行为。但也有人在梦游中把内心深处的忏悔说了出来，并且一家一户地上门道歉，求得人们的谅解；当他意识到日熄的危险之后，毅然发动昏睡中的村民，以利作诱，指挥村民把大量尸油推到山顶，用自焚点燃了油，燃起熊熊大火，取代日头，终于唤醒梦游中的村民，迎来了新的一天。这是一首集体的噩梦书写，这是一首人性抗争自然灾难的壮烈之歌。作家在深刻批判人性的自私贪婪等丑恶因素的基础上，揭示出人是世界上自我拯救的第一要素。可以说，这是一本中国版的《鼠疫》，却比《鼠疫》更加悲壮、更加强烈，对人性也有更加深刻的洞察力。在揭示天灾人祸、书写自然灾难、深刻反省人性这三位一体的灾难书写诗学上，做出了重要的探索。

张堂会的博士后报告对于当代文学书写中的灾难题材做了比较全面的整理研究。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的是民国时期灾难文学书写，现在又将出版1949年迄今的当代灾难文学书写研究，花了近十年的时间研究一个课题，孜孜以恒，锲而不舍，表现了学术上的坚韧和勇气，同时也证明了灾难文学这一课题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张堂会在博士后工作期间，我曾经是他的联系导师，他在写作过程中，我们有过多次的讨论，我也对他的研究报告提出过一些修改意见。他顺利出站已经数年。现在他来信说著作要正式出版，嘱咐我写几句话作为序文。尽管我手头事情多而且杂，已经无法再细细重读他这部经过多次修改的著作，但我非常高兴这部书能够出版。《自然灾害与当代文学书写研究》对描写自然灾害的当代文学作品做了较为具体全面的考察，积极探讨灾害文学书写的理论特征，是一部富有开拓精神的研究专著。在书的结尾部分，堂会还写到了进一步研究的计划，还想写一部从古代到当下的灾难文学通史，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有价值也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我支持他，希望他坚持研究下去并做出更大的成绩。于是，利用春节假期，写下如上一些看法，以供堂会参考。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 陈思和

2017年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