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纪实与虚构：自然灾害的历史记忆
当代文学除了直面现实的自然灾害之外，还不时回望历史，打捞那些消失在历史深处的自然灾害记忆，用纪实与虚构的方式去还原当时的灾害影像。
一 《白雪乌鸦》与百年前的东北鼠疫
《白雪乌鸦》是迟子建2010年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一出版就轰动文坛，成为“2010年最具影响力的十部书之一”。作家依据1910—1911年间秋冬之际发生在哈尔滨的大鼠疫这一真实的历史事件，让我们在文本中重新回顾那段历史，“我用写作提供一个途径，让每个读者能从百年前不同的人物命运里看到今天的影子”[62]作家通过沉郁但不绝望的叙述和对底层民众生活的关怀，撩开现实的残酷面纱，直逼灵魂的深处，让我们看到鼠疫中各色人群的生活态度，从灾难中发掘人性的闪光点，去感受美好人性的力量。虽然这是一部关于百年前鼠疫的历史小说，它的创作动机却源于2003年“非典”的现实刺激和内心的召唤，“这要追溯到非典那年（2003），当时政府采用了很多的防控措施，消毒啊、倡导市民戴口罩啊，哈尔滨的媒体报道说，这和一百年前发生鼠疫时清政府派去防治鼠疫的医官伍连德采取的措施几乎一样。看资料上说，1910年鼠疫时两万多人的傅家甸竟然有五千人死于鼠疫！我开始留意这个震撼、惨烈的事件”[63]
（一）用小说的方式讲述历史
许多当代作家都有著史的冲动，迟子建就是其中一个。她对历史一向怀有浓厚的兴趣，《伪满洲国》书写了东北地区在特殊年代的历史，《额尔古纳河右岸》书写了一个民族演变的历史。她喜欢从较大的时空范围入手，以宏观的视野来表现众多人物的生存状况，试图对某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加以全景式的观照和描绘。有评论者认为：“在今天仍坚持严肃文学创作的作家中，迟子建或许是‘著史意识’最强烈，在写作中也体现得最鲜明的一位。”[64]长篇小说《白雪乌鸦》延续了这种写法，用文学的方式对消失的东北大鼠疫的历史进行深刻的缅怀与永恒的追忆。“比起历史政治论述中的中国，小说所反映的中国或许更真切实在些。”[65]《白雪乌鸦》超越了那些冰冷的统计数据及历史年份，以鲜活的、具体的生命个体存在来感知历史的脉动，让我们聆听那从历史深处传来的声音。
《白雪乌鸦》是一部讲述灾难的小说，也是一部重述历史的小说。作品描写了1910—1911年鼠疫大爆发期间哈尔滨老城傅家甸人的日常生活。傅家甸是日俄战争之后东北的一个小城区，中国人、日本人、俄罗斯人杂居在一起。小说从1910年晚秋的霜降开始讲起，一直到第二年春天的清明，通过车夫王春申、富商傅百川、开点心铺的周耀祖等几个家庭的故事，描绘了普通人群平凡而艰辛的生活。鼠疫首先从王春申的旅店开始，然后逐步蔓延到家家户户，傅家甸一时陷入了恐慌之中。随着鼠疫的蔓延，“人的命变得比煎饼都薄”，每天都有人因感染鼠疫而死亡，死亡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既然鼠疫不可抗拒，不如泰然处之，将平凡的日子过得更有滋味，静观其变。于是，整个傅家甸又在悲情中活泛起来了。小说细微逼真地描绘了鼠疫之下人们的曲折心境，表现出死亡重压下的活力及动荡中的平和。
这部长篇小说建立在真实的历史史料的基础之上，据有关历史资料记载，当时中国人仅占哈尔滨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这些人大多聚集在傅家甸一带，由于处于社会生活的底层，在1910年哈尔滨大鼠疫中死亡人数达五千余人。作品以王春申赶着马车回傅家甸的情景为开头，将我们引进那段历史。“这是1910年的晚秋，王春申赶着马车回到傅家甸时，这里已是一片漆黑，与他先前在埠头区见到的灯火撩人的情景大不一样。”小说结束时已是五月下旬的一个礼拜天，鼠疫已经过去，王春申依然在赶着他的马车。“他赶着马车，沿着谢尼科娃礼拜天常走的路线，从埠头区驶向新城区。”小说中的人物虽然大多都是虚构的，生活的场景却力求逼真，尽量符合一百年前哈尔滨的真实情形。为此，作家在准备写作《白雪乌鸦》时，把能搜集到的1910年哈尔滨大鼠疫的资料悉数收归囊中，做了满满一本笔记。黑龙江省图书馆所存的四维胶片的《远东报》，几乎被作家逐页翻过。那个时期的商品广告、马车价格、米市行情、自然灾害、街市布局、民风民俗，就这么一点点地进入作家的视野，悄然搭建起小说的舞台。因为历史上确有其事，作家便想要用文字复原那个时代。作品中写到了马车夫王春申，就会涉及当年马车的行情怎样，从哪儿到哪儿要多少卢布，一壶茶水要多少戈比，这些都是作家查阅当年《远东报》的胶片了解到的。书中的很多细节，小到人物的一句话，大到一个场景的设置，都要悉心揣摩，尽量达到每个细节的准确和到位。100多年来，哈尔滨的街巷已经几易其名，为此，作家特意画了一张老哈尔滨地图。“我绘制了那个年代的哈尔滨地图，或者说是我长篇小说的地图。因为为了叙述方便，个别街名，读者们在百年前那个现实的哈尔滨，也许是找不到的。这个地图大致由3个区域构成：埠头区，新城区和傅家甸。我在这几个区，把小说中涉及的主要场景，譬如带花园的小洋楼、各色教堂、粮栈、客栈、饭馆、妓院、点心铺子、烧锅、理发店、当铺、药房、鞋铺、糖果店等一一绘制到图上，然后再把相应的街巷名字标注上。地图上有了房屋和街巷，如同一个人有了器官、骨骼和经络，生命最重要的构成已经有了。最后我要做的是，给它输入新鲜的血液。而小说血液的获得，靠的是形形色色人物的塑造。只要人物一出场，老哈尔滨就活了。我闻到了炊烟中草木灰的气味，看到了雪地上飞舞的月光，听见了马蹄声中车夫的叹息。”[66]
历史是一种客观事实，文学作为一种虚构的形式如何“真实”地去反映这种事实？作家在动笔之前曾不止一次去哈尔滨的道外区，也就是过去的傅家甸，想把自己还原为那个年代的人。“在我眼里，虽然鼠疫已经过去一百年了，但一个地区的生活习俗，总如静水深流，会以某种微妙的方式沿袭下来。”作家在街巷中遇见了崩爆米花的，弹棉花的；遇见了穿着破背心当街洗衣的老妇人、光着屁股戏耍的孩子、赤膊蹬三轮车的黑脸汉子，以及坐在街头披着白单子剃头的人。在接近道外区的过程中，作家感觉傅家甸就像一艘古老的沉船，在惊雷中渐渐浮出水面。松花江畔漫步的感受更是深深地触动了作家，“江畔的垂钓者，并没有被水上工地的噪声所袭扰，他们如入无人之境，依然守着钓竿，有的轻哼小曲，有的喝着用大水杯沏的粗茶，有的慢条斯理地打着扇子，还有的用手摩挲着蜷伏在脚畔的爱犬。他们那样子，好像并不在意钓起鱼，而是在意能不能钓起浮在水面的那一层俗世的光影：风吹起的涟漪、藏在波痕里的阳光、鸟儿意外脱落的羽毛、岸边柳树的影子及云影。我被他们身上那无与伦比的安闲之气深深打动了！我仿佛嗅到了老哈尔滨的气息——动荡中的平和之气，那正是我这部写灾难的小说所需要的气息”[67]作家就在那个瞬间，一脚踏上了浮起的沉船，开始了《白雪乌鸦》的航程。
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言：“如果一个作家认为某种历史情景是一种有关人类世界新鲜的和有揭示性的可能性，他就会想如其所是的进行描写。”[68]文学创作一方面参与构建特定时代的历史大叙述，另一方面还要表达历史大叙述之外的日常生活经验。一百年前的哈尔滨大鼠疫留下了许多历史资料，但这些史料大多是一些冰冷的数据，至于鼠疫爆发时人们的日常生活状态却被历史叙述所忽略和遮蔽，而这正是文学想象的长处。《白雪乌鸦》用文学想象的方式去讲述哈尔滨大鼠疫的历史，描绘王春申、傅百川等傅家甸人在鼠疫下的日常生活，使历史呈现出远比冰冷的数据更为丰富的面貌。《白雪乌鸦》丰富了我们关于哈尔滨大鼠疫的历史想象，为更多历史事件的多样化叙述提供了一种可能。
（二）独特的民间立场与叙述结构
《白雪乌鸦》把目光聚焦在那些卑微的民间小人物身上，反映鼠疫之下小人物生存的傅家甸文化形态，说明正是这些小人物构成了民间的主体，代表了历史的主体力量。陈思和先生认为：“民间文化形态在当代文学史具有特定的含义，它既包含了来自生活底层民间社会的劳苦大众自在状态的感情、理想和立场，也包含民间文化艺术的特有的审美功能。”[69]“民间”概念开启了文学创作领域中一个独特的文化审美空间与视界，莫言等一大批当代作家都在对民间文学的想象中笔耕不辍。迟子建立于民间去想象民间，用温婉的笔调带领我们走进历史与民间话语交错之中的傅家甸，重温白山黑水之间的人世冷暖，在对历史遗忘的抵抗中获得生命的维度。
迟子建认为：“日常生活中，最有光彩的不是大人物，而是那些小人物。在他们身上，更能体现出人性的光彩。”[70]作家描写哈尔滨大鼠疫时既没有浓墨重彩地去刻画执政者载沣，也不着力塑造防治鼠疫的指挥官伍连德，而是以沉静清新的文字描绘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民间小人物，如王春申、翟役生、翟芳桂、傅百川、于晴秀、陈雪卿、纪永和、秦八碗等。王春申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劳动人民形象，妻子吴芬不能生养，只好娶了傅家甸有名的丑女金兰为妾。由于两个女人相互争斗，他在自己开的三铺坑客栈找不到家庭的温暖与快乐，逐渐冷落她们，使得妻妾二人变本加厉，在家里明目张胆地搞起婚外情。王春申对此不闻不问，他暗恋高贵的俄国演员谢尼科娃，后来又上了姓吴的寡妇的圈套。他虽然生性懦弱，但鼠疫爆发后，他灵魂深处善良、宽容的民族气质被激活了，他冒着危险投入防疫一线，协助运送因鼠疫而病死的尸体，并且原谅了平日里伤害自己的人。吴芬的情人巴音死后，别人都认为他很高兴，但是他不但不高兴，还感到一丝悲伤。吴芬没去看巴音，王春申对吴芬的自私和无情很鄙视。吴芬生病了，王春申还让金兰多照顾她，后来吴芬死了，他记得的是吴芬对他的好。当金兰翻出吴芬自己打造的小金娃时，王春申更理解了吴芬作为女人不能生育所承受的痛苦。金兰和继宝染上鼠疫死亡，他也原谅了金兰，并且承担起并非自己亲生的女儿继英的抚养责任，还和害死自己老婆和儿子的情敌翟役生在傅家烧锅把酒言和。
小人物翟役生的人性是阴暗的，他对这个世界充满了仇恨。为了享受荣华富贵，他进宫当了太监，在宫里饱受屈辱之后被赶了出来。他的父母因信奉基督教被义和团烧死了，唯一的妹妹被人强奸后逼婚，在丈夫死后又被小叔子剥夺了家产后赶出家门，后投靠亲戚却被卖到妓院。这些遭遇让他觉得这个世界太黑暗了，并开始痛恨这个世界。后来，他成了王春申的小妾金兰的情人，金兰给了他所需要的温暖，让他感觉到自己是个男人。鼠疫暴发时，他既不悲伤，也不害怕，反而很开心，“他不像从前那样走路时佝偻着腰，没筋没骨的样子。如今他昂首挺胸，神采飞扬，好像每天都在过节。……翟役生逢着呢，则会快步凑到跟前仔仔细细地打量，越看越舒心，好像一个大烟鬼吸足了烟泡，两眼放出陶醉的光辉。”他囤积棺材，准备发一笔国难财，没想到却把金兰害死了，流落教堂后又认为“想活下去就轻贱这个世界吧”[71]他常站在教堂的屋顶上看着一辆辆的运尸车，心里没有悲凉与恐惧，有的只是快意，他认为只有在死亡面前才会人人平等，心里希望傅家甸的人全都死去。这种违背人性的想法实际是他长期处于不被尊重、压抑的状态下所造成的。虽然他对这个世界充满怨愤，但在想起“晚空”二字时，还是会颤抖着泛起暖意，催下他心底的泪水。对于情人金兰留下的黄猫和他的“命根”还是视若珍宝，在其刚硬如磐石的内心深处还藏着一处柔软的内核。这个刻意轻贱生命的人，也有自己的一段情和爱，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白雪乌鸦》中的小人物除了王春申、翟役生之外，还有爱财如命的纪永和、豪放落寞的傅百川、有德有才的于晴秀、极尽孝道的秦八碗、有情有义的翟芳桂、深情孤傲的陈雪卿等，这些傅家甸的小人物以不同的个性和方式上演了一段不可重复的生命旅程，无论是“爱”与“恨”，还是“善”与“恶”，都严格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在鼠疫重压之下活出自己的个性和光彩。这些倔强而鲜活的民间小人物在鼠疫面前展现了各自独特的生命姿态，彰显了在民间历史的大悲大苦中所积淀下来的坚韧厚重的生命哲学，无论是贫穷与饥馑，还是灾难与死亡，生命之根都会破土萌芽，枝繁叶茂，这就是迟子建所秉持的独特的民间立场与民间智慧。
与这种民间立场相对应的便是小说的叙述结构，为了全景式反映傅家甸人的民间社会生活，《白雪乌鸦》没有采用西方小说围绕主人公展开的叙事结构，而是从古典小说汲取叙事智慧，用一种类似《水浒传》人物传记连缀的方式来组织小说结构。人物是小说叙述的重心，但没有一个人物占据叙述的绝对中心。作家采用全知全能的视角，以不同的民间小人物为叙事基点，多头并进，层层展开。以王春申、翟役生、翟芳桂、纪永和、周耀祖、傅百川、秦八碗等人的人生经历，编织起了小说的故事经纬。这种叙事手法如同穿珍珠项链，每个人物就是一粒珍珠，鼠疫则是一条金线，将散落的珍珠一一穿起，连接成为一串完整的项链。在这个叙事的“项链”中，每颗珍珠的地位都是均等的，没有孰轻孰重之分，每个人物的叙述分量基本相当，即使像伍连德这样力挽狂澜的英雄也不例外。“个人一旦变小了，世界就大了。相反，一旦把个人看得过重，世界就小了。”[72]因此，从作家的民间立场来看，日常生活中最有光彩的不是大人物，小人物的身上更能体现出人性的光彩。作家正是通过王春申、翟役生、纪永和、傅百川、周耀祖等民间小人物的人生传记，刻画了鼠疫来临之后的人生百态，在不疾不徐的民间生活场景中显露出生命的柔弱与坚韧，从容细致地勾勒出了死亡阴影笼罩下的生机。
作家用了“出青”“赎身”“丑角”“金娃”“冷月”“晚空”“回春”等22个标题来结构全文，有点像古典小说章回体的叙述模式，但又不同于章回体。这些标题看起来像是把生活中一些散碎的东西拼凑在一起，其实源自作家的一种叙事策略，把民间生活中的一些习俗、称呼、事件加以概括总结而命名，在每一个小标题下都关联着小说里的一个人物或某一关键物象或某种意境，增添一种生活的现场感，可以让读者从现实生活感受出发，穿越到百年前的那场大鼠疫中去，和作品中的人物一起品尝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共同经历鼠疫与死亡，实现历史与现实的对接。
（三）死亡阴影下的温情与生机
迟子建的创作始终与自己的故乡及下层民众的生活紧密联系，书写他们的人生遭际，记录他们的喜怒哀乐，不回避人生的苦难，但又不放弃对小说的诗意追求，以温润诗意的笔调去书写苦难，《白雪乌鸦》也不例外。《白雪乌鸦》以百年前的大鼠疫为中心，在这场鼠疫中死了很多人，但作家却能用独特的眼光洞察死亡背后的真实，用温婉的笔调书写傅家甸底层民众烦琐的日常生活，发掘灾难中的人性，显露了死亡之下的生机与温情。
小说之所以取名《白雪乌鸦》，“因为那场鼠疫发生的阶段，正是哈尔滨飘雪的时节，而乌鸦在哈尔滨是很常见，有些专家还认为它是满族人的图腾。雪是白色，乌鸦是黑色，这两种色调，恰好应该是这部小说的基调”。随着鼠疫的蔓延，死亡降临到傅家甸的每个角落。一望无际的坟场上“摆着一长溜儿的棺材，足足有一两里地的样子，一个挨着一个，看上去像码在地上的多米诺骨牌”。有些尸体是用草席裹着的，“草席被狂风吹散了，死者的脸就暴露在天光下”。读着这样的文字，仿佛陷到无边的黑幕之中，让人倍感沉重和压抑。但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读者就会慢慢感觉到有一束白色的亮光正在刺破这无边的黑幕，让我们看到了灾难中的温暖和大爱，显露出了绝望之下的生机与活力。
灾难可以见证人性的力量，召唤出人间大爱。商人傅百川从鼠疫暴发之日起就一直大力支持防疫工作，当其他商人哄抬物价大发国难财时，他却率先自行降价，遭受了许多人的白眼；他积极参与防疫工作，免费做口罩、请中医等；鼠疫过后，他的家业基本上败了，但是他看到翟役生很可怜，还是请他到傅家烧锅做事，导致傅家烧锅更加败落。都说商人利欲熏心，但我们在傅百川身上看到的却是义和善，以及无私的人间大爱。周济一家祖孙三代面对死亡时的从容与无畏的精神令人动容，足以穿透死亡的阴影而让爱和温暖弥散人间。鼠疫期间，周济一家担当了为防疫站做饭的工作。儿子周耀祖和孙子岁喜每天都会准时把饭送到防疫站，虽然这个工作很危险，但他们却很乐意去做这样的事。在祭灶神的日子来临之际，岁喜为了拿祭灶神的稻草冒险登上了防疫站的车厢。周耀祖担心岁喜感染鼠疫，传染给家人，就哄骗他和自己在伙房睡。第二天一早，周济发现他们两人已经病得不轻，为了不让疫情再传染给媳妇和孙女，就将门反锁起来，祖孙三代一齐去了另一个世界。他们平静地面对死亡，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家人，他们身上闪耀着人性的光芒。这就是迟子建书写死亡的独特方式，以温情的叙述来消解死亡的恐惧，让人在死亡的背后看到生命的力量与人性的光芒。
傅家甸人在经历灾难后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把生存的希望寄托在外界的救援上，依然保持着原有的生活习惯，依旧开开心心，以前怎么生活的现在还那样生活，就当鼠疫没来过一样，该干吗干吗，不用想那么多。巴音和吴芬死后，三铺客栈不再有顾客光临，但依然被丑女金兰收拾得井井有条，“萝卜干、蘑菇、干辣椒一串串地吊在柱子上，红的红，白的白，黄的黄，煞是好看；板壁上还挂着闲置的锯、镐头、镰刀以及一把把花籽”[73]春天时，金兰就搓了花籽，沿着客栈的墙根随意撒下，到了夏天，客栈的四周或密或疏，总会缭绕着紫白红黄的花朵，无形中为客栈镶上一道五彩的花边。经过一段时间的死寂后，阴气沉沉的傅家甸又还阳了，开始有了一点以前的生气。“卖烧饼卖糖葫芦的，又穿街走巷地吆喝起来了，尽管那吆喝声不如从前的清亮；崩爆米花的，又守着一炉炭火，蹲伏在榆树下了，虽然他的生意并不如炭火那般热火；开面馆的，也把收回的招幌挂出来，虽然擀出的面，如同老女人干枯的白发，少有人理。”[74]一场可怕的大鼠疫就这样被迟子建笔下傅家甸人的生机活力所覆盖，作家实现了自己的创作意图。“我想展现的，是鼠疫突袭时，人们的日常生活状态。也就是说，我要拨开那累累的白骨，探寻深处哪怕磷火般的微光，将那缕死亡阴影笼罩下的生机，勾勒出来。”[75]
二 《绝秦书》与民国十八年陕西大灾荒
民国十八年（1929年），西北大旱，哀鸿遍野，饿殍满地。史料记载：“据电通社西安电：在西安所能调查之限度内，饿死者之数，十七年十二月中为六万零八百一十四名，十八年一月中为六千九百六十四名、二月中为二万三百十七名、三月中为五万八千八百九十三名、四月中为十一万八千一百三十六名。从十七年十二月至十八年四月止计五个月间，饿死者合计二十三万余名之多，其未及调查者，当不在内。杂草、树皮、谷壳、昆虫等类，凡无毒质者莫不捕取充饥，而饿殍累累遍地皆是，甚至为维持自己生命杀人而食之强盗，白昼横行恬不为怪。比诸地狱，过无不及，可谓极人间之惨事了。”[76]
2013年7月，张浩文先生的《绝秦书》在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对民国十八年陕西大灾荒作了全景式的描写与透视。作品视野开阔、气势恢宏，用诗性的语言和鲜明的人物形象再现了那一段苦难的历史，可以说是当代文学史上灾害文学书写的扛鼎之作。
作家在后记中提到创作这部小说的缘由，“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我，是在饥饿的恐惧中长大的，小时候稍不留神撒漏了粮食，老人就会声色俱厉地告诫我：搁在民国十八年，看不饿死你崽娃子！从那时候起我就记住了民国十八年。后来长大了，查了资料，得知那是陕西近代史上最惨烈的大旱灾，当时陕西人口不到千万，饿死三百多万，逃亡三百多万，人口折损过半数，真正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而这仅仅是陕西一地，其实那场灾难席卷整个西北，死亡总人口接近千万”[77]2008年暑假，作家执笔重修宗族族谱，赫然发现宗族的好多家庭在民国十八年绝户了。“灾难如此近距离地迫近我，让我喘不过气来。我心里涌出一股急切的冲动，不能再犹豫了，必须立即把自己的构想变成现实。”[78]作家之所以给这部书起名为《绝秦书》，其原因可能就在于形容陕西大灾荒所造成的绝门绝户的惨烈程度。由于作家长期关注这场灾难，并收集了大量的相关资料，最终写出了这部早已埋藏在心底的史诗。
（一）惨绝人寰的灾荒图景
据陕西省扶风县志记载：“民国十八年（1929年），大旱，川塬地颗粒无收。全县灾民95005人，其中饿死52170人，外逃12337人。县东南南寨子、南邓村人烟绝。”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曾说过：“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张浩文无疑就是这样的猛士，他敢于直面这场被历史学家称为20世纪人类十大灾难之一的大饥荒。《绝秦书》毫不回避灾荒下的饥饿与死亡，展示人性的卑劣与荒凉，用具体鲜活的文学场景再现陕西大地的悲怆与苦难，让我们深切地领略那些隐藏在冰冷的历史数据之后的切肤之痛。
一开始，周家寨人还沉浸在大烟丰收的喜悦中，嘲笑周克文不种大烟种粮食的瓜怂。周克文反问他们：“要是遭了天灾咋办？地里打不下粮食你到哪里去买？”仿佛是为了印证周克文的预言，天灾在周克文的玩笑声中真的来了。久旱不雨，周克文带领周家寨人设坛祈雨，甚至买来童男童女进行“求中有逼，软中带硬”的献祭，最终也没能感动龙王。由于没有多少存粮，庄稼都歉收了，那些种大烟的手中有钱却买不到粮食，一些饿急的人开始到地里淘食，挖野菜、掏老鼠窝、拾雁粪、剥树皮，“绿色消失了，树叶被捋光了，野草野菜也被铲光了”。狗剩爹把家里的牛笼头拆了，放到锅里煮了吃，被儿媳妇误会在家偷吃好东西，一气之下就上吊了。饥荒之下，到处都是死人。毛娃和黑丑去镇上抬死尸，正捧着糠团子专心致志地吃着，门板上饿昏的“死尸”闻到香味又活过来了，从背后伸出手来向他们要点吃的，由于不想当饿死鬼，“死尸”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被毛娃用手抚上又顽强地睁开，毛娃就把吃的塞进那人嘴里，那人连嚼都没嚼，咕叽一声就咽下去了，乖乖地闭上眼睛死了，眼角还渗出两行眼泪，滴在门板上砸出咣的响声来。发奎老汉去亲戚家借粮食，走到半路上眼前一黑，一头栽倒就死了。五寡妇到塬上去挖观音土，抡了一下䦆头就没劲了，她刚躺在地上歇息一下，野狗呼啦一下就扑上来把她围住，她想拿䦆头去打狗，可胳膊腿都被狗撕住了不能动弹，活活让狗撕碎了。女娃花花饿得走不动路，只好爬出去到偏僻一点的地方寻找大粪吃，可村里人饿得没劲了，谁也不会跑远去解手了，花花最终发现一颗拳头大的粪瓜，就挣扎着往前爬，可三四丈的距离她就是爬不到头，手都在地上抠出血来了，身子却软软的不能动弹，最终累死在粪瓜跟前，她的手离瓜只剩一拃远。周有成老汉为了让子女放心地去逃荒，让单眼把自己给活埋了。甚至连家底殷实的周拴成也活不下去了，他因为误信算命先生的话，在灾荒中买下了大量的土地，导致自己一贫如洗，儿子周宝根拿着自己偷藏下来的最后的家当——烟土去南山背粮，一去不回头。老婆周郭氏去塬上摘树叶，从崖上跌下来摔断了腰，又饥又累中睡着了，从此再也没有醒来。周拴成把老婆放到棺材里面，自己也躺到棺材里，陪老婆一道死去。
饥荒之下，死亡像山风一样从北山畔刮过来。“死亡起初是偶然的，阎王爷零敲碎打，谁碰上了谁倒霉。到后来他老人家不耐烦了，一棒子抡出去，砸死多少算多少。这时死人就海了，一家一户地死，一村一寨地死。开始时死了人还有人埋，到后来连埋人的人都死光了，只能任由尸体暴露着。太阳高悬，天气燥热，死人三两天就臭了，就烂了，只剩下白花花的骨头，黑森森的毛发。骨头很安生，就在原地待着，可毛发却没耐心，到处生事。风一吹，胡乱走，粘在地上，就像地上长出了黑莎草，刮到树木上，就给树木挂上了黑帘子。野狗成群结队地在村庄周围游荡，逮住尸体就地瓜分，一个个吃得滚瓜溜圆的，肚子都拖到地上了。大白天的，狼也不避人，更不避狗，还跟狗搭伙咥人呢。”[79]
《绝秦书》把民国历史上那段异常惨烈的历史就这样血淋淋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让人读来惊心动魄，无法自已。
（二）直抵人心的灵魂拷问
自然灾害及其导致的灾荒在其他作品中大多是以故事背景的形式出现的，服从于作家整体艺术构思的需要而出场，得不到充分的展示和描写。《绝秦书》与众不同，它对民国十八年大饥荒展开了细致具体的描写。灾荒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叙事动力，像一只隐形的巨手操控着每一个人物，塑造着他们的性格，决定着他们的生死命运。灾荒能够直逼人物灵魂的深处，拷问人性的高贵与卑劣。《绝情书》将灾难中人性的崇高和伟大，以及人性的扭曲与变异都展示得淋漓尽致，把灾害文学的人性书写推向了极致。
《绝秦书》里面对人性冷漠与荒凉的揭示让人触目惊心。灾荒之下，陕西人口买卖盛行。张恨水曾经描写武功人市上小孩低廉的价格，“树皮剥尽洞西东，吃也无时饿越凶；百里长安行十日，赤身倒在路当中！死聚生离怎两全？卖儿卖女岂徒然！武功人市便宜甚，十岁娃娃十块钱”[80]当时西安、周志、武功、礼泉、眉县、蒲城等地的人市一时人贩云集，这些人贩大多是从附近的河南、山西等地赶过来的，远的如北平、天津、山东等地也有人贩来陕西贩运人口。一开始十余岁的女孩还能卖到七八元或五六元，后来则分文不要，任人领去。贩卖东去之妇女，每日平均在两百人以上，仅陕西一省出卖的妇女就达到二十多万。[81]《绝秦书》也描写了灾荒之下人口市场的盛行，人们像牲口一样被买卖，人贩子还趁机把手伸进女人的衣服里，以验明真假。为了一口袋粮食，毛娃将自己的媳妇租给了一个老光棍。兔娃妈为了生计只好自卖自身，可乖巧懂事的兔娃却成了累赘，于是兔娃妈就哄骗兔娃去摘井壁上的花朵，然后狠心地将其踢下枯井，枯井有二十多丈深，但兔娃命大竟然没有摔死，还在下面叫唤，他哀求妈妈把自己救上去，说自己都七岁了，能给家里挑水，出来天天给妈妈捶背、暖被窝，不吃粮食光喝水。兔娃妈不但不为所动，还硬着心肠搬来一块块石头砸到井里，直到兔娃没了声音。
灾荒使人们的伦理道德一步步沦丧，不顾人伦亲情。周宝根为了满足烟瘾并度过荒年，带走了所有家当在外躲了起来，把父母遗弃在家，致使父母双亡。更为严峻的是为了活命，灾荒之下竟然出现了人食人的现象。一开始食人现象还只发生在陌生人之间，恪守着传统的“孝悌”原则，亲人之间还存在一种“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随着饥饿的一步步升级，骨肉亲情也弃之不顾了，父母、子女的肉也照样能够下咽。出嫁了的彩莲饿得不行了，就赶紧从刘家沟爬回周家寨，想临死前见上爹妈一面，最好再能找见啥吃的。她从早晨开始爬，一直到晚上后半夜才爬回娘家，却没有得到爹妈的一口粮食，连炕都爬不上去，饿死在地上，尸体还被爹娘给偷偷煮着吃了。更为令人惊悚的是，有人竟然把活人弄死了来吃，单眼父子就是这种人。饥荒一开始，单眼去割尸体上的肉吃，后来发展到与父亲一起杀死活人来吃。单眼觉得活人的肉新鲜、肉质好，比死人肉好吃。他甚至吃着吃着，最后把他爹也给杀死吃掉了。这一切看来不可思议，却又是那么合乎情理地发生了。他活埋周有成得到一袋粮食的报酬，私自藏起来独享，却被其父大头发觉，威逼他交出粮食，不然就告发他吃活人，让他挨枪子。在顶撞与争执之中，他用铁锨误伤了父亲，后来索性把他父亲给掐死了，在吃惯了人肉的单眼看来，父亲的肉是新鲜的，不吃就可惜了，于是就把他爹给吃了。
《绝秦书》不光描写了饥荒之下人性的灰暗，而且也发掘了饥荒之下人性的光辉。在活命逃荒中，猪娃的二爸和婶娘做出了艰难的选择，他们为了照顾哥哥的遗孤而撂下自己的孩子。因为四口人一起逃荒负担太重，只有撂掉一个娃娃才能活命，可该撂掉谁呢？二爸说猪娃是哥嫂的唯一香火，得给哥嫂留一条根，自己年轻还能再生，半夜里，夫妻俩拉上猪娃就跑，把只有五岁的狗娃丢下不管了，可第二天狗娃又跟着逃荒的队伍追上了他们，说自己以后当乖娃娃，再也不尿炕了。他在母亲的怀里把眼睛瞪得圆圆的，死活不愿意睡觉，怕睡着了再被丢下。为了不让狗娃再追上来，二爸只好哄骗狗娃到远处撒尿，用裤带把他硬生生地绑在一棵树上。后来为了养活猪娃和婶娘，二爸一直不吃东西，硬说讨饭时在外面吃过了，不久他就饿死了。婶娘为了养活和照顾猪娃，忍受非人的煎熬给周宝根当媳妇。他们真可谓是灾难之下的一对仁义夫妻。引娃为了救助周立功，以30块大洋的价格把自己卖给人家作为替身去偿命，她的慷慨赴死之举让人性之光熠熠生辉。
在周克文的身上更是表现出了人性的深度与复杂，写出了他在放赈救灾与发家致富之间的犹豫与挣扎。周克文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关中乡绅形象，作为一个晚清秀才，在科举废除之后只能回到乡间走耕读传家之路，建起四孔窑洞和一个大院子，把院子中央的大房子取名“明德堂”，寓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至于至善”。门楣上还贴了一副对联，“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明知大烟可以带来丰厚的利润，但看到大烟使许多人失去劳动能力，有的人甚至被害得倾家荡产，他就以身作则不种一棵大烟；当旱灾来临时，他率领周家寨人祈雨，甚至愿意献出自己的孙子来祭祀龙王，同时，他借祈雨来教化人心；为了防止乡亲偷自己的棉花，他假扮狼叫使人们夜里不敢出门，他不但不抓偷藏棉花的人，还送棉花给人家，让偷棉花的人感激涕零，不好意思再打他家棉花的主意。这些都为他赢得了美名，更为令人感佩的是他为民请命的精神。灾荒来临之际，县政府不但不救灾，还强征粮食做赋税，他带领一群饥民到县长那里请愿，逼政府停止征粮活动。
周克文手里囤积了大量的粮食，但并没有打算放赈救灾，他的内心很矛盾，“一方面，他知道灾难当前自己理应行善，当乡绅不光靠有钱有势，还得靠仁义道德。可另一方面，他又觉得天要罚人，你得顺应天意。况且荒年对他是可遇不可求的发家机会，他不能只顾别人误了自己”。所以，他做善事也就犹犹豫豫，该做的他还是做，但做得有限度。后来村里出现了人吃人的惨象，弟弟周拴成和弟媳妇活活饿死了，给他带来了撕心裂肺的切肤之痛，他觉得必须要为周家寨做点事情。他向孙县长请命未果，还被将了一军，“周老先生，富贵而仁义，才是真圣贤啊，您老回去赶紧开粥棚吧”。周克文气得猫在家里不出来，省得看见外面的灾情闹心。可灾情一天一天绷紧周克文的神经，逼着他做出选择，要不要赈灾救人。“救人，意味着他要放弃发家致富的好机会，放弃成为绛帐首富的好机会，这机会是老天爷赐给他的，百年难遇啊。问题还不止于此，更要紧的是他很可能因此倾家荡产，一贫如洗……再退一步说，就算他倾家荡产，能把这些人都救了，那也值当，怕就怕他被拖垮了，粮食散完了，旱灾还在闹，大家一齐都饿死，你说这冤不冤！”周克文决定不再为这事煎熬了，但门楣上“明德堂”三个字像针一样扎他的心，使他不得安宁。“救，还是不救？周克文心里剧烈地撕扯着，就像有两个人一左一右拽着他的两条胳膊，要把他撕裂一样。”就在他围着粮食如坐针毡之际，二儿子周立功的书信到了，要求卖粮开办纺织厂，无论于国于家都是用得其所，他决定卖粮替儿子办工厂。
天主教的施粥赈济改变了他的决定。周克文内心深处的文化道统被刺痛了，“这些欺师灭祖的夷狄，男女授受而亲的蛮邦，竟然乘人之危，来收买人心了”。他担心那些接受天主教赈济的灾民变成二毛子，“从此不拜圣贤，不敬先人，不分男女，没有纲常，乱了伦理，那脚下这地方还是周秦故地吗，还是轩辕故乡吗？炎黄文脉还能传下去吗？这太可怕了！……办不办工厂只关乎钱，收不收人心却关乎道统。钱可以少挣一些，可作为士绅，他不能看着孔孟之道在这里断了根啊，这是剜他的心头肉！道统散，天下也就散了，那还了得”。经过内心激烈的挣扎，他决定开粥棚赈济灾民。为了救灾搭进了两个儿子的命，但他还是毅然挑起救灾的重担，开粥棚赈济灾民。从周克文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人性的崇高和伟大。在赈灾过程中，周克文还效仿天主教的方式，让灾民拜过圣人孔子后才能够接受赈济，挤走了赈灾的洋教士。小说结尾描写了成群结队的吃大户的饥民如洪流一样汹涌卷来：“粥棚淹没了，圣人牌位踢翻了，绛帐镇挤破了，周家寨踏平了，这里的男女老少瞬息间被卷入漩涡中，他们呼喊着，哭泣着，挣扎着，被浩浩荡荡的洪流裹挟而去……”周克文和赈灾粥棚、圣人牌，以及村庄全被饥民踏平了，一个关中乡绅和他的时代就这样消逝了，但一座乡村文化英雄的丰碑却矗立起来了。《绝秦书》通过对周克文灵魂的煎熬与拷问，将人性之善书写到了极致，让人感受了人性的无限丰富和复杂。
（三）洞幽烛微的成因探寻
如果说仅仅停留在灾难惨相的呈现方面，新闻和纪实报道可能比文学更胜一筹。灾害文学不仅要呈现苦难，还要穿越苦难，追问与反思灾难背后的东西。张浩文对此有着明确的认识，“惨相不是为了吓唬人，而是要警示我们去思索灾难的根源”。他引用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的观点，认为“自然灾害不一定导致大规模的饥馑，饥荒与其说是自然因素引发的，倒不如说是弊政催生的，它反映的是更为严重的社会政治经济痼疾……在专制制度下，信息的封锁让外界难以了解灾情，不受制约的政府和官员会利用手中掌握的资源大发灾难财，因而迅速把自然灾害扩大为社会灾难”[82]《绝秦书》用了绝大部分篇幅来“究天人之际”，探讨天道和人事之间的关系，用一系列形象的画面雄辩地证明民国十八年的灾荒既是天灾，更是人祸。
小说一开始引用了一首陕西民歌《卖老婆》作为序曲，一下子就把人带入民国十八年灾荒情境中去了。但接下来小说却并没有直接进入主题，而是写了很多看似无关的题外话，许多读者对此表示不能理解。其实这正是作者的匠心所在，小说开头描写周家寨大烟丰收，端午节闹社火引来了土匪打劫，介绍了当时陕西农业生产情况。冯玉祥部将宋哲元主政陕西，为了自己的利益，怂恿百姓大规模种植罂粟。在周家寨，周克文坚持种粮还被村民讥为瓜怂，其他人甘冒被土匪抢劫的风险也要种获利丰厚的大烟。对此，资本家赵子昂在给周立功的书信中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而民众之所以不种棉花，是因为陕西烟毒猖獗，罂粟获利比棉花丰厚，只有陕西禁毒，棉花才能成为最佳的替代经济作物。在全国一片禁毒声中，陕西非但不割除陋习，反而暗中策纵，实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而陕西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盖由于军阀拥兵自重，对民国政府阳奉阴违。”在讨论种植计划时，周克文算了一笔账：如果种植玉米、小麦，每亩地能有五块钱的收入，扣除田赋一块、各种杂捐摊派三块之外所剩无几，更要命的是种植粮食作物每亩地还要多交两块钱的“白地款”。所谓“白地款”，其实就是逼良为娼，强迫百姓去种大烟，“明明地里种了庄稼，只要不是大烟就算是白地”。所以一年的粮食只够填补这些窟窿，算起来基本上就是白干。后来，周立功在《申报》发表文章抨击陕西烟祸，惹恼了当局被逮捕，诬陷他是北洋军队的探子，如果不是周立德向宋哲元献上古董阳燧求情，他差点就没了性命。
阿马蒂亚·森对于灾荒形成的原因做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饥荒意味着饥饿，反之则不然。饥饿是指一些人未能得到足够的食物，而非现实世界中不存在足够的食物。“虽然饥荒总是包含着饥饿的严重蔓延，但是，我们却没有理由认为，它会影响到遭受饥荒国家中的所有阶层。事实上，至今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在某一次饥荒中，一个国家的所有社会阶层都遭受了饥饿。这是因为，不同社会阶层对食物的控制能力是不同的，总量短缺只不过使各阶层对食物控制能力的差异明显地暴露出来而已。”[83]这就说明灾荒现象的出现不仅仅是粮食供给不足，而是取决于不同阶层的人们对粮食的支配和控制能力，这种能力表现为社会中的权利关系，而权利关系又决定于法律、经济、政治等方面的社会特性。民国十八年陕西灾荒形成的原因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其中涉及政治不清、军阀混战、兵匪横行、囤积居奇等各个方面，也与救济过程中的漠视民命、赈灾不力、贪污腐化等因素有很大关系。
《绝秦书》对民国十八年的陕西大灾荒作了洞幽烛微的探析。“苛政猛于虎”，政府当局的横征暴敛、苛捐杂税繁重，导致大批农民破产。周立言掰着手指给周立功悉数各种苛捐杂税：“有城工捐、河防捐、银行股捐、等级捐、省政捐、西北水利奖捐、富户捐、杂支捐、鞋袜捐、村捐、汽车捐、草捐、庙捐、房捐、门牌捐、路灯捐、牲口捐、印花税、剿匪公债费、登记费、保卫团费、开拔费、善后费、粮秣费、维护费、差费……”可谓是多如牛毛，更是莫名其妙，比如乡村哪有汽车、路灯？甚至连买卖人口也要抽取所谓的“人头税”。当时陕西省国民政府也曾发出通令，严禁贩卖人口，并追查缉拿人贩。但令人痛心的是，这些禁令仅仅是一纸空文，政府还趁机从中渔利，抽取人头税。1931年，于右任向南京政府报告灾情，他引用当时陕西旅平赈务会的报告说：“两年之内由陕卖出之儿女，可稽者四十余万，除陕西省的收税外，山西每人五元，税收近200万。”[84]
灾荒发生后，当局非但不予以救济，反而强征田赋，在灾民口中夺食，加剧了灾荒的蔓延。周家寨人豁出命从南山背回粮食，数着颗粒往锅里煮，稀汤寡水熬日子，可这点可怜的救命粮也保不住了。县衙下达征粮令，每亩地需缴纳麦子五十斤，是平常年份的五倍。为了中原大战，陕西军政当局大灾之年不但没有减免赋税，反而提前预征了五年的田赋，把民国二十三年的税粮都提前征收了，但灾民哪里还有粮食可缴，县府就派保安团下来搜，搜到一律充公，搜不到的就把人用绳捆住吊起来打，催逼百姓借粮、买粮纳税，一时间哭声震天。
孙县长下令保安队武装拉粮，把全县十五个义仓的粮食都抢到手中，加上以前向大户借来的粮食，完成赋税后还有结余。他把余粮悄悄转卖，落了一笔巨款装进自己的腰包。为了完成征粮任务，地方官吏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兵匪一家。太白县县长潘云鹏为了完成上峰宋哲元下达的任务，竟然出主意让守备营化装成土匪去抢大户的粮食；周立德给太白县境内数十股土匪下了红帖，意思是共襄北伐盛举，辅助东征伟业，扫荡北洋妖孽，逼迫土匪捐款一万大洋；泰丰粮行的少东家白富成白白胖胖的，穿着时髦的西服，皮鞋锃亮，从饭馆里出来便被一群当兵的抓住，被污蔑成逃兵“王连胜”，逼迫他爹认捐，并且只要粮食不要钱。这一切都是因为省政府刚发布公告，紧急加征粮食支援讨蒋战争；周立言听从父命，拉着酒坊粮食回家赈济灾民，在城外遭到了守备营的武装拦截，中了枪弹而身亡。小说里面写宋哲元在军政会议上公开说，宁叫陕人死绝，不叫军队受饿。因此，他要求不惜一切代价保证前线供应，各地集结部队自行解决粮草问题，凡是有筹集粮草的机会概不放过。刘凤林奉命行事，到处抢粮，甚至是周克文这样有声望又有靠山的士绅都不放过。
所以，军阀割据、互相混战也是导致灾民遍地的一大原因。军阀割据致使政令不畅，救灾物资无法运输到灾区。对于民国十八年的西北大旱灾，斯诺曾写道：“积大米的商人、放高利贷的人和地主，他们由武装警卫保护着，大发横财。令人吃惊的是，就在这些城市里，官员们还在和歌妓舞女跳舞打牌。成千上万吨小麦和小米无法运给灾民，因为西北的一些军阀扣留了他们的全部铁路车皮、不放一节往东驶去，而国民党的一些将领则不让车皮西去，因为他们担心车皮会被对方扣留。”[85]
《绝秦书》从多个层面探析了大灾荒背后的人祸因素，烟毒盛行、粮食储备不足、苛捐杂税繁重不堪、兵匪横行等，用小说的形式对这场大灾荒做出了深刻的思考，用感性的形象再现了丰富具体的历史场景。作者具有一种强烈的灾难意识，站在一个很高的层面展开一种开阔的描写与思考，“去描绘、还原、打量那个特定的时代，思考近代乡土中国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农村经济的凋敝、社会组织的解体、士绅阶层的退化、传统价值观的溃败、暴力的循环……这一切从根基上啃啮着不断遭遇革命却转身艰难的农耕社会，使它病痛缠身却惯性依然，最终由于急病乱医和无药可救耗尽了自己的生命，千疮百孔的庞大躯体在更大规模的暴力革命中轰然倒地”[86]《绝秦书》试图用文学的表现手法去探寻近代乡土中国的出路及其可能性，显示出一种高远的立意与阔达的情怀。
三 《温故一九四二》与1942—1943年河南大灾荒
1942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日寇加大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军事攻势，同时对共产党所在的根据地实施了疯狂的“大扫荡”，中国的抗战面临着极其严峻的考验。可“屋漏偏遭连夜雨”，在1942—1943年两年里，中原大地祸不单行，连续遭受了旱、蝗、风、雹、水等各种灾害，发生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祲奇荒，仅河南一省就有三千多万人沦为灾民，三百多万人成为饿殍。由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这场旷世惨剧竟然不能承受历史之轻，逐渐消褪了颜色，淡出了历史的烟云，以至于当今的许多河南人竟然也闻所未闻，让人感叹不已！刘震云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用文学想象的方式重塑了那段历史，再现了灾荒之下河南灾民痛苦不堪的饥荒生活。但文学作品中的灾荒毕竟和历史中的灾荒有所出入，作家在作品中流露出的对日伪救助灾民的美化有违历史事实，一些分析论断有失偏颇。下面拟以小说中所提到的《大公报》《时代》周刊，以及一家小报《前锋报》三家媒体为中心分析其对河南灾荒的报道，结合《温故一九四二》小说文本去考察历史与文学对这次灾荒书写的异同，探究历史与文学想象之间的张力。
（一）1942—1943年河南灾荒及其原因
《温故一九四二》中写我询问“姥娘”有关1942年灾荒之事，“姥娘”已经将五十年前饿死人的大旱灾忘得一干二净。当“我”提起蝗虫这一特定的标志时，“勾起了姥娘并没忘却的蝗虫与死人的联系。”
这我知道了。原来是飞蚂蚱那一年。那一年死人不少。蚂蚱把地里的庄稼都吃光了。牛进宝他姑姑，在大油坊设香坛，我还到那里烧过香！[87]
早在1941年夏河南的灾象已经显露，据《申报》载：“豫省近半年来，战旱水雹霜蝗各灾，无所不有，灾情惨重，报灾县份，截至6月底止，已达百余县之多。受灾县份，计受战灾者有南阳唐河等二十三县，受霜灾者有灵宝等八县，受旱灾者有内乡等三十七县，受雹灾者有项城等二十四县，受水灾者有潢川等十一县，受蝗灾者有扶沟一县，请赈文电，连日如雪片飞来，省府及省赈济会已分电行政院及中央赈济委员会呼吁赈款，藉拯灾黎。”[88]到了1942年，灾情进一步恶化，据《新华日报》载：“豫省本年灾情惨重之成因，即由于水灾、旱灾、蝗虫灾、风灾、雹灾同时波及，在蝗虫灾区则地无绿色，枯枝遍野……其旱灾区之麦田，高不盈尺。”[89]《新华日报》引述了河南省主席李培基描述河南国统区灾情的话：“豫省本年麦季，干旱为灾，以致二麦欠收。原冀秋收丰稔，以补麦收之不足，不意入秋以来，雨水失调，晚秋复告绝望，豫省安全区内之六十余县，几无县无灾，无灾不重。加以豫省环境特殊，交通困难，致使灾情更加严重。”[90]日伪统治下的沦陷区的旱象也很严重，据10月31日《解放日报》的报道：“据豫北敌占区来人谈，豫北敌占区今夏旱灾严重，赤地千里，大部土地均没有种上。玉米有的不曾出土，就已干死，豆子颗粒未收，谷子每亩最高收成量是三升多，坏的不过一升。某村一家富户，有一顷多谷地仅收九斗。从10月5日起小米每斗已涨到百三十元到百四十五元，玉米每斗九十八元到百零六元。米珠薪桂，已使一般中等人家无法过活，贫苦之家，则成千上万，流离失所，鬻儿卖女的事情，现亦不断在各地发现……现汲县、浚县等地灾民，已大批逃入我太岳区根据地沁县、安泽、沁源一带开荒山做短工过活。”[91]1942年的大灾，“河南人几乎死得路断人稀。鲁山白果树村竟发现人吃人的惨剧。逍遥、许昌、襄县各地市场，任何物价都比人价贵，长成的少女，只要几个烧饼便可以换来。至于路旁的饿尸，街头的弃婴，更是数见不鲜。侥幸不死的儿童，也都饿得满脸尽是皱纹，两眼泛作灰色，使你不敢相信这是人间”[92]寥寥数语便描绘出河南人民形同地狱般的悲惨生活，令人不忍卒读。
到了1943年，一场声势浩大、骇人听闻的蝗灾更是夹杂着水、旱灾害滚滚而来。5月18日，黄河在“扶沟、西华间决口16处，豫东10余县几全部陆沉”[93]8月以后，又“大雨滂沱，经月未止，伊水、洛水、汝水、颍水和贾鲁、双汩（右为自）等河，水位陡涨至三公尺以上，各河流大堤坝到处被水侵蚀决溃，以致开封、郑州以南，潼关以东各低凹地，同时成灾”[94]11月4日《新华日报》报道：“嵩县汝源区浩劫频仍，又遭十天大雨，8月10日夜山洪一齐暴发，一时沿山居民，田庐人畜，都随着大水一齐漂流。汝河的水高到20多丈，两岸街市如黄庄、吕屯、沙沟岗、张槐、木植街等9处，都化为乌有，被冲去镇公所1，保公所3，中心学校1，保国民学校5，保长2，教员1，学生20名，男女民众500多口，山地平地计13，000余亩，绝门灭户的几十家，坍塌房屋，损失物品的不计其数……南召在9月19日下午4时，暴雨骤作，顷刻之间，冰雹大落，由县西南柴岗乡所属的枣庄、范庄、贾庵、上石凹等处，向东南流去，经过的地点，房屋树木，毁坏无算，秋禾稻豆，一卷而光。东西长几十里的地方，民众哭号震野。陕乡二麦歉收，不足四成，灾后的人民都将希望寄托在早晚二秋，谁知项城旱灾蝗灾后，又遭水灾，贫农忧愤自杀的颇多。水淹区的灾民，都架木为巢，或者站在坟头，饥饿终日，已经有了二十多天。”[95]
蝗灾的危害更为巨大，王锡朋的《1943年—中原蝗灾录》详述了当时的情景：“说起那年的飞蝗之灾，其来势之猛，可谓迅雷不及掩耳，刹那间，像一阵大风似的沙沙作响、嗡嗡有声的飞驰而来了。好似一片黄云，顿时使天空为之色变。大人、孩童纷纷伫立院中、村头、田野，仰望天空，惊诧着、议论着、叹嘘着。当蝗虫低空飞临时，像大风吹顶，呼呼有声，人们只要举起扫帚、竹竿向空中随意挥打一下，便能打掉十数只甚至几十只，其密度由此可想而知了。这股巨大的飞蝗群，也不知从何方而来。只听说从黄泛区飞越黄河，侵袭到豫北，至太行山麓的林县、安阳，又飞袭到黄河南的叶县、舞阳、郾城等地，纵横飞翔，动向莫测。凡飞蝗所经过的原野，禾苗尽被吃光，连树叶也没有幸免。更有甚者，麦场上放的草苫子、席子以及草帽，也都被咬烂了。且看那树上落满了的飞蝗，将树的枝丫也都压弯。村里村外遍地皆是，墙壁上、屋顶上、窗户上也都爬满了飞蝗，连灶房内锅台上也比比皆是，人们不敢掀起锅盖做饭，因一掀锅盖，蝗虫便会盲目的往锅里钻，使人发呕。更为奇怪的是，正在觅食的鸡子，竟也不啄食蝗虫了。”[96]和当时的两则电报相印证，足可见这篇回忆文章并非过甚其词。一则是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8月2日致中央赈委会电报：“本省蝗灾迭经电报有案，蝗虫初瘼，现黄泛区域蔽日盈野，掠河西飞，已据呈报蔓延区域计有：巩县、偃师、洛阳……五十六县，黄谷高粱玉谷多被食损，不数日幼蝻即生，麇集啮食，为害尤巨。……禾之上，常聚数十啮食禾苗，顷刻立尽。”[97]另一则是汤恩伯8月14日致中央赈委会孔祥熙委员长、许世英代委员长电报：“查豫东各县上年荒旱，颗粒未收，蝗虫遗卵，今春孵化蔓延之速，势若燎原，以致鄢陵、扶沟、西华、太康、淮阳、鹿邑、杞县、冕陵、商水、项城、沈邱、太和、临泉等县先后呈报发现蔽薪盖野，禾稼被食殆尽。……迄今各该县秋收绝望，民命堪虞，数百万灾黎鹄待赈济。”[98]
《温故一九四二》中认为：“后来事实证明，河南人没有全部被饿死，很多人还流传下来，繁衍生息，五十年后，俨然又是在人口上的中国第二大省。当时为什么没有死绝呢？是政府又采取什么措施了吗？不是。是蝗虫又自动飞走了吗？不是。那是什么？是日本人来了——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99]造成此次河南灾荒既有自然方面的因素，同时也有社会因素，可以说是天灾人祸、兵荒交乘。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华侵略战争是最为根本的原因。首先，日本军队的狂轰滥炸、疯狂扫荡造成田园荒芜、大批民众流离失所，同时还伴以残酷的经济侵略与盘剥，致使物资匮乏、民生凋敝，从“一年红薯半年粮，自从来了日本鬼，就连红薯难吃上”[100]的歌谣中可见一斑。沦陷区物价飞涨，货币贬值，以致发生这样的故事：“由于货币币值不断下跌，商品一天几次涨价，日本投降前夕，商民手中不敢存钱，钞票一到手就到市场抢购东西。县城有个京货商李俊臣第一天收入伪币一篮子准备去徐州购货，第二天只买了一件旧大衫。”[101]其次，为了抵御日军侵略，作为战略要冲，抗战时期驻防河南的有蒋鼎文、汤恩伯的部队，还有孙桐萱、孙蔚如、何柱国、刘茂恩、高树勋、李家钰等六个集团军及其他许多部队，总数在50万—100万人。[102]根据1944年河南战役日军投入兵力估计，此次灾荒期间，常驻河南的日军及伪军至少也有10万人。[103]这些部队的粮草供给成了河南人民的沉重负担，况且还要时常遭受他们残酷的劫掠，即使风调雨顺也难填饱肚皮，交完苛捐杂税后只能靠野菜杂粮度日，何谈余粮度荒。最后，早在1938年为了阻止日本军队的进攻，蒋介石“以水代兵”命令炸开花园口，河南、安徽、江苏三省所属44县5.4万平方千米土地遭受黄水冲击，89万人在黄水中丧生，形成了长达400多千米的黄泛区。自此一直到1947年黄河归豫鲁故道，黄水在泛区泛滥达9年之久。河南首当其冲，有“20县受灾，675万亩耕地被淹，117万人逃往，32万余人死亡”[104]日本人也多次“以水代兵”，让河南人民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如1938年8月4日，“日军在武陟五蛇、门口将沁河挖开，河水暴涨，沁阳西部尽成泽国”[105]1940年8月8日，“豫北沁阳日军挖溃沁河，沁阳一带尽成泽国，所有秋禾尽被淹没”[106]又如1944年8月16日，“驻周口日军在南寨小西门外扒开沙河大堤，向寨濠内灌水，淹没房屋一万七千多间，水顺流南下，方园数十里变成泽国”[107]豫东万亩良田变成了沙滩河汊，一大批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流入国统区，加重了原有的粮荒。撂荒的土地在大旱之后成为蝗蝻滋生的温床，造成河南人民大批死亡的1943年蝗灾，可以说是日本侵华战争带来的直接后果。刘震云却无视日本侵华战争在这次灾荒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把灾荒的因果倒置，在他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为日本侵略涂脂抹粉：“日本人在中国犯了滔天罪行，杀人如麻，血流成河，我们与他们不共戴天；但在一九四三年冬至一九四四年春的河南灾区，却是这些杀人如麻的侵略者，救了我不少乡亲们的命。他们给我们发放了不少军粮。我们吃了皇军的军粮，生命得以维持和壮大。”[108]这种文学想象完全歪曲了历史的本来面貌，容易混淆视听。在“三种政权、三种救灾模式”里对此谬论还要展开详细的分析。
当然，国民党对此次大灾也难辞其咎，蒋介石政府漠视民命、封锁灾情不愿赈灾是导致民众死亡的直接原因，从《温故一九四二》讲述的《大公报》报道灾情而遭停刊三天的命运中可见端倪，蒋介石在接见外国记者白修德时还不肯承认有此灾荒。国民党形同土匪的军队，以及特务流氓横行霸道也是加重灾情的一大因素。国民党特务组织人员遍布城乡，组织有情报站、特工组、联络站、谍报站、锄奸股等，有特派员、情报员、谍报员、汇报秘书等五花八门的人员。“他们可私设刑庭，任意绑架，非法拷打。家境富裕，家有少女美妇者，均可罹祸。”[109]“特务流氓，结为一体，草菅人命，目无法纪，腰挎手枪，到处乱窜，黄河两岸尤为他们活动的集中场所。商人进货，如不向他们事先买路，轻则诬以通敌，货物没收，重则连人带货，都会失踪。不仅对于商人和一般人是予取予夺，莫可奈何，即对于文武官吏，稍不如意，亦下毒手。”[110]时人谓曰“特务满街走，人命不如狗”。特别是汤恩伯被河南人民列为“水、旱、蝗、汤”四大害之一，足见老百姓对其部队侵民扰民行为的极大愤恨。戏剧《桐柏民变》就描写了其部队被民众缴械，是其危害人民引起众怒的必然后果。最后是国民党内部贪污腐败，在救灾过程中敷衍塞责、互相推诿扯皮，没能真正行动起来，即使仅有的一点救灾行动也落实不到实处，救灾款项被层层截留挪用，甚至被个别官员中饱私囊。
（二）三家媒体，三种命运
《温故一九四二》讲述了《大公报》被停刊三天，原因就是高峰报道了河南灾荒的真实情形。1943年2月1日，重庆《大公报》上一篇题为《豫灾实录》的文章掀开了被重重帘幕遮蔽的河南灾荒的一角，作者署名高峰。《大公报》1902年创刊于天津，以“忘我之为大”的“大”字和“无私之为公”的“公”字作为报名，是中国一家历史悠久的民营大报。抗战以后，迁往重庆。《大公报》秉承“坚持宣传正义声音”的办刊宗旨，以立论中肯、报道翔实为特色，在当时颇负盛名。
高峰原名张高峰，1942年12月被《大公报》作为战地记者派赴河南采访。他被眼前河南的灾情深深地震撼了，“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上万的人正以树皮（树叶吃光了）与野草维持那可怜的生命”。村里的小孩一个接一个地饿死，村民吃了带毒的野菜而麻痹浮肿，“最近我更发现灾民每人的脸都浮肿起来，鼻孔与眼角发黑。起初我以为是因饿而得的病症。后来才知是因为吃了一种名叫‘霉花’的野草中毒而肿起来。这种草没有一点水分，磨出来是绿色，我曾尝试过，一股土腥味，据说猪吃了都要四肢麻痹，人怎能吃下去！他们还说：‘先生，就这还没有呢！我们的牙脸手脚都是吃得麻痛！’现在叶县一带灾民真的没有‘霉花’吃，他们正在吃一种干柴，一种无法用杵臼捣碎的干柴，所好的是吃了不肿脸不麻手脚。一位老夫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吃柴火！真不如早死。’”大灾之下，人口买卖盛行，人民铤而走险，“在河南已恢复了原始的物物交换时代。卖子女无人要，自己的年轻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都驮在驴上到豫东驮河、周家口、界首那些贩人的市场卖为娼妓。卖一口人，买不回四斗粮食。麦子一斗一百二十斤要九百元，高粱一斗六百四十元，玉米七百元，小米十元一斤，蒸馍八元一斤，盐十五元一斤，香油也十五元。没有彻底救济办法，粮价不会跌落的，灾民根本也没有吃粮食的念头，老弱妇孺终日等死，年轻力壮者不得不铤而走险。这样下去，河南就不需要救灾了，而需要清乡防匪，维持地方的治安”。即使在此饥荒下，政府当局还是照样征兵、征粮不误，不管百姓死活。“灾旱的河南，吃树皮的人民！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作者在这篇报道的结尾怀着沉重的心情写道：“严冬到了，雪花飘落，灾民无柴无米无衣无食，冻馁交迫。那薄命的雪花正象征着他们的命运。救灾刻不容缓了。”[111]
1943年1月17日，当张高峰从河南前线发回了这篇题为《饥饿的河南》的报道时，总编王芸生也被深深地感染了，就改题为《豫灾实录》于2月1日发表在《大公报》上。第二天，王芸生本着“文人论政”的习惯写了社评《看重庆，念中原》，把政府逼粮行为与“石壕吏”相对比，“饿死的暴骨失肉，逃往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得忍着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够换得几斗食。这惨绝人寰的描写，实在令人不忍卒读。而尤其令人不解的，河南的灾情，中央早已注意，中央的查灾大员也早已公毕归来，我们也曾听到中央拨了相当数额的赈款，如此纷绘半载，而截至本报通讯员上月十七日发信时，尚未见发放赈款之事，千万灾民还在眼巴巴地盼望。这是何故？尤其令人不忍的，荒灾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拶，饿着肚纳粮，卖了田纳粮。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叹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之于今日的事实”。他有感于重庆豪门显贵的骄奢淫逸，联想河南的灾情，提出征发权贵显宦资产的建议：“一般摩登的食品店，卖空了架子还有人买，人们宁愿今天先撂下花花绿绿的钞票明天再来拿货。尽管贵，总有人买。这情形若叫河南灾民听见，不知作何感想？”“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112]结果，这篇社评戳到了国民党政府权贵的痛处，惹恼了蒋介石，竟然不顾公意，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悍然下令将《大公报》停刊三天，以示惩戒。除此以外，蒋介石还对王芸生个人进行报复，取消了他的赴美之旅。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写道：“美国国务院战时情报局曾约定邀请王芸生访美。经政府同意，发了护照，买了外汇，蒋介石宋美龄还为王芸生饯了行。飞机行期已定，这时王读到张高峰的报道，写了《看重庆，念中原》这篇文章。距出发的前两天，王芸生接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的电话，说：‘委员长叫我通知你，请你不要到美国去了。’”其实，王芸生访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公报》当时荣获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颁发的荣誉奖章，王芸生准备亲自去领奖。
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宗旨的《大公报》因披露灾荒而获罪，犹如芒刺一样刺激了外国记者的神经，他们想去河南一探究竟，《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便是其中一位。白修德（1915—1986），英文名Theodore·H·White（西奥多·怀特·白修德），出生于波士顿的一个犹太家庭，早年家境窘迫，凭着刻苦的韧劲考入哈佛大学，专攻中国历史政治，是费正清的高足。1939年被《时代》周刊聘为特派记者，被派到重庆采访抗战新闻。于是，在《大公报》事件数天之后，白修德和伦敦《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同前往河南。他们获准沿陇海线铁路经过宝鸡、西安到达潼关，在火车站周围看见到处都是拥挤不堪的农民，时刻准备爬上路过的火车，逃离河南，到其他地方就食，空气中弥漫着屎尿和尸体发出的恶臭。第二天他们坐手摇巡道车到达当时河南省会洛阳，而后，他们又换乘卡车，复又骑马，前去郑州。他们被眼前严峻的灾情惊呆了，村庄衰败，田地荒芜，逃荒的难民一群接一群，路边到处是倒毙的灾民、遗弃的婴儿，野狗吃死尸变得膘肥体壮。自己骑的马时刻都有被饥民撕食的危险，有时要向人群撒把花生、柿饼或抛洒一叠法币引诱他们去抢，以此换取通行的安全。更让白修德吃惊的是，地方政府和驻军明知灾情严重，还按照丰年的收成来勒索赋税，“征实”后竟然比田里实际出产的还要多。农民只能吃树皮、杂草度日，却要将仅有的谷种也上交。老百姓饿得走路都直打哆嗦，还要给部队提供马料，而那些马料其实比他们塞在自己嘴里的脏东西还要有营养。采访结束，他们搭坐邮车返回重庆。在途经洛阳时，白修德到电报局把自己匆忙赶写的河南灾荒的通讯直接发送给纽约《时代》周刊总部。3月22日，这篇报道河南灾荒的通讯在美国刊出，舆论为之哗然。“我的笔记在告诉我，我只是报道亲眼所见和经过验证的事实。然而，这些事实却连我自己都感到难以置信。狗在路旁啃着人的尸体，农民在夜幕的掩护中寻找死人身上的肉吃。无尽的废弃村庄，乞丐汇聚在每一个城门口，弃婴在每一条道路上号哭和死去。没有什么方式能描绘出河南大灾荒的恐怖。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被指望用以缓解饥荒的春麦，此时还在田地里泛着青色，要等到两个月后才能成熟。而最可怕的结论是，这场灾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113]这篇措辞尖锐的报道深深地刺痛了正在访美的宋美龄，她气急败坏地给《时代》的老板亨利·卢斯打电话，要求他解聘这个鲁莽的小记者，当然遭到严词拒绝。为此，《温故一九四二》揶揄道：“她的这种中国式的要求，理所当然地被亨利·卢斯拒绝了。那里毕竟是个新闻自由的国度啊。别说宋美龄，就是揭了罗斯福的丑闻，罗斯福夫人要求解雇新闻记者的做法，也不一定会被《时代》周刊当回事。须知，罗当总统才几年？《时代》周刊发行了多少年了？当然，我想罗夫人也不会这么蠢，也不会产生这么动不动就用行政干涉的思路和念头。”[114]
白修德回到重庆后把自己在灾区的见闻通过军队情报系统报告给史迪威将军和美国驻华使馆，还接连拜会了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的何应钦、立法院长孙科、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等。对于“任何一个愿意听他讲话的人”，他都要迫不及待地向他们倾诉中原的灾情。“只要河南的无政府状态不终止，我就要继续我的徒劳的呼喊，并且希望有可能动员起美国的新闻舆论。”就像他自己在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当我设法要见到蒋介石并告诉他河南发生的一切时，我完全无法控制心中的愤怒。我几乎像是发了神经病一般地吼叫着说：‘人民正在死去！人民正在死去！’”[115]最终，他通过宋庆龄的裙带关系走进了蒋介石黄山官邸的办公室。蒋介石用僵硬的握手表示礼节，然后就坐在他的高靠背椅上，脸上带着明显的厌烦神情听白修德描述河南的灾情，起初无动于衷，否认征收了农民的税，当白修德告以吃人的事情以期取得突破性的汇报成效时，蒋介石矢口否认说人吃人的事在中国绝不会发生。白修德说自己看见狗在路边吃人，蒋介石也说不可能。白修德就把一直等候在隔壁接待室的福尔曼叫进来，“他的照片清晰地显示了狗在扒出来的死尸旁馋涎欲滴的情景。这个最高统帅的脚踝开始轻轻地痉挛起来，是一种神经质的颤动。他问这幅照片是在何处拍摄的。我们告诉了他。他掏出他的小印戳，拿起毛笔，记下笔录。他询问官员们的名字，还想要更多的名字，要我们为他提供一份详尽报告，不要把人的名字遗漏了。就像他本人陈述一项声明似的，他只是无精打采地说他已告诉军队为人民节约粮食了。他还向我们道谢，并夸奖我说‘比我派出去的任何一个调查员’都能干。从我领进去到被领出来只有20分钟的时间”[116]《温故一九四二》分析了蒋介石对白修德厌恶之情背后的含义：“白修德把这理解成蒋的不愿相信，这说明白修德与中国文人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没有站在同一层次上对话。他们把蒋理解得肤浅得多。蒋怎么会不相信呢？蒋肯定比白更早更详细地知道河南灾区的情况，无非，这并不是他手头的重要事情……好比一个大鹏，看蓬间雀在那里折腾，而且真把自己折腾进去，扯到一堆垛草和乱麻之中时的心情。他不知为什么这么多双不同形状、不同肤色的手，都要插到这狗屎堆里。这才是他脸上所露出的厌恶表情的真正含义。这含义是白修德所不理解的，一直误会了五十年。”[117]在接见白修德之后，蒋介石也确实履行了诺言，开始从陕西调运粮食到河南进行赈灾。白修德东奔西走、上下游说总算没有白费力气，起码推动国民党政府开始正视灾情并展开了初步的救灾行动。
除了这两家有名的媒体报道了河南灾荒的消息引起轰动外，其实在当时报道河南灾荒的还有一些报纸，如洛阳的《阵中日报》和《河洛日报》《河南民报》等，其中一家不太知名的民营小报《前锋报》最为著名。《前锋报》1942年元旦创刊于南阳，社长李静之，总编辑孙良田，经理王示范等。“前锋”二字来源于孙中山先生的“咨尔多士，为民前锋”一语，报头题字是从岳飞的《请停止班师表奏》草帖上集下来的，以“仗义执言，为民前锋”为办报宗旨，素有“小公报”“河南的《大公报》”之美誉。《前锋报》陆续刊发了李蕤（另一笔名“流萤”，原名赵悔深）关于河南灾荒的十多篇系列报道，并附发了七十多篇社评和时论对救灾献言献策。
1942年冬，李蕤因为有事外出去西安，旅途中耳闻目睹了大批灾民逃难到西安的惨剧，就情不自禁地写了一篇题为《无尽长的死亡线》的通讯投稿到《前锋报》，为灾民呼吁。《前锋报》于1943年2月19日和20日连续登载了这篇报道，拉开了报道河南灾荒的序幕。“陇海铁路，在灾民的心目中，好像是释迦牟尼的救生船。他们梦想着只要一登上火车，便会被这条神龙驮出灾荒的大口，到安乐的地带。从八月份起，我便看到这些破破烂烂的人群，在开车之前，冲锋似的爬到火车的顶盖上。头顶上炎炎烈日张着火伞，脚下是烙人皮肉的炙热的镔铁，人们肩挨肩地在一起堆砌着，四周乱七八糟地堆满他们所有的财产：土车、破筐、席片，以及皮包骨的孩子。”[118]社长李静之非常欣赏李蕤的文学才华与热情，亲自写信委派他为《前锋报》的特派记者，希望他能沿着陇海线到灾情最严重的地区采访，继续写些披露灾情的报道。李蕤不顾个人的安危，毅然接受了《前锋报》的聘任，一个人骑辆旧自行车就踏上了奔赴灾区的采访旅程。从1943年3月25日至4月2日，他赶赴灾情严重的偃师、巩县（今巩义市）、汜水、广武、郑州等地进行实地采访，连续写下了《喑哑的呼声》《走出灾民的“大聚口”》《风沙七十里》《从巩县到汜水》《惊人的“古董集”》《雨天绝粮记》《“死角”的弦上》《友情的巨手》《灾村风景线》等多篇灾区通讯，以“流萤”的笔名在《前锋报》上陆续发表。这些通讯以行云流水的笔触详述了他在灾区的所见所闻，对灾情进行了深入细腻的描摹，读之令人悚然心动。比如，在《雨天绝粮记》里记者怀着沉痛的心情写道：“虽然已经到了暮春三月，但乡村的萧条冷落，却如同秋天。从这村到那村，几里地逢不到一个行人，一进村落，立即映上眼帘的是剥光皮的榆树。村里没有鸡啼、没有犬吠，广场上也再看不见一个牛羊牲畜。大门上，一家、两家、三家……家家挂着锁，有的用土坯封住，也有些敞开的，但大半连门也没有，因为里面没有一点怕人偷的东西，所以把门也劈劈当柴卖掉了。”[119]1943年5月，《前锋报》将流萤的这9篇通讯连同之前写的《无尽长的死亡线》结集成册以《豫灾剪影》的名字出版，由李静之作序。此书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有的学校教师，把其中的单篇选为国文教材，在课堂上为学生讲授；有的青年因受其影响走上新闻战线”。除此以外，李蕤还写了揭发国民党贪污腐败的《粮仓里的骨山——汝南灾情与大贪污案》，这是他5月初回汝南老家奔丧期间根据旅途见闻而写成的，连载于5月15日和16日的《前锋报》上。“这些麦，都是他们私自以大斗大升剥来的，这，国家没有多得到一粒，人民却是额外负担。这五万九千斤粮食，谁也不敢保证，在新堤的土里躺着的没有它们的主人！”[120]读来让人悲愤不已。
在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下，河南几百万人民的生死存亡几乎成为新闻媒体的盲区。如果没有《大公报》《时代》周刊和《前锋报》的报道，河南三百万灾民的亡灵就将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历史的缝隙里，根本无处打捞，三家媒体也为此引来了不同的命运遭际。
《大公报》遭到停刊三天的处罚，主编王芸生也被蒋介石取消赴美的行程。记者张高峰被国民党当局视为“危险分子”加以迫害，在其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在河南就遭到四次逮捕，身心交瘁，但总算侥幸，屡屡得以脱险。其实《大公报》上《豫灾实录》的报道并没有夸大或虚报灾情，国民党政府也并不是不知道这一点。一些高级官员早在1942年就已知晓了灾情，如何应钦在致许世英的信中谈及此次旱灾：“顷接洛阳曾总司令万钟午养（7月22日）电称：窃维河南素称农产丰稔之区，乃今岁入春以还，雨水失调，春麦收成仅及二三成，人民已成灾黎之象。近复旱魃为虐，数月未雨，烈日炎炎，千里赤地，禾苗既悉枯槁，树木亦多凋残，行见秋收颗粒无望，灾情严重，系数年所未有，尤以豫西各县为最。人民生活不堪其苦，相率逃灾。”[121]关键是主编王芸生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的尖锐言辞刺痛了国民党政府，社论不留情面地指责重庆阔人奢华的生活，而河南三千万同胞深陷灾荒，时刻面临着饥馑死亡还要缴粮纳税，《石壕吏》所写情景“竟依稀见之于今天的事实”。“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其实重庆豪贵的骄奢淫逸比王芸生所说的有过之而无不及，有知情者回忆：“凌勉三那时是重庆大同银行的经理，一日他从香港乘飞机回重庆，起飞前中央信托局托他带给孔样熙一个洋铁桶，到重庆下机后，接洋铁桶的人才告他说，桶里装的是活螃蟹。”[122]当《大公报》被停刊三日，王芸生向陈布雷询问究竟，陈私下对王说：“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李主席（培基，河南省政府主席）的报灾电，说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地’，‘嗷嗷待哺’等等，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免。”为此，刘震云在《温故一九四二》里写道：“蒋绝不是不相信，而是他手头还有比这重大得多的国际国内政治问题。他不愿让三千万灾民这样一件小事去影响他的头脑。三千万灾民不会影响他的统治，而重大问题的任何一个细枝末节处理不当，他都可能地位不稳甚至下台；轻重缓急，他心中自由掂量，绝不是我们这些书生和草民所能理解的。”[123]当时摆在蒋介石面前的这些重大问题是：第一，中国的同盟国地位问题；第二，对日战争问题；第三，国民党内部、国民政府内部各派系的斗争；第四，他与史迪威的战略分歧和个人矛盾。为此，小说总结了《大公报》事件的性质，“王、蒋之间，双方在不同层次、不同水平、不同想法之下，打了一场外人看来还很热闹、令人很义愤其实非常好笑和不得要领的交手仗”[124]
蒋介石可以对国内的《大公报》打板子，却奈何不了美国的《时代》周刊。《时代》周刊曾经大量报道蒋介石政府抗战的消息，被重庆政府视为“知己”，蒋介石在1941年5月还亲自举行盛宴招待《时代》的老板卢斯及其夫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令蒋介石措手不及的恰恰是《时代》周刊登载了白修德披露河南灾情的消息，让蒋介石国民党政权颜面扫地，在国际舆论面前抬不起头来。其实在此之前，白修德于1942年10月26日便在《时代》周刊上发表过一篇关于河南大灾荒的新闻，名字叫《十万火急大逃亡》，可惜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为什么另一篇写灾荒的《等待收成》却引起了迥然不同的反响？关键在于机遇，这篇文章发表于1943年3月22日，其时适逢宋美龄访美。蒋介石为了解决中美间的争端，争取美国政府对华更多的援助，希望借助宋美龄的才华与魅力去征服美国民众，开展了一次夫人外交。1942年11月26日—1943年6月27日，宋美龄以私人身份出访美国。宋美龄为了使命，来往奔波于美国各大城市进行巡回演讲，广泛宣传中国英勇抗战的情况，阐述中国抗战遇到的巨大困难，激起了美国朝野的巨大同情与关注。《时代》周刊曾将宋美龄选为封面人物，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勃尔姆说：“蒋夫人之演讲，不独感召美国当代人民，且感及后世。”[125]众议院议员罗斯夫人也称赞说：“蒋夫人态度颇为自重，虽明知中国有权要求美国援助，但不明言之。且对美国过去失道处，不明加指责，亦极为有礼。”[126]当美国人倾倒于宋美龄仪态万方的演说时，白修德的负面报道无疑给了蒋介石政权一记耳光。这就难怪宋美龄大为恼火，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发表演讲否认中国发生饥荒，以致失态做出不体面的过分之举。《温故一九四二》里不无揶揄地写道：“当她看到这篇英文报道后，十分恼火；也是一时心急疏忽，竟在美国用起了中国的办法，要求《时代》周刊的发行人亨利·卢斯把白修德解职。当然，她的这种中国式的要求，理所当然地被亨利·卢斯拒绝了。那里毕竟是个新闻自由的国度啊。”[127]蒋介石自然无权处置《时代》周刊，白修德虽然没有被解聘，但洛阳电报局人员的厄运却随之降临——人头落地，因为他无视规定，没有将白修德的稿子送到重庆检查后再发往国外，而是通过成都的商业电信系统直接发往了纽约。白修德猜想可能是电报员的良心驱使或是系统发生故障，河南饿死人的惨剧才得以在美国披露。但毕竟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白修德在采访中还是受到了限制，不可能尽享新闻采访的自由。比如，有一群灾民拿着一叠请愿书找到白修德，恳求他带到重庆去，要求政府体恤民情，停止征税，请愿书当即就被一个驻军司令官在旅店里给强行收缴了，不然的话白修德就会被扔到黑夜中的荒郊野外。当白修德到河南新郑采访灾情时，没过多久就被重庆中宣部长董显光派员截回，请他到“新赣南”采访。当时蒋经国在赣州做专员，办有《正气日报》，宣传蒋的“人人有饭吃”“人人有房住”“人人有工作”“人人有书读”等口号，宣扬“爱”“美”“笑”等人生哲学，被誉为“新中国的雏形”[128]其实际原因是宋美龄从美国打电报回来，让人设法阻止白修德继续在灾区采访。但白修德毕竟把蒙在河南灾荒上的这层纸给捅破了，并且迫使蒋介石做出了救灾的姿态。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在对比《大公报》和《时代》周刊灾情报道时这样写道：“我与我故乡的三千万灾民，并不对张高峰的报道与王芸生的社评与呼喊表示任何感谢。因为他们这种呼喊并不起任何作用；惹怒委员长，甚至还起反面作用。我们可以抛开他们，我们应该感谢的是洋人，是那个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他在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代的大灾荒中，真给我们这些穷人帮了忙。”[129]从新闻报道所引发的实际效果来看的确如此。
相比较而言，《前锋报》就要幸运得多，没有这么多波折与磨难。《前锋报》的报道言辞并不比《大公报》和《时代》要温和，甚至有时更尖锐，并且连续发表了七十余篇关于灾荒的社评，对河南灾情及其救济献言献策。1942年7月，当灾象初呈时，《前锋报》就发出“灾象已成，迅谋救济”的示警信号，然后随着灾情的不断扩大，又及时地提出很多富有实效的建议，包括多种蔬菜、扶植土布、以工代赈、限制高利贷、救助难童。《前锋报》一开始对国民政府的救灾满怀期冀，随着现实的不断恶化，逐渐认清了政府当局不顾人民死活的反动本质，流露出越来越多的失望与愤懑。1943年5月临近新麦登场的关键时刻，救灾刻不容缓，只要度过这一关口，许多老百姓就有存活下去的希望。《前锋报》提出了“放斗余，贷公粮”的吁请，要求各位县长不惧丢官，在没征得上级同意的情况下打开粮仓救济灾民。可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前锋报》能逃过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与迫害，报道了那么多反映灾情并带有民主进步倾向的新闻也真算是个奇迹，其中缘由大概有以下几种：其一，民营小报再加上南阳偏处豫西南一隅，影响有限。《前锋报》当然不如《大公报》的名头响，很容易被当局所忽视。这一点从李蕤的另一个笔名“流萤”的来源可以得到些印证，他说：“在黑暗如漆的旧社会，我们文人手里的一支笔即使是为人民发言，它的力量是多么微弱啊！因此，我写这些报告的时候，署名是‘流萤’——署这个名，一方面为了减少无谓的麻烦，另一方面也表示这些文章并无烛照黑暗现实的力量，只不过是划破黑暗夜空的一缕萤光而已。”[130]作者对自己在《前锋报》上的报道也没抱过高的期望。其二，社长李静之具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和丰富的办报经验。他利用自己曾担任过南阳专员公署秘书长和河南省建设厅主任秘书的有利条件广泛结交朋友，其中不乏国民党高层人物。时任国民党南阳驻军的最高首脑、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就是其中一位，他曾公开表示对《前锋报》的欣赏与支持。其三，地方开明势力的保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镇平彭禹廷、内乡别廷芳等创建的宛西自治政权有自己的组织和自己的武装，政治上与国民党政府貌合神离，有相对的独立性。在这个地区，相对地说，新闻自由的缝隙稍微大一点。”其四，中国共产党对报社的支持与帮助。在南阳的中共地下党员对《前锋报》的办报宗旨、策略等问题提供了很多有益的意见，重庆的《新华日报》以及新四军的《七七报》也都曾写信对《前锋报》进行鼓励与帮助。[131]
同样是名不见经传的洛阳《中原日报》《行都日报》，却因为披露了灾情被罚停刊三日，罪名是“过于渲染灾情之文字，并诋毁政府救灾不力，影响政府威信”。河南省政府机关报《河南民报》转载了《看重庆，念中原》，当天的报纸被勒令追回；《行都日报》违抗命令，只是摘要转载了该文也被勒令停刊三天。各县市报纸中只要有披露灾荒和描写“人吃人”的消息，河南省党部训令各县市党部，令饬各地报社严予禁载，并切实按期审查。[132]尽管《前锋报》的灾情报道也触怒了河南省的新闻检查处，同样被罚停刊三天，但报社拒未执行，结果也安然无恙。《前锋报》能在国民党无所不用其极的新闻封锁中把1942—1943年河南大灾荒的历史书写保留下来，真是一个奇迹与特例。李静之在1943年5月为流萤的《豫灾剪影》写的序言里赞扬了作者生动的文笔，“如果这本小册子尚有一看的价值，我不愿说是因为作者的文笔流利，写得生动，是因为写的是灾情，内容太充实，故事太动人了。当然我也知道，没有作者流利的文笔，决不会将故事写得这么动人。有了真实的内容，再出以流利生动的文笔，才能令人看了文字的记载，比实地看到那些故事更为感动”[133]我想流萤的《豫灾剪影》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其文学价值，其真正的价值是为我们后来人记录并保留了一份关于河南灾荒的珍贵历史，其史料价值远远大于其文学价值。作者自己也谦虚地说过：“这些报告，文字粗糙，也许不配陈列在文学的殿堂里。我写的时候，也完全没有从这方面考虑过，只不过为这次灾荒留下一个粗略的剪影而已。”[134]正如李静之所说的那样，“从前在史书上、古人诗文中看到的形容灾荒惨状的记载，总以为是文人过甚其词，现在竟有事实把不能令人相信的记载壮述都一一为之证实。同时使我们知道河南这次灾情之惨，确是空前。对这惨重的灾情，我们不但呼吁救济，而实地看看，据实择要记载，写成实录，使远方人，后代人借以明了河南灾情的实相，并替国家保留几片段史料，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135]的确，如果没有其他具体的历史材料作为佐证，我们今天面对《豫灾剪影》里那些具体形象的报道，也几乎不敢相信这是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也还以为是文人的“过甚其词”，是作者的一种文学想象与虚构。虽然李蕤自谦每次在填写成果时往往对早期的《豫灾剪影》弃之不论，但《前锋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及为民请命的勇气就是在今天读来，也仍然让人肃然起敬。如果没有《前锋报》长期翔实而生动的跟踪报道，河南灾荒的真相就有可能被长期遮蔽，沉甸甸的河南人民血泪史在后人的书写中只能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三）三种政权，三种救灾模式
刘震云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里提到在大灾荒中正是日本人救了河南人民的命，河南人民帮助日本人收缴了国民党部队的枪械。“日本为什么用六万军队，就可以一举歼灭三十万中国军队？在于他们发放军粮，依靠了民众。民众是广大而存在的。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春，我们就是帮助了日本侵略者。汉奸乎？人民乎？”[136]事实并非如此，但也事出有因，国民党的失败确实与其对待河南灾民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但如果说河南人民收缴国民党武器就是帮日本人，就是汉奸，就有点歪曲历史真相了，这一反抗国民党压迫的史实从戏剧《桐柏民变》中也能看出点因由。其实在灾荒中真正关心民命体恤灾情的并不是日本人，而是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政府，他们身体力行地去救灾，并取得了突出成效。面对巨大的灾荒，国民党政府、日伪政权、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做出了不同的反应，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救灾模式，形成了迥然不同的救灾效果。
1.国统区国民党政权的救灾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从上到下一开始就对灾情漠不关心，不愿听灾、救灾。早在1941年河南就已经呈现灾象，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却好大喜功，不察民情。他不但隐瞒灾情，还拼命地征粮，按额完成了当年的征粮任务，受到嘉奖。河南各地方政府也曾向省政府报灾，而省府对此充耳不闻。当1941年灾荒刚发生时，遭灾的扶沟、许昌等县曾向省府报灾，省政当局以麦苗茁壮（实际秀而不实），“误认各县系避免多出军粮，故意谎报灾情，公文往返，拖延勘查，不肯据实转报中央”[137]结果坐视灾情恶化。1942年，二麦歉收之后，秋收又告绝望，李培基还是向中央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138]李培基等不但自己隐瞒灾情避不上报，还压服地方不让报以实情。“灾后，许昌县府行文上报该县饿死人数为五万余人，当时被认为是已经缩小的数字，但文到省府后，省府认为所报太多，予以驳斥，令再重报。”[139]由于河南省当局隐匿、虚报灾情，国民党中央政府按照上报数字给河南摊派军粮。为了征齐军粮，各县都派员催逼，可田里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粮食，好多农民只能卖掉一切能卖的东西来交粮，弄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下面是许昌县征粮的具体情景：“当时的许昌县长是河南省内乡县的王恒武，他预报当年许昌的农收为八成，不料旱、蝗连续成灾，不仅只许昌一县，从郑县沿平汉线到许昌附近的各县，麦的收成大都是一成许，秋收则还不到一成，拥有数百亩地的富农还能够有些可吃的东西，贫户人家就不免要饿肚子了。这还是灾况初形成时候的较好现象。王恒武为了做官，不敢实报灾况，只是狠着心按预报的八成数字催农人缴粮，缴不够的派地方自卫团的团勇挨户坐催。所说的坐催，就是住到欠缴实物的农民家里，吃着农民的，要着农民的，农民宁可自己没有吃饭也不能不先打发催粮的人走，于是乎卖衣物，卖牛马，卖耕具，卖掉一切可卖的东西来购粮缴粮。”[140]这无疑是雪上加霜，在灾民口里夺食。蒋介石对灾情也是漠然视之。1942年8月，河南省灾情调查委员会鉴于灾情日趋严重，公推了三个代表到重庆报灾请赈。蒋介石“不惟拒见他们，还进一步禁止他们在重庆公开活动，宣传灾情”[141]蒋介石还对灾情实行严密的新闻封锁，从其对待《大公报》、白修德的态度可见一斑。2月4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为了掩盖国民政府不恤民命、救灾不力的真相，刊登了一篇文章来反驳《大公报》，认为“河南人民所受之苦痛”是“天降大任之试验”，而“中国正是—个天将降大任的国家”，应该像孟子所说的那样，要“经受种种（天）之磨炼，增益其所不能”。[142]古代发生灾荒即所谓的“天象示警”之际，皇帝大臣还要反躬自省，而国民党政府却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真是千古奇文。“一夫独唱，万众齐喑，千百万个中原同胞在临近死亡之时，这呐喊几声的权利也被剥夺了。”[143]
随着灾情的恶化及媒体的曝光，在社会舆论压力下，国民党也不得不做出一些相应的救灾姿态。国民政府委派中央监察委员张继、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张厉生到河南勘查灾情，宣慰灾民。二张于10月18日晚抵达洛阳，河南人民一开始就把二张看成是重庆派来的救世主，蒋鼎文、李培基等军政大小官员及各界代表两千余人到车站欢迎，闻讯赶来的灾民也云集车站，夹道欢呼。二张抚慰了灾民代表，晚上还接见了绅士代表，并向他们详细询问了灾情，转达了中央对豫灾的关切及愧意。但10月22日，张厉生在洛阳会议上说：“河南固然遇到了灾，但是军粮既不能减，更不能免，必须完成任务。虽有灾应救，但不能混为一谈；同时也不应对灾荒夸大其词，过分宣传，以免影响抗战士气。”[144]他还表示，他受党和领袖的栽培及多次提拔才有今天，他一定实事求是，忠于党，忠于领袖。他的一席话让河南人民又陷入冰冷的深渊，原来二张勘灾是幌子，其真实的意图是来为中央催粮。在查灾的路上看见灾民在扒食树皮，张厉生却诬蔑说是地方上故意做样子给他们看的。所以张继眼中的河南灾情就平淡得多，“豫省虽亢旱成灾，但各地情形尚称良好，至灾区善后问题，中央及邻省均在办理中，本年豫省冬耕业已竣事，耕地较去岁增加甚多，如雷雨及时，则豫省明夏丰收已可预卜”[145]
国民党政府并不是没有能力赈灾，而是不愿意切实地去实行。国民党军政人员生活并不贫困，“孔祥熙以行政院长身份盛宴招待一个英国访华团，在宴席上，他夸耀着说，中国地大物博，抗战数年还是鸡鸭鱼肉．山珍海味，要吃什么，就有什么。不像英国那样，战时每人每周只能配给一个鸡蛋。孔祥熙哪里知道河南灾民在数千里外受的是怎样可怕的灾难？”[146]郑州的军政要员设宴招待记者白修德，让他品尝富有河南风味的莲子羹、辣子鸡、豆腐煎鱼，还有炸春卷、热馒头、栗子炖牛肉，外加两道汤和洒满了白糖的馅儿饼，这是白修德“平生吃到的最漂亮、也最不忍吃的一席菜”。这顿饭让白修德越发认清了这次灾荒的原因，得出了灾荒是可以避免的结论。美国人格兰姆·贝克也曾得出相似的结论：“这样—场大灾难可能不完全是人为的；但很明显，如果不是人为因素的话，可能不会死那么多人。”[147]更为滑稽的是，本国的灾荒都自救不暇，还要实行新闻封锁，宋美龄和一些国民党高层人物却成立了一个“印度饥荒救济委员会”去救济印度灾民，标榜虚伪的慈善。格兰姆·贝克对此有过辛辣的嘲讽：“当时中国的河南省也处于饥荒之中，其程度和孟加拉邦同样严重。由于河南地处前线，没有什么外国贵宾前往，重庆国民党就不承认河南发生了饥荒，而且禁止报刊提到此事。当然也不可能有什么‘河南饥荒救济委员会’。我并不怀疑在‘印度饥荒救济委员会’中有一些正人君子，也相信这个委员会能把从重庆募捐到的钱送到加尔各答，拯救不少印度饥民。但问题在于这个委员会是由国民党高级头面人物负责的。他们肯定了解中国的河南发生的事情。这些人做出一副姿态来关心一个外国所遭受的苦难，与此同时，却将本国人民所遭受的苦难的事实严格保密。实际上，正是这些人应该对本国人民所遭受的苦难负相当的责任。”[148]
如果说国民党救灾没有一点成效，那也是无视历史事实的故意歪曲。国民党设立了专门的救灾机构河南省救灾委员会，确定了救灾方针并制定了具体救灾办法。国民党将1942年度河南省征购数额由原来的五百万石减为三百八十万石，后又核减为二百八十万石，以此减轻灾民负担。中央三次拨发急振款，分别是四百万元、一千万元、两千万元；同时还数额不等地发放了多笔工赈贷款，扶持农民打井、凿渠，兴修水利，保护牲畜、筹措种粮，扶植农民进行生产。针对粮食匮乏，河南省实行了开仓贷谷、散放斗余、查放余粮、贷放借麦、办理平粜等举措；针对嗷嗷待哺的灾民，广泛设立粥厂、收容所安置灾民，并做了一些防疫预备工作；同时倡导节食救灾、裁员减政、禁止酿酒，还协助农民捕蝗，从多方面展开救灾工作。“国民政府举办的急赈、工赈、调粟、贷放仓谷斗余、节约、移民、收容、设粥厂、防疫、防洪、捕蝗及救灾善后等工作，正如上文所述，确实起到了积极的救灾作用，使一部分灾民得以生还或移民他乡就食，这是应当给予充分肯定的，也是当时其他任何一种力量所不能也不被允许越俎代庖的。”[149]
但令人痛心的是国民党政府及官员在赈灾救济中贪污、克扣、盗用钱粮等腐败现象层出不穷，酿成了许多政治丑闻。重庆国民政府甚至利用饥荒来发财，侵吞海外捐款。德国人王安娜揭露了一个现象，“海外响应救济机构的号召，捐款救灾，这些钱在法定的金融市场上换成中国货币，但汇率只及黑市兑换价、亦即实际价值的十分之一。这就是说，政府的银行至少吞没了救济金的一半”[150]后来国民政府拨给河南的救济款还没有政府银行通过不正当兑换而得的黑色收入多，而赈灾款往往又被下面官员侵吞挪用。1942年，重庆国民政府贷款一亿二千万元法币给河南，此款交由河南农工银行行长李汉珍与省政府秘书长马国琳经手，办理平粜救灾。李、马联手盗用一部分平粜款，从洛阳贩卖美金公债到重庆做投机生意。直到1943年河南灾情即将解除时，才从外省购来一批发霉的小麦，强以高价配售给各县。[151]1943年3月，重庆中央政府曾拨给河南两亿元救济款（实际只有八千万元钱），但即使是这点钱也没发挥多少作用，“当地官员把这笔钱存入银行，让它生息增值；同时又为怎样最有效地使用这笔钱而争吵不休。在一些地区，救济款分配给闹饥荒的村庄，地方官员还要从中扣除农民所欠的税款，农民实际能得甚少”[152]白修德发现这些赈灾款都是面值100元的大钞，需在银行兑成小票才能在市场流通，而“一张100元的大票只能兑换回83元的小票——1元的，5元的和10元的”[153]银行便从中侵吞了大量救济款。赈灾中，贪污盗用救济款和赈灾物资的现象比比皆是。河南省灾情调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汝泮，贪污200万元救济款，回许昌老家买了500亩地。后来，国民党中央派梁实秋来鲁山追查此事，结果不了了之。[154]汝南县十九店仓库主任付伯明，把平时积蓄有待荒年放赈的积谷一千五百余石小麦信手挥霍，盗用一空。汝南县田赋管理处科长李东光，私自将公仓小麦盗卖五万九千斤。“‘人民馨其所有，贡献国家’，那是应该的。为了抗战建国大业的完成，他们什么话都没有说。但是，贪官却戴着国家的帽子，利用政府交给他的职权，在人民的沉重负担外更剔尽他们的骨缝，把千万人的脂膏都吞进他一二人的肚子，这是如何可怕的事！”[155]
《温故一九四二》较为客观地概括了国民党政权的救灾情形：“这就是一九四三年在蒋介石先生领导下的救灾运动。如果用总结性的话说，这是一场闹剧，一场只起宣传作用或者只是做给世界看做给大家看做给洋人和洋人政府看的一出闹剧。委员长下令救灾，但并无救灾之心，他心里仍在考虑世界和国家大事，各种政治势力的平衡。这是出演闹剧的症结。闹剧中的角色林林总总，闹剧的承受者仍是我们灾民。”[156]
1942—1943年灾荒中，国民党忽视民命、救灾不力埋下了其统治的潜在危机，其后果不久就显露出来。1944年春夏之交，由于失去民众的支持，国民党军队在中原会战中遭到了空前的惨败，日军以微弱的兵力就打垮了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占领了豫中三十多个县城。尤其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豫西的老百姓还到处截击溃败的士兵，缴获他们的枪械、大炮和电台，甚至枪杀部队官兵，给国民党军队造成重创。《温故一九四二》写道：“连续几个月以来，他们在灾荒和军队残忍的敲诈和勒索之下，忍着痛苦的折磨。现在，他们不再忍受了。他们用猎枪、大刀和铁耙把自己武装起来。开始时他们只是缴单个士兵的武器，最后发展到整连整连地解除军队的武装。”[157]
1945年《大众报》刊登的现代十场京剧《桐柏民变》便反映了这段历史。《桐柏民变》讲述了中央军28师师长赵东威坐镇中原，不顾洪水造成的灾荒，在许多老百姓都饿死的情况下还逼粮催款，残酷杀害了要求减缓捐税的陈万年及家中无粮交款的刘有德等农民，但他一听说日本人来了，便吓昏过去，弃城而逃。逃跑的路途中，士兵周德胜抢夺难民的包袱，另一个士兵李登高打死难民张大娘，抢走其女儿小梅。农村士绅李伯年痛恨中央军不打鬼子却欺压百姓，就与另外的两个士绅魏德福、孙成双商量，决定联合起来拿起土枪大刀和中央军拼命。他们拿着这些原始的武器缴了中央军的械，号召用这些武器去打日本鬼子。赵东威得知其部队被缴枪异常愤怒，命令副官赵振平派兵血洗桐柏山。赵振平抓获了三千六百多名群众请师长赵东威处置。赵东威命令机枪手开枪扫射，有的士兵不愿枪杀老百姓，推说手指负伤无法开枪，结果被赵东威下令砍了头。其他机枪手便向群众开枪扫射，顿时血流成河。中央军的暴行激起了老百姓极大的义愤，大家推举李伯年当头领与中央军进行斗争。李伯年因年纪较大，便让孙成双来领导。孙成双与附近几个村庄的群众联起手来，并决定一齐动手向中央军发难。他们包围了28师，收缴了中央军的枪械，用乱刀砍死了师长赵东威。孙成双消灭28师后扩大队伍，准备把日本鬼子赶出河南、赶出中国，得到了群众的热烈响应。[158]
据《河南抗战史略》记载：“一九四四年河南战役爆发后，国民党军队畏敌如虎，一触即溃，逃至豫西伏牛山区，杀人放火，抢劫民财。豫西民众在求生不得的情况下，纷纷揭竿而起，围攻祸国殃民的国民党军队，收缴其枪支弹药……一向暴戾恣睢的屠夫汤恩伯唯恐被激怒的民众活捉，吓得化妆成伙夫只身潜逃……汤恩伯的嫡系第十三军，民愤最大，不管到哪里，民众认出来就打。后来十三军的官兵每到一地就诈称是第八十五军。民众一想，‘八五一十三’（即八加五等十三），还是这帮坏蛋，仍旧围打不放。就这样，十三军残部被群众打得无处藏身。”[159]为什么河南人民对汤恩伯的部队民愤那么大，这与其在河南灾荒期间的暴戾恣睢有关。汤恩伯的嫡系部队十三军形如土匪，纪律败坏，横行乡里，连“农民喂养的猪、羊、鸡、鸭亦无不尽量搜刮。尤其可恶的是捕人一只鸡，还要勒索二十个鸡蛋”[160]其部队到处抓人当兵，“入伍时几十个人绑在一起，把新兵当作犯人看待。路上倒也没什么，但大小便必须同时，非常不便。夜晚宿营，才准解开。有逃跑的，抓回来就是枪毙，如果能给带兵的行些贿（三五十元不等），就暗中释放，沿途他们再抓人补上”[161]这样强征来的兵又怎么会为其卖命，怎么不闻战而逃呢？
尤其是汤恩伯灾荒期间所做的几大“德政”真是害民不浅。第一件是在灾情极端严重时候，他在叶县兴办“边区学校”收容战区流亡学生。他把叶县的古迹寺庙拆除净尽，用其砖瓦建造校舍，木材由周边各县按照规定尺寸无偿捐送。各县木材奇缺，筹办不易，即使勉强凑足额数送到叶县，还要对接收人员送礼行贿，否则即使所选木材合乎规格也百般刁难不予验收，强迫再送好的木料来。这样三番两次来往换送，逼得老百姓人病畜亡，有冤无处申。就是这样一个耗工巨大的边区学院成立不久，汤恩伯在日本人攻来之际竟率众不战而逃，“边区学院”也寿终正寝。第二件是他为个人行车方便，强征民工翻修洛阳到叶县的公路。其实原有的石子路面虽有些破损，但汽车依然可以行驶，不过开快车时有点颠簸。当时通过这条路的客车每天对开也不过就三四辆，军车也不多，且不经常行驶，普通军运都靠牛车。汤恩伯由于经常通过此路，在灾情奇重、哀鸿遍野之时，竟大动干戈翻修这条公路，强迫民工义务劳动。沿线布满爪牙借监工之名，行敲诈之实。某一路段完工后如不对监工送礼行贿，就不给开竣工证明，民工只得长期驻守不敢撤离，沿路民工恨之入骨却敢怒而不敢言。第三件是“以工代赈”，大修黄河。1943年春正是灾情发展到顶点人民大批死亡之际，汤恩伯害怕敌军渡河进犯，强征远近各县民工数万人大修黄河。（当时张仲鲁曾在鲁山问黄委会主任张含英这项工程的效用，他答效用不大）。人民在此生死存亡关头，救死已属不暇，哪有余力去修黄河。老百姓明明知道汤恩伯翻云覆雨，以工代赈只不过是骗人圈套，但是迫于他的淫威，谁也不敢违抗。民工被迫赶赴工地，很多倒毙在半途而无人过问。那些到达工地者也多因瘦弱无力、口粮不给，倒毙河沿每日都有多起。结果是工程并未做好，而死亡者不计其数。“这样的兴师动众而无功，在汤恩伯只是司空见惯，无足为奇，而在老百姓所受痛苦，则是千秋万载永世不忘！”[162]
除此四大劳民伤财的“德政”以外，汤恩伯还开办了孤儿院。小说《温故一九四二》里写道：“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政府官员都这么黑心烂肺，看着人民死亡还在盘剥人民。也有良心发现，想为人民办些好事或者想为自己树碑立传的人。……仁慈心肠的汤恩伯将军就在这时站了出来，步洋人的后尘，学洋人的样子，开办了一个孤儿院，用来收留洋人收剩余的孤儿。这是好事。汤将军是好人。”[163]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孤儿院呢？作者也感到疑惑，我们可以借助美国记者白修德的报道来了解一下，“在我的记忆中，中央政府汤恩伯将军办的孤儿院是一个臭气熏天的地方。连陪同我们参观的军官也受不了这种恶臭，只好抱歉地掏出手绢捂住鼻子，请原谅。孤儿院所收容的都是被丢弃的婴儿，四个一起放在摇篮里。放不进摇篮的干脆就放在稻草上。我记不得他们吃些什么了。但是他们身上散发着呕吐出来的污物和屎尿的臭气。孩子死了，就抬出去埋掉”[164]这样的孤儿院的实际救助效果可想而知，说不清到底是救了孤儿还是害了孤儿。刘震云在其小说里议论道：“就是这样，我们仍说汤将军好。因为汤将军已是许多政府官员和将军中最好的了。就是这样的孤儿院，也比没有孤儿院要好哇。”[165]汤恩伯在河南一手遮天，别人如何敢说他的坏话。国民参政员郭仲隗在重庆开会时，弹劾了汤恩伯祸国殃民、不战溃逃的罪行，汤恩伯便派人对郭下毒手，“翌年春，仲隗从重庆回豫，途经汤部王仲廉驻防之陕南龙驹寨时，汤曾派人刺杀仲隗，幸被发现，未遭毒手”[166]
戏剧《桐柏民变》是在真实的历史发生一年后就写出的，可以说是较为翔实地用文学的方式展现了那段历史，驳斥了河南人民反抗国民党军队残暴统治就是汉奸的不实之词。我们可以再拿史书里的记载来印证一下，即可明白什么叫官逼民反了。1942年，国民党在桐柏山区设立“豫鄂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目的是防止共产党在那里建立抗日根据地，总指挥是何海章。他为了建造军房派民工到很远的地方去采伐木材，冬天又派民工到几百里外的地方去烧炭，运回指挥部取暖。他所征派的木材、木炭往往超过实际需要的很多倍，多余的就转化成了他私人的财产。副官何堃养了一百多只鸭子，每天都要老百姓无偿地送四五担粪蛆作为喂鸭子的饲料，少了就要被打骂。“当地的妇女也经常被征去指挥部缝军衣做布鞋，有人请求拿回家去做，或早去晚归，好照顾家务和小孩，也不得允许，一去就是十天半月，才得回家。其中稍有姿色的，遭奸污回家后，心怀羞愤，甚至有自杀的。”[167]1944年7月21日，在小学教师王川的组织下，当地七千余农民进攻总指挥部，活捉了总指挥何章海，当场处决了作恶多端的何堃等十多名官兵。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听信了逃脱的何章海的诬告，认为农民是受共产党鼓惑煽动聚众作乱，立即命令第六十九军第二十八师前往镇压。“第二十八师在桐柏山区大肆屠杀民众。天河口一带，凡在十岁以上的男女，均不能幸免，被杀害的民众达五千余人。被烧、被抢的人家不计其数。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制造的镇压民众的最大惨案。”[168]随后，就如同戏剧《桐柏民变》写的那样，国民党军队的血腥屠杀并没有吓倒人民。他们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反抗斗争，几万民众团结起来将国民党第二十八师全部缴械，并杀死该师师长。他们并没有把缴获的枪械拱手送给日本人，而是以“反对军队勒派壮丁，反对不抗日的军队”为号召，组织起了豫南农民救国军，活动于四望山、吴家大店、汪溪店、天河口、应家店一带，开展抗日救国、保境安民的斗争。
2.沦陷区日伪政权的救灾
刘震云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所津津乐道的就是日本人在灾荒中如何救了河南人的命。那么，让我们具体来看看日本人究竟是怎样救灾的。
1942年入夏以来，沦陷区也遭遇了严重的旱灾，太康、陈留、开封、通许、鹿邑等沿黄各县由于长期干旱，又添蝗灾，庄稼禾苗尽被蝗蝻所噬。1943年春，各地纷纷出现饥荒景象，到6月份，豫东、豫北各地又遭蝗灾，同时，黄水泛滥，太康、通许、杞县、柘城、中牟、开封、鹿邑、淮阳等县均遭水灾，黄水淹没了大量的土地村庄。旱灾、蝗灾、水灾接踵袭来，给农业生产带来了极大的破坏，沦陷区的粮食供应愈来愈紧张。据《解放日报》的报道：“据豫北敌占区来人谈，豫北敌占区今夏旱灾严重，赤地千里，大部土地均没有种上。玉米有的不曾出土，就已干死，豆子颗粒未收，谷子每亩最高收成量是三升多，坏的不过一升。某村一家富户，有一顷多谷地仅收九斗。从10月5日（农历八月二十八日）起，小米每斗已涨到百三十元到百四十五元，玉米每斗九十八元到百零六元。米珠薪桂，已使一般中等人家，无法过活，贫苦之家，则成千上万，流离失所，鬻儿卖女的事情，现亦不断在各地发现。……现汲县、浚县等地灾民，已大批逃入我太岳区根据地沁县、安泽、沁源一带开荒山做短工过活。”[169]在此情况下，日伪政权也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救济措施。日伪当时在河南设立了伪河南省赈济委员会，后来设立了豫北道、豫东道急赈委员会，下属各县也都有相应的救灾委员会。
日伪的救济工作，早在1942年秋旱象初显时就开始了，主要是由省府带头祈雨，引得各地争相效仿，导演了一场轰动的，但却是自欺欺人的闹剧。1942年7月26日至28日，河南省伪省长陈静斋发动了一场祈雨运动，要求每天早晨从7点到10点，佛、道、耶、回及其他各宗教团体在各自所在地建祈雨坛所，诵经祈祷；市公署令各屠宰场在祈雨期内禁屠三天，并布告商民；在祈雨期内每街要设置水缸，缸内插柳或在各家门上贴上“沛然下雨”的标语。[170]陈静斋除了率属虔诚祈雨外，“并派员前往邯郸，迎请祈雨铁牌”，结果歪打正着，真的下起了雨，于是《新河南日报》便大肆鼓吹认为是“至诚感召，各县及本市均降甘霖”[171]1943年8月3日，伪省长田文炳为了“效成汤桑林祷雨之迹，发起祈雨运动，以冀上下虔诚感格穹苍”，命令直属各机关所属职员从8月3日到5日在各自衙署祈祷求雨。田文炳于8月3日午前10时率省署全体职员在大礼堂前祈雨，全体人员排队肃立举行了虔诚的祈雨仪式。田文炳宣读祷词，其内容是河南久旱不雨酿成灾象，自己忝司省政，尤为失德，对天忏悔祈求上天保佑。全体人员屈膝低头，默祷十分钟，祈雨仪式便告礼成。[172]说来也巧，8月3日祈雨，8月4日就开始下雨。于是，日伪媒体便大肆宣扬其救灾政绩，“田文炳省长，深为关怀民瘼，爰发起祈雨运动，于前日三日午前十时，率领全署职员，虔诚祈雨，果于昨日午后三时余，凉风四起，阴云密布，刹间即豪雨如注，炎热之气为之顿消，此真所谓上感苍穹，至诚格天也。尤其一般农民，在大旱如望云霓之下，骤获甘霖，秋禾不无润苏，故莫不欣喜雀跃，感念田氏不止云”[173]在省府的倡导与示范下，各地方政府也群起效尤。据报纸文献统计，伪署所辖的济源、浚县、汤阴、临漳、商丘、夏邑、永城、滑县等都发起了规模大小不等的祈雨活动，形成了两个高潮，一个集中在1943年4月25日左右，另一个则在8月初。令人惊异的是，这两轮祈雨活动真有如神助，上天好像真是受了感动，于是普降甘霖。商丘慈佛社还特意为此演戏酬神，其间发生了“龙王”现身之事，更增加了求雨的奇异性。他们准备9月18日演戏，择定于17日迎神，还真迎来了“龙王”——一条金色的蛇。“于十七日清晨在社门之前，发现‘金色蛇’一条，长约尺许，金碧辉煌，全身盘绕，翘首视人颇为自得，曹社长及一般民众，当即虔诚祈祷，如系神灵，即请移驾屋内，该蛇果然全身伸展，在众视之下徐徐入室，登供桌之上，仍盘旋如前状。一时传遍乡里，万民惊奇，均争先恐后，前往观看，途为之塞，盛况空前云。”[174]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日伪政府从上到下在大灾之下不谋救灾良策，反而把祈雨当作一项重要的救灾举措，充分证明日伪政权救灾无能，只能靠祈雨、酬神之类的迷信活动愚弄民众，达到安定民心维护其统治的险恶目的。虽然祈雨活动带来些降雨，但也只是误打误撞。8月份本来就是雨季的多发期，下点雨本也正常，况且这点雨对缓解灾情并不能起多大的作用。
当然，伪河南省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对灾情也不可能束手不管，除了祈雨以外，也开展了急赈放款、设立粥厂、收容难民、防疫、捕蝗等救济活动，同时减免农民的征粮，限制打击高利贷，开展节约募捐等活动。比如，1942年9月，伪省署曾购买一大批荞麦种子，以半价分给淮阳、宁陵、柘城、太康、鹿邑、睢县、开封、陈留、封丘、通许、开封市等地贫苦农户，10月份又下令将这半价也免除，以减轻民众的负担。[175]日伪为了解决灾区民食问题，通过合作社在华北地区广泛推行战时经济体制，即“配给制”。日伪在占领区内建立“公仓”及各级合作社，农民一年辛勤劳动所得全部都要送交公仓，而农民所有的生活用品、食粮等则通过合作社按日定量配给。比如，1943年3月20日，物资对策委员会就曾廉价配给开封市合作社高粱三百五十吨，小米一百吨，绿豆五十吨，高粱每斤一块两毛钱，小米每斤一块三毛钱，绿豆每斤一块二毛五，然后由各合作社分别通知各区保甲长转饬各农户来领取，每人以（高粱、小米、绿豆）合计两斤配给之。[176]这种“配给制”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榨取沦陷区人民的物资，在此“配给制”下，人民的生活水准降低到极限，甚至连牛马都不如，“每日每人仅能领粮六两至十二两，三岁或六岁以下，五十岁或六十岁以上者，均不能得到粮食的配给”。“所有食粮除部分分配给人民以外，其余大批粮食，敌人就无代价地送往平津，或其他地方，供养其士兵或出卖。”[177]食粮如此，至于衣着也好不到哪里。在“配给制”下，棉花已全部被日寇充作军用，人民只能用一种类似芦花的绒类及田豆梗纤维所造的假布来代替，这种布既不暖和，而且着身即破。“配给制”不仅具有榨取战略物资的经济功能，还具有打击游击队、控制沦陷区人民人身自由的政治功能。日伪政权成立后实行了保甲制度，到1940年开始发行良民证，“领不到良民证的人，想离家外出，很难办到”[178]没有良民证也就无法得到粮食配给，更不可能得到救济。而日伪统治者居然还厚颜无耻地宣扬自己的恩惠，笼络民心。1943年5月20日，受日伪所控制的《申报》发表社论说，“这次救济华北灾民成效如何，实会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这一区域灾民的向心，就在谁能拯救之于饥饿之中，谁就是他们所感戴的救星”。其实，日伪“配给制”不但不能救民于水火，反而是一种变相的虐杀。
3.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的救灾
真正能够正视灾情，勇于承担救灾重任并切实取得救灾成效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在河南境内建立了晋冀鲁豫、豫皖苏、豫鄂和豫西四个抗日根据地。其中豫西根据地1944年后才建立，豫皖苏、豫鄂两个抗日根据地在河南所占版图很小，最大的就是晋冀鲁豫根据地，其下设四个行政区，分别是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行政区。其中，太行行政区所包含的河南县份较多，比如，太行区下又分为六个专区，其中五专区的林北、安阳、磁武、涉县，六专区的武安等都属于豫北县份。边区政府所面临的救灾形势和困难要比国统区严峻得多，不仅要抗击天灾，还要时刻对付日伪的“大扫荡”，在一个封锁严密、几与外界隔绝的不利环境中展开了救灾工作。1941年冬到1942年秋，太行区雨雪很少，各地发生旱灾，春秋两季歉收，秋后麦子又未种上，更使灾期延长，灾荒更趋严重化。边区政府相继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救灾上来，成立了各级救灾委员会统一领导救灾工作，分赴各地调查灾情，及时制定有效的救灾对策。政府首先拨粮拨款赈济灾民，并减免公粮，保证“不饿死一个人”，极大地稳定了民心。1942年秋季，太行区一次即减免五、六专区公粮四万五千石，随后两年中，又减免公粮十四万零五百石。1943年，全区的公粮负担总计比上年减少了近1/5，太岳区同期则减少了1/3，冀南区则减少了2/3。太行区总共下发了两千万元贷款用于救灾，赈贷的粮食达三十八万零六百石，如以全区三百万人口计算，平均每人可得一斗三升的粮食，而同期每人每年负担不超过三斗小米，换言之，即两年中人民的负担有21%都用于直接的赈济了。[179]
边区政府有条不紊地展开了一系列救灾举措。
（1）有计划地做好逃荒灾民的安置与移垦工作。在交通要道上设立了许多招待站，每三四十里就有一个，供应过往灾民的住宿、柴火、水，少数则补给一些饭食。确需逃荒的灾民由政府负责开好证明，到达非灾地区后再由当地政府审查登记，然后分配安置到各村，每个非灾县按当地居民数目的3%安插灾民。边区政府发动原有住户“准备欢迎会，物色住地，预备粮食”，“借给家具、耕具，以安灾民迁徙心理”，组织灾民参加各种生产。对落户的灾民，吸收他们参加村中政治、教育、娱乐活动，使其享有与当地村民一样的公民待遇与权利。三月份下了一场雪，太行区拨款三万元外加三百石小米作为资送路费，动员灾民回乡春耕。
（2）以工代赈，兴修水利，组织恢复生产，广泛开展灾民自救工作。根据地的经济收入有限，不可能长期维持单纯消极的救灾方式。为了从根本上救济灾民，边区政府鼓励并帮助灾民实行自救，把救灾与生产结合起来，改变了灾民坐等援助的依赖心理。边区政府以工代赈组织灾民修河筑堤，兴修水利积极预防干旱争取农业增产。太行区为此共发放贷款二百三十五万元，粮食二十万斤。涉县漳南大渠宽5至7尺，堰高8尺，北起温村、南到茨村岗上，全长26里零40丈，开凿此渠共用工115005个，开支款280万元，粮食56000斤，能浇地3320亩。1942年因干旱麦种没能下播，太行区组织农民提前春耕，可有些灾民早已将种子吃完，牲畜、农具也都卖掉了，饿得无法下地劳动。太行区提前发放春种贷款300万元分配灾区，贷给灾民购买种子、农具、牲畜、肥料。另拨救灾贷款10万元，专给一部分极贫困灾民。同时为了让群众吃上饭有力气耕作，又配合春耕发放赈济粮500石，三次贷粮5400石，帮助灾民恢复生产。边区政府党政军还直接参加生产，帮助群众春耕夏收。有的地方由于没有耕牛，部队战士还去帮群众拉犁，当起“光荣的耕牛”。为了粉碎敌人的“大扫荡”，各机关还停止一部分办公时间，连续一周到驻地附近去帮助老百姓送粪下种，师部还特从其他区调来两个团背着粮食前往帮助五、六专区春耕。在党政军民一齐努力奋斗之下，五、六专区的春耕下种工作本来预计七天完成，结果五天即完成，有的甚至三天就完成任务。等到敌人5月“大扫荡”之际，种子已经播种下去了，粉碎了敌人的阴谋破坏。1943年8月4日下了一场雨后，太行区就立刻组织群众对枯死的玉茭、谷子、南瓜等地进行突击改种或补种，要求在十天内突击完成晚熟庄稼及蔬菜的抢种、改种、补种任务，度过灾荒。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分局还特意指令党、政、军、民、学等机关团体尽量减少办公时间，将所余人力、畜力帮助群众突击补种。由于军民团结合作，全区的抢种在10天内胜利完成。据不完全统计，五专区磁武用荞麦种2135斤，补种了1433.3亩；用蔓菁籽5096斤又11两，补种了20384亩；用萝卜籽1044斤又12两，补种了1047亩。涉县共补种菜16803.2亩。全区共补7万多亩。六专区共补种荞麦10893亩，补种菜18972亩，萝卜3451.5亩。五专区全区共收秋菜一亿零一千九百万斤，全区灾民从1943年冬到1944年春，几乎家家都靠吃菜过活。[180]
（3）扶植灾区民众发展纺织、运输、榨油、造纸、煤窑等农村副业和手工业，打破敌人的救济封锁。其中运输和纺织两项成绩尤为突出。边区政府大力扶持太行历史上素有“东人吃西米”、粮价东贵西贱之说，太行分局组织灾民从西线抢购大量粮食运输到东线，从1942年10月到1943年5月底，灾民赚的运输费合小米35000余石，按脚夫每日1斤米计，可解决53000人3个月的食用。不但稳定了粮价，还解决了一部分灾民的粮食问题。太行区还贷花贷粮给农户，组织妇女开展纺织运动。每斤花纺成线发工资米2斤，线织成布发工资米1斤。从林北桑耳村灾民桑汉堂家境变化可以看到纺织生产给他家带来的巨大变化，他家共有4口人，在未组织纺织前讨饭吃；参加纺织后，每天工资的收入除了每人每天吃6两外，还剩半斤。从1943年2月到5月底，他家共纺花120斤，折合成粮食是240斤米，除去吃掉的还结余60斤米，能吃到7月底，一家的灾荒就这样度过了。到1943年9月，太行区仅五、六两专区就有44567个妇女从事纺织，共纺花织布316505斤，获得工资500936斤小米；到1944年4月底，全区有20多万妇女参加纺织，纺织收入共计340万斤小米。纺织生产不仅解决了数十万灾民的粮食危机，还打破了敌人对根据地的封锁，解决边区军民的穿衣问题。一大批农村妇女在劳动中获得了较高的收入，冲击了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妇女在农村中的社会地位。
（4）厉行节约，开展社会互济、互助运动。自灾荒发生后，边区政府号召各界行动起来，节衣缩食以救济灾民，提出了每日节省小米二两、一两、五钱的捐救口号。所有党、政、军领导下的成员都自动地参加了这一运动，时间上少则两个月，多的则达八个月。节约方式很多，有冷食一日，省的柴火费救灾者，有食糠三日拿余米救灾者等。为了进一步节约口粮，边区部队机关还发起采野菜运动，大批采集野菜、树叶作为代食品。1943年秋天，仅太行部队采集的野菜，就在一百万斤以上，太岳部队从1943年后半年到1944年春，节约救灾的小米共达十万零六千七百九十七斤。[181]边区政府对群众也提出了社会节约的要求，反对大吃大喝，劝止迷信摆贡及祭礼，提倡婚丧节俭朴素，在灾荒严重时还下令取缔了大道两旁一些大村庄集镇肉铺和饭铺，禁止卖油条、肉包、羊汤、杂烩等。在节约粮食之外，还发动了捐款运动。如，抗大六分校的五毛钱运动，陆中的一角运动。在募捐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在灾区提倡“急公好义，仗义疏财，富济贫，有济无，亲戚相助，邻里互济”；在非灾区提出“一把米能救活一家人，一斗糠穷不了一家”的口号，开展“一把米”“一升糠”及某些地区的“一个窝窝”的运动。据不完全的材料统计，三专区各县共募捐小米六百九十石，糠三十万斤。四专区各县“一把米运动”募捐小米三百石。一专区各县“一把米运动”捐米三百五十石，糠二十万斤。一般劝募，共粮食四百一十石，糠十一万四千八百八十斤。这些米和糠，在春季分别支援了五、六专区。
边区政府最终领导人民战胜了灾荒，粉碎了日伪的经济封锁，为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国共产党也在这次救灾中赢得了民心，老百姓都把根据地看成是一个“新世界”。据报道，当时“逃向太岳区20万的，逃向太行区5万的外来灾民，都找到了他们的家”。这25万人相当于全边区所有灾民的1/6。
1942—1943年河南发生大灾荒后，河南境内的三种政权都采取了相应的救灾措施，但效果却截然不同。国民党一开始漠视民命，封锁灾情，随后的救灾又完全依赖政府赈济，弊端重生，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在沦陷区，日伪政权也采取了一定的救灾措施，实施战时的“配给制”，但不能从根本上救灾，所起作用也有限。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由于有全面系统、有效得力的救灾方针和措施，把政府赈济与民众生产自救结合起来，取得了近代救荒工作的突破性飞跃。
所以，刘震云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中日本人救了河南人的命的论点便不攻自破。相反，大灾之下倒是日伪统治的地区十室九空，人民争相逃亡。于是，我们眼前就有了这样的画面：“灾荒愈发展，三个世界的对照愈清楚，从安阳到玉峡关的封锁线，虽然可以和敌人的封锁沟墙相比拟，但封锁不了饥饿发疯的灾民，沿着美丽的清漳河，褴褛的人群，夜以继日地向根据地内流着，涌着。”[182]从这不断奔涌的灾民的流向中我们应该不难想象事实的真相。
所以，河南大灾荒就如同一块神奇的试金石，检验着三种政权的执政能力与民意所向。三种政权面对这份特殊的答卷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为中国的政治走向描画出了分明的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