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佛學語境影響詩歌創作之必然性及表現

佛教發展至宋代，形成了禪宗特盛的局面，而禪宗中人為了實現本宗進一步的發展，對禪宗教義及發展現狀進行了反思，對宗門弊病有了明確而清醒的認識，如永明延壽即在其《唯心訣》中列舉了一百二十種禪門弊病，並認為造成弊病的原因是：“皆不能以法性融通，一旨和會，盡迷方便，悉溺見河，障於本心，不入中道；匍匐昇沉之路，纏綿取捨之懷。”[20]撮其大要，主要表現在“狂慧”與“癡禪”兩方面，“狂慧而徒自勞神，癡禪而但能守縛”。[21]而延壽提出的解決方式則為用“一心”統攝之，而其“一心”的具體闡釋，則本自《大乘起信論》的真如緣起說。從實質上講，即是通過融通禪教，實現禪宗的進一步發展。自永明延壽後，北宋佛教繼續延著禪教合一的方向發展，從而催生了北宋後期“文字禪”理論的出現。“文字禪”的出現是佛教禪教合一高度發展的必然產物，而禪教合一即是為了糾正“近歲學者各宗其師，務從簡便，得一句一偈，自謂了證”[22]的現象，其實質是以理性精神研究參禪之宗教體驗，這必然要求僧人對其他學說持融通、包容之態度，在熟讀經典的基礎上闡釋義理，將幽微的修行體驗以清通簡要、新穎奇特的形式描述出來。這使得禪門中人逐漸重視起語言的作用，並極力將對語言的重視合理化。這與禪宗最初“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相比，已經是大異其趣。

禪宗本身的發展需求使禪門學者對佛教神秘主義因素做了一定程度的淡化處理，並且努力彰顯佛禪學說的理性一面及其哲學色彩。對於理性精神濃厚的宋代文人而言，佛學的吸引力無疑較之以前大為增強，而此也成為了文人學佛的外在原因。宋代佛教的這種特點亦使滲透入詩歌創作的佛教思想不同於以往，亦使宋代文人的學佛不論是在方式，還是在接受思想上都不同於唐代，而是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

肯定文學創作價值的詩人，既是具有傳承文化、重建道統之自覺意識的士大夫，又是世間大眾之一分子。這種兩種身份使他們對佛教的接受，一方面不同於極端的理學家對此所持的完全排斥態度：另一方面帶有普通民眾將佛教作為精神信仰的特點。關於前者，宋代“居士”之號幾近泛濫成災，士大夫被禪林視為門人而列入禪宗燈錄者不在少數，即說明了士林對佛學的包容態度及濃厚興趣。關於後者，王安石在愛子王雱早逝後舍宅第為佛寺，即是王安石將佛教作為精神信仰的明證；而蘇軾自認為是五祖戒和尚之轉世，《冷齋夜話》所載蘇軾用僧服襯於朝衣下之事，皆反映了蘇軾將佛教作為自己精神信仰的事實；黃庭堅元豐七年作《發願文》，為自己明確作出了“不復淫欲”、“不復飲酒”、“不復食肉”的行為規範，這顯示了他作為世俗大眾一員對待佛教的態度。這種對待佛教、佛學的包容態度及濃厚興趣，成為此一時期的文人研習佛學的內在促動力，而此促動力亦使士大夫對於佛學的研讀達到了一定的高度。在這種研讀過程中，佛教理論對他們立身處世之標準、看待外界之方式、思考問題之角度等皆產生了重大影響。而詩歌在宋代文人眼中不僅僅是抒情表意的工具，亦是具有極強道德功能的文體，其功能“包括體悟形而上學的‘明道’與表現人格精神的‘見性’”。[23]這種特點無形之中增強了詩歌的功能，由此亦使佛教對文人之影響不可避免地形諸其詩歌創作中。

佛教對此一時期詩歌創作的影響是多方位的，是極為複雜的，但大致而言可以分為顯性和隱性兩個方面。關於顯性影響，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是在詩歌書寫中或為不自覺，或為有意識地流露出佛學理論對其思想及看待外部世界的啓發及影響等；其二是借用佛學術語及佛教名詞、融攝佛學典故，起到增強詩歌抒情表意效果的作用；其三是將自己對於某類佛學思想的理解以詩歌形式言說之。至於隱性的影響則主要體現在佛教觀照方式對詩歌創作思維的滲透，而其中最為顯著、最為重要者，當屬佛教靜定觀照方式對詩歌創作思維的滲透與啓發。誠然，佛教對於詩歌創作的顯性影響和隱性影響在唐代就已經存在，但是與唐代士大夫對待佛教與普通民眾差異不大有頗多不同，處於文化整合時期的北宋中後期士大夫，有著強烈的研習、接受佛教理論使之融合到儒學復興中的自覺意識。換言之，此一時期的士大夫研習佛學是側重於將佛學與儒學實現內在的、深層次的融通，最終實現豐富發展儒學的目的。而不是單純研習佛學，單純地接受某類佛學哲理。因而，該時期詩歌中所借用的佛教術語、佛教名詞、佛教概念，不論是在數量還是在專業程度上皆遠超唐代。而宋代佛教禪教合一的發展特點，亦使士大夫所接受之佛學思想及學佛方式，皆具有自己的時代特色，這使他們受佛教思想影響而創作之詩歌，亦呈現了不同於往昔的獨特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