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西方”的意义

“他乡有夫子——欧美的《孟子》译介与诠释研究”[3]这一课题考察儒家经典《孟子》自近现代以来在欧美国家的翻译、介绍、研究情况，并将这一过程置于西人的经典诠释语境中，剖析且“解码”其诠释意图、诠释策略与方法、正读与误读缘由，讨论欧美“西学”与“海外汉学”之间的双向互动，进而思考西方“孟学”对于国内学界的独特价值与意义。

本课题的研究对象属于“西方汉学”（sinology）的范畴。“西方”之谓，并非在政治学意义上立论，而主要以文化地理为畛域，包括欧美诸国在内。西方汉学与传统国学渊源不同，文脉有异，笔者将“西方的《孟子》译介、诠释”作为研究对象，并非仅仅出于知识学的兴趣，更不是为了“挟洋自重”，而是基于笔者对学术语境的一个根本判定。亦即，自近世“大航海时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以来，中西之间文化学术的交流日益频繁，这使得《孟子》乃至中国古典哲学的当代诠释变成一项“跨文化”的事业。这一跨文化的问题意识与学术眼光，赋予哲学对话以新的可能，而《孟子》和中国古典哲学的思想潜能借由哲学对话不断得以开显。具体而言，关注“西方的《孟子》译介、诠释”，其学术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首先，从宏观视角看，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受到世界瞩目，也为国际学术界所关注。海外汉学或中国学研究的研究成果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创建和谐的国际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它集中了研究与阐述中国人文学术的世界性智慧，是中国人文学术走向世界之林的不可或缺的重大资源库，是中国了解世界如何观察中国的窗口之一，也是树立中国国际形象的深层次文化基础。中国文化发展当前面临的重大任务是对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诠释，并参与正在进行的世界文化建构，在新的世界文化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为此，必须了解、分析中国文化经典在国外的传播情况及其对中国文化的看法：一方面总结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经典的独特理解，包括误读和曲解，分析其文化根由，达到对话交流，互相为用的目的；另一方面，将之作为他者，在比较和参照中来反观和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经典的特点。在国家注重发展文化“软实力”、推行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大背景下，“他乡有夫子——欧美的《孟子》译介与诠释研究”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可以为“把中国介绍给世界”的目标提供思想与实践借鉴，显然有其现实意义。

其次，关于《孟子》在欧美的译介、研究，国内学界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国内学界对《孟子》西传问题的关注近年虽陆续增加，但远谈不上全面和深入。据笔者掌握的资料，除了2014年杨颖育出版的《英语世界的〈孟子〉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之外，国内学者主要在西方学者译介《孟子》的个别问题上有零星关注。其中得到最多关注的是理雅各的《孟子》英译本，如楚至大《难能可贵与美中不足——评理雅各两段〈孟子〉的译文》（1995）、余敏《从理雅各英译〈孟子〉看散文风格的传译》（2001）、洪涛《〈孟子〉英译所涉及的字义问题和文化问题》（2002）、陈琳琳《理雅各英译〈孟子〉研究》（2006）、张静《理雅各〈孟子〉翻译研究》（2008）、吴志刚《准确理解原作是典籍英译的关键——理雅各英译〈孟子〉指瑕》（2009）、杨颖育《百年〈孟子〉英译研究综述》（2010）、《儒家典籍英译及阐释的转换与失落——以英语世界〈孟子〉为例》（2011）、唐文璐《被操控的主体：以理雅各译介〈孟子〉为例》（2012）等论文从译介准确性角度做出过评论。评骘译作的信息等值性当然是一项必需的基础性工作，但是，因为部分论者往往缺乏哲学和思想史素养，所论拘囿于字句饾饤之对检，遂使整个研究显得支离琐屑，不成局面。

另外，关于语义学家瑞恰慈1932年出版的《孟子论心：复式定义的试验》，有胡燕春《瑞恰慈视域中的孟子》（2008）、张蓓《情感语言与〈孟子〉——论〈孟子论心〉》（2012）两篇短文做过绍述。围绕20世纪90年代安乐哲和华霭仁关于孟子人性理论的争辩，杨泽波《性的困惑：以西方哲学研究儒学所遇困难的一个例证——〈孟子心性之学〉读后》，（2007），蔡世昌《比较哲学视域中的孟子“人性”概念——以安乐哲与华霭仁的争论为中心》，（2008）曾撰文评析。后面二文在专题性上有所开拓，但仍不够深入，尤其未能在“知其所以然”方面做出深刻揭示。

从整体上综述《孟子》西传历程的论文，虽然20年前即有王其俊《孟子在国外的影响》（1993）发表，但此文将“孔孟”合于一处来谈，模式老套，谈西方之孟子研究更是没有提供多少新鲜信息。直到2009年，方有国内学者重新注目于这一问题。姜新《走向欧洲的孟子——译介〈孟子〉的西文图书述略》（2009）、刘单平《〈孟子〉西译史述评》（2010）二文值得一提，不过，论文作者常常依赖二手资料，或《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等材料，其深度和广度远未达到系统专题研究的层次。国内学者大多依据译回中文的资料，受到译文准确性和时效性的巨大制约（每有一个新的《孟子》西译本问世，在西方往往都会有或多或少的书评、讨论跟进，而国内学界对这些书评资料并没有多少关注），往往落入自说自话的境地，无法及时、有效地把握西方研究之真意并与之展开即时对话。

最后，从微观层面来看，正如孟子的理论学说主要借由对话和辩论而展开的一样，学术的发展和进步也迫切需要细致的对话和交流。对国外孟学资料的介绍和研究有助于引进不同的理论见解：其一，海外孟学本身即是一种“比较哲学”研究，了解其具体“比较视域”，可以丰富我们对孟子其人其书的认识；其二，本课题将特别关注1990年以来欧美孟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实际上这一部分成果也是最多的），由于其自身研究视野及理论方法的当下性，本课题研究自然会引进很多理论和方法的“生料”，一方面可以改变以往对于西方汉学某些滞后的认识，另一方面通过这一视角也可丰富我们对整个西学的认识；其三，跟国内孟学相比，欧美孟学（尤其是分析哲学家如葛瑞汉、倪德卫等学者的孟学资料）十分重视文本细读，尤其关注孟子本人的思维/论辩方法，而生于斯长于斯的我们反而有时习焉不察，所以，本课题有点类似于“揽镜自鉴”，而且，这“镜”还不止一面，希望能借此引起我们更多的理论反思和方法自觉。总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本课题所服务的正是一种“知彼”而又“知己”的目标。

需要指出，从事本课题研究最大的困难在于，西方文献涉及的语种众多，笔者将英语世界的《孟子》译介与诠释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对于拉丁、德、法、意等语种文献，一方面借助词典阅读或求助于同事、学友中的专家；另一方面充分利用英语世界对这些非英语文献的译介、研究与评论材料，以求全面、立体地呈现欧美的孟学历史与现状。

[1] 西方也偶有将墨子译为Micius，将列子译为Licius的例子，但这些译名并不通行。

[2] 《孟子》在日、韩等亚洲近邻国家的接受情况，黄俊杰等先生已有著作论及，如《东亚儒者的〈四书〉诠释》等论著。而西方学者对“《孟子》在西方”这一话题倒有些许关注，为笔者所见的有：Donald F.Lach（劳端纳），Edwin J.Van Kley：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Volume III：A Century of Advance（Book 4 East Asia，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此书在介绍欧洲人初识中国人的“智识生活”（intellectual life）时，（转下页注）

[3] 本书标题中的“他乡有夫子”一语，最早是由华东师范大学朱政惠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提出的：《他乡有夫子：史华慈生平和学术谱略》（《世界汉学》2003年第2期）。后来张西平教授在他编写的有关汉学研究的书中借用了这一说法：《他乡有夫子——汉学研究导论》（上下，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版）。特此说明。